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包网所收录免费小说、书友评论、用户上传文字、图片等其他一切内容及书包网所做之广告均属用户个人行为，与书包网无关书包网所收录免费小说如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在本站留言，书包网会在24小时之内删除您的作品。谢谢！Copyright &
Beta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号-1尊敬的网友：
您好！从今天开始，19楼浓情小说版块进行调整、升级。升级期间，会给您的阅读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
感谢您这一路的喜爱和支持！也敬请期待，我们将努力提供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待我满血复活，就是咱们相见之日
1.关注微信
2.订阅邮件
SBS社区平台技术由提供 ICP证：浙B2-
1.关注微信
微信ID：best_read
2.邮件订阅
&&整体修改进度
待我满血复活，就是咱们相见之日小站会根据您的关注，为您发现更多，
看到喜欢的小站就马上关注吧！
下一站，你会遇见谁的梦想？
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在这里我们要骄傲的以公民自居，在这里我们要骄傲的以纳税人自居。我们要的仅仅是Democracy、human&rights、Freedom和一个公平创造财富的机会而已。
周保松：有勇气做个自由人
中国的改革，最难的并不是打破权贵阶层对国家的垄断和控制，而是警惕遭遇到政治时的无力感，只有认清无力所带来的灾难，消除它，才会有更多的人甘愿用行动去打破黑暗。
　　梁文道曾问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师弟周保松：&你担心教书时向学生提出很多与社会主流不同的价值，但学生出去后，还是需要在主流社会打滚，那你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
　　周保松回答：&现实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希望学生一早就接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说法，然后相信所有的事都不由自主，并将责任都推给社会。&
　　周保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这位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写一大堆批评校方和批判主流社会文章的学者，先是在大三时一反常态，从热门的工商管理专业转到了哲学系，2002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教书的他，更是成了一名&奇怪&的教师。
　　他与学生夜以继日地大谈政治、哲学与人生，梁文道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教授都成了论文机器与行政人员的今天，还肯花这么多心力、时间在学生身上的老师，实无异于一种几近消亡的文化遗产&。
　　作为一名教师，周保松积极介入保卫自由女神像、反蝗讨论等公共事务，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希望社会变好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地改变种种束缚人、异化人和奴役人的观念和制度，让人呼吸到自由的风，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而他从事的政治哲学研究，作为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在现实世界消弭大众的犬儒心态，并用理性的声音，唤醒鲁迅笔下困在铁屋中的人。
　　在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中，周保松按照学生、老师、大学和回忆来编排自己近几年的随笔，而其中的一个主题是：&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活好自己的人生&。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心灵，遂恒常面对曲折挣扎腐蚀，自由自主，如此难求，社会压力愈大，现实限制愈多，一己抗衡的力量就愈弱。而对生命愈有要求，对生活愈敏感的人，却愈感受到其中的苦状。&
　　在地产霸权笼罩下的香港，他很清楚学生毕业后要面临的是什么，他们首先要在竞争激烈的香港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然后支付一笔房贷首期，从而开始自己的月供生涯，如何有勇气做一个自由人，对他们是一个考验。
　　整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周保松认为，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和市场上的资本主义，正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两座大山，当现实日艰时，我们在它面前应该感叹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还是继续争取自由和平等，其中至为关键的地方是，我们要弄清导致我们无力的根源是什么，然后打破它，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因为抗争的无效而选择了退缩，甚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开始调整了他们的方向。
