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三点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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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蒋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1941年2月，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与社会各界显达一同带头吃素作者系文史学者1934年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个运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以蒋介石的“三化”为行动指南，其目的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场“改造国民生活形态以及行为模式”的教育运动。 蒋介石的“三化”，是指“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所谓“生活艺术化”，是以“艺术”(包括中国古代的“六艺”)为国民生活准绳，达到“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所谓“生活生产化”，是以“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为非礼，不劳而获为可耻”的教育，达到“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之目的。至于“生活军事化”，则正如蒋介石所说：“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他还说，“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可以与敌人拚命”……也是生活军事化的内容。为了掀起这样一场运动，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发凡》的演讲中说：革命就是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或主义，用人的力量彻底改进每一个人以至整个国家的生活形态。“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他强调：“新生活运动”既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要求全国国民在衣食住行方面能够彻底改进的一种社会教育运动。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正式成立，蒋介石自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总干事，并设立调查、设计、推行等三个部门。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作出决议，要求有关部门共同拟定这个运动的推行办法，希望用党和政府的力量大力推广这个运动。“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立刻引起舆论的议论。日，北平《晨报》载文指出：“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殆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氏有知，度与吾人有同感矣。”一个多月之后，胡适在《大公报》发表题为《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的文章，点名批评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他说：“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尽管蒋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并能身体力行的人，我们也看到南昌印出来的《新生活须知》小册子，所开96条(规矩54项，清洁42项)都是一些柴米油盐、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根据我们最近的观察，却不能不“感觉一点过虑”，故提出以下意见：第一，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新生活须知》中所列内容，“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做到其中规定的所谓“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之类，不过是学会了一个做人的本分。这就好像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强调过分，“那是会遗笑于世的”。第二，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进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夸应付的恶习也会由此而生。第三，“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下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如何去过所谓的新生活。同年9月，著名学者吴泽霖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中国的文化确有种种的特长，惟与西方各国来周旋，那根本无法可以抵抗他们的强力。所以民族复兴的文化条件，并不在什么保存国粹，而在怎样吸收一种文化使我们能抵抗他们的武力和经济侵略。”这显然是对胡适批评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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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困境新生活运动：建设理性社会的尝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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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建设理性社会的尝试（二）
新生活运动总会还制定了指导人民的八项原则和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其中的八项原则是：
1．把昨天看成死亡，把今天看成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 诚实和廉耻。
4．我们吃、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着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作为策源地的南昌，新生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全国性质的新总会成立后，江西省也设立“省新运会”，组织和指导全省的新生活运动。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机构和组成人员颇具代表性。
主任干事：熊式辉
干事：程时，王次甫，黄光斗，俞百庆，龚学遂，肖纯锦，熊滨，王明选
书记室书记：程时
第一股股长：王次甫
第二股股长：黄光斗
妇女生活改进会总干事：潘玉梅
副总干事：周兰清
干事：张志渊
事务干事：吴裕珍
缝纫指导员：吴瑞瑛
刺绣指导员：漆香泉
关于“新生活运动歌”和“复兴歌”则由程时作词，程懋筠谱曲。以“礼义廉耻”，“整齐清洁”八个字为新生活运动主要内容，各机关、团体、学校门首和礼堂，都要标写出来。新生活运动的徽章是盾形，红边青地，上面一个青天白日，中间一根指南针，凡佩挂“新生活”徽章者就是表示拥护和服从之意。
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转移风气，同声应，纲乃正，教化明，复兴民族新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美哉西江，庐庾苍苍，章贡汤汤，文山叠山之气节，庐陵双井之文章，复兴我数千年文化之邦，在吾人身上。努力努力，做人做事做学问，爱劳爱苦爱景光。国难兮方张，省难兮未降，吾人朝夕毋或忘。
南昌市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大致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教导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南昌市曾于日，举行过一次提灯晚会，参加人数达10万之多，约占当时南昌市总人口的4000，从而使新生活运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二阶段为督促阶段，主要是敦促市民按有关规定做好整齐、清洁工作。当时，南昌市新生活运动总会“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阅全市整齐、清洁情况。检阅队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简称)干事组成，就南昌15个区，分成15队，各配宪兵2名、警士4名，警官1人，新运会干事1名。检阅项目有“行人须走人行道，衣服、鞋帽须整齐，不吸烟、不吐痰、车辆须停在规定停车处，注重码头车站秩序，人力车夫及搬夫不得争先揽客，住户或商店不得在门前漱口、泼水、吐痰、撒尿等”。检阅时如遇到违反规定者，当面予以劝导、纠正，并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等处罚.第三阶段是考核奖惩阶段，这项工作主要针对南昌市各公共场所、商店等单位。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南昌市新运总会为各单位制定了新生活达标进度表，并派专人深入各单位视察，“每日考核数次，就其成绩之优劣，逐次于表格内加注符号，并于每月上、下旬将表收回，核算一次。至月终作总结，评定其优劣。函请警察局予以奖惩.”当时制定的奖惩措施是:成绩优良达60%以上者予以书面奖励；成绩优良达70%以上者，将其牌号成绩，登报公布；成绩优良达80%以上者，将其牌号登入优良成绩公布牌一个月；成绩优良达100%者发给奖状。而对于达标成绩在60%以下者，予以书面警告;经两次警告不改进者，按违警法处罚；经一次处罚不改进者，予以三日以上停业处分；对经三次停业，仍不改进者，予以永久停业处分。
