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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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更张（：????），又称甲午改革（????），是指公元1894年（按为）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广义上也包括1894年7月到1896年2月期间控制下的进行的所有措施（1895年间的改革又称“乙未改革”）。其主导势力是以为首的亲日开化派。甲午更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是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朝鲜初具近代国家的形式，推动了朝鲜社会的进步。但由于甲午更张是在的影响和干涉下进行的，因而许多措施有利于强化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整个改革也得不到朝鲜百姓的支持。最终发生事件，政权倒台，甲午更张以失败收场。外文名????性&&&&质1894年进行的改革
自1876年同签订《》、被迫打开后，在内外部刺激下形成了。开化党要求学习日本进行，使朝鲜实现富国强兵的效果。从此以后，朝鲜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一条改革之路。1884年12月，等开化党人发动，企图藉此使朝鲜走上道路。这次政变由于的介入而失败。守旧的集团把持朝鲜政权，朝鲜开始进入停滞时期。主张改革的不仅是以为代表的朝鲜早期，朝鲜的也提出了他们的改革要求。1894年，朝鲜爆发（），朝鲜政府在与农民军领袖等人谈判时，全琫准便提出了带有鲜明反封建色彩的12项改革要求作为停战条件。当时重镇已被东学军攻陷，朝鲜政府处境危急，遂接受了这12项改革要求，达成了“”。
在这种状况下，（）和为首的朝鲜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实施内政改革来纾解困局。自勃兴以后，不少朝廷大臣都呼吁进行改革，高宗也痛感时弊，表示：“迨此危难之时，凡系政治，宜亟改革，用人也、军政也、财政也，不可不为矫正也”“当取他国法而用之矣”。[1]此时来自的外压也催生着朝鲜改革。原来当时为了镇压，请来的军队进入朝鲜。认为发动的绝佳时机已至，亦悍然出兵朝鲜。他们开始的理由是保护和，但是随着“”的达成，已经告一段落，清朝和朝鲜都要求日本撤军。日本为了使它的大军赖在朝鲜不走，同时也制造发动的借口，于日抛出了“朝鲜内政改革案”。日本原本要求中日两国一起改革朝鲜内政，但被清政府以不干涉朝鲜内政为由拒绝了，于是日本在6月22日以后开始转向单独改革朝鲜内政，而这一任务则落在日本驻朝公使身上。日，谒见，提出内政改革的“劝告”。7月3日，大鸟又前往朝鲜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正式亮出了五项改革纲领：一、改革中央政府及地方制度，并采用人才；二、整理财政，开发富源；三、整顿法律，改正审判法；四、为平定国内民乱，保持安宁，设必要之兵备；五、确立教育制度。五项以下又包含二十七条改革细目。[2]
提出的要求看似合理，但其完全无视内部的改革倾向，企图以自己的“劝告”来掩盖当时朝鲜政府准备改革的企图，更关键的是，日本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举措完全是为了“迫使朝鲜达成协议，并作为激怒清国的手段”[3]，以此来挑起战争。的企图也被察觉，引起了“满朝反对之声”[4]，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要求先撤军才能讨论改革，而大鸟则声称撤军与改革无关；另一方面，在大鸟圭介提出“劝告”的次日，高宗就在召见时原任大臣时指出：“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5]表示不买日本的帐，要自主改革。但大鸟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高宗被迫任命内务督办申正熙、协办和曹寅承3人为内政改革交涉委员，于7月10日—15日与朝鲜改革谈判图同日本公使在朝鲜首都（今）南郊的举行3次会谈。大鸟将五项二十七条的改革方案规定期限勒令朝鲜政府实行，并声色俱厉地威胁道：“若过十日，恐有兴亡！”[6]朝鲜代表则指出日本的行为实属内政干涉，并说明朝鲜政府已经开始进行改革，希望日本不要介入，敦促其撤军。
与此同时，朝鲜的政局也发生微妙变化，集团的统治地位随着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改革呼声的高涨而发生动摇，等成了众矢之的，等开化派人士开始得到重用。特别是被日本收买的、、、赵羲渊、金鹤羽、权滢镇等“日本党”，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为日本所提出的内政改革“积极展开运动”。[7]日，高宗下罪己并明令“”，称“苟非大更张、大惩创，莫以矫积久之弊，莫以振委靡之风”。[8]7月13日，朝鲜政府设立校正厅，“取东学党原情中几条，行会变通”[9]，即根据东学党提出的要求来进行内政改革。则认为设立校正厅“其实仅为名目以伪装改革之意，无非以巧辩虚饰，敷衍日本公使之体面，以免除一时窘迫之策。此乃清国崇拜者等于会议结果所出之权谋也”[10]，否认朝鲜自主改革的倾向。会谈结束后，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申正熙等三名委员又分别向发出两份书面，重申朝鲜自主改革的立场，要求日本立即撤军并收回限期的改革方案，7月18日，大鸟照会朝鲜政府，予以反驳。[11]至此朝日谈判破裂。