　　在周保松看来，中国今后的改革，最难的地方并不是打破权贵阶层对国家的垄断和控制，而是警惕这样的无力感，只有认清无力所带来的灾难，消除它，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人甘愿用行动去打破黑暗。
　　南都周刊&周保松
　　大学应培养改变社会的人才
　　南都周刊：《走进生命的学问》和你的上一本书《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都有一个核心，那就是&自由&和&平等&，假如我们没有自由与平等，会对个人造成怎样的伤害？
　　周保松：伤害是很具体的。自由是人生里面不同的门，越自由的社会，越会将一些重要的门打开，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在不自由的社会，这些基本的自由都是关闭的，人生可以选择的空间就要少很多。而要活得好，基本理念就是生活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如果不是，再好也没有意义。
　　平等不是结果平等，不是说所有的东西要平分，而是政治平等、社会平等、机会平等，一个人没有了平等，首先当然是物质生活和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其次是很多穷人一出生，就跟其他人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中国，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这一点；第三就是政治不平等，有些人是特权阶层，其他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是被排斥出去的。如果这几类平等都没有，会感到屈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南都周刊：个人和政治、个人和市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比如内地不少年轻人竞相&到体制内去&，而在香港，毕业生到中环工作，进投资银行，这些才被认为是主流的价值观。但这些人在追求这些利己的事物时，生活依然会很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
　　周保松：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可以谈。第一个层次当然是很实在的，现在的年轻人毕业以后，进入到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他发觉这个市场里面充满着压迫和剥削，除了工作和不断加班，没有其他可能性，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困难，社会流动性也越来越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越来越高，生存环境是非常不理想的。另一个层次，就是这些年轻人从大学到社会，会发觉整个社会生活非常单一，大家都变成了经济人，现在香港变成一个很变态的社会，不要说大学生，很多中产阶层的小孩子一出生就跟他讲英文，绝不讲中文，因为他觉得英文是能够有助于增强竞争力，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竞争状态，大家都在竞争经济上的利益，整个社会就变得很单&元&了。
　　南都周刊：作为老师，你在课堂上教导学生要&有勇气做个自由人&，但这些学生到社会上又要面对谋生问题，那些人生哲学在现实面前会不会不堪一击？
　　周保松：几乎所有认真的学生都会面对你刚才所讲的问题，你越看得清楚，对社会越多批判，可能你就会越感到无力，觉得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自己改变了，这个世界就会跟着改变。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总是想得那么大，好像我一定要凭一己之力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政党，改变这个政府，而且要很快地见效，才觉得是有用的，如果是这样，肯定会有无力感。这样你就很容易变成两种人，第一种是成为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对和错，所有东西都是权力；另一种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它，那不如加入进去，并自我安慰，我可以改变它，但加进去，肯定不是改变它，而是被它改变。
　　南都周刊：但是很难排除其中会有挣扎，也会有一些人因为发现自己的努力后，反而看到的是倒退，会感到自己其实是很渺小，有些人也许就会重新选择。
　　周保松：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记得长平来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同，他说如果我们知道黑暗过后就是黎明，其实这个前奏没什么欢喜的，因为你知道黎明总是会来。你刚才所讲的状态，说明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黑暗之中，不知道黎明会不会来。因为你知道黎明一定会来，那还可以忍受，难忍受是你觉得你在黑暗中，但又不知道是否有真的黎明。他说正是在这个状态底下，才更应该坚持，因为你不知道是否有黎明。
　　南都周刊：在书中，你提到哈佛大学学生向校长提的一个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去华尔街工作，你对他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如果问你应不应该去考公务员，你会怎么回答？
