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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忧”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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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道觉，日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3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考入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年就读于国立浙江大学，尔后，在遗传学家谈家桢指导下获理科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赴美，于1951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即，在位于加尔维斯敦市的该校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53年被聘为助理教授。1955年，他应聘到位于休斯敦市的该校安德森医院和肿瘤研究所任实验细胞学研究室主任，副教授；1961年晋升为教授；1980年被聘为该中心第一位首席教授。
徐道觉生平
日生于浙江。1932年毕业于立一中，考入浙江大学代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年就读于国立浙江
徐道觉(右)与他的老师谈家桢
大学农学院，尔后，在遗传学家谈家桢指导下获理科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赴美，于1951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位于奥斯丁市)获哲学博士学位，随即，在位于加尔维斯敦市的该校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53年被聘为助理教授。1955年，他应聘到位于休斯敦市的该校安德森医院和肿瘤研究所（后改名为安德森癌症中心）任实验细胞学研究室（后改名为研究室）主任，副教授；1961年晋升为教授；1980年被聘为该中心第一位首席教授。[1]
徐道觉成就
徐道觉于1973-74年被选为美国细胞生物学会主席。在这之前，只有几位华人学者获得过类似的殊荣，如赵元任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吴健雄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李景均曾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1998年, 徐道觉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这是他在1948年出国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中国。
徐道觉荣誉
徐道觉一生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发表了近400篇论文，其最主要原创性贡献为：发现在人类染色体制片过程中采用低渗溶液预处理能得到分散得非常好的中期染色体（1952年）、成功地诱导染色体特定位点的断裂，是最早报告的染色体“脆性位点”（年）、创建显示组成型异染色质的方法即染色体C显带技术（1971年）、提出诱变剂敏感性与环境致癌作用相关的假说并用实验证明（1983年—1989年）、创建测量抗氧化剂效率的方法（1992年）。
日, 徐道觉病逝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 享年86岁。
徐道觉学术
徐道觉一生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1995年《美国医学遗传学杂志》刊登他长达22页的长篇自传时曾列出他发表的338篇论文和著作的题录[1]；2001年1月，他在私人通信中说他已“发表了近400篇论文”，并把他自己看重的最主要原创性贡献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 1952年发现在人类染色体制片过程中采用低渗溶液预处理能得到分散得非常好的中期染色体。
2. 年成功地诱导染色体特定位点的断裂，是最早报告的染色体“脆性位点”。
3. 1971年创建显示组成型异染色质的方法即染色体C显带技术。
4. 1983年提出诱变剂敏感性与环境致癌作用相关的假说，并于1989年用实验证明。
5. 1992年创建测量抗氧化剂效率的方法。
上述第1方面最为人熟知，通常在文献中表述为：徐道觉“偶然”发现了低渗方法。其实，在这“偶然”中却包含着非常“不偶然”的因素。请看他自己描述当年他在医学院从事组织培养时发生的奇迹。
徐道觉品德