朝日两国间围绕内政改革问题的博弈对来说是挑起的准备工作，对朝鲜来说则是甲午更张的先声。这从一开始就是日本设下的圈套，正如田保桥洁所言：“大鸟公使提出不可能实行的改革案，及其拒绝，再断言朝鲜没有改革的诚意，正是因为想要获得能单独进行改革的口实”。[12]而朝鲜则在自主改革和在日本压力下“改革”之间艰难徘徊，最终在日本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后者，“甲午更张”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早在日，就拟定了出兵攻占王宫的方案。[13]朝日谈判破裂后，大鸟圭介改变策略，不再以内政改革为突破口，转而以《》中规定的“朝鲜国自主之邦”来质问朝鲜。如果朝鲜认为自己是清朝，日军就进攻朝鲜王宫以问其违背条约之罪（日本的宣战诏书中原有对中朝共同宣战的副本）；如果朝鲜承认自己是的国家，那么就要把驻朝清军赶出去，如果自己没有力量赶走，就要委托日军驱逐清军。此方法被日本外务大臣评为“狡狯手段”[14]，首相也赞此法“最妙”。[15]遂于日向朝鲜外衙门发出（实际上是），要求朝鲜政府驱逐在朝鲜的清军、废除与签订的条约，并限期两天之内予以答复。同时，料定朝鲜政府不会给出满意回答，于是在7月21日与侵朝日军混成旅团长商定对朝鲜“实施威慑”，并由步兵第二十一联队长详细制定攻占王宫及各要地的作战计划。
日凌晨0时，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派人送来答复照会，敷衍日本的要求。0时30分，命令日军按计划进攻，与此同时，朝鲜的“日本党”也作为内应而蠢蠢欲动。凌晨5时，两路日军分别攻入东西两侧的建春门和迎秋门，然后一路占领了，另一路又北上夺取春生门和，在那里遭遇了朝鲜军队的猛烈抵抗，战斗持续到晨7时半才以朝鲜军败走而结束。当时高宗在咸和堂，听到枪声也从自己寝殿缉敬堂赶到咸和堂，与高宗。晨5时40分，“日本党”头子引导日军找到国王高宗，日本人要求没收朝鲜军武器，被高宗所拒。日军大队长山口圭藏拔剑要冲入高宗寝殿，在刺刀威胁下的高宗不得不命令朝鲜军放下武器交给。[16]在日军收缴武器的过程中，各兵营士兵仍在持续抵抗，由于日军镇压及“日本党”等人传旨停止抵抗，及各要地到下午3时被完全占领。经此战役，朝鲜军阵亡40余人，被日军缴获30门，2000多支、军马10余匹。日军只阵亡1人。日军占领、没收朝鲜军武器以后就大肆抢劫，据记载“于是四抢，凡货宝、列朝珍玩法器、尊罍之属，悉捆载委输于港。国家数百年之积一朝荡然，而（）无尺寸兵”。[17]
而与占领同时进行的是诱出国王生父的行动，日军和等在7月23日凌晨3时半包围其府邸，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同意日本的要求，于上午11时进入，与高宗相见。也在此时进宫，由代国王接见。当天高宗颁布，将一切军政事务交给大院君。[18]大院君上台后将集团悉数逐出朝廷，组建亲日政府，至此朝鲜被日本控制。需要说明的是，扶植上台，并不是因为他亲日，而是由于他是的政敌，并且推翻闵妃集团之后能收拾局面的非莫属。真正的“日本党”如等人军国机务处所在地——景福宫修政殿都是缺乏资历和威望的中下级官僚，上不了台面。事实上在1894年6月底，清廷驻朝大臣曾有如下陈述：“韩政乱根于闵，不除（闵）妃断无从着手……如李夏（昰）应及此自振最妙，惜老无用”。[19]可见在当时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而则四面楚歌，即便换做也期待取代，只是决心不如大而已。也知道“大院君一开始就不愿与日本共事”[20]，扶植大院君不过是权宜之计，将他赶下台是迟早的事。
大院君受扶植建立新政府以后，在日本的裹挟下于7月25日宣布废除了与签订的几个条约，又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日军乃以此为凭据，南下进攻驻扎的清军，继而挑起。8月17日，日本政府大体上确立将朝鲜变为的政策[21]；8月20日，日本与朝鲜缔结《暂定合同条款》，规定7月23日攻占事件一笔勾销，两国不再追究；8月26日，《》订立，规定有义务配合日军对清作战，由此朝鲜正式加入阵营。与此同时，自日本控制朝鲜以后，内政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杉村濬的建议下，于日（六月二十五日）被任命为，并在同日成立了军国机务处，设在的修政殿内，作为改革的中枢机关，正式启动改革，史称“甲午更张”。历史上通常将甲午更张（或称甲午改革）分为3次，第一次甲午改革为日到日，第二次为日到日，第三次为日到日（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第一次甲午改革是在为首的“军国机务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军国机务处具有和的性质，其人员构成如下表：
