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特别企划】|王春晓 朱虹 夏少昂|代青年的地位恐慌与奢侈品消费 2017年第5期
摘要:在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本研究探讨了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及其消费影响。基于在全国范围内岁青年群体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地位恐慌在青年人群中普遍存在，且随人口统计变量呈现差异化，具体而言，年龄分布上以20~29岁群体的地位恐慌程度最高;在不同家庭收入中地位恐慌程度主要呈现U形趋势，以21万~50万家庭年收入群体为最低;而性别及教育程度的差异均不显著。研究同时表明，地位恐慌会直接影响青年群体奢侈品消费意愿，验证了消费认同理论的观点。
关键词:青年群体;地位恐慌;奢侈品消费;消费认同
阿兰·德波顿提出，“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地位(身份)的焦虑”[1]。事实上，地位焦虑和恐慌可能正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社会现象。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在某一社会群体中所取得的特定位置”[2]，获取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人类动机的目标之一。当人们普遍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感到不满或不确定，而试图提高社会地位时，可能产生心理和行为冲突并体验到焦虑不安，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2012)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地位恐慌[3]。当前中国青年群体中是否存在地位恐慌现象?如果存在，那地位恐慌又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
研究表明，当前青年群体可能面临着普遍的地位恐慌。朱虹指出，中国的社会流动几乎席卷所有社会成员，人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急剧的变动[4];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将使社会焦虑和地位恐慌等心理状态在社会成员当中迅速蔓延[5]。雷开春则直接提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低效能评估”等因素引发了青年白领普遍的社会地位焦虑和恐慌[6]。
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对他们生活最直观的影响是可能引发他们对奢侈品消费的偏好。当前中国青年存在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比如2014年中国人买走全球将近一半的奢侈品;相比欧美国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平均年轻10岁[7]，其中以平均年龄30岁的青年群体的比重较大。米尔斯提出，人们为了减轻或消除“地位恐慌”，将倾向于借助于奢侈或炫耀消费，期望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炫耀性展示，来确证或提高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样依据消费认同理论，在消费时代，人们用消费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构建社会区隔”[8];奢侈品作为具有高符号价值的产品，能体现身份地位[9]，强化和巩固消费者自我概念，成为缓解认同危机、获取社会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10]。因此，遭遇地位恐慌的青年们会竭尽全力使自己免受认同威胁[11]，越倾向于奢侈品消费以获取社会认同。
总体而言，地位恐慌理论自米尔斯提出之后，就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关注，并应用到对女性群体、打工者群体等群体中的研究中，然而针对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现象的研究还有所不足。同时，在相关研究中，地位恐慌正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尚缺乏清晰的界定，在有关地位恐慌的经验研究中，各研究者对这一构念的理解也并不统一，也并未形成操作性定义。此外，这些研究多从宏观的角度展开，且停留在对现象的理论描述层面，极少展开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地位恐慌对中国人奢侈品消费购买意愿的影响》给出的地位恐慌定义，指“个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确定或不满，而试图切实或虚假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时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冲突以及焦虑不安体验”[12]，希望立足于个体感受的微观视角，在对地位恐慌操作化定义的基础上，采取实证方式探究中国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状态，了解地位恐慌在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上的表现，并探索地位恐慌对青年群体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1.地位恐慌的社会原因—急剧的社会流动