实验室收到几份来自治疗性流产的胎儿组织样本。……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验要做，但我还是培养了一些皮肤和脾脏组织，并且把培养物固定后以苏木精染色。当时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寻找，但我想也许我能看看体外的淋巴细胞生成。当我看到在这些细胞中一些分散得非常美丽的染色体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绕着实验楼走了一圈，去了一家咖啡店，又回到实验室。那些细胞的美丽染色体还在那儿。我知道它们是真的了。我定下心来去检查更多的片子，发现这一批片子都有难以置信的漂亮的有丝分裂染色体。……我试着研究那些片子，并制备了另一些培养物想重复这一奇迹。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有丝分裂图像又回到了它正常的糟糕面貌。我重复了两次都没有成功。我开始思考，那批不同寻常的人脾脏培养物一定发生了什么“差错”，使有丝分裂细胞如此美妙。我用了约3个月的时间尝试着去改变我能想到的每一种因素：培养液的成分，培养的条件，培育的温度，秋水仙素的添加，固定的步骤，染色的方法，等等，一次只改变其中之一，还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952年4月我改变了平衡盐溶液的渗涨度。平衡盐溶液是实验室里人人在固定之前用来漂洗培养物的。当我用蒸镏水与平衡盐溶液混合以降低其渗涨度时，奇迹又重新出现了。终于能破解一个谜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我认识到我手中已握有一项有力的手段，并开始将这一手段试用于人类细胞之外的其他物种细胞。我发现它能应用于所有物种和所有培养物。
很明显，那第一批呈现极美妙有丝分裂图像的人脾脏培养物在固定之前准是意外地被低渗溶液漂洗过了。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有一位技术员在配制平衡盐溶液时读错了刻度，以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配成了低渗溶液。由于已过去了将近4个月，已无法查出是谁实际上配制了那瓶不同寻常的液体。我甚至到今天还想亲吻那位为细胞遗传学作出如此重要贡献的年轻妇女的脸颊，然而没有人承认曾犯过这一错误。所以，这位女英雄只能被埋没了[2]。
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机遇并不是人人都能抓住的。
徐道觉在人类染色体制片过程中采用低渗溶液预处理的创造, 直接导致了蒋有兴于1956年报告用该法确定人类二倍体细胞的染色体数不是统治了33年之久的48，而是46。两位华人遗传学家共同开创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历史。徐道觉在取得这项成就后没有止步不前。一方面，他同研究室的同事们不断创造新的人类染色体制备技术，一方面把这些技术迅速推广应用到其他物种，特别是哺乳动物。在多种学术期刊上，以“体外哺乳类染色体” 为总题目的研究论文，从1952年的（之一）一直发表到1963年的（之十六）；在此期间和之后，还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关于染色体制备技术和染色体分析的重要论文。他的实验室成为人类和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的“麦加”；世界各地的细胞遗传学家来此学习制备有丝分裂染色体的新技术。他也旅行世界各地收集各种哺乳动物的组织样本和淋巴细胞回来培养以进行染色体分析。他主编了极其精美的《哺乳动物染色体图谱》，从1967年出版的第1卷到1977年出版的第10卷，收集了现存常见和罕见的哺乳动物的染色体图片及其核型分析，为世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去美国之前，徐道觉早年有1项工作在中国人类遗传学发展史上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就是1948年他首次报告折叠舌(tongue upfolding)这一人类遗传性状，受到国际人类遗传学界的注意。这一发现的经过如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由贵州省迁回浙江省杭州市。一次，徐道觉在遗传学课上解释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并举例说明在人群中，有人会卷舌，有人不会卷舌；经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研究证明，能卷舌是显性性状，不能卷舌是隐性性状。在听讲者中有位生物系的钱姓女学生告诉他，她的舌不但能卷，而且能上翻折叠，并作了表演。徐道觉意识到他遇见了一项从未报告过的人类遗传性状，并立即以此为线索展开研究，其结果以“上翻折叠舌——一项新报告的人类遗传性状”为题发表在美国《遗传杂志》（Journal of Heredity）1948年第39卷上，并配有该钱姓女学生展示折叠舌的整版照片。文章指出，经初步调查，在一千名左右的受试者中只有三十名左右的舌尖能上翻折叠，即该性状的阳性个体；其他人，不论经过多少次练习，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即该性状的阴性个体；无中间类型。文章选用了4个通过阳性个体调查所得的有代表性的系谱，说明该性状是由隐性基因所控制。