　　周保松：第一，我会尊重他的选择，我不能强迫他，因为他没有犯法。第二，我不会没有判断，我很清楚，他的人生会因为他的选择而受到影响。我举一个例子，你活在一个不公正的、腐败的体制里，就会受到它的影响，而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一些人改变这个社会，而不是去维护这个不好的体制，这恰恰是大学教育最失败的地方。
　　南都周刊：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观点，就觉得他自己可以和政治没有关系，他是可以通过不谈论政治，或者远离政治来增加生活的幸福指数。
　　周保松：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遭遇到政治的时候，一种是批判，一种是逃避，还有一种是迎合的态度。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都是第一种态度，但是愿意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做事情的人，都会有无力感，而无力感的形成也有理由，首先是外在的环境不安全，第二个就是坐顺风车的问题，有些人会想，最好别人做，我坐享其成；问题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的话，结果是大家都不会做。所以社会改革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要打破这种无力感，不仅是我愿意做，同时也要想方法令大家一起做，这样风险就降低了，同时恐惧感也会减弱。现在难的是，我们很难建立起这种共同参与一起行动的力量。
　　南都周刊：这种力量似乎也忽有忽无。
　　周保松：所以我说要累积，比如去年的动车事故，我们将这个事故的真相、问题的症结通过讨论理清楚，其中应该有纪录片人的参与，学者也应该进去做一些研究，最后将调查和讨论的成果变成公共资源，下次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参考这个经验。又比如乌坎村的民主实践，如果能好好研究这些经验，并累积下去，就可以成为日后乡村民主抗争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难的地方，是还没有形成这些工作的共识。
　　我不关心高层政治，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民主道路，一定要仰赖于公民社会的壮大和成熟，而台湾的经验，也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台湾的民主转型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并不仅仅是靠蒋经国和国民党单方面的力量，而是整个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在一直发挥作用，多年来累积的许多价值信念，构成了社会改革的基础，从而使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台湾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暴力和动荡，就可以过渡为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
美国著名评论家迈克尔.安提说：“中国的富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王朝；在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好爸爸，年轻人仅仅靠学历和勤奋很难获得一个好职位。腐败和关系已经被大众所熟知，以前中国人还相信凭借勤奋可以使人生活的更好，现在他们的中国梦已经被终结了。
这他妈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中国》！同意把此图挂到天安门上的转！
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的怀疑。防范君主们。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行话玷污你的语言。不要让因你的才能而获得的特权扰乱你的良心。不要歌功颂德：你将会后悔。不要为民族英雄写葬礼演说辞：你将会后悔。如果你不能说真话，那就保持沉默——丹尼波·契斯。
2000年，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名年轻人参与组建“新青年学会”，同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分别被判以八到十年徒刑。如今还是一样的思想镇压，没有进步，只有倒退。
在中国，其实在你思考真相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犯罪了。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在中国，我觉得是：国民一思考，我党就发怒。
云南昆明曹海波去年在网上建立一个「振华会」的网站，表示要改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立新三民主义，与网民讨论国内的民主宪政，于去年10月被拘捕。昆明中级人法院昨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理曹，并择日宣判。其后曹被囚车押送，方得以与初生4个月大的儿子在法庭外首次见面。
中央部门今年要花多少钱？
4月23日，中央部门2012年预算公开的大幕开启。截至5月9日，已有92个部门公开预算。我们对这些数字进行了整理、分析，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图片的方式呈现给您。从图中您将读到：这些中央部门今年到底要花掉多少钱？多少人工作一年才能养活这些部门？哪些部门花钱最多？哪些部门今年花钱比去年增加最多？在大家最关心的住房支出方面，今年中央部门普遍大幅增加了这方面的开支，哪些部门给员工的住房补贴增幅最大？……
