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我的日记上得知，2014年9月，我开始出现抑郁症状。首先是丧失了开心的能力，没什么事让人不开心，但是任何事都没有办法使我开心起来。我感觉心脏始终沉在水面以下，沉甸甸湿漉漉，跳动缓慢，无法打捞起来。我做一切事情都变得缓慢，反应变得迟钝，上课时老师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到我耳边就已经消散。我不想跟人交往，因为谈话与假装轻松都让人很累，每次和人打交道过后，我都筋疲力尽。　　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已经不存在，每到夜里别人都熄灯睡觉，我仍然躺着，像滴答的钟表一样清醒。有人说睡不着就干脆不睡，起来做点什么。但这种情况不一样。我的身体和大脑都失去了运动能力，疲惫不堪，只有心脏突突跳个不停。睡眠迟迟不来，时间一分一秒被耗尽。　　我经常感到一阵眩晕，然后是心悸。我吃不下饭，任何食物都会让我觉得恶心，于是变得极其虚弱。后来，我的一举一动都变得吃力，我与世界好像隔了一层。每次坐下，就像一条干硬的毛巾被丢进水盆里。阴郁钻入我的脚心，向上渗透，我开始一点点吸水，下沉，皱成一团。我很重，我动不了。水面上的世界一晃一晃，被水波打皱，可是我碰不到他们。　　我没有办法从床上起来，被一张黑压压的大网缠住，动弹不得，我睁眼看着天花板，身体内部在奋力挣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终于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能坐起来了。我坐起来，看到枕边的衣服，离胜利仿佛只有一步之遥，我伸出手，却抓不住它们。我坐在床上无助地哭了。　　死的念头于是产生了。生活没有任何快乐可言，一切事情都丧失了乐趣，我不知道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心脏总是像被一只手拧着，一阵阵窒息，我想用一把刀子割破脉搏，用身体的疼痛盖过心脏的疼痛。我害怕明天，明天、明天、无数个明天，就像一群穷追不舍的野兽跟在我身后。　　但是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活下来。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它成了我身体里的一股力量。我好像分裂成了两个自己，我必须学会自己放倒自己，自己把自己按着不动，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阻止自己去伤害自己。每一天都在斗争中度过，只是为了这三个字：活下去！　　一个人的战役太艰难，我去寻求帮助。　　二　　2014年10月，我独自来到北京安定医院。医院隐藏在积水潭桥附近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像所有医院一样分着急诊楼、门诊楼和住院处，唯一不同的是每一层都有保安站岗。当你排队或者候诊时，不时会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某个病人开始大吵大嚷，甚至有病人会大打出手，直到保安开始干预。有时会看到护士带领一排穿着粉色或者灰色病号服的病人从身边走过。我挂了抑郁症专家号，坐在各种行动滞缓或者乖张的人中间，等待我的名字被叫到。　　走进诊室，先是询问病情，然后是一系列的脑神经检查、心理测试。我被诊断为重度抑郁伴焦虑。医生开了四种药给我：拉莫三嗪、碳酸锂、奎硫平和奥沙西泮，并让我每隔一周来复诊一次。　　之后的一个多月，我不仅继续承受着丝毫没有好转的病情，还要忍受药物的副作用。脑子更加恍惚，视力也变得模糊，拿东西时手不住发抖，吃饭夹不住菜，写字笔画成了波浪形，尿频，梦中尖叫惊醒……我濒临崩溃，终于在年底的一天，从早上在床上挣扎到下午三点，爬起来去了医院，候诊时坐在诊室门口地板上哭得扔了一地的纸巾，然后走进诊室，红着眼睛对医生说，帮帮我，我想死，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让我住院吧。　　三　　父母从家里赶来，班主任帮着办手续，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是怎么走进的住院部。住院时的记忆也是我每天记日记才保存下来。第一道铁门里面，是一个不大的饭厅，整齐地摆着桌椅。穿过饭厅，护士在第二道铁门前拦住我们，拿出带来的生活用品一样一样仔细检查，然后每一件写上我的名字。瓶装的洗发水和沐浴露不能带进去，以防有病人喝掉。尖锐和绳状的东西不能带进去，以防病人伤害自己。检查完生活用品，检查我的身上，发卡和手链被摘下，所有的口袋被翻过，胸罩也被命令摘下因为上面有铁环，然后给我换上粉色的病号服、拖鞋。病号服的裤子侧兜已经被剪掉，病人不可能偷偷带进任何东西。