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为何仍由男性主导？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卧底经济学家》一书的作者蒂姆
哈福德(Tim Harford)在《金融时报》撰文，剖析了经济学仍由男性主导的现状。
　　虽然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一名女性，但在经济学的贵宾席上，美联储主席珍妮特
耶伦(Janet Yellen)并没有多少女性同伴。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女性在掌管大权的职位上代表性不足。但除此之外，这还表明经济学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学科。目前为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依然只有一位：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但她本人也不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
　　哈福德认为，经济学这个学科充满雄性激素的原因还相当不明确。这个行业顶端的现状部分反映了数十年前经济学教育的情况。奥斯特罗姆学习经济学的愿望曾经受挫――她的老师曾经劝阻她学习数学，理由是她是个女孩。
　　年轻一代充满希望的理由包括：约翰
贝茨
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是一项授予美国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的奖项；该奖项享有盛誉，曾多次成为诺贝尔奖的先兆。直到2007年，该奖项一直是男性专属，但此后已经有了3名女性获奖者。
　　另一个充满希望的苗头是心理现实主义(psychological realism)以行为经济学的形式，在经济学领域开花结果。行为经济学并不能提供一切答案，但其的确提出了一些好问题。既然心理学在女大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堪比经济学的不受欢迎程度，行为经济学应也许会增强这个乏味的学科对女性的吸引力。
　　但情况仍不乐观。美国经济学会今年的“经济学专业女性地位委员会”简报，探讨了一种令人沮丧的趋势――“在所有能拿到文学士学位的学生中，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的比例在过去十年没有多大变化”。经济学男性本科生和女性本科生的比例是2比1到3比1。英国的比例与此类似，但2002年到2013年间出现过显著下降。基本的解释是需求匮乏：想要学习经济学的女性太少了。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意识的性别歧视让年轻女性在这个专业领域找不到榜样。经济学家、《纽约时报》撰稿人贾斯汀
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最近抱怨，当记者写到由男性和女性作者共同撰写的经济学研究论文时，总会习惯性地引用这名男性的名字或者把男性当做第一作者来引用这篇文章。
　　经济学家、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黛安
科尔(Diane Coyle)怀疑数学是否是问题所在，因为比起男孩，女孩学习A-Level数学课程的可能性更低。她最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出了战斗号令：“姑娘们，女人们，如果需要的话就再温习一下你的数学吧，但最重要的是，来学习经济学吧！”哈福德并不同意，称美国的女孩们早就在高等水平的高中数学课程上实现了性别平等。
　　哈福德认为经济学对年轻女性不那么有吸引力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且还伴随着经济后果，且如果无法使世界上一半的人和这门学科建立关系，就有麻烦了。
　　英国荒谬离奇又失控的古老法律怎么办？
　　在英国，穿着盔甲去重现一场中世纪的竞技比赛并没有什么问题。但要是穿着盔甲出席议会，就可能会带来麻烦。 视觉中国 资料
　　近日《纽约时报》报道，因英国4.4万部主体法例的集合体极其庞大而又古怪，以至于英国委派了一个小型官员团队，其唯一任务便是对法律进行精简。
　　由于议会几个世纪以来的立法，英国积累了许多如今看起来无关紧要且通常十分荒谬的法律，其中包括禁止在其议事厅里穿盔甲。
　　上述团队的工作不仅是钻研宪法性的掌故奇闻，还有抵御几百年来失控的立法。几个世纪以来，法例越积越多，那些在距离住所不足300码的地方开炮的人，以及那些在街上拍打地毯的人都该受到惩罚――除非地毯可以归类为门垫，且在早晨8点前拍打。
　　“法律现状中太多你坐下来研读，都无法理解的信息，在我看来这的确像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伦敦大学学院比较法制史荣休教授安德鲁
刘易斯(Andrew Lewis)说。
　　然而刘易斯还指出，也有许多旧的法例沿用下来，因为犯罪和不良行为依然存在。“原因之一是，人性并没有改变多少。不过我们为了保护、组织和管理自己，而制订出来的制度当然在改变，因此有必要调整现行的法律实践。”
　　淘汰过时的法律是英国法律委员会的两位律师和一位学者的工作，该委员会负责审阅法律，并提出修订意见。200多项法案预计将于明年废除，包括部分――但非全部――自1267年起开始实施的法律。
　　这些即将废除的法律包括许多教会法（包括一项源自1536年、授权伦敦一座墓地扩大的法案），以及多项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相关的法案。这其中就包括1838年的《印度轮船公司法》(India Steam Ship Company Act)，尽管已经生效177年，但没有证据表明通过该法案成立的船运公司曾开张经营过。
　　法律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指南，反驳了一些比较牵强的都市传说。
　　例如，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任何法律规定妇女在利物浦市的公共场所袒露上身是违法行为，在热带鱼商店担任店员的除外。只要背靠汽车后轮并将右手置于其上，男性即可在公共场所小便――这也并不是真的。
　　一些真实存在的法律，尽管看起来极为陈旧，实际上效力却惊人地持久。尽管1267年《马尔伯勒法》(Statute of Marlborough)的某些部分将于明年废除，但其他部分将会保留，包括一项与扣押商品抵偿债务相关的规定。这项立法纳入法律文本要早于《大宪章》(Magna Carta)，尽管后者是在1215年签署的，但直到1297年才纳入法律。另一部中世纪法案，即1290年颁布的《封地买卖法》(Quia Emptores)，也为英国的物权法确立了重要原则。
　　刘易斯表示，法律堆积的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现实，和许多国家不同，英国选择不将法律文本编为法典，这导致了零星法规的堆砌。
　　在向议会提出任何废除建议前，法律先要经过彻底的研究和讨论，法律委员会行政负责人伊莱恩
洛里默(Elaine Lorimer)说。“立法的历史长短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要做出研究，确保它实际上不再必要了。”
　　“主义”被选为韦氏词典2015年年度词汇
　　韦氏词典选取了短小却富有影响力的单词后缀“-主义”作为2015年年度词汇。据韦氏公司的统计，在过去的一年中，韦氏大词典官方网站查询功能耗费流量最多的“主义”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恐怖主义。
　　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韦氏公司的编辑、词典编篡家彼得
