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2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我不是药神》：法与情的悖论，人性的光辉
截至目前，《我不是药神》已经获得累计票房收入4.54亿，淘票票评分9.5分，猫眼评分更是高达9.7分，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自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实题材加上徐峥、宁浩监制坐镇的影视化叙事，将这部电影推向国产影片的一个新的标尺高度。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引发社会共鸣，不仅仅在于演员演技的精湛和电影本身的渲染技巧，更在于其触及到了中国当下“看病难、治病贵”的医疗体制改革难题，在于其直接碰触法与情悖论的敏感点，在于其对社会众生相和灵魂深处人性的露骨描摹。一定意义上，在国产电影发展的进程中，《我不是药神》可以看作是一块界碑。
法与情的悖论
由于药品本身的特殊性，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属于严格管控的商品。私下收购和倒卖药品理应列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也应当依法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影片中徐峥饰演的程勇走私贩药虽然是为了救人，但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这从法理角度来讲并无任何问题，法律也应维护其应有的尊严。
但现实问题在于天价救命药与白血病人支付能力上的矛盾，这在本质上其实是商业利益与公众生存权的冲突。影片中所提到的格列宁在现实中叫作格列卫，是由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抗癌药，由于药品的研发成本高昂，因此这种药品的价格昂贵，在中国每盒售价在2.5万元左右，如果病人无医保报销，一年大概需要的药费在30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万多元。这意味着对于一般家庭病人来说，在无医保兜底的情况下，天价的救命药无疑在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因支付不起天价的救命药而多次想过自杀，但孩子的出生却使他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很显然，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廉价的印度仿制药被药贩再度提高价格敛财，承担不起药费的吕受益为了不拖累家人再度割腕。笔者相信有很多像吕受益一样的社会底层病人经历过无数次类似的痛苦挣扎，生存权在事实上被剥夺的悲剧令人唏嘘。
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品给了病人们希望，这种法与情的悖论催生了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走私贩药产业。无论是出于盈利还是人道动机，都在事实上于公共利益有利，而这部分公共利益是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达致的。从影片带给我们的启发中抽离出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解决这个法与情的悖论？在笔者看来，除却影片中在对程勇量刑中的人性化考量，更关键在于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努力在改革进程中化解法外行为。正如北大周其仁教授指出的：“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人性的光辉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不仅仅体现在好的题材和优秀的叙事技巧上，更在于对人物的塑造和对人性的探寻上。所幸，这部影片为我们揭开了社会众生相的一角面纱，由此我们可以小心翼翼地触及人性。
影片采用了底层化的叙事视角，无论是徐峥扮演的程勇、王传君扮演的吕受益还是因为女儿罹患白血病不得已在夜店跳脱衣舞的刘思慧，皆是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怀着各自的动机走到一起成为贩药“团伙”，但却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人性的檀变。
徐峥扮演的程勇在开始时是一个普通的穷困潦倒形象，他市侩、自私、一事无成，但在贩药牟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成为纺织厂老板后的他见到自己的朋友吕受益遭受白血病的折磨直到去世后，他开始冒着法律风险无偿甚至贴钱为白血病人提供药物，是为“仁”。黄毛青年从抢药救助其他病人到主动为程勇担罪，皆出于一个难能可贵的“义”字。就连无耻如假药贩子张长林，都能在被捕后拒绝减刑的诱惑“庇护”程勇的义举，小人物的复杂人性由此可见。反观影片中的“社会精英”，从铁面执法的公安局长到西装革履的瑞士医药代表，他们的行为和诉求很难说不正确或不合理，但在整整齐齐的警服和一尘不染的西装下面，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国产电影的界碑
从推动立法的韩国电影《熔炉》到批判现实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中国拍不出这么深刻的电影？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不在于中国电影人的智慧和专业素质问题，而是在于制度的能否“松绑”。《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能够过审，不得不说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一大进步，也体现出了我国政府更加自信、开放与包容的形象。《我不是药神》火爆的背后，承载的是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期待，折射的是政府直面改革难点的勇气和决心。我们也期待着类似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将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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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我不是药神的人性与商业悖论