手机等电子产品也被交给父母。所有带来的食品被锁进写着我号码的柜子里。我被领进病区，铁门在我身后锁上。　　一条狭窄的走廊，两边是病房。穿着粉色病号服的病人在走廊上从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再掉头走回去，就这样来来回回。有人边走边大声唱着歌。我的进入没有引起过多注意，只有几个人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首先被领到护士站，测量身高、体重、体温、血压、脉搏，数据一一被写到墙壁挂的白板上。然后我被带到我的病房。病房在走廊尽头，门口写着“重症监护室”。护士将一个写有我名字和号码的蓝色手环戴到我手上，又把一张写着我名字和号码的标签贴在床头。一个年轻的医生前来询问了病情，让我填了一张心理测量表。“你这病得挺重的。”她说。　　我终于被一个人留在了病房。环顾四周，病房里容纳了八张床，几张床空着，一张床上有一位病人被绑在上面，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另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女孩，不停地咯咯笑，对空气骂道：“操！”一个胖乎乎的女孩走到我床前，冲我鞠了一个一百度的躬，叫到：“姐姐好！”　　我下床来到走廊，一些病人在病房里围成一圈打牌，一些病人在看杂志，一些病人在闲聊。晚饭时间很快到了，铁门被打开，我们在饭厅里排队，依次领到一碗米饭，饭上再舀一勺菜。我很紧张，几乎没怎么吃，然后自己到水池边洗碗，送回窗口，回到病房。　　住院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每一天规律得像幼儿园时间表。早上六点多会在嘈杂声中自然醒来，七点护士大声喊“吃饭啦——”，大家排队去吃早饭。八点半医生查房询问每人病情。十点再次来到饭厅，写着每个人编号的食品柜被打开，大家可以吃些水果和零食，水果和零食被坚决禁止带进病房，以防早上需要空腹做治疗的病人偷偷吃东西。十点多可以去工娱大厅活动。十二点半吃午饭。下午是三点吃水果，去大厅活动。七点吃晚饭，八点半再次吃水果，九点半上床，十点熄灯。早中晚三次护士会推着小车挨病房发药，每人的药装在写有自己编号的小圆盒里，护士把药倒到你手里，看着你喝下去，然后让你摊开手张开嘴检查，才允许你离开。　　大厅活动是周一至周五每天上下午都有的，与男女病房都相通的一个大厅的门被打开，男女病人从两边进入大厅，这是医院里的病人见到除医生之外的异性的唯一机会，男病人都异常兴奋，找机会和女病人搭讪。安排是先搬板凳坐在黑板前听医生讲课，我们学习了精神分裂症早期症状、药物副作用防治方法、拇指操放松法……医生带着病人唱过《感恩的心》、《奔跑》等励志歌曲。然后进行一项活动，跳放松操、兔子舞或是做游戏，然后便是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可以打乒乓球、羽毛球、下象棋、玩健身器，阅读书架上的通俗杂志，男病人还可以偶尔抽支烟。　　每周二、四、日探视日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是探视时间，病人们被允许到饭厅里与探视者相见。不到一点，病房里已经开始骚动起来，走廊上徘徊的人多了，不少人踮着脚往铁门玻璃窗外望。这半小时格外漫长。一点二十左右，护工拉过一排椅子挡在通往铁门的过道上，只留下供一个人通过的缝隙，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病人们就都等在椅子前了。一点半准时开铁门，两个护士守在门口，护工守在椅子边，防止没被叫到的人偷偷跑出去。探视者向门口的护士报上他们探视的病人的名字，护士便冲里面喊“某某——”，某某从病人中挤出来，护士确定她穿好了病号服，才把她放进饭厅。饭厅里嘈嘈杂杂，粉色病号服和各色正常衣服交杂在一起，饭桌旁的椅子都被坐满，饭桌上堆满了送来的各种食物。总有人吵起来，总有人大哭。　　我的父母每次都带着大包的食物前来看我，我还是会无缘冲他们发脾气，有时也会哭起来。班主任来过一次，不同的同学朋友也经常来，给我送来书，按捺住兴奋和好奇，向我表达关心。　　大部分的病人举止都很正常，只有听到他们谈论自杀和砸东西经历时那轻描淡写的口气，才意识到他们是病人。双向情感障碍，即交替出现的抑郁和躁狂，是这里最常见的疾病，抑郁患者多数敏感，讲述自己的不幸经历，以及千奇百怪的抑郁原因。比如一个漂亮的东北女孩突然有一天认为自己的两条腿不一边长，一个高中生发现自己近视程度加深，另一个高中生认为自己的呼吸方式不正确，就这样他们患上抑郁进而住院。躁狂患者有时会被认为仅仅是性格太过活泼或是脾气暴躁，她们在屋里跳舞，和每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说着同样的话，追着大夫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暴躁者则轻易发脾气、与护士吵架、摔东西，于是被护士绑到床上。