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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教育的力量在于“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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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日前在媒体撰文表示，在当下社会开放，价值观多元，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在改变，思想教育环境和生态也在变化的时代，说服人的难度大大提高，这就更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讲求“真”字。“要让别人相信你讲的东西，首先要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只有坚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公方彬认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唯有做到以下两点才能更有效地说服人。一是掌握真理，以真理服人，而不是局限于语言的善辩力；二是以自身的魅力来影响和感染人。教育者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求别人信，自己首先信，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道德的人讲道德？道理即在于此。” (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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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中国人不信金钱又能信什么？
不管是四川老太“讹人”事件，还是以往类似事件，有一个共同点甚至核心点让我们无法回避，这就是——金钱。今天人们已经不再讳言金钱，原本也不应讳言金钱。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既然人无法摆脱利益，那么，我们就必然与金钱相伴而行，甚至说必然要沾上“铜臭”。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与金钱相伴，而在与金钱相伴的同时，能否为金钱提供伴生品或平衡点。因为在重金钱的同时，还有一个避免堕入金钱的泥潭，尤其避免因金钱而泯灭人性和道义。当金钱成了一切，人生的意义必定丧失，到这时人便为活着而活着，这恰是所有低级动物都在做的事情。实际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在寻找正确处理金钱办法。以美国为例，其一直在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在我们眼里美国人追逐金钱，搞金钱至上，如果不戴有色眼镜，我们会发现美国人远不是想像的那么热衷于金钱。比如，每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这种追求金钱和精神的平衡，反映在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生产了一部部影响世界的电影大片的好来坞，其除了赚取全世界人的钱外，还在传播金钱与精神的平衡观，这就是其电影中的永恒主题，英雄们都带理想主义和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在拯救社会乃至拯救世界，都要作最后的演讲或陈辞，这时又总能让人感动得泪盈眼眶。或许有人说，那不过是“说说而已”，不可当真，追逐金钱仍然是美国人的天性。有一定道理，但简单作这样的判断也不准确，因为他们在说的同时，已经找到了实现物质与精神平衡的力量支撑。包括，基督教的“原罪”、法的规范、人性的促进。这又奠基于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正是有了这三点，保证了生活在金钱主义社会的人们，没有被金钱淹没，而是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出很远，且继续前行。所以我们说，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太过霸权，太想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改造不同文化和传统基础上的各国的核心价值，美国的文明程度还是很值得赞美的，否则全世界的精英们也就不会都往那里跑。美国也就不会产生掌握着数千亿美元的数万个慈善基金会，且每年还能收到上千亿美元的新捐款，这些捐款并不仅仅用在美国，而是用在全世界。更不会有那么多的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到世界上最贫穷地区帮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一呆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一生。反观我们自己，似乎除了金钱再没有让人产生激情的东西，我们正在滑向功利主义的深渊。表面来看，当前的道德价值观紊乱，是由改革开放后出现教育失误所致，实际上这只是表象，更深层、更根本的原因是精神大厦濒于坍塌，由此导致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的紊乱。有人可能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不是也有过一个阶段的道德高扬吗？的确如此。那时所以出现了“道德复兴”，主要基于两大原因，一个是特有的政治支撑着特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维与政治话语系统塑造了一种异于传统，也异于西方道德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同时，我们还以自己的树典型方式有效引领着社会。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吻合，也就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把中国人紧紧拴在一块土地，或一个工厂、一个社区，不流动的社会构成了中国的熟人道德：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失信直接影响着生存。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道德几乎一夜之间垮掉了呢？原因在于构成特有道德的支撑基础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态因冷战结束而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两大价值系统和两大话语系统乃至思维方式并且的状况彻底改变，这个改变是西方那个系统仍存，我们的虽未见得消失，至少大大弱化，这必然影响着我们的伦理道德系统。另一个是人口大流动、大迁徙，将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进而将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我们社会没有适应之，结果只能是紊乱。包括典型引领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的很多典型，所以较普通人更出色，动因多源于外部，也就是政治强化，既然是外部强化，就极易受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这就是许多道德典型垮掉的重要原因，而每一个重大道德典型的垮掉，都外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沉淀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随时发生社会作用。西方社会的道德为什么不太受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因为其道德原本不是建立于政治信仰，而是建立的宗教信仰，这就拥有了成于心的非外部强化的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再者，西方几百年的工业革命，早就形成了自由迁徙基础上的陌生人道德。