农民的抗议强化了政府的权威
当中国的农民们面临征地补偿过低、乱收费等问题时，在制度化抗争与合法抗争渠道缺失，同时也很难&用脚投票&入籍他国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采取何种措施影响决策？他们的抵制是否会对政府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他们对各级政府的认同度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难题：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转型国家如何保持稳定。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蔡晓莉就此展开了研究。她首先引入了斯科特（Scott）的观点：农民面对利益受损不会无所作为，而是寓对抗于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如不配合、磨洋工等，从而削弱政府的合法性。作者对&日常抵抗&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削弱政府合法性&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之前，曾有多位学者通过对东南亚、尼加拉瓜、津巴布韦等地的研究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农民的抵制与政府权威之间是此消彼长关系。但作者暗示：这些结论未必符合中国的经验。作者认为，中国农民有选择地违反规章制度，其实是对政府权威的强化，作者将其称为&强化体制的不服从&。这种行为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农民对政府决策的积极回馈而非消极回避，因此农民们会光明正大地违反规章以吸引有关部门关注。第二，农民们认为自己是忠于政府的，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人参与并为社会所关注，上级政府一定会调整政策。第三，政府决策失误常常由于其赖以决策的信息不足，农民们不过是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反馈，以实现共赢的目的。因此，农民们的抵制是有选择并有原则的，他们将因此遭受的惩罚看作为正义蒙冤。这种&强化体制的不服从&在民主制度下往往能够得到积极回应进而改变政府决策。那么，究竟什么是&强化体制的不服从&？按照实现方式与诉求的不同，作者将各种抵抗形式分为四种以廓清概念&&强化体制的不服从，日常抵抗，非暴力反抗，维权行动。&强化体制的不服从&以违反法律规章，吸引有关部门注意，采取个体行动，不期待受惩处为实现方式，以改变法律规章为诉求。&日常抵抗&以违反法律规章，避免有关部门发现，采取个体行动，不期待受惩处为实现方式，以规避法律规章为诉求。&非暴力反抗&以违反法律规章，吸引有关部门注意，采取个体行动，期待通过受惩处唤起良知为实现方式，以改变法律规章为诉求。&维权行动&以遵守法律规章，吸引有关部门注意，采取集体行动，不期待受惩处为实现方式，以要求政府遵守现有法律规章为诉求。作者通过对随机抽取的三个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与三十户农民深入交流，期待籍此能了解农民如何判定社会与政治规范，以何种方式交涉能为舆论与相关部门接受，并试图了解农民们对政府权威、政府决策、不服从的理解与理论概念有何差异。根据调查，作者将农民对政府的态度分为三类：服从政府并对政府的善意持悲观态度，不服从政府并对政府的善意持悲观态度，强化体制的不服从并对政府的善意持积极态度。根据200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全国五个省一百个农村对两千农户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作者发现：惩罚并不严重的行政规章（诸如新建房屋审批、政府行政审批，禁止土葬，禁燃烟花爆竹）农民较为乐意遵守，其比例达到56%到90%，而高达74%的农民都不愿上缴各种提留。有70%的农民不愿遵守村委会的错误决策，25%的农民不愿遵守中央政府的错误决策。作者认为，正是因为农民们的这种抗争并不被视为政治异议，否则很难想象有如此高比例的农民不愿遵守政府决策。而在被问及中央、乡镇、村委会三级机构决策过程是否代表农民时，有50%到87%的受访农民认为政府决策代表农民，中央政府得到的认可度最高，乡镇政府最低。此外农民对该级政府的认可程度直接影响到其是否会采取抵制该级政府政策的行为，甚至有不少农民愿意缴纳农业税以获得中央的关心。作者认为，那些对政府不当决策持抵制态度者很有可能因此而怀有内疚或产生紧张情绪，因而表现出对政府的忠诚，抑或是他们一向忠诚的表现导致他们自以为有资格表达对不当决策的不满。然而，为什么这些人会冒着风险相信政府会欢迎他们的反馈呢？研究者Susan Young曾提出，改革开放早期，官方经常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属于违法的行为进行追认导致很多人认为官方会默许甚至欢迎这种抵制行为。作者也认为，这种内源性压力导致政治精英逐渐吸纳来自草根的反馈。除了通过追认违法行为实现政策改革的先例，政府还会以试验区的名义主动创造灰色领域。据海尔曼(Heilmann)统计，1979年到2006年，30%的经济领域立法都是通过试验区而推广的。作者指出，这是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变革的背景下，政府无力预测改革的具体效应而在政策上产生冲突和混乱。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尽管并非所有的&强化体制的不服从&都能改变政府决策，然而在缺乏资源与渠道的情况下，农民依然大量采取这种方式来争取他们的利益。