极其严重的抑郁患者已经超出了我以往对抑郁症的认知，有两名产后抑郁的年轻母亲，一个像瘫痪了一样躺在床上不能动也说不出话，下地需要坐轮椅，吃饭需要护工喂，另一个永远是茫然若失的样子，与你交谈时会突然忘掉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情何境。　　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住在重症监护室，大多数时间被绑在床上。她们完全处于另一个维度的世界，你无法进入。朱妍幻听、幻视，告诉我们她的男朋友穿着隐形衣坐在她旁边跟她聊天。小玉会光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掐你的脖子或扇你的巴掌。宋慧时刻在对着空气叫嚷谁也听不懂的话。李杨向每个人预言一场海啸的来临。美慧坚信自己是转世灵童，能从福音书中得到神启。欣圆每天都会重复一套独特的宗教仪式，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举过头顶，跪拜，再打开双臂跳一支舞蹈。　　四　　从进入医院的第二天，我开始进行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早上五点多醒来，我伸手到床头柜拿水喝，发现杯子不见了。我巡视四周，房间里八张病床的床头都没有水杯。我起身下床，推开门，看守重症监护室的两个护士在门外躺椅上打着哈欠。　　“我的水杯不见了。”我说。“都在这儿呢，我给你们收起来了。待会儿做无抽，不能喝水，快回去吧，别乱走。”那个胖护士皱着眉头说。洗漱时我听见一个拉长的声音喊我的名字，夹在一连串名字当中——“来重症监护室，别吃东西别喝水，等着做无抽——”等我回去，重症监护室已经站得满满是人，两扇门合着，护士在里面挡着门。我把门推开一道缝：“我是武靖雅。”护士低头看看手里的名单，问我：“没吃东西没喝水吧？”我摇摇头，她把我放了进去。　　八张床上有三张的病人手脚绑在床上，直挺挺地睡着。除了几个人在小声聊天，大部分人都一声不吭，面无表情，各自沉浸在不同的世界里，还有人紧张不安地四处张望。我的心像被一根绳子悬起，我能听见它“咚”的一声，不规则的又“咚”的一声。等到护士打开门，让我们在走廊里排好队，我的太阳穴发麻，已经微微眩晕了。我们排成两队，走出两道铁门，接下来走的路我怎么也无法记起，不知到了哪儿。我们坐在冰凉的塑料椅上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喊到，然后跟着护士走进一间大屋子里。　　一进屋子，正对着门的手术床上一双脚在一波一波地轻微抽搐，往上是灰色条纹病号服，再往上是罩着呼吸机的脸，贴满了各种连接着床头仪器电线的头，床两边立着大夫。我的大夫把我带到空床边。“上去，躺下。”我遵从指示。我的头顶上方，几位大夫在操控仪器，我的左边，一位大夫在我左臂上擦拭酒精、拍打血管。　　然后一针麻醉剂刺破我手臂的血管，一阵甜丝丝的凉意顺着血管爬上来，喉咙里泛起酒精的味道，有人用什么液体擦拭我的额头，白大褂边缘，地板，双脚的走动……我沉入黑暗。　　醒来时我在一间陌生的房间，一些人在房间里走动，有些面孔熟悉，有些則完全陌生。我大脑一片空白，努力回忆自己早上做过哪些检查，回忆自己是如何住进医院，回忆让我太阳穴疼。　　我问一个面熟的姑娘：“今天几号？”　　她说：“四号。”　　我问：“几月四号？”　　她笑说一月。脑子里出现模糊的影像，却像水中捞月一样无法打捞起来。一个女孩走到我床边看我。“我在哪儿？”我问她。“你在我的床上。”“那我的床在哪儿？”“你在对面屋。”我说我刚做完无抽。“没事儿你躺着吧。”她说。　　我接着回忆，我知道自己抑郁，但回忆不起是如何决心住进医院，也不知在这里住了多久。我听见喊我的名字，于是下床走出屋，护士推着车来发药，她说“拿水”，可我不知道我的水在哪儿，她们指了指窗台。我喝过药，按照床头的标签找到了自己的床。床头柜里面是什么呢？我拉开抽屉，看到我的书躺在里面，还有笔记本、铅笔。笔记本上有不属于我的陌生字迹，写它的人应该很有才，我心中生出一丝嫉妒。又翻了几页，想起那是我无力写字时口述让他人记录的。护士端来饭，吃了一半，有些恶心，把剩下的半碗还给护士，她让我倒到厕所，可我不记得厕所在哪儿。　　这样的治疗每隔一天进行一次，持续了半个月。我的心情逐渐变平复，但过去的记忆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消失，大脑越来越空旷，身体越来越轻。来探望我的朋友我开始认不出他们，“你是谁？”我问每一个人。他们给我讲述我与他们的故事，我脑中勾勒出他们大致的形象，确认我们曾经认识，但发生过的事情却仿佛笼罩在大雾中怎么也看不清。　　五　　我不是治愈出院的，而是第一次体会到医院的残酷而坚决要求出院的。