１９３５年秋，即新生活运动第二年，举行了一次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大会。这会显得盛大，会后还组织了各行各业的盛大游行。发动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行各业扎饰灯彩和扮演戏文。夏布业用各色细花夏布扎成“礼义廉耻”、“整齐清洁”八个字；鞭爆业用红绿大小爆竹和盘香扎成宫灯；还有用大卡车饰成轮船、火车、龙舟、凤辇等，五光十色。游行时，由新运会派员在各马路检查评比，扮演得特别出色，而且适合“新生活”意义的，即予以表扬。
综上所述，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在南昌主要开展了八项工作：城市卫生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市容整顿；公共场所治理；加强公务员管理；组织各种新生活团体和讲习；生活风俗改良；募捐救困。经过工作，当时南昌“一时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著进步。”
据记载，以整齐、清洁为中心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还在全国除青海、四川、甘肃等偏远省份以外的绝大多数省市和铁路沿线开展。由于“领导重视，全民参与，措施完善，制度完善”，各地的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
根据新生活运动总会的要求，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一律出任该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地发动学校、机关组织新生活运动服务团，进行宣传、服务，配以警方的督促和检查。在山东，由于韩省长(韩复榘)“以身作则，新运极有成效”，使山东“市容整洁，行人车马秩序甚好”。在北平，新生活运动“组织健全学校、机关新运推行有收效，市容尚好，取缔舞场，娼妓检验所颇有成效”。在陇海铁路新生活运动则以“提倡国货，司员生活有规律，守公约。”为主要内容，由于“组织健全，干部负责”，因此“成绩显著”。
第一期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对净化社会空气，改善公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第二阶段
1935年3月以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所谓“三化”即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三化”是新生活运动的三大基本原则，国民党企图通过对“三化”的实现，把国民生活推向“高尚、富足、巩固”的新阶段，以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在这之前，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从此看来，推行“三化”，实则新生活运动应有之义。
这之前，在1935年2月的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即对“三化”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军事化者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因诱循苟安之习性。所谓生产化者，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限，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默之习性。所谓艺术化者，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拨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俘伪之习性。”
为配合“三化”工作的开展，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年3月颁发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即《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公布了第二期新生活运动的21项工作项目。主要有:守时运动、民众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开渠筑堤运动、修桥补路运动、提倡国货运动、戒烟戒赌运动等等。其中又以实施民众训练与编组，促进社会合作事业的组织，加紧各种社会教育的普及为中心工作。该方案同时规定各地前一阶段成立的各种新运组织一律改组成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各种劳动服务团须在21项新运工作项目中选择一两项，作为自身的活动内容，利用工余、课余进行劳动眼务。在安徽省，由青年、军警、工人、妇女、商民等组成的各种服务团就有99个，团员3796人，团员都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无论如何，新生活运动都只能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着力服务当前工作一直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标。第二期新生活运动就是紧密围绕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首先，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紧密结合。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强国力，在全国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推动经济建设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役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好在我们同胞很多，同胞的劳动，就是国家最宝贵的经济动力，亦即一切建设事业的资本，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纷纷组织劳动服务团这支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在湖北省，就组织武昌市、汉阳市18-45岁的男子修筑武昌宾阳门至湘门赛湖的湖堤。这项义务劳动由武汉市警察局编造名册，统一安排，发动全市市民、公务员、学生参加，使这项浩大工程仅用30天时间就得以完成。在绥远省，1935年冬天发动人民服役，仅“以10余日之时间就完成环绕绥远省新旧城计程17华里之环城马路，该工程坚固，完成迅速，实收组织完备之效也”。当时，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完成了筑路1370余里的巨大工程。像这种借助民力，开展地方建设事业的事例在第二期新生活运动中还有很多。
其次，新生活运动对国民军训的密切配合。蒋介石曾在分析日本军事强盛的原因时说:“日本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遍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因此，蒋介石要求中国国民效法日本人，养成生活军事化的习惯。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指出:“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进一步促使国民政府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而这项工作也是大力借助于新生活运动，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的。
据记载，当时像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千线均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过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以后，每周二、五下午5-6点钟都集中军训，并取得显著成效。军事训练还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连中、小学生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国民军训的广泛开展，的确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尚武习武的风气。以至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和恐慌，他们遗责南京政府“加强对职工、学生、乃至儿童的军事训练，学校机关号令不绝”。第二期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这种国民军训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实行的基本上是“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在加紧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好抗战准备之外，还加强了对共产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因此，这一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又有服务于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面，这在共产党、红军力量比较集中的西北各省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青海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确定本省新生活运动工作内容:“本会以本省现值剿匪时期，遵照委员长劝告，川康陕甘青宁民众协剿赤匪书内第六项规定，通告各县新运会即各劳动服务团，加紧工作，以造成防匪之精神壁垒.又加紧团员训练等。”又有绥远省征调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劳力，投入建筑碉堡和修筑道路的工程，据记载:绥远省在两年之内就修筑碉堡1125个，道路1000余里。山西省也把防共作为全省新运的中心工作，太原市还进行了所谓服务员的防共训练。据说，这项工作还取得了“卓著”成效。这样一来，新生活运动在西北地区又成了反对其他政治势力的工具。