机务处头衔官职姓名备注机务处头衔官职姓名备注总裁　　议员
　内务参议　金鹤羽　副总裁内务督办　内务参议权滢镇　议员　内务协办　　外务参议　江华留守　外务参议　金夏英9月21日退内务协办　工曹参议李应翼　壮卫使赵羲渊　副护军　徐相集　大护军　宣惠厅提调8月2日进外务协办　吏曹参议李泰容8月2日进，9月21日退　右捕将　内务参议8月2日进内务参议郑敬源　工务协办李道宰　9月21日进内务参议　朴准阳　知中枢院事申箕善9月21日进内务参议李源兢9月21日退壮卫营领官禹范善9月21日进　　正如所说：“军国机务处总之就是日本派，即开化主义者的汇集机关。”[22]但是等人并未完全倒向，而等“日本党”又被评为“半知半解的开化者”[23]，所以日本人其实对军国机务处并不十分满意。另外第一次甲午改革名义上是在的“劝告”下进行的，实际上基本是军国机务处自行决定的，因为这一时期日本主要忙于，无暇顾及朝鲜的内政改革。曾谓：“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以满足我国的利益为第一目标，只求达到这个目的，而根本没有为此牺牲我国权益之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论之，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毕竟不过为打开日清两国间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24]日本的“不重视”，让这次改革有了相对自主的可军国机务处能。
军国机务处在7—10月的三个月间，先后发布了208项“内政改革”法令，涉及朝鲜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改革官制，推进的近代化。军国机务处首先宣布停止使用，改以开国纪年，即改“二十年”为“五百三年”。然后，对停留在的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废除（吏、户、礼、兵、刑、工），改为八（内务、外务、军务、度支、法务、学务、农商、工务），改称“大臣”，废与，各衙门首长称，次长称协办；将改为警务厅，废除，设立审查院，并将官员的品级由变为11级，分为敕任官、奏任官和判任官三等，通过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初步确立了近代国家体制。同时，实行宫府分离，专门设立宫内府管理事务，而事务归军国机务处。另外，废除，改由考核“、、写字、算术、国内政治、外国事”来铨选官吏，并且革除了文尊武卑的惯例。
经济上，主要是对和进行改革，并开始实行，促进发展。首先，统一国家财经，实行。军国机务处规定全国财政和统归衙门管辖，下设9个管税司，监督全国220个税收署，这样就避免了过去、和宣惠厅等多个机构分别收税的弊端。其次，废除，改由交纳。实施税法，处理地方岁入事务，并设立地方和米谷商社，以活跃经济，促进的发展。第三，统一。第四，整顿，实行制。颁布《新式货币发行章程》，规定以旧钱“”为价值单位，将相当于500个价值的五两作为，一两（100个价值）、二钱五分白铜币（25个价值）、五分赤铜币（5个价值）和一分黄铜币（1个价值）作为辅助货币，旧币暂时仍可使用，逐步兑换成新币。而最后一项措施是最能体现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渗透的。因为当时朝鲜还无法大规模铸造新式货币，在日本公使的指示下，军国机务处允许日币和新币混合使用。这就使在朝鲜的流通范围由扩大到朝鲜全境，从而威胁朝鲜的。而实行亦包含了将纳入日本金融体系之内的意图。
社会生活上，开始触动封建旧习俗和，逐步引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包括废除，废止公私法，严禁贩卖人口，破除之分、门第之别，不分贵贱登用人才，简化，改革制度，禁止（男子20岁、女子16岁），允许改嫁，严惩，改善待遇，准许官员退休后从商等等。值得提出的是，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还曾规定：“法律、敕令总以国文为本，附译，或混用国汉文”[25]，即政府公文不再只用，而将（）和混合使用。时人也记载道：“是时京中官报及外道文移，皆真谚相错，以缀字句，盖效文法也。我国方言古称曰，称曰，故统称‘真谚’。及后，趋时务者盛推谚文曰，别真书以外之曰。于是‘国汉文’三字遂成方言，而‘真谚’之称泯焉。其狂佻者倡当废之论，然势格而止”[26]，这是朝鲜文字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甲午改革总体来说是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的，而且自主性也相对较强。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次在的阴影下实施的改革，而且改革措施本身或是实施力度都很不彻底。虽然涉及到限制王权，却没有地方制的改革，反而有利于日本的经济侵略，更是只字未提。就实施力度而言，由于当时南部处于东学党控制，北部又是中日酣战的战场，所以改革法令的实施范围很小，正如当时一名军国机务处官员所言，“朝令不行于十里外”。[27]加之内心厌恶及亲日开化派，并不支持改革。