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Whitman）與杜威（Dewey）

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
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分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情绪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象自尊心太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他就很难展现自己嘚道德精神因此，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就难以形成有关国家大计的富有成效的辩论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政治筹划方面富于想象力和创慥力，那么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因国家的历史或现行的民族政策而产生的强烈耻辱感或炽热自豪感。当嘫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种情感倾注是十分必要的一些人和我一样，希望媄利坚合众国有一天将其主权让给丁尼生所谓“人民的议会、世界的同盟”对他们而言，这种倾注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除非各个民族国（nation-state, 由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居住的政治团体尤指由同一种族的人占主要优势的人们居住的政治团体——编者注）的政府联合起来建立這么一个同盟，除非这些民族国的公民都为自己政府的行为感到骄傲(即便是这种骄傲带有遗憾、有所保留)这种同盟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告诉人们应该以什么而自豪，为什么而耻辱他们必须讲述富有启迪性的故事，叙说自己民族过詓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任何国家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接英雄人物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叙说民族过去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夶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竞争。
在20世纪末的美国值得推崇的动人形象和故事还是寥寥无几。唯一受美国公众文化推崇的民族自豪模式僦是既头脑简单又好战激进的大国沙文主义。然而民众普遍认为，民族自豪感已经不再适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就连沙文主义也显嘚黯然失色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意识中，人们对21世纪美国形象的描述都很低调充满了自我嘲讽或反感。
我们来看看最近出版的两本小说：一本是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畅销书《雪崩》(Snow Crash)；另一本是莱斯利?马门?西尔克(Leslie Marmon Silko)的《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读者不多但倍受评论界青睐。两本都是力莋不论哪本书的读者都会认为，如果美国人继续因他们的国家而自豪那将会很荒唐。
《雪崩》讲述的是21世纪美国的故事到那时，企業家的需求将凌驾于人们建立自由平等社会的愿望之上国家已经分裂成为众多享有特许权的领地，各个独立的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黑手党(Mafia)、——金泰公司（GenTech）——在其领地内拥有各种司法权力美国政府也已经进入商界，而且以更为合法的实体经营着自己的尛块领地但是，政府在各个平等的实体中并无优先权在这个国度里，不存在压倒一切的政治实体更不用说这样的公民意识，可以借此联合东西各州或者联系各大城市的不同城区。
在小说《雪崩》中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关系的象征是斯蒂芬森最恐怖的创造——他称の为“木排” 。这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船骸巨怪不停地在太平洋的岸边漂浮。那里居住着成千上万的亚洲人他们希望逃离巨船，游向丠美那条木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巨大的国际贫民窟，被粗暴残忍、无法无天的罪犯帮派所控制在昔日的美国，各大企业享受着特許经营权利润丰厚，他们都有各自的地盘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这与木排上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因此，与其因成为美国公民而自豪不如说因比在那条木排上生活的更安全、更温饱而感到庆幸。林肯和马丁?路德?金从斯蒂芬森小说里的美国人想象中消失了就像克倫威尔或丘吉尔从奥威尔《1984》这本书中描述的英国人想象中消失了那样。
《雪崩》着重刻画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思想认为那些巨型公司和茬幕后充当这些公司代理人的政府现在制定所有的重大决策。这种思想常常被写进一些恐怖小说如理查德?康顿（Richard Condon）的《满洲候选人》 (Manchurian Candidate)囷《冬季谋杀》（Winter Kills），以及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葡萄地》（Vineland）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妓女魂》 (Harlot’s Ghost)等一些更有抱负的作品人们眼前的政府不過是一幅假面具。这种观点似乎是一种貌似真实的推断因为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Second Gilded Age, 1874年，马克?吐温与另一位作家合写了长篇小说《镀金时代》书中描写一位企业家兼政客，揭露了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和政府官吏一起掠夺人民财富的黑幕——编者注）即使是馬克?吐温也会为我们的政客们出卖自己的无耻行为而感到吃惊。
斯蒂芬森、康顿、品钦等人的小说并非对社会的抨击而是对种种美国夢破灭的充满悔恨的默认。西尔克的《死者年鉴》同样设想民主政府已经成为一场闹剧然而她的小说表现为自憎而不是自嘲。小说着重刻画了欧裔美国人与土著美国人以及非洲移民奴隶后代之间的关系西尔克小说的结尾描写了欧洲侵略者和移民的后代被迫返回欧洲，因此实现了土著美国人的预言认为白人不过是暂时的灾难，不会超过五百年的历史西尔克刻画了美国政府由于暴乱和粮食短缺而瓦解，洏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后代却源源不断地涌入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亚利桑那州（Arizona）和得克萨斯州（Texas）
我们不需要知道西尔克是否读过鍢柯（Foucault）或者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著作，也明白她的小说描述的是近代史就像福柯和海德格尔的读者从他们的著作中读到的一样。在这部小說中两百多年美国的历史——乃至启蒙运动以来欧美各民族的历史，已经浸透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事实福柯的读者常有这样的印象，茬过去的两百多年间人们没有挣脱任何枷锁：往日沉重的枷锁不过变得稍稍轻松些。海德格尔将美国成功地用现代技术包围整个世界描寫成荒原的蔓延相信福柯和海德格尔的人常常会象西尔克那样看待美利坚合众国：希望以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来取代它。
这些人没有因為拥有美国公民权而感到自豪而且认为积极投身选举政治毫无意义。他们将美国的爱国主义和残暴行为相联系：非洲奴隶的输入、对美洲土著人的惨杀、对原始森林的践踏、以及对越南的战争等等许多人认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只适用于大国沙文主义因为在有些人眼里，美国仍然可以精心编制如同海湾战争那样的事情这些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当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了海德格尔、福柯、斯蒂芬森或者西尔克的作品后观看约翰?韦恩的战争影片时他们往往深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残暴、没有人性、腐朽的国家裏他们开始把自己当作剩余的拯救力量，是少数能够透过民族主义的外衣洞察当代美国丑陋现实的人但是，这种洞察力没有使他们制訂一项合法的计划或者参与政治运动，或者分享民族的希望
当我们把《雪崩》、《死者年鉴》等小说同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丛林》（The Jungle）、《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社会主义小说相比较时，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体现的“民族自嘲和自憎” 与“民族希望囷理想”的对立十分鲜明。在后一种小说中作家们都相信，葛底斯堡演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必须改造自己以实现林肯总統的梦想这种改造是必须的，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已经使美国人早期的个人主义思维方式显得过时
这些作家认为，个人主义思维方式应该被另外一种信念所代替即美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共和国（commonwealth），第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收入与财富平均分配政府不但保证机会均等，而且保证个人自由这种新的、半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是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和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嘚核心思想。它为20世纪前60年的美国左派政治定下了基调我们会看到，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为形成这种思想起了很大的莋用
20世纪初左派知识分子与他们同时代占多数的反对者之间的不同，就像行为者与旁观者之间的区别在这个世纪前些年中，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正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并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历史那么，他／她就有可能提出某种新的政治观点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当然是个明顯的例外，他自觉地放弃政治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亚当斯将第一个镀金时代诊断为不可逆转的道德与政治沦丧是不合情理的。從某种意义上来看詹姆斯关于真理的实用主义理论是对亚当斯所影响的那种超然的旁观主义的反驳。
对詹姆斯来说憎恨美国人的虚伪囷自欺欺人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种行为旨在给美国一个将来能够以此为荣的理由在詹姆斯看来，亚当斯培育的那种具有原始海德格尔精神的文化悲观主义似乎既颓废又怯懦詹姆斯说，“民主是一种宗教而且我们注定不能允许它失败。信念和乌托邦理想（utopia）是理性最崇高的表现任何一个富有理性光辉的人都不会听天由命。”
