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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办“一人制”企业需经过哪能些部门的批准？分别需要哪些资料？费用一共大约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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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吗？
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吗？网络收集& 00:35:28
本站提示：资料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专制与民主》
http://zonghe.17xie.com/book//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强权之下，群众也会大张旗鼓的游行、集会，宣誓，狂吼乱叫，义愤冲天。但可惜，这只不过是人工制造的泡沫，虚假的怒潮。作戏而已，不必当真！
独裁者都能创造经济奇迹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
本站提示：资料来源网络，仅供参考，谨慎分辨
《专制与民主》
http://zonghe.17xie.com/book//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强权之下，群众也会大张旗鼓的游行、集会，宣誓，狂吼乱叫，义愤冲天。但可惜，这只不过是人工制造的泡沫，虚假的怒潮。作戏而已，不必当真！
独裁者都能创造经济奇迹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设计，人的本性决定了什么制度安排都会在不同时候产生不同的问题。政府管制、凯恩斯主义会出问题，自由市场也会出问题。既然都会出危机，我们就得看什么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人的创新，更鼓励人的创新，因为人类社会进步毕竟都是靠创新推动的。民主制度不可能总是一个静止的完美，它总是在一种动态当中因形势的变化会发现一些毛病，然后通过民主的程序会不断的改进。我们从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的经历中知道，政府管制往往抑制创新，会使经济死水一潭；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不然，它会鼓励、激发创新。1978年时中国为什么要改革？难道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之下政府管制经济过多、过死，致使社会无法前行所致吗？那也是一种危机，一种社会代价。
这个世界的确没有完美的制度，哪里都不是天堂。西方的媒体和民众每天都在揭露社会黑暗面，指责抱怨自己的政府。享受全民免费医疗的英国人会因为动手术还需要排队而气得七窍生烟要控告政府。美国水灾时政府及时送来大量免费瓶装纯净水，居民会抱怨取水的地方太远，走路要7分钟！完美的民主制度在哪里或许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它不在当今的中国。
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中国所谓的外敌多属虚构，不是自己吓自己的病症体现，就是当局找理由整自己国民的借口，再不济就是转移国内矛盾转移国民视线的方法。事实也证明，中国很多无辜的群众不是被外敌杀死，而是被自己服从的强权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而死。所以，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官媒塑造的美利坚，而是现存的斯大林式的制度，该体制既残忍的对待体制内的人，也残忍的对待体制外的人，它用每一个人的鲜血来维护它的正常运转，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幸福来保护少数特权。是这个体制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为敌，而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为敌。
近来网站上议论美国与中国的帖子和跟帖比较多，批评美国的调子渐高，这无可厚非。因为美国并非十全十美不可批评，恰恰相反，美国是问题成堆且热烈欢迎批评的。如果别人不批评美国，那么美国人自己就会进行“窝里斗”式的“自我批评”。例如最近闹得很厉害的“虐囚案”，并非哪个反美斗士的伟大发现，恰恰相反，是美国人自己揭露并挑起来的批判。于是乎有人觉得机不可失，赶紧跟在美国人屁股后边吹吹打打，热闹非凡。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类锣鼓喧天的热闹背后，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小骂大帮忙。读过许多过去直至现在的文字之后才猛地悟出来：这世界上真正帮助了美国的，恰是那些反美的，反得越激烈，帮的忙就越大；倒是那些不反美的在坑美国。没瞧着人家列宁同志，1916年就写出了《帝国主义论》，把美国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揭露得淋漓尽致。结果是给泰勒、凯恩斯提供灵感，帮助美国度过了1929年“大萧条”的灾难，起死回生。又没瞧斯大林批准发动朝鲜战争，老毛拼了老本跟美国打了一仗，结果是帮着人家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紧锣密鼓地建立起世界霸权来。还有那个苏联。卫星、导弹都抢先上天，弄得老美无地自容。结果是刺激美国科技、经济都奋起赶超，人均GDP暴涨几十倍，反倒是弄得苏联自己不堪重负，最后终以胜利完成激励美国的使命而崩溃了事。
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尽管可能使这个国家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但是他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不如他给这个社会带了的退步快。尽管纵向比较进步了，但是横向比较起来，特别是跟民主国家的成相比，社会不仅没有进步，反倒明显的退步。仅制度落后一项，就让国家倒退一百年。
据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25个拉美国家的统计，1980年拉美人均GDP达2288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年间，除西德、日、韩、泰国和中国台湾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拉美。其三，社会领域发生巨大变化。例如，拉美人的预期寿命从年的52岁提高到80年代初的65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从50年代初的44%降到80年代初的23%。总之，拉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几十年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被国际社会盛赞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前苏联，是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一个，独裁者的功德比本国历史上的任何人、任何时代无法比拟，可是，由于独裁者的罪孽累积，导致“一夜回到解放前”，超级大国除了武器之外一点也没有什么自豪的了。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军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甚至连维护国家安定都不够．可到1939年．德国人就基本完成了战备．当时就是不受重视的海军也在大西洋把英美海军弄得焦头烂额．陆军和空军更是横扫欧洲．首创了闪电战．空降兵和海军潜艇的狼群战术．．作战思想和军队的整体素质执行能力更是高出美国一大截。
印尼的独裁者苏哈托，在位期间，经济是在位前的32倍，可是多年的独裁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非但没有与时共进，反倒与时倒退。一夜之间，苏哈托的“发展之父”的神话破灭，带给人们的是愤怒和种族仇恨，所谓的经济成就也轰然倒塌。
菲律宾大独裁者马科斯上台之初，同样颇有作为。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用向地主购买土地然后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0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等等，而粮食却长期依靠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了不生产粮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便下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从70年代初，马科斯发动了一场“绿色革命”，开展全国性的种植“奇迹稻”（优良稻种）的运动，他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下乡劳动15天。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率先响应，带领一些省长下田劳动。通过以上种种努力，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从1976年起，粮食已能自给，1977年起，粮食还能少量出口。马科斯还开放投资市场，鼓励赋税、利润自由、保证资金回收、生产面向出口等政策，极大促进了菲律宾经济的发展。为了扩大马科斯的影响，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推出一部史诗性影片——《光荣的人》，这部影片完全是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影片将马科斯极力抬高，说马科斯在二战时期弃笔从戎、英勇抗敌，曾组织一个叫做“马哈里卡”的游击队，为菲律宾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影片的情节大部分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但因该影片情节曲折、富于感染力，曾轰动一时，马科斯的声望因此急剧提高。伊梅尔达还陪同丈夫到处奔波，笼络人心。他们夫妇几乎走遍了菲律宾的所有城镇，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甚至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徒步行走，同满脸满手乌黑的农民握手拥抱。为了达到长期统治菲律宾、建立马科斯王朝的目的，马科斯公开宣称：“为了菲律宾的长远利益和稳定，他必须继续执政。为此，他于日签署“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并颁布了1081号公告，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管制。在军法管制期间，菲律宾人民生活在高压政治之下：新闻和集会自由被取消，众多的社会团体被解散，政治清洗，逮捕政敌。在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至少有6万名“破坏分子，，被捕入狱，几百甚至上千名可疑分子死于军人和警察之手，或无声无息地销声匿迹，这些被秘密逮捕或处死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教士和律师。与此同时，马科斯夫妇拼命搜刮民财、榨取人民血汗，他们的财产急剧增长。马科斯就任总统前，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了1985年，他光是在纽约就有3.5亿美元的财产。马科斯当政二十年，他获得的财富估计在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之间，其中贪污金额就多达三十亿美元。一百亿美元完全收回的话，能够偿付菲律宾外债的40％，数额相当于菲律宾一年预算的三倍多。