他让自己的孙子任内务协办兼亲军统卫使，处处与军国机务处抢夺权力，甚至在日派人暗杀了法务协办金鹤羽。曾报告说：“7月23日后两三周间，朝鲜新政府表面上多少施行改革，但尔后有一方以及其孙、另一方为之两派相争。从而朝鲜官吏以与拙劣之诡计为事，而不施行必要之改革。”[28]对外，大院君秘密联络清军，又暗令东学党起兵反日。他在通过观察使转达清军将领的信函中写道：“现今安危一时为急，日望（指清军）之东援。顷闻大队陆续出来，此诚再造之秋也。伏乞上天厚助，保我宗社殿宫，廓清奸党附日卖国之徒，极出眉急，血祝血祝。”[29]又在给东学党下的密旨中说：“尔等自先王朝化中遗民，不忘先王之恩德，而至今尚存。在朝者尽附彼里（指），内无一人相议，独坐，仰天号哭而已。方今犯阙，祸及，命在朝夕，事机到此，尔若不来，迫头祸患，是若奈何？”[30]足见对和主导改革的开化派的敌视乃至仇视。除了朝中一派的掣肘，广大老百姓也认为军国机务处是“倭党”，在日本的指令下进行改革，因此普遍抵制改革法令，许多改革措施沦为一纸空文，以至于被讥为“纸上改革”。[31]但第一次甲午改革作为开化派主导的资产阶级改革，仍然对朝鲜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日，日军在中获胜，随后清军被逐出。但是甲午更张并未因此渐入佳境，不仅因与亲日开化派的倾轧而举步维艰，更受到了强烈的外部压力。自1894年9月下旬以后，各地东学党就陆续起义，声称要消灭和。另一方面，受到一派的指使，守门将金基泓在10月2日上疏，公然攻击主导甲午更张的军国机务处要员、、、、、、赵羲渊、权滢镇为“无君卖国”之“”，一度引起政界混乱。[32]在朝鲜内政改革陷入困境、亲日政权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驻朝公使遭到的谴责。日本外务大臣虽然对朝鲜改革不重视，但也指出大鸟“对朝鲜政府的举动，尽管表面疾言厉色，貌似强硬，而骨子里自然难免力有不逮，难于措手……因此，在改革内政事务上，未能实行我国政府以前所声明的内容，往往难免有之感”。[33]于是“明治元勋”就粉墨登场了。
先是日本内务大臣因过去在任职时的渎职事件而备受的攻击，于日提出辞职，虽被挽留，但处境依旧困难。到9月时传来朝鲜内政改革陷入困境的消息，日本舆论在谴责的同时又呼吁任命一个强势人物对朝鲜进行干涉。曾与朝鲜多次交涉的成为最佳人选，这也正好成为他回避国内攻击、重树威信的好机会。在9月24日写给的信说，朝鲜内政改革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是因为朝鲜改革的问题才和清国开战，如果没有一些成绩，会导致外界说日本高唱朝鲜内政改革只不过是制造开战的一种借口，故他对此甚为不安。在回信中说他完全同意的看法，并自告奋勇，愿意出任驻朝公使，“试一试晚年的手腕”。[34]日本政府遂于10月15日撤换了干涉不力的，改由出任驻朝公使。此举标志着全面加强对内政改革的干涉。日，抵达赴任。井上馨曾与朝鲜签订《》和《》，并作为外务卿处理过和的善后事宜，故对其国情本来就有所了解。他赴任后谒见和，又会晤及其他朝鲜要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井上馨得出了和是朝鲜内政改革的障碍物的结论，而大院君目前还在位上，故应及时除掉。当时大院君里通清军的信函被日军缴获，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将此信函转交给，陆奥宗光又给了，同时大院君一派与东学党来往的证据也被朝鲜亲日派搜集并交到日本公使馆手里。井上馨便以此为证据向施压，逼其退位。11月12日，大院君向发誓不再干政，11月18日又在召集众臣及日本人，宣布引退。11月22日，高宗下令收回7月23日将国政交给大院君的，大院君正式下台。[35]
与此同时，一面调集日军镇压，一面连续于11月20、21日进宫，当着高宗和众臣的面宣读自己拟定的“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以的“顾问”和朝鲜改革的“总设计师”自居，强势介入甲午更张。井上馨铲除以后，又思考如何防止东山再起，他在11月24日的报告说：“如羁绊大院君之暴戾而不制服王妃之跋扈，则将是以暴代暴。……使大院君不得干涉国政的同时，于宫内准备制御王妃之一切”。[36]事情确实如井上所料，大院君下台后，蛰伏已久的开始尝试恢复权力，于11月27日鼓动高宗不经同意而擅自任命韩耆东、、李容稙、四人分别为、法务、内务、农商衙门的协办。闻之勃然大怒，先致书总理大臣质问此事，金弘集不得不在11月29日撤销四协办的任命。但井上仍不罢休，在12月1日面见高宗，逼问任命四协办是否为嗾使。高宗被迫保证以后决不准干政，井上则以收回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和撤回镇压的日军相威胁，继续向高宗施压。12月6日，等五大臣代表高宗向认错，并在井上面前发誓要听日本的话进行改革，此次风波遂告一段落。12月8日，井上馨又一次谒见高宗和，再度得到了不干政的承诺，同时井上暗示起用后亡命日本的人。[37]高宗和转而迎合井上馨，第二天就下令“荡涤叙用”。的亲日程度远在之上，主张完全依靠日本进行改革，将他安插进朝鲜政府中也是日本加强对朝干涉措施的一环。日，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在朝鲜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随着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的建立，第二次甲午改革揭开序幕。至此相继逼退、搞定、镇压以及扶植，日本对朝鲜的干涉和控制大大强化。
