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学典：推进儒学研究 重建礼仪之邦
日 20: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嘉宾介绍：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1956年1月生，山东滕州人，1979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后跟随葛懋春先生攻读硕士，1986年7月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2006年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
　　现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等学术著作，并主编《史学引论》、《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翦伯赞文集《历史理念》、黎澍文集《历史文化》等。其中，《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在知识界赢得较高声誉，《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则被普遍认为是近六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拓荒之作，为海内外同行所瞩目。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及《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刊发论文近百篇。
　　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3项：山东文献集成、古史辨与古籍整理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社会科学网独家报道栏目。儒学是中国两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也是文化热潮中学人所关注的热点。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中华传统文化儒学的发展进行解读。
　　记　者：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王学典：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有重大意义
　　记　者：我们知道，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和儒家文明传承创新的核心区，2012年，山东大学整合了四家儒学和文史哲研究机构，组建了儒学高等研究院，您担任该院的常务副院长。请问当时学校成立此院的背景及意义是什么？
　　王学典：山东大学的儒学研究源远流长，事实上从2002年文史哲研究院的成立，——文史哲研究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个具有实体性质的国学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当时就有近40个人。为了突出儒学研究的特色，2005年我们就把庞朴先生聘到了山东大学，组建了山东大学的第一个儒学研究机构——儒学研究中心。2010年，我们把许嘉璐先生聘到了山东大学，组建了儒学高等研究院。2012年，山东大学把许先生的研究院、庞先生的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进行实质性整合，组建新的儒学高等研究院，这个院目前全部在编人员是65人，专职科研人员58人，其中有28个教授，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国学院。山大地处孔孟之乡、儒学的发祥地上，对弘扬儒学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山东大学所处的这种地利优势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任何高校所无法复制的，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记　者：近年来研究院在儒学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王学典：儒学研究航空母舰的组建，是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横跨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学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整合多学科才能面对儒学，任何单一学科，无论是中文、历史、哲学都无法单独面对儒学，由此终结了文史哲三家切割经典的局面。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完成之后，我们始终以国家儒学研究院自期。所以，我们在从事儒学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研究项目的设立上，始终考虑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特别是国家学术界全局的需要，我们设立的一些项目都带有全局性。另外，在儒学高等研究院重新整合组建之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即我们不能只做活动，仅靠做活动的科研机构生命力是不会长久的。新的研究院一组建就开始做项目，现在这个研究院有58个科研人员，人人都在做项目，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之后，我们一直以国家儒学研究院的期待来要求自己，所以我们从事的一些项目都具有全局性意义。
　　记　者：研究院有没有承担过一些国家级的项目？
　　王学典：有。我举几个例子，一是许嘉璐先生牵头承担了一个项目，叫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个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每年都有基金资助。现在这个项目正在儒学高等研究院开展，目的是想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的文化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经济相结合，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
　　我们另外一个项目是“《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点校”。《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是中国文化典籍的两大骨干。之前已经通过国家的力量，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的点校本。相反地，《十三经注疏》这样的中国文化典籍的另一大骨干没有任何人进行整理，因此我们儒学高等研究院就设立了这样一个项目，预备先进行汇校工作，再进行点校工作，最后出版一部与《二十四史》相匹配的，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水平的权威定本，这样一个项目的设立对文化建设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另外我们还设立了一个项目，叫做“集部儒家文献萃编”。儒家文献不光在经部，也不光在其他部，事实上在集部当中有大量的儒家文献，而这部分文献迄今为止未经任何人加以整理。比方说，我们目前所能查到的清代文集有接近一万种，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儒家单篇文献，我们现在的工作是把这些单篇文献选择出来，汇集成册，进行点校，供学者们使用。这个项目在学者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学界认为我们在做一个沙里淘金、煮海为盐的工作。