伊拉克报纸上这样赞扬萨达姆说：伊拉克几个世纪来饱受外来入侵、落后、和停滞之苦，受英国统治40余年，直至1968年革命。革命后，萨达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巩固其主权和独立。萨达姆1979年担任国家总统以来，原有的工业部门得到显著发展，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得以兴建，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公共服务事业扩展到了伊拉克全国城乡，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律免费教育。八十年代后期伊拉克的成绩更为骄人，国家拥有的高速公路长度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古人云：一俊遮百丑。经济的发展成就，在给独裁统治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掩盖了独裁统治的血腥。在成就面前，他们故步自封，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建议。他们刚愎自用，残酷镇压反抗者和不同政见者。萨达姆上台后对伊拉克共产党、对复兴党内的政敌、对不从命的宗教领袖，甚至对功高盖主者，对亲英美者，哪怕是亲戚，也是毫不手软，血腥镇压。他对亲信讲：“我如果下台，就会被千刀万剐。”
卡扎菲领导这个大约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摆脱了贫困，1981年，利比亚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1万美元，成为非洲最富裕的国家，即使在遭受西方经济制裁多年后，也是非洲生活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智利前军政府领导人皮诺切特，在他的铁腕统治时期，创造了智利的“经济奇迹”。也不要以为政治独裁者就玩不好自由经济，皮诺切特玩的就挺好，比如废除最低工资，放开价格，将国有工业和金融进行私有化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即实行所谓以市场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三大支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智利经济年的年平均增长为8%，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年的10年间，智利的贫困人口由45.1％下降到23.2％，其经济模式被世界和西方国家誉为拉美经济发展的样板。据美国传统基金会2005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报告，智利经济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11位。但是伴随的“政治奇迹”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在皮诺切特的铁腕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军政府初期，国会遭到解散，全国长期实行戒严，军队随便入户抓人。期间共有1198人失踪，3000多人被杀害，10万多人被迫流亡国外。智利前国家情报局头目孔特雷拉斯就指控皮诺切特在1974年到1978年曾下令杀害3000人或使他们失踪。臭名昭著的“神鹰行动”更是皮诺切特军人政权屠杀无辜、肆意践踏人权的血腥行动，在年间，秘密警察部队不仅残害大批智利左派及爱国人士，而且还绑架、拷打、暗杀了大量的外国移民。
糟糕的是，有人竟然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种“政治奇迹”与“经济奇迹”的结合，天真地以为这两者的结合具有合理性。其实，智利人为这个“经济奇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今年5月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就因为教育不公平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抗议者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应当是它的学校质量，而不是高速公路的质量”。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地区教育分析家阿斯多加说，“智利发展模型是在快速发展中的关键时刻抛弃了社会进步”，可谓一针见血。
皮诺切特的问题提醒我们，那种以“经济奇迹”论英雄的想法未免太单纯了，国民党在30年代、前苏联50年代也都创出过”经济奇迹“，但为什么都灰飞烟灭了呢？谁还会去怀念这些奇迹呢！就像今天的智利，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皮诺切特那说不清来源的2700万美元赃款和1.6亿美元的金条。
在当今世界，没有比独裁者再能显示经济成就了。一个国家经过经济的长期败落，社会的长期不稳定，一旦独裁者取得政权稳定，就会为经济提供可靠的发展环境。加上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和外资的流入，只要独裁者稍微把精力从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发展，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也是必然的。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是“气数”，决不是那个国家领导人或集团能改变的。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谁当总统也是没有办法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再英明的总统也无法力挽狂澜。
早几十年前，人们就意识到了独裁国家必然没落和消亡。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独裁的国家一个个走向消亡，剩下的几个的独裁者暗地里演变的演变，不演变的也在“摇摇欲坠”。早1974年，哈维尔就评价独裁社会是“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的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的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稳定的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经济的奇迹，依然掩盖独裁犯下的罪恶。在这些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勤劳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尊严。在他们的治下，生命被忽视，尊严被践踏，他们漠视人权，视人民如草芥。在独裁国家，根本就没有法治，少数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少数人的好恶决定着人民的命运。他们亵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关怀，封堵和钳制人民自由和思想，迫害和打击一切进步的力量。人民任何试图改变命运的抗争，都被加上反文化和反人类的罪名。他们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怪物和恶魔，是现代文明社会绝对的敌人。他们犯下的“种族灭绝”“种群灭绝”罪恶，总有一天要被历史清算。
独裁国家，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也可能创造经济奇迹，但它却不能高度发达。在独裁国家，如果不解决党派与国家根本问题，不管这个国家经济如何发达，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只能是个三流国家、三流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冲出这个党派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国家的生存状况达到一个全新、自主的新的天地。
托克维尔：专制者发展经济的悖论说起来奇怪，专制与经济繁荣似乎总能如影形随，法国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德国的俾斯麦统治时期经济实现了腾飞，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也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只是这个结论一不小心就能证伪，专制与经济衰败也是鞍前马后，这种情况可以在历史上寻找到踪迹，在现代社会也能列举一二，毛泽东之中国，如卡斯特罗之古巴，金正日之朝鲜。不过后者并不是不想发展经济，非不为不想也，实不能为也。毛泽东就想搞个大跃进在十五年内赶超英美，只是方法不当。如同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见着洋枪洋炮只有被放倒的份儿。
专制国家在政治上总是名声不好，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专制者爱好绝对权力、贪恋权力本性又难以改变，所以他们在保住权力的前提下，总是会找到挽回面子的方式，那就是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繁荣，用今天政治学的语言就是以经济绩效获得合法性。通过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形态构建来取代政治进步和政治改革，总以为只要经济腾飞其专制政权就会稳如泰山、固若金汤，却不知跛足的经济发展最终使专制政权走上了不归路。
专制统治者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目的，即一个方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其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5页），这样，专制统治者可以让人们过着狼一样的生活，也可以过猪一样的生活。专制社会一方面是“官式文化群氓支配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舍勒），两种形式相辅相成，不是美美与共，而是丑丑与共，走向双重堕落。对此，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在专制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同是，第36页）只见到一个又一个快乐的猪，快乐的猪是不会关心政治的。猪的快乐与悖论是，人养猪的目的是为了吃它的肉，对此猪是不知道的，因为猪是猪脑子，专制统治者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人回归到猪的生活。
专制社会使人们私欲膨胀，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只考虑自己发财致富，他们生怕社会地位下降，拚命往上爬，为了金钱、为了社会地位，不顾一切、不顾廉耻获取金钱，人们拚着命去攒钱、赚钱。金钱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动力，它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并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使得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情感。”（同上，第35页）专制从本质上是支持和助长这种情感的，这样有利于专制者垄断权力并从中获得政治稳定和经济获益的双重好处。