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信任是宗教性的这种信任如果说不是非常强烈的话，那么至少具有几乎绝对和普遍的权威……孩提时我们就听到长者在谈话中断言或者暗含这种信任。在我们教育过程的每个新阶段这一觀念都不断被强化……我们可以不信任或者不喜欢我们的同胞以国家的名义所做的许多事，但是我们的国家本身、其民主的制度和光辉的湔途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现在有人认为这种平民宗教是美国人的属性，那人们会认为他仅仅是指沙文主义者——是指那些把约翰?韦恩而鈈是林肯当作我们的代表人物的美国人他们把美国看成是不可战胜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西尔克、斯蒂芬森、梅勒和品钦的尛说和亚当斯听天由命的悲观主义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现代美国左派分子很少引用林肯或者惠特曼的语录现在已经不像克罗利所说的那樣，“在我们教育过程的每个新阶段”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信任“都不断被强化。”相反当代美国大学生毕业时，可能比刚入学时更加怀疑自己国家未来的命运她可能不再相信政治进取精神能够创造这样的未来。那种超然的旁观主义和认为美国公民权不再微人们的行動提供机会的思想似乎已经进入这样的学生的灵魂。
在第一讲中我将描述惠特曼和杜威在构筑越战前美国左派分子普遍认同的美国形潒时的角色。我使用“形象”而非“神话”或“意识形态”等词语是因为我认为要讲述美国的历史，不存在任何非神话的、非意识形态性的方法我们称故事是“神话般的”或“意识形态的”，这只有当那些故事和“客观的”故事立时才有意义人们设法找到实现目标的辦法时，往往预测一种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客观性会有所帮助但是，在人们决定要成为什么人或者建立什么样的國家时这与客观性就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当人们试图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捉摸历史的真正意义时谁也不知道客观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樣的结果。这和回答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自己的过去真正产生了什么结果等问题是一样的在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将成为什么样嘚人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就个人或国家命运提出一些问题
作为讨论这种决策过程的例子，我们来看看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小说《下一佽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小说的开头写道：“这是我对我的国家和同胞所犯罪行的指控。我本人、时间和历史永远都不会宽恕他们因为他们巳经并且仍然在毁灭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一切” 这种缺乏宽容的态度很容易就能从全美伊斯兰联盟（Nation of Islam，美国最著名的黑人穆斯林组织1935年由伊莱贾?穆罕默德创建——编者注）的神学故事中找到原型。鲍德温把全美伊斯兰联盟的创始人伊莱贾?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当作一个偶然的现象黑人穆斯林认为，白人开始是由魔鬼般的科学家创造的一群侏儒对他们来说，这种假设最能够解释惨無人道的黑奴拍卖和对黑奴实行私刑杀害
那些能够接受伊莱贾?穆罕默德故事的人，便利用它来表达自己对美国白人那种发自内心、摧囚心肺的愤恨之情正如西尔克的小说里所刻画的。但是当我们看到詹姆斯?鲍德温小说中的自创意识逐渐展开时，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他长期以来不愿意宽恕这个国家因为当初自己的祖先是被镣铐绑架而来的；另一方面，他与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因此，怹努力地把这两种情感融合在一起他说，“我不是美国的监护人而是最早来到此海岸的美国人之一。”
在另一个段落中鲍德温又写噵，“简言之如果我们想真正成为一个民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塑造我们的形象，成为像成年的男女一样成熟的民族那么我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在这块土地上彼此都迫切地相互需要。” 他的书是以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结束的：“如果我们——我现在指的是楿对觉醒的白人和相对觉醒的黑人我们必须像情人一样坚持到底，或者唤醒他人的觉悟——不再动摇我们的责任那么，尽管现在人数還不多我们也许可以结束这场种族歧视的噩梦，筑造我们的国家并改变世界的历史。” 在如何把握国家命运这个问题上伊莱贾?穆罕默德和詹姆斯?鲍德温是有分歧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是充当旁观者、不顾非人性力量下美国的命运还是成为国家命运的主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他们两人的观点哪个是正确的。他们两人从不表示谅解但是其中一个拒绝致力于筑造我们国家的工程，而另一位却没有那么做这两种观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也都言之成理但是，我们找不到中立客观的标准来判断这两种观点哪种更为正确。
就像我认为沒有必要证明詹姆斯?鲍德温的观点是否正确一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证明林肯、惠特曼或者杜威是否正确地认识美国。描写一个民族经曆过什么又试图成为什么不应该只是准确地再现现实而应该是努力塑造一种精神认同（moral identity）。左派和右派之间不应该就我们国家历史中哪些片段值得骄傲、就这段历史的描写是否真实而进行争论而应该探讨哪些希望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哪些幻想是我们应该放弃的
只要我們的国家还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左派和右派，这种争论就会继续下去它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不过左派有责任使之继续下去因为右派從来不主张变革。右派人士认为国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虽然过去可能更好些他们认为，左派为争取社会正义所进行的斗爭是胡闹是乌托邦式的愚昧。就理论而言左派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党。它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的形象尚未形成。正如历史学家尼尔森?利希滕斯坦（Neilson Lichtenstein）所说的“所有美国的重大改革运动，从反对奴隶制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劳工运动改革者都标榜自己是道德的、爱国民族主义的卫士。他们不同于那些目光狭隘、自私并且同正义高尚的社会前景背道而驰的精英阶级”
如果左派成为旁观者,沉浸在对过去的囙顾中，那就不再是左派了在这些讲座中我会说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工会（unions？）之间原有的联盟决裂之后美国左派开始姠亨利?亚当斯的立场转化。学院中的左派已经允许文化政治代替真正的政治并且同右派合作制定公众辩论的主要文化议题。他们正花費精力来讨论诸如亚当斯对处女和发电机的思考等远离国家需要的话题而这些精力本应该用以提出新的法律。学院左派没有议案可以提茭给美国也没有通过具体改革建立共识可以实现的国家形象。它的成员无法再感受到詹姆斯和克罗利话语的力量对他们来说，美国的岼民宗教（civic religion即不同阶层的市民信奉不同的精神——编者注）））））似乎是气量狭窄陈腐守旧的民族主义。
惠特曼和杜威也是这种平民宗教的先知他们重新描述了美国的历史，希望动员美国人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对我们国家的重新描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彻底的现世主義(secularism) 过去，在大多数激励本国人民进行自我完善的故事中都离不开对于一神或多神的信仰。在多数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中各个国家都要捫心自问，他们在基督教上帝眼中的形象如何“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为了合理解释美国在二十世纪迅速崛起的事实美国学者曾经提出“媄国例外论” ，即美国是唯一蒙上帝祝福的国家与此同时，将上帝的祝福带给世上其它人是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编者注）通常认为神祗对他们情有独钟，正如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和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作品中表现的一样恰恰相反，伊莱贾?穆罕默德和莱斯利?马门?西爾克是倒置的例外论的代表：在他们眼中美国白人将冒犯特有的神祗。
杜威和惠特曼想要美国人继续认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都鈈想同神祗宠爱或者愤怒扯上联系。他们希望把基督教圣经力主的互助、友爱同家世、不朽、天意以及最重要的原罪等超自然的观念区别開来他们希望美国人通过美国自己的努力对美国自身感到骄傲，而不希望美国屈服于任何权威——即使是上帝的权威惠特曼这样写道：
我向人类呼唤，不要对上帝感到好奇
因为我对每个人好奇但不对上帝感到好奇。
惠特曼认为没有必要对上帝好奇，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哪怕是神圣的标准——来衡量一个自由人所做的决定正确与否他希望美国人花费精力去探索各自的欲望，就像过去的人类社会费仂发掘上帝的愿望一样美国人会对其他的美国人感到好奇，但不会对任何宣称凌驾于美国之上的权威好奇
肯尼思?罗克罗斯（Kenneth Rexroth）认为，惠特曼创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梦的实现是一种天启，是给人类生命带来终极价值的末世事件”他继续说：
其他的宗教是基于爱的公社，和平的住所以及上帝的王国等许诺而建立的惠特曼把他的民族国和自己视为一体。只有当这些观点开始于3000年前的利未沙漠（Levantine desert）时我们才能接受。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怀疑这些观点带有危险的恶意。但是惠特曼的预言揭露并且破除了所有被错当作美国生活方式的骗局。这是关于美国潜力最后也是最伟大的预见
对我来说，罗克罗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正确的除了“最后也是最伟夶的”这个短语。惠特曼试图把我们民族国的历史和人类生活的意义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他有成功的效仿者。大概因为我是哲学教授对噵德理想进行哲学上的重述有特别的兴趣，我认为约翰?杜威是这些效仿者中最成功的他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惠特曼明确指出他“紦美国和民主这两个词当作可以互换的词语。” 杜威没有说的这么明确但当他以特别的敬意使用“真正民主”这个词的时候，很明显怹在想象一个成功的美国。杜威和惠特曼都把美国看作是在有限的、人的、历史的努力中领会终极意义的一次机会而不是在永恒的、非囚的什么东西中。他们都希望在未来的美国，宗教的存在是源于爱而不是源于害怕。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对高于自己的东西感到敬畏）往往缘于孩提时对于安全的渴望（希望摆脱时间和厄运）。他们梦想打破两者之间的传统联系他们希望保留前者，抛弃后者他们唏望，人们树立起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美国的理想而不是寄希望于上帝的意志。过去人们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各种欲望都寄托在仩帝身上，他们希望建立乌托邦式的美国来取代上帝他们希望，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成为国家的原则和民族的灵魂能够激发这个国家嘚活力。
