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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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封 公 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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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倘若公开给大家看，则必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生命蹇事多折，年已三旬空蹉跎，十载努力付流水，欲避小浪迎大波。……”&
这是我在1974年春写的自叹无题诗。&
此前，我为了增加工资，放弃了在汽车队已有的一切，通过关系，悄悄调到筑路一队。那天二处党总支书记宋凤起到一队检查工作，发现我在机务排开压路机，询问身边的一队指导员姜玉年，才知道我已调到一队。心中不悦，把我叫过去训了一通，说我眼睛里只看到钱，是金钱挂帅，个人主义，还让我斗私批修。&
我觉得他站着说话腰不疼，就辨驳说现在还是商品交换社会，去商店买东西，少一角钱也不给你。再说我也不能和你比，你们俩口子都挣钱，又没啥负担……。&
书记见我顶撞他，大为恼火，带气说道：“好好好，那你就在这里扎根，永远干下去！”对这位宋书记，我们也相识多年，虽没有太多接触，但各自的工作经历，都还是知道的。他不同意我离开车队，其初用心可能也是好的，（也许是如他后来所说，是为了重用我）因此我想只要有机会好好解释一下，他会理解的。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几次找他，他都称开会或有事，还冷冷地要求我“好好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嘛”！屡遭冷遇，我感到前途无望，萌生了调离二处的想法。在当时，我去东方红或迎春两个林业局都没问题，可由于我们二处机关和汽车队都驻在东方红地区，熟人太多，询问起来须费力解释，于是决定去迎春局。迎春局上下我的熟人也很多，且生活条件较好。（迎春林区内有852、854两大国营农场，细粮供应较多）而且迎春林业局主管人事调配的余友山，曾是我们管局大批判组成员之一，此前我们曾在火车上见过面。七五年春节休假后归队途中，我在迎春下车，找到老余说明来意，他当即表示欢迎我去，答应马上办，并领我回家吃了一顿排骨猪蹄儿。&
但我回队几个月后未见到调令，就给余友山写信询问原因，后老余回信说商调函三月初就已发出，阻力可能在你们处。我当即给二处管劳资的王金彦打电话，老王说：“迎春局的商调确实早就来了，但为你去一队的事，
宋书记已把我训个狗血喷头，涉及你的事儿，我敢不向他汇报吗？ 他不放你走，我能有啥法儿？”
我隐隐觉得事情可能会棘手，但仍硬着头皮去找书记不出所料，碰了钉子：“……你这山望着那山高……你哪都不能去！”书记不可理喻的蛮横无理，反倒激发了我定要离开二处的决心。回连队后，我分别给公司老领导孙培军，杨军飞写信，请他们帮忙让我调走，还附去我写的“谏书记”韵文。文中叹道：“找书记谈话难，难于上青天！半载三求未见面，而今四番又枉然……工人有错应教育，书报影剧尽典范。不应狭胸记成见，弃如废铁与荒山；废铁除锈仍可用，荒山可变大寨田……”同时表露了自己情绪低落的心境：“忆往昔，工作大胆心舒畅，朝气蓬勃劲冲天，任务在身忘寝食，再苦再累也心甘。&
看今年，强打精神做工作，思想包袱重如山，若非心宽性直爽，早已郁闷成疯癫。捎书传信如入海，为见书记眼望穿……”信寄出月余仍不见动静，我有些着急了，遂酝酿一个大胆的策划。&大概在8月中旬，我再次到处机关找宋凤起，要求他同意我调出，被他再次拒绝。&
这次我不再委曲求全，我对当时也在场的二处主任王其安说：“王主任，您都看见了，我已经先后七八次要求找书记谈一谈。&
我要求调走也是被逼无奈，既然书记仍然是这个态度，那我只好用我特有的方法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虽然这种方法对谁都没有好处！”书记冷笑着：“好哇！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招法。告诉你，只要我在二处，你就别想走，谁说情都没用！”&
王其安不知我要干什么，忙劝道：“小宋，你要冷静……”&