根据所有系谱均未显示交叉遗传现象，排除了该基因为X连锁之可能。文章还以7个双亲均为阴性个体而子女中有阳性个体的家系所提供的数据，确认其符合简单孟德尔比数。文章最后提到，在中国人群中，该基因与显性卷舌基因的群体研究将另文发表[3]。1949 年，同一杂志的第40卷发表了上文提到的将另文发表的那篇论文，题为“中国人群一样本中的折叠舌和卷舌”，作者为刘祖洞和徐道觉。该论文详细介绍了样本资料，调查范围为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和附属中学的全部学生总计1043人，籍贯覆盖浙江、江苏、安徽等19个省市，其中，折叠舌阳性个体为男18人、女16人，合计34人，从而得出折叠舌基因频率为0.23[4]。这两篇论文是中国人类遗传学最早的研究论文，显示了作者深厚的遗传学功底和所受的科学研究能力的严格训练。麦库西克（McKusick）从1966年出版他所编巨著《人类孟德尔遗传》第1版起就收录折叠舌这一条目至今（MIM 189300）。
徐道觉遗憾的徐道觉
当明确了染色体就是遗传基因的载体之后，遗传学家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人类到底有多少条染色体。但由于当时染色体制备技术的限制，在显微镜下许多染色体重叠在一起难以分辨，所以学者们所报告的人类染色体数目各不相同。
1923年，美国遗传学权威、得克萨斯大学校长Paint（）提出人体的染色体数目为2n=48。这后来作为一条定论充斥于各种教科书和百科全书。直到1956年美籍华裔学者蒋有兴（Tjio JH）和Levan才首先正确鉴定了人类染色体是2n=46条而不是48条（蒋有兴因此荣获了美国肯尼迪国际奖）。但首先观察到46条染色体数目的却是美籍华裔科学家徐道觉（Hsu TC，）。
20世纪50年代初，徐道觉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鉴于当时的处境，只得抛弃自己拿手的果蝇遗传学研究，经White教授推荐到Pomerat的实验室出事研究培养中的人和哺乳类细胞的核现象。他先用了半年的时间学习如何建立培养物，拍摄相差显微镜照片、缩时电影等技术。但当他试图观察细胞的染色体时，却发现它们拥挤在一起，如同在组织切片中一样，是没有指望“突破”这一难关的。尽管他喜欢这个实验室，却又怀念起过去研究的果蝇，甚至想再回去搞果蝇遗传学。
徐道觉曾师从我国最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被欣赏为最有出息的学生。因此，事业的停顿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度日如年的悲观情绪萦绕在他的心头。但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一天晚上，徐道觉照常到实验室做研究。在一些治疗性流产的胚胎组织（皮肤和脾）培养标本中，他按照常规操作步骤用盐溶液冲洗细胞时，竟然在显微镜下看到了铺展很好的染色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实验室外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清醒头脑之后再回到实验桌上，仍然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没有1个分裂相有纺锤体定向，没有1个分裂细胞显示细胞分裂中期的边界，都不是典型的中期。他试图研究另一些标本并建立更多的培养物，但再也未得到分散得那样好的标本。他揣测一定是在人脾培养物中出现了什么“差错”，花了大约3个月时间力图从各个因素的试验中寻找其“奥秘”——包括培养基的成分、培养条件、培养温度、秋水仙素、固定和染色等。直到1952年4月当他改变平衡盐溶液的张力时才获得成功。当他把蒸馏水和平衡盐溶液相混合以减低张力时，“奇迹”又重新出现了。他立即想到，手头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也许对付另一些细胞材料。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手段对所有生物和所有培养物一概都是适用的。可以肯定，在3个月之前出现的“奇迹”一定是实验室中的某一位技术员在配制平衡盐溶液时读错了刻度标尺以致配为低渗液的缘故，使得徐道觉成功地将低渗透液技术运用到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上，使染色体得以很好地铺展，不再重叠，可以清晰地进行观察。遗憾的是，迄今仍不知道这位“女英雄”的姓名，正是这位女士的粗心大意对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做出了意外的“贡献”。由此，徐道觉确认了正确的人类染色体数目：2n=46。