媒体的参与干预司法公正？
最近，公众舆论中为浙江女富豪吴英鸣不平的声音愈发强烈，许多人关心：吴英的生命究竟能否如邓玉娇一般被拯救。许多媒体和相关学者，都参与到了拯救吴英的行动当中。这种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媒体的参与能够保证审判的公正，还是会干预司法公正？针对媒体对司法的介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杰明&利伯曼 (Benjamin L. Liebman) ，在新近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中专门撰文讨论了媒体和法院之间的相互监督关系。他认为，目前媒体与法院之间所形成的相互监督的关系，正是共产党政府在稳定框架之中所鼓励的竞争性监督。【商业化促进了媒体监督】邓玉娇案在2009年轰动全国，出于自卫目的刺死、刺伤镇政府人员的邓最后在各界呼吁之下免受刑事处罚。实际上，邓玉娇并不是媒体拯救的第一个人，在过去15年中，媒体已经是中国司法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评论员认为，媒体已经成为法庭的另一种监督，增进了法律的公正和透明。以往只是政府喉舌的媒体为何能够在今日发挥监督的作用？利伯曼教授认为，总体上的背景是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媒体的商业化不仅增加了媒体的自主性，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动力去挑战内容的底线。但同时他指出，因为中国依然存在极为强大的地方保护主义力量，真正在行使监督作用的媒体只是少数几家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包括《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等。绝大多数地方媒体只能依赖官方宣传作为报道内容的来源，较少参与此类的批评事件。即便能够通过网络等形式突破地方主义的限制，地方政府依然能够惩罚那些过度挑战内容底限的报道，之前的&跨省&便是明例。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无疑是强大的，某些报道实际上推动了相关法律的进步，比如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问题就在过去几年的密集报道之后，于2009年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被纠正。2003年的孙志刚案可以认为是最好的媒体监督法院的事例，这场始于《南方都市报》的系列报道最终推动了收容遣散制度的废止。【影响司法的不是媒体，而是行政力量】不过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对司法的介入也开始产生极端化的影响，很多公共事件律师甚至认为，媒体的有利报道是诉讼胜利的最重要因素。针对这种看法，文章指出，如果我们细究媒体对司法产生影响的机制，我们会发现：真正对司法产生影响的其实是行政力量。媒体以民意的名义，通过内参等形式，影响上层官员的意见，而这些地方官员能够通过指示的形式对司法进行&干涉&，这是绝大多数法官恐惧媒体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对新闻报道并不恐惧，但对行政权力却极为尊敬。媒体的这种作用在2003年的刘涌案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作者认为，媒体对司法的介入在实质上加强了政府对司法的控制。当然，法院并不是一味被动。2006年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肖扬就认为：各级法院应当主动释放相关案件信息，控制信息范围，引导媒体进行正面报道。各级法院被要求改善与媒体的关系，法院的宣传部分也被要求在案件的报道方面更加积极得回应，释放正面信息。他们奖励那些进行正面报道、提高法院声誉的记者，甚至要求地方媒体直接采取宣传部门提供的稿件进行报道。同时，法院试图用&司法独立&的理由，以及西方的相应法律来限制媒体的报道范围。但作者认为，在中国，这些努力并不是为了增加审判的公正性，而主要是为了减少法院所受到的监督。此外，官员和法院也通过诽谤诉讼的形式对媒体实行法律层面上的监督，此类案件往往是低层次的地方官员在当地法院状告非地方性媒体的&失实报道&。同样，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类似案件中，媒体往往败诉。关于诽谤罪的法律条理起初并不是针对新闻界，却在实际上对新闻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中国记协也因此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对诽谤罪进行更加具体的解释，并对记者提供更多的保护。总结而言，作者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建立可控制的透明政治体系，此行为的核心在于增加对权力的监督，并以此保证政府对社会事件的迅速反应，保证处理结果的社会满意度。媒体报道尺度的放大并不意味着言论自由的开放，而只是政府加强监督的有意行为，因为媒体发挥作用只能通过影响上层官员的形式，并且在客观上加强了政府对言论的掌控。参考资料：Benjamin Liebman， The Media and the Courts: Towards Competitive Supervision?&，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2011.
