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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在１９６６（一）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发布时间： 14:57:49
来源：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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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七十三岁（一）
　　1月5日 在南昌同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七大的时候，有些人就&左&得很，坚决反对王明他们人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其实，选上他们，无非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不改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谈到农业生产和粮食征购等问题时说：稳步前进嘛！还是要稍微积极一点，太急了也不行。既要有积极性，又要稳步前进。你们现在亩产五百多斤，五年达到八百斤，每年增长五十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吗？今年可不可以不购过头粮？就是要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我看到过一个文件，陈毅同志也同我说过，还有苛捐杂税，福建省的苛捐杂税就不少。苛捐杂税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去做点调查研究，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有些事情，中央不知道，恐怕你们省里也不知道。
　　同日 从南昌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月6日 阅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批示：&很好。最好能早日交给苏联驻华大使。&苏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来信，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文章《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进行攻击。中共中央在复信中进行了反驳。此信于一月七日发出。
　　1月12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陶铸、王任重、陈郁[1]、张平化等汇报工作。谈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抓好分配。我们都讲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讲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谁占有生产资料）。二是谁占统治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讲相互关系。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在社会主义农村中，是贫下中农占统治地位，还是富裕中农、贪污分子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三是分配。这都是讲生产关系。谈到李达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时说：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的对立统一来谈什么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谈到中南地区准备争取在一九七O年实现四、五、八[2]时说：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谈到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时说：湖南就没有先进的地区？可能你们不了解。要宣传本省、本地区的先进。河北省搞了十个试点县，说搞得很不错。但就没有比这十个县再好的了？我就不相信。不一定试点县就搞得好，不是试点县就一个好的也没有。果然，后来发现了井陉县，它不是试点县，却搞得很好。也要承认落后，要使这些地区的同志大吃一惊。他们需要刺一下，但也不要沉不住气，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王任重谈到曾写信请示关于总路线的内容有无补充修改的必要，毛泽东说：照你的提法，太长了。总路线还是不改，每个时期都会有所发展，有所强调，不必改。谈到突出政治的问题时说：突出政治，不是说不要业务。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孙中山讲过：&政治是众人之事。&他比古人讲得好一点，但他不讲阶级。什么是&众人之事&？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解释。还是《共产党宣言》上说得对，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阶级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在人民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就是在党内也会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但都脱离不开阶级斗争。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谈到城乡&四清&运动时说：一定要认真搞好，可以再用三年时间，到一九六八年全部结束，但也不要再拖长时间。
　　[1]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省长。
　　[2]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粮食增产目标，即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
　　同日 复信章士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1月16日 下午，同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南各省负责人谈话。谈到湖北省委关于《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的通知》时，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那个东西。现在折中主义思想实在不少，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就是折中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统帅经济。什么叫分析综合？比如国共两党，国民党为一方，共产党为一方。国民党军队多，装备好，地方大，有大城市、交通线、美国支援，等等，但它不得人心，脱离人民，人民反对它。共产党只有八九十万军队，一亿人口，武器装备不好，但人民拥护，士气很高。在战争中，我们一口一口吃掉国民党的军队，它的士兵大部分吸收参加了解放军，它的武器、弹药归我们使用。这不是综合吗？要这样分析综合才行。
　　1月21日 春节。出席中共湖北省委准备的宴会和晚会，接见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其他各地市委的第一书记，并向参与警卫工作的干部赠送芒果。
　　1月29日 复信周世钊：&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2月1日 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传达他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好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
　　2月2日- 20日 经林彪同意，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除了看电影和看戏，主要是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这个纪要不满意，先后交给张春桥[1]、陈伯达修改，然后报送毛泽东。纪要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1]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月3日 上午，同王任重谈话。谈到长江三峡水利工程问题时说：你们不要说得太绝对了，没有经过实践。是不是先在上游修？并嘱王任重报告中央考虑。对王任重提出的整理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讲话记录的办法表示同意，并将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给王任重，在上面批示：&请考虑加以修改。&
　　同日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召开会议，讨论自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来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队伍等问题。五人小组成员除周扬缺席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出席。会后根据讨论情况写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后被称为《二月提纲》&&编者注）。《提纲》指出：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要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给以重点批判要慎重，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这个《提纲》，并要五人小组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　　[1]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
　　2月5日 阅彭真二月一日报送的有关《海瑞罢官》问题的七个材料，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七个材料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1]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复信稿，批示：&退康生、吴冷西。同意。照办。&复信说，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建议召开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高级会议。
　　2月6日 阅王任重二月四日关于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等问题的请示信，批示：&彭真同志：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1]邓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2月8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范文澜[1]时说：这两人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在询问&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之后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2月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提出：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田家英熟悉这一工作，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除当时发给各省一个记录稿供传达用之外，修改了多次，请大家在此再读一遍[2]，看还有什么要修改的，然后发给党内讨论之后，再公开发表。随后听取吴冷西受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委托汇报外事工作。谈到中苏两党的论战时，毛泽东说：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词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新东西，才考虑答复。吴冷西说：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一九六O年三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自己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