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严重腹泻，变得虚弱而狂躁，并且坚信是食物中毒所致。那天中午排队领饭时，我指着窗口员工大骂：“你们这里食物中毒，我要去告你们！”然后就失控了。我痛哭，用头撞墙，心脏快要爆掉，用手抓胸口想要把心脏揪出来。“我想死我想死啊——”我哭喊然后像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撕心裂肺地叫。周围人纷纷上来拉住我，护士把我拉到重症监护室前按在椅子上，我哭着觉得渐渐什么都模糊了，身体撑不住自己了，眼前一黑从椅子滑到了地上。我感到有手拉着我，听到有声音说：“她晕过去了！”还听到护士的声音：“别理她，她装的。”　　有人把我扶到椅子上，我想张开眼但眼睛往上翻，一片漆黑几秒之后，视线渐渐清晰。护士和护工押着我进了重症监护室，把我扔在一张床上，从另一个护工手里接过绳子，拦腰把我绑在床上又绑住了我的双手。这医院每张床板下面都有专门绑绳子的铁杆，我就这样被牢牢绑住。护士们转身走开了，我说不出话动不了只有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病友来看我，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直到我恢复了些力气说：“我得上厕所。”她连忙去门口找护士：“她要上厕所！”我听见护士说：“她都拉了那么多次了还有什么可拉的，别听她说。”那一瞬间我想：“无论说什么我也不在这家医院住了。再住下去我会死掉的。明天就走。”　　我开始试着挣脱绳子。转转手腕，发现我瘦到攥紧的拳头和胳膊几乎一样粗，所以我紧紧攥住拳头，扭动手臂，就这样从捆绑了好几圈的绳索中钻了出来。没有人注意我。我起身下地，穿上拖鞋走出去，来到坐在屋外看守的护士面前，说：“你们绑不住我。”她冲我翻了个白眼。“我要去找医生。”我说。“去吧随便你。”她翻着白眼说。　　我去找值班大夫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父母我腹泻严重，已经虚脱，需要出去先治肠胃。父母同意了。第二天他们接我出了院。　　六　　我就这样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出了院我先回家调养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我简直是生活上的白痴。我不知道去哪里买东西，找不到回家的路，忘了每一台家电怎么用。有一天我的手机掉到了水里，我卸下电池，觉得应该拿什么东西烤干水分，却不知道用什么，就把它晾在了窗台上。第二天母亲过来问我，怎么不放在暖气上烤烤，我才恍悟，原来世界上是有暖气这种东西的。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我那两门课的作业你什么时候交？”我回道：“你是谁？”“吕黎”，我收到这两个字。我意识到这是我老师的名字。我回复说：“不好意思，我因为抑郁症电击治疗失忆了，不记得您教的是哪两门课，留的是什么作业，我问问同学，再跟班主任商量一下好吗？”老师回道：“好的。”我不知他当时心里怎么想。于是我又重新面临了现实：作业、考试、学业，以及未来。我四处询问同学，得知上学期我有六篇论文没交，必须在一个假期之内补完。即使我完全忘了上学期自己学过什么，六篇论文我还是连抄带编地完成了。很快假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了。　　独自一人回到生活了三年的学校，回到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地方。初见时有一刹那的讶异，眼前所见与某种遥远模糊的画面相吻合，像是印证了某次梦中的场景。试图回忆，却又一次如水中捞月，如捕风，如捉影，一次次地失败。我像一个新生一样，四处问路。学九宿舍楼在哪儿？教七教学楼在哪儿？食堂在哪儿？校医院在哪儿？脑中一张张被擦掉的铅笔画地图又沿着残留的淡淡印记清晰起来。　　在路上遇到面孔似曾相识的人，我总是很尴尬，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叫不出他的名字。他热情地冲我打招呼，我只好照样子回一个，他要是再想跟我聊什么，我就一个字也回答不上来了。有时候实在无奈，我只好如实说，我失忆了。对方一个惊异的笑：你开什么玩笑！我不想再解释，权当自己就在开玩笑，尽快地走开。所以我需要有一个曾经很熟悉的人陪在我身边，时刻提醒我，面前的人是谁，曾经发生过什么。在宿舍拿到一样东西，我首先要问，这是我的吗？从哪里来的呢？朋友要一件一件给我讲解，这个是谁送给我的，那个是我从哪里带回来的。　　不光是人与事被遗忘，甚至是词语也会从脑中消失。谈话或者写作时我常常卡在某个词语之前，我知道它就在那儿，有一个词在这里恰到好处，就像确信拼图在某处空缺了一块，可就是找不到它。于是我说话变得不连贯，想不起来一个词，只好绕着弯子试图表达自己的意思。