还有，他们并不担心世界上有改变他们的文化的道德者，没有外部冲击，就必然稳定。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要确立正确的金钱观、道德观，必须引入精神，以精神追求平衡物欲。那么，哪种精神力量更强大？不外两个：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西方人的慈善主要是宗教组织和公益组织推动，内在的是宗教信仰。中国的宗教信仰不追寻本体和本源，更多的是以满足人的欲求为重，再加上我们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教是鸦片”，如此，我们的道德建设就不可能借助宗教信仰，只能借助政治信仰。如果我们的政治信仰仍然有革命战争年代那么强大，完全可以继续以此为支撑，坚守自己的伦理道德系统，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设计的共产主义信仰遇到了挑战，甚至是危机。因为，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面前，找不到前进的路径，而新的道路尚未开拓出来，且短期内不可能开拓出来。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没有了政治信仰，就意味着没有了值得仰视的东西，没有了终极性追求，那么精神大厦就有垮掉的危险。既然我们的伦理道德奠基于政治信仰，而政治信仰面临的挑战和危机难以化解，一个无奈的结局，一个可怕的结论就产生出来，我们的道德恐怕在相当时间难以改观，像四川老太“讹人”事件将继续上演。所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紊乱，要做治表性工作，但根本出路还是治本，必须寻找到中国人的信仰，进而建设起坚固的信仰大厦，以信仰奠基核心价值观及其价值坐标。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金钱之外的值得人们信仰的东西，这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而又现实的使命任务，不能推卸，也无法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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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道德中国：留给2013的觉悟与迷思――对话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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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稿42】道德中国：留给2013的觉悟与迷思
　　霾是2013年中国人心中的痛。深藏于社会深处的心灵之霾、道德之霾，同样需要“治理”。 资料图
　　像以往一样，每到年终我们都会回顾总结这一年的社会道德领域的热点事件。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我们让新闻事件的盘点作为引子，更多的空间让位于透过现象洞察背后历史、文化、发展的深层解析，站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解读当下热点，为诸多迷思寻找答案，才可能最终树立起明天的道德坐标。
　　【人物档案】
　　公方彬，党的十八大宣讲团成员，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成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研究中国社会道德20余年，著述系列丛书《觉悟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决策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信仰共产主义。
　　普遍的道德焦虑
　　百姓不敢扶老人 与 名人找大师
　　11月，四川达州市民江先生向媒体喊冤，声言自家孩子明明做了好事，看见一太婆上去搀扶，反倒被太婆诬赖说是被撞倒，索要赔偿医药费。媒体报道后，太婆也来喊冤。一出事关老人道德的罗生门讨论成为舆论热点。
　　8月，马云自曝与大师王林的合影，进而引发外界对这位低调神秘大师的“人肉搜索”。号称可以“隔空取蛇”的王林，被逐一扒出与多位文娱明星的合影，甚至一些官员都与大师有过交往。
　　一边是老百姓为要不要搀扶路边老太内心纠结，一边是众多名人为暗藏的欲望痴迷于求神拜师，这种几近群体化的躁动不安，显示出内心的焦虑普遍蔓延。
　　记者：从是否“被撞”到广场舞地盘之争，“大妈问题”在2013年话题不断。出现这样的现象，究竟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那些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事方式，为什么日益受到强烈的挑战？
　　公方彬：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全国各地确实发生了多起老人讹诈的事件。但是，哪怕还有更多老人道德失范的个案存在，也不能由此把老年人污名化。这就如同尽管罪案比例更高，我们依然不能以个案、群案来污名和否定一代青年。
　　由于道德价值体系出现紊乱，人们难以找到稳定的价值体系、价值坐标和行为规范，内心的虚无造成行为上的反道德，内心的焦虑需要在现实中找到投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伦理道德的范式中，一直把老人当成道德的标识和引领者。一旦这一群体出现道德堕落的问题，很容易让人们以审丑的心态去炒作放大，并以此作为社会堕落的佐证。
　　与此同时，审丑的心态已经开始成为这个时代大众心理的一部分。比如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里面呈现的价值观甚至让美国学者都感到难以置信，却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连有关郭敬明早年抄袭的异议也被彻底淹没，反而被有的自诩“前卫”的媒体追捧为新一代商业精英。
　　可以想象，一旦社会都热衷于迎合和满足这种审丑欲望时，原本存在的欺诈和丑恶遭到几何倍数的放大，社会的信任度必然降低。长此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人性中还有美的存在吗？
　　记者：相对于普通人的这种道德焦虑，很多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安逸。比如，“王林大师”的持续发酵，让我们看到像马云、赵薇这样的成功者，似乎同样在热衷寻找“神秘力量”。在所谓的上流圈子里，这种心态和举止已经成为很流行的现象。
　　公方彬：在精神世界中，其实并不存在名人或草根的区别。能否找到精神归宿，不决定于社会地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就像品德修养，这是一个无限的运动，有始无终。即便是官居高位的掌控权力者，一旦精神缺失，也会发生蜕变。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已的困境，走出困境都需要找到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一些成功人物热衷追寻某种 “神秘力量”，恰恰说明社会主流或主导精神的缺失。
　　上升到更高层面看问题，我们党同样也面临着信仰危机的挑战。过去，革命阶段有牺牲，而牺牲带来神圣感，进而形成和强化信仰。当下，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信仰的强化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因此，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建构好符合时代的精神大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急迫的重大命题。
　　记者：为什么人们总体上的感觉是，当下的社会道德低于以往？当下社会的道德焦虑，为何似乎越来越严重？