　　[1]范文澜，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2]当时在武昌参加通读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王任重、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由康生主持。
　　2月12日 审阅彭真二月十一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彭真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本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党委。
　　2月14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提出对马恩列斯著作，可以搞点摘要，还说：从来都是年轻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老年人。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2月19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这个设想提出，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从一九六六年算起，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在全省实现机械化。毛泽东批示：&任重同志：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北省委的这个文件。
　　同日 晚上，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临走前，同王任重等谈到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观点的理解问题。
　　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需要在一九六O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
　　2月21日下午、22日上午 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入问题时，毛泽东说：诱敌深入，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人，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人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人，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泽东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毛泽东说：这个办法我赞成。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
　　2月23日 上午，在长沙听取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等汇报工作。汇报到农村的单干问题，毛泽东说：单干的问题，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四年还没有解决，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六二年，湖北同志说搞单干的有三分之一。我的调查组在韶山，说百分之四十的农户要分田到户，百分之六十能保住就不错。还说一个生产队十五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不赞成的只有几户。[1]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汇报到有人认为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说：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你们的农业厅长一年就要跨纲要，是不懂农业生产吧？少讲一点。汇报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毛泽东说：湖北省关于农业机械化的文件，中南局讨论了没有？值得各省注意。他们提出五年、七年、十年，我说打宽点，加五年。湖南有一定基础，要自己搞，要有个规划，有个设想。　　[1] 1962年，毛泽东派出由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湘潭韶山、湘乡唐家蚝和宁乡花明楼3处作农村调查。这是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泽东反映的情况。
　　同日 阅周恩来二月十七日报送的余秋里关于考察西南、西北大三线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提纲，批示：&此件已阅。退周总理。&周恩来的送审报告说：余秋里对主席所关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在一九七O年钢的生产能力争取达到四百三十万至五百五十万吨、二线争取达到六百五十万至七百万吨、一线争取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万吨，已在开始进行新的布置。
　　2月24日 给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罗丽华题词：&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2月25日 阅王任重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发言稿，批示：&少奇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王任重的发言稿说：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以后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2月26日 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2月 同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3月8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次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到灾区慰问。他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说：你们受了灾，损失很大，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3月上旬、17日、24日 三次审阅修改江青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十七日批示：&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二十四日批示：&江青：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毛泽东的三次修改，主要有：把纪要原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文中&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1]&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改为&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删去称《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语句。删去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这一句中的后半句。把&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批注&这样较妥&。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改写了以下几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
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二）&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三）&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加写了以下两段话：（一）&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二）&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1]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月12日 就农业机械化问题复信刘少奇：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2]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之后，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打印稿上批示：&未发，拟不发，待讨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题为《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1]刘少奇日致信毛泽东说：你要王任重同志送给我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文件，我已送给恩来、小平同志阅后，连同主席批语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意见。后来再由有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方面情况先摸一摸，并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恩来同志要小计委派入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2]见《论语&颜渊》
　　3月13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党委关于苏联共产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分析材料，致信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党委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符合中央的第一次分析和不参加的结论。不参加出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大反华，越反越显得苏修不对，我们对。&&我们自己干自己的，自力更生，毫不拖泥带水，岂不更好？是否发贺电，也值得考虑。&&回信是要写一封的，简单地说明不去的充分理由。对苏联人民的争取，是完全必要的。可以待他们会完了，写一篇批判文章就够了。&&灵活性，这十年来也很不少。现在双方国交未断，贸易在做，还有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和派留学生等。国际群众团体会议，我们也都参加，两党不断地还有书信往来。这些都是灵活性。将来一旦有事，灵活性可能更要多些。如果美国打苏联，而苏联又坚决抗战，我们是要声援他们的。&&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你们在三月十七日来此谈一下，作出最后决定。&十八日，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杭州开会，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3月15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谈到农业机械化、改变奖金与评工记分办法、计件工资、供给制等问题。
　　3月17日- 20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伯达、康生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考察请假。十七日下午，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
