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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材为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课程环境：大大加强了数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使数学成为儿童的经验、常识的提炼与升华；它采取“问题情境――数学模型――解释与应用”的叙述方式，使枯燥乏味的数学变得既有趣又有用；它以实现儿童的发展为宗旨，为他们提供大量的观察、猜想、思考、操作、验证、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的机会，去收获自信，感受自尊。我们高兴地看到，学生喜欢学这样的数学，教师也喜欢教它。为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验老师们正在努力探索新的教学策略。先进的教育理念要转化为教学实践，不能没有相应的教学策略为中介。一种教学策略的优劣，要看它是否考虑到学生的个别差异，是否确能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教学研究的真谛，就在于寻找这样的教学策略。课堂也确实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多了动感、生气和活力，还时有孩子的真知灼见，语惊四座，让人欣喜不已。但是，问题依然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学生的个别差异该怎样得到关注？教学的个别化该如何得以加强？弱势学生群体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培养和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如何才能实现“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数学”的课程目标？这些深层的、棘手的课题，我们还没有多少破解的良策。于是在课堂观察与反思中，不断生发出以下的追问。 &是“说数学”重要，还是“做数学”重要？ 一位初中老师告诉我：他教初一时，有个一直为学不好数学而苦恼的女孩问他什么叫自然数。他没有说教，只写了一些数让这孩子从中把自然数找出来，看她全找对了，就肯定她――已经懂得自然数了。这女孩既高兴又惊异地问他：“老师，难道不用背自然数的定义吗？”老师又肯定地回答：“不用”。接着，这女孩要求老师给她补习一下分数的加减法，直到学会了才罢休。后来，这女孩判若二人，仿佛治好了心病似的，对数学的恐惧感消失了，不到一年，她的数学成绩从不及格直升到优生行列。我想，这位老师对学生最重要的价值引导，就是“会做数学”比“会说数学”更重要。 && 从数学课堂的大量观察中，发现一种普遍的现象：让学生说数学比做数学的机会多得多。这是否本末倒置？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不是我们的数学教学过于迷恋集体作业的方式了？呈现一个问题情境后，经常看到的是老师很快就请学生起来应答，这几个学生把问题解决了，似乎就相信全班学生都会了。这就是所谓集体作业的教学方式。老师们之所以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也许是它既能活跃课堂又便于控制教学节奏和进程。可是，苏霍姆林基斯曾经指出：这种方式容易造成“表面的积极性”和“一切顺利”的假象。在这样的方式下，那些中等学生和思维迟钝的学生是否也有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体验，我们仍不得而知，我们有理由为他们感到不安。为此，苏霍姆林斯基的重要建议是：“要把学生的独立的、个别的作业做为学习数学的基础。”①有一节小学一年级数学课，难以忘怀。课题是：在学过二位数减一位数不退位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二位数减一位数的退位减法。这位老师设计了一个人人都能做数学的情境，开始了师生共同探索的历程。课前，老师为每张课桌都准备了5张卡片，上面分别写着2、3、7、―和=等五个数字或运算符号。上课伊始，教师就请同桌的两位小朋友分工合作：一位用这五张卡片摆出所有可能的二位数减一位数的算式，另一位动笔记下所摆的算式，准备汇报。孩子们都动起来了，而且兴致勃勃，热烈地讨论着，紧张地摆着、写着。尔后，老师才根据学生的汇报和补充，在黑板是写下所有可能的六道算式：27―3=&&&&& 37―2=&&&&& 73―2=23―7=&&&&& 32―7=&&&&& 72―3=老师由衷地赞赏学生的探索成果，接着又提出挑战：我们班是不是每个同学都能独立地心算出这几道算式的结果？请大家把这些算式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并写出心算的结果；能够算出所有算式的，还要想想该怎样用口头语言表述你的算法步骤；遇到障碍的要找出难点，力争自己克服，或者翻阅课本寻求帮助。显然，老师在激励孩子发挥自己的学习潜能，并让有差异的孩子去意识、去发现自己的学习目标，使每个学生都有事做。几分钟过去了，老师巡堂了解全班学生独立学习的情况后，回到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醒目地写下以下两个算式：32―7=35&&&&&& 32―7=25“同一个算式，在我们同学中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两个不同的结果？它们都对？都错？还是一个对一个错呢？”