索科洛夫斯基（Peter Sokolowski）在近期的采访中说：“这是沉重的一年。这些词语背后都涵盖着相关理念和实践。我们在选词的过程中也训诫了自身。”
　　人们查询种族主义时，会搜寻到发布于11月份的一个视频，内容是芝加哥有个白人警官开枪射杀了一名黑人青年，以及后续的刑事起诉。韦氏公司也发现了该视频与其网站上“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者”等词的高点击率有着密切联系，该视频也成为共和党人唐纳德
特朗普参与总统选举以及他做出反伊斯兰言论的导火索。
　　不同主义间相互碰撞，使各自的名声越来越大，索科洛夫斯基说道。
　　“当我们注意到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时，我们便会进一步联想到法西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巴黎袭击事件，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以及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枪击事件，以及唐纳德
特朗普提议取缔伊斯兰教中看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子，”他说道。
　　人们对种族主义的查询的热情全年高昂，同时在下述的两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一是南卡罗来纳州教堂枪击案，另一个是密苏里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关于凯特琳
詹纳(Caitlyn Jenner)，艾米
舒默（Amy Schumer）以及希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所有报导都涵盖有女权主义的讨论，人们对电影《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的评论，以及对《星球大战：原力唤醒》预告的讨论也是如此。
　　另外，艾玛
沃特森（Emma Watson）2014年联合国的演讲在今年制造了有关女权主义的两大新闻，第一条是在一个病毒视频中鼓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马拉拉
尤沙夫赛（Malala Yousafzai）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第二条新闻则是有人揭露沃特森被要求在演讲时不可使用女权主义这个词语。
　　“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流行要感谢伯尼
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我们有个被视为民主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潜在影响与此密切相关，”索科洛夫斯基说道。10月，自桑德斯和克林顿第一场民主讨论系列活动展开以来，“社会主义”再次上了热搜榜。
　　韦氏公司的董事长、出版商约翰
莫尔斯（John Morse）说，“社会主义”在2012年的一番强劲展示后引起了人们对“主义”的关注，但是公司决定使用更具广泛意义的后缀而不是这个词作为年度词汇。
　　今年，韦氏大词典官方网站上的其他“主义”词汇还有专业主义，受虐主义，联邦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英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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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经济学似乎只是一门计算学科，和人文毫不沾边，但从本质上来看，经济学理应研究的是人类如何通过合作获得更好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而学习经济学，像许多人文学科一样，最重要的是学会其中的思维方式。张维迎教授的新著《经济学原理》除却书中于传统经济学观点的差异外，背后的思维方式也很值得关注，摘录了书中10条最核心的经济学理念，说的是经济学，也是人人都应该去理解的人性。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选自张维迎《经济学原理》，理想国2015年10月出品，作者张维迎。LinkedIn领英授权转载。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凯恩斯学习经济学，重要的并不是记住某项具体结论，而是要学会正确思考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究竟怎样才能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1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在现实中，人的各种行动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其实现目的的愿望就是行动的动机。因此，行动就是改变现状，而之所以要改变现状就是由于对现状不满，其中必然有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经济学关注人的行动，不仅要关注人究竟采取了怎样的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关注他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现象才能有更为深刻的理解。2只有个体才有能力决策只有个体，也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意识的生命体，才有目的和行动能力。人要行动，就必须思考，需要搜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做出决策。这些活动只有个体才能完成。我们常常使用群体、集体、政府、国家等概念，说它们做了某某事，这让我们以为集体似乎也是能行动的。但这种说法只有在隐喻意义上才是对的。事实上，集体本身不可能行动，只有集体里面的人才能行动。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习惯于把集体、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并把它们想象为没有自身利益诉求、完全大公无私的。如果是这样，很多问题就很难理解，例如为什么政府会有腐败，为什么所谓的集体决策经常没有效率等。而一旦我们摒弃了这种集体主义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来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3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经济学，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要为午餐所付的那个“费”，就是机会成本。我们知道，人类无论是在动物性上还是社会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对于人们的欲望，在任何时间点上，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总是稀缺的。比如，我们常说的钱不够花，就是指拥有的钱不足以支撑花费，因此相对于花费而言，我们拥有的钱就是稀缺的。也许有人会说，大富翁们总该不受稀缺的困扰了吧？其实不然。尽管他们并不缺钱，但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约束。因为稀缺性的存在，人们在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为了得到一样东西就得放弃另一样东西。