依据米尔斯的地位恐慌观点，地位恐慌来源于特定的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极度不稳定并含糊不清的社会里，是否能获取地位，地位是否能被承认常常受到干扰，人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因而常常处于地位恐慌之中”。而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以及波及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流动，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课题表明，当代中国经历了至少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在这些社会结构大流动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巨变，收入、声望和权力等社会资源不断被重组，中国的社会流动几乎席卷所有社会成员，人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急剧的变动—“当代中国人生命历程中遭遇的身份变迁之跌宕起伏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社会流动现象”[13]。在社会流动弱的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由先赋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的变动较为困难，个体往往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明确的认知，不易产生焦虑和恐慌;而在社会流动强的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存在更多的能动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个体更容易产生地位恐慌，而无关乎其社会地位高低。总体而言，低地位群体在评估现有地位时，往往容易产生社会认同威胁;而高地位群体面对地位的可能变化时，也会面临社会认同威胁[14]。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将产生社会焦虑迅速蔓延，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将在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在身份地位转化及确立的过程中极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进而形成地位恐慌的现象。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当前急剧的社会流动构成了地位恐慌的重要社会条件。
2.地位恐慌的直接原因—社会地位认同危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存在认同威胁/认同危机现象[15]，当人们无法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认同时，人们就会面临社会地位认同危机，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往往无所适从;且不论客观地位高低如何，只要当人们对群体的评估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时，人们也会趋向于产生社会认同威胁，从而引发地位恐慌感。
当前，社会地位认同的模糊和偏低等认同危机现象在中国社会较为普遍。一方面，我国居民无论在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均表现为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偏低的现象，且有下降的趋势[16]。这是由于当前急剧的社会流动，属于不够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成员平均的社会地位认同会被降低，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才会对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产生积极影响[17]。而“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低效能评估”则直接引发了青年白领的社会焦虑。另一方面，居民地位认同依然比较模糊[18]。个体的社会地位存在多元化标准(包括收入、教育程度、权力等多种因素)，这些社会地位标准之间互相交错，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当地位一致性高时，个体往往对自己所处地位有明确的认知，不易产生地位认同危机;而当地位一致性较低的时候，个体对地位分层的确定性不足，从而对自己的地位产生模糊和不确定的感觉，进而引发地位恐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也指出，当前城市公众的主观地位认同呈现出“中间阶层认同”相对缺乏的特点。刘欣发现在社会急剧变动过程中，“丧失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或者未获得充分的改革新利益”均会影响到人们的地位认知[19]。
3.地位恐慌的重要后果—奢侈品消费狂热
据财富品质研究院《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人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060亿美元，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相比2014年又增加了1000亿元，中国消费者已然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无可争议的最大买家。而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相比国外平均年轻10岁，中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又构成了中国奢侈品消费中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性。
地位恐慌可能是引发中国青年奢侈品消费狂热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尔斯认为，地位恐慌是奢侈性、炫耀性消费的一个重要前因，人们为了减轻或消除“地位恐慌”，一般都借助于奢侈或炫耀消费，期望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炫耀性展示，来确证或提高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保罗·福塞尔(1998)同样指出，缺少安全感的群体将充满焦虑;因而他们极为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并通过消费体现出来;通常表现为炫耀性、奢侈性消费[20]。国内研究也表明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存在影响。陈国战(2012)认为，消费社会中一些人对符号化商品的饥渴，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是紧密相连的[21]。魏红珊(2005)提出，中国人普遍受到多种认同危机，他们将炫耀消费作为建立身份表达、获取认同的诸多路径之一[22]。