老师把全班学生的目光吸引到黑板上，以一连串的追问激化他们的认知冲突，“今天的挑战是二位数减一位数，如果遇到个位数字不够减时该怎么算。”老师挑明了探索的重点之后，要求小组展开讨论：辨别上述两种计算结果的正误，对的要说出算理，错的要找出错因。课堂顿时又活跃起来。到了小组汇报时，孩子踊跃而自信。老师把学生关于32―7=25的多种算法，一一展示在黑板上；并针对32―7=35的错误，请用竖式算法计算这道题的同学说一说：竖式算法要注意哪些问题。老师对课题作了简要的小结后，就让学生用自己喜欢或擅长的算法进行当堂练习……这节课始终以“做数学”为主旋律贯通始终，老师少教学生反而多学，让人感到踏实、放心。老师不断创设有意义的问题情境或数学活动，激励学生自己去做数学，从做中学。在做数学中，人人都必须独立思考，都能够自主探究；在做数学中，人人都可能发现问题，产生合作交流的愿望。在这里，“做数学”真正成为师生互动的基础和纽带，成为课堂发展的原动力。从这里，我们还能体验到：改变“重教轻学”、“重说轻做”的倾向，采取“先学后教”、“先做后说”的教学策略是必要的、有效的。数学课本，让不让学生自己先学？有位在小学、初中数学成绩蛮好的孩子，到了高中学习困难，成绩掉了，来找我指点迷津。我发现他对数学课本十分陌生，果然数学课本他从来就没有读过。他说：“学数学就靠听课、笔记、做习题。” 他的问题所在就是没有学会独立学习，没有摆脱对老师的依赖。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会学习首先要学会阅读，“一个阅读能力不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潜在的差生。如果在小学里没有教会他迅速地阅读，他日后学习中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②我们的小学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初中也没有。在一堂初中的数学课上，老师讲授了30分钟新课后，留10分钟给学生做练习。老师看到一个学生还在看书，没做练习，就上前催他动笔。“刚才没听懂，想把书看懂了再做。”老师却撂下一句：“听都听不懂，还想看懂？那简直是奇迹。”可见，在传统观念的禁锢下，老师还有意无意地在强化着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课本是学生认识世界的窗口和工具。可是，数学老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挡住这个窗口，甚至整节课也没让学生翻过书，没有意识到必须让学生主动去接触、使用这个工具。学会学习又从何谈起？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学习都是学习者自主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学习主体与文本之间的交互作用。有意义的接受学习是自主建构，有意义的发现学习也是自主建构。前者的认识机制是同化，它引起认知结构的量变；后者的认识机制是顺应，它引起认知结构的质变。在学习过程中，既没有绝对的接受学习，也没有绝对的发现学习，总是两者相互交替、有机结合的。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主动接触外界的信息（包括课本），并用自己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去解释这些信息，从而赋予认识对象以心理意义。因此，课本必须成为学生自己赖以学会学习的读本；一个好的数学老师不是在教数学，而是激励学生自己去学数学。许多老师都有这样的疑问：课本让学生先读了，还有什么可探究的？其实，建构与探究是学习过程中相辅相成的、内外不同的两个向度，对外部世界是探究，在精神世界则是建构。探究性学习并不排斥对文本有意义的接受学习，相反，它很需要应用这种学习方式来扩充认知的背景，提高探究的起点。否则，像“四边形”名称之类的知识也要学生去猜想、发现，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毫无意义。在读书的过程中，要找出疑问进行质疑，对例题进行变式，还要解题、问题解决，寻找新的算法，思考知识与知识之间、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等等，无一不是探究性、创造性的学习，也无一不是源于课本又高于课本的建构活动。让学生先学课本，旨在把独立学习引进教学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教师必须把“教”建立在学生“学”的基础之上，不能再充当面面俱到、照本宣科的讲授者的角色。在学生先学之后，教师能不能有针对性地创设问题情景或数学活动，引导学生在质疑、操作、实验、探索中消除“假知”，获得真知，丰富体验，求得发展？关键还是教师自身的教育底蕴与专业素养。例如，小学数学（人教版第六册）“长方形与正方形的面积的计算”一课，学生先学之后，虽然知道“长方形的面积 = 长×宽”，但他们还难以理解：长方形的面积与它的长、宽为什么有这样的关系？学生由此产生问题意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心向，渴望老师指导。有位老师就处理得很好，他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如下的活动中去：由同桌两位同学合作，从课前准备的12个小正方形（每个都表示1平方厘米面积单位）中，任意取出几个，把它们拼成一个长方形后，记下它的面积、长、宽等一组数据。要求每桌至少拼出5个大小或形状不同的长方形，记下相应的每一组数据；然后集中观察这几组数据，看能否从中发现什么规律；向小组或全班汇报、交流所得到的结论。