一边是高昂的研发成本，一边是脆弱的白血病人，药品不同于奢侈品，不是可以选择用与不用的问题。但众多科学家付出的心血，大量资金的投入却也不能不做科学的考量，毕竟没有研发，未来的药品又要从哪里来呢？科学不能丢弃，人命也绝不能放弃，是选择像印度一样强行仿制，还是尊重药品的知识产权，这样的的悖论从商业、乃至政治、人性的角度分析，似乎都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基于人性，源于生活
这两天电影《我不是药神》刷爆了朋友圈，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追捧与好评。故事中：白血病人吕受益，只能靠“格列宁”续命，但四万一瓶的药价他根本买不起。而印度生产的药效相同的“仿制格列宁”，只要两千。卖印度神油的老板程勇帮助国内的白血病人从印度代购，被病人封为“药神”。
电影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原型陆勇是位慢粒白血病患者，在高药价的逼迫下，走上了海外代购仿制药的道路，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几百名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好在，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检察官在不起诉裁定中写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有社会意义的电影，让观众对白血病患者有了深刻的认知，道出了白血病群体的生存现状。也正因为源于生活，才如此引人落泪，发人深省，获得观众真诚的掌声。许多人在感叹剧情的同时，也惊讶于仿制药与原产药差别巨大的药价。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四种主要的成人白血病类型之一，较为罕见。起病缓慢，早期常无自觉症状，临床表现与急性白血病完全一样，治疗效果和预后则比原发性急性白血病更差，一般来说，这种疾病是致命的，大多数病人会在确诊之后的五年内死亡。
艰难研发，制药奇迹
从1960年“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2008年FDA批准“格列卫”用于GIST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经历了近半个世纪，1973年确定费城染色体为9号染色体与22号染色体的易位，1982年证实易位产生的原因，1994年合成STI-571的成功，年，临床前期实验取得成功，2001年获得FDA批准作为治疗CML和不可切除或转移GIST的一线药物。之后随着Dasatinib的成功合成，经过一系列的临床试验和改进，2006年获得FDA批准作为二线用药。直到2008年，FDA批准格列卫用于GIST手术切除后的辅助治疗。
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生物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的高速发展，一个染色体的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步步从实验室走向病床，在科研院所、制药公司与临床医疗中心的协作下，最终驯服癌魔，创造了无数的生命奇迹，造就了一大批学术巨擘。
格列卫的诞生凝聚着多个国家几代肿瘤学家、药学家、临床医学家的共同智慧，在格列卫的研发过程中，至少产生了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5位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和1位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得主，造就了两项“世界第一”。在大家感叹格列卫昂贵的同时，多少人注意到了这些科学家付出的心血呢？
格列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可以有效控制慢粒白血病人的染色体变异。格列卫的出现，使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从以前的不到 50%，增加到了现在的近 90% ，而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进行工作和生活，大幅提升了病人的生活质量，这是科学带来的救赎，不得不感谢这些为人类医学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
价格昂贵、争议不断
自诞生之日起，关于这种药物的成本就一直存在争议。自 2001 年第一次被引入中国至今，格列卫的价格一直是 23500/ 盒，一盒一个月，一年就28万多。2010年，格列卫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总销售额为43亿美元。药品成本是影响定价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如果单纯以制造成本计算，靶向抗癌药的利润率超过 90% ，但如果考虑研发成本，则很难估量。
以诺华公司为例，从1997年到2011年的15年间研发费用约836 亿美元，这期间只批准了21个新药，平均每个新药花费为40亿美元。研发本身即是风险投资，很多药物的研发也未必能成功，这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研发失败的项目，研发成本由企业承担，最终这部分费用肯定也会转移到其他药价上。
印度的仿制药之所以比原产格列卫便宜，是因为印度无视专利保护，强行仿制。省去了药品最大的研发成本，实际生产成本非常小，所以很便宜。但如果所有国家都不尊重专利，如果没有足够的研发回报，就没有药企愿意砸钱研发，以后更优质的新药也就更难出现了。
药品的销售是需要通过国家监管的，印度的仿制药没有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因此销售就是违法。
科技民生，两难兼顾