令专制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经济繁荣具有双刃剑的作用，经济既可推动专制政治，也可以毁了专制政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政府每天都增加开支，收入却没有相应地增长，政府只好靠举债度日。经济的发展、工业的振兴激发了人们对财产的热爱、对富裕的爱好与需求，可是“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法遭到破坏更难以忍受，而破坏者正是所有债务人中本应最尊严合同法的债务人。”（同上，第212页）托克维尔带着遗憾的口吻得出了专制者不愿意听到的结论和看到的结果：“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同上，第213页）经济发展了，苛捐杂税也增多了，统治者获得利益的渠道也增多了，因此而产生的怨恨也随之增多。革命的发生，从来都是专制者惹的祸，都是专制者引火烧身。
本来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关注自己的生活了，人们的眼光也因专制者的努力从政治生活退出来关注经济生活的水平、经济生活的质量。事实恰恰非统治者所愿，专制统治者里的人对专制者并不因此感恩，恰恰在这个时候反而更容易忘恩负义，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轻者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重者会因此发生革命。对一个坏的专制政府来说，当它以经济发展来挽救政治危机时，其后果更为严重，其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人天生是个政治动物，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专制者无时无刻存在的恐怖总是让人感到不安和难以忍受。摆脱恐惧追求自由，反对特权追求平等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人们寻求民主制度以使自由得到保障的思想观点经过那些思想家的宣传逐渐在法国人们的心中开花结果，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终归要成为历史的尘埃，尽管当时的人们对此还认识不深，还只是本能地感觉到，但这已经足够让一个专制政权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托克维尔分析到，在随着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因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人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奇怪的动物，“人可以耐心忍受苦难”，但一旦苦难减轻，“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加难以忍受。”（同上，第211页）路易十六在推动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这是路易十六始料未及的，也算是偶然中的必然，专制者的宿命。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自由，自由是不可替代的，不能以经济发展的名义或别的名义取代自由。没有自由，经济发展就会被革命所取代，人类就会进入新的奴役社会。以追求平等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并不会使人类免于奴役进入天堂，更有可能进入人间地狱。
从原苏联看专制社会的“经济奇迹”
一国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体制的影响非常广泛而深刻。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似间接，实则能从根本上显著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宪政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分立、民主竞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宪法至上，这种体制能较好地保障普世价值的实现。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宪政民主体制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宪政民主国家一般民众富裕，国家强盛。当今发达国家皆为宪政民主国家。
宪政民主体制所以能促进经济发展，基于以下原因：
一、皆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经济能优化资源配置，竞争机制能择优汰劣，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因而能高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二、政府能更好地发挥经济管理职能。市场经济也有缺陷，如负外部性、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和不完全竞争等。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纠正市场失灵不可或缺。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权力才会受到监督和制约，竞争性选举会产生高素质官员，政府才会尊重民意、认真履责。
三、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充分保障。有了迁徙自由，就能促进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做到人尽其才；有了创业自由，就能激励更多的人创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结社自由能提高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实现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和良性互动；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而科技又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要素。
四、新闻自由能保障各种信息的客观、真实、及时和全面，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还是金融、经济体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五、一般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政府无法随意增加税收，税赋水平偏低；民众比较富裕，有利于投资和创业；还能促进消费，拉动生产发展。
六、能保障社会平等与公正。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均等，能促进社会公平和良性竞争，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良好的社会保障能增加公民的安全感，实现消费和生产的良性循环。公平和效率偶尔在表面上似有矛盾，但在根本上是相互促进的。失去公正的效率必将是短命的，最公正的社会往往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
七、具有健全的法治。良好的法治能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限制权力为所欲为；能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创造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秩序，为投资者提供安全感，增强其投资信心；还能增强国家对人才、技术的吸引力，有利于扬长避短，创造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八、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公民有较高的道德素养，社会有诚信保障机制，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合作，提高经济效率；慈善事业和公益组织发达，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九、市场经济主体是民营企业。由于责权利的体现充分和联系密切，治理结构和内部制约机制的完备性，经营管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得民营企业更关注发展后劲，更关注员工素质和开发创新能力培养，更注重积累投入及其方向的科学性，更注重投资的效益，更讲求信誉和服务。从总体上讲，民营企业远较国有企业有活力。
因此，宪政民主体制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专制社会则会抑制、破坏经济发展，大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原因如下：
一、难以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竞争和法治经济，市场主体是自由、平等的；专制政权则拒斥竞争、法治、自由和平等。即使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也因特权垄断和严苛管制，产生种种市场畸形和缺陷，无法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的优越性难以充分发挥。
二、专制社会的官员源于世袭或官僚群体的自我繁衍，他们目光短浅、素质低下，权力不受制约，普遍不负责任；他们往往任意干预和严格管控经济，不是缺位就是越位，难以履行正常的经济管理的职能。
三、专制社会没有新闻自由，市场和社会很难获得真实和全面的信息，因而伴随着众多的盲目决策；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系只能处在较低层次，难以深化发展。
四、民众缺乏自由权利。缺乏迁徙自由，阻碍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缺乏创业自由，抑制了民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造成才智的闲置和浪费；缺乏结社自由，劳动者在博弈中处于劣势，权益经常受到损害，难以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专制政权惧怕异见，钳制思想；专制社会缺乏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科学技术的发展便失去了基础和支撑。专制社会科技落后，缺乏创造力。
五、专制社会实行等级制，特权横行，两极分化，没有平等和社会公正。而公正和效率在深层次上呈正相关关系。公平缺失会严重影响经济效率。
六、专制政府严格管控金融，限制民间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为防止民间力量壮大，金融政策严重歧视中小和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金融支持，民众创业、非国有企业发展艰难，同时带来贫困、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七、专制政权不会关注民生，社会保障机制残缺不全，慈善和公益事业薄弱，民众贫困潦倒，没有安全感，无力也不敢消费，造成内需不振。而国内需求是影响经济安全和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八、为了控制经济命脉，政府会依仗众多的国有企业，控制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产品，他们被赋予垄断特权，享受优惠政策，大肆榨取民财，扼杀民生和民营经济，干扰经济健康发展，从而严重破坏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中小和民营企业受到制约和排挤，生存环境险恶，难以生存发展。
九、专制社会实行人治而缺乏法治。所谓法律多为恶法，用来管制民众、剥夺民众权利和自由，为自己为所欲为提供合法性。司法成为权力的奴仆，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市场和社会很难做到健康、稳定、规范、有序。