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是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国民政府将其与新生活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新生活运动中组建的千千万万个劳动服务团，调动起一支支强大的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这两项重大事业，为抗日战争地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地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重庆，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也开始不断调整。日，新运五周年大会在重庆举行，蒋介石在演说中重新诠释“礼义廉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蒋介石曾明确指出新生活运动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抗战已进入到第二期，我们国家既然处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新生活运动也就跟着抗战建国的进程，进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为借助新生活运动服务于抗日战争，蒋介石首先对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作了全新的解释。蒋介石说:抗战中的“礼”应该由原来“规规矩矩的态度”发展成为“严严正正的纪律，即国民在抗战中应遵守共同的纪律，造成共同一致的力量，以适应国家的需要.譬如及龄壮丁应服兵役，这是国家颁行法令的有形纪律，欢送出征军人，和敬爱受伤将士，并且代为服务就是社会公认的无形纪律。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必须一致遵行，在战时遵行国家的一切法令，绝对不顾私人的利益，才算不背乎礼”。抗战中的“义”，应该由原来“正正当当的行为”，发展成为“慷慷慨慨的牺牲”。进而解释说:“武装同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各地同胞踊跃从军，自然算是慷慨的牺牲.此外，凡是输财报国，应征作工，以及战区同胞破坏自己的工厂，焚毁自积的粮食，甘受损失，不肯拱手负敌等等，也是极端慷慨牺牲之行为”抗战中的“廉”，应该由原来“清清白白的辨别”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节约”。并指出:“现代战争完全是人力物力总和的决赛，谁的经济物质能够持久供给，就是谁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他要求国民“不但对于公款之物应该绝对爱惜不可有丝毫的浪费，或几微的侵占，就是各个人的财物，以至路旁无主的破布片纸，我们也应该收拾爱惜，不容任意消耗，以可以多多培养我们的国力.”抗战中的“耻”，应该由原来“切切实实的觉悟”，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奋斗”。并进而解释:“譬如我们觉悟到抗战需要最急切的是兵员补充，马上就亲自应征或将子弟送去服役.或者觉悟到前方将士缺乏某项药品，马上就出来宣传捐助，并且首先来做榜样。”蒋介石从抗战地角度出发，对礼义廉耻进行了全新地阐释，赋予了其崭新地内涵，成了新地时期全民抗战地动员令！
1941年是新生活运动第七个年头，这年的五项工作，主要有:厉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协助兵役建设，尊敬受伤将士；协助肃清烟毒；增进国民健康；促进妇女运动等。这五项工作在各地新运会的督促、领导下，均取得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持了相持阶段的抗战。新生活运动，不但为抗战提供了精神支持，而且也为抗战创造了物质条件。无怪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会上总结说:“我们抗战到今夭，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是不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地态度也演变为“避战观战，坐待胜利”，把主要力量用在恢复和巩固其对全国统治方面。1942年新生活运动规定的工作要点是:戒除赌博，肃清烟毒，普及节约、储蓄，推进卫生体育等。要求把新生活运动开展成为为开创一个新时代政治、而荡除旧习、转移风气的社会运动。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也主要是有关改造国民生活方面的内容。
回顾新生活运动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造福民众、御侮救国的历史贡献。“其实一切事业，莫不有得于新生活运动的辅助”，《苏报》的评价应当是恰如其分的；我们也痛感其对进步力量的迫害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社会进步的阻碍。
五、新生活运动中的女性
在新生活运动中，宋美龄的作用功不可没，她在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1936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6年2月，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作为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宋美龄强调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1938年5月，宋美龄准备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救国问题。她致开幕词时说：“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她希望全国妇女工作互相联系，“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简称“妇指会”。二是通过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今后妇女运动遵循的共同纲领。历时5天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宋美龄是“妇指会”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她不断出入于保育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指导着武汉及大后方的工作。宋美龄还主持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任总会长，以娇柔之躯奔赴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阵地，鼓舞士气。张治中之女张素我后来回忆，“蒋伯母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补给……”
5月25日会议圆满闭幕。宋美龄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她说：“我们的工作有如把小石子投到池子里去，我们这时虽只有一小把石子，我们影响国人的力量，也会像投进池子的小石块那样发生效力，石子刚刚投下去时，仅能激动水面上小小的一点，可是波纹渐渐地会荡漾开来，会进而展开到整个池子。”
就是这把小石子，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幻化为无穷的力量，在的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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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建设理性社会的尝试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揭橥。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一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实际上，早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之前，一些地方军阀已经开始了恢复传统道德的实践，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试点。
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东的复古运动颇具特色。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他明确表态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祖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我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我决心反共了。”他在广东的两大政策，一是生产建设，一是做人。在生产建设方面，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至于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就必须到中国古文化里去寻找。这就是他主张尊孔读经的理由。为此，他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的机构“明德社”来负责这项工作。明德社公开声称以“实践道德，改造人心，阐扬国粹，奖励学术”为宗旨，明德社的各种活动都是围绕道德说教为根本目的所展开的。他为自己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到那时，国家自然脱离了危难，走上民族复兴的坦途”。正如当时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又跟着广东当局而实行祀礼，复古空气，因而漫延全国”。
1932年秋蒋介石视察湖南时，与何键就传统道德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探讨。何键也很坦诚地谈出他尊崇孔孟之道的哲学理论和主张尊孔读经的道理。他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要使当代青年，特别是中学生，从思想上树立大学、中庸、五伦八德的观念。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历史经验时，他认为洪秀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洋教邪说来反对中国几千年来所尊重的孔孟学说，违反了中国的传统习惯，所以被曾、左、彭、胡等知识分子所打败。为维护礼教，提倡五伦八德，尊师重道，何键身体力行，著写了《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孙子评注》等书。对于湖南的行政干部，印发有服务守则、军人守则，每周纪念当日，都必须讲解背诵。何键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