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你为了达成某项目的所要放弃的最大的价值。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面临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年薪10万元的大学教职，另一个是年薪50万元的投行交易员，那么在不考虑非货币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去大学任教的机会成本就是50万元。当然，在现实中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人们在选择时还必须要考虑很多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素，例如亲情、友情、自由、尊严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判断。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虽然人们在个人决策时比较容易理解“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考虑公共福利提供等问题时，却很容易忘记这一点。很多人总希望政府能够多建设公共设施，增加公共福利，仿佛这些都无需成本；但事实上，政府为了增加公共福利，就必须通过征税、发行货币以及举借公债等途径获得收入，而无论是哪一种途径，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减少个人可获得的资源和产品。由于相对于私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获取“免费午餐”的人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贵的午餐。4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所谓“边际”，指的是对现有行动进行的微小调整，这些微小调整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分别被称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通常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权衡。举例来说，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在购置食品和购置衣物上分配收入。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只买衣服不吃饭，也不会只吃饭不买衣服，而会考虑是多买些食物而少买些衣服，还是多买些衣服而少买些食品，这样的选择就是边际选择。值得一提的是，“边际”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经济史上的一个著名难题——水和钻石的悖论。19 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曾一直困惑于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水价值很低，而对人类生存可有可无的钻石则有很高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古典经济理论并没能给出很好的解释，而从“边际”的概念入手，这个问题则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物品的价值是由它带给人的边际效用决定的——虽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边际上多一滴、少一滴对效用的影响不大；而钻石虽然无关紧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边际上多一颗、少一颗对效用的影响很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钻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水。5自由交换是互利的人们在资源占有上可能有丰寡之别，在个人特质上可能有各自差异。这些差异性的存在，给通过交易改进彼此的收益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举例来说，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认为这瓶水对我而言值1元钱，而你却认为这瓶水对你而言值2元钱。那么，如果我用1. 5元把水卖给你，我们双方就都相当于赚了0. 5元钱，这场交换活动让我们双方都获益了。当然，交易自由是双方都获益的前提，如果我强买强卖，非要用5元钱把水卖给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时，减少了你的收益。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问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下是“等价交换”，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果一件商品对你我的价值都一样，那么交换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们对某件商品的评价存在差异，自由交易才会发生，交易一旦发生，就为双方都创造了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交换一般都不会是等价的，而是伴随着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财富的创造。区域贸易、国际贸易，本质上也都是个人之间的交换。同一地区内个人间的自愿交换能促进交易各方福利的增进，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换就更是如此。那些阻碍贸易自由的政策壁垒，很多都是打着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利益”的旗号，事实上却剥夺了公众改进福利的机会。6分工是进步的源泉分工是和交易相联系的。如果没有分工，人类的交易就会很少。只有有了精细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才能更加频繁地开展。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了分工的重要性。斯密指出，分工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它有助于手的技巧的完善，提高人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第二，它节约了在不同工作环节之间转换劳动的时间；第三，它增加了发明新工具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好处，人们才得以通过分工合作大幅提升自身的力量，完成仅靠单个人难以完成的事情。分工是市场规模扩大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就不会有分工，只能自给自足。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进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如此反复，就是经济良性发展的整个过程。