　　3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在回顾党内斗争历史时，毛泽东说：要接受上代的经验，但到一定的时期要变。人也是遗传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比如生产工具，技术革新，生产节约，都是先照老样子，按照传统经验进行，但是总要发展，要创造。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们这个党，曾经有多少次危险，比如陈独秀时期，危险得很。三次&左&倾，中央在上海也危险呀。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要登台的。有些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敌对的。没有这些对立面怎么行？这个党经历了多少危险，但是人更多了。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1]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优柔寡断，我们党内这种人相当多啊！现在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骂我们，等于当年蒋介石说我们坏一样，抬高我们的身价。我们不是被骂小的，也不是被打小的，我们的失败是我们自己犯错误搞的。几十年的革命教育了我们。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谈到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说：我们去不去参加，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2]。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世界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批评过多次。我说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登学术研究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困难，你们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是&公共汽车&，大家都去挤。中央给你们权力，对有问题的稿件，你们有扣压的权力，不管是谁看过的。解决知识分子成堆的问题，办法是要多下去，要蹲点，多接触实际，参加&四清&是个办法。《人民日报》要考虑打仗的时候怎么办。打得稀烂，你们还要出报，那时候怎么出？
　　[1]侯外庐，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 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定的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3月19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翻译的不用看，看看创作的部分，很好地研究一下。看看他那时的形势，他的作战方法。可以摘个语录。马克思的也可以摘个语录。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是个党员，提议要把马恩列斯最精彩的东西摘出来，编个语录。这个人头脑比较清楚。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这几年也是嘛，犯了多少错，一贯正确是没有的。比如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
　　3月2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的政策是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点道理，真正培养、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全国二十八个省市[1]，现在只有十五个展开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个方面都要管。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坏的要批评。现在要保几个，郭老、范老[2]是要保的。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学生要造反，不起来不行。错误也要允许人家犯。宣传部不要卡死，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说：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干。王任重的信[3]发到各省去议，这里议不出什么。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谈到中央和地方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时说：地方积累要搞，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苏联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叫计划制造工厂，只管虚、不管实，也管点实，少管一点实。中央局、省、地、县，也层层征求下边的意见，经过大家的同意，然后制造出来，那就比较可靠了。要靠典型，脑子出计划，实践出好材料。这样地方与中央合作，制造出方针、政策、计划。中央只生产精神。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总而言之，不能太死。要卡，不能卡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在林彪谈到&要学习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在讲到有人反对形象思维时说：文学要形象，不能搞抽象
　　[1]这里指中国大陆的26个省、自治区和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
　　[2]指郭沫若、范文澜。
　　[3]指王任重报送的中共湖北省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
　　3月26日 由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3月27日 审阅周恩来、彭真本日下午送审的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同由中央总书记官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会谈，这个联合公报草案稿是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双方会谈内容起草的。毛泽东审阅时作以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两党代表团一致确认，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计划，全世界人民和反帝力量团结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不是狭隘的）最真实的（不是虚伪的）国际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国际任务。其中，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最为广泛，又最为真实，因为他们是要真正革命的，因此我们对此要特别加以注意。&（二）&双方还认为，为了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需要加强国际民主运动方面的活动，并且一定要坚持反映全世界革命人民愿望的真正革命的方针。&（三）&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O年声明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此外，毛泽东还在三处&现代修正主义&之前加上了&以苏联领导集团为中心&的定语。
　　3月28日 上午，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1]参加。毛泽东说：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因为资产阶级虽然打倒了，并没有死，他们用各种方法腐蚀共产党。我们这个国家有大量的修正主义者，也有大批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我劝你们不要迷信了。你们不要迷信本国的死人同外国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你不准备孤立，哪个时候孤立了，就慌了。你不准备战争，战争来了，你就没办法了。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我劝同志们，第一条不要怕孤立，第二条不要怕打仗。当然我们不希望孤立，但是孤立来了，怎么办？一是党内孤立，二是国际上孤立。有些事情，要坚持原则，决不能丧失原则。我改了一下公报，请你们研究。可以不接受我的，可以不发表，另外发一个消息就行了。因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能强加于你们。但是，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
　　[1]赵安博，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
　　3月28日、29日 同康生谈话。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
　　3月29日 上午，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公报发表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发个消息就是了。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
　　3月30日 下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1]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2]、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把这次谈话中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毛主席语录&发表。
　　[1]日，彭真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说，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2]指中央文革五人小组。
　　4月1日 由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2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4月9日-12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1]、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2]。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4月上旬 阅彭真四月一日送审的《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稿，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中央的批语说：&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3]
　　同旬 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批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
　　[1]陈亚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2]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穆欣，当时任中共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66年6月任总编辑）。1966年5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杨永直，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3]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作品予以甄别平反。
　　同旬 阅周恩来、彭真三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稿，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这个指示于四月十日发出。
　　同旬 阅《光明日报》总编室三月三十一日编印的《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四七五期，批示：&已阅，退江青同志。&这期情况简编刊载了《周予同[1]说按照翦伯赞的性格他是会写答辩文章的》、《寿进文[2]谈上海部分盟员在批判&海瑞罢官&中的动向》等材料。