在内忧外困的窘迫时刻，蒋介石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起这一场全民运动呢？我们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发起这样一场旨在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的新生活运动，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参照和现实需要，远非急功近利的应景之举。
邓演达在《南京统治的意识形态》中指出：“蒋氏的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尽管后来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纵观蒋氏的一生，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长期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的浪潮中，传统文化被扫荡殆尽。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早在1928年4月，蒋介石本人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1931年南京政府行政院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蓝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1932年起，蒋介石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革命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193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的落后，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和没落的东西。官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争权夺利，欺压百姓的现象触目惊心；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缺乏，行为混乱秩序，精神委靡已经司空见惯；吸毒泛滥，赌博盛行，嫖妓成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长此以往，民何以安，国何以立？不荡涤腐朽的残余，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何以春风浩荡。
面对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在1931年7月公然声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消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此即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ll月30日，他顾维钧任外长宣誓会上代表南京政府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坚持认为，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抵御外侮的精神条件，因为中国人已丧失了“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德行不修，则退”。其实，这里的“安内”，除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消灭共产党，分化地方军阀势力，因为在他看来“赤匪之扰乱，诚为中国民族之根本大患。”
鉴于中国的国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欲抗衡倭寇，实不济也。忍一时之屈辱，图东山之再起，乃上策。于是，为了“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之牺牲，亦所不恤。”的策略呼之欲出。这段日记，将蒋氏的心迹表露无遗：“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于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渝雪此耻乎？”，“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今后宣传工作应“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侮自卫，其赴国难为主旨”。他在之后的1937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由此看来，忍让而后奋起，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1933年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以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他更是将这一主张发挥到极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的军队，能够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个小小的倭寇。”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在一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铁的纪律和作风，给蒋介石以极大的启发，据说他曾亲派蒋经国到德国学习。他一再强调严明的纪律，统一的步调是军队战斗力的保障，是情理之中的。而纪律的养成，仰仗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纪律”的身影。
振民风，安社稷，定江山，御外侮，是蒋介石竭力推行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导因。关于新生活运动是如何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的，有多种说法。一说，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蒋介石政府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传教士又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立即向蒋报告，蒋迅速同意其观点。宋即和传教士研究拟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另一种说法是复兴社提出来的，复兴社认为要对抗共产党，光靠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不够，应该从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开展一场大的文化运动。当时复兴社的干将邓文仪在南昌行营蒋介石的身边，由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蒋介石以此作为参考，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第三种说法是杨永泰向蒋介石献计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认为春秋管子治齐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国军之所以围剿红军失败，不仅因为红军英勇善战，而且还由于吏治不佳及“人心风俗之颓败”，所以剿匪要攻心为上，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据资料分析，这三个人都在新生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是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而他们都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织和参与者。尤其是宋美龄更是将新生活运动作为自己的事业去躬行和推动，为新生活运动注入了许多新元素和现代色彩，充实和丰富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三、第一阶段
“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在1934年2月19日的演讲中，谈到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意义时，蒋介石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福建战役期间，他把司令部迁回南昌时，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蒋大为震惊，他从车上下来，要求见小孩父母，并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同时，他还以德国为例，号召国民自强：请大家注意一下德国。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很快就恢复了。他们不再偿付战胜的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赔款，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废除列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条约。而中国呢？中国人还在忍受着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耻辱。他说，德国并不是中国的唯一榜样，具有斯巴达式纪律的日本人也给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2月19日蒋介石讲演新生活的要义后，南昌国民党各级机关立即响应，大造声势。2月21日，南昌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会长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筹备工作结束后的３月１１日，蒋介石发动一个所谓１０万民众大会，包括１４２个团体，正式把“新生活”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宣达出来。会场布置在湖滨公园体育场，会场东头搭盖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演讲台，杨永泰、熊式辉及全体筹备委员等坐在台上，各界民众也都已到齐，蒋介石偕宋美龄徐徐下车，并肩步行入场，侍卫一拥而簇护上台，霎时全场空气紧张，台上诸人个个双手垂直，两足靠紧。几分钟后，蒋夫妇由熊式辉侍奉入座。少顷，蒋起身徐徐走到台前，举目望了台下几眼，即演讲道：“我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新生活运动呢？因为我小时受过严格训练”，于是就把他幼时如何遭遇灾荒，如何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一道来。后又说，他从小生于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所以对“礼义廉耻”颇有研究云云。他又提出：“……而我们体格不行，一切的力量都没有，便无法抵抗（外国人）！一般同胞要知道：国家民族的衰弱，被人欺侮，就是因为我们各人的体格精神和能力不好……”