　　公方彬：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打破旧的轮回的过程中。有人可能会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不是有过一个道德高扬的阶段吗？分析起来，当时出现的“道德复兴”基于两大原因，一个是特有的政治支撑着特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维与政治话语系统塑造了一种异于传统，也异于西方道德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另一个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伦理道德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吻合，人们被紧紧拴在一块土地、一个工厂或一个社区，不流动的社会构成了中国的熟人道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失信直接影响着生存。
　　改革开放后,道德体系开始出现紊乱，原因在于构成特有道德的支撑基础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态因冷战结束而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导致两大价值系统和两大话语系统乃至思维方式并行的状况彻底改变，其中我们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弱化，这必然影响着我们的伦理道德系统。庞大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更将中国这个熟人社会变为陌生人社会，进而将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没有适应这种不无紊乱的变化，直接导致价值坐标的紊乱。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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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阅兵 我们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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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战队两栖突击车方队接受检阅。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护旗手通过天安门广场。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解放军合唱团在演唱。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无人机方队的BZK－005无人机装载车经过长安街。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白建军中将、田中中将、陈东中将、吴国华中将、潘昌杰中将（自左至右）率领装备方队接受检阅。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俄罗斯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没有无意义的国家行为，带有国际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自不例外。由于本次阅兵是一次国庆阅兵之外的主题活动，而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思想内容。阅兵看到的绝非是广场上走过的一个个方队，更重要和更关键的是阅兵背后蕴含的国家意志与价值取向。
　　<font color="#、阅兵让我们再思考，这支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历史昭示未来。回顾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当我们看到一个个威武雄壮的方队从眼前走过，或许会思考，这支人民军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一支农民的军队，从大山深处走出，从小米加步枪起步，经过战火锤炼，又有了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已经是凤凰涅槃。苦难的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倒在血泊中？答案就在最先出现在受阅队伍中的抗战老兵，从他们身上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精神与道德价值观。这就是中华民族苦难中坚持，苦难中成长的重要原因。有了民族精神的支撑，这支军队将走向哪里是清楚的，这个民族走向哪里和走多远也是可以想象的。
　　2、阅兵让我们再辨析，这支人民军队拥有哪些品质？
　　仅仅从表现形式，便不难发现中国阅兵与世界阅兵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很重视形式美，比如在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方面，进入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区别更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至于从价值坐标和价值取向上讲，区别同样明显，我军明确地提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全新的精神世界与价值系统。西方军队的装备发展是伴随工业革命获得提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都是从敌人的手中夺取，这就形成了自力更生的价值观念，这种自力更生既可以成就内生的主动性，也可以化作发展动力。正是因为不一样，决定了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注定还是坚守这样的领导，如果没有了这一领导，中国军队便不再拥有精气神。
　　<font color="#、阅兵让我们再品评，这支人民军队发生哪些新变化？
　　阅兵绝非仅仅看军事装备和官兵的精神风貌与军事素养，从阅兵的许多技术细节或行为方式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我军最高统帅后的深刻变化。比如受阅方队的编排中就包含着新思想、新理念。较以往国庆阅兵不同的是按作战体系编组受阅方队，即装备方队与空中梯队均按照作战体系编排，比如，装备方队由面突击、防空反导、海上攻击、战略打击、信息支援、后装保障等作战体系模块组成。更为突出的则是务实扎实的作风逐渐强化。今天，真正的将军已经走到方队中来，56名将军领队证明了很多，至少有一点是军队作风的巨大转变，同时半数以上具有博士、硕士学位，这也是文化素质的巨大提升，更反映着军队作风转变。这种转变至关重要，军队必须更扎实。任何花架子，最后付出的一定是血的代价。
　　4、阅兵让我们再观察，这支人民军队以什么样的发展节奏前进？
　　阅兵场上的震撼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武器装备。如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装备的发展变化作出简单概括，可谓已实现“三级跳”：开国大典的装备全部从敌人手中缴获，而35周年、50周年和60周年的国庆阅兵，武器装备则是国产与国外进口并重，区别在于比例变化，而本次阅兵全部为国产装备。阅兵是国防建设水平全面而又充分的展示，因此当展现出强大力量时，就能更有效地凝聚人心和力量。而今，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惠及军队，我军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毋庸讳言，从广场上走过的这支军队早已非比从前，军事力量日新月异，让我们为之振奋，为之骄傲。这恰恰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5、阅兵让我们再认识，这支人民军队强大后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中国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拥抱世界，这是本次阅兵的显著特点。今天把纪念活动定位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就是一种胸怀和高度，同时拓展了对抗日战争的理解。这充分说明，我们已经把中国战场上取得的胜利，看成爱好和平人民的胜利，是世界力量互相支持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没有试图征服任何国家，相反成了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