利用低渗液处理染色体标本是人类细胞遗传学和脊椎动物细胞遗传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染色体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由于受到Paint人类48条染色体结论的影响，徐道觉未能确认自己所观察到的46条染色体的事实（他确认了，可是并没有发布），也许是面对众多的权威不敢于发布，也许是认为条件未成熟不肯轻易发布，也许……总之，他终于没有发布。他没有发布，对整个科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而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1955年，华裔学者蒋有兴与瑞典学者Levan通过实验确认了人体的46条染色体，并毫不犹豫地、勇敢地向Paint的“定论”挑战，于第2年公布了这一发现。很快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同。至此，关于人类染色体数目的探索大功告成。于是，46条人体染色体的发现权便属于这位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华裔科学家，而不属于在他之前的发现者。
1957年，蒋有兴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做了一场关于人类染色体的学术报告，在听众中有一位法国的医生Lejune。此前，Lejune曾接触过许多患有先天愚型（Down综合征）患儿的病例，他听了报告后立即想到，这种病会不会是染色体异常所导致的。他回国后，马上投入了对于患儿染色体的观察研究。1959年，Lejune发现先天愚型患儿的体细胞内比正常人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疾病。
徐道觉评价
长期以来，人类的许多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的畸形、综合征的病因一直困扰医学界。Lejune的发现，不仅为探明这些疾病的病因开辟了新的途径，而且开创了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医学细胞遗传学。1960年，科学家发现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的Ph染色体。20世纪70年代又相继出现了多种染色体显带技术，提高了染色体分析的精确性。迄今，已正式命名的染色体异常综合征有100多种，发现各种染色体异常5000余种。染色体病的检查已经成为临床诊断和产前诊断的常规内容。
后来，一位科学家在评述徐道觉的终身科学遗憾时说：“这好比一位足球运动员，已经把球带到了必进的12码区，可是，他没有起脚，因而失去了临门一脚获得成功的惊喜。”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引用日期]聂曦_百度百科
聂曦（），福建福州人，历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福州解放前夕，他奉吴石之命，完好地保存了一批国民党的绝密档案资料；后随吴石赴台湾；中共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聂曦充当了他们二人之间联系的信使；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之后，聂曦与吴石将军被捕；日下午在台北马场町与吴石、陈宝仓、朱枫一起被杀害，时年33岁。
聂曦人物简介
聂曦（右2）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受审情景
（1917年—日），原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吴石将军副官，军衔上校。
1949年，前往福州正式就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存榕档案运台；吴石命令其老部下、原史政局总务组组长聂曦与王强，把298箱绝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福州解放后，这批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被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日，华东局派我党长期从事情报秘密工作党员朱枫由香港赴台，通过当时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与将军联系，取得大量绝密信息情报，日“老郑”被捕，供出朱枫牵出吴石将军。
蒋介石震怒下令逮捕吴石将军，涉捕陈宝仓中将及亲信随员聂曦，并将朱枫从舟山抓捕带回台湾。
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堪之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四烈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上英勇就义，壮烈牺牲，为统一祖国大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台湾媒体在报纸上报道时，还配发了一张聂曦临刑前押赴刑场的照片，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截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鞋，两手反绑在背后，表情自然，面露微笑；媒体并报称“聂曦形象英武，大义凛然，死前毫无惧色。”