坊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说就在蒋介石演讲时，他发现台上一个瘦长个子、头发蓬松、衣服不整洁的青年人，肩上扛着一架大型的摄影机，对着蒋介石“哗啦……”的开动机器，这架摄影机是拍摄电影的自动摄影机，声音很大，把蒋吓了一大跳。蒋介石立即停止演讲，对这青年瞅了好几眼，才又继续演讲下去，讲完后，便坐在宋美龄的身旁。接着熊式辉上前演讲，熊还没有讲到几句，蒋忽然立起，把熊式辉推向一旁，用手招呼这个摄影青年到台前，指着他对台下广大群众说：“今天是开新生活运动大会，讲究整齐清洁，你们大家看看，这样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也跑来参加新生活运动，这不是给新生活运动一个大大的侮辱……”，这个时候，蒋的便衣侍卫原来散布在前前后后的，一齐突然出现了，每人手上都端着短抢，如临大敌似的，不但这个青年吓得面如灰土，就是台上台下的千万群众，也都为这青年捏了一把汗。后来还是熊式辉小声解释说：“这人是中央社的摄影记者，昨天晚上才坐飞机由上海赶到，因为不懂得新生活运动的意义，所以没有很好的修整仪容，今后应教育他注意整洁”，蒋才缓和下来。
3月18日，南昌行营拨出现洋4000元，在南昌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与会的军人一律穿黄军服，女学生穿蓝士林布旗袍，其他党政人员、商人等，一律着青蓝色制服，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一时间，南昌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邓文仪当时是剿总部宣传处处长、兼蒋的机要秘书，“新生活运动”也由他负责筹备。修订“新生活须知”、“新生活纲要”等，都是通过杨永泰、陈布雷、邓文仪、熊式辉等起草和设计的。至１９３４年７月１日，蒋介石为健全组织，统一全国运动起见，在南昌改设“新生活运动总会”，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任总会长，负最高领导之责。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指导员３７人，复聘请２１人，组干事会。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１９３６年初，总会移至南京。到1937年，全国已有20个省、4个直辖市设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1355个县中成立了县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1934年成立时，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
会长：蒋中正
指导员：杨永泰，何应钦，黄郛，邵元冲，吴铁城，陈果夫，张学良，阎锡山，陈公博，朱家骅，韩复榘，石瑛，褚民谊，袁良，沈鸿烈，刘镇华，于学忠，何成浚，张群，陈仪，刘峙，何健，邵力子，宋哲元，徐永昌，龙云，刘湘，朱绍良，马鸿逵，傅作义，王家烈，马麟，黄绍雄，顾祝同，蒋鼎文
指导员兼主任：熊式辉
书记室书记：阎宝航
第一股股长：范争波
第二股股长：邵华
第三股股长：阎宝航
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汇集了几乎所有的地方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一运动的重视。
新生活运动的第一任秘书长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曾一度担任少帅张学良的英语秘书，表面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却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二次大战期间，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人们经常奚落阎宝航在“新生活运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而他却总是列出如下的失败理由：中国人讨厌别人指点他们孰是孰非；“新生活运动”的分会从来没有得到过地方政府的支持；警察成了人们行动的监督者，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新生活运动”的要旨没有令人信服地被老百姓所接受，他们甚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多数高级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不以为然，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拥护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程序是：1.由自己作起，再求之他人；2.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3.由简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4.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作起，再行其余；5.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馆、公园、会场等作起，再求之于全体之社会，以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分两个时期进行，1934年2月到1935年3月这一年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新生活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要实现全社会环境的整齐、清洁。为指导这一时期工作的进行，新生活运动总会颁发了《新生活须知》，对整齐、清洁提出了具体要求。《新生活须知》共十条：
第一新生活之准则 生活须知，礼义廉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共同一致。食衣住行，依此为据；既适卫生，又合规矩。民族复兴，但看此举！
第二新生活与礼 何者为礼，敬恭是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敦伦纪。
第三新生活与义 何者为义，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
第四新生活与廉 何者为廉，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辨别是非，力排谬说；崇尚节约，以惜物力。
第五新生活与耻 何者为耻，心存羞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
第六新生活中之食 饮食养生，人之大欲；食贵定时，莫恣口腹。饮具须净，食物须洁；要用土产，利勿外溢。遇酒毋酗，食量有节；饮嚼无声，座必正席；饭屑骨刺，毋使狼借。宴客聚餐，相让举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鸦片屏绝，纸烟勿吃。耻养于人，自食其力。
第七新生活中之衣 衣服章身，礼貌所寄；莫趋时髦，朴素勿耻。式要简便，料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穿戴莫歪，体勿赤裸。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被褥常晒，行李轻单。解衣赠友，应恤贫寒。
第八新生活中之住 住居有室，创业成家；天伦乐聚，敦睦毋哗。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建筑取材，必择国产；墙壁勿污，家俱从简；窗牖多开，气通光满；爱惜分阴，习劳勿懒。当心火烛，谨慎门户；莫积垃圾，莫留尘土。厨房厕所，尤须净扫；捕鼠灭蝇，通沟清道。和洽邻里，同谋公益；互救灾难，种痘防疫。国有纪念，家扬国旗；敬旗敬国，升降循规。
第九新生活中之行 行是走动，行亦作为；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走路靠左，胸部挺起；两目平看，端其听视。十物还主，相识见礼。遇丧知哀，观火勿喜。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莫作吵闹，莫先抢说。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约会守时，做事踏实；应酬戒繁，嫖赌绝迹。
第十新生活之推行 生活革新，乃除恶习；最先从手，规矩清洁。由简入繁，由浅入深；先公后私，推己及人。由近而远，由小而大；逐渐感化，力行勿懈。公务人员，在校学子；以身作则，率先做起；示人模范，彼此督勉；团体家庭，次第实现。父训其子，兄教其弟；夫妇相劝，朋友互励。不费金钱，不耗时日；运动完成，风气移易。奉告国人，一致努力！
“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在这四维中，礼是思维的标准方式；义是正确的处世原则；廉是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耻是道德荣誉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蒋介石认为“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不同，自各成其新义”，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于是，他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进一步阐释道:“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乎自然定律、社会定律与国家纪律谓之正当行为。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在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渝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