我把门重重的关上，转身离去。当晚我在招待所熬了个通宵，起草、刻写了数千字的“致公司党委及二处党总支的公开信”。在翌日清晨，我把几大篇信贴在处机关门口的宣传栏板上，公开信简述了自己原来经常外出，生活较为困难，为涨工资，调往一队。宋凤起书记批评我私字当头，个人主义，交谈中我言语不慎，得罪于他，被其记恨在心。在多次要求面谈无果的情况下，我觉得在二处前途无望，遂要求调往迎春林业局工作，又被书记百般阻拦……。&
我在信中指出：“宋凤起书记不准我调走，绝不是为了工作需要，而是为了把我限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找机会整治我。&
因此我请求公司党委及二处党总支考虑我的合理要求，同意我的调离。”&
信贴出后，我没等处机关的人上班，就乘车返回一队，当天就把用打字腊纸刻写的公开信油印了许多份（一队的油印机平时由我保管）。我估计很快会有领导找我谈话，需要海林公司那边了解这里的情况。我在寄给公司党委的公开信中附上了前些天改写的鲁迅诗：“曾惊秋肃临天下，再遣春温上笔端，心事浩茫沉百感，不敢有怨对高官。八番书往言词尽，冷语拒谈齿发寒，竦听火鸡鸣阗寂，起看星斗正阑干。”鲁迅此诗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题为“亥年残秋偶作”。我只改动少许字句，却颇苻合我当时心境。我觉得我就是那只郁闷已久的“火鸡”，压抑不住的想高声大叫“鸣阗寂”。
不出我所料，第三天早上，接处办通知，让我下山。到二处时已近十点，见我那封信仍在那里贴着，有几个基层前去办事的人在看，还有一位女同志蹲在那里抄。我过去对她说：“哎，不用抄了，我带来好多份呢！”这也是个熟人，抬起头无可奈何的说：“领导让抄就抄呗！……”我敲门走进总支办公室，见宋凤起书记铁青着脸坐在那里，主任王其安也在场。书记沉默，我坐下后也不吱声，屋子里空气有些凝固。半晌，书记开口了：“宋乃春呀宋乃春，我没想到你会来这一手！”“这不是被你逼的嘛！三天前你若像今天这样坐下来和我谈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公开信！”“这么说，你是下决心要走了？”“当然。你觉得我还能在这里干下去吗？”王其安主任打圆场：“小宋呀，你有些误会我们了。我们领导原来打算重点培养你，没想到你悄悄跑一队去了，所以宋书记挺生气。他不和你谈话，可能也是想有意磨练你……”“有这么‘磨练’的吗？这几个月把我所有的热情全‘磨’没了。再说，我到迎春林业局也是共产党领导，干的也是革命工作，人家也同意要我，为什么就不行？”王主任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你这事儿我还不能马上答复你，容我们开会研究一下。今天找你来，一是让你和宋书记交换一下意见。二是我个人建议你把那个公开信揭下来，总贴在那里影响不大好吧？”“你王主任有话，我现在就去把它撕下来。只是我想，我一个普通工人的调动，用不着二处总支开会讨论，上报公司党委批准吧？”说着，我出去把宣传栏上的公开信撕下来，卷着放在茶几上。宋凤起过来把信拿过去：“这个信我保存起来吧！对我来说，也算是警钟长鸣么！”我把随身挎包里的许多份油印公开信亮给他们看：“宋书记，王主任，我希望你们尽快研究我的调转问题，从现在起，我每半个月都会向公司党委寄一份公开信，如公司不能解决，我还会给牡丹江管局党委寄，直到我调出为止。要求调走是我的权利，当然，让不让我走也是你们的权力。我不希望这点小事惊动更多人，难道还非要公司管局派个工作组来调查处理吗？……”
一个月以后，传来内部消息：同意我调往迎春。对此，我并不意外，因指导员姜玉年已对我说过：你和上边搞得这么僵，也没法马上让你走，那领导也太没面子了，所以得缓一段时间。我表示理解。在此期间，我坚持在一队“站好最后一班岗”。除本职工作外，团支部、工会的各项活动我照样抓，黑板报照样出。有人问起我调转的事，我均不置可否。
后来我听说，杨军飞（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原完达山林管局森铁处党委书记）曾和宋凤起谈起我，说：“你们这两个宋呀，闹得这么僵，谁也不肯后退一步。
我看你们之间的裂痕已经没法愈合了，你还是放他走吧！&
他在你这是干不好了。&你扣住他的人扣不住他的心，反倒弄得他告状信满天飞，谁都不得安生……。”
1975年11月初，我接到上级调令。&
在我去海林公司办理调转手续时，曾去见过杨军飞，长谈两个多小时。杨书记批评我而立之年还满身锐气，说这样处事很容易吃亏。在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听说智者如水的道理。临行前杨军飞书记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八个大字：大事清醒，小事糊涂。这几个字成为我日后的座右铭，虽然有时做不到，但的确受益匪浅。那次去海林，没能见到同样关心我的老首长孙培军，只留个条子给他。数年后在虎林见到他，这位15级老干部点着我的鼻子：“小宋呀，你也不年轻了，怎么还是那样的糙脾气！哎，你当时怎么会想到写什么公开信这一招？”我苦笑：“这不是被咱家那位老兄逼得没招了吗？不过这招我在七一年时用过，觉得还挺有效的。”