另外一件可怕的事情是，当我需要用英文和人交流，我发现我的英文水平基本上回到了小学，学了多年的英文单词和句法，全都不记得，这使我害怕外国人，逃避与外国人的接触，因为我会哑口无言。　　突然忆起一件事情的感觉很神奇，就像电视剧里的场景。朋友们一起聊起过去的某天我们曾趁夜半无人爬上体育馆的楼顶，而对我来说，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他们试图帮我回忆，体育馆，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个，爬楼顶，是从观众席后面……我摇摇头，一片空白。第二天我们路过体育馆，打开门，我愣在了那里。一幅幅画面突然向我涌来，像是修好了一台故障的放映仪，夜晚、一行人、攀爬、楼顶的夜色，全都历历在目。“我想起来了！”我大喊一声，把身边的人吓了一跳。　　七　　一个学期的时间，我基本上重建了自己的生活。过去的生活轨迹，大体上已经重新描画了起来。记忆不会被杀死，它们只会沉没，一旦遇到线索，遇到熟悉的场景，它们就会重新浮起，来到可见的海平面之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记忆沉在水下，但到如今，我所忆起的事情，已经足够我正常地走下去。　　情绪大体稳定，黑暗也不时会到来，低沉的日子比身边的人还是要多些，但并没有严重到使生活寸步难行。去医院复诊的频率降到每个月一次，药大概要持续吃两年。现在是2015年10月，我用了一年的时间，从黑暗的深渊，回归了生活。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武靖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大四本科在读生。2014年底因抑郁症住北京安定医院进行电休克治疗。在校期间任北师大五四文学社社长，作品曾刊登于《新世纪诗典》、《葵》、《橡皮4》等诗集、刊物。南方周末：是谁把上访妇女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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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是谁把上访妇女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日10:08　 南方网-南方周末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市永定门外一间四壁透风的窝棚外，黄淑荣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里。和她住在一起的是15岁的儿子马小飞，12岁的女儿马小玉。
　　黄淑荣是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的一个普通农妇，因向当地信访部门反映所在村的土地承包和干部腐败问题，而被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现流落北京。
　　这个43岁的女人身材矮小，一头乱发倔强地挺立着，脸上沾满灰尘，眼睛里全是血丝。半年多来，从冬到夏，记者每次看见她都是穿着那件破烂的皮夹克。孩子的父亲一年前与黄淑荣离婚了，只剩下母子三人相依为命。
　　黄淑荣说：“我首先反映的情况是土地承包分配不公，他们没有按文件分地；再一个情况就是村干部贪污问题，我逐级上访，去农委、信访办，县里派了调查组，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就到了北京，找农业部。他们开了批示信函，让地方干部按文件办。但我送信到家后，地方上的信访干部就把我以精神病为由关进精神病院。大夫护士一起把我抬到医院，绑在床上，打针、用药、过电。”
　　是谁把反映了基层问题的农民送进精神病院？记者为此展开为期半年的调查采访。
　　“上访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黄淑荣的家乡黑龙江省绥棱县宝山村，靠近小兴安岭林区，还没有通火车。当地经济很不发达，绝大部分农户都还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
　　在宝山村，村民向记者反映：黄淑荣的上访反映情况是真实的。
　　村民李源中告诉记者：“在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村里出现很多外来人口，他们在别处分地后又到本村分地。这样就把我们应分的土地挤了很多去。”
　　其他村民反映，原有农户利益受到影响，从第一轮土地承包的人均8亩地减少到四五亩地，矛盾由此产生。而1997年12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过相关文件，要求“大稳定、小调整”。把原来承包地全部打乱重新承包的做法显然与黑龙江省的文件精神相违背。