关于这四维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总结为：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而非礼者也；义无礼则犯，义无廉则滥，义无耻则妄，此犯、滥、妄，皆似义而非义者也；廉无礼则伪，廉无义则吝，廉无耻则污，此伪、吝、污，皆似廉而非廉者也；耻无礼则乱，耻无义则忿，耻无廉则丑，此乱、忿、丑，皆似有耻而无耻者也。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这四维中，“耻”在蒋介石的心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五卅惨案为深耻，从此日记中每日记下仇英字句，持续一年多；济南惨案是奇耻，从此以后，日记内添雪耻一栏，前后数十年；九一八事变更是雪上加霜。在蒋氏的伦理体系中，知“耻”是根本，“雪耻”是目的。至少在当时的历史阶段，“雪耻”是新生活运动的首要目的。
陈立夫和卢作孚关于礼义廉耻的比喻颇有意义。陈立夫用比喻的方法解释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说：“有了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为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卢作孚说：“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们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是更有意义而更好吗！此话怎么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科学的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
新生活运动总会还制定了指导人民的八项原则和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其中的八项原则是：
1．把昨天看成死亡，把今天看成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
2．让我们承担起民族的重任。
3．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 诚实和廉耻。
4．我们吃、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
5．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
6．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
7．我们的行动要勇往直前，迅速果断。
8．我们必须按着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作为策源地的南昌，新生活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全国性质的新总会成立后，江西省也设立“省新运会”，组织和指导全省的新生活运动。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机构和组成人员颇具代表性。
主任干事：熊式辉
干事：程时，王次甫，黄光斗，俞百庆，龚学遂，肖纯锦，熊滨，王明选
书记室书记：程时
第一股股长：王次甫
第二股股长：黄光斗
妇女生活改进会总干事：潘玉梅
副总干事：周兰清
干事：张志渊
事务干事：吴裕珍
缝纫指导员：吴瑞瑛
刺绣指导员：漆香泉
关于“新生活运动歌”和“复兴歌”则由程时作词，程懋筠谱曲。以“礼义廉耻”，“整齐清洁”八个字为新生活运动主要内容，各机关、团体、学校门首和礼堂，都要标写出来。新生活运动的徽章是盾形，红边青地，上面一个青天白日，中间一根指南针，凡佩挂“新生活”徽章者就是表示拥护和服从之意。
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这就是新生活运动的精神。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以身作则，推己及人。转移风气，同声应，纲乃正，教化明，复兴民族新基础，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美哉西江，庐庾苍苍，章贡汤汤，文山叠山之气节，庐陵双井之文章，复兴我数千年文化之邦，在吾人身上。努力努力，做人做事做学问，爱劳爱苦爱景光。国难兮方张，省难兮未降，吾人朝夕毋或忘。
南昌市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大致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教导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南昌市曾于日，举行过一次提灯晚会，参加人数达10万之多，约占当时南昌市总人口的4000，从而使新生活运动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第二阶段为督促阶段，主要是敦促市民按有关规定做好整齐、清洁工作。当时，南昌市新生活运动总会“决定每月1日和15日为检阅日，检阅全市整齐、清洁情况。检阅队由宪兵、警察和新运会(新生活运动总会简称)干事组成，就南昌15个区，分成15队，各配宪兵2名、警士4名，警官1人，新运会干事1名。检阅项目有“行人须走人行道，衣服、鞋帽须整齐，不吸烟、不吐痰、车辆须停在规定停车处，注重码头车站秩序，人力车夫及搬夫不得争先揽客，住户或商店不得在门前漱口、泼水、吐痰、撒尿等”。检阅时如遇到违反规定者，当面予以劝导、纠正，并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等处罚.第三阶段是考核奖惩阶段，这项工作主要针对南昌市各公共场所、商店等单位。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南昌市新运总会为各单位制定了新生活达标进度表，并派专人深入各单位视察，“每日考核数次，就其成绩之优劣，逐次于表格内加注符号，并于每月上、下旬将表收回，核算一次。至月终作总结，评定其优劣。函请警察局予以奖惩.”当时制定的奖惩措施是:成绩优良达60%以上者予以书面奖励；成绩优良达70%以上者，将其牌号成绩，登报公布；成绩优良达80%以上者，将其牌号登入优良成绩公布牌一个月；成绩优良达100%者发给奖状。而对于达标成绩在60%以下者，予以书面警告;经两次警告不改进者，按违警法处罚；经一次处罚不改进者，予以三日以上停业处分；对经三次停业，仍不改进者，予以永久停业处分。
１９３５年秋，即新生活运动第二年，举行了一次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大会。这会显得盛大，会后还组织了各行各业的盛大游行。发动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和各行各业扎饰灯彩和扮演戏文。夏布业用各色细花夏布扎成“礼义廉耻”、“整齐清洁”八个字；鞭爆业用红绿大小爆竹和盘香扎成宫灯；还有用大卡车饰成轮船、火车、龙舟、凤辇等，五光十色。游行时，由新运会派员在各马路检查评比，扮演得特别出色，而且适合“新生活”意义的，即予以表扬。
综上所述，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在南昌主要开展了八项工作：城市卫生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市容整顿；公共场所治理；加强公务员管理；组织各种新生活团体和讲习；生活风俗改良；募捐救困。经过工作，当时南昌“一时全市皆充满新生活精神，本市之街道码头、车站及公共场所，关于清洁规矩方面，皆有显著进步。”
据记载，以整齐、清洁为中心的第一期新生活运动还在全国除青海、四川、甘肃等偏远省份以外的绝大多数省市和铁路沿线开展。由于“领导重视，全民参与，措施完善，制度完善”，各地的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
根据新生活运动总会的要求，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一律出任该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各地发动学校、机关组织新生活运动服务团，进行宣传、服务，配以警方的督促和检查。在山东，由于韩省长(韩复榘)“以身作则，新运极有成效”，使山东“市容整洁，行人车马秩序甚好”。在北平，新生活运动“组织健全学校、机关新运推行有收效，市容尚好，取缔舞场，娼妓检验所颇有成效”。在陇海铁路新生活运动则以“提倡国货，司员生活有规律，守公约。”为主要内容，由于“组织健全，干部负责”，因此“成绩显著”。
第一期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30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对净化社会空气，改善公民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第二阶段
1935年3月以后，新生活运动进入到以实现“三化”为中心的第二个阶段。所谓“三化”即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三化”是新生活运动的三大基本原则，国民党企图通过对“三化”的实现，把国民生活推向“高尚、富足、巩固”的新阶段，以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在这之前，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从此看来，推行“三化”，实则新生活运动应有之义。
这之前，在1935年2月的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会上，蒋介石即对“三化”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军事化者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因诱循苟安之习性。所谓生产化者，只期我同胞人人能节约，能刻苦，能顾念物力之限，能自食其力，以从事劳动生产之途，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默之习性。所谓艺术化者，只期其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拨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俘伪之习性。”