经历这样的数学“再创造”和交流活动，不但抽象的长方形的面积公式，已经具体地根植在儿童的经验之中，无须死记硬背，而且儿童对发现真理的归纳方法也多了几分体验。又如，小学五年级“长方体的初步认识”一课，不能满足于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直观、肤浅的把握，有必要引导学生探究一个长方体的面、棱、顶点的个数之间的内在联系，思考从长方体面的个数与形状特征出发，如何算出长方体的棱（或顶点）的个数。寻找这个算法，既有挑战，又有意义，更是学生经过努力或小组合作能够解决的。只有在探索事物内部规律性的活动中，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只有抽象思维能力发展了，学生才能探究更复杂的规律性，解决更复杂的实际问题。数学的读写能力作为数学的一种基本能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要求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没有这种素养，便不可能自由地分享公共媒体与网络世界的丰富资源，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交流。让每个学生先对课本进行独立阅读、思考、作业，进而对课本进行质疑、重组、超越，必须成为数学教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这么做了，不但能满足学生想成为探索者、研究者、发现者的强烈需要，而且正如一个学生说的“自从看懂了数学书，才发现自己并不差，所以又重新鼓起了学习的希望”那样，学生发现自己的学习潜能，找回自信与自尊，开启学习的内驱力，也有了更多机会和可能。不同的学生怎样才能学习不同的数学？&& 学生的差异是显著的。一位农村初中教师曾做过一次尝试：为了检验一个学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实验成果，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潜力，他布置初一寒假作业，就是要求学生在家超前自学初中代数第二册的第一章――二元一次方程组（包括完成课本中的习题）。短短3周假期结束了，结果令他喜出望外：所教两个班有百余人，90%左右的学生都完成了；有50%左右的学生超额完成，自学了两章；有10%左右的学生已经学完了整本书；也有10%左右的学生自学还很困难，没有完成任务。这个结果表明：学生中蕴藏着极大的学习潜能，也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可想而知，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要与期待也不会一样，甚至很不相同。在一所农村中学初二的数学课堂上，我遇到十几位落伍得无可救药的，因而教师干脆对他们放弃不管的学生。他们呆坐在教室的最后两排，显得一脸无奈和冷漠。我问其中一位学生：“听得懂吗？”“书能看懂吗？”他都摇头。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对于他们的困境，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教育是成全每一个完整的人生的，可他们却只能在课堂上虚度时光，浪费生命。这一次经历，使我对数学课堂更关注学生中弱势群体的学习状态。我注意到，即使在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堂里，学生参与学习的程度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一部分学生争先恐后地应答，表现得很出众，很活跃，但更多的孩子或缺乏勇气，或不善言辞，抑或没有机会，而沦为听众或观众。一次，我悄悄地鼓励就坐在身旁的一个小女孩举手争取发言，没想到邻座的男孩抢先说道：“她说她一举手，心脏就跳得厉害。”后来，这女孩终于举起了手，可惜没被老师瞧到。我突然悟到，这女孩此刻最需要的也许不是知识，而是一次战胜胆怯、超越自己的机会。让不同的学生学习不同的数学，首先，要为每一个学生创造平等的参与学习的机会。我们之所以认为“先学后教”“先做后说”很重要，也是因为这些教学策略的实施，更可能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和有效的学习机会。其次，要创造人人都有自尊，都有安全感的课堂教学氛围。重要的是教师必须学会宽容和善待“差生”。为师者要懂得，就在这些数学的“差生”中，很难保证不会产生出未来的牛顿、爱因斯坦、普希金、吴晗、钱钟书……在有安全感的课堂里，所有的学生才能敞开心扉，发挥潜能，显露个性和才华。一位年轻的实验教师来信，高兴地告诉我：他任教的班，数学成绩仍然遥遥领先；在期末问卷调查中，有75%的学生认为数学学习是快乐的，其中还有一个数学才考30多分的学生。我也特别为这位学生感到高兴和庆幸，因为保护了一颗健康、好学、进取的心灵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深感忧虑的，是基础教育学业失败现象的严峻性。美国教育家布鲁姆早就尖锐地揭露过，造成学业失败现象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以成绩的正态曲线为工具，对学生反复进行分等的教学制度本身。在这种分等的制度下，总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因年复一年屡遭学业的挫折、失败，而厌学、逃学或辍学；他们不但心灵被扭曲，还会被逼到社会化的边缘，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③&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学校的考试如果赋有改善教学过程，实现教学目标以外的其他价值，也会成为教育的灾难。