依据消费认同理论，消费可以作为缓解认同威胁、获取认同的手段。在消费时代，人们用消费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构建社会区隔。消费在现代社会中已被证明是个人进行认同以及社会阶层区分的一种手段[23]。地位恐慌作为社会认同威胁的产物，地位恐慌的人们会竭尽全力使自己免受认同威胁，将促使人们寻求手段加以缓解，并获取社会认同。奢侈品能传递声誉，还能体现身份地位，为消费者获取社会认同，因而奢侈品消费成为一种获取认同的便捷手段，为地位恐慌者所偏好和采用。朱虹提出，人们的奢侈消费隐含着消解地位恐慌和获得社会认同的目的。寻求地位标志的愿望越发强烈，消费者就越倾向于奢侈品消费。因而地位恐慌对个体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表现为对奢侈品的偏好和追求。
三、研究设计
为了了解中国当前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状态，探索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的影响，开展本次调查。
1.调查问卷设计
问卷测试了消费者对奢侈品的购买意愿。购买意愿，是指“消费者对购买某种产品的可能性或概率的主观判断”[24]，而购买意愿是预测消费者是否会产生购买行为的重要指标[25]。奢侈品购买意愿即意味着消费者主观判断对奢侈品购买的可能性。在本研究中，采用奢侈品购买意愿来测量消费者的奢侈消费意愿，对消费者的奢侈消费行为研究具有较好的预测性。奢侈品购买意愿的量表借鉴Goldsmith等的购买意愿测量题项[26]，从偏好、购买的可能性和购买意愿等4个指标来测量购买意向量表，具体包括“我很可能会购买该产品”“我非常渴望购买该产品”等4个题项(1~7)，分值越高，表示奢侈品的购买意愿越高。
第三部分调查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本研究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地位恐慌对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对地位恐慌的定义，即地位恐慌是“个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确定或不满，而试图切实或虚假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时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冲突以及焦虑不安体验”，并采用其首次开发的地位恐慌量表。该量表遵循了规范的编制过程，确保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包括“我应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我感觉我的地位总是受到威胁”等13个题项(1~7)。分值越高，表示地位恐慌程度越高。
最后一部分了解被调查者的背景资料，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具体来说，性别分为2组，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2。年龄分为3组，18~19岁赋值为1，20~29岁赋值为2，30~39岁赋值为3。教育程度分为4组，高中及以下赋值为1，大专赋值为2，本科赋值为3，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4。家庭年收入分为6组，5万及以下赋值为1，6万~10万赋值为2，11万~20万赋值为3，21万~50万赋值为4，51万~100万赋值5，101万及以上赋值为6。
2.样本情况
目前对“青年”年龄的界定标准并不统一。2013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规定44岁以下为青年人[27]。中国社会对“青年”界定，一般指18岁以上，40岁以下。结合本研究情况，本研究将39岁及以下群体界定为青年，重点关注18~39岁青年群体。
本研究的目标是希望能了解中国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及对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因此样本的选择希望能覆盖到全国多个省份。综合考虑之后，采用问卷星等网络调研平台的网络样本库(问卷星的网络样本库包括超过260万的多元化样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数据收集，以获取更具广泛代表性的样本。据心理学及营销学等领域的研究证实，通过MTurk等网络样本库开展调查能快速、经济、方便地获取高质量数据[28]，至少与传统方法同等可靠[29]。为了增强网络问卷回收的有效率，在问卷中增加筛选题项作为后期筛选标准。
共回收问卷1770份，依据筛选标准(筛选标准:1排除不完整问卷;2排除规律答题问卷，如多个连续问项均为同一数值等形式;3按照筛选题进行筛选)进行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302份，有效率为73.56%。最终样本覆盖了全国18个省份，包括了北上广以及浙江等沿海较为发达的省市区，也包括了山西、陕西、四川等中西部省份，但总体来看，样本地理分布比较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依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样本分布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性别分布:男性532人(40.9%)，女性770人(59.1%)，性别构成比较均衡;
(2)年龄分布:19岁及以下21人(1.6%)，20~29岁543人(41.7%);30~39岁738人(56.7%)。总的来看，受调研平台影响19岁及以下群体的样本较少，然而考虑到研究主题，20~39岁正是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比较符合样本要求;
(3)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82人(6.3%)，大专224人(17.2%)，本科849人(65.2%)，研究生及以上147人(11.3%)，教育程度以高学历者为主;
(4)家庭年收入:5万以下124人(9.5%)，6万~10万396人(30.4%)，11万~20万448人(34.4%)，21万~50万261人(20.0%)，51万~100万63人(4.8%)，101万及以上10人(0.8%)，收入构成以中等收入为主，虽然高收入群体样本较少，但也比较符合我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情况。