为什么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各项改革措施废除了所谓的“投机倒把”等罪名，为国内贸易扫除了障碍；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则开启了巨大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都让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了。随着市场的扩大，良性循环就启动了，“中国奇迹”产生的奥秘就在于此。7结果比动机更为重要人的行动既有动机，也有结果，而结果和动机之间往往存在着不一致。那么，当我们评价人的行动时，应该更看重动机，还是更看重结果呢？在经济学家看来，应该更看重结果。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以某项行为的出发点来判断某项行动的好坏；但经济学家却认为，即使一项行动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结果是利人的，那么这项行动就符合市场道德，值得肯定。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论述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于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这里，屠夫、酿酒师和烙面师虽然有着利己之心，但客观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是值得赞许的。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动机导致的损人后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视。例如，政府希望实现充分就业，让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这个目标当然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规定所有企业一旦雇用职员就不能解雇，那么企业雇用员工时就会更加慎重，反而让更多的人难以找到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这一忠告我们应时刻谨记。8自由竞争是件好事情让“利己之心”产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那么 “利己之心”就只能导致“利己之行”。中国农村有句老话，叫“匠人要发，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发财，就必须把房子的质量盖得差一点。只有房子一盖起就塌，才能不断有生意。但这个发财“秘诀”只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才有用。如果有竞争，为了争夺生意，工匠们必须提高建筑质量，让消费者满意，那些盖房质量差的工匠就不会有生意。当然，自由竞争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弄虚作假、强买强卖都不能算作自由竞争。尽管自由竞争是好事，但在现实中却频频遭受非难。经济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说过：“‘竞争’这个名词背负恶名，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他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它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模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和熟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能发生，这看起来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竞争让人们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这似乎大大冲淡了社会的人情味，因而会招致一些人的厌恶。对此，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的所谓“人情”，其实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超出这个圈子时，人们往往相互敌视。恰恰是自由竞争改变了这一切，让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这点上看，自由竞争本身对于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待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9制度比人强制度是一种游戏规则、一种激励机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择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中，宗教和传统道德哲学多以改变人性为目的，但在经济学家看来，作为人类，我们的人性是很难改变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的行为。例如，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很低，种植的农作物经常歉收。而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但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增加。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制度变了，而不是人性变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激励，使被人民公社制长期束缚的生产力充分释放了出来。有一些人说，经济学家只重制度，而不重人性。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事实上，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度，往往也伴随着各类腐败的盛行；而在制度健全的国度，腐败就相对较少。这说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是制度的问题。那么最重要的制度是什么？就是产权制度和个人自由。只有个人财产得到有效保护，人们才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才有技术创新；而只有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将个人的善变成社会的善。一个制度如果缺少了这两项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10世界是不确定的企业家是最重要的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但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受许多非行动者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其中许多因素是我们不了解的，其关系的复杂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这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世界的不确定性创造了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企业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对未来做出判断并愿意为此冒险的人。