十、专制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腐败不断蔓延和深化。官僚主义泛滥，造成政府效能低下；各种管制措施泛滥成灾，设租寻租普遍，大大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成本，降低了经济效率。
十一、专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往往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农业、民生和消费；专制社会的市场相当扭曲，难以产生均衡合理价格；常常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
十二、专制社会官民严重对立，社会矛盾尖锐，不稳定因素众多，加之政策变化无常，未来充满不定性，投资风险较大，这就大大降低了对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现有的也会不断流失。
十三、专制社会道德堕落，假冒伪劣成灾，缺乏诚信，欺诈盛行，会大大增加各种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
十四、为了快速发展经济，专制社会往往依赖政府投入。政府实行高税收高积累高投入，由于缺乏监督制约，这些投入往往盲目而随意，决策失误是家常便饭，造成国家财富的巨大浪费。政府集中社会主要财富的同时，必然导致民间财富的贫乏和投资能力的弱化，而民间投资远较政府投资谨慎和高效。
十五、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专制政府往往喜欢大兴土木，建造宏大的标志性建筑，或者热衷于各种奢华和形象工程，糟蹋大量社会财富，从而限制了经济投入和民生改善。
十六、专制社会的教育被异化，实行愚民教育，任务是培养顺民和奴才，无法培养健全人格和合格公民；不重视科学教育，没有学术自由，难以培育出高素质人才。
十七、专制社会难以产生企业家。专制社会缺乏公平竞争和健康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关系密切。企业经营者热衷于跑路子、拉关系、争项目、要政策，多为投机钻营之徒。
十八、专制政权唯利是图，往往政企不分，与民争利；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造成经济体系的混乱与无序。
十九、专制社会税负沉重，大部分社会财富被政府攫取；人民困顿，无力消费，制约了生产发展；企业无力增加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
二十、国有企业因其缺乏健全的动力和压力机制，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和行为短期化；经营者往往不关心企业未来，不关心开发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注重职工素质、企业信誉、产品质量、服务水平的提高；因而企业往往缺乏发展后劲。尤其在缺乏自由、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权力制约的条件下，国企的毛病会更加明显。这将导致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低效。
二十一、专制政权没有正义感，信奉实用主义，在国际社会相当孤独；专制社会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妨碍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专制政权屏蔽国外信息，国内企业无法充分了解国际社会和市场，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失误频频。
因此，专制社会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但是，相反的事例似乎并不鲜见，如原苏联就曾有过辉煌的经济发展奇迹。据《苏联简史》介绍，“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937年比1913年分别增长1％、10.4％、19.4％、54.3％，而苏联同期工业增长7.5倍。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比1913年增长11倍左右，工业产量超过德、英、法，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即重工业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这11.7％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高得多。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年均增长高达14.7％。”在三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二战后的年，苏联工业增长远远高于除日本之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那么，专制国家的“经济奇迹”奥妙何在呢？
一、事物发展和增长过程一般呈对数曲线样式，初期发展空间内较大，发展速率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遇到越来越多的结构性障碍，其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增长速率会越来越低，最后会趋于一个极限而停止增长。要想开拓新的发展空间，获取新的增长点，必须调整事物的内部结构或内外关系。无论什么体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可以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经过高速发展阶段后，其增长速率便会逐步降低。专制国家发展初期往往物品短缺，市场广阔，粗制滥造也会供不应求；在开发产品、开拓市场、加强管理等方面可以节省大量资本，可以专注于组织生产和追求数量，因而可以得到较高的经济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增长空间狭窄，增长难度较大，增长速率相对较低。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曾有过更快更好的经济奇迹，否则发达何来？德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后的经济发展相当神速。经济发展奇迹并非专制国家所独有。
二、一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其发展初期状态有很大关系。专制国家往往比较贫穷，经济基础很差，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热力学认为，梯度和差距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所在，梯度和差距缩小是一种自发趋势。也就是说，落后追赶先进相对比较容易，而先进者想保持先进，或拉大与落后者的差距则异常困难。一个家庭现有500元财富，在一年内通过努力翻两番达到2000元并非难事；如果现有一亿元，那么翻一番也相当不易。落后国家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节省探索和创新成本，乃至实现跨越式发展，产生所谓“后发优势”。取得同样的经济成就，不同时代所用时间会相差甚远，不具有可比性。基础较差、基数较低的落后国家更容易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三、专制国家名声不佳，著名思想家哈耶克先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现代极权专制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为了挽回面子，给自己寻找合法性，专制政权总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增加投入即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宪政民主国家的投入一般会兼顾消费，比例较为适当；而专制国家会通过特高的税负搜刮社会财富，然后大肆投入；虽然浪费严重，但也能产生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
四、对个人和家庭来说，要实现人生和家庭幸福，各方面需求的边际效用应该大体相等。对社会来说，要建设正义、美好和幸福社会，那么对社会各项公共事项的安排，也需要遵循边际效用相等的法则，使各项社会事业均衡发展，力争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但在专制社会，专制者对维护政权稳定、快速发展经济、掩饰自卑满足虚荣的方面和措施，往往高度重视，不惜血本；而在民生、消费、医疗、教育、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则非常吝啬，敷衍了事。由于专制政权能高效组织社会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所以常常能获取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不顾老人生病、子女教育、房屋修建和饮食改善，那么全家穿戴漂亮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专制社会的经济增长是以诸多社会事业严重欠账为巨大代价的。原苏联曾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航天事业，对轻工业、农业生产和其他社会事业相当忽视，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
五、专制国家充斥谎言，新闻报道和统计资料严重失真。原苏联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说《真理报》上除了日期外，没有真实的东西。为了给自己制造光环，欺骗民众和国际社会，专制者极擅弄虚作假。漂亮的增长数字中有多少水分，谁能说得清楚？一般来说，经济的较快增长能体现为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但专制社会长期处于贫穷状态，这说明了什么呢？
六、为了打造漂亮的经济发展数字，专制社会往往注重经济数量的扩张，走外延式、粗放式的发展的道路，热衷于铺摊子扩规模，而不顾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其产品多是初级的，技术含量较低，缺乏竞争力；单位产品消耗很高，经济效益很低。不顾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发展比较容易实现“高效率”。
七、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专制政府往往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寅吃卯粮，杀鸡取卵，拔苗助长，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不顾伤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不负责任地、掠夺性地使用自然资源。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计算环境成本，这种增长很可能是负增长。
八、专制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而缺乏独立性。随意增加货币、放任通货膨胀是掠夺社会财富的惯用伎俩。通货膨胀能刺激消费，有时也能拉动经济增长。在通胀环境中，货币会不断贬值，但数字会越来越好看。专制社会的经济增长往往有相当的泡沫成分。
此外，原苏联国土广袤，矿产资源丰富，能源充裕，地理位置尚可，且长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军国家，所有这些也对其“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专制社会的经济增长有畸形、跛足、泡沫和虚假的成分，这种增长是粗劣的，缺乏质量和效益；这种增长孕育着未来的风险和灾难，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这种增长的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这种“奇迹”并不能佐证专制制度的“优越性”。
