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猪龙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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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对发现于红山等地的一种玉器的称呼，又名玉兽玦。被认为是龙的最早雏形。但由于外形特殊，考古界对于该玉器定义为猪还是龙争议颇多，还有人认为这是熊。其用途尚不明确，多认为是宗教礼器。大量红山玉器的造型反映出很多很多动物如蝉，鸟。鸭嘴兽，鱼，龟，及四肢动物均和玉猪龙共同出现，如此表达出玉猪龙是各种动物的最早期胚胎，包括人类，即人和动物最早期胚胎。也就是说玉猪龙是胚胎而且非某种特定动物
又名玉兽玦，红山等地发现的玉器。玉猪龙的背部均有一两个对钻的圆孔，似可作饰物系绳佩挂。据出土时成对位于死者胸前的情况看，用作佩饰的可能性极大。但高度达15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猪龙，就其重量来说已不适合 佩带。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玉猪龙不仅仅是一种饰物，而应是一种神器，一种红山先民所崇拜的代表其祖先神灵的图腾物。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雕琢精细，造型古朴雄浑，为迄今所知最早的玉龙，极其珍贵，有“华夏第一玉龙”的美称。[1-2]
一般来说，原始人的图腾大多来自于某种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动植物，而原始艺术大多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模仿。由于玉猪龙的头部明显具有猪的特征，大多数人认为玉猪龙的原型可能是猪。又因为它蜷曲的身体特别像虫，也有人认为玉猪龙的原型来源于金龟子的幼虫蛴螬。而据研究，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原型很可能是猪的早期胚胎。[3]
玉猪龙为岫岩软玉，通体呈牙白色，肥首大耳，吻部平齐，三角形切口不切透内圆，身体首尾相连，成团状卷曲，背部对钻圆孔，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整器似猪的胚胎。首尾衔接如环形的玉猪龙，较多地保留了猪的形象，属于早期的作品，很有可能是“猪乃龙象”这一古谚的最早源头。随着时间的推移，猪龙慢慢首尾分离，头上长出了鬣或角。而蜷体玉龙同样为岫岩软玉，呈墨绿色，短龙首，吻部前伸上噘，鼻端截平，双圆鼻孔，梭形目，长鬣扁薄，明显地具备猪首的特征。同时龙体卷曲呈“C”形，刚劲有力，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无疑又具备蛇的特征。有专家认为，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崇拜蛇。体现在玉器造型上，就把猪和蛇结合起来，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至此，一条原始的龙被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了，蜷体玉龙也由此被称为中华第一龙。[4]
图册部分图片参考资料。[5]
红山文化分布的地域，是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老哈河上游宜农宜牧的农牧交错地带，农耕文明的发展是伴随着牧业的发展而相辅相成的。在红山文化时期，猪的猎杀和蓄养已经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曾经发现大量的猪骨；在兴隆沟遗址发现了15个野猪头和2个鹿头，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红山文化长达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如果从兴隆文化算起，其历史延续要数千年），红山先民在屠宰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现不同阶段的猪的胚胎，它们对于这种生命的蠕动和演变还不可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他们一定是怀着惊畏之情来观察这种变化并将其神化，然而在自己的思维和艺术创作中雕凿这些神灵之物，最终以自己的非凡想象力将其升华为龙！应该强调的是，考古发掘告诉我们，玉猪龙是挂在墓主人的胸前之物，象征着主人的某种权利。这样的墓主人很可能是部落的酋长兼巫师，他们执行着沟通天地、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职能，而玉猪龙就是主人的通灵之物，死后也伴随着主人长眠于积石冢内。由此可见，玉猪龙的出现，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宗教祭祀的需要。[6]猪龙还是熊龙