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都有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决策就只是一个计算程序，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断未来，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为人们做决策的首要任务。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断未来并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发现了没有满足的市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进步才成为可能。这一点对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奥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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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为什么经济学在中国成了显学？
在中国，经济学现在成了显学。社会上的“经济学家”如雨后的春笋。不过也有人站出来很不给面子地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样驳面子，实在让人不好受。但是看看满世界的“经济学家”，真要我选边站的话，我只能向这么驳面子的言论靠近。为什么？因为“经济学家”这个词现在用得太滥了，实在是有点欺世盗名的说。中文语境中讲到“学家”，总是指那些在一个学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比如物理学家，就不是随便哪个电子设备或者船舶、桥梁的设计者敢自居的。一般来讲，这些设计者愿意称自己为工程师，大不了是总工程师。在中国，“师”和“家”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然而，中国很多金融性或类金融性公司（比如证券公司、银行、保险公司等）里的很多经济分析师就被媒体称为“经济学家”。有人说，这是托了英文的福。因为在英文语境里，“Economist”一词译作“经济学家”，但也可译作“经济分析师”。这样的说法当然是自欺欺人，语言翻译应该入境随俗，如果约定俗成翻译成“经济分析师”或许就不会让那么多人误解了。一开始将“Economist”一词译作“经济学家”的那位大概是怀着打擦边球的心理，就像给自己家酿的米酒取名“矛台”一样。想想反正也就我一个人用用，无伤大雅。等到大家群起效仿，经济学家的牌子也就泛滥了。当然还有一些连经济分析师的资格都没有就自居经济学家的人，以为吆喝了几声“卖冰糖葫芦喽！”就可自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了。像我这样在高校里认认真真做学问，但是又没做出什么名堂来的人（十分惭愧），顶多也就敢以“经济学者”自居，离“经济学家”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那些连经济学原理都没搞明白，就敢戴着“经济学家”的高帽到处招摇撞骗的所谓“经济学家”，却让我们这些“经济学者”遭了殃。那些研究物理化学的同事平日里见了面就不禁调侃：“哎呀，你们‘经济学家’真厉害，每次预测的股指走势都和实际情况相反。还好你们没去指导经济，不然就把我们的饭碗搞砸了。”所以，现在真正的经济学家，估计有点烦。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缘由。前一段时间，有一位很老很认真的经济学家（注意，未加引号），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保障房建设应该运用差异化方法来排斥那些既得利益阶层，真正保护底层人民。怎么差异化呢？举个例子来讲，可以建一些只有公共厕所的公寓楼。这样一来，那些开宝马车的人就没有动力去侵占这些保障房了。这样的言论被好多网民斥之为：经济学家要剥夺穷人使用单独卫生间的权利！于是这位很老很认真的经济学家被网民痛骂了一顿。我估计，有相似遭遇的经济学家为数不少，他们大概很郁闷。那些不郁闷的“经济学家”天天揣摩着老百姓想听什么，于是就说什么以投其所好。他们被称作“人民的经济学家”，出场费动辄几万几十万，名利双收。这个称呼好伟大，使别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处在道德的低洼地，话还没出口，士气就输了三分。但是这样的称呼并不算创新，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有“人民的物理学家”“人民的生物学家”等。我们批评某些坚持物理学原理的人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的物理学，不为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创造自己的物理学，于是，支持还是反对苏联物理学家的理论就成了是不是人民一分子的标准。今天，我们为这些自然科学家平了反。我们确信，物理学基本原理对资本家或是工人农民都一样。但是对于经济学，我们还是有点不确定。很是担心那些研究经济学原理的人，是为资本家说话的落水的乏走狗。要说那些自以为是“经济学家”的人不识好歹，也事出有因。那就是他们往往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很是刺激人的感官。这和学术研究的氛围息息相关。我第一次写论文的时候，老师问我：你究竟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我按照以往的思维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啊……话没说完，就被老师打断了：一个问题很重要，不是你要写论文的原因。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重要不重要？我们每天要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重要不重要？都很重要，但是这些大家都知道。知道的东西，不值得你去研究。如果你发现太阳并不是每天都从东边升起来，而是会在某个特殊的日子从东边偏南一度升起来，就值得你去研究了，看看为什么会这样，证明一下这个偏角的计算公式。这就是很好的学术论文。做学术时间久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明明我觉得应该保护一下穷人的利益，应该多为穷人建一点保障房，但是直截了当说“我们应该多建保障房！我们不应该允许富人开着宝马来侵占保障房！”会觉得很没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再说就没有必要了。有没有什么是大家没想到的呢？哦，原来好多人没有想到如何排斥富人的侵占行为；原来想要排斥侵占行为除了动用公检法等公权力之外，还有经济学办法，这样经济学家才有了兴趣，才会落笔写文章。所以，有一个经济学者说：为什么大家指望我说的和大家一样呢？如果经济学者和普通大众说的一模一样，那我们不是在浪费大家的研究经费吗？经济学者有责任和义务告诉大家那些和眼睛看到的不一样的隐藏在事实之下的逻辑和道理。这显然是一个学者的思维，我们的社会或许把经济学者误解成了参加竞选的政治人物。他们才应该说大多数人想着的事情，迎合大多数才能保证他们获得人们的支持，获得他们想要的政治权力。但是经济学者不应该这样。所以，经济学家有点烦，也是应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沈凌博士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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