某地为了改变教育的落后面貌，曾出台“末位下岗”的奇招：期末统考凡合格率不达标的教师一律被亮黄牌，被亮过两次黄牌的教师就得下岗。结果弄得人心惶惶，舞弊成风，适得其反。其实，因单纯追求合格率而衍生出了弄虚作假现象，在前苏联早有前车之鉴，它曾是前苏联1984年规模巨大的教育改革，要克服而没有克服的问题之一。④ 要实现“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数学”这一“数学为大众”的目标，必须同步进行考试改革，取消国家选拔和水平考试以外的一切统考及其评比，把考试权还给学校；要加强平时教学过程中，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学习方式、策略、水平的个性化的考察与评价；对知识、技能、能力的考试，可以设目标水平不同的几种试卷，供学生自主选择，变考试成为学生的自我挑战、主动竞取的机会。“教学和教育的技巧和艺术就在于，要使每一个儿童的力量和可能性发挥出来，使他享受到脑力劳动中的成功的乐趣。这就是说，在学习中，无论就脑力劳动的内容（作业的性质），还是就所需的时间来说，都应当采取个别对待的态度。”⑤ 苏霍姆林斯基在数学课堂上观察到，有如下五种不同的学生：第一种是无需任何帮助就能很容易地解答任何应用题，教师刚刚读完条件就举手要求回答的学生。教师还要挑选一些“超纲”的习题，给这些学生的智慧以力所能及的、但并不轻松的、要求紧张地动脑的工作；有时候，需要给学生布置这样的习题，使他不能独立地解答出来，但是教师给予的帮助是以稍加指点和提示为限。第二种能很好地完成作业，他们是靠付出劳动和用功学习而取胜的学生。第三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中等难度的习题，但是对复杂的习题有时解不出来。第四种学生对应用题的理解很慢，解答也很慢。他们在一节课上所能完成的作业，要比第二种、第三种学生所做的少一半到三分之二，但是教师无论如何不要催促他们。第五种学生完全没有能力应付中等难度的习题。教师要为他们专门另选一些题目，始终只能指望他们在一节课上有所进步，哪怕一点点进步也好。“如果教师善于把学生引进一种力所能及的、向他们预示着并且使他们得到成功的脑力劳动中去，就连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也能多么勤奋地、专心致志地学习啊！这些学生在紧张的劳动中显示他们那积极活动的精神，他们变得跟以前完全两样了，因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完成作业上。”⑥ 凡是给人以成功的乐趣的脑力劳动，总会收到发展学生能力的结果的；每一个学生都在尽量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目的，不同的学生才能真正学到不同的数学。看我们实验数学的课堂教学，正在认真实践“算法多样化”的教学思想，把算法最优化与思维的个性化结合起来。但是，对不同的学生所需不同的学习时间，还很缺乏个别对待的共识和态度。教师预设的教案仍像幽灵一样操纵着教学同步划一的进程，尤其是肩负着一个地区、一所学校荣辱的观摩课，更容易异化为教案剧的表演；在平时课堂练习的时候，少见教师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习题，更多的是教师对每一道习题一般化的评点、反馈，把学生独立练习时间搞得支离破碎，最缺少的是教师沉下去对需要帮助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个别指导。有位实验教师很有创意地把学习者分为四种角色，即追赶者、跟随者、奔跑者和飞翔者，请学生自己给自己定位。开始全班都是追赶者或跟随者，一年后就诞生20位的奔跑者和飞翔者了。在民主、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学生所焕发的潜能和展现的差异，令人吃惊。无论潜能还是差异，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它们都是急待开发利用的教育资源；越是班模大、人数多的班级，越需要小组合作学习。请飞翔者或奔跑者担任小组的领头雁与援助者；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归属感，不再无助；小组学习既拓展了课堂教学的时空，又加强了教学的个别化；因小组的精诚合作，课堂才不会再有被冷落或遗忘的角落。“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心与相互信任相结合。学生就不会把教师单纯地看成严厉的监督者，也不会把评分当成一种棍棒。他可以坦率地对教师说：某某地方我没有做好，某某地方我不会做。他的良心是纯洁的，他不可能去抄袭别人的作业或者考试时搞夹带。他想树立起自己的尊严。”⑦待到不同的学生真正能够学习不同的数学的时候，也许才能说：数学学习的主动权才真正属于学生。到那时候，也许不会再有令人揪心的学业失败现象，把教师弄得心情焦躁、精疲力竭；而是更多的成就感，更深切地体验到自己在跟学生一起进步，一起发展。