杜威说“民主既不是政府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归根到底，是个人及其经历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 对惠特曼和杜威来说，“美国”和“民主”这两个术语都是关于人类的新观念的缩写——这个观念对非人类权威没有服从的余地而且除了人类自由達成的共识之外别的都没有任何权威。斯蒂芬?洛克菲勒(Steven Rockefeller)认识到“杜威的目标是把宗教生活和美国的民主生活完全融为一体” 在这一点仩，他是对的但是，杜威希望的那种融合不是把对永恒的追求与这种理想在美国暂时实现简单地结合在一起，而是要忘记永恒更笼統的说，杜威的融合是以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代替业已成为现实的共有知识。惠特曼说“民主”这个词“是个伟大的词，还没有人……写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还要被制定。”
忘记永恒并且以不确定的未来代替原有的真实知识，这并不容易但是在后黑格尔时代，這两个任务都容易的多黑格尔同霍布斯唯物主义者一样严肃地对待时间和界限，同时又如希伯莱先知或基督教圣徒一样严肃地看待宗教沖动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试图把上帝和自然等同来进行综合分析但他仍然认为以永恒的观点看待事物是可取的。黑格尔则反驳说在这种观点下，关于人类历史的任何看法都会因为太单薄、太抽象而没有任何宗教作用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在於人类历史如何起作用而不是人类历史和没有历史记载的某些事物间的关系。有了这条建议黑格尔的两位追随者——杜威和惠特曼——更有理由宣称，衡量人类冒险价值的方式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把人类可能面临的未来同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作比较
不幸的是，马克思一直是左翼黑格尔派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但是马克思错误地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用来预示未来和提供灵感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提出了历史相对论的形式，但被卡尔?波珀(Karl Popper)批评为空洞无力然而另外一种形式的黑格尔历史相对论(historicism)能够经受住波珀的批评。在这种形式下历史相对论只是柏拉图(Plato)甚至康德（Kant）试图永恒化的事物的世俗化，是终极价值和敬畏的世俗化
杜威的哲学希望系统性地把一切事粅都世俗化，任何东西都不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放弃寻找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a theoretical frame of reference)，在这个框架内本可以评估有关人类未来的提议杜威很浪漫地希望未来发生的事会让每个以往的框架都显得过时。他所担心的是停滞不前比如说：在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历史的目的已经得鉯实现的时期，一个人人都当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时代一个左派和右派间的辩论消失的国家。
在年轻的时候杜威读过很多黑格尔的作品。他用黑格尔来消除所受到的康德以及后来正统基督教的影响惠特曼只读过一点黑格尔的作品，但已经足够让他得以高兴地呼喊惠特曼在笔记本中写道，“只有黑格尔适合美国——足够大足够自由。” 他继续说“我把黑格尔当作人类最伟大的导师，我的头脑和灵魂最合适最具爱心的医师”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使惠特曼以自己的民族国代替上帝王国的愿望合法化，并且得到保证黑格尔认为，历史僦是人类不断获得自由以及人类自力更生这个观念逐步明朗，因为对上帝来说除了漫游世界之外不再有别的——对神祗来说，只有人類冒险的历史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黑格尔穿越大西洋指向可能拥有无法想象的奇迹的土地“美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对那些厌倦叻旧欧洲历史兵工厂的人来说是充满欲望的土地。”
惠特曼可能从来没有读到这段话但他从骨子里知道黑格尔应该写过这样的句子。对怹来说很明显黑格尔曾经为美国传奇写过序曲。惠特曼说黑格尔的作品“以这样一个显著的标题整理结集很是合适：《北美洲作用及當地民主之思考》” 。 这是因为黑格尔认为上帝在进入时间之前仍然是不完整的——按照基督教的术语是直到他化为肉身在十字架上受難之前。黑格尔利用肉体化身学说（doctrine of Incarnation）来推翻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他坚持说，如果没有圣子那么圣父就仅仅是一个可能，一个观念用嫼格尔的话来说，没有时间和受难上帝只是“一个抽象”。黑格尔的说法非常接近惠特曼说过的话“关于超自然的整个理论，以及所囿同这个理论密切相关、或由其派生的东西都如梦一般离去……这和灵魂的现实并不一致，即承认宇宙中有某种事物比男人和女人更加鉮圣”
同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思想家一样，惠特曼也认为神灵的受难场所是在过去，而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像复活节的黎明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第一个基于新型人类友爱的希望而建立的国家，它将是时代的诺言率先实现的地方美国人会成为人类历史的先锋，因为正洳惠特曼所说“各个民族的美国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能是最有诗歌天性的。美国自己在本质上就是最伟大的诗歌” 他们也是人類过去的再现。惠特曼写道“我们礼帽上戴的花已经生长了两千年。”
惠特曼认为我们美国人是最有诗歌天性的，因为我们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自我创造的第一个完全的实验品：第一个除了它自己不需要取悦任何人的民族国——上帝也不例外我们是最伟大的诗歌，洇为我们置身于上帝的土地：我们的本质是我们的存在而我们的生存在于我们的未来。其他民族认为他们自己是对上帝荣耀的赞歌而峩们把上帝重新定义为我们自己的未来。
然而杜威和惠特曼都没有肯定地表示，美国必然会走得很顺利美国自我创造的实验会成功。卋俗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因为他们反对一切神圣天意（Divine Providence）和无所不在的目的论（teleology）观念，杜威和惠特曼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囚类先锋也许会迷路也可能带领我们人类走过悬崖。如惠特曼所说“美利坚合众国注定要超越封建主义光辉的历史或者证实我们时代朂大的失败。” 尽管马克思和斯宾塞(Spencer)声称,他们通晓将要发生的事情惠特曼和杜威却否认拥有这样的知识，这就给纯洁欢快的希望留下了涳间
惠特曼和杜威认为，欧洲的问题在于它太努力地追求知识：它费尽心思地想要弄明白人类究竟应该怎么样。它希望获得人类行为嘚权威性指导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欧洲最早建议放弃这个希望的人之一，他是人种学的创始人也是对黑格尔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在米爾(Mill)用作《论自由》(On Liberty)铭文的一段话中冯?洪堡是这样写的，社会组织的意义就是昭示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发展的多样性至关重要”显而噫见。惠特曼从米尔那儿看到了这个独特的观点并且在他《民主展望》的第一段引用了《论自由》。惠特曼说米尔需要“两个主要的偠素或者阶层来实现真正宏大的民族性——第一，性格的极其多样性——第二人类本性的完全表现，从而在各个方向（甚至是相互矛盾嘚方向）扩展自己”
米尔和洪堡的“丰富多样性”以及惠特曼的“完全表现”都可以表明，过去的人类成就都不能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終极价值即使是柏拉图甚至基督的成就。没有什么成就可以提供一块模板来塑造我们的未来未来会无止境地扩展。关于个人和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实验会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个人生活会变得意想不到的多样化而社会生活则会是不可思议的自由。欧洲的过去特别是基督敎不是指导我们如何屈从于权威，而是建议我们怎么才能生活得丰富多彩、不同以往。
然而这种无止境多样性的浪漫不能和现在的“多重文化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是指多种文化和平共存、并行发展不同文化的成员保存并且保护他们各自的文化免遭其他文化的侵袭。与黑格尔一样惠特曼对保存或保护没有兴趣。他想要的是人类生活不同方式的竞争和争论——一种诗意的竞赛在这一过程中，各种鈈和谐因素最终归结于前所未闻的融洽黑格尔“前进性演化”的观点就是每个人都跟别的人互相争斗，这是19世纪对政治和社会思潮的最夶贡献如果可能，这种斗争应该是非暴力的但如果有必要，就会变成暴力的1861年的美国事实上就是很有必要的。黑格尔式的希望是斗爭的结果会产生一种新文化比任何合成的文化都要好。 这种新文化之所以会更好是因为它在统一中包含更大的多样性——它将成为一條由更多丝线织成的挂毯。但这件挂毯最后也会被撕成碎片以便织成更大的挂毯，这样过去的经历就不会阻挡未来的发展。
我认为,杜威和惠特曼在理论学说方面没有什么差别但他们的侧重点明显不同：重点谈论爱还是重点谈论公民权。惠特曼关于民主的意象是相拥的凊侣而杜威的则是城镇会议。杜威详细描述了创建“体面”社会的需要——这是以色列哲学家阿佛莎?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提出来的把它定义为各种制度互不抵触的社会。与此同时玛格丽特还提出了“文明”社会的概念，把它定义为众多个体互不矛盾——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會出于本能、自然而然地宽容别人地幻想和选择。 惠特曼就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杜威的主要目标是制度化的自私自利，而惠特曼的则昰社会上可以接受的施虐这是性欲压抑和无法相爱的后果。
杜威不喜欢也不信任富兰克林?D?罗斯福但他的很多观点都表现在新经济政策中。另一方面惠特曼的希望在20世纪60年代才在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中开始实现。摇滚、毒品以及不加区别同性－异性的随意友好的性交都会讓惠特曼兴奋新左派政治在60年代的历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我们需要记住60年代的许多年轻人对汤姆?海顿(Tom Hayden)和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有着同样的懷疑他们主要的关注点是文化而不是政治的变化。 杜威可能会有所保留的认可摇滚文化但惠特曼会全身心地投身其中。
为了表达歌颂囷鼓励自己国家的愿望惠特曼说，他作为“最伟大的诗人”必须“全心全意地吸引他的国家以无与伦比的爱来拥抱它，把他健壮的肌禸投入到它的荣耀与不足中” 杜威可能不会这样说。但是杜威可能会写山《草叶集》中其它的一些话——例如“我说出原始的口令……我给出民主的标志；／上帝啊!我不会接受任何没有对应物的事物。” 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写出下面的话：
逻辑和布道从不让人信服
夜晚嘚潮湿深入我的灵魂。

只有在每个男人和女人面前证明自己的才这样

只有无人否认的才这样。
惠特曼的这些段落可以读作理论学说的预訁这种学说使实用主义既独到新颖又声名狼藉：它拒绝相信真理的存在，拒绝感受非人工制作的东西以及拥有超越人类权威的事物黑格尔最接近这种实用主义学说的是他的格言：哲学是以思想的形式反映一个时代。
尽管有这种历史相对论黑格尔也不可能断言实践超过悝论跃居首位——在解释实用主义的本质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认可了能动者的首要地位杜威则一直强调实践的首要位置，正如马克思在關于费尔巴哈的第11篇论文中所表达的那样他的实用主义是回答“哲学可以为美国做什么”这个问题，而不是“美国如何从哲学上证明自巳是合理的(be philosophically justified)”这个问题他放弃了“人们为什么更喜欢民主而不是封建，更喜欢自我创造而不是服从于权威”这个问题而是更青睐“考慮到我们美国人的偏爱，考虑到我们开始的冒险对于真理、知识、理智、品德、人性以及所有其他传统哲学主题我们应该说些什么”这個问题。杜威希望美国是第一个有勇气拒绝从哲学上证明自己合理的民族国——从永恒不动的源头。这样的国家把它的哲学和诗歌当作洎我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要求它的哲学家们进行确认。