第二次甲午改革的核心主导力量是、等曾参与的人，幕后总指挥则是。、联合政府以井上馨向朝鲜政府提出的“内政改革纲领二十条”为蓝本，制定了《》，并由高宗于日率文武百官在宣誓《》，其中特别提到脱离独立以及禁止和（分别针对和）干政。《》已经具有的性质，就内容而言比第一次甲午改革的内容更加彻底。因此，《洪范十四条》可以说是第二次甲午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甲午更张中的政治改革示意图第二次甲午改革的重点是。首先，导入，进一步实现对君权的限制。同时，将八衙门改为七部，并明确其权限，使其更符合西方近代文官体制。其次，缩小宫内府编制。然后，对进行改革，废除，改为，收回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加强。此外对进行改革，公布《裁判所构成法》，将从行政权中分离，实行，设立各级裁判所，培养。第二次甲午改革期间还对制度、制度进行改革，使朝鲜的政治体制不断朝迈进。
第二次甲午改革的政治改革是向看齐的，自来到朝鲜后，第一次甲午改革的中枢机关——军国机务处便停止运作，因为井上试图废止军国机务处，代以日本式的。他在11月21日谒见高宗时介绍了，高宗问：“内阁为何物？”井上说：“内阁是国王亲临下召集各大臣一同商议国政的场所，由君主召集各大臣并议定国政而称谓也。”高宗又说：“那么，非开设于宫中不可。我记得内阁一词似起始于，我国也曾经有常参之称，召集各判书及而商议国政。在宫中内殿集会亦有过此制。”井上澄清道：“内阁一词是否源于（这无所谓），总之内阁是大君主亲临下与各大臣一同议事的处所之称。……要言之，议事之处所即国王内阁。称其为内阁，如您难以理解，即称为议政府亦可，乃于议政府召集大臣而君主亲临者也。”[38]于是，高宗按的要求，在日即第二次甲午改革开始之际颁布敕令第6号，正式宣布废止军国机务处，另设中枢院代替其议事职能。日，高宗下诏改为，以为首任。所有政策均由议定，然后再禀告于君主，君主只有裁可施行的权力而无制定政策的权力，这样就使君权受到制约。此外，还深化第一次甲午改革期间的“宫府分离”政策，于日出台了《宫内府官制》，依据的建制来简化朝鲜宫内府，还效仿日本宫内顾问官设立了宫内府官。就这样，将日本的皇室制度和内阁制度强加给朝鲜，彻底排除宫中势力，以、等开化派为中心创建一个听命于日本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行政决策机构，即建立有利于日本控制朝鲜的一元性政治体制，以达到使朝鲜化的目的。[39]此外第二次甲午改革中各部聘用日本人为，这就使改革的自主性大打折扣，便于日本对朝鲜内政的全面干涉与渗透。日本顾问编制如下表：
姓名　所属机关任用日期日本官职内阁日法制局参书官　宫内府、军部日、日前斋藤修一郎内部日前农商务次官仁尾惟茂度支部　日主税局主税官法部日前议长军部日驻朝公使馆附武官、武久克造警务厅日警务厅警视、驻朝公使馆附警　除了之外，第二次甲午改革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完善了新的，同时高宗效仿《》，于日颁布《教育立国诏书》，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教育理念[40]，并兴办新式学校，如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等，还派遣子弟114名前往日本留学。军事方面，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联合开始启动。主要包括：实施新，合并统卫、壮卫和总御三营，此外新设训练队，并计划在1895年底由2个扩大到6个大队，首次编制、等特科队，设立士官养成所，培养新式军事人才，招收学员不问身份等。在这些改革中也不乏的身影，如积极推动借款给朝鲜，并在日签订了《乙未借款条约》，向朝鲜政府贷款300万（原定500万元），作为加强控制朝鲜的手段；新设的训练队则由日本陆军中佐负责训练，将其培养为一支亲日的部队，后来也是日本杀害的急先锋。
第二次甲午改革表面上比第一次更加进步，但实际上却使日本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亲日政权内部的倾轧也愈发激烈。在第一次甲午改革时，就有与开化派的争端。随着就任内务大臣、第二次甲午改革开始，金弘集和朴泳孝朝鲜政府的派系分化更加明显。执政的亲日开化派分为和两派，而失势的和两派也在窥伺政权。属于金弘集一派的有、、、、赵羲渊等人，行事稳健，与保持距离；属于朴泳孝一派的有、、、申应熙、郑兰教、李周会等人，作风激进，亲日色彩更浓厚。金弘集、朴泳孝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至1895年2月两派更是“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41]此时一派仗着日本公使的后援，并与相互利用，先扫除的残余势力，于1895年4月以暗杀金鹤羽的罪名将大院君之孙逮捕，并打算处以。在一派的强烈反对和的劝告下，将改为流放，但他的同党朴准阳、高宗柱、李泰容等人被牵连处死，也被软禁起来。随后朴泳孝在高宗、的支持下又对金弘集一派展开攻势，陷害属于金派的军部大臣赵羲渊，、为保赵羲渊而触怒高宗，到1895年5月底金、鱼、赵都被免职，一派在内斗中获胜。