注：①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第300页②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第304页③布鲁姆：《掌握学习论文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 第66―67页&&&&&&&&&&&&& &④吴文侃主编：《当代国外教学论流派》&&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年版& 第118―119页& ⑤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第2页⑥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第5页⑦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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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教育作为互联网+教育的信息化典型，近年来的发展令人瞩目。一些市场化的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看准这块蛋糕，纷纷引进“直播+点播”的在线互动课堂模式。那么，在国家加大力度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学校能否也吃到在线教育这块“蛋糕”？新的教育信息化利器该如何使用？记者经过采访了解到，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开始探索和尝试。
　　名师直播课堂让家长放心，让孩子专心
　　为丰富和充实学生假期学习生活，今年寒假，北京市密云区教委组织近百名优秀教师组成专家团队，通过“直播课堂”开设优质课44节，共涉及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历史五个学科。“直播课堂”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信息化的创新举措之一。
　　今年1月28日是寒假“直播课堂”开课的第一天。上午9点，密云区学校的学生张一鸣打开电脑，开始收看直播课。讲课的不一定是他平时认识的老师，而是来自密云区各个学校的优秀教师。张一鸣家住在京北山区，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又不能像城里学生一样去上课外辅导班，担心学习差距拉得太大，名师直播课堂的学习方式让张一鸣不再苦恼。看着孩子在家里认真学习的样子，张一鸣的家长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密云区寒假期间首次利用在线教育直播平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取得了较好的反馈。
　　当前，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均衡依然存在，如何让更多地区的学生享受到优质师资的教育和指导，在线教育通过互联网直播工具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密云区在全区学校范围内选拔各科优秀教师，在固定时间通过教育直播平台授课，全区学生在这个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收看课程，还可以通过“音视频+文字”的方式与老师进行实时互动、答疑解问，课后的调查反馈也让老师及时详细了解学生对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对下学期教学计划进行有益的修正。第一堂直播课的课后调查显示，93.46%的学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直播课。寒假期间，近2万名学生实现在家免费学习交流。
　　不少家长表示，相对于市面上眼花缭乱、良莠不齐的培训机构，由区域内经过选拔而产生的优秀教师进行授课，对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是很好的保障。
　　雾霾天气应急响应保障教学进度
　　2015年冬天，雾霾红色预警，北京市中小学校停课。在大多数学校仍然采用自习、留作业等传统学习方式时，北京四中、交大附中、北京西师附小等多所中小学借助北京四中网校的平台，尝到了网络直播课程的甜头。
　　学校老师以视频、音频及文本的形式与学生进行在线互动，并通过教学平台发布课程问题、学案、课件等相关材料，指导学生在家进行自主学习。让学生在家就能听讲，并且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进行实时的课堂互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停课不停学。为这次直播提供技术服务的北京展视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告诉记者，北京四中网校不仅让本校学生在家就可以上课，而且还让交大附中、北京西师附小、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前门分校及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分校等多所中小学借助展视互动的直播平台为学生提供网络教学直播课程。
　　记者注意到，除雾霾外，台风、冰雹、暴雪、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下，学校都可能启动应急响应，学生无法到校上课。为了保障正常的教学进度，应急响应授课系统成为关键。相比于点播、录播等在线课程，网络直播教学可以保证学生在同一时间进行学习，有利于老师掌控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
　　教师在线研修提升教研水平