四、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调查结果分析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于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可以采取程序控制和统计控制两种途径实现。本研究采用统计控制中最常用方法的Harman的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在未进行旋转的情况下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28.83%，并未占到大多数，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符合研究的要求。
2.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涉及的测量量表多借鉴自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经过实证验证其具有较高的效度，具有较高的效度。奢侈品购买意愿的Cronbachα值为0.88，地位恐慌量表的信度Cronbachα值为0.85。通常，Cronbachα值&0.70时，说明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因此奢侈品购买意愿以及地位恐慌量表的信度很高，具有较高的适切性和可靠性。
3.相关分析
表1给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数据显示，年龄与地位恐慌负相关(r=-0.13，p&0.01)、家庭收入与地位恐慌负相关(r=-0.10，p&0.01);地位恐慌与奢侈消费意愿正相关(r=0.18，p&0.01)。同时注意到，年龄与家庭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r=0.26，p&0.01);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r=0.38，p&0.01)，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呈现上升的趋势，与社会常规印象一致。相关分析的结果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基础。
4.地位恐慌在不同人口统计上的表现
通过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地位恐慌倾向，以及通过方差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下的地位恐慌变异程度，可以更好地描绘中国青年的地位恐慌现状。统计结果显示，地位恐慌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M=4.42，SD=0.82，高于中点4)，且在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上呈现差异化趋势。具体表现如下:
(1)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地位恐慌程度差异不显著
对性别开展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验，p=0.46&0.05)，结果如表2所示，从数据来看，不论男女均具有较高的地位恐慌感，而且两者差异不显著(M男=4.46，SD=0.84，M女=4.39，SD=0.81，t(，p=0.14&0.05)。由表3(M1)同样显示，在控制了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等人口统计因素的条件下，性别对地位恐慌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与社会常规印象并不一致。在社会常规印象中，男性通常被赋予更高的成就期望，而地位是成就的展现，男性通常会具有更高的地位寻求愿望，并更易产生地位恐慌。而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地位恐慌方面与男性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当代青年女性同样具有较高的成就期望，同样有较高的地位寻求愿望，因而也容易产生地位恐慌;可能的原因之二，女性对于地位的变动或感受更为敏感，虽然地位寻求意愿较低，但是地位的轻微变动也能引发更高的地位恐慌。具体是何原因有待于其他研究进一步探索。
(2)不同年龄个体的地位恐慌程度差异显著
从表2对年龄的方差分析可知(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验，p=0.08&0.05)，不同年龄个体之间的地位恐慌程度差异显著[F(2，，p=0.00&0.01]。采用Scheffe法进行事后两两比较，结果显示，20~29岁与19岁及以下以及30~39岁群体之间的差异均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含0);但30~39岁与19岁及以下个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95%置信区间包含0，p=0.36&0.05)。由表3(M1)显示，在控制了性别、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等人口统计因素的条件下，年龄对地位恐慌的影响显著(β=-0.17，p&0.01)。
结合具体数据来看，以20~29岁群体地位恐慌程度最高(M=4.57，SD=0.76)，其次为30~39岁群体(M=4.31，SD=0.84)，19岁及以下群体的地位恐慌则相对较低(M=4.05，SD=1.03)。在本研究中19岁及以下群体的样本数量较少，代表性略有不足。然而考虑到网络样本库中的该年龄群体多在求学阶段，对社会地位通常不太关注，地位恐慌程度较低应该是符合社会实际的。结合中国具体情况，20~29岁是学生们毕业进入工作的前几年，属于“社会自我塑造期”，地位变动较大且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改变可能性，从而可能引发更高的地位恐慌感;30~39岁群体尽管同样对社会地位有所追求，但由于通常掌握更多资源，对社会地位的变动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对社会地位的变动有更多的掌控力，社会地位的变动通常不那么剧烈而是稳步发展的，因而其地位恐慌感虽然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平，但相对20~29岁群体有所缓和。
(3)不同教育程度个体的地位恐慌差异不显著