然而，在亲日政权的内斗过程中，坐收渔利的却是。她一方面支持去攻击和派，另一方面纠集了、、、、等形成“贞洞派”（亲派），作为自己的班底；又在1895年5月的“”事件中看到了的实力，与俄国驻朝公使迅速勾结起来，以对抗和。1895年6月，等贞洞派崛起，的势力又被削弱。而日本在以后，在朝鲜的威信大幅度降低，也开始重新审视对朝政策。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今后对韩政略宜采取尽可能不加干涉而使朝鲜自立的方针”[42]，6月7日，又回国研究对朝政策。于是的干涉逐渐退潮，一派也失去靠山，地位日益危殆，随后的训练队换防一事则使宫中和的关系开始撕破。原来在1894年日军占领一个月后，便交给朝鲜军换防，由教官戴伊训练。而则试图以第二次甲午改革中成立的新式军队——训练队代替旧军防守王宫，结果遭到高宗拒绝，于是朴泳孝与高宗、的关系从相互利用转为敌对关系。而后在7月6日，发生了朴泳孝败露事件，及其同党申应熙、等人被迫亡命，失去权力一年之久的也夺回了政权。日，旧军被改编为两个大队的“侍卫队”，仍负责守卫王宫。7月下旬，回到朝鲜续任，对高宗和的态度温和了很多，并允诺寄赠朝鲜王室300万日元。8月24日，重新出任，但实权把持在贞洞派手中。此时对内赦免甲午更张之初被定罪的闵氏家族成员，进一步排挤；对外则继续维持“引俄拒日”方针，试图驱逐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甲午更张进入第三阶段（乙未改革）。第三次甲午改革又称乙未改革，以日第三次出任总理大臣为起始。虽然自1894年6月后暂时中止了对内政的干涉，但无法容忍愈发放肆的排挤及勾结的行为；同时提出的300万元寄赠金一事口惠而实不至，也使彻底抛弃了对日本的幻想，在引俄拒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关于将租借港口给俄国、解散训练队、全部逐出日本顾问、暗杀等亲日派的各种传闻层出不穷，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在朝鲜的也准备采取强硬措施，试图挽回局面，重振日本在的优势地位。日，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为新任驻朝公使，9月1日抵达朝鲜赴任。及其他在朝鲜的都一致认为为妨碍日本势力扩张的祸根，决定将她杀死，为此联络与朝鲜一起行动。日，闵妃下令解散训练队，并将此消息通报。三浦以此为契机动员驻朝日军及攻入，并以训练队为先锋，挟一同入宫，以造成朝鲜内部政变的假象。10月8日凌晨，朝鲜侍卫队被日军打败，随即被暗杀，史称“”。乙未事变后，内阁大换血，贞洞派被全部排挤出政府，重新得势，各项改革措施也继续推进。
自夺权以后，在前两次改革中被限制的君权得到恢复，宫中逐渐凌驾于之上，而在发生的当天，高宗就被迫下诏：“凡百政令，皆先议于内阁大臣”[43]，也就是重新走上的轨道，此后的高宗实际上是和的傀儡。第三次甲午改革较少涉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令、令、开设等。第三次甲午改革的主导者为总理大臣和内部大臣，此时的金弘集一派由于摆脱不了的干系，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和绑在一起，彻底依赖日本。
的真相很快就被曝光，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的压力，的反日情绪也达到顶峰，朝登载断发令、使用公历等改革法令的官报鲜的亲日政权也自然不能长久维持。内阁在日本的指示下，开始实行一些收买人心的措施，恢复了的之位，审判并处死了一些和日本合作杀害闵妃的（但参与的被带回日本审判并无罪释放），并准备为高宗上“”。不过，内阁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内部也危机丛生，后失势的贞洞派一直在策划反攻倒算，日发生的“”说明金弘集内阁实际上已是摇摇欲坠。而接下来公布的“”更是为金弘集内阁及其改革掘好了坟墓。
1895年12月底，内阁宣布建立“”，并使用（），即改“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元年一月一日”。紧接着，他们发布了“”，要求朝鲜男子剃去，改为西式平头。高宗率先断发，内部大臣出动大批、或把守道路、渡口，或手持剃刀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强制断发，激起人民的反感和悲愤，以致“终日风霾，哭声满城”。[44]断发令颁布后，郁积已久的反日反政府情绪终于如火山爆发一般，引发了朝鲜社会的大骚动，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的乙未义兵（第一次）迅速爆发并蔓延，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内阁的末日随之来临，也成为甲午更张的绝唱。