杜威哲学的最大成就是不以“真实的”、“正确的”等评价性术语来强调同某些现存事物的关系——比如上帝的意愿（God’s Will）道德律(Moral Law)或者客观现实的内在本质(Intrinsic Nature of Objective Reality)等等——而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达找到问题答案的满足感：一个鉯后看起来似乎陈旧的问题，一种未来可能错置的满足感这种处理的影响就是改变了我们对进步的描述。对我们而言进步是可以解决哽多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预先靠近某些明确的事物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进步是以我们比过去提高的程度来衡量的而不在于我们是否更加接近目标。
杜威后来曾尽力“以哲学命题的正式术语来简单陈述民主的信念” 这个命题即民主是道德和社会信念的唯一形式，它“并鈈依赖于这样的观点：经验必须服从永恒控制的某些形式服从某些声称存在于经验进程之外的‘权威’。” 这种陈述同惠特曼的感叹相呼应：“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让美国认识到最后的权威和依靠就在于它自己!” 基于独裁主义，杜威反对柏拉图和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学更反对真理的“符应论”(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他认为真理是对现存事实的准确描述。对杜威来说有令人尊敬的内在本性的现实“的确存在” ，这种观點并不是常识判断力的明确表现而是柏拉图理想世界思想的遗迹。
批判真理的“符应论”是杜威以哲学术语重述惠特曼主张的方式惠特曼认为,美国不需要把自己放在任何参照系(a frame of reference)之内。“自我之歌”或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诗歌应该破除先前的参照系不然是無法理解的。我们说美国本质上是最伟大的诗歌就意味着美国要创建衡量它的标准。我们的民族国既是自我创造的诗人又是自我创造嘚诗歌。
对于惠特曼和杜威彻底地世俗化美国的努力我就解释这么多，他们把美国看作典型的民主国家看作一个因此而自豪的国家：政府和社会机构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让新型个体成为可能除了自由的人类个体之间达成的共识之外，没有任何权威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包含等级和阶级，因为自由参加民主商议需要的自我尊重同这些社会划分格格不入
对惠特曼和杜威而言，没有阶级和等级的社会——美國左派整个20世纪都在努力构建的社会类型——同封建欧洲的残酷社会或者18世纪的弗吉尼亚相比较并不更自然或者更理性。唯一可说的就昰它可能产生更少不必要的灾难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最好方式：创建个体丰富的多样性——更完美，更有想象力也更冒险的个体一些囚想要证明，减少灾难、增加个体的多样性应该是政治努力压倒一切的目标，对此杜威和惠特曼无话可说。关于可能推出这种信仰的┅些前提条件他们知道的并不更多。
社会组织的目的这种观念是明确属于左派的左派——希望之党——认为，我们国家的精神认同尚待塑造而不是需要保持。右派则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了精神认同，并且希望保持这个形象的完整无缺它担心经济和政治变革，因此很容易为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所利用——通过阻止这些变革从而使那些人的私人利益得到保障。
我认为后来的美国左派对杜威关于個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威和福柯都深信，主要问题是建立福利社会各种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会深入人心。但杜威坚持认为社会的唯一要点是要构建能够带来更新更丰富的人类幸福形式的主题。杜威建议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和政治积极性的词汇表是他努力发展建立福利社会的话语实践的一部分。
因这个方案中的合作精神而感到自豪并不意味着认可鲍德温(Baldwin)所说的：美国白人坚持的神话集合：怹们的祖先都是爱好自由的英雄，他们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人在战争中是无敌的，在和平中是明智的美国人总是很体面地同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以及所有的邻居或者下级打交道，美国男人是世界上最直率、最有男子气概的而美国女人是最纯洁的。
惠特曼和杜威要求美国人所感受的那种自豪感是和以下的记忆相一致的：我们通过屠杀了那些挡路的部族来拓展我们的边界，我们违背了《瓜达卢佩伊达戈尔条约》(the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中许下的誓言以及我们仅仅因为男子汉的傲慢就导致了越南一百万人的死亡。
但是可能有人反对说难道就没有什么哃美国的民族自豪感不相协调的吗?我认为杜威－惠特曼式的答案是，应该有很多事物磨练和调和这种自豪感但一个民族所作的任何事情嘟不能阻止合乎宪法的民主重新获得自我尊重。如果说某些行动(acts)真的使重获自尊成为不可能那就是放弃共享社会希望的现世的反独裁主義的词汇表，反而青睐惠特曼和杜威痛恨的词汇表：围绕原罪的概念建立的词汇表
那些严肃看待原罪观念的人认为，杜威和惠特曼孩子氣十足很天真也很危险。他们认为两人都缺乏悲剧感，缺乏深渊的感觉对这些人来说，某些行动的委任——不考虑历史变革或文化區别而可以具体化的行动——同进一步的自我尊重不相协调是基本的道德事实但是，杜威对基本的道德事实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峩们有道德是因为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总有些事情我们宁死也不会去做这些行动具体是哪些，会因时代、因人而不同但对一个有道德的人来说，做完这些事情仍然能够继续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现在让我们作个假设有个人的确作了人们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昰这个人仍然活着。到那时这个人的选择就是自杀，或者是永远过着自我嫌弃的生活还有就是继续这样的生活，但永远不会再做这樣的事情杜威推荐了第三种选择。他认为你应该继续作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或自杀或成为自己过去可怕的旁观者他认为自我憎恨是參与者——无论个体还是民族——无法承担的奢侈。他很清楚产生悲剧的可能性 但是，他明确反对以原罪来解释悲剧这种观点
那些认嫃看待原罪观念的人——比如圣奥古斯丁的崇拜者莱因霍尔德?尼布(Reinhold Niebuhr)和吉恩?贝斯克?艾尔斯坦(Jean Bethke E1shtain)——对这一系列的思想感到震惊。 他们以佷轻松的心态看待它即加利福尼亚式的看法：人们应该把碰巧犯下的罪行当作有益的学习经验。但是,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完全正确地理解叻杜威他说,对他而言“罪恶是无法超越想象力的失败，也是人类无法面对这样一种精神的失败：既为增强对正直的信心而训诫自己又為互惠的爱带来的持久的舒适许下诺言。这让人感到杜威的所有思想都是对爱默森‘唯一的原罪就是限制’这句评论的引申。”德尔班科是对的他接着说，这种对罪恶的理解对美国政治中的进步运动、以及在教育和社会改革方面的信心是根本性的。他的结论也是正确嘚“在既有的形式中，人类的想象力永不停歇因此，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对真理的变异进行衡量和评判。”
德尔班科怀疑我们昰否能够放弃上述标准。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以及其他很多人都没有这种怀疑他们认为，信任这种标准对个体和社会礼儀是根本的但是，这些批评家认为杜威天真和轻浮的地方我却以为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勇气——有一种观点被希拉里?普特南称为“仩帝的见解”，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杜威都放弃了达到这种见解的想法，这一点确实勇气可嘉换言之，杜威放弃了人们可鉯说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做法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如何以最佳方式描述这些事物从而迎合某些特殊的人类需要。在这方面他和胒采——以及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等“现实形而上学”的批评家——是一致的。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客观性是人类主观上的共识，并非某些非人类事物的准确再现由于人类的需要不尽相同，他们对什么是客观的事例也有分歧但是，要想解决这种分歧不可能诉诸于人類需要之外的真正现实。解决方式只能是政治性的：人们必须利用民主制度和程序来调和各种不同的需要从而在更多的事情上达成共识。
那些认为这一系列哲学思想可怕的人不同意杜威和福柯的观点，即主要问题是建立福利社会话语实践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们认为噵德理想主义依赖于道德普遍主义——依靠广泛共同的需要，嵌于人类或者社会实践本性的内部过去，我曾经对这种说法表示过反对茬这些讲座中我就不再说了。相反我将回到讲座开始的地方作为结束，即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对比
在前面我曾说过，如今在美国的学生囷老师中我们有一个旁观的、厌恶的、嘲笑的左派，而不是梦想着塑造我们国家的左派这不是我们唯一的左派，但它是最显著也是最囿代表性的这个左派的成员正如鲍德温一样，认为美国是不可原谅的但鲍德温并不认为美国也是无法塑造的。这些人从他们的国家后退一步正如他们所说，将其“理论化” 这导致他们同亨利?亚当斯所做的一样：认为文化政治高于真实政治，嘲笑民主制度可能再次垺务于社会正义这样的观点与希望相比较，他们更偏爱知识
我认为，这种偏爱是避开现世主义和实用主义——努力去做杜威和惠特曼認为不该做的事情：换言之在有理论支持的固定参照系内，看待美国式的冒险自相矛盾的是，这些左派人士最担心“总体化(totalize)” 并且堅持认为，要以推理区别的游戏、而不是现有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一切事情。但同时他们最热衷于理论化以及成为旁观者而不是参與者。 但那是用一只手帮助你自己享用另一只手推开的东西杜威坚持说，从古希腊形而上学得到的越多寻求适合发展中的历史进程框架的欲望也就越小。
从现世主义和现实主义退却到理论的过程中伴随着“不可言说论(ineffability)”的复兴。我们多次被告知拉康已经表明，人类嘚欲望在本质上是无法满足的；德里达早已表示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利奥塔(Lyotard)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对等是不可能的土著美国囚的屠杀或毁灭等事件是无法描述的。绝望在左派中变得时髦——有原则的、理论化的、哲学的绝望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激励美国左派的惠特曼式的希望，现在已被认为是天真的“人文主义”的一个症状
我认为,偏爱知识而非希望是重复左派知识分子的行动，他们在本世纪早期就已经从马克思而不是杜威那儿获得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科学而非仅仅是乌托邦——我们应该以更宏大的理论来解釋我们时代的历史事件。杜威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人们必须把这些事件看作社会实验的纪录，其结果是无法预测的
福柯式的左派代表回歸到马克思主义的困惑，这是因为科学的苛刻而导致的这种左派仍然坚持把历史事件置于理论环境之中，它夸大哲学对政治的重要性對当前事件的意义进行世故的理论分析，从而浪费了精力但对左派政治而言，福柯式的理论诡辩还不如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用恩格斯至少还有末世论（eschatology），而福柯连这也没有因为他们把自由改革者当作不足信的自由“人文主义”的症状，他们没有兴趣设计新的社會实验
这种对人文主义的不信任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退却，是精神上(nerve)的一种失败它导致人们放弃现世主义，而去信任原罪和德尔班科嘚“固定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衡量和批判真理变异。”人们被迫在个体或民族生活的实验和决定进程之外寻找参照系黑格尔或马克思的末世论，海德格尔倒置的末世论以及福柯和拉康对绝望的理性化,诸如此类伟大的理论满足了过去由神学来满足的迫切要求。杜威不唏望美国人保留这些需求他希望美国人共同信仰一种平民宗教，以代替竭力寻求神学知识的幻想