为配合“三化”工作的开展，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年3月颁发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即《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公布了第二期新生活运动的21项工作项目。主要有:守时运动、民众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开渠筑堤运动、修桥补路运动、提倡国货运动、戒烟戒赌运动等等。其中又以实施民众训练与编组，促进社会合作事业的组织，加紧各种社会教育的普及为中心工作。该方案同时规定各地前一阶段成立的各种新运组织一律改组成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各种劳动服务团须在21项新运工作项目中选择一两项，作为自身的活动内容，利用工余、课余进行劳动眼务。在安徽省，由青年、军警、工人、妇女、商民等组成的各种服务团就有99个，团员3796人，团员都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无论如何，新生活运动都只能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着力服务当前工作一直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标。第二期新生活运动就是紧密围绕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首先，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紧密结合。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强国力，在全国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推动经济建设速见成效，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定要与新生活运动同时并进，相辅相行。”“实行国民劳动服务，是从事于国民经济建设一个最急要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贫穷，役有充分的财力来完成各种建设事业，好在我们同胞很多，同胞的劳动，就是国家最宝贵的经济动力，亦即一切建设事业的资本，只要我们全国同胞能竭尽所能来劳动，便可以完成一切福国利民自救救国的新建设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纷纷组织劳动服务团这支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地方建设事业。在湖北省，就组织武昌市、汉阳市18-45岁的男子修筑武昌宾阳门至湘门赛湖的湖堤。这项义务劳动由武汉市警察局编造名册，统一安排，发动全市市民、公务员、学生参加，使这项浩大工程仅用30天时间就得以完成。在绥远省，1935年冬天发动人民服役，仅“以10余日之时间就完成环绕绥远省新旧城计程17华里之环城马路，该工程坚固，完成迅速，实收组织完备之效也”。当时，绥远省军队也组织了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在1935年秋天，完成了筑路1370余里的巨大工程。像这种借助民力，开展地方建设事业的事例在第二期新生活运动中还有很多。
其次，新生活运动对国民军训的密切配合。蒋介石曾在分析日本军事强盛的原因时说:“日本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习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普遍一般人，每天都吃冷饭。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因此，蒋介石要求中国国民效法日本人，养成生活军事化的习惯。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要义》中指出:“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进一步促使国民政府加强对国民的军事训练，而这项工作也是大力借助于新生活运动，在各层次民众中进行的。
据记载，当时像江西、福建、湖北、河南、青海、山西等省以及一些铁路千线均以新生活劳动服务团为基础开展过国民军训。如平汉铁路全路的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团员自1935年10月以后，每周二、五下午5-6点钟都集中军训，并取得显著成效。军事训练还在各行各业广泛开展，连中、小学生也组织起童子军，施以军事训练。国民军训的广泛开展，的确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尚武习武的风气。以至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和恐慌，他们遗责南京政府“加强对职工、学生、乃至儿童的军事训练，学校机关号令不绝”。第二期新生活运动中出现的这种国民军训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民族意识和军事素质。
在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实行的基本上是“攘外”与“安内”同时并举的政策，它在加紧经济建设，开展国民军训，作好抗战准备之外，还加强了对共产党和反蒋进步势力的围剿。因此，这一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又有服务于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面，这在共产党、红军力量比较集中的西北各省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青海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曾确定本省新生活运动工作内容:“本会以本省现值剿匪时期，遵照委员长劝告，川康陕甘青宁民众协剿赤匪书内第六项规定，通告各县新运会即各劳动服务团，加紧工作，以造成防匪之精神壁垒.又加紧团员训练等。”又有绥远省征调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的劳力，投入建筑碉堡和修筑道路的工程，据记载:绥远省在两年之内就修筑碉堡1125个，道路1000余里。山西省也把防共作为全省新运的中心工作，太原市还进行了所谓服务员的防共训练。据说，这项工作还取得了“卓著”成效。这样一来，新生活运动在西北地区又成了反对其他政治势力的工具。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国民军训是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国民政府将其与新生活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新生活运动中组建的千千万万个劳动服务团，调动起一支支强大的义务劳动大军，服务于这两项重大事业，为抗日战争地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地支持。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重庆，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也开始不断调整。，新运五周年大会在举行，蒋介石在演说中重新诠释“礼义廉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蒋介石曾明确指出新生活运动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他说:“我们的抗战已进入到第二期，我们国家既然处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新生活运动也就跟着抗战建国的进程，进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为借助新生活运动服务于抗日战争，蒋介石首先对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作了全新的解释。蒋介石说:抗战中的“礼”应该由原来“规规矩矩的态度”发展成为“严严正正的纪律，即国民在抗战中应遵守共同的纪律，造成共同一致的力量，以适应国家的需要.譬如及龄壮丁应服兵役，这是国家颁行法令的有形纪律，欢送出征军人，和敬爱受伤将士，并且代为服务就是社会公认的无形纪律。凡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必须一致遵行，在战时遵行国家的一切法令，绝对不顾私人的利益，才算不背乎礼”。抗战中的“义”，应该由原来“正正当当的行为”，发展成为“慷慷慨慨的牺牲”。进而解释说:“武装同志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和各地同胞踊跃从军，自然算是慷慨的牺牲.此外，凡是输财报国，应征作工，以及战区同胞破坏自己的工厂，焚毁自积的粮食，甘受损失，不肯拱手负敌等等，也是极端慷慨牺牲之行为”抗战中的“廉”，应该由原来“清清白白的辨别”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节约”。并指出:“现代战争完全是人力物力总和的决赛，谁的经济物质能够持久供给，就是谁获得最后胜利.”因此，他要求国民“不但对于公款之物应该绝对爱惜不可有丝毫的浪费，或几微的侵占，就是各个人的财物，以至路旁无主的破布片纸，我们也应该收拾爱惜，不容任意消耗，以可以多多培养我们的国力.”抗战中的“耻”，应该由原来“切切实实的觉悟”，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奋斗”。并进而解释:“譬如我们觉悟到抗战需要最急切的是兵员补充，马上就亲自应征或将子弟送去服役.或者觉悟到前方将士缺乏某项药品，马上就出来宣传捐助，并且首先来做榜样。”蒋介石从抗战地角度出发，对礼义廉耻进行了全新地阐释，赋予了其崭新地内涵，成了新地时期全民抗战地动员令！
1941年是新生活运动第七个年头，这年的五项工作，主要有:厉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协助兵役建设，尊敬受伤将士；协助肃清烟毒；增进国民健康；促进妇女运动等。这五项工作在各地新运会的督促、领导下，均取得很大成绩，有力地支持了相持阶段的抗战。新生活运动，不但为抗战提供了精神支持，而且也为抗战创造了物质条件。无怪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八周年纪念会上总结说:“我们抗战到今夭，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是不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地态度也演变为“避战观战，坐待胜利”，把主要力量用在恢复和巩固其对全国统治方面。1942年新生活运动规定的工作要点是:戒除赌博，肃清烟毒，普及节约、储蓄，推进卫生体育等。要求把新生活运动开展成为为开创一个新时代政治、而荡除旧习、转移风气的社会运动。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也主要是有关改造国民生活方面的内容。
回顾新生活运动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造福民众、御侮救国的历史贡献。“其实一切事业，莫不有得于新生活运动的辅助”，《苏报》的评价应当是恰如其分的；我们也痛感其对进步力量的迫害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社会进步的阻碍。