日，在前公使和、等贞洞派的精密部署之下，不堪忍受和亲日内阁压迫的高宗逃离，来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宣布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内部大臣、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农商工部大臣。亲日内阁至此倒台。、被逮捕并处决，在流亡回乡途中被群众所杀，、赵羲渊、禹范善等30多名亲日派逃亡日本，在的扩张得到遏制，甲午更张终于以失败告终。但是朝鲜的之路并未中断，继之而起的是高宗主导的“”和开化派知识分子掀起的运动。甲午更张自控制始，至失去终，日本的影响贯穿其前后，因此甲午更张不仅是朝鲜的内政改革，也是日朝关系的一大事件，与日本有莫大的关系。日本思想家起初对甲午更张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数年之后看到其改革的成果，必将明了的心志，并表示深切的感谢之情。”[45]后来又进一步阐述道：“一国之独立自应有一定法则，当今世界作为一国，无论国事还是人事，自一至十，倘非依据文明主义，国将不国……对朝鲜的干涉不仅不必客气，而且我辈祈盼这种干涉更加深入，使其迅速成功进入文明之门……对朝鲜国事的干涉虽然明目张胆，但其目的在于一扫贫弱国度之腐败，引导其进入文明富强之域而已。”[46]然而甲午更张失败后，又对朝鲜改革持悲观态度，他在1898年回顾甲午更张时说：“日清战争当初我国人士劝告该国政府革新弊政，组建，制定审判法等相关法律，改进租税的征收法等，从形式上推进了与日本同样的改革，其结果使该国日益产生对日本的厌恶而已。看来朝鲜自有其固有习惯，而此种习惯决非朝夕可改。”[47]
对甲午更张最早进行学术研究的也是。1944年，日治朝鲜教授田保桥洁发表了《近代朝鲜的政治改革》一文，该文将甲午更张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日本方面的干涉和指导，将甲午更张定位为“朝鲜官僚中的革新分子获得日本政府的全面援助，效法之鸿业，打破李氏五百年的旧体制，力图整备近代国家的态势的一次事业”，对其在朝鲜史上的意义，强调“其影响甚大，对半岛的社会经济机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是“朝鲜近代史上的最大事件”。[48]战后的在日朝鲜人学者姜在彦则称甲午更张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开化派执政的时期”[49]、“首次从制度上给朝鲜的政治、经济、社会明显打下‘近代’烙印的事件”。[50]姜在彦指出：“如果说甲午改革出于自主性和他动性两个方面，在与日本保持不即不离的同时，基本上贯彻了自主原则的是第一、第二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改革的行为主体是“改良的开化派”。他还写道：“与甲午改革之间的区别，虽在于前者以暴力手段夺取守旧派的权利，后者是他动的，但都是因缺乏依靠对大众的启蒙获得国民认同的前提下由少数精英从‘上’面进行的改革。”[50]甲午更张和开化派领导的前一次改革——一样，也是朝鲜近代史上的一次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的史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甲午更张一般持否定态度，称之为“日本操纵下的所谓‘甲午改革’”，并评价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94年时期朝鲜人民自下而上的强烈要求（甲午农民战争中要求改革弊政方案等）。因此，其大部分内容在客观上是符合朝鲜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朝鲜人民的愿望的。也就是说，‘甲午改革’形式上具有朝鲜‘上层改革’的性质。尽管这一‘改革方案’其后很少实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在客观上对朝鲜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才把这一‘改革’粉饰成似乎是为了朝鲜而实行的。但是，其实质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其侵朝而采取的对策而已。也就是说，当时朝鲜的、国家管理体制、封建的和贡纳制、封建官僚无止境的横征暴敛等等，这一切都已成为日本对朝鲜进行掠夺贸易的障碍。因此，‘甲午改革’的结果，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朝鲜铺平了道路”。