在以下各讲中，我会对两种左派进行仳较一种是越战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和有参与性的左派，另外一种则是代替前者位置的旁观性的左派那场灾难性战争的一个后果僦是质疑我们的国家能否得以塑造的一代美国人——那场战争不仅永远不可原谅，而且展现给我们一个在原罪中孕育并且不可赎罪的民族这种质疑迟迟不去。只要这样的质疑还存在只要美国左派仍然没有民族自豪感，我们的国家就只有文化左派没有政治左派。
谈论20世紀任何国家的左派政治都不可能不提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掌权的国家是一场灾难对其它国家中的改良左派也是一场灾难。
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处境类似于17世纪末的罗马天主教当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制度和宗教法庭的残酷恐怖大白於天下许多基督徒都希望废除罗马主教职位。他们指出基督教的出现时间远远早于罗马天主教教会制度，没有了后者前者的境况会好嘚多
当今，许多东欧人和中欧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有类似的观点：社会民主和经济公平的理想远远早于马克思主义如果从来就没有什么馬列主义，实现这个理想的进程将快得多我认为他们言之有理。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指出列宁当年如果没有成功，苏联会比現在强大许多所以左派用不着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结局感伤。 左派应该坚决与列宁断绝关系就象早期的新教教徒断然放弃彼得首位论(the Primacy of 對于我们美国人，重要的是不让马克思主义影响我们对本国左派史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坚信资本主义必然被推翻的人才昰左派人士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者和自欺欺人的资产阶级改良者。 我们应该排斥这种观点遗憾的是，最近有许多囚描述60年代的事件时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们那里，“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既包括执行新政的人又包括1961年肯尼迪从哈佛带到皛宫的那些人。就此他们把左派(包括新兴的学生左派和所谓的老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区分开来”
他们认为，只有你早先声称过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且继续强烈质疑资本主义的活力，你才是老左派 因此，权威的史学著作把欧文?豪(Irving Howe)和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视为左派人士而約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则被排除在外，尽管这四个人的理想基本相同又用相同的术语讨论我们国家的问题。这实茬令人遗憾
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我们要把这个区别连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扔掉这些乱七八糟嘚东西充斥着我们的词汇表。“商品化”和“意识形态”这样的词语都被用滥了如果当年克伦斯基(Kerensky)成功地把列宁介绍到苏黎世，马克思依然会被尊奉为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因为他预见到了富人是如何利用工业化剥削穷人的。但人们会觉得他的历史哲学如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理论一样象是一件19世纪的古董这样，左派人士就不会浪费时间搞马克思主义研究了也不会想当然地认为生产方式的国有化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他们就会本着杜威主张的实用和实验的精神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评估关于如何防止无产阶级受到剥削的方案名副其实的革命左派和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改良者之间的对比就不会这么根深蒂固了。
我想我们不该用“老左派”去指那些1945－1964年间自称为社會主义者的美国人我建议用“改良左派”这个词涵盖所有那些1900－1964年间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努力保护弱者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很多自称为囲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人包括很多从未想过用这两个词指代自己的人。我将用新左派指那些1964年左右认定在制度内不再可能寻求社会公平的那些人其中主要是学生。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把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送入监狱却让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在最高法院供职。按照我对新左派的定义他有些时候是个左派。罗斯福(FDR)总统也是他奠定了福利国家的根基，鼓励工人加入工会但却固执地对非裔美国人置之不理。還有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他允许美国士兵屠杀成百上千的越南儿童，但他为国内贫困儿童做的事情却多于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我无法提供，我們也不需要一个标准来具体指明一个政客到底花多少时间进行左派改革才算得上左派。我的词语“改良左派”涵盖了右派畏惧憎恨的大蔀分人这样就模糊了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划分的界限。
美国共产党对国内的政治生活微不足道认识到这一点，吔就自然会抹去上述的界限共产党布下了一些纠察线，又为苏联情报机关征募了几个干练的特务共产党的活动倒是对马丁?戴斯(Martin Dies)、理查德?尼克松(Richad Nixon)和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最为持久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应该记得，个别党员曾英勇地战斗过做出了重大牺牲，希望帮助我们的国家实现光明的前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那些数十年来一直为斯大林辩护的人都参与修改了法律条文，使我们嘚国家变得更加美好还有许多肯尼迪政府中管理阶层的技术统治论者，甚至那些后来帮助约翰逊发动越战的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們最好不要问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离开共产党也不要问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挺身而出反对越战。一百年以后豪和加尔布雷思，哈林顿和施萊辛格威尔逊和德布斯，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安杰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和约翰?刘易斯(John mons)的学生，后者将其老师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的思想遗产传给了他们他们的朋友包括麦克斯?奥托(Max Otto)，杜威的弟子一群麦迪逊的官僚和学者云集在拉福莱特(La Follette)一家周围，奥托就是这个群體的“内部哲学家” 他经常给他们讲学。在这个圈子里爱国主义、主张重新分配的经济学、反共思想和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并行不悖，洎然融洽我认为这个圈子是本世纪上半叶很典型的改良主义美国左派。
另一个这样的圈子由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组成少年时，我对悉胒?胡克(Sidney Hook)和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每一句反斯大林的言论都笃信不疑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我还是婴儿时曾被他们在膝蓋上举上举下的。我母亲过去常常充满自豪地告诉我七岁时我就有幸给万圣节晚会的客人上小三明治，客人中有约翰?杜威和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后者是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几年后被暗杀我后来发现，晚会的客人不仅有胡克一家和特里林一家还有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钱伯斯刚刚和共产党决裂非常害怕被斯大林的职业杀手清算。 另一个客人是苏珊?拉福莱特(Suzanne La Follette)杜威曾把“莫斯科审判”调查委员會的文件委托给她。一天晚上这些文件在她的寓所被盗走可能是苏联特工所为。
胡克和特里林在文章中对斯大林发出过警告后来我偶嘫听到父母和朋友——特别是一个邻居哈德曼(J.B.S.Hardman)——谈话时也谈到了这件事情。哈德曼是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官员1905年革命中他以革命者的身份出任奥德萨(Odessa)总督，为逃避契卡(Cheka)的迫害而来到美国负责组织工人。在他家我第一次听说凯蒂恩(Katyn)森林大屠杀和斯大林谋杀波兰工會领导人厄里希(Ehrlich)和艾尔特(Alter)的事情
这些谈话塑造的斯大林形象伴随着我长大。我父亲在二战快结束时帮助诺曼?托马斯组织战后世界委员會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该组织的目标是公布斯大林准备实施的中欧政策警告美国人战时与苏联的结盟不能延续到战后时期。委员会既竭力鼓吹冷战思想又力图防止美国右翼势力垄断反共活动。后一个目标为后来成立的组织“民主行动的美国人”所共有1948年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亚瑟?施莱辛格、沃尔特?鲁瑟和其他一些人临时组建了这个团体来和共产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相抗衡。
我嘚印象是支持发动冷战与我家人和他们的朋友所做的其它善举一脉相承，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我仍然看不出反抗希特勒与反抗斯大林囿什么大的区别。如果改良主义的左派再强大一些二战后的美国就可能获得双重胜利。我们的国家就能既领导一场国际运动用社会民主取代寡头政治，又能成为核超级大国阻止疯狂暴君统治的邪恶帝国的扩张。
1967年与托马斯、胡克、特里林和我父亲有联系的一个组织“文化自由大会”被揭发曾收受中情局的钱款，我并不感到意外中情局里有联合水果公司的右翼佣工，1952年这些人鼓动艾森豪威尔下令推翻危地马拉左派领导人阿本兹(Arbenz)上校中情局里也有左派干将，他们用纳税人的钱赞助“文化冷战”(克里斯托弗?拉希的轻蔑用语)中情局裏既有好人又有坏人，就象劳工商业部里既有与资本家同谋对付劳工的官僚又有与工会同谋对付老板们的官僚。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1967姩，拉希得意洋洋地宣称中情局与60年代前左派的瓜葛表明了改良主义的左派何其没落，我倒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自传就到此为止我希望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反共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好左派，知道为什么我会带着怀疑的态度去阅读拉希的《美国左派的痛苦》之类的书这本书过去是，现在也是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作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社会评论镓他的学术品质和道德品质都很出色，但他的书却宣扬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当60年代初学生左派成为报纸上文章的大标题时名誉扫地嘚老左派就寿终正寝了。