　　还有一个项目是“史部儒家文献汇编”。中国的《二十四史》，基本上全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编纂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当中，都包含着许多关于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这些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事实上都是从儒家的观念出发的。把这些评论汇集起来，对人们认识以往的中国社会是怎么被塑造的具有巨大的作用。这项工作前人做过，但我们认为做得不是很好。我们还承担了另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叫《子海》，就是把所有的子部文献，像《管子》、《孙子》、《老子》、《庄子》、《墨子》都重新整理一遍。
　　我列举的这些项目事实上是要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中国传统文献中的儒家文献进行全面的清理工作，这些工作都在有序推进。我们这些项目全部都是以十年为期，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把有关儒家的主要文献作一个全盘的的清理，这就是我们目前做的工作。
　　全盘西化固不可取 全盘国学化也不可取
　　记　者：对于近年来全国各高校的“国学热”，您是怎么看的？这表明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
　　王学典：的确，在目前中国的高校，包括许多地方的社科院系统，都争先恐后成立国学研究机构。这种局面好象显得非常热闹，但是这种热闹是很局部的，在社会上的反响并没有像媒体上的反映一样，引起足够多的重视。我个人感觉，这种局面的出现事实上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主体性觉醒的一个标志，我们终于认识到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专门的人员去研究，这和全盘西化之下的状况有非常大的不同。另外，大家在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时候，至少不排除有部分人有一种托古改制的想法，想用古代的智慧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指导。另外我也有一种担忧：全盘西化固然不可取，全盘国学化也同样有问题。当前的文化趋势在向哪个方向发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有待观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记　者：通常认为，“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您认为这一思想对于我党的建设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王学典：我个人感觉中国古代讲究“内圣外王”，是儒家对知识阶层的教养、人格修养方面的理论要求，它认为既要能够修身、齐家，同时又能够治国、平天下；既要有人格操守，同时又有办事的能力，这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较高要求。你不能是书呆子，需要你读书的时候，可以修身养性；需要你出马的时候，要能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期待。这种期待的实质是君子人格的养成，《孟子》当中对这种君子人格已经作了很好的概括，就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我感到这样一种人格操守对党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志，按照中国古代的要求，首先应该是个君子，首先成为尧舜，成为道德的表率，然后再去治国平天下，我觉得这样一种人人都成为君子的要求，人人都不能同流合污的要求，对领导干部来讲已经是一种比较低的要求。如果具有更高的境界，你应当造福百姓。但是从最低要求来讲，你最起码不能变成污泥浊水。我觉得这种资源对当前党的建设，特别是目前正在开展的新的全党教育运动，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向传统文化靠拢、吸取传统文化的资源，从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文革”期间被中断了，近二十年来我们又重新在这个方面作了努力，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
　　文化攸关大国兴衰
　　记　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您认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意义何在？
　　王学典：我感觉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重要，我觉得这种力虽然是无形的力，但它是一种攸关兴亡的力，换句话说是一种文化感召力，这种感召力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这个字眼不光是版图的概念，更是一种文物制度的概念。我们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感化，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事实上是文化的联系。只要接受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事实上就不再是少数民族，而和汉族是一体的。相反，你即使是汉族，你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不接受中国的文化，那么你也是外族。这样一种以文化来划界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兴衰昭示了一个规律：有没有文化纽带攸关一个大国的兴衰。在世界历史上，像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都存在一个现象——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些帝国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当它们来的时候好像潮水一般，横跨欧亚大陆，当它们消失的时候也无影无踪。相反地，在历史上，中华帝国历两千年而不倒。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突然消失，从目前来看，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也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文化纽带。而中华帝国长期被维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儒学。它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陷入分裂，可以陷入瓦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重新集聚起来了，它又重新站起来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非常重要的无形的力量，而从目前来讲，我们还没给予足够的估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儒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积极意义