　　在线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和提升，很多地区在教师的教研上也创新性地引入了直播研讨会的模式。线下教研面临各种困难，学校布局分散，教师水平不一，开展区级教研交流活动、校际之间的教学交流比较困难。而在线研修则完全突破了空间、地域限制，教研活动安排更灵活、实时交流踊跃、效果反馈积极，直播积累的课件和教师上传的教学分享课件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教研交流生态圈，促进了教研活动各参与主体的深度交流。
　　今年2月底，天津和平区全体中小学教研员参加了由区教育局信息中心和进修学校信息中心及“展视互动公司”联合组织的以“教研直播平台的建设和使用”为主题的培训活动。教研员通过学习网络直播、在线交流、上传资源、网络调查等教研新方法，积极探索网络教研新流程，提升和平区教研工作水平。
　　目前，这三种模式在不同的区域都已经有了范本，其共同特点是选择运营商级稳定可靠的直播点播平台、使用音视频和文档互补的网络教学形式、注重参与者之间文字语音视频的互动、深入分析随堂调查的数据。通过这些方式，教育信息化以切实的方式和创新的思路融入到了实际的教学和教研过程中。（记者 高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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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部评论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认证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
教育学的意义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
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为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教育工作者只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才能搞好教育.历史经验证明,教育规律早在人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存在并起作用了.遵循它,教育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就成功；违背它,教育事业就受挫,就倒退,就失败.例如,伴随1956年、年、1978年三次教育“大跃进、大发展”之后的“大调整、大收缩”就是因为违背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而遭致的重大失败与损失；而1981年以后国家制定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由于它符合了教育自身的规律,因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教育学系统地剖析了教育现象的不同层次和各个侧面,揭示了教育领域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能自觉地在教育实践中按规律办事,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的教育学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发展、变化、唯物、辩证、动态的观点为指导,去分析、认识与把握教育现象及其本质属性.因此,学习教育学可以使我们逐步树立正确、科学的教育观,提高我们投身教育实践的自觉性、积极性与预见性,也能使我们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教育实际中坚持正确的方向,掌握正确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二、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质量
有人说：“不学教育学,照样能上课.”当然,现实中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否学习教育学,掌握教学规律,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影响很大.因为,上课有好坏优劣之分.一个卓越而成功的教师正是借助教育学的理论睿智,敏锐地观察课堂上学生心理活动的脉搏,恰当地利用科学的教育环境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去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望,从而把教学过程组织得生动活泼,水乳交融,富有成效.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有教的规律,“学”有学的规律,各门学科自身又有各自的特点与规律,要形成高水平的教学“双边活动”,需要对许多因素进行综合、协调,使其发挥整体效应.有的教师上课,不能使学生心领神会,学生愁眉苦脸,摇头叹息,既窒息了学生的求知热情,又压抑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关键就在于教学是否符合教学规律,教师是否善于科学而巧妙地将教学规律应用于教学实践,并按照教学规律,形成自己的教学艺术风格.