1950年的“吴石案”轰动一时，对于吴石、、朱枫三位烈士的详细情况均有较为详尽的的资料，另外一位聂曦，我们都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在“吴石案”中替吴石送过情报，替朱枫前往舟山出过力。他就义前的那张照片，堪称经典，令不少后人观之感叹。
聂曦相关资料
“吴石案”始末
1950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侦破了赫赫有名的“吴石案”，不仅逮捕了国军中官阶最高的大陆间谍，还系统地摧毁了中共台湾省机关组织，将情报颓势做了扭转，同时震慑了解放军攻台的战术决心。
关于这段历史，学界一般均以“马场町的白色恐怖”视之，据说当时“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乃至“宁可错杀三千，绝不留情一个”，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却很少有人详辨真伪，往往囿于成见、人云亦云。
但资料之间抵牾很多，比如吴石案经办人谷正文就对上述另一经办人的文章诸多不满，认为“中共地下党员自述应属可信外，关于承办此案李资生所述各节与事实颇有出入”。他甚至觉得记录者对自己的口述实录也“多有遗漏、偏差”，这也导致了目前媒体上的相关介绍舛误颇多，莫衷一是。虽然如此，此案基本脉络还是有据可查、基本清晰的。
事情要从1949年7月中旬说起。此时台北、基隆的大中学生之间流传的一份《光明报》引起了台湾省政府的注意，该“极尽嘲弄国民党之能事的公开刊物”的广泛传播“证明了GCD在台的秘密活动极为活跃”，因此省主席陈诚决定彻查。不多久便拘捕了涉案的4名台大学生，虽然因校长傅斯年作保而被释放，但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处还是敏锐地令他们再次到案聆讯。在办案人员的循循善诱下，这些大学生提供了《光明报》的来源：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他的党内职务是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随后台湾当局逮捕了涉案人员44名，其中仅有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依“蒐集军政情报，开展兵运工作，俾便于×军来犯时阵前策应，协助登陆”之叛乱罪名处以死刑。
而最初涉案的4位台大学生并未入狱，只是被“交付感训”，未受株连。台湾大学一向是中共发展地下骨干的中心据点，后来证明，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便是台大医学院助教（兼附属医院医师）郭琇琮，而也是中共党员，他于1946年9月由吴克泰介绍入党。李是吴在台湾发展的第二个地下党员，而第一个就是前文所述的钟浩东。李登辉在党内虽不积极，但也颇有贡献，其所发展的叶城松后来还成为了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但是1947年中共在228事件的作为很大刺伤了李登辉，他8月因为“党内不纯，有些人有野心”而执意要求退党，组织上批准了这要求。其后随台湾省工委的逐一破获，李的名字也不时出现在台北国安机关的案头，但他只是于1960年在调查局处分失职人员的禁闭所新店休养所被羁押审查4个月，随后开释。众所周知，这一“历史污点”并未影响到后来蒋经国对他的信任与栽培，自然也丝毫没有牵涉到他的干禄仕途。
8月15日钟浩东被捕后除了交代了自己的组织身份以外并没有透露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偶然失言提及的“老郑”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与此同时，高雄市的工运领袖被捕后变节投敌，10月31日配合国防部情报机关诱捕了其上司、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高雄市工委书记陈泽民。保密局探员发现陈的笔记本上也有“老郑”的字样，于是节节追问，陈并没有招认老郑究竟是何人，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关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于是探员于此公寓昼伏夜出蛰居两个月，在日将老郑抓获。这位“老郑”到案后没有交代后来我们众所周知的身份：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他和当局虚与委蛇，但其随身笔记本出卖了他，因为情报部门在其中发现“吴次长”的字样。
“老郑”于被捕8天以后也就是日设计逃脱。此时保密局手中除了那个笔记本，还有他提供的一个地址：台北大公园衡阳路中西大药房，于是当局按图索骥，2月7日，在此二楼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兼组织部长张志忠。张据说“未供一人，未供一事”，被情治机关赞叹为“在台共党员2000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张当时深恨对他的出卖，于是提供秘密联络点地址。9日，政府据此于台北中山北路、长安西路口逮捕地下交通员黄天，经过严刑拷打，黄27日供出蔡的藏身地：嘉义县奋起湖，3月1日，“老郑”再次被捕。