同旬 阅江青四月一日报送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报》，批示：&已阅。退江青。&这期简报刊载了一些历史学家对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的反应。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章分析不够全面，说&让步政策&不是翦伯赞的主要问题，早在一九四一年陈伯达就在《解放》杂志上提出了&让步政策&，后来影响到许多人都用上了。
　　4月1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这期摘要刊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中国音乐学院抽调部分师生试行在工厂办学和半农率读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1]周予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教授。
　　[2]寿进文，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同日 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毛泽东批注：&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4月14日、17日至月底 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1]。十四日上午，修改四月十二日送审稿后批示：&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上午八时半批示：&江青：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2]作报告，最后定案。&上午九时批示：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毛泽东前后修改的主要情况如下：（一）在通知稿的&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之后，加写：&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二）在通知稿的&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之后，加写：&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三）在通知稿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之后，加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险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四）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五）在通知稿的&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之后，加写：&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六）在通知稿的&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之后，加写：&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七）在通知稿的&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之后，加写：&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八）在通知稿中加写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九）在通知稿末尾加写：&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1]这个通知稿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于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通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4月16日- 2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1]、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李井泉、陶铸、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江华等。
　　4月20日 上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这些材料无非是对、基本对、不对三种。这个通知[2]也是三种，三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你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比如马克思破黑格尔就是立，破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1]刘少奇从日起，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当时属巴基斯坦，今为孟加拉国）、缅甸。回国后于4月20日到达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2]指正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4月23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四月十九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批示：&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4月24日 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5日 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8日 在杭州汪庄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赞成鲁迅的意见，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4月 阅胡乔木四月五日关于《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批示：&已阅。退乔木。&对胡乔木为《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加的题注作了如下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九三O年，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人。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余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胡乔木的报告还说：&《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七律&送瘟神》-诗中的&千村薜苈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毛泽东批注：&可以。&
　　同月 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三月九日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5月1日 阅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批示所有材料都先发给与会人员看。
　　5月3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5月4日- 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1]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召开这次会议及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5月5日 下午五时，在上海会见由谢胡[2]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在讲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5月7日 阅林彪五月六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毛泽东阅后致信林彪：&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十四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3]，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十五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信和总后勤部的报告。毛泽东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
　　[2]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
　　[3]指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9日 审阅姚文元的文章《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删去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这篇文章五月十日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上旬 审阅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清样，批示：&字太小，改印五号字，今日印好，中午交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七期，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11日 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1]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十三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5月15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
　　5月16日 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中央的转发批语说：&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17日 阅章士钊五月十日关于暂不出版其著作《柳文指要》的来信，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2]章士钊在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查，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一些批注。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斗争&，毛泽东批注：&不可能这样快。&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毛泽东批注：&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批注：&此语说得过分。&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书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批注：&何至如此。&
　　[1] 张恩慈，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
　　[2]《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于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5月18日 上午，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集中讲政变问题。林彪说：&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上政变成风。&&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讲话。