药品的研发，从几千个实验品中筛选，最后能进入临床治疗的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既要考虑对创新和专利的保护，又要考虑实际的患者需求，这是商业与人性的天然悖论，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科学有回报才能长久，人民有保障才能幸福。解决这一切问题都需要钱，印度政府之所以无视专利强制仿药，就是因为庞大的人口和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无法承担昂贵的原产药费，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国家一方面需要鼓励科研，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让老百姓看得起病。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真的不行，药品研发需要钱，治病买药要需要钱，归根到底，还是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老百姓有钱了，政府也有钱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日，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期已满，中国的仿制药也已上市。2017年2月，格列卫成功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目录，纳入目录后，格列卫报销比例达80%左右（各地市不同），大大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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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我不是药神：艺术的温床，往往是现实的悖论。
“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昨天团团观看了新上映的《我不是药神》，电影尺度把握得很好，情绪很克制，并没有过度煽情，但观众则已热泪盈眶，或潸然泪下。请相信，每一滴眼泪，都不是观众硬挤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一个人对于生命的关切，来自于同理心，来自于情绪的自然流淌。
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2015年的「陆勇药案」。被病友称为“药神”的陆勇，自2004年开始帮助白血病病友从印度规模性地购入靶向药物“格列卫”的便宜仿制药而被起诉“销售假药罪”。陆勇被捕后，上千名病友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求情，最后以公检部门撤销起诉，陆勇被释放结束。
在病友的联名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进口格列卫费用昂贵，吃不起如同等死，印度仿制药的出现，才增加了活下去的勇气，请给慢粒白血病患者一些活路吧，以人为本才是正路。
可以预测，《我不是药神》这部国产现象级电影势必将在国内刮起一轮强劲的舆论风暴，“天价药”触碰到的是中国的医药领域中最敏感、最痛楚的部分。而处在“天价药”背后的“委屈”却来自于不同的方向！
中国患者最“委屈”
影片中有个场景非常动情，警方追查“印度假药”源头时，一位慢粒白血病老太太对警察说：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他们不是在保药贩子，他们是在保自己的命。
浙江大学医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金洁教授表示，格列卫（又称甲磺酸伊马替尼片）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它的出现大大地延长了慢粒患者的生存期，甚至可以长期存活，而以前慢粒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只有3-4年。格列卫的出现也改变了全球关于慢粒的治疗指南，相比骨髓移植，服药的副作用更小，效果也更好。这也意味着，对患者而言格列卫就是“救命药”。
说到底，患者只是想有尊严地活下去。如果都吃得起正版格列卫，谁又会甘冒风险选择印度仿制药呢？
原版诺华格列卫最初在内地售价高达2.35万，这是令很多家庭望其项背的一个价格。而当陆勇分享给大家自己服用印度仿制药的结果及几千甚至数百元的价格时，这带来的是生命的希望，这也很容易理解他会被病友们称为“药神”。
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
这是一名湖南慢粒病人去省委要求格列卫入保的时候说的话。
制药企业很“委屈”
患者是需要药来救命的，为什么正规制药企业还要把价格订为“天价”呢？是因为他们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事实上对于慢粒患者而言，瑞士诺瓦比陆勇更像一个救世主，陆勇只需要和药厂谈判就可以了，而直接和病魔谈判的，是他们。
当初「陆勇事件」爆发时，知乎上就有一句很棒的回答：
“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对药企来说，每开发一种新药，成本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涉及到至少十几亿美金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一种新药，从理论阶段构效关系的研究，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药工艺的开发，再到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的验证，再到剂型的选择，最后把“活生生”的药做出来——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是漫长的临床研究。
在动辄十几年的临床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临床反馈，不断改进制药工艺，任何一个小环节的差错，就可能前功尽弃，新药胎死腹中。好不容易熬到临床研究结束了，药企又要面对新药注册的严峻任务。要知道，一份新药的注册材料，有时能够多达十万多页，虽然美国FDA的审核期只有6个月，而中国药监局的审计时间最短也可到4个月，但实际上，新药注册长达数年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仿制药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余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企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企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一般是20年，这20年是从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其实只有几年，而只要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企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的高。