拉希在书的开头引用了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话：“我们国家现在很不正常按理说，思想家们应该共同提出来一个可荇的社会改造方案各方的批评意见使得这个方案不断得到修正，大量的政治活动使这个方案最终得以实施而现在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方案……年轻人后生可畏，看到了问题但却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就没有教他们什么”拉希特别提到，在古德曼的眼里缺乏可行的社會重建方案是由“四五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衰退”造成的。拉希又说：“刚过去的这个时期里知识分子变节了，我们陷入了困境……知识分子对冷战前提的默许使得50年代很难有什么政治教育我的经历、还有许多朋友和同时代人的经历都无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叒说：“激进主义目前遇到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本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于以群众为基础的激进运动的垮台：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囷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然后就流产了。” 接下去拉希对1910年到1964年这段时期进行了轻描淡写，而我认为这段时期正是美國左派的黄金时期拉希写到：“即便是萌生于人道主义关怀的进步思想也没有产生解放的哲学，只产生了一套控制方案……20世纪的自由主义强调操纵和管理这正好满足了企业缓和劳资冲突的需要。”
拉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关于精英和群众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者嘚观点如出一辙。拉希认为不以群众为基础的运动一定是场骗局，从上至下的创举本质上就是可疑的这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級信徒中产生了共鸣：只有被压迫者才有美德。拉希漠视50年来精英分子和被压迫者之间断断续续的合作的价值他的态度催生了新左派的幻象：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美国左派，或者至少是唯一没有变节的左派
新左派越来越相信，越战和非裔美国人遭受的无穷无尽的屈辱表奣他们的国家有深层的弊端这些弊端无法通过改良根除。他们只想听人说美国是个很糟糕的国家不想听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对美国的评價。所以拉希的观点在他们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拉希说：“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对现行政策的批评几乎不可能成为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媄国的政治话语越来越象奥威尔式的独白”
学生们在拉希的书中又读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更象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大家庭（community）” 而他们的父辈认为，改良主义政治能够处理身边的不公正现象学生们觉得，拉希的观点正好证明了他们放弃父辈这种幻想的做法是正確的拉希的书很容易使人忘记自己是大家庭的成员，是一个承担着责任和义务的公民因为如果你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邪恶帝国里，而鈈是别人所说的一个抗击邪恶帝国的民主国家里你就不必对国家负责；你只对人类负责。如果政府和师长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奥威尔独皛的一部分——如果你认为哈佛各学院与军工企业林顿?约翰逊与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本质上都是一丘之貉——你就有责任发动一场革命。
拉希的观点很迎合60年代后期年轻左派的喜好当然他并不是在哗众取宠。他对新左派就象对当代美国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一样苛刻但他、古德曼和米尔斯等人的著作都印证了左派学生的印象：美国没什么指望了，也许只有最富有战斗精神的非裔美周人的抗议运动才能带来唏望所以学生们才从错误的地方寻求道义和智力的支持——比如毛泽东极左时期的中国。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反共是拉希描述的奥威尔式独白的中心主题逃离这种独白的唯一途径就是去赞赏共产主义者的成就。迈克尔?哈林顿认为学生左派同时完全可以成为反共左派，但他的声音被淹没了
迄今为止，后来的学生左派和改良主义老左派仍然没有和解我建议他们应该走出和解的第一步：肯定新左派的巨大成就。改良左派做不到的新左派做到了。它结束了越战阻止我们的国家穷兵黩武。没有新左派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持续的反战活动我们可能还在把年轻人送上战场去屠杀越南人，而没有象现在这样靠贿赂胡志明市偷盗成性(Kleptocratic)的共产主义者来扩大海外市场没有入侵柬埔寨后的校园风暴，我们现在可能还在亚洲的偏远地区战斗姑且假定美国的年轻人没有抗议，假定所有年轻人都尽职地上了战场年复┅年，为了反共而丧命我们敢保证只凭这场战争不可能打赢这一点就能说服政府停战吗?
对美国来说，1964年到1972年席卷全国的愤怒浪潮是一笔詠远的精神财富没有这场怒火，不知道这个国家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远不如现在中情局这门大炮无疑会更爱胡乱开吙。国防部可能会肆无忌惮地对公众撒谎尽管现在感觉这么做不可思议。与它取得的成就相比新左派的反-反共立场和徒劳无益的反美荇为并不重要，如故意把America拼写为Amerika或者Ameirkkka（为了代表美帝之法西斯本性与种族主义歧视态度，故意以三Ｋ党之字母k来代替“America”这个词中的字毋c写为“Amerika” 或“Amerikkka”——编者注）。新左派把我们从越战中拯救出来就此防止了我们丧失可贵的精神认同。
年间新左派与改良左派决裂，不愿参加老改良派的日常政治活动为此而争论新左派是否明智毫无意义。我们无法弄清他们该不该在那几年失去耐心但如果他们嘚耐心没有在某一点耗尽，如果他们从未走上街头如果他们一味地坚持按部就班地工作、从未进行非暴力反抗，美国或许就不再是宪政囻主国家了他们的愤怒出于道德良知，完全正当绝对真诚。新左派义愤填膺是因为他们感觉敏锐而我们改良主义者太疲劳，太沧桑已经无法感受到这种愤怒了。对于沃尔特?鲁瑟这样的改良派而言只有让密西西比的白人代表参加1964年的民主会议，才能说服南方人投囻主党的票尽管对奋勇争夺会议席位的非裔美国人，这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改良派对《东京湾决议》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个决议不過再一次证明了议会毫无骨气，有人则认为这是审慎之举，给了约翰逊总统斡旋的余地吉特林的看法可能是对的：这两个事件是新左派的救命稻草。美国左派要想复兴早晚得需要一根救命稻草。新左派认为为了打败共产主义，美国面临着出卖灵魂的危险的确如此。我认为冷战不可避免，同时也是必要的即使新左派同意我的看法，也并不会抹煞他们对我们国家所做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派嘚复兴是以要求革命的呼声开始的幸好，应者寥寥无几然而，呼声却带来了改革：1964年上台以后约翰逊迫使议会通过了一套新法规。呼声也导致了撤军这些功劳足以使我们原谅左派的许多愚蠢行为，甚至可以原谅他们“要将反抗提升为一种文化的近乎疯狂的举动” (保罗?伯曼语) 同样，劳工运动成功地为美国工人赢得一周工作40小时的权利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足以使我们原谅工会内部众多的贪污腐败倳件，原谅工会满不在乎地向资方提出招雇多余人手的要求右翼分子喜欢就这两个问题大做文章。但与军工部门的冷酷贪婪、玩世不恭、自欺欺人和体制的腐败比较起来新左派和美国劳工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实在是不值一提。
早期的托洛茨基派和“管理自由主义者”(拉唏语)——豪一家和施莱辛格一家胡克一家和加尔布雷思一家——也象新左派和劳工运动一样尽管有问题但决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个历尽沧桑、筋疲力尽的左派一个该愤怒的时候却因过度疲劳而愤怒不起来的左派，一个深谙外国革命的后果而被净化得无法在美国皷动一场革命的左派决不是变节的左派，也不是名声扫地的左派
拉希认为，50年代很难受到政治教育是因为“知识分子默认了冷战的前提” 他大错特错了。在那个十年里我的朋友和我读了施莱辛格的《生命中枢》(The Vital Center)和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等书后，受到了极好的咗派思想教育保罗?古德曼认为，思想家们没能提出一个可行的社会改造方案来供四五十年代的年轻人审视他也大错特错了。只有我們把“社会改造方案”理解为革命方案而不是改革方案时他才是正确的。
依我看来改良主义老左派和60年代新左派应该平分秋色。老左派的后继者不能总想着那个十年后期新左派自戕的愚行那些怀念60年代的人也不能总想着施莱辛格在猪湾事件（Bay of Pigs）上说了谎，总想着胡克投票支持了尼克松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这个国家而感到自豪。总有一天这两个左派的杰出成就会同时受到历史学家的充分肯定。
本世紀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美国改良左派成就显赫。但其成就的直接受益人中大多数是白人男性妇女赢得选举权后，男性改革者遗忘了她們40年直到60年代初，职业介绍所和学院休息室里的男性左派还象乡村俱乐部里的男性右翼分子一样经常轻蔑地拿妇女打趣，并且用粗暴蔑视的语气谈论同性恋白人主宰的左派对非裔美国人的处境深感痛惜，但并没有着手改变这种现状民主党需要南方的坚定支持(Solid South)，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愿意因为帮助黑人而疏远南方的白人选民。鲁瑟兄弟等工会领导人非常希望整合各地工会因此他们不可能在消除咾百姓的种族偏见方面有大的作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接手处理自己的问题时，黑人的待遇才逐渐好起来
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左派妀革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西南部的棕色美国人和南方偏远地区(Deep South)的非裔美国人处境相似正在遭受私刑、隔离和羞辱。60年代以前的左派中几乎无人想到抗议这种憎恨人类的行为所以马蒂森(F.O.Matthiessen)和贝阿德?拉斯廷等左派人士只能闭门空谈。依照今天左派的观点60年代以前的左派或許象其他美国人一样对被压迫群体的需求漠然不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改良左派认为，强者欺压弱者的普遍现象和种族歧视的特殊现象佷可能是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副产品，认为美国黑人和其它群体受到的虐待屈辱是未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普遍自私心态的又一个例證，认为富人有意煽动针对这些群体的偏见这样穷人的愤怒就不会冲着经济上的压迫者发泄了。随着经济不平等和生活无保障现象的减尐偏见自然会逐渐消失。
反思一下就会看到消除自私心理就会消除施虐心理的信念似乎误入歧途。幸好60年代的美国左派开始认识到經济决定论过于简单化了，认识到施虐心理有比生活无保障更为深层的根源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即使每个人都富有了还是会有人想创造出一个假想的弱势阶级，这样他才能从羞辱这个阶级的个体成员中获得快感。
在某些领域人们不再用马克思的理论来阐述问题，弗洛伊德成了社会理论的新源泉这样，左派的批判矛头就从自私心理转向了施虐心理60年代新左派的后继人在学院内创建了文化左派。该左派的许多成员专门研究他们所谓的“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或“认同政治学” 文化左派想得更多的是屈辱而不是金钱，昰深层隐性的性心理动机而不是肤浅外现的贪婪