　　对这一点，绥棱县农委政策组织长赵村也承认：“绥化市委市政府出台了这些政策，说白了，这些政策和中央的大稳定小调整有些差距。”
　　黄淑荣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村干部腐败。时任绥棱县信访办公室主任的吴玉芳介绍说：“1998年，县委县政府联合调查组对她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以后认为她反映的大部分问题比较属实。”
　　绥棱县纪检委监察室主任张名贵也证实说：“她当时反映的一个土地问题，一个人口问题，一个干部腐败问题，这是她反映的三大主要问题。对这三大问题，我们查实了11项。支部书记、村长、会计、出纳，这四个人都给撤了。”
　　但黄淑荣说：“我们等了三个多月也没有处理意见，我们就到地区纪检委和农委上访，到省农委、省纪检委上访。又去省信访办上访。每个部门都去了三五次，还迟迟不给解决。这就到了北京，农业部给开回信函让他们按文件办。农业部王明秋处长让我把这封写着‘按文件办’的信函交给省农委，省里有关干部告诉我说会把县里的人叫到省里来解决问题。”
　　黄以为这下子她的上访有结果了。
　　“你是精神病！”
　　可黄淑荣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的灾难刚刚开始。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属的精神病诊治专科医院）的3名医生应邀来到黑龙江省信访办会议室，为黄淑荣做了“精神病司法法鉴定”。鉴定结论为：“患偏执状态，上访过程中无行为能力。”
　　这一天正是1998年的端午节，黄淑荣说：“3台车12人突然把我接走了，就在黑龙江省信访办公室，他们把我抓上车，送到精神病院，大夫护士七八个人把我抬了进去。”
　　黄淑荣的儿女亲眼目睹了妈妈被带走的场面。马小飞说：“有个人给我们鸡蛋和粽子，吃完了就骗我们说：‘咱们先走吧，再给你们买吃的。’我们不干，他们就把我们拉上车送回来了。”
　　马小玉说：“我当时跪在地上哭，问为什么要把我妈抓走？他们说你妈无理取闹。”
　　黄淑荣对记者说：“那情景可真惨，孩子喊妈妈，我就喊小飞小玉。那些人太吓人了，一大帮穿白衣服的，拽胳脯薅头发了。就看那凶劲，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黄淑荣患精神病”的消息传回村里后，村民都很奇怪，村民们对记者说：“认识黄淑荣这么多年了，从没有听说她有精神病。这是迫害人家，她这人说话句句在理，她根本没疯。”
　　破绽百出的“医学鉴定原始记录”
　　为核实黄淑荣是否患有精神病，记者近日和她一起来到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一进医院，记者就发现黄淑荣面无人色，手一直在打哆嗦。黄说她在这是受过太大的刺激。
　　黄抽泣着告诉记者，她一共被抓进这里3次：第一次是日，日出院；第二次是日，被关了37天；第三次是日，9月23日黄自己偷偷跑了出来。
　　医院主楼是一座6层高的贴着瓷砖的白楼。黄淑荣回忆起当时情景：“为了两个孩子，我求他们放我出去。可没有用，我求一次，他们绑我一次。绑在床上，一绑就是十个八个小时，只能尿在床上。”
　　在医院里，记者见到了黄淑荣的《精神病医学鉴定原始记录表》，案情性质是“上访”，委托鉴定机关是“绥棱县四海店镇信访办”。原始记录表上“既往病史”一栏写着“不详”，“家族史”一栏写着“不详”，“既往人格情况”一栏还是写着“不详”。
　　记者采访了该院参与鉴定的副院长张聪沛和医务部主任滕秀英：“你们依据什么，认定被鉴定人黄淑荣患‘偏执状态，在上访过程中无行为能力’呢？”
　　张聪沛回忆说：“我们看了她的卷宗，在省信访办的会议室里做了鉴定。”
　　记者就问：“您说您看到卷宗了，可是在那份委托书上‘委托鉴定时附带卷宗册数’一栏却是空白的。”
　　但张还是坚持说他们在鉴定前看了卷宗。
　　记者问：“从这个鉴定的原始记录表上看，‘被鉴定人既往病史’一栏写着‘不详’，‘家族病史’一栏写着‘不详’，这是怎么回事？”
　　滕秀英回答说：“他们镇里对她情况不详，所以我们按委托人的介绍，填‘不详’了。”
　　记者追问：知情人（包括工作单位、邻居亲属）对被鉴定人提供的案发前后精神状态及躯体情况的证言摘要，为什么在原始记录里找不到呢？医疗记录和其他检查结果摘要，为什么也没有？但委托单位提出鉴定的理由及依据却称黄“精神不好”，绰号“黄疯子”，称这是村里人反映。但鉴定的时候有村里人来吗？
　　张聪沛简单地回答：“村里人没有来。”滕秀英补充说：“那些都是委托人（绥棱县四海店镇信访办）写的。”
　　按张的说法，黄“在上访过程中，逐渐在思维过程中形成关系妄想，形成一种固定的想法，别人要整她要害她，意志呈病理性增强，意志越来越强，不停地在上访，使其辨认及自控能力受损，因此上访过程中缺乏实质性辨认及自控能力。”