政府部门也“委屈”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而中国却没有呢?是因为中国的仿制技术不行吗？
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
但印度政府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在一般的国家，一些紧急救命的新药可以获得专利侵权豁免，通常用于传染性疾病暴发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但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还存有较大争议。而印度政府的“强制许可”却包含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等。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
印度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同时成为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但“强制许可”的弊端也很明显，它导致药企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多少钱。
在我国因为专利保护等因素，没有启动过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如果政府愿意启动强仿，或者平行进口印度仿制药，去印度买药或自己制药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陈敬博士说，强仿制度和平行进口制度我国都有，但都缺少实施细则，无法实际操作，而且涉及国际法、大国关系和国家政治等方面，执行起来会有相当难度。
没有专利药的创新，哪来仿制药的拯救生死？
医务人员的“委屈”
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江倩，是慢粒圈的权威，她曾遭遇过一位患者，因为经济原因，由国产药物转换为印度的Imacy，服国产药期间的副作用为面部水肿和腹泻。改换印度药后，剧烈呕吐，皮肤颜色明显变黑，腹泻同前，被迫停药两个月。
江倩医生曾发表过一份针对 949 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他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带来了医疗混乱，这些吃着国内没有批准的药物的病人来找我看病，我们作为医生是指导还是不指导呢？”上海的一位知名专家很困惑。于情，他应该帮助这些患者；于理，对于没有在我国审批上市的新药，药效和不良反应都是未知的，医生不应该私下指导。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柳光宇教授在观看完影片后表示，他的老师沈镇宙教授，就曾遇到一位晚期乳癌患者。因无法入组参加靶向新药的临床试验，最后不治身亡。家属就到有关部门多次上访，说沈教授见死不救。其实那个新药根本还没有在国内上市，而患者当时的病情并不符合入组条件，才没有给她用。很多患者并不知道，虽然这个药理论上可以用于她身上，国外当时确实也已经开始用了，但国内在没有临床验证前提下是不会上市的……
我们看到的是廉价“救命药”带来的希望，但如果缺少了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把控，很多时候就是在用患者生命来埋单......
在电影的“求生欲”版海报中，是一只手用力握拳，青筋暴起，似乎在用尽全力地想去握住更多的药，但即使是如此强烈的欲望，药丸依旧从指尖渗漏下来，处境挣扎而艰难。海报的右上方，有几束光亮照射过来，投射在攥紧的拳头之上，在绝望的挣扎中，照进的几束光亮，似乎也暗示着每一个人，在绝望艰难的处境里，等待光明，逆袭求生。
我们的努力
格列卫已经于2017年2月成功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目录，支付范围为“限有慢性髓性白血病诊断并有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检验证据”和“胃肠道间质瘤”的患者。纳入乙类目录后，格列卫报销比例达80%左右（各地市不同），大大减轻了患者的治疗负担。
而且，不止是格列卫。
此外，在国家政策方面，5月1日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实施不久，6月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确定了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
而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利用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加速我国的仿制药以及创新药的研发进程。目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新药发现阶段对于靶点发现、药物筛选、药物优化等方向中，并在加快药物研发周期及降低成本上显现出作用。在临床研究阶段，利用人工智能对疾病数据深度研究，可以更精准挖掘目标患者，快速实现患者招募；利用移动技术和面部识别技术可以对患者服药依从性做出精准管理；而应用可穿戴设备与机器学习分析可以实现更多、更有效的患者数据收集，加快新药研发进程。
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真的会像影片的结局一般：
“别再卖你那药了，现在没人吃了。”
“为什么？”
“正版药进医保了！”
患者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吃“仿制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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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春白净综合中国肿瘤时讯、知乎@黄瑞
校对审稿：风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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