　　记　者：您提出我们要致力于儒家价值观的凝炼及其现代转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那么，您认为儒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何积极意义？
　　王学典：中国梦当然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人民的幸福，我觉得这几点和儒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儒学有它一大套的规范和理论，但就其核心而言，有几点经过现代转化，依然构成我们当前思想建设的重要资源。比如儒学特别强调“大一统”的观念，孔子强调，中国应该“定于一”，应该是一个一统的局面，这个局面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仍然具有高度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需要经过现代转化、提炼，变成今天的爱国主义，中间还有一系列的环节需要进行过滤，因为其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另一个需要转化需要过滤的东西就是“中庸”、“和谐”的概念。从孔子到孟子，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中庸，强调和谐，不主张通过斗争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观念对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当前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段时间特别强调GDP，并没有对社会建设投入足够的精力。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儒家这套中庸的观念、和谐的理念对于当前的社会建设，对于重新整合出现某种分散现象的社会，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我特别感到担忧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一种暴力化的倾向。中庸的观念、和谐的观念强调不偏激，不走极端，不用极端的措施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对整合社会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儒学当中还有一些观念也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比如我们过去讲“三纲五常”。“三纲”毫无疑问是糟粕，——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强调制度上的人格不平等，应该抛弃；但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伦，我觉得基本上具有正面的价值，它仍然是构建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伦底线。对朋友不能不讲“信”，做生意也不能不讲“信”，像这些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作为构成我们当前社会核心价值的来源之一，是需要继承的。另外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和《圣经》当中的某些观念是不谋而合的，也写在联合国的墙壁上，被称为“黄金律”。东西方在观念上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说明中华民族，特别是儒学经典典籍中蕴藏着一些世人都应该遵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应该正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映了中国的儒家在潜意识里有一个观念：人性是相通的，当你由己度人的时候，就会想到勿施于人，这一点是大家彼此沟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观念经过改造和转化之后，可以作为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团体与团体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的一个基本准则。我个人认为，儒家的一些义理经过现代转化之后，可以构成我们当前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核心价值建设的重要来源。
　　学界儒学要走汉宋并重的道路
　　民间儒学要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记　者：我们今后应该在哪些方面推进儒学的当代发展？
　　王学典：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一是从学界儒学而言，我感觉应该走汉宋并重的道路。当前的主流儒学界重宋学发展。宋明理学讲究道德、讲究心性，这个学派过度发展，相反地，“五经”不受到重视。宋明理学特别注重“四书”——《中庸》、《孟子》、《大学》、《论语》，不太重视“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所以儒学高等研究院组建之后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汉宋并重”或是“汉宋兼重”，既重宋学，又重汉学，在当前特别要强调注重汉学的作用。儒学高等研究院之所以把《十三经注疏》作为一个重要项目来向前推进，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注重五经。我们过于注重四书，不重视五经，这是从学界而言的。
　　二是从民间儒学而言，儒学应该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大众。它和当前的社会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当前我们应该开展一个礼仪之邦的重建运动。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在中国古代，大家都是彬彬君子，出门很讲究礼仪。而现在的社会有野蛮化的倾向，这是我感到比较担忧的问题。礼仪之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人都应该有教养。现在的人缺乏教养，有知识无教养是当前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一个通病。大家学到了满腹知识，但在处事上没有教养，而中国的儒学强调的是即使不识一个字，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即使满腹知识，但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就不是儒家所要求的那个人，也不是礼仪之邦所构建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重建礼仪之邦，重建礼仪之邦从山东开始，山东从曲阜开始。