在蔡孝乾逃脱之前，保密局长已经研判出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可能就是国防部参谋次长，但由于蔡的远遁而失去了情报线索。就军令调动和战局策划而言，参谋本部的权力远大于国防部，须知国防部不过是行政院下属的军政机关，而参谋本部直属于总统府。吴当时虽然只是中将军衔，却贵为参谋次长，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的同学、参谋总长是他的好友，假以时日，他高升参谋总长甚至也并非没有可能。对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颇多忌惮，竟然“无人敢负责追查吴石事，经毛人凤局长报告蒋总裁，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则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
想不到保密局探员很轻易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根据谷正文的回忆，他当时将的太太王碧奎请至家中，伪称自己“前在史政局，多蒙吴先生提拔，今上边令查吴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证，吴先生为军人，如身负此案，必遭死刑，何不失人自称吴先生不知此人，自己负责，妇道人家，交错朋友，并不知其共党身分，当然不会成为重大案子”。经多方诱骗，“由吴妻供出朱谌之，乃于次日晚逮捕吴石，告以全部案情已经明白”。3月1日，吴石到案后“先向总裁像下跪，后即写自白书”，坦白了大量案情，至此吴石案基本告破。
于是当局不仅得知了女联络员朱谌之（朱枫）的情况，并且逮捕了聂曦和黄德美，前者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长，为处理私人联络事务，后者是国防部三厅上校作战科长，吴石通过朱湛之交给中共的作战情报就是来自于他。其后聂曦因为证据确凿，成为吴石案中被处决的4人之一（其余3人是吴石、朱谌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而黄德美却被释放。
据说为此很不满意，斥责毛人凤“敌我不分，私纵×谍，黄德美还是要抓”，但是经过保密局调查和军法处审问，黄德美全然是根据正常途径合法地向上司汇报，并不是间谍盗取情报，于是当局再次将其无罪开释。因为戴上了“红帽子”，黄上校写信给蒋经国申诉自己被排斥的现状，深得同情，没几年竟然高升至国安局中将副局长。如果真有所谓的“白色恐怖”，他可能就会在本案中被株连处决，也就根本做不了什么中将副局长了。
的组织关系本来直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但是中央与1949年夏季临时变阵，命令华东局直接派员和其联络，受内定台湾省委书记的统一指挥。于是联络员违反了情报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与地方党工委和最高情报来源吴石发生双向关系，以致被台北政府轻易破获，朱谌之本人也因为吴石的出卖而于稍后被捕。实际上逃亡中的蔡孝乾已经将危情密报给朱，但她似乎并不慌张，仍然居住在自己女婿段成愈家中，直到得知吴石被捕才乘坐海军交通船前往定海，准备经此逃至大陆。段是警察广播电台台长，知道自己岳母是间谍以后大为惊讶，于是提供了朱在舟山的暂住地，毛人凤命令保密局舟山站站长将其迅速逮捕。经调查，此案与段成愈无关，他的前途未受株连。
朱枫（革命烈士）编辑 朱谌之一般指朱枫（革命烈士） 朱枫（），建国初期潜伏中国台湾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
朱枫被捕后在定海看守所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混热水吞下。2月27日起陷入昏迷，被飞机直接送往台北医院。“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良”。台湾地下党活动被打击殆尽后，万景光等香港联络人也陆续调回了大陆。而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日在马场町被枪杀，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时年46岁。[1]
日，朱枫的骨灰从台湾送回到家乡宁波镇海。
日，“老郑”于嘉义县奋起湖再次被捕，当晚解往台北受审，这一次他不仅交代了自己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还供认出工委宣传部长洪幼樵的藏身地，3月4日，洪被政府抓获，至此中共在台“四巨头”已经全部被捕，“省工委案”告一段落。
由于“也对化敌为友、藉敌歼敌的做法表示同意”，这4人中，只有张志忠被枪决，因为他是武装基地的领导人，曾经犯下血案，更重要的是，只有张不愿而为国民党所用。其他3人都加入了保密局成为“×情研究室”研究员，官阶比当初抓捕他们的大部分探员还高，其中最后升任少将，只是稍有抑郁症。而最长寿的是洪幼樵，至1990年方才逝世。
．新浪．日13:46[引用日期]阿玄ww的喜欢 | LOFTER（乐乎）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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