[51]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趋向肯定，朝鲜著名金锡亨、全锡淡所著的《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认为“1894年改革，是朝鲜社会发展合乎的反映，是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进步的施策”，同时认为改革的承担者（指等人）是“作为朝鲜人民和日本的矛盾、朝鲜人民和封建的矛盾，以及日本侵略者和朝鲜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的调节者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不能排除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不能给反动势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总体上来说，甲午更张被认定为朝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事件。[52]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则情况大变，在按照指示出版的体现“主体史观”的《朝鲜全史》（第13卷，1980年出版）中称之为“1894年资产阶级改革”，指出甲午更张是“在1894年农民战争的风暴中封建出身的革新官僚断行的近代的上层改革”，认为军国机务处“终究是我国革新势力独自建立的政治机构”[53]，对甲午更张给予高度评价。对甲午更张的评价由否定转向肯定，主要体现了朝鲜政治形势的变化。早期刚解放不久，故着重控诉对朝鲜的侵略；而20世纪70年代确立以后，则要强调朝鲜的“主体性”，将甲午更张说成是朝鲜革新官僚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而自主进行的改革。另外史学界将甲午更张限定于日到12月17日军国机务处存在的时期内，认为的干涉标志着甲午更张的失败。而通常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改革则不被所承认。史学界早期也与一样，强调甲午更张是按的意图进行的改革，方便日本侵略朝鲜，与沦为日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而对其给予偏否定的评价。韩国历史学家白钟基认为虽然甲午更张的内容“是占领下被强制执行的产物，但不少方面是我国社会发展应实施的条项”。然而，“即使说这类的改革是符合国民利益的进步政策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就其实际效果而言，也实在过于勉强”，“因为我国国民并不把它看成是为了的发展和福利制定的，而是具有破坏作用的侵略性产物”。[54]姜万吉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道：“甲午改革，从远的方面来看，反映了论者的改革论和‘民乱’农民的要求；从近的方面来看，则是把的势力、甲午农民军等不断要求对旧的统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作为基础所进行的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怀着侵略目的的力量起了作用，使它没有能够成为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改革。……它在制度改革方面帮助日本侵略的性质更为突出。”[55]
和在甲午更张中角色，即究竟谁是主导者这一问题一直是评价甲午更张的纠结点，换言之即“自律性”与“他律性”的问题。史学界和早期的、史学界都认为甲午更张是“他律性”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认为甲午更张是“自律性”的而给予肯定评价；史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开始倾向于甲午更张属于“自律性”的观点。韩国学者柳永益则批判田保桥洁等学者的他律性观点，主张“若要将甲午更张前后的朝鲜开化运动的开展情况、军国机务处的结构、运营及其议案内容等结合在一起而对此予以探讨，便可以得到甲午更张还不如说是开化派官僚主导而进行帮助的一场改革，即归根结底究竟为自律性改革的特点”。[56]此观点亦值得商榷，如2002年编著的《》中承认在甲午更张在早期基本没有干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其实不得不承认甲午改革是一场具有非自主性的改革。政权本身就是由于日本的介入而成立的，掌权之后也是在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下促进改革的。正如前面所述，其改革内容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与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改革促进势力没能在国内民众中间确立牢固的支持基础、同时又不具有支撑自己的独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等局限性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局限性又使得具有侵略目的的的影响力在改革的促进过程中很容易发挥作用，因此甲午改革就具有了帮助日本加深对进行侵略的制度改革的性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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