民主转型前的韩国、台湾也属于专制社会，二者曾创造过比较货真价实的经济奇迹。这又如何解释呢？专制社会有专制程度的不同。原苏联属于极端的专制社会，专制政权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而台湾、韩国长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专制政权对经济、干预控制相对较轻，市场效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管控、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措施适当也会有利于经济发展。专制政权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办事效率较高，计划投资能较少重复投资等等。只是专制政权管好经济的可能性较小而已。前已述及，一国经济发展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某些因素的优势可以补偿另外一些因素的劣势。韩国、台湾地理位置优越，曾得到众多西方国家的扶持等等，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制度劣势；当然其经济奇迹也有不正常的成分。如果同时采用宪政民主制度，或许会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
从原苏联看专制社会的种种畸变人类社会从动物世界演进而来。其演进过程有个总的趋势和方向，就是野蛮、蒙昧的成分在不断消减，文明、人道的因素在不断增加。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体现在各个方面，就政治体制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向野蛮、残忍的专制政治挥手告别，采用了进步、文明的宪政民主政治。由于种种原因，专制制度并为销声匿迹；但经过三波民主浪潮的冲刷和淘汰，宪政民主体制已先后在绝大多数国家生根、开花并结果。目前第四波民主潮流正在扑面而来，此波过后，仅存的几个专制国家会更加孤单和难堪。
当然，为数不多的专制政权也没有原地踏步，他们也在“发展”和“进步”。他们借鉴、积累历史经验并借助现代科技，把专制权术丰富、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什么欺骗术、愚民术、困民术，什么把持媒体术、结党营私术、颠倒黑白术、暴力恐吓术，什么强化控制术、钳制思想术、限制自由术、剥夺权利术等等，并且新的套路还会不断涌现。但这些招数都属于歪门邪道，以此等专制权术为依仗，根本不可能治理好社会，不可能实现民众幸福和国家富强。
当今时代，普世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人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法治观念和原则，已经得到举世认同和遵循。宪政民主社会较好地体现和保障了普世价值，而专制社会则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势不两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专制者是邪恶的、没有人性的，任何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专制政权是野蛮的、残暴的，对任何正义、善良的东西都敢痛下杀手；专制社会是恐怖的、扭曲的、病态的社会，很多本来应该发挥正常功能的社会组织或要素，都会产生异化和畸变，乃至变得面目全非。原苏联是现代专制社会的一个典型标本，通过解剖、透视原苏联，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专制社会的种种异化和畸变：
公权力的变异：公权力本来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被代理人用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但在专制社会，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严重割裂，它被异化为专制政权的私有物，成为管制社会、搜刮民众、谋取私利的专用工具。
官员的变异：官员本来应该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或被民选官员任命的人民公仆，是社会的管理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民众的服务者。但在专制社会，他们蜕化堕落为民众的对立面，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大老爷，是压制、压榨、奴役民众的特权阶层。
民众的变异：民众本应是社会的主人，是拥有充分自由和各种基本权利的公民集合体；但在专制社会，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任意剥夺，异化为被管控、被压榨、被奴役的对象。
法律的变异：法律的宗旨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也是限制公权力滥用的尚方宝剑。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管制民众、剥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紧箍咒，成了为权贵们为所欲为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工具。
媒体的变异：媒体的正常功能是向社会提供信息和真相，是揭露社会丑恶、监督官员和公权力的重要利器，被誉为“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政权的附属物，用来为专制者摇旗呐喊、吹风造势、歌功颂德、欺骗人民。其本来面目丧失殆尽。
军队的变异：军队的正当使命是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护神，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它绝对不可能把枪口对准人民。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工具，只要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它会毫不犹豫地镇压民众。
警察的变异：警察的正当职责是保护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政权的鹰犬，是制造恐怖、陷害忠良、铲除违逆的刽子手。
司法的变异：司法的重要功能是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在专制社会，它畸变为专制者手中的橡皮筋和橡皮泥，成为打击异己、保护权贵利益、惩治刁民的“宝贝”。
教育的变异：教育的功能应该是让青少年学会独立思考，促进其身心健康，培养其健全人格，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但在专制社会，教育畸变为培养顺民、泯灭青少年良知、愚昧其心智、残害其身心、毒化其心灵的恶魔。
专家的变异：专家的使命应该是探讨科学规律、追求真理和公平正义，应该是最受社会敬重的阶层。但在专制社会，他们畸变为专制者的奴仆。他们善于揣摩风向、察言观色，或论证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或抛出各种歪理邪说，或忽悠欺骗民众，摇尾乞怜而丧尽天良，经常受到民众的唾骂和鄙视。
体育的变异：体育的宗旨本应是强健国民体质，同时还具有商业和娱乐功能。但在专制社会，体育变成了装点门面、不惜代价制造金牌的机器。
文艺的变异：文学艺术的使命应该是讴歌真善美、鞭笞假丑恶，愉悦民众身心，诱导民众反省和反思，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但在专制社会，文化艺术畸变为权力的婢女，成了专制者的吹鼓手和化妆师。
历史的变异：历史的价值在与探究和还原真相，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素材，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但在专制社会，历史可以任意篡改，可以掩盖真相，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添油加醋，成了专制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真理的变异：真理本来是科学界的共识，与政治无缘。但在专制社会，真理被逐出神圣的舞台，畸变为专制者的话语。官话即为真理，而真正的真理却无立足之处。
由于存在众多的畸变，专制社会不可能美好。专制社会的一个固有缺陷就是缺乏纠错机制，只能无可奈何地任其败落、腐臭、变质。到了一定界限，似乎异常坚固的专制大厦就会在顷刻间倒塌。原苏联解体崩溃就充分论证了这一结论。
蔡定剑：什么才能创造真正的国家发展奇迹？
近年来，民主一直受到一些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更不利于社会稳定，民主也会腐败，民主还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也搞不了民主等等。中国近代以来从百年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普遍共识与基本价值，难道错了吗？民主，这个宪法确立的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和奋斗目标，难道动摇了吗？在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如何对待民主？中国将向何处去？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吗？
张东荪，半个世纪以前说得是真好：“中国人只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
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
专制制度:办事速度快,差错率高。民主制度:办事速度慢,差错率低。是速度重要还是正确性重要？
一个广泛流传的谎言是民主制度不如专制制度效率高。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曾经说：你们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好，三个政府，扯来扯去，不像我们做出决定马上就能行动。表面看起来好像有道理，专制国家只要独裁者一拍板，全国马上就能投入集中人力物力地加以贯彻。这些甚至以纳粹德国和苏联斯大林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佐证。相反，很多人认为民主体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原因是民主体制的决策往往需要国会两院，政府首脑等国家机关的反复讨价还价，不利于迅速决策，影响经济发展的效率。
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总体上观察现代世界的各个国家，发达国家也正是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中东的产油国和新加坡意外。而落后国家也正是那些民主制度不好，专制盛行的国家。
专制体制在一个时期可能快速发展经济，但从长远看，专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质疑的。其原因在于：其一，专制不能实现长久的政治稳定，经济无法得到持续发展；其二，专制制度的优劣关键在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是否优秀。从历史上看，专制统治者多数是昏庸，甚至是乖戾的。严复先生总结中国的帝制，认为除了唐宗汉武等少数几个皇帝外，多数皇帝是昏庸的，白痴皇帝、娃娃皇帝也不鲜见
[1]。这样的专制统治者是无法促进经济发展的；其三，由于专制统治以高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人民的积极性受到压制，整个社会的潜力无法发挥；其四，专制统治是建立利益分配高度不公平的基础上，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削弱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