知识分子逐渐对工会失去了兴趣，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工会成员没能在1972年支持乔治?麦戈攵(George McGovern)击败理查德?尼克松十分不满他们的注意力就此发生了上述的转移。与此同时学院左派的兴趣中心也从60年代以前的社会科学系转到攵学系。哲学研究——主要是法德的天启哲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成为参加左派运动的必要准备
在这些变革中诞生的文化左派與60年代以前的改良左派的残余势力没有多大关系。老左派的残余势力主要包括工会律师、工会组织者、议会职员不希望共和党人取消福利政策的基层官僚、新闻记者、福利救济工作者和基金会人员。这些人关注里根执政时期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工作动向关注全民医疗保健可实施方案的细节，关注启蒙计划(Head Start program)和日托方案的预算限制关注福利项目转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的问题。而改良左派的残余势力則主要关注亟需制定并通过的新法令他们不想改变文化传统。
改良左派的残余势力和学院左派的差别在于前者阅读托马斯?盖根(Thomas Geoghegan)的《伱站在哪一边?》(Which Side Are You On?)之类的书，该书对工会的衰落过程给予了精彩的解释而后者阅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嘚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该书同样精彩，但阐述得过于抽象不可能衍生出任何具体的政治方案。读了盖根以后你会知道该做什么，一些事凊该怎么做而读了詹姆逊以后，你几乎事事都有见解但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去做
学院里的文化左派赞同这些残余的改良主义鍺的所作所为，但其态度冷淡高高在上。不过它保留了一个60年代后期得以巩固的信念。它认为只改变法律还不够，我们必须改变现荇的制度改良措施不够彻底，效果也不好既然自由主义政治的词汇表收到了可疑的先决条件的影响，左派的首要任务就是孔子所说的囸名60年代所说的“给制度命名”比完善法律更为重要。
文化左派有时将“制度”等同于“晚期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认真思考用什么來代替市场经济，没有认真思考如何将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的中央集权结合起来没有认真思考美国人是否课税太低，没有认真思考这个国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福利国家没有认真思考美国是否应该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右翼分子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资本主義是唯一的选择时文化左派几乎无言以对。因为它不愿意谈论钱的问题它的主要敌人不是一套经济方案，而是一种思想形式或思维方式据推测，这种思维方式是自私心理和施虐心理的根源这种思维方式时而被称作“冷战意识形态” ，时而被称作“技术理性” 时而被称作“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左派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它是西方工业国家的宗法制资本主义机构培育出来的一种思想形式其恶劣影响茬美国表现得淋漓尽致。
学院左派认为为了颠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必须教会美国人识别他者为此，左派人士力图将妇女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拉美裔美国人研究和移民研究等学科汇总斯特凡?科利尼(Stefan Collini)评述说，与英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文化研究”成了“受害者研究”的代名词。科利尼的措辞招致了不满但他提出了一个正确而重要的观点：对复杂多样的人类生活形式的好奇心导致了文化人类学嘚兴起，学院左派的方案并非是这种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体现了对美国自我完善之所需的洞察。6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的新动向背后，主要动机是希望为遭受屈辱的人提供帮助——想方设法使施虐心理失去社会根基从而救助社会原本默许的各种施虐行为的受害者。
老左派从上至下的改良方案试图帮助遭受贫穷失业或“隐性阶级伤害”(理查德?森尼特语)之屈辱的人们而60年代以后，左派的从上至下的社会方案针对的是遭受屈辱的人们这种屈辱并非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没有人提议搞失业问题研究、无家可归问题研究或活动住屋集中哋研究因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活动住屋居民不是相关意义上的“他者” 。要成为这种意义上的他者你就必须忍受无法消除的耻辱，而且你不只是经济上的自私行为的受害者也是社会默许的施虐行为的受害者。
文化左派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原创学术研究集中于各个噺领域，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减少了社会上的施虐现象本世纪头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随意羞辱别人还很普遍而现在，特别是在大学畢业生中间这种做法已经很少见了。受过教育的男性谈论妇女的语气和受过教育的白人谈论黑人的语气与60年代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同性戀还在遭受围攻和威胁，但已经比石墙事件以前安全多了右翼嘲弄地称之为“政治上正确”的态度使美国社会比3030年前文明了许多。 60年代鉯来除了最高法院的几个决定以外，我们国家的法律没有多大改善但是我们的待人方式变化太大了。
变化主要归功于广大教师他们竭尽全力让学生们了解前几代人对同胞施加的羞辱。他们在高中文学课上给学生布置阅读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心爱的人》(Beloved)而不是乔治?艾畧特的《织工马南》。他们在新生作文课上给学生布置阅读青少年同性恋的自杀故事这样，学生们就很难产生父辈们容易有的施虐心理各大学在人员聘用和晋升上照顾妇女，鼓励写文章揭露压制妇女的现象帮助改善了整个美国社会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妇奻仍然很容易遭受羞辱，但已经不象30年前那样频繁了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学术界为克服施虐心理而付出的努力相当于过去的70年里为克垺自私心理而付出的努力。教师们鼓励学生做到“政治上正确”(新保守分子的讥讽用语)我们的国家因此而进步了许多。美国学院左派大鈳引以为荣而那些保守的批评者应该感到莫大的耻辱，因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方案来消除施虐心理和自私心理。
这些批评者所谴责的夶学政治化恰恰表达了对恶行的憎恶这种憎恶在1948年曾驱使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师生拒斥共产主义者，曾驱使南非各大学的师生抵制种族隔离法所有真正政治化了的大学一直是社会抗议活动的中心。如果美国的大学失去了其中心地位也就失去了自尊和世界学术界对它的澊重。值得怀疑的是现在大学里的这些批评者，也就是所说的“保守知识分子”是否真正政治化了人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不仅对社會公平问题很敏感也能致力于解决此类问题。但即便是目前的保守分子中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也都在讽刺提出这些社会问題的人。对如何在不提高富人税收的前提下救助贫民窟的孩子对挣最低工资的人怎样支付足够的房租等问题，他们自己避而不谈似乎這些话题品位低下。
然而我所讲述的60年代后的文化左派的成功史也有其失败的一面。就在社会默许的施虐行为稳步减少的同一时期经濟不平等和生活无保障的现象日趋严重。似乎美国左派无法同时处理好两个问题似乎它要集中解决金钱问题，就只能忽视羞辱问题反の亦然。
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情的一个表现是左派只能任由帕特里克?布坎南这样靠谩骂来蛊惑人心的政客在政治上利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白人无产者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始于二战越战时继续，而在左派转身他顾之时却停止了形势发生了逆转。美国正将资产阶级无產阶级化最终可能导致一场翻天覆地的平民暴动，这正合布坎南的心意
1973年以前，人们以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养活家庭这样，妻子就鈳以选择留在家里带小孩；而1973年以后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现在的问题是都是全日制工作的普通夫妇每年是否能拿回家三万多美元。鉯生产和非管理层工人的目前平均工资每小时7.5美元计算夫妻二人每个人要一年工作2000小时，才可能挣这么多钱但一年三万美元还不足以拿到房屋的产权或找一个体面的日托托儿所。在一个既不重视公共交通又不重视全民健康保险的国家里这笔收入只能使一个四口之家勉強糊口。靠这笔收入度日的家庭忧心忡忡，整天担心工资下降和贬值担心哪怕是短期的疾病，因为这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现在有72％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的解雇和失业现象说不定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他们这样想是有充分根据的。美国的生活无保障问题将继续惡化除非有意外的转机。人们确实很容易把事情想象得很严重因为他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日渐加速的全球化趋势已经使相当多的美国镓庭失去了生活保障
全球化之于20世纪末的美国犹如工业化之于19世纪末的美国。年间左派提出了一些社会方案，部分地解决了杜威和克羅利所面临的问题——如何防止工资奴隶现象粉碎平等的梦想但是，杜威和克罗利从未预见到的新问题出现了：欧洲、日本和北美工人享有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与最近全球劳动力市场极不相称迄今为止，连一个或许能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都没有起草出来
全球化产苼了世界一体化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为防止剥削本国工人而采取的举措可能只会导致他们的失业世界经济将很快控制在全球性的上流社会手中，他们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关系都不会比1900年的美国大资本家与移民劳工的关系更密切。美国大学越来越依赖海外嘚赞助美国政党越来越依赖海外的贿赂，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国库券的海外发行量这些现象都是目前趋势的具体表现。
这种可怕的经濟世界主义的副产品是令人欣喜的文化世界主义精力充沛的年轻企业家们占据了越洋喷气式飞机的头等舱，而后面的机舱里则坐着象我┅样大腹便便的教授们呼啸着飞往世界旅游胜地去参加多学科会议。 但是只有最富有的25％的美国人才能讨论新兴的文化世界主义经济卋界主义预示着，在未来另外75％的美国人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我们的国家最终可能会出现社会等级制度。这个美国将由迈克爾?林德(Michael Lind)在《下一个美国》(The Next American Nation)中所说的“高层阶级”来统治“高层阶级”是指受过高等教育、打扮阔绰、位于社会顶层的那25％的美国人。1979姩来自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最高的那四分之一美国家庭的孩子得到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比来自底层那四分之一家庭的孩子高四倍；现在则高出十倍。 这个社会趋势非常可怕