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杨继绳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 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吴敬琏不太看好温州金改 称如同病人抹万金油
5月20日消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创新中国高峰论坛表示，不太看好温州金融改革实验，称此举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抹万金油。因为金融市场是全国性市场，单凭地方不好改变。当前各地金融创新此起彼伏，到底能走多远引人关注。而之前5月18日，温州市金融研究院、温州大学金融研究院以及温州大学金融学院同时挂牌成立，当地媒体将其誉为温州金融改革&参谋部&，吴敬琏为顾问委员会委员，对此问题颇有发言权。吴敬琏表示，不像报刊那么看好温州实验，&它当然有一定意义，但也是吃吃阿司匹林抹抹万金油&。他进一步解释说，金融市场是统一市场、也是全国性的市场，地方不好来改变，&地方金融创新是有限的&。他说，金融市场几乎不可能划地为牢，如果非要如此无非是地方行政管制力量膨胀。他建议，大家更应关注郭树清新政，搞好全国性的证券市场，更加有意义，&不如IPO发审制度可不可以不要，就值得好好讨论&。而对深圳前海金融创新，吴敬琏建议大家看远一点，放到粤港一体化的背景考量。&一个区域性地区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心城市带动，&在吴敬琏看来，广东的潜在优势是毗邻世界级城市香港，粤港一体化是转变广东整个地区增长模式的关键。&但粤港一体化有很大的障碍，那就是一国两制导致粤港是两个不同的关税区，所以粤港一体化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吴敬琏说，前海做为一个点，如果成功后进行经验推广，粤港一体化的阻力也会少很多。最后，吴敬琏再次重申，政府不要企图代替市场的力量。政府制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你是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在那儿探索，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
1914年，民国最牛大师之一的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大肆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而袁世凯只是将其软禁在龙泉寺，并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等等
重点在袁世凯的态度。
《兄弟》——李承鹏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国人宣武门猥亵中国女子，韩国人肯德基暴打中国女子，以及著名的《金陵十三钗》，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反华分子对我不利，总要对我们的女子这么集中地耍流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们需要宣传爱国主义，就要把自家的女性推到宣传第一线。可是我还被激发了爱国主义激情，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最被激发的原因是：对方那么嚣张，列车员却在讨论受欺负的女子用杂志敲打对方的脚丫子是否正确，乘警不着四六问了些话后，最后竟说&人家是艺术家，脚翘高点就翘高点吧&。这趟动车上发生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爱国史的缩写，就是：个体在抗争，群众在围观，兄弟在撒野，政府和稀泥。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首先是爱国民的主义，其次才是国民效忠国家的主义。可往往我们需要国保护的时候，国家却只是字典上的一个检索词条而已。比如最近我们的渔船又被扣了，从菲律宾扣、韩国扣、越南扣到现在朝鲜也扣了，仿佛周边这些国家，谁不扣我们几艘渔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我们的兄弟。这些船和那列动车发生的事是一样的，船长在抗争、网情在激昂，国家很理性。我常听左派的朋友说要警惕好莱坞的文化入侵，可好莱坞制造了多少F16、特战队、阿帕奇营救人质的大片，我们拿得出手什么，是那部很滥的《代号美洲豹》，还是更滥的《冲出亚马逊》。 我们造了一艘很大的航母，却连几条渔船都不能保护。借出那么多的外债，却不及时交纳赎金。那个部如此擅长抗议，却在最该搦阵的时候跑去帮劫匪插秧。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让这个国家看上去很有面子的主义，而是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更有尊严的主义，如果牺牲国民的尊严照顾这个国的面子，这主义，真不是个好主意。 促使我写这一篇的动机是，有家日报刊登了&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大旗&：爱国主义正在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嘲弄，适外必赞，逢中必反，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干着一些数典忘祖的勾当。我觉得这家报纸的社论写得真好！我们确实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铲除一些汉奸了。你看，动车出事时，他们去送校车，渔民被绑时，他们去帮忙插秧&&所以我建议，这次一定要强硬地索要回船只和渔民。 又有人说不要轻举妄动，要注意大国形象。当年把一袋袋大米运到南边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倒在米袋上也是大国形象；当年把几十万大军扔过江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连烈士的坟茔都无人照顾也是为了大国形象。在我看来，大国形象究其实质就是大哥形象，你要让人们为你打拼，就要时时罩着人们，收了那么多的保护费，关键时刻一定要保护人们。 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国人宣武门猥亵中国女子，韩国人肯德基暴打中国女子，以及著名的《金陵十三钗》，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反华分子对我不利，总要对我们的女子这么集中地耍流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们需要宣传爱国主义，就要把自家的女性推到宣传第一线。可是我还被激发了爱国主义激情，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最被激发的原因是：对方那么嚣张，列车员却在讨论受欺负的女子用杂志敲打对方的脚丫子是否正确，乘警不着四六问了些话后，最后竟说&人家是艺术家，脚翘高点就翘高点吧&。这趟动车上发生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爱国史的缩写，就是：个体在抗争，群众在围观，兄弟在撒野，政府和稀泥。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首先是爱国民的主义，其次才是国民效忠国家的主义。可往往我们需要国保护的时候，国家却只是字典上的一个检索词条而已。比如最近我们的渔船又被扣了，从菲律宾扣、韩国扣、越南扣到现在朝鲜也扣了，仿佛周边这些国家，谁不扣我们几艘渔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我们的兄弟。这些船和那列动车发生的事是一样的，船长在抗争、网情在激昂，国家很理性。我常听左派的朋友说要警惕好莱坞的文化入侵，可好莱坞制造了多少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F16、特战队、阿帕奇营救人质的大片，我们拿得出手什么，是那部很滥的《代号美洲豹》，还是更滥的《冲出亚马逊》。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 我们造了一艘很大的航母，却连几条渔船都不能保护。借出那么多的外债，却不及时交纳赎金。那个部如此擅长抗议，却在最该搦阵的时候跑去帮劫匪插秧。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让这个国家看上去很有面子的主义，而是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更有尊严的主义，如果牺牲国民的尊严照顾这个国的面子，这主义，真不是个好主意。