有位小学特级教师从来不把孩子当作一只空口袋,拼命往里灌东西.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诱导上,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已有的知识,发展记忆、想象和理解能力,接受和消化新的知识.如“祖国”这个词比较抽象,很难用一言半语讲清楚.她问学生：“哪个小朋友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一个小朋友说：“祖国就是一个国家.”又问：“到我们学校参观的客人中有日本朋友,美国朋友,日本和美国都是独立存在的国家,我们能不能称它祖国呢?”好多孩子同声回答：“不能!”另一个小朋友举手回答说：“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她立即肯定了他的回答,并且画龙点睛地指出：“对,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我们爸爸妈妈、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
又如“颗颗穗粒多饱满”这一句讲解过后,她要孩子们用“饱满”一词造句.有的同学说：“麦子长得饱满.”有的说：“豆角长得饱满.”她忽然走到教室门口,转过身来,胸脯略微挺了一挺,两眼炯炯发光.她问学生：“你们看,老师今天精神怎么样?”大家不约而同地回答说：“老师精神饱满.”她接着说：“让我看看大家的精神怎么样.”孩子们也挺起了小胸脯,坐得端端正正.“饱满”这个词,大家不仅懂得了它本身的含义,也懂得了引申的意思和用法.
三、掌握学生思想品德发展规律,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思想品德决定着今后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随着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给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矛盾和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教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不仅要重视对学生文化知识的传授,而且要重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即不仅要“教书”,而且要“育人”,并且把两者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及对不良影响的“抵御”与“免疫”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实现培养目标.
青少年时期容易受外界影响,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师只有掌握德育过程的特点与规律、原则与方法,并将其建立在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科学基础之上,才能使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行为习惯,按照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健康成长,学生才可望成为具有健全个性、奋发有为,德才兼备的新一代.
在帕夫雷什学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年级的新生格里沙,由于母亲工作忙,开学第一天来上课时,耳朵没有洗干净.在第一节课上,女教师发现格里沙的耳朵很脏,就叫他站起来给大家看,把他作为典型,教育其他学生要爱清洁讲卫生.教师这种粗心大意的做法,使格里沙的幼小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在这以后,每当上这位女教师的课时,格里沙就感到似乎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的耳朵,抬不起头来.这种反常的心理妨碍孩子集中精力听课,所以对女教师所教的算术和阅读课,格里沙都学得很差.女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措施所产生的后果却毫无觉察.她不了解格里沙的痛苦,反而把他学习不好的原因归罪于他上课思想不集中、不肯用功,并多次进行指责.这一切更加重了孩子的思想负担.结果,格里沙的算术和阅读只得了“2”分.格里沙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流着眼泪向母亲倾诉了自己全部的痛苦.母亲向学校要求调换班级.学校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同意将格里沙调到其他班级.后来,就是这个被女教师认为学习不好的格里沙,到五、六年级时,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极大的才华.
女教师在教育方法上的错误在哪里呢?就在于她对儿童的自尊心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当她把格里沙在全班面前“示众”时,她完全不了解这对孩子心灵造成的创伤和精神上带来的痛苦.以后,她对孩子的指责,更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以至严重影响了孩子正常的学习,阻碍了孩子智力的发展.当初这位女教师完全可以采取正面教育的做法：她可以找一个衣着整齐、手和脸洗得干净的学生,叫这个学生站起来给大家作榜样.而对格里沙,只要注意地看他一眼就行了.
四、建构教师合理优化的知识结构,提高教育理论水平和实际技能
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既是提高教育理论水平与技能技巧、适应教师职业需要的必要条件,又是教师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焕发创造精神的根本保证.正如一个缺乏坚实古文基础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考古学家一样,一名没有深厚教育学基础知识的教师,很难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教师的知识结构,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需系统的教育学科知识.只有三者兼备一身,合理优化,才能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目前,我国高等师范院校课程结构的弊端之一,就是只在本专业一个点上掘井.这种掘井式的知识汲取也许对学术研究是必要的,但作为一种教师的培养模式只能导致知识单一,视野狭窄,很难适应教师职业的要求.
在西方发达国家培养教师的综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中,教育学科的课时数,在各门课程课时总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例如,美国有的高校占30%以上,有的达到50%；英国甚至达60％；日本约占19％；前苏联大致占25%.这说明,教育科学特别是教育学是师范生最佳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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