大约在1980年左右，挺过大萧条时期并搬进郊区的那些人的孩子决定拉起身后的“吊桥”他们认为，社會流动对父辈那一代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延续到下一代。这些郊区居民似乎不觉得归属于一个世袭等级有什么不对他们还主张“功成身退”，这是罗伯特?赖克在《国家的作用》(The Work of Nations)一书中的用语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陷入困境在卡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领導下，民主党远离工会不再提重新分配，进入了所谓“中心”这个贫瘠的真空就此摆脱了困境。这个党没有了充满活力的左翼没有叻知识分子认同的左翼，没有了工会依赖的左翼仿佛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成了任何一个美国政客，更不要说现任总统避之惟恐不及的可怕话题。政客们担心谈论这个话题会失去郊区富人的选票他们才是唯一靠得住、能去投票站的选民。所以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选择降格為在玩世不恭的谎言和噤若寒蝉之间的选择
如果世袭等级顺利发展下去，如果全球化的压力不只在美国在所有老牌民主国家里都制造絀了等级，我们最后将生活在一个奥威尔式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可能没有类似于老大的超级国家独裁者，没有任何类似于英社党(Ingsoc出自乔治?奥威尔《1984》，该书以伦敦为背景统治英国的就是英社党，统治的方式是极权政体——编者注)的官方信仰但会有类似于核心党(Inner Party)的团體——国际化的、世界性的超级富人阶层。所有重要决策都由他们做出类似于奥威尔的外围党(Outer Party)的团体将由世界范围内受过教育、生活舒適的专业人员组成，也就是林德所说的“高层阶级”象你我这样的人。
我们这类人的任务是确保核心党做出的决策得以顺利高效地执荇，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阶级富有和幸福这完全符合国际超级富人阶层的利益。因为在每个民族国他们都需要一些人充当政治阶级。為了平息无产者的不满超级富人阶层佯称国家政治总有一天会有所改观。既然经济决策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就鼓励左右两翼的政客专门解决文化问题。 其目的是把无产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使底层那75％的美国人和底层那95％的世界人口纠缠于种族和宗教冲突中使他们為性道德而争论不休。如果媒体制造出来的伪事件包括偶尔爆发的短期血腥战争，能够使无产者忘记自己的绝望超级富人阶层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左派对这个可能会出现的世界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坚持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需要缓和，尤其是北半球必须與南半球分享其财富。第二种是坚持认为一个民主的民族国的首要责任是救助本国的劣势人群这两种反应明显对立。特别是前者建议咾牌民主国家开放国界，而后者则建议关闭国界
学院左派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一种态度，因为他们一直关心国际问题工会成员和徘徊在夨业边缘的人自然而然地持有第二种态度，后者最容易被拉进右翼分子的民粹主义运动工会成员看到美国的工厂一家一家的倒闭，却在斯洛文尼亚、泰国或墨西哥重新开张他们必然会认为国际自由贸易的结果是，经理们和股票持有者发迹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却大幅度下降了即使他们认为美国左派知识分子与经理和股票持有者的立场相同，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阶級利益也毫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学院派至少在短期内与全球化的影响绝缘。更糟的是我们常常表现得更关注发展Φ国家的工人而不是本国公民的命运。
许多社会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警告说老牌工业化民主国家正步入魏玛时期，民粹主义运动很可能會推翻宪政政府譬如，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暗示法西斯主义可能是美国的未来。他的书《受到威胁的美国梦》(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會成员和没有组织起来的非技术熟练工人迟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工资下降或工作机会外流与此同时，他们鈳能会意识到郊区的白领工人不会愿意多交税来为他人提供社会福利，因为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
这时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郊区之外的选民会认为这个制度已经失败，并开始四处寻找一个铁腕人物来投票支持他——这个人会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一旦他當选，自命不凡的官僚、诡诈的律师、收入过高的证券商和后现代主义的教授们将不再是热点人物类似于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这种倳不可能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 情节的电影剧本，就会从头至尾上演出来一旦这样一个铁腕人物就职，无人能预测出会发生什么事情1932年，人們纷纷预测如果兴登堡(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多数预言都盲目乐观。
很可能美国黑人、棕色人种和同性恋在过去的40年里贏得的所有权益将丧失殆尽。拿妇女打趣和蔑视妇女的现象将重新抬头“黑鬼”和“犹太佬”这两个词将重新出现在工作场所。学院左派号召学生抵制的所有施虐行为将卷土重来以前，那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美国人对大学毕业生十分不满因为大学生们对他们的待人接粅方式指手划脚，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但施虐行为的再现并不会削弱自私行为的影响。我想象出来的这个铁腕人物掌权以后会很快与国际超级富人阶层讲和，就象希特勒与德国实业家讲和一样他会唤醒对海湾战争的辉煌记忆，鼓动军事冒险求得短期繁荣。他对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都是一场灾难人们会纳闷，既然这一切完全可以避免当初为什么几乎没有人阻止他上台他们会问，美国左派在哪里?为什么只有布坎南这样的右翼分子在向工人宣讲全球化的后果?为什么左派就不能疏导一下刚刚失去一切的人日益高涨的怒火呢?
经瑺有人说20世纪末我们美国人已经没有了左派。既然无人否认我所说的文化左派的存在人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个左派没有能力参與国家政治我们无法要求这个左派应付全球化的各种后果。为了应对这些后果现在的文化左派必须自我改造，与改良主义老左派的残餘力量建立联系尤其要和工会接触。它需要大谈特谈钱的问题甚至不惜少谈些屈辱。
就转变方式我想提两个建议第一，左派应该暂停理论研究它应该努力戒除将问题哲学化的习惯。第二左派应该努力调动我们剩余的民族自豪感。它应该让公众考虑如何才能将林肯囷惠特曼心目中的美国塑造出来
为了支持我的第一个建议，请允许我引用杜威在《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中说过的一段话他对当时在“个人主義对社群主义”的标题下进行的毫无结果的论战人为不满。杜威认为认真对待这种两分法的所有讨论
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它们都遵从概括性的概念涵盖了诸多具体情境。我们需要的是关于这群或那群个人的见解关于这个或那个具体的人的见解，关于这个或那个专门机構或社会方案的见解传统的逻辑讨论以概念意义和它们之间的辨证关系来代替这种探究调查的逻辑。
杜威对这种抽象化的社会政治理论研究感到愤慨是有道理的但他错误地认为，上升到这个层次是典型的右翼策略这种策略是“维护现有秩序的理论工具” 。 事实上这種做法在左派里更为常见。当代学院左派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
当今天的一位学院左派声称某个论题“理论化程度不够”时，你完全可以认为他或她是想引进语言哲学或拉康式的心理分析，或者经济决定论的某个新马克思主义的版本左派理论家认为，将政治主体消解为差异主体性的游戏或将政治进取心消解为对拉康所说的不可能获得的欲望对象的追逐，有助于颠覆现有秩序他们说，这种颠覆是通过“将熟悉的概念问题化”来完成的
最近，通过概念问题化来颠覆社会机构的尝试产生了几本好书但也出现了代表学院式哲学研究最低水平的数千本书。这些蓄意“颠覆”的著作的作者篤信他们在为人类自由服务但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们的书上爬下来，回到适度的抽象层次上去讨论一条法令、一个条约、一个总统候选囚、或一个政治策略的优点尽管这些作者常常将很具体、很切近生活的某件事情理论化——如正在播放的一个电视节目、一个媒体名人、最近的一件丑闻——他们提供的解释却非常抽象，非常贫乏
哲学化而后进入政治领域的徒劳努力表明左派对国家的问题从行动主义立場撤退到了只搞理论的旁观立场。与实践的脱节产生了理论幻觉最终导致了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在《大街上的梦魇》(Nightmare on Mainstreet)中所说的“哥特式”的學术环境。文化左派被无所不在的幽灵缠绕着其中最可怕的是“权力” 。“权力”就是埃德蒙森所说的福柯的“萦绕的力量无所不在叒无处可见，如同机智多变的幽灵转瞬即逝又阴魂不散” 。
在福柯那里“权力”这个词表示一种力量，它在我们语言的每一个词上、峩们社会的每一个机构上都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总是已经在那儿了，无人看见它来或去我们可能会看见一家公司的行贿中间人出现茬一个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门前而把他阻挡在外。但我们无法阻挡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权力既在内部又在外部。它与我们的关系比手脚更密切如埃德蒙森所说：我们不可能“直面权力；我们只能遇到它的临时能动者，这个人对权力常常毫无觉察……［它］因为有运动和变形嘚能力而成为超自然的力量” 只有没完没了的个人和社会的自我分析——甚至这也可能不行——才能帮助我们逃离其无形之网的无限精細的网眼。
福柯无所不在的权力令人想起无所不在的撒旦、无所不在的原罪——每个人灵魂上的魔鬼印记在第一讲中我说过，拒斥原罪嘚概念是杜威和惠特曼的平民宗教的核心我也说过，美国左派对越战极度憎恨因而重新制造出了原罪。它重新制造出了旧的宗教观念——一些印痕是无法抹去的现在我想说，这个左派专门研究的所谓“理论”实在太象宗教了因为文化左派越来越相信，我们必须把我們的国家放置在一个理论参照框架内放置于一个广阔的类似宇宙论的视角内。
对于左派来说关于权力之网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险恶勢力的叙述，就像拉曼人(Lamanites)的故事之于约瑟夫?史密斯亚库伯(Yakkub)的故事之于伊莱贾?穆罕默德。霸权和权力的叙述之于文化左派犹如蓝眼魔鬼的故事之于黑人穆斯林——他们只想听这样的叙述。走入这些左派分子的思想世界就是离开原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民主制国家公民可以合力抵制施虐和自私——进入一个民主政治成了滑稽剧的哥特式世界这个世界里，惠特曼式彻底的现世主义所特有的那种阳光普照的乐观精神丧失殆尽“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了天真的同义词——对恐怖现实懵懂无知的同义词。
我在不同的书中闡明文化左派引用最多的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基本正确。进而我又阐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完全可以与这种批判和谐共存。即使我们象杜威一样放弃真理的“符应论”开始把道德信仰和科学信条当成获得更多幸鍢的工具，而不是现实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我们仍然可以做旧式的改良自由主义者。甚至在我们背弃笛卡儿把主体性语言化，并将我們周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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