　　他认为“神经官能症、心理障碍都算精神疾病，这是广义地说。这种病往往终身不愈。”
　　“鉴定委托机关”子虚乌有
　　在病史、既往人格情况和有关知情人证言不具备的情况下，能判断出一个人有精神病吗？
　　全国精神科权威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张彤玲教授看过黄淑荣的病例后说：“没有诊断依据，光是因为‘告状’就诊断她‘偏执状态’是不行的。”
　　黑龙江省精神科权威专家李玉经教授同样强调：“诊断精神病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掌握一个详细的病史，通过真实可靠的、详细的病史来分析这个人的精神活动。”
　　为黄淑荣做出精神病诊断的三位医生一口咬定，在诊断的时候了解了黄淑荣以往病史，那就是绥棱县信访办提供的厚厚的几本黄淑荣的卷宗，这也是做出诊断的重要依据，并肯定说卷宗目前就在县信访办。
　　但记者非但在绥棱县信访办没有找到那些，连当时的委托人――时任信访办主要的吴玉芳都矢口否认当时出示过这样的卷宗。
　　包括医生和黄淑荣本人都回忆说，当时在黑龙江省信访办会议室里所做的诊断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在这么短的时候里，在缺乏既往病史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简单谈话，能否做出黄淑荣患精神偏执的结论呢？
　　李玉经教授告诉记者：“诊断精神病得有一定的时间。短时间内每个人都可能有异常表现，那不算精神病。诊断偏执性精神病最少要三个月到四个月才可以。”
　　更可疑的是，给黄淑荣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委托鉴定机关，是“黑龙江省绥棱县四海店镇信访办”。但记者调查中吃惊地发现――四海店镇并没有所谓“信访办公室”，也就是说这个委托单位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
　　在委托机关代表人处签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吴玉芳，其真实身份是绥棱县信访办主任；另一个叫何清祥，其真实身份是绥棱县四海店镇党委书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介绍说：“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特别程序的启动，必须要由她的利害关系人，也就是她的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来，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限是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因此这个案子的委托方无权委托；而从医院角度看，要有正式的委托手续才能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更不能据此就认定该人在上访期间没有行为能力了。上访不上访也她的行为能力没关系。”
　　汤教授总结说：“委托方无效，鉴定程序就违法，鉴定结论就没有法律效力。”
　　但令人生疑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作为一家精神病专科诊治医院，为何会做出这样一个缺乏医学程序和法律程序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呢？
　　滕秀英的一段话耐人寻味：“其实我们是在为政府排忧解难，真是这么回事。是县里找到省信访办，省信访办又找到我们。”然而，就是凭着这份没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黄淑荣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会诊结果：“不是精神病！”
　　黄淑荣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的日子里，她的家人发疯般四处寻找。因为两个孩子回来后说不清那个医院叫做什么名字。
　　黄淑荣的70岁多岁的父母去找县信访办吴玉芳：“你把我女儿整哪去了？”吴也不回答，只是说：“你姑娘犯了错误，在北京逗留不走了。”
　　老两口四处寻找，成天不吃饭，“半宿半宿地哭”。
　　黄淑荣回忆说：“在那家医院里打饭的老太太姓张，她看我老是哭，就答应帮我偷着邮封信出去。 ”
　　黄淑荣的家人说，他们接到信后，连忙赶到医院。交了800元钱住院治疗费，又给了县信访办工作人员和医院大夫们600元的“吃饭钱”，才算把黄淑荣接出了医院。