“玉猪龙”又称“玉兽形?”，学术界为取名曾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猪，有人认为是龙，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才定名为玉兽形，“玉猪龙”是俗称，还有叫猪母龙的，叫龙胎的，不一而足。有人说它不像猪不像龙却像熊。理由如下。[7]　　一、红山古玉中有“丫形器”，有人认为是玉兽形?的一种变体，其模样是两耳耸立，看上去确实很像熊。猪的耳朵虽大却耷拉下垂的。而熊则形神兼备，耳朵耸立有神韵，不仅会站立而且会行走。与器形相比较，熊直立时似“丫形器”，蹲下时似玉兽形。二、红山文化地域博大，除东北地区外，还包含内蒙古。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历史上确有熊崇拜的风俗。鄂温克族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把图腾上的熊尊为祖先熊，为该教的守护神。此外，在祭礼仪式中，还有隆重的祭熊和风葬仪式。鄂伦春族也是一个熊崇拜的民族，他们称公熊为“合克”（祖父），称母熊为“恶我”（祖母），猎熊时假托别人所为，把杀死熊的刀说成没有刃口的钝刀，把熊的死说成睡觉，吃熊肉时学乌鸦叫，送葬时还需哭泣致哀，并再三祷告熊的保佑。三、在东北地区民间传说中，有许多与熊崇拜相关的故事。如一母熊将幼熊一撕为二，一爿依然是熊，另一爿则成为鄂伦春人的祖先。又如，一猎人打杀了一只熊，后来居然发现是失踪多年的妻子，以证熊就是人的化身。[8]
萨满教文化在树立自己精神力量的过程中，曾在诸多对自己有恩惠的和凶恶、强大的森林动物中选择，大家不约而同地逐渐向熊靠拢。例如牛河梁积石冢中多次出土熊的下颌骨，女神庙遗址还出土有泥塑的熊下颌，而且位于主室中心位置，可能具有动物神中主神的地位。[8]
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短立耳、圆睛的特征与熊相似，应称之为熊龙。红山萨满将熊龙玉雕系挂在衣服上，是借着熊神果敢、勇猛、神力无敌的特性，增加自己的法力。[8]
另外，此处需特别强调，考古专家们普遍认为，《狼图腾》作者“中华第一龙”是“狼龙”观点难以成立。“由于该小说的畅销、外文版的发行以及改编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可能性的存在，读者和观众群体将会更加发展壮大，其中一些没有辨别能力的国内外普通读者或观众很可能受其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那木吉拉认为，此说并非经过严格考古学、造型学和民族学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容易使人对“中华第一龙”和与之同质的红山文化“黄玉龙”在解读上出现误区，进而影响正确理解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些学术问题。为避免或消除这些不良影响的长期存续，必须加以更正。[9]
最早对姜戎“狼龙”观点提出质疑的是著名学者叶舒宪教授，他断言：“从现有的红山玉器造型看，可以说狼的形象是罕见的，至少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红山文化书籍中，几乎就没有什么著录，相反，玉雕的熊形象则较为普遍。因此，姜戎把内蒙古三星他拉（赛沁塔拉）的玉龙解说为狼首龙，缺乏确实的根据。”[10]红山玉猪龙
名称：玉猪龙辽宁省建平县牛梁河出土的玉龙猪
类别：玉器
文物原属：红山文化遗物
文物现状：辽宁省牛河梁出土，现藏于。
简介：高7.2厘米，宽5.2厘米。佩饰，材质为软玉，质地细密，硬度较高，呈白色。[11]
辽宁省建平县发掘的玉猪龙，体蜷如环、肥头大耳、圆眼有皱、口露獠牙，头尾之间的缺口未完全断开，头部有一圆形钻口，穿绳后，佩作耳坠。该猪龙通体抛光，浑厚圆滑、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是红山文化同类玉器中形体较庞大、形制最规则的一件。C形玉龙用整块墨绿色软玉雕刻而成。龙背重心处对穿一孔，体蜷曲呈“c”字形，昂首扬颈、弯背卷尾、吻部前伸、鼻端截平、梭眼上翘、头似猪首、颈鬣上卷。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玉器也采用线切割和片切割的方式，常见的线切割多表现在玦口和玉箍形器内孔上。一般简单常见的有透雕、宽槽、粗阴线、打洼等工艺，线拉工较少，纹饰一般用玛瑙或石英工具加水和解玉砂磨制而成。钻孔使用桯钻和管钻。一般有单面钻、双面对钻和倾斜对钻三种表现形式方式。由于加工工具原始，转速较慢，所以在钻孔的过程中就完成了打磨，所有孔道上都可看见不规则的螺旋痕迹，包浆自然。玉器的打磨、抛光十分讲究，多呈蜡状光泽。　[12]
红山文化后期，约距今年。是辽西地区空前绝后的玉器繁荣时期，在玉器的器型种类和数量上都有飞跃性的进展。[13]辽宁建平出土的是红山文化后期玉器制品，猪首龙身，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的土沁。龙体蜷曲，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露出獠牙，面部以阴刻线表现眼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玉猪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