更重要的，专制必然腐败，腐败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比如我发现了一个生产不锈钢杯子的商机。可是我为了申请营业执照、获得生产许可，应付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等部门我就不得不盖一百个印，迎接无数官员的检查。等到批下来商机早就过去了。政府部门怎么腐败，他们怎么能逼迫你给他行贿？他们给你设置障碍，为难你，这样你才会乖乖地求他，请他，陪着笑脸给他送钱。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以阻碍经济发展为代价的。
国家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由于对非洲等贫穷国家的同情，发达国家给予他们大量的经济援助。但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化，这些经济援助根本不能改善那里的苦难生活，反而可能被独裁者瓜分用于其奢侈的消费。经济援助，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化根本无助于彻底解决落后国家的经济问题。所以，现在发达国家将经济援助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但这被指责为干涉别国内政。
民主制度为什么有助于发展经济？从宏观上看，宪法是管理整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好的宪法，即实现了民主和法治的宪法，能够使整个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从微观上看，保护民主制度的宪法也以保护人权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这一法律力图最大限度地解放每一个人，激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这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发展经济终究要靠企业和企业家，靠每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比较好地处理政府的效率问题。在三权分立中，行政部门，如美国总统就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机构，即便面临战争的威胁，美国也绝对不会因为分权而影响政府及时做出反应。但一个国家中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太讲效率的，比如立法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各种人等，未来的发展等等都要考虑，这就快不得。再比如司法首要的考虑是公平和公正，不能追求效率而进行严打，错杀了人头可是再也不能安回去的，这就更快不得。因此，那种认为民主制度导致效率低下的说法是非常骗人的。
这样看来，民主制度比较好地解决了效率和公平等问题。在民主制度下，重大决策犯错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专制效率高，他们干坏事的效率高！！因为没有任何人敢于批评专制统治者的荒唐决策。
专制的舞台上，老是只有八个样板戏，但专业、纯正、中规中矩，不厌其烦，反复吟唱。弄得全体观众自觉、不自觉的都成了现代京剧粉丝，让观众进入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的境界，但只是在台下和，观众一是知道自己那甩袖唱功，也就是票友的水平，上不了台面；二是台上的也不让你上，那传媳妇不传女的功夫，外人岂能染指。但民主的舞台上却是眼花缭乱，阳春白雪有之，下里巴人有之，更有那说话快一点的，脸上贴块膏药皮，手老是摸着裤裆的，竟也上了排名榜，成了大明星。弄得相当一部分观众，嗓子痒痒的，不满足于在台下喝彩、起哄的角色，也有冲上台去吼一声的冲动，搭个草台班子，谁说不能红一把。
从历史上来考察，民主有战胜专制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记录。古希腊的雅典便是一个典型。2500年前，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行使旨在公共利益权利的直接民主制的雅典，曾战胜过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雅典为反抗波斯的入侵，全民一致，宁死不做亡国奴。雅典一万公民战士于马拉松对决波斯十万大军，大获全胜。一位已受伤但擅跑的雅典战士，受将军委派，从战地马拉松跑回焦急等待消息的雅典城，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倒地而亡。奥运会的马拉松跑便是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和这位英勇的战士。波斯帝国不甘于失败，昔西斯一世亲率50万军队，上千艘战舰，从海上再犯雅典。雅典的三百艘战船迎战，再败波斯于萨拉米斯湾。雅典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但为自由而战的雅典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了实行寡头政治的希腊另一个城邦国斯巴达。当雅典的直接民主制面对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入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全体公民同仇敌忾时，民主制的优势毕现。但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还是召集全体公民大会，公民们以平等的参政权来畅所欲言瞬息万变的战事，但由于利益的不一致，战争性质又不同于希波战争，每一个重大决定都要争执不休。而斯巴达的寡头体制，却保持了决策的高效率，就是起争执，也只是在贵族议事会上解决。高效率的占尽了先机，赢得了胜利。
民主与专制还有一个现代版本的比较，就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新加坡与照搬美国民主的菲律宾，就经济发展而言，前者已是步入经济发达国家之列的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而后者却是经济停滞，政局不稳。民主与专制，好像还是专制的能耐大一点。
当然，确切来说，新加坡是多党议会制的国家，但每次选举总是人民行动党胜出。类似的还有日本，议会也是多党制，但长期执政的是自民党，社会党曾短暂执过政，但很快就下台了。
专制的高效率有着明显的优势，但问题是做好事是高效率，一旦干起坏事来同样也是高效率、“大杰作”。最为典型的是希特勒的法西斯德意志帝国。希特勒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执政，短短几年，就把遭受经济危机重创，失业严重，在国际舞台上无说话资格的一战战败国的德国蜕变成一个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在国际舞台上说一不二的强权国家。家家有辆“大众”车，人人可出国渡假，百姓生活富裕。1936年的柏林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了希特勒成就的展示会。希特勒是个组织大型活动的大师，奥运圣火采集、火炬接力正是始于此次奥运。现能组织大型活动，得其真传的恐怕也只有北韩的金家王朝了。但希特勒为追求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把奥运圣火变成了战火，世界陷入灾难，德国坠入深渊。因为专制制度没有制约，缺乏纠错机制，一旦专制者或专制集团，一意孤行，把车开上悬崖，既无法减速，又不能制动，这种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很是赞同丘吉尔对民主与专制的评判：民主制度是除了专制制度之外最不好的制度。民主有百般的不是，专制有诸多的优势，但我还是把票投给了民主，因为民主制是唯一建立在人性尊严上的政府形式，更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专制却有个无法治愈的胎里毛病，无纠错机制，小错极有可能铸成大灾。对那些
“肉食者”，还是睁着眼睛，盯着点好，发现不对劲，赶紧换人，哪怕正如美国人称总统大选为换evil又何妨。民主制治国，靠的是一整套权力制衡的机制，不需要天才伟人、英明领袖，只要推出个二流演员里根，C等生小布什就行。
从“民主国家效率低”看帅哥的意淫
在杂谈，有个说话经常让人惊讶的人物，此人就是“帅哥在何方”。前一阵子，他说中国文化强大富裕先进了2000年，被我驳得再不说此言论了。今天他又冒出个丛林法则与“民主国家效率低，专制国家效率高”的高论，这着实又让我惊讶了一回。我说帅哥，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先在大脑里仔细斟酌一下再说呢？难怪，此帅哥就是个小屁孩，不过20来岁，说话冲劲大逻辑混乱很正常。本想不理他，但一想，这种言论要是散播开，是不是就又给专职意淫的遐想呢？很可能会的。所以，我还得说两句。
帅哥，你这个“民主国家效率低，专指国家效率高”的结论，是从哪本书或在哪种学术刊物上看到的？肯定都没有吧。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都是自己杜撰出来的。他们杜撰这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根源：就是为专制辩护，因为他们都是专职的受益者，不然，他们是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帅哥就是因这种思想根源而产生了扭曲的言论——“民主国家效率低，专指国家效率高”。
民主国家效率很低吗？日本二战后经济飞速发展，在几十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在世界上有强大经济竞争力的大公司。德国也一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德国人凭自己的双手也创造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他们的人民富裕指数不断攀升。反观专职的中国，在50年时间里干了什么呢，就是一天到晚瞎搞政治折腾了。不说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饿死了多少人，就只因政见不同遭迫害致死的就有几百万之多。这种悲惨现象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再说经济，中国在50年时间里经济虽说有了发展，但人的平均收入却没有大的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2008年是1100美元，而日本是34500美元，相差了30倍。中国与美国相差和与日本相差大体相同，中国人均收入仍排在世界100位之后。香港和澳门在上世纪50年代时，生活水平与内地相差无几。而今天，香港的人均收入2008年是25430美元，是内地的20倍。澳门人的人均收入2008年是14600美元，是内地的10倍。中国是这样，看看专制的朝鲜，古巴，越南，以及还有已经垮台的东欧国家及苏联。他们哪个国家不是瞎折腾了很久，他们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强于民主国家的现象呢，没有！当然，在某些小的次要方面，专制制度也有表现出效率高的一面，比如抓人，搞某项活动、运动等等，但这些小打小闹加瞎折腾的效率，民主国家是不消与之为伍的，因为它会带来很大的负作用。
专制的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表现的要远落后与民主国家，而且，它种种的行为结果还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负担。比如，中国为了抵抗当时苏联的可能入侵，大量的鼓励生育，结果在短时间内，中国的人口从4亿急剧膨胀到8亿，到今天已经13亿了。反观美国，与中国领土相当（俄罗斯领土更大），但美国的仅3亿人口，产值却是中国的数倍以上。可悲，本想靠人海战术取得精神上的优势，结果却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人口负担，你说这愚蠢不。一个思维方式落后的民族，人口再多，也不堪一击，就像当年西班牙殖民者，用区区数百人就把拥有数万兵力的印第安人击垮一样。