　　因此，学界儒学应该走一条路，民间儒学应该走另一条路。落实到实践层面上，应该提出重建礼仪之邦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现在正在对礼仪之邦重建的细节进行设计，在必要的时候会提出方案。礼仪之邦的重建也是从属于当前社会整合的一个重大措施，它的重要意义和实质就在于提升中国人的教养。
　　将山东曲阜打造成文化圣地
　　记　者：您刚才提到重建礼仪之邦，要从山东曲阜开始，我想问一下您的具体构想是怎样的？
　　王学典：前一阶段，我们儒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教授提出了一个规划，要在曲阜设立文化特区。我们在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毫无疑问对近三十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起到了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它是改革开放的样板。同样地，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打造一个文化特区，我们一个教授就在山东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山东曲阜文化特区的要求。这个曲阜文化特区的要求就是想把曲阜打造成为中国文化的圣地，打造成麦加那样的圣地，能让世界各地对儒学感兴趣、信仰儒学的人到中国来朝圣和瞻仰。当然目前也有人来参观，但只是参观而已，认为和自己无关，构不成自己的信仰，构不成自己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提出建立文化特区的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中国的麦加，供世界各地的人前来瞻仰。
　　从社会建设上来说，文化特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圣地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么圣地当中的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用礼仪之邦的建设来落实文化特区这个概念，来展开文化特区这个概念，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中国有一部《礼记》，对人的一举一动都有规范，当然那些规范有些应该抛弃，但是其中和教养有关的一些举动，毫无疑问应该保留，应该弘扬，应该作为规范固定下来。要全盘展开一个“礼仪中国”的重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工程。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样，怎么让人信服只要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好？我们建一个经济特区，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样，到深圳来看一看。那么未来的中国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造就一个彬彬有礼，大家都很有教养的社会？就可以以山东曲阜为示范。我感觉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事。
　　推进儒学研究是世界文化秩序重建的要求
　　记　者：您刚才谈到儒学当代的发展，您能否谈一下儒学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王学典：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都面临着重构。与世界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重构同步，世界文化秩序也面临着重构。儒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许多中国人研究儒学是当作一个事业，另一部分人把它当作一个职业，但我接触到的一些来我们这里交流的外国人，他们是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他们认为这种信仰和他们的上帝具有平起平坐的价值。这透露了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的儒学仍然具有信仰的意义，对世界而言，它是世界其他国家不能蔑视的一员。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讲，能和西方文化并行发展，并能展开深度对话的只有儒学，佛教不行，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佛教在制度层面强调无父无君，达不到较高的要求，能够用来治国平天下的是儒学。在这一方面，世界的目光重新聚焦于孔子，这意味着一种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
　　儒学能够从哪些方面补充西方文化呢？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一是儒学特别强调德性伦理，特别强调自身的修养，这一点和西方文化不一样，西方文化强调一种规范文明，是外在的规范，靠制度，而中国的文化更多地是靠内心的提升，人人都是君子。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六亿神州尽舜尧”，他希望造成一种人人都是舜、都是尧，人人都是君子的局面，而这种君子是通过自我修炼、自我修养来完成的，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所以说，西方文化是一种规范伦理，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伦理，是自我约束，是自律，是慎独，然后久而久之，下意识状态你就会形成一种君子人格，不需要外在的驱赶就能够在社会上站住脚。所以儒家的德性伦理能够对西方的规范伦理形成补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儒家特别强调角色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有君的模样，臣要有臣的模样，做父亲有做父亲的要求，做儿子有做儿子的要求，这就是儒家的角色伦理。儒家的角色伦理对西方的个性主义，我行我素，特别是个性至上有一种校正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不能忽视。我刚才说的礼仪之邦跟这个密切相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处在什么样的角色上，对你就有相应的伦理要求，必须完成这个伦理要求，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工作。我觉得中国的角色伦理对于西方个性至上的观念有某种纠偏作用。