红山玉猪龙普遍性特点：其一，超现实的巨眼。在所见的红山玉器群中的动物，几乎都长着一双超乎寻常的圆眼睛，其中玉猪龙和玉熊龙的眼睛更是极度夸张。其二，玉龙家族的另类。被确认红山文化玉龙的大体分为3种，数量最多的是猪龙，它长着长吻，上部带有皱褶；其次为短吻、翘鼻、双眼并列于前的熊龙，数量稍逊于猪龙。其三，器型花纹风格迥然不同。红山文化的玉器群有一个十分鲜明的风格，即以圆润富于曲线变化见长，绝少用棱角作为装饰。由于这些特点，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猪龙可能未必属于红山文化。[14]
中华第一龙
对于C形玉龙的形式和功能，学术界多有争论，有认为C形龙的形式起源于蛇身、马首，其功能是红山先民沟通天地用于祈雨的神器；也有学者认为C形龙是红山时期最大的部落图腾。但无论哪种说法至今尚缺乏明确的考古学依据。但当研究人员把馆藏两件C形龙用绳穿系悬挂后发现，C形龙的龙嘴及龙尾完全在一个水平面上！由此可知，原始先民使用C龙时并不是以馆藏陈列的竖列形态出现的。可以想见，红山先民顶礼膜拜的高高悬挂的C龙正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雨后彩虹的化身，雨神与龙文化的内涵在此微妙重叠。龙与水本来就相依相生，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因此先民们虔诚祭拜的正是给他们带来滋生草原万物的雨露的彩虹，有着久旱逢甘霖的喜悦，更代表着万物新生与龙的传人代代繁衍，那是一种神谕的力量。C形玉龙也是红山文化时期至高无上的神权的象征。[15]
韩国航空大学教授禹实夏也认为红山玉龙的形象应取自彩虹，因为“虹”字的甲骨文字形与该文物极其相似，他猜测“红山先民可能对彩虹有敬畏之情，认为眼中看到的虹只是一种怪兽的身躯，据此才打造出玉龙。”[10]
虢国墓地玉猪龙
猪龙形佩，出土于虢季墓中，长4.3、宽2.2、厚0.25厘米。青玉，浅冰青色，有黄白色斑纹。玉质细腻，润泽光洁，半透明。体呈扁长“C”字形状，两面纹饰相同。头尾相对，龙口平齐，圆眼，小耳，卷角，口下与卷角处各有一小穿孔。该器物与牛河梁遗址中出土器物特征基本接近。[12]
虢季猪龙形佩[12]
青玉猪龙，出土于虢仲墓中，高4.8、宽3.1、厚2.1厘米。圆雕。青玉，豆青色。玉质细腻，晶莹润泽光洁，半透明。整体呈C形，作回首卷尾猪龙状。双耳耸立，椭圆眼，吻部平齐，鼻间有皱纹。自头部向下贯一圆穿，颈部有一横向小穿孔。头顶部阴刻一“田”字。此器整体颇具红山风格，但遭后人二次加工而成，竖向通天孔可能为后人所加。[12]
红山玉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周朝虢国人手中，这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战争胜利后的缴获和掠夺。比如，虢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虢公长父曾征伐淮夷，战争胜利后缴获一些战利品，其中有一些红山玉器。第二种情况，可能是周王的赏赐或奖励。如武王灭商后，收获了许多宝物，分给了有战功的虢国国君，这些宝物中可能就有红山玉器。第三种情况，可能是和虢国交好的诸侯国，在虢国举办大事情的时候赠送的礼物，如同“兽叔”铜盨一样。第四种情况，可能是和邻国的交换或买卖;第五种情况，也可能是专门搜集前朝玉器进行欣赏收藏的。红山玉器等前朝玉器在虢国出现了，充分说明了虢国人对前朝玉器的喜欢和珍爱。[12]
既然虢国人对前朝玉器非常看重，那么虢国人如何保存或利用前朝玉器?根据虢国墓地出土的玉器推测，应该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原封不动保存珍藏的。如上述猪龙形佩，虢人没有在其上进行任何动作，只是作为装饰玉佩戴欣赏，因为此类玉器多质地上乘，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是上乘之作，值得收藏。这在虢国墓地出土的商代玉器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第二，对前朝玉器进行二次加工。其目的或为方便利用，或为改变其原来的用途。如鹰形佩原来只是作为单体佩件使用，象鼻穿已经可以满足，然虢国国君使用时作为组合发饰的一件，象鼻穿不足以可能不太好用，于是就在中部和尾部各钻一穿孔便于固定。第三，将前朝玉器当做玉料进行再创作。这主要用于一些残断的或者整体不是很好的玉器上，前朝玉器当做玉料再创作的情况在虢国墓地出土的玉器上表现十分突出。[16]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和北部，是北方地区著名的。其中尤以玉器的制作和使用著称。[17]
玉猪龙[11]
这件红山文化后期玉器制品，为雕琢而成，猪首龙身，通体呈色，局部有黄色的。为已知省内红山文化同类猪龙中形体最大、形制最规整的一件。猪龙整体呈鸡骨白色，属白色蛇纹叶岩，据专家分析考证，其原料来源于岫岩，属的一种。该猪龙头部甚大，短吻肥耳，圆睛，口部有獠牙的表现，头尾之间缺口未完全断开。通体浑厚圆滑，刻划线条极为匀称流畅。面部磨出有平凹变化的瓦沟纹，与刻划纹相互配合，而身体则简洁明快，不施任何纹饰。此雕工技法突出耳、目、吻、鼻孔等各部位，起到了突出主题的效果，可以看出5000年前红山先民精湛的雕工技艺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17]