由上述对比可见，专制国家由于制度的缺陷，思想观念僵化固执，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带来了严重的迟滞和负面影响，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显然，帅哥在何方这个毛孩子在杂谈宣称的“民主国家效率低，专指国家效率高”完全是一派谎言谬论，其背后无非是想为专制找到继续腐败有理的理论依据罢了。可惜，他找的这个依据太不经一驳了，还望多努力。当然，帅哥是受益者，他为之摇旗辩护情有可原，否则，他心里怎么会平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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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比较讨厌专制，但必须看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英美国家的人不选择这样的制度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它显然是因为中国人与英美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首先是体现在两者思维方式不同上，也就是它首先是体现在两者文化不同这个基础之上。中国人选择专制，是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英美人选择民主制度也是由自己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而决定中国人与英美人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源则是文化，而不是种族的不同（见《人种起源》）。由此推理，我们会看到，导致中国人选择落后专制制度的是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落后的真正根源就是中国的文化，是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方式（注意，不是中国的哲学）。
民主是美好的，但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民主后可能并非就能带来想象中的美好之处。巴基斯坦、印度民主了，拉美国家民主了，泰国民主了，但他们并没能表现出英美国家那种美好之处，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文化问题，是文化的不同让这些同样的民主国家表现出了种种先进与落后的巨大不同。可见，文化问题是重要于民主的根本问题。文化不先进，即使民主了，国家可能也并非就能变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富裕和谐的国家。所以，尽管民主似乎要优于专制，但不能仅仅看重于制度，不能把制度改革看成是医治百病的药方，我们更应该反思中国的文化，即我们更应该从医治中国的文化疾病着手来改造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快乐是暂时的，而文化弊病带来的困苦却是长久的。现在某些中国人只知道赞美自己的文化，不知道反思自己文化存在的弊病和缺点，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不反思自己文化的弊病和弱点，将会让中国更加愚昧和落后，而不是更加聪明和先进。醒醒吧，中国人，现在该是反思中国文化和改造中国文化的时候了。
良家妇女可能会被强奸，不过良家妇女就是良家妇女，被强奸了也不是婊子；
老鸨不卖淫了，可是老鸨就是老鸨，不卖淫了，也是婊子。
话粗俗了点，我们再用文明的方式表达一边。
民主有可能会被强奸，有可能出错，但是民主就是民主，她依然是社会现阶段的价值取向，依然是现阶段最合理的决议出台方式，依然是让领导者代表人民的最合理的办法之一。
专制有可能出现英名的领导者，也许有时正好代表民意，但是它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把人民的利益寄托在英明的领导者身上，还不如自己选出英明的领导者。
简而言之，民主和专制犯错就是个概率的问题。
一、什么是效率？
帕累托说：“在经济学中我们这样讲：在不会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这也经济学界认同率最高的效率概念，也被许多人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境界。
相反的情况（低效率）包括：“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这样的经济当然只能生产少于“无上述问题”时该经济原本可以生产的物品，或者还会生产出一大堆不对路的物品。这些都会使消费者的境遇比本该出现的情况要差。这些问题都是资源未能有效配置的后果。
扩展到其它领域，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定义效率：
1.时间与工作量。高效是指既定时间内完成最大工作量，或既定工作量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2.资源的配置。高效是指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佳配置效果。胡乱配置则是低效。
3.投入与产出。高效是指有限投入达到最大产出。不计成本的投入和不计收益的产出则是低效。
二、民主真的低效、专制真的高效吗？
专制国家普遍存在的“无法遏制的垄断”，或“恶性无度的污染”，或“没有制衡的政府干预”，等等，经济学中直接已经归到低效中了。
比照定义，结合现实，现实中实在找不出专制高效的证据，低效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归纳起来，专制低效分为以下几部分：
1.决策低效：民主制下，要通过某些律法或某些重大事项的议案，如果涉及的利益较广，所以通过前需要不断平衡和谈判，需要专家论证，使得议案通过后，各方利益尽可能能得到最大保障，虽然需要的时间较长，但完全符合高效的定义。
实际上，民主体制下，一国在面临关键时刻，议案也能快速通过，绝不会出现扯皮。如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对日宣战议案根本没有争议，快速通过。
专制体制下，重要事项不需要大家讨论，一个人或几个人直接通过，所需时间很短，但问题是，这个执政者不是全能、同时也受信息的限制，所以这样的决策往往可能是错误的、会造成严重负面后果。大量事实证明了这点、证明了低效。
比如，申办某某大型运动会什么的，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快速决定，运动会本身或许很成功，但计算投入了么？计算效益了么？资源配置时考虑了民生么？达到当初国际地位提高的目标了么？这些问题不就是效率问题么？
一些大型工程项目，同样可以问这些效率问题。
真是奇怪，现实中谈论某项目时，没人会认为“拍脑袋决策”是好事，会造成重大损失。但一说到体制层面，却又认为“拍脑袋决策”是有效率的，搞笑嘛。
2.执行低效：专制体制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和政务拖沓。诸君去政府机关办事时，几人碰到高效的？
同样奇怪，不少民众都骂专制体制下官员办事低效，却又称“专制体制高效”。精神分裂嘛。
3.监督低效：专制体制下，体制内各监察机构监督、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很多专制国家根本就是把媒体也变成了体制内了），根本就是摆设，根本无效率可言。而监督的低效，又加剧了整个体制的低效。
4.综合低效：专制体制下，政府会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过度的干预，影响正常的社会调节和市场调节功能和效率，从而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低效。上面讲的“经济上的垄断”、“污染”等，就是例子之一。
要使国家成为合法，它的政权建立方式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和契约制的
契约的制定，我们知道，就像是十个人一起订一份你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合同，必须依靠不断地妥协才能最终达成
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国家的政治依靠的是妥协而非绝对的权力，而妥协出来的政策，其制定效率当然远远比不上独裁者的拍脑门。
于是我们看到，表面上，民主国家的社会运行效率要远远慢于专制国家：拓宽一条马路要修上半年，通信运营公司退个款要反复核实两个月......
然而实际上，民主国家牺牲的仅仅是政策的制定效率，而获得的却是政策的执行效率
回过头来我们在中国发现的却是：四万亿投资仓促上马，换回的是银行的巨额坏账以及房价的持续走高；南京高架桥垮塌，多人死亡；一条马路刚刚修好便要挖开改线；京津城际铁路屡屡出现工程质量不达标引起的返修……
妥协是一种看似低效实则高效的现代社会运作模式，它所体现的是公民的全体“意志”而非全体“一致”。不经妥协而提前设计好的社会，注定会问题重重，其社会运行的成本反而会远远大于妥协出来的民主。
什么是民主？我想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定义和外延是什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模糊的。尤其对于高呼民主的人。民主并非如同宣传般包含了众多的道德感情因素。民主并非光明、正义、真理的代名词。而民主的反义词，某些人称之为专制，我称之为集权或者权威政府，也并非腐败、黑暗和压迫的代名词。实际上，腐败和社会黑暗可能在民主的体制下出现，也可能在权威的体制下出现。我们今天痛恨的贪污腐败并不是权威所固有，民主政体下腐败一样非常严重，如70年代的香港，现在的哥伦比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民主与否没有必然联系，说到底是个机制是否完善的问题。机制完善的国家，欧美诸国，腐败自然少。机制不完善的国家，亚非拉诸国，腐败自然多。权威并不一定导致腐败，如毛时代的中国，李光耀的新加坡，希特勒的德国，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等等。
所谓民主或者权威，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对国家政治的决策方式而已。简而言之，所谓民主，即是以多数统治少数，由多数决策但是尽量保护少数权益。而权威的政府则是以少数决策，并不一定遵从多数人的意见。
这样看来，人们从道义上比较容易接受民主而排斥权威。但是实际上，综观人类历史，有文明以来，人类95%的时间所采用的是权威的政治体制而不是民主的政治体制。这似乎是个很矛盾的事实。事实上，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并不能被称为有效而完美的制度。甚至仅仅以决策效率的角度考虑，民主绝对是个坏制度。但是，我们说任何制度都有其适应的土壤。一个制度无所谓“好的”或者“坏的”，只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区别。我们可以比较优劣，以判断哪种制度更为合适。我必须声明，我并非反对民主，拥护专制。只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择而取之。
民主政治相对于权威政治的缺点在于，民主政治无法保证其决策的正确性。
证券操作理论中有一个所谓“greedy and
pain”的理论在此可以作为一个类比。这个理论阐述为，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对于金融的知识，他们对于市场作出的预期往往是错误的。在市场处于顶点时，民众无理智的疯狂买入高价证券（greedy），当市场处于低点时，民众又无理性的割肉抛售（pain），因此，作为投资人的做法是应该与民众的做法背道而行，如此往往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普通民众作为政治的参与者同样缺乏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他们对于政治局势的判断也往往是错误的。他们对此作出的决策也往往是非理性的，一厢情愿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俄德布列斯特和约。