由表2中对教育水平的方差分析(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验，p=0.10&0.05)可知，不同教育水平个体之间的地位恐慌程度的差异不显著[F(3，，p=0.79&0.10]。由表3(M1)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年收入等人口统计因素的条件下，教育程度对地位恐慌的影响不显著(β=0.03，p&0.05)。
结合具体数据来看，不同教育程度个体间的地位恐慌程度相近。这一结果与社会常规印象并不一致。在社会常规印象中，教育程度与职业、收入往往存在密切的关系，成为当前改变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对地位的提升更为关注，更易带来地位恐慌感。然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几乎不会影响地位恐慌。可能原因之一，人们对教育改变社会地位的认知有所减弱，教育并没有提高人们对社会地位改变的信心和渴望;可能原因之二，不同教育程度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目标，比如高中以下群体渴望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本科群体渴望成为企业管理者，其对地位改变的渴望并不存在差异，因而地位恐慌存在于不同教育程度群体中。
(4)不同家庭收入个体的地位恐慌程度差异显著
由表2中对家庭收入的方差分析(通过了方差齐次性检验，p=0.17&0.05)显示，不同家庭收入个体之间的地位恐慌程度存在显著区别[F(5，，p=0.00&0.01]。采用Scheffe方法进行事后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仅6万~10万与21万~50万家庭年收入群体之间差异显著(95%置信区间不包含0，p=0.00&0.05)，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由表3(M1)显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因素的条件下，家庭年收入对地位恐慌的影响显著(β=-0.06，p&0.05)。
由具体数据来看，地位恐慌程度在不同家庭收入群体中主要呈现U形趋势。低于20万收入的个体地位恐慌感较高，均值普遍高于4.40，在21万~50万家庭年收入的个体地位恐慌感最低(M=4.21，SD=0.85);但是高于一定收入之后(50万以上)，地位恐慌程度又急剧上升，均值高于4.40。可能原因在于，国人常有“小富即安”的观点，小富成为努力的目标;21万~50万家庭年收入属于大部分家庭的舒适区，低于该收入的群体因急迫地想加入该区域而恐慌;高于该收入的家庭或者因为怕失去高收入的优越感地位而恐慌，或者是因为想进入更高社会阶层难度太大而感到地位恐慌。然而由于本次调查中，高收入群体总体偏少，要得出更有信服力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探索。
5.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
为了检验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对相关因素进行层级回归。具体来说，将地位恐慌量表的13个问项中采取平均取值的方式得出地位恐慌得分，分值越高表示地位恐慌程度越高，作为自变量。将奢侈品购买意愿的4个选项平均取值作为因变量。第一步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这四个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地位恐慌加入回归方程，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模型3(M3)表示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这4个因素后，地位恐慌对奢侈品购买意愿的解释力度增加了4%，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3，p&0.01)。由此，可以推断，地位恐慌确实会提高个体奢侈品消费意愿。这一结论与消费认同理论的观点一致，即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获取认同的手段，将被用于缓解地位恐慌。地位恐慌是奢侈性、炫耀性消费的一个重要前因，这有助于去理解青年群体对奢侈品消费的狂热。
五、结论、启示与展望
1.研究结论
(1)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确实存在，不同人口统计特征间存在差异
本研究借助实证方法，对分布于中国18个省市的1302个青年样本的地位恐慌状态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大致反映中国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概貌，具体来说，不同年龄段群体的地位恐慌程度有所差异，且以20~29岁阶段为最高，其次为30~39岁群体，19岁及以下群体的地位恐慌程度相对较低;地位恐慌程度在不同家庭年收入群体中大致呈现U形趋势，即家庭年收入21万~50万的个体的地位恐慌程度最低，而高于或低于该收入的个体地位恐慌程度则急剧上升;此外，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地位恐慌的影响不显著。总体而言，中国青年群体中确实存在较高的地位恐慌感，且随着人口统计因素而有所差异。
地位恐慌理论发源于社会学，并广泛见于社会学领域对白领、女性等群体的地位恐慌现象的研究。但是由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重现象抽象和理论推演，相关研究极少开展有关地位恐慌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采取地位恐慌的操作性定义，采用地位恐慌量表开展实证研究，是对现有地位恐慌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对今后开展有关地位恐慌理论的研究提供借鉴。
(2)地位恐慌会影响奢侈消费意愿
本研究基于消费认同理论，提出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获取认同的便捷手段，成为个体缓解地位恐慌、获取认同的方式。研究通过大样本调研，表明地位恐慌与奢侈品消费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位恐慌是影响奢侈品消费的原因之一。
西方有关奢侈品消费前因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围绕着奢侈品消费动机展开，已相对成熟;国内研究开始探索面子等因素对本土奢侈品消费的影响，尚较为薄弱;也有学者提出，地位恐慌或身份焦虑与奢侈品消费存在紧密联系，然而尚未开展实证研究。本研究采取实证方式，初步探索了地位恐慌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是对现有奢侈品消费前因研究的一个补充，也有助于理解当前青年群体对奢侈品狂热追逐的社会现象。