促使我写这一篇的动机是，有家日报刊登了&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大旗&：爱国主义正在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嘲弄，适外必赞，逢中必反，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干着一些数典忘祖的勾当。我觉得这家报纸的社论写得真好！我们确实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铲除一些汉奸了。你看，动车出事时，他们去送校车，渔民被绑时，他们去帮忙插秧&&所以我建议，这次一定要强硬地索要回船只和渔民。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又有人说不要轻举妄动，要注意大国形象。当年把一袋袋大米运到南边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倒在米袋上也是大国形象；当年把几十万大军扔过江是为了大国形象，后来连烈士的坟茔都无人照顾也是为了大国形象。在我看来，大国形象究其实质就是大哥形象，你要让人们为你打拼，就要时时罩着人们，收了那么多的保护费，关键时刻一定要保护人们。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国家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兄弟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钟了，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人太多，我都喊缺氧了也什么都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等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我差点晕倒。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跑过的军车运的不再是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想要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十五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忽然一颗榴弹炸开，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该退伍的时候，他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别相信那些兄弟国家，都是骗子。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的残忍青春，是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国家，也给正跟南边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向前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再也见不到祖国的朝阳。经过这些事，爱国主义对我们不是追寻恒定的价值观，而是一部变幻莫测的幻灯片，我们警惕观察着环伺周边的敌人或朋友，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则以钓鱼台国宾馆的会客表情为准&&等我慢慢地长大才明白，曾以为周边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疆土的拱卫，其实是我们拱卫着他们的胃。曾以为背叛我们深厚友谊的都是骗子，可后来发现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曾经的那些老朋友和好朋友，不过是我们为了大国形象产生出来的幻觉。 那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已经远去，为了兄弟、兄弟以及兄弟。却没有人考虑过大国形象到底是来源于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还是对本国国民大无畏的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
第二天，报纸上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兄弟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此致，敬礼，环伺于我伟大祖国东西南北的兄弟。
白岩松：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早该回到一个正常的定位上了。平等才是最大的尊重，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平等相待才是最好。准绳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就像在北京猥亵女性的那个英国流氓，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既不必悄悄地放了，也不必一下子想到百年耻辱。
去年全球售出982亿包方便面，中国人吃掉一半。世界方便面协会会长安藤宏基20日说,去年全球售出方便面982亿包。中国大陆去年方便面产量为483.8亿包,占到世界销量的一半以上,平均每天有1亿多包方便面被打开,而每1秒钟则有1300人加入这一“最简单的美味之旅”。
哪里有统治，哪里就有群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需要奴性；哪里有奴性，哪里就少有独立的个人——尼采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训服，实现了把他们关进笼子里的梦想。只有训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太平洋的风——韩寒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的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龘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鸿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鸿松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大陆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面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些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的放在头版，虽然可以说这是官方的错，但无奈却也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站长在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