　　另外，中国的儒学，特别是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天人合一，特别强调“民胞物与”，这样一种观念对于校正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样一种环境伦理学也具有重大的作用。所以儒学在许多其他方面既可以与西方文化展开深度对话，同时又能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大家要平等、对话、趋同，寻找一个共同的局面。所以我个人对世界文化未来的局面持一种乐观态度，我认为它会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这样一种局面会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愉快地生活，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愉快地生活。你不能心存蔑视，你也不能傲慢和自负，在一定情况之下，这两种文化可以并行发展。
　　记　者：好的，再次感谢王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愿儒学高等研究院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学典：谢谢！也祝愿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够越办越兴旺！
　　记　者：谢谢各位网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吕家佐 摄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宗敏）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条
查看全部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网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C)
by . all rights reserved重建儒学现代学科地位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文化信息-资讯-孔孟之乡
&|&&|&&|&&|&&|&&|&&|&&|&&|&&|&&|&&|&&|&&|&&|&&|&
频道导航：
您现在的位置：&&>>&&>>&&>>&正文
重建儒学现代学科地位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关键字：儒学,教育,中华文化
作者：&&&&新闻来源：&&&&点击数：402&&&&更新时间：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今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剧，我国思想文化一直都面临着来自外界及自身的不断冲击和挑战。在这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并不算长的两个左右世纪里，伴随着国运的兴衰变革，国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先后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的曲折路程。在这场思想文化的争鸣中，即便遭遇最低潮、最冰点的时期，依然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不绝于耳――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决不能消亡！而今，这个声音、这个主张正逐渐壮大。尤其在中国经济和物质文明建设获得重大突破的当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正日益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成为每个文化工作者所强调和力倡的内容。然而，我们要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关键在于什么？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自我否认和自我遗忘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充实自觉与自信？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自身的文化类型和形态，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加强中华文化的主干地位，在学理和学科上发展和巩固自身的文化学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有着5000余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其包容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如果要以简练的语言来描述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以儒学和诸子百家（包括释、道）互补为结构，兼融各民族（甚至周边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的庞大体系。这个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庞大文化体系自来就是所有中国人所引以为傲的精神家园。然而，若一定要在这个庞大体系中确定一个核心主干，不容置疑，它将是儒学。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儒学本身也在这种影响中接受影响，不断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足的经典体系、博大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文献积淀和成熟的教育体制，以及实实在在的学科和思想文化体系。从而，研究和重构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就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重建儒学的现代学科地位，就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从经典上看，儒家有所谓《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组合提法。《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继承中国上古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典籍整理而成的经典教材，这些经典上记往古历史文化，下启后世思想智慧，它们既是此前历史的记录，也是此后新知的启蒙。老子云：“《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庄子》也称之为“世传旧法之史”，《六经》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亦即唐、虞、夏、商、周等历史文化，是《六经》者述古之“史”也。《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和阐释后，又成为历史教科书，《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道志者，文学是也；道事者，历史是也；道行者，规范是也；道和者，美育是也；道阴阳者，哲学是也；道名分者，政治学是也――《六经》综合反映了上古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内容，是《六经》者，又训世之“经”也。汉代儒者只传《易》、《书》、《诗》、《礼》、《春秋》，谓之“五经”；东汉盛行“七经”，在五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及到唐代，又将《易》、《书》、《诗》与《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周易》、《仪礼》、《礼记》合称“九经”。五代后蜀政权在成都刊刻“蜀石经”，在“九经”之外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称“十三经”。宋儒又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析出，与《论语》、《孟子》一道并称《四书》。中华5000年文明史，以《六经》为主体的儒家经典恰恰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中华前此2500年历史因之以讲明，后此2500年智慧得之以点燃。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者，诚然。