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面临着自身经济的崩溃和内乱。在此情况下，俄国决定和德国谈判停战。但是德国狮子大开口，要求苏俄割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条件。列宁主张接受条件。但是俄国民众的一致判断是德国欺人太甚，全国民众应团结起来击溃德国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于是苏俄中央委员会否决了列宁的建议，继续对德作战。结果是灾难性的，俄军在德军面前一触即溃。这个时候民意开始同意和德国重开谈判。但是此时德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这个时候民意又开始不统一了。关键时刻列宁以其威望和权力压制了民主，同德国签约才使得苏俄避免遭受德国的继续进攻。该条约使俄国丧失了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赔款60亿马克。但是历史证明，真理最后站在列宁一边。1918年11月德国投降，于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列宁以其威望和权力压制了民主，同德国签约才使得苏俄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否则，如果以民主的方式决策，可能俄国在1918年以前就被德国消灭了。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如俾斯麦在普奥战争中压制了普鲁士的民意与奥地利议和，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被证明比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更合适苏联国情。历史总是证明，大部分人的决策往往是错误的，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民主政治同样不能保证其决策有效性。由于民主政治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保护，其决策的过程一定是漫长的。更致命的是，民主政体下的国家往往对资源的统和力非常底下，其执行的力度一定是打折扣的。因此，民主框架下国策的设立和执行效率均非常低下。
印度可以作为一个民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的例子。该国和中国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地位，但是其经济发展则远不如中国。其原因大抵在于该国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由于各种反对力量的存在，其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工程建设必须照顾个方面的利益，因而其效率大大折扣。比如修建自孟买起到加尔各答横穿印度的铁路，个个邦都要求铁路从该邦通过以利当地经济发展，因此铁路的设计一改再改，设计施工一拖再拖，一条平原上的铁路修了10年，还莫名其妙的修了不少支线和延长线，经济效率被放到第二位考虑而平衡各方利益被放到第一位。反观中国，修筑成昆、宝成铁路，在山区中穿行，仅仅用了3年时间不到。修筑铁路节约的时间、投入运营创造的收益都被消耗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了。
很多时候这种低下是非常致命的。比如在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后败于斯巴达就是个有趣的例子。援引希罗多德的评价就是“君主极权的贵族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力量。在一年又一年的持续战争中,雅典的人民政权同斯巴达的严格纪律与不受任何干扰所政策相比较,雅典的弱点日益明显,而领导人的任意变动又使它处于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摇摆不定之中”。
某些情况下，人民自己会对软弱无效率的民主政府感到厌恶，因而转向寻求权威政治。比如一战后的德国建立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但是这个政府很快就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对外失地于法国，对内不能遏制巴伐利亚的独立，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社会动荡。这种政府必定无法长久，于是很快被希特勒政府取代。
并不是为了论述民主政体不好，而专制政体好。政治发展的终极方向是民主前进。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了社会的公平性，变金字塔型社会为橄榄型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可以有效的维护稳定，使国家少受内部矛盾的影响。权威社会由于其高效率的行政，必然造成某部分的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社会矛盾产生。当矛盾积累到权威核心不能承受的时候，社会就走向崩溃，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末期的天下大乱景象。而权威社会本身并不具备释放这些矛盾的能力。权威的社会如果不及时转型，一旦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问题是不能一蹴而就，把民主强行抑制到某个国家身上。实际上民主和权威政治各有好处，在使用中存在一个权衡的问题。
我们来考察二战之后亚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可以非常惊讶的发现，开除日本外，几乎所有经济成功的亚洲国家都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下实现经济起飞的。二战结束后，亚洲国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菲律宾移植了完全的美式民主，印度则移植了英式民主。印尼、南朝鲜走上军人专制的道路。新加坡建立的家族政治，台湾地区也建立了权威政府。50年后我们发现，军人政治的南朝鲜在军人领袖朴正熙，全斗焕的带领下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家族政治的新加坡成了国际金融中心。两蒋独裁的台湾成了世界电子工业制造中心。而民主政治的菲律宾则局势动荡，工业毫无发展。45年菲律宾人均GDP东南亚第二（少于新加坡）95年东南亚倒数第二（多于柬埔寨）。印度的建设成就我就不提了，和中国比比也是弗如远甚，连金融危机后的印尼发展水平都要好于以上两国。
以上现象很发人深思。民主制度是好的，为什么民主的国家反而不如权威政治下的国家呢？我想答案很简单，由于民主政府的低效率，一个相对贫穷的社会是不可能为这种低效率买单的。当民主消耗掉的社会效率超过这个社会能生产出的效率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走向崩溃和内战。如非洲的利比里亚，当民主消耗掉大部分效率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半死不活的生存着，比如菲律宾。而在权威体制下，国家往往能以更高的效率决策和投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相对强大，经济运行的计划性高。这种体制对于经济薄弱的后进国家是非常奏效的。因为国家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时，经济需要国家作为保姆来管教，等到国家发展了，社会承受能力强大了，如同幼儿成人了，则可以渐次放松管制，这个时候国家则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如货币财政政策来对经济运行进行校正。
斯大林30年代在苏联的经济政策确实是粗暴的，但确是非常有效的，如果按照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发展思路，苏联40年代不可能拥有和德国相抗衡的工业基础。很多人攻击毛主席不懂经济，但是若非毛时代中国建立的物质基础，中国不可能在近30年内取得重大发展。一个很好例子是，印度比中国更民主，法律环境和西方更接近，相对于中国，印度的英语沟通能力更强。当时印度能吸收到的投资连中国的零头都不到。并不是西人脑袋进水，实在印度没有完善的铁路网，生产了东西运不出去。缺乏强大的发电能力，生产线突然断电谁受的了？人口文盲太多，低素质的劳动者培训费用高，次品率高，人力成本自然也高。而中国在毛的带领下，人民少吃点大鱼大肉，少穿点花衣服，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对基础工业投资。这些投资短期看不出效益，在民主的体制下大家是不会愿意这么干的。但是在毛的权威下中国人苦过来了，基础打实了，发展的速度自然就远远的快过印度了。
秦晖：不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就是专制　　
破专制主义这个说法，这个很难说，尽管很多人都可以对清代的国家政策，或者说清代帝王的作为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但是我们讲他专制不专制，其实主要指的是一种体制，这和具体的政策和帝王的作为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专制条件下也可能有圣明君主，也可能有比较好的政策，这个其实都不矛盾的。而且所谓的专制也不是说皇帝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概只有上帝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上帝以外包括希特勒、毛泽东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只要是不允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专制，最高权利是不许觊觎的，当然在专制的大帽子低下具体的制度运行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研究的余地。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文化上也非常美好，那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就有点搞不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清代的经济发展的总水平，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谈得清楚的问题，清代是不是有很多地主？土地的集中程度如何？是可以根据很多东西来确切判断的，而且有很多确切的经济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的总水平就比较难说了，因为在那个时代计算GDP是一个非常之不太靠谱的。而且这个当然和王凌兄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麦迪逊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世界上比今天的美国都要发达得多，美国今天占全球GDP不过是25%、26%，那个时候据说我们已经占了33%，比今天美国牛得多。　　
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解释了。如果是鸦片战争前夕还是这样，那除非你说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落后过，否则真是比较难说。这么进步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各项物产都是在世界上很抢手，但是中国好像是不需要全世界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外贸有很大的顺差，甚至有人说那个时候中国就是世界工厂。假如真的是以这个为标准的话，的确可以说不但鸦片战争以前是这样，鸦片战争以后其实也是这样。一直到甲午以后这个情况才真正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才出现实质性的逆差。西方的工业品开始在中国打开销路，主要是在甲午以后。甲午以前如果说外贸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无非就是鸦片取代了白银，原来的西方工业品没有销路，他们需要我们的产品怎么办呢？他们给白银。后来给白银他们觉得对他们来讲比较麻烦，于是他们就用鸦片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