五、新生活运动中的女性
在新生活运动中，宋美龄的作用功不可没，她在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1936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6年2月，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作为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宋美龄强调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1938年5月，宋美龄准备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救国问题。她致开幕词时说：“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她希望全国妇女工作互相联系，“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简称“妇指会”。二是通过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今后妇女运动遵循的共同纲领。历时5天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宋美龄是“妇指会”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她不断出入于保育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指导着武汉及大后方的工作。宋美龄还主持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任总会长，以娇柔之躯奔赴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阵地，鼓舞士气。张治中之女张素我后来回忆，“蒋伯母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补给……”
5月25日会议圆满闭幕。宋美龄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她说：“我们的工作有如把小石子投到池子里去，我们这时虽只有一小把石子，我们影响国人的力量，也会像投进池子的小石块那样发生效力，石子刚刚投下去时，仅能激动水面上小小的一点，可是波纹渐渐地会荡漾开来，会进而展开到整个池子。”
就是这把小石子，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幻化为无穷的力量，在的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六、朝气蓬勃的青年
青年，从来就是社会的中间。青年的作用从来就不可小觑，新生活运动的发展过程，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1938年三青团成立后，新生活运动即作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社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提出青年欲完成六大任务，必须“涤除旧染，振作生机，”“彻底改造其生活”。“于日常生活之中，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惯，革除凌乱、繁复、奢侈、迟钝、虚浮之恶习。务使社会风尚，皆能因吾青年实践极端的节约与劳苦的新生活，而焕然丕变，”并带动全国同胞，“而进为现代国民”。1941年，三青团编印《团员生活须知》，对于《团员守则》、《新生活运动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规定的规约，都详加说明，要求团员遵照实行，并规定各级团队举行小组会议时，团员应一律进行生活检讨与批评。到1944年初，蒋介石指示，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书记，由各该地团的书记兼任，各地新生活运动，也由团试行兼办。于是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成为三青团各级团部及团员的主要任务。七、婚礼的变迁
透过集体婚礼（集团婚礼）现象，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新生活运动给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对我们全面认识新生活运动大有裨益。
日,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4月3日下午3时，全国首届集团结婚典礼在上海江湾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参加者共57对新夫妇。这之后，上海市政府确定每年举行4次集团结婚,是年全市即举行了5届，参加者达300余对。 上海首届集团结婚这种隆重、热烈、简朴、文明的做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一时要求参加者甚众。
上海的集团结婚举行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南京、杭州、芜湖、北平、天津等地纷纷仿办，甚至在一些边远省区也尝试举行集体婚礼。1935年初,浙江救济院举办集团结婚，院长沈尔乔主婚，郁达夫曾写白话词《西江月》以贺：“昔日章台弱柳,今日南国佳人。鸳鸯乱点谱翻新,太守名乔姓沈。红烛西行几对，春宵一刻千金。婚姻何必定条陈,缛礼繁文好省。” 在广西，1935年5月，省政府颁布《集团结婚办法》。1936年l月1日，邕宁县首先举行，以作示范。随后便开始在全省各县陆续推行。1937年2月，广西省政府颁发集团结婚《须知》，指导各地实施。在云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指导举办昆明集团结婚”。
l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制定了《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新生活集团结婚由湖南新运会与民政厅责饬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暨县(市)政府举办，并督促各乡镇公所及其他机关普遍仿行；(二)新生活集团结婚日期、地点由主办机关先期公告；(三)申请登记应向举办机关索取申请书,以墨笔正楷填写；申请人应各备3张二寸半身照片，一张自行粘贴于申请书上,其余二张粘贴于结婚证书上；申请书填就,经家长或监护人及主婚人署名盖章后送往举办机关呈核；(四)举办机关对于申请人所填申请书经审查合格后，应将其姓名、年龄、籍贯登记公告；(五)新郎穿蓝袍黑褂或中山装，新娘穿长旗袍或短衣长裙；(六)结婚时，双方亲友均须凭观礼券入礼堂观礼。l942年6月23日,长沙举行了抗战以来全国首届集团结婚。此后，湖南又举办了数届,各县也开始举办。
1942年l1月1日，在各省举办集团结婚及制定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集团结婚办法》，其主要内容为：（一）集团结婚在城市举行者由市县政府或其所属机关主办，在乡村举行者由乡镇公所主办；（二）量次之日期、地点应参照当地习惯、环境酌定，并应于举行婚礼前2个月公告；（三）每对婚姻当事人应于规定期间向主办机关申请登记，未成年之婚姻当事人井应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申请登记；申请书内应由男女双方之家长或监护人，双方之主婚人共同签印；（四）男女双方均应缴验合格医师所出之健康证明书，凡患有“花柳病、肺结核、精神病、麻疯病及性器官尚未发育完全或有畸形而不能矫正者，暂不发健康证明书。（五）主办机关于申请登记截止后,应将每对婚姻当事人之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于举行婚礼前一个月公告；（六）在城市举行者由市县政府长官证婚，在乡村举行者由乡镇长证婚，主办机关发给结婚证书；（七）礼服依服制条例之规定办理；（八）当事人就缴纳费用，其数额由主办机关酌量；（九）当事人之亲友得凭券观礼。
国民政府内政部对推行集团结婚十分重视，l943年12月31日，内政部在致各省市函中要求：“将办理集团结婚经过情形报部备查”。上海举行集团结婚次数达40次之多，159对新婚夫妇参加了婚礼。1941年11月和1942年5月，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会也举办了两次集团结婚。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各地再次掀起了举办集团结婚的热潮。日，上海市社会局举办了抗战胜利后第一届集团结婚，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结婚”。接着又于次年3月3日、10月l0日、l2月12日、l947年4月4日举行了2—5届集团结婚典礼。各区和一些团体也举办此类婚礼，就连市郊较为偏僻的浦东高桥之二十一区也制订了《集团结婚简则》，报市政府批准后施行。1946年10月l0日，南京新生活运动会与市社会局合办了国民政府还都后的首届南京市新生活集团结婚。到1947年12月，南京已举办了6届集团结婚，参加者共有700多对。
集团婚礼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只是新生活运动改变人们生活的一个侧面。诸如此类的变化，还有很多。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新生活运动的巨大影响力。
八、新生活运动中的戒烟
在新生活运动中，一些群众团体、卫生机构、新派文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吸烟的危害，许多地方、许多学校号召禁烟。其中以浙江省最为激烈。
在新生活运动中，浙江省首倡禁烟。 1934 年该省政府呈请行政院，提出“令全国禁吸卷烟，令内（务）、财（政）、实（业）三部会同研究并拟禁吸办法”。此事发生于 1934 年运动初期，轰动一时。浙省政府既如此坚决，其所辖“各地方党政机关竟多擅订罚则，实行禁止人民及商贩吸售卷烟者更多”。如浙江省桐卢县中国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以农村经济衰落，市面萧条为由，召集各机关团体讨论戒烟办法，决议组织戒吸卷烟会。与此同时，浙江省镇海县亦于六届行政会议议定公务人员禁吸卷烟，该县县长徐用首先奉行，并通令所属戒吸卷烟，日，宁波《时事公报》曾作报道：“迩来世风奢靡，人心竞趋时尚，不特虚掷金钱，往往戕贼身心。其间流毒之最普遍者莫若卷烟，上自绅士官员，以至于村妇走卒，莫不口衔一枝，自以为时髦。社会虽不乏有识之士，然大都不能免俗同污合流，举凡亲友酬酢，宴会议场，皆有无此君不欢之概，殊不知害己及人，大背乎养生之道者。溯自香烟为祟以来，民族精神之牺牲已无能统计，即就金钱言，其数目尤堪惊人。本邑三十余万人口，每人每日吸卷烟十枝，最少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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