　　一进家门，马小玉几乎认不出她妈妈了，她说：“我妈一进屋喊了我一声，当时我就愣了，她变得傻不愣登的，虚肿了，走路都是直的。我反应半天才想起来这是我妈。”
　　黄淑荣离开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这家精神病院回家后，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但她反映一次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一次，到最后连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都烦了，不愿再接收黄淑荣。
　　在这种情况下，绥棱县信访办又把她送进黑龙江省第三医院（位于黑龙江北安市，是该省唯一一家省直属精神病专科医院）。
　　该院主治医生李湘兰告诉记者：“黄刚来的时候，是绥棱县信访办交的治疗费，他们还嘱咐医生‘不要让她跑了’，当时我让他们介绍病人病史，可他们却称黄淑荣没有病史也没有家属（事实上当时黄的父母都在，还有姐妹八个。）”
　　李湘兰说：“我们通过查房和询问，觉得黄淑荣言谈交流都挺正常的。当时我们也没轻易下结论，因为我们还是要了解病人的病史，要去实地调查。精神科主任孙淑范就和他们县的信访办联系了要调查”
　　孙淑范回忆说：“我们派出了两位医生，到她所在地和上访单位作了深入调查，目的只一个：不曾上访什么的，到底这个人有病还是没病。”
　　李湘兰等人和县信访办工作人员到了黄淑荣家乡，从调查笔录上看，当地群众普遍的意见是：“黄淑荣要有病，我们就都有病了。”
　　黑龙江省第三医院原副院长、黑龙江省精神病司法鉴定高级鉴定专家李玉经教授说：“经过对黄淑荣50多天的观察，医院就组织全院凡是和精神科有关的医生参与大会诊，加起来有20个医生，最后结论是：黄淑荣无精神病，连轻微精神病都不是。”
　　听到这个结果，黄淑荣放下来一条心，但没想到家乡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肯放过她。
　　黄淑荣说：“我刚出来，县信访办和乡政府就派人把我接过去了，在信访办他们对我说：‘这回你没有精神病了是不是？那马上就教养，就判刑，材料都整好了！’”
　　黄淑荣知道自己在家乡是呆不下去了，就领着两个孩子跑出来了，一直没敢回家。她太夫不堪忍受一次次的打击，跟她离了婚。
　　县领导的“个人看法”和“老信访”的“经验”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黄淑荣被多次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都是绥棱县信访办一手操办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记者采访了现已退休的绥棱县信访办原主任吴玉芳。
　　吴玉芳认为县里已经非常重视黄淑荣反映的问题了，也承认这些问题大部分属实，但问题出在黄淑荣还在上访。
　　吴玉芳说：“1998年正月里，我们正在开会，一个乡镇干部报告说是黄淑荣领人去北京上访了。我们跟县里一个领导汇报，那个领导就说：这个人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呀？”
　　记者问：“她去北京上访就能看出她精神有问题吗？”
　　吴玉芳说：“我们干信访时间长了后，就知道人一超出正常范围，精神都属于综合失调。比如黄的问题正在调查和处理当中，县里又接待了你，又按你的意见办了，你还是这种超常的行为（指超级上访），这就让人感到她精神有问题。当然领导说可能有问题，也没把这就定下来说精神病。她到北京回来后我们打算给她鉴定，有精神病的话就给送去治疗，没病就给她行政拘留了。”
　　记者问吴玉芳此举是否违法时，这位干了17年信访工作的“老信访”很随意地说：“哎呀，你们说那法律吧，中国的法律有些能执行有些执行不了，大多数执行不了。这个法律吧，说实在话，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一纸空文，办不了。咱们现在还是人治，中国大部分还达不到那效果。这是我从实践中得出来的。”
　　在这样的“法律观念”下，黄淑荣每上访一次，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一次。一共被关5次，总共210天。
　　在即将结束采访时，记者在绥棱县信访办会议室里见到了高高挂在墙上的两块奖牌，一块写着：“全国信访系统优秀集体”，另一块写着：“黑龙江省信访工作先进集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李宇飞 杨沼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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