龙体卷曲如C形，首尾相连，器体厚重，造型粗犷。猪首形象刻划逼真，肥首大耳，大眼阔嘴，吻部前突，口微张，獠牙外露，面部以阴刻表现眼圈、皱纹。中央的环孔光滑，背部有一可穿绳系挂的小孔。出土时位于死者胸部。这类玉器不应仅仅视为佩饰，而应是代表某种等级和权力的祭祀。玉猪龙在红山文化中多有发现，它的头像猪首，整器似猪的胚胎。猪在红山文化时期与远古先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它既代表财富，又显示勇猛。上古猪的形象不像现在一样是愚蠢、懒惰的象征，我们的祖先更喜欢野猪强悍的体形，敢与虎豹相搏的精神。猪首被安在龙的身上，说明猪的形象逐渐抽象和神化。[4]
红山文化中往往有成批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一般个体都较小，且有对穿孔，被认为是佩饰(或祭祀用具)，其中各种动物类的玉饰雕琢尤为精细，如、鱼形石坠、、、玉猪龙等。这件玉猪龙肥首大耳，圆睛怒睁，眼周有皱纹，吻部前突，也有多道皱纹，口微张，獠牙外露，背部卷曲如环，是猪首龙身相集合的形态。
人类最早接触的猪，只能是凶猛的野猪，在人类早期与野猪的搏斗中，人类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胜利者，野猪的獠牙和健壮的体魄必定成为人类羡慕的对象，这种由羡慕而成的崇拜，使野猪成为人类的崇拜物，成为某个氏族的图腾。这样就会产生以猪为原始形态的艺术品，猪的雕塑品就出现了。在红山文化分布的区域，发现了一些大型的石雕猪，就是最好的证明。 随着人类对猪的认识不断加深，必然会出现豢养猪驾驭猪的能手，而当猪以玉猪龙的形象出现在红山文化玉器上时，人类逐渐把它升华成龙。所以《》中说的豢龙职业，应该是早期的豢猪能手。　人类用猪创造出“家”这样一个“屋顶下有豕”的文字，说明我们原始先民的生活与猪实在是太紧密了，当红山文化已经出现宗教祭祀和神灵崇拜时，猪就自然而然会成为原始先民的通灵之物和权力的象征，这样猪的形象就会逐渐演变成龙的形象。可以这样说，龙形象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发达的标志，也是宗教生活的需要，当中国古代文明开始向蒙昧时代告别时，龙的形象就出现了。玉龙，它是文化的象征，也是原始社会礼制、等级和权力逐渐强化的产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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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阅读课引发的对文科方法论教育的思考
刚刚结束了4周的研究生专业课程，松了一口气。这门《当代社会思潮》是由4位老师联合上的，面对的是4位2012级的研究生，全部与“4”有关。我讲的部分是文化理论，内容包括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对我来说，讲这门课，传递信息是次要的，大家都有眼睛；阅读文本本身则是关键的，它需要有人引导，就像做饭需要有父母指导，干活需要接受领导批评一样。阅读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技能。所以，这短短的4周时间我要做的就是带领4位同学进行文本精读和细读，比如我会选择一些段落，然后让大家读一遍，再问其中一位同学：为什么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前一句和后一句是否有逻辑关联？
举个例子，最后一周我们进行了一个对经典案例分析的分析，讲的是1970年代工党和保守党主席的一次电视辩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斯图亚特·霍尔通过这个案例要得出自己的观点，即意识形态传播不是简单地单向度传播，而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输出的不是一种单一的意义，而是一个意义的范围供受众选择，但是这个界限是不容易被突破的，它有相应的预设和缓冲地带。因此，电视辩论的冲突掩盖掉了两党实质立场上的共识，而共识的背后是对代议制和议会制度的维护。这里霍尔运用的工具主要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
但是，我们知道霍尔的这个观点有什么意义呢？教科书上有啊，而且那已经是1970年代的材料了，不一定适合于今天的情况。关键是这个观点是如何通过霍尔笔下的电视辩论得来的，这才是我们要了解的。因此，我们进行了步步为营的细读，然后大家在痛苦的2个小时中豁然开朗。这2个小时还读了不到10页纸，但是大家已经相当疲劳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追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在里头出现选票的计算问题，我们都在思索，因为这涉及到辩论主持人的政治立场问题。
这里我的阅读方法是：假定作者是一位理性人，他的行文是符合逻辑的、连贯的但是不一定说清楚的，于是我们需要通过设问的方式，创造问题意识来关联它们，等待还原之后再做批判。所以，我们几乎谈论的每一个话题都是可证实或者可证伪的，不会出现泛泛而谈的空洞局面。我们不去奢谈哲学大道理。