2.研究启示
(1)正视青年群体的地位恐慌现象
研究表明，青年群体中存在较为普遍的地位恐慌现象。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地位恐慌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必然性和阶段性。不论是国内外均认为地位恐慌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客观社会背景，社会的结构化调整带来的社会地位的不确定和社会地位变动的可能性是产生地位恐慌的重要原因，地位恐慌体现为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必然性。也因此，当整个社会的调整和社会流动趋于缓和的时候，地位恐慌也将得以减弱，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从个体角度来看，地位恐慌是每个人对面对社会地位认同威胁时的主观心理感受，因而又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引导青年群体降低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有诸多体现，社会地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内容，可以鼓励青年群体培养更为强大的内心世界和更为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2)解读青年群体对奢侈品消费的狂热现象
尽管青年群体对奢侈品的狂热追逐常被人诟病，然而这一现象的发生有其客观社会背景，应在加以理解的基础上再行评论。一方面，奢侈品消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用于缓解地位恐慌、获取认同的工具手段，奢侈品消费狂热现象是伴随着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大流动而出现的，在当前社会阶段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奢侈消费与普通商品无异，都是社会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体现;伴随着地位恐慌的环境，奢侈品消费狂热阶段也将过去。另一方面，奢侈品消费存在两面性，尽管奢侈消费使人们过度消费，引发稀缺资源的浪费，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30]，并可能带来社会风气的恶化，无益于经济的增长，但同时奢侈消费对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奢侈消费对于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促进作用[31]，应对奢侈品消费现象客观评价，而不应盲目批判。
对于青年群体对奢侈品的偏好，一方面可以理解其选择，因为从消费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则可以适当引导青年群体培养更为成熟的消费观念，促成更为合理的消费行为。
3.不足与展望
回顾整个研究的过程，虽然本研究尽量力求严谨，但受制于时间、资源和个人能力，研究中仍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于今后加以进一步的探索。
(1)在样本的选取上，本研究借助了调研平台的收费样本，能实现对多省市样本的广泛收集，且该方式已被证明有效可靠，并被学科顶级期刊普遍接受，本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在调研过程中，受限于调研平台的样本库构成，19岁及以下的群体样本较少，高收入群体的样本较少，对该部分群体的分析有效性受到一定的局限，今后可以进一步加强。
(2)在本研究中，重点探讨了地位恐慌的整体效应，并未分析地位恐慌的不同类型表现。夏少昂等认为，地位恐慌可以表现为4种类型，包括:“地位期望”，是指对社会地位的期待高低，反映对现有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地位维持”，对当前自身社会地位稳固程度的认知，反映对有关社会地位的未来预期;“地位失调”，有关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旁人和自己存在差异;“地位模糊”，反映被试有关社会地位认知的确定性程度。不同特征的青年群体在地位恐慌类型的表现上可能有所差异，比如相比低收入群体的地位期望恐慌，高收入群体可能在地位维持方面更为显著，这些都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3)本研究主要论证了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后续影响，然而对其中的机制并没有展开探讨。符号消费理论认为，消费的本质在于获取符号价值，那么符号价值是否是地位恐慌对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的中间机制呢?是否还会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作用?都需要在今后继续探索。此外，地位恐慌对个体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研究表明，面子意识与个人的社会焦虑有关[32]，地位恐慌是否会激发个体更高的面子需求呢?同样值得进一步探索。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位恐慌对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意愿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浙江万里学院临港现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王春晓:浙江万里学院讲师
朱虹: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少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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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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