　　5月中旬 阅林彪五月十七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说：林彪五月十一日指示，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以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毛泽东批示：&退林彪。&
　　同旬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八日关于充实北京卫戍部队、调整首都要害部门保卫力量部署的报告，批示：&照办。&
　　5月21日 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
　　5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草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已看过，同意。&这个文件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5月28日 审阅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单，表示同意。名单如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1]、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本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
　　[1]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1]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
　　同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
　　6月1日 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2]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砜云[3]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4]，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5]。
　　同日 阅周恩来五月三十一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五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这次会议研究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并决定如遇紧急情况需要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1]张承先，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并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未到职）。
　　[2]聂元梓，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来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3]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珉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4]这张大字报于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
　　[5] 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6月3日 审阅新华社本日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第一篇电讯稿说：中共中央决定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第二篇电讯稿说：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两篇电讯稿在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会议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六）注意保密； （七）不准打人、诬蔑人；
（八）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6月5日 上午，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六月四日报送的关于外电十分注意我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并注意报道首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况报告，批示：&即送江青阅。另陈伯达率工作组（穆欣等）于六月一日[1]进人人民日报，吴冷西从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上撤销。
　　[1]应为5月31日。
　　6月6日 同意周恩来关于六月十六日到罗马尼亚访问一周等事项的电话请示。
　　同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同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6月7日 答复周恩来的电话请示，同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九日来杭州，并在杭州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同日 答复康生关于有些文章提出周扬问题[1]，要点周扬名的电话请示，说：待常委同志来后再商定。
　　同日 同意邓小平关于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调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后书记处各同志调整分工的报告。报告说：邓小平负责中央调查部，陶铸负责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及文教办公室、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负责工、青、妇及中央统战部，康生负责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因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
　　6月8日 晨一时，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六月七日关于重新调配中宣部副部长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日会议拟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是否可以，请酌定。&
　　[1]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6月9日-12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6月10日 在杭州会见胡志明，康生、伍修权、江青在座。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1]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问题。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谈到中国和越南的工业建设时，毛泽东说：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搞成。炼钢要采用新技术。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此外，中国还有一条经验是布局很不合理，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现在我们初步搬了，一个厂分成两个厂，一分为二。
　　[1]见杜甫《曲江》二首之二。
　　同日 晚上，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 下午，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会上，有人谈到搞下去涉及人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6月14日 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报送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个专案小组的名单。
　　6月15日 离开杭州，前往长沙。
　　6月16日 专列途经南昌。在专列上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同日 晚上，到达长沙。晚十一时，阅外交部本日关于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的活动安排和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批示：&拟同意。请刘、邓酌定。&方案建议同罗方着重谈国际形势、中苏关系和中罗关系三个问题。
　　6月17日 下午，乘汽车到韶山，住滴水洞。
　　6月19日 答复汪东兴六月十八日夜的电话请示。汪东兴请示说：胡乔木回到北京后，要求参加工作。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陶铸等商量后请示，可否让他参加康生主持的编辑《毛泽东选集》工作。毛泽东答复说：可以，也可以参加其他工作，如文化大革命，但不一定参加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写写文章，如社论。到各大学看看大字报。
　　6月21日 给湖南省委接待处干部萧根如题词：&努力学习&。
　　6月23日 阅刘少奇、邓小平六月二十二日来信。信中提出：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书记处建议并得到几个常委同意，拟将主席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七一&这天发表。次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电话告知中央办公厅：少奇、小平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的信昨已送主席，主席阅后说，在党内印发就行了。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电话记录上批写：&主席讲：暂不发表，再等一年。已告陶铸同志。&
　　6月24日 上午，在韶山水库游泳。
　　6月26日 在韶山滴水洞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请毛泽东为韶山灌区题词，毛泽东说：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
　　6月28日 上午，离开韶山，途经长沙，晚九时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在专列上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下专列后住东湖客舍。
　　6月30日 晨二时，复信刘少奇、邓小平，正式答复他们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在建党四十五周年之际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稿的提议。复信说：&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1]，扩成为二十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二十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2]，值得参考。&
　　[1]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曾扩展为23条，最后确定为16条，在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
　　[2] 中共中央华东局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3日至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了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6月 作《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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