这个学期我在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上跟同学交流说，我们这门课前半部分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都讨厌哲学，可惜都得了“哲学病”：不会举例子，不会讲故事，不会拿出证据，理论无法用来指导实践……所以我要求大家要将原理具体化，举例子来证实或者证伪，或者让大家从案例中抽象出一些原理出来。这个双向过程大家是很不习惯的，但是至少让很多同学发现自己平时说话是存在逻辑漏洞的，或者并不理解课本的内容，以此促进大家“认识你自己”。
回到研究生课程上来。在对话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新的体会，比如之前我一直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很模糊，这次阅读课让我有了一些直观的感受，甚至通过这个概念我对西方的政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有同学也说，4周下来，感觉好像快要入门了，一下子就断了，好可惜。确实，阅读训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有同学发出感慨道，如果没有导读的话，那篇文章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虽然上面的那些文字都是很通俗的。
自从《形势与政策》课我给学生写了一篇《〈形势与政策〉论文写作的方法和建议》后，我的领导、同事和学生对此给予了肯定，这激发了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是否过于强调结论？于是学文科的同学被认为只会背诵而少了很多技能，缺少理性和创造性，课程容易应付。我们还面临着这样的一种窘境：把文科的知识跟神秘的东西等同起来，把理科的知识跟科学的东西等同起来，割裂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同一性。
在我看来，这都是注重结论而忽视过程的教育哲学所带来的后果。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文科的方法论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加强学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学习和实践，而不要把方法论当成一种理论来介绍。我相信，汕大的《整合思维》课和我们领导的《逻辑学》课都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光靠个别课程似乎还不够，方法论的教育还要深入到更多的课程中，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让我们学会生活在探索过程中，而不是生活在一大堆没有实际运用价值的结论中。
感谢我在人大哲学系的几位老师：我的硕士生导
师韩老师、政治哲学专家周老师、古希腊哲学专家聂老师和西方美学专家牛老师，他们的精读课和方法课让我受益匪浅，激发了我对文本的问题意识，让我明白学术是一种类似于手工活之类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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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多猪四郎（日－日），是当时著名的电影导演之一，代表作为1954年出品的《》和1971年上映的《归来的奥特曼》。外文名Ishirō Honda出生地日本山形县东田川郡朝日村逝世日期（81岁）职&&&&业电影导演代表作品《哥斯拉》《地球防卫军》
1933年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学部毕业，加入了PCL(为前身)，在那里的前辈山本嘉次郎和告诉他，可以向大导演学习。又认识了朋友谷口千吉。二战的时候，他被征去步兵团，参与中日战争(226事件被招去那里)，战后，本多闻知全家人的死讯，悲痛万分，1946年在开车时目睹在被原子弹侵袭后的惨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大导演黑泽明是他的支柱。 在他执导的生涯里，本多导演总是笑脸迎人，2004年电影《哥斯拉 最终战役》上映时，饰演波川玲子的女演员水野久美回忆道：“总是微笑、是非常温柔的人。 对女演员来说是像佛样一样的。”[2]
本多猪四郎拍摄了很多、一类的。
本多是的密友，还为后者的《野良犬》、《影子武士》、《乱》、《梦》做过。
拍摄哥斯拉时，他说了一句名言：“生来太高、太壮、太重，那就是它们的悲剧。”[3]1951年在他40岁时终于在公司占一席之地，成为导演。同年完成处女作《青珍珠》，1953年他导演战争片《太平洋之鹫》，和特技导演[[圆谷英二]]加入许多特殊效果。
1954年导演怪兽电影《哥斯拉》，一举成名为世界大导演，而且在往后许多的怪兽特摄电影担任导演，1957年《地球防卫军》分销给美国米高梅公司，1959年《宇宙大战争》和1961年的《摩斯拉》也分销于哥伦比亚公司，1962年《金刚对哥斯拉》和1967年《金刚的逆袭》分销于环球影业公司，1965年《怪兽大战争》分销派拉蒙电影公司，创造多部电影外销美国各大公司行业的大奇迹。