　　从学术上看，儒学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集哲学、政治、思想、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他学术文化观念于一体，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天人合一”的命题，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观。“过犹不及”、“中正”、“中庸”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中国人高超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国人作“新民”、立“新德”的指道思想。追求和平、讲究秩序的理论，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社会、实现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载舟覆舟”的君民关系论和“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成了历代志士仁人反对专制集权、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士人、君子、圣人”和“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构成了中国人终身向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国人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无尚法宝。这一切的一切，都经儒家的提倡、推广，逐渐触入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撑着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繁衍，创造和丰富着自己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至今犹闪烁出熠熠光辉。
　　从实践上看，儒学具有孝悌忠信的道德伦理、恭宽信敏的处世哲学和仁政德治的政治理念。儒学尤其是一门修身之学、实践之学，伦理道德学说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和灵魂。儒家重视教化即思想教育，注重个性修养和道德情操培养，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天下为己任”，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它虽然上究“天人”之际，下探“心性”之微，形上无象，玄之又玄，但在讲究“博学”、“慎思”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笃行”。它的“仁”便是要“爱人”，“义”便是要行而得宜，“礼”本身就是行为规范，“智”便是要知晓“仁义”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成功地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国家的治理安定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与知耻自觉的自律机制更好地相辅相成。儒学以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个体修养与群体利益结合、道德修养与政治事业结合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道德”、“民胞物与”、“孝亲敬老”、“崇德尊贤”、“诚实忠信”、“见义勇为”、“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优秀品德，这是她有别于宗教神学的根本之处，也是其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至今仍有其旺盛生命的魅力所在。
　　从文化成果上看，儒学具有庞大丰富的文献载体。儒家是以经典教育为本位、文献创造为特色的学派，儒家在历史上产生的学术文献数以万计。自孔子修订《六经》而后有儒家文献；自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而后有儒家知识群体“弟子三千”；自《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观后，形成了儒者以“著书立说”来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放眼世界，传世的古典文献以中国为多；而考诸中华，传世古文献中又以儒家最盛。这些数量庞大的儒学文献，遍布经、史、子、集，内容包括儒家经典的注解和疏证，儒家诸子智慧的发挥和更新，儒学历史的记录和考订，以及儒家文化的推广和弘扬。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是智慧的记录，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干。加强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是认识中华古老文化的主要途径。
　　从信仰上看，儒学具有多元一体的信仰体系。班固说：“儒家者流……助人君顺明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助人君”是其政治功能，“顺阴阳”是其宇宙功能，“明教化”是其社会功能，“六经”是其经典体系，“仁义”是其理论核心，而尧、舜、文、武、仲尼的圣贤信仰，亦是其立教的道统体系。儒家正是以本民族的圣君贤士作为楷模，以尊天命、顺阴阳为其哲学依据和宗教情怀，以《六经》为之教典依据，以“仁义”为其理论基础的学术流派，这一整套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指导和引领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和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也是中华学人慧命永存、日新其德的精神家园。