　　一次阅兵让世界大国包括与中国“攸关方”都亮明了自己的底牌，这不是一件坏事，国家关系怕的不是冲撞，而是误读。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就找到了博弈和维护平衡的路径与方式。一次阅兵是对中国大国道路和大国胸怀的又一次历练。一次阅兵让国民更成熟、更辩证，当抗战老兵最先出现，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一种最深厚的民族精神正在激发、凝聚和张扬，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强大的力量。这些原本也是我们举办此次阅兵的目的和要义所在！（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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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解读全军招聘文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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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解读全军招聘文职人员
解放军四总部日前联合发布《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构建更加完善的军队文职人员制度体系。《规定》中明确，自2013年起，全军实行文职人员统一招聘，这是全军首次实行文职人员统一招聘。目前，2014年度全军文职人员统一招聘工作正在进行中。
把更优秀的人员选入军队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认为，实行全军文职人员统一招聘，是在总结数年来选拔非现役文职人员工作经验基础上的提升，是文职人员选拔趋于科学、规范、公平的体现。
公方彬指出，全军统一选拔，运用更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利于把更优秀的人员选入军队。这是适应干部人事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文职人员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的实际步骤。
文职人员不授军衔，是我军力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职人员是指按照规定的编制聘用到军队工作，履行现役干部同类岗位相应职责的非现役人员。公方彬进一步解释，文职人员与现役干部、士兵一样同属军队人员，在日常教育管理上，有许多与现役干部相一致的共性要求，但文职人员毕竟不是现役军人，在管理上有着自身的特点，如文职人员不需敬礼。公方彬还强调，文职人员虽不授军衔，但也是我军力量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军已聘用文职人员2万余名，初步建立了一支素质较高、进出顺畅、充满活力的文职人员队伍，《规定》的施行，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更加完善的军队文职人员制度体系。
公方彬说，对于建立文职人员制度，我军进行了长期探索。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亲自决策，把部分行政、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岗位的6.2万名现役干部改为工薪制职员。这是我军使用非现役人员的一次有益尝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3月，邓小平在《精简军队 提高战斗力》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使用文职人员的构想。1988年4月，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建立文职干部制度。这项制度对于减少授衔军官数量、保留业务骨干、稳定干部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文职干部仍保留军籍，基本套用现役军官的办法进行管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职人员制度。随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兴起，我军加紧推进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军队的技术构成越来越复杂，清一色现役军人的人员构成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人才资源日益丰富，影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消除，通过市场吸纳配置人才成为用人单位的共同选择，建立实施文职人员制度的社会环境已经具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对我军力量构成和用人方式进行重大调整改革，标志着我军文职人员制度正式建立。
参照事业单位设置岗位等级
文职人员的岗位等级是参照国家事业单位人员岗位等级规定设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根据当时国家有关规定，将文职人员专业技术岗位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非专业技术岗位分为二级至六级职员岗位。2006年，国家对事业单位人员岗位等级设置办法作了调整，将初、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细分为13个等级，非专业技术岗位调整为10个等级。
公方彬说，《规定》按照调整后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办法，将文职人员初、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细分为13个等级，非专业技术岗位调整为10个等级，并明确岗位等级的结构比例。同时，对岗位等级的首次确定、晋升年限和条件、审批权限，以及领导岗位等级的确定办法作了明确规定。《规定》明确文职人员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文职人员工资项目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军队服务津贴和其他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建立全军统一的基本工资、军队服务津贴标准和按省市自治区统一的绩效工资标准和有关津贴补贴标准，以解决过去用人单位自定标准，文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别较大等问题；还规定文职人员的工资自然增长机制、工资发放时间、奖励工资确定、立功受奖相应增加工资等。此外，《规定》明确文职人员在乘坐车船、休假探亲、健康体检、子女入托入学和享受单位自主提供的福利待遇等方面，与现役干部同等对待。（记者 尚文超）
(责编：吴斌、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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