1970年代的电影作品减少，转战电视影剧，1975年他执导最后作品《机械哥吉拉的逆袭》，之后就不再出任何电影，结束他24年来的电影导演生涯，成为的副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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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理想主义的猪－－再谈创业管理基本法则
不做理想主义的猪－－再谈创业管理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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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头理想主义的猪
　　一头理想主义的猪和一头结果导向的猪，分别创业组建了房地产公司。理想主义的猪一向追求完美。他想，企业做大，首先必须有一套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有了这些先进的管理模式，只要能够有效管理和合理评估每只理想主义的猪的工作，在一个完善的管理团队中，所有这些理想主义的猪各司其职，就可以推动企业方阵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
　　结果导向的猪做事一向实际。他想，企业最终必须靠业绩说话，而良好的业绩首先必须有良好的销售。于是他通过分析客户需求建造并且销售房子，又通过销售结果分析客户需求的变化。他也设立了一套很好的激励制度，重奖当月为销售作出重大贡献的结果导向的猪。
　　一年过去了，双方比较创业的结果，理想主义的猪不如结果导向的猪的一半。理想主义的猪大惑不解。花了这么多钱设立的管理体系怎么会不管用？“为什么完美制度竟然不如粗放的管理？”也许寓言中的问题也正在困惑着我们许多做企业的老总、经理们，尤其是处于创业时期的人们。　　
　　赚钱才是硬道理
　　理想主义的猪的根本错误在于忽略了创业阶段赚钱才是硬道理的准则。创业时期是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希冀通过规范、完美的过程设计来达致赚钱的结果是不切实际的。在要么生存要么被淘汰的暴风骤雨中，只有市场导向、客户导向下的灵活应变并掘得能让创业者喘口气的第一桶金才是真的，其它的都是美丽的谎言。乌托邦的窗户纸不敢去捅破，就只能象理想主义的猪一样，迷失在所谓的制度制胜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试问，创业者能不能承担得起繁杂制度下牺牲的机会成本？创业者能不能承担得起过分强调流程下的沟通成本？创业者能不能承担得起维护制度运营的管理成本？实践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也许理想主义的猪会低不下它高傲的头，但它始终会承认：现实总是现实；赚钱了，才是有效的。　　
　　谁掌握现金流，谁就是赢家
　　结果导向的猪的大获全胜的关键看似是销售业绩，但事实上应该是业绩背后所带来的现金流。创业所追求的，不是规模，也不是利润，而是现金流。规模再大，没有利润，就无法保证运营的良性发展；有了利润，不考虑持续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而是拼红了眼又投进去，结果一旦遭遇挫折，或者资金回笼得慢，就极有可能全部蹦盘。现金流就好象充分的未被透支的生命体营养一样，能够补充缺口，让创业企业掌握市场的主动权，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现金流决定了创业者能不能按时支付得起每月固定的费用开支，能不能有支持公司业务正常运营的成本投入，能不能有新的利润用于扩大规模，能不能避免负债经营所产生的副作用，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生存就是资金成了过路财神，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生存就是亏了盈，盈了亏，盈了又亏。只有当赢利成为稳定的现金流，只有当你确定一种能真正持续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商业模式之后，创业才算结束，才进入到发展阶段。　　
　　功利的，才是真实的
　　柏拉图说过，在人的心中，有两匹马，一匹是情感的野马，一匹是理智之马。对于创业者来说，心中也有两匹马，那就是功利与理想之马。《基业长青》告诉我们，只有高远的追求才能导致企业的持续发展，于是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国的梦想，期望通过创业造就一个完美的企业哲学。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功利的，才是真实的。粗放的管理，却因为抓住了赚钱、现金流和生存的主题而有效；完美的管理，却因为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而流产。理想主义的猪与结果导向的猪的故事事实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创业者才能真正成功，而什么样的创业者最终只能是堂吉柯德般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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