　　从教育上看，儒学具有成功的教育经验。孔子是中华民族的“至圣先师”，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职业教师，具有“性近习远”、“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激励”等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他有弟子三千，达徒七十二，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后世儒者如子夏、子思、孟子、荀子之徙，读其书，继其志，游说四方，传道授业，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学说，也积累和丰富了儒家教育经验。西汉汉文翁在成都设石室传授儒家《七经》，首开郡国立学传播儒学先例；汉武帝开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并在全国推广文翁经验，大兴郡国之学；还在全国举明经秀才，儒学于是成为全国教育的主体内容，也成为量士衡才的终极指标。后之继起者，无论是后汉三国，或是两晋南北朝，或是唐宋元明清，都毫无例外。历代王朝，继承和发展西汉以太学（或国学）、郡国府学传播儒学的教育设施，还创造和更新了以明经或科举选拔人才的选人制度，积累了丰富的教育、考试和选材经验。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众多的优秀人才，也启迪和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产生。
　　儒学的这些丰富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和积极影响，儒家经典是中华学人述古知新的知识源泉，儒家思想是中华学人的精神家园，儒家文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儒家伦理是中华志士修身齐家的理想模式，儒家教育理论和实践也是中国人造就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成功经验。儒学在历史上作为天字第一号的学术，是维系“大一统”局面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广泛的文化认同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它的陶冶下，曾经造就了大批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为人类历史文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精神财富。在儒学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也曾出现过“大汉文明”、“大唐文明”、“大宋文化”等一个又一个太平盛世和文化高峰，在历史上多次担当起世界文化中心的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具有主导作用的儒家学说自然功不可没。
　　历史降至19世纪末，中国儒学一枝独秀的历史瞬间成为明日黄花，孔庙被拆、书院转型，尤其是民国初年全盘吸收西方学制，将儒家经学从教学计划中取消，从此在中国教育界再没有儒家的地位。中国儒学被虚化、被肢解、甚至被遗忘，“中国儒学”在自己的国度顿时成为游魂孤魄，无处庇身、寄托！现行的所有学科设置、图书分类和项目管理体系，均不见中国儒学的身影！
　　自兹往后，百余年间，在普遍的疑占批儒风潮之下，曾经是考古知新的儒家经典被疑为非伪即残的零篇断简；曾经是精神家园的儒家思想被批驳成腐朽落后的罪因祸源；曾经是修身齐家良言的儒家伦理被诬蔑为愚忠愚孝的害瘤毒草；曾经记载了中华数千年思想文化成果的儒家文献也被斥为封建落后的故纸残书；曾经是淑世济人的儒家教育经验也被不加判断地盲目抛弃和清除！在文化教育领域，甚至发展到唯西是信、唯西是崇的地步，对西方舶来品，曾经几乎完全不加辨e地模仿吸纳。一时间，消极与积极、宗教与迷信，沉渣泛起、谬种流传，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和价值观充斥神州大地；重功利而轻操守，重技术而轻文化，更是泛滥教育领域。这样做的结果，虽对中国人接受新事物、传播新思想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导致中华民族信守了2000余年的核心价值观念大厦顷刻隳堕，中华民族固有精神家园随之破裂失守。连续近百余年历史里，中华传统遭到亘古未有的破坏，儒家学说也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此实思想学术的剧变，也属儒家文化的浩劫。在儒学诞生、流传并主导了两千余年的国度里，诸如“儒学在哪里”、“儒学为何物”、“儒学到底有何价值”、“儒学研究从何着手”、“儒学人才如何培养”之类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此时却竟也成了十分棘手、不得不加紧进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实际上，这不仅是文化遗忘、传统失落的后遗症，更是精神空虚、思想混乱的恶果。
　　可喜的是，当一些短视之人尚迷失于一味追求GDP简单拉升的歧途之中时，党和政府已清楚认识并指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这种“富而不知礼，贵而不幸福”的现实，再次提醒全国人民：“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终于梦醒，国人终于自觉，这是好事，也是大事！
　　在物质文明建设获得初步成功，而民族文化的建设、民族自信的树立仍然任重而道远的当下，党和国家适时提出了“加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的号召，这无疑是斯民之幸，斯文之幸！
　　然而自觉从何始，自信从何来？鄙意以为，自觉应从认识自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开始，自信当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来。我们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辉煌文化，研究好中国的历史文化，提炼其优秀的合理内核，就是增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如果说“学在学府，用在官府，行在士民，化成天下”的话，作为在高等学校执行教书育人功能的我等学者文人，正应当将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儒家学说加以深入研究和总结，加强儒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弘扬和人才培养，使儒学重回淑世济人的领域。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重建儒家经典的阐释体系、重构儒家的精神家园、重倡儒家的实践伦理、精研儒家的文献典籍、重温儒家的教化理论，使当代中国大学生在经典上、思想上、伦理上、文献上、教育上，重新得到儒家的关怀和陶冶，同时也促进儒学的现代更新和转化，以适应变化发展了的当代社会。
　　以上浅见，定有不妥之处，希请达人批评指正。
　　本文原载《国际儒学研究》2013年第21辑，第7-13页。
　　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　
新闻录入：孔孟之乡&&&&责任编辑：孔孟之乡&&&&&&&&&&&★★★
【】【】【】【】【】
上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
相关的文章： &&&&&&
&&网友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我要评论：
最 新 热 点
最 新 推 荐
相 关 文 章
主办： 版权所有： 孔孟之乡法律顾问： 李芳律师孔孟之乡网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