那是在1971年10月中旬发生的事：那年9月，我去哈尔滨开会，回来时已到国庆节了。
我给车队领导捎信请假在家维修房屋，那天（大概是10月16日）我干了一天活挺累的，早早睡了。晚上十点多钟，有人敲窗户说要查夜。那年代整年搞阶级斗争，查夜也是常事儿。我因乏困懒得动，就让妻子丽英去开门。她下地则要穿好衣服，时间长一点，外面的人不耐烦了：“屋里干什么哪？快点开门！先把窗帘打开！”我原来也是查过夜的，见他们这样说话，心中来气：“你们会不会说人话？简直是一群流氓！”这时妻子已去开了门，三四个人涌进来，有两个民兵揹着步枪，其中之一指着我喝道：“你说谁是流氓？”我这时也披着衣服坐起来：“你们以查夜为名，却叫人家先把窗帘打开，还不够流氓的！”妻子丽英拦阻我的争吵，把我家户口本交给进来的人查看。因我户口迁往东方红，就向我要其他证件，我说我回自己家不要什么证件，你回你家也要带证件吗？这时那个持枪民兵见我没户口，又来了劲儿，把枪拿在手里，还把枪栓拉得哗啦啦响，神气十足的喊：“那你得跟我们到保卫部走一趟！”我最看不上那种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的样子，激愤之下，从屋角抓起一把斧头：“谁敢动我？我在自己家睡觉，一没犯法，二不违纪！你们却是夜入民宅，非偷即抢！拿两根烧火棍子吓唬谁？你们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快滚！”
过去我也曾持枪搞过夜间清查，
知道那枪里根本没子弹，他们也真是吓唬人。但我越是撵他们滚，他们却越没法“滚”，——太没面子了。&
双方在争吵中僵持在那里，孩子哭，大人叫，招来邻居们劝架。&
夜查人员中有人跑回保卫部送信儿。十几分钟后，一位穿军装的人进来询问情况。&
我这人吃软不吃硬，见这位“解放军”态度很好，也就缓和下来，说明了刚才争吵的原因和经过。&
并拿出过去的外调介绍信、家中的户口本（那时没身份证）。&
这位好像姓杨的军人先批评了夜查人员的态度，又对我说：“这样吧，你还是跟我到保卫部去一下。我们给东方红你们单位打电话核实一下情况，你看好不好？”&
这时尽管墙上的照片，来劝架的邻居及注明我迁出的户口本都能证明我是在家休假的工人，不是坏人。&
但觉得人家清查的大方向还应肯定，况且距保卫部仅几百米远，我又心中无鬼，于是就同意跟他们去保卫部。&
但去到那里，他们像审犯人似的讯问，还几次声色俱历的叫我“老实点儿”，我哪受得了这个！当场又吵起来，结果被他们五个人扭送到铁道南的收容所给关了起来，这时大约是半夜十二点多钟了。
在收容所的铁门铁窗内，我渐渐冷静下来。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也深悔自己不该如此冲动，弄得被关在这里回不了家。在昏暗的灯光下，望着东倒西歪躺在破席子上睡觉的“盲流”，我靠在脏兮兮的墙脚想心事：如果天亮他们再审我，我一定不能还和他们吵，先争取出去再说。&
当然这事儿也不能算完了，我得找他们的上级领导。&
但如果他们不见我或仍蛮不讲理，我该怎么办……。胡思乱想了一夜，天亮了。我随着“盲流”们到院子里的压水井处草草洗把脸，又去伙房排队领窝窝头。&
恰在这时，原林管局生活福利处的老杨走了进来，他见到我，楞住了：“小宋，你怎么会在这里？”我简单说了昨夜吵架的经过，老杨看了看手表，叮嘱我：“小宋，
你千万不要再吵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你家里有啥事没？要不要去告诉一声儿？”“没事儿。再说你也找不到我家。”老杨点点头，匆匆走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有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桌后坐着两个人，都穿便衣。&
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工作单位及何时因何事进来的后，其中一人说：“昨晚的事，可能有些误会。我们了解了，你还是林管系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表现一贯不错。现在你写一下事情经过和认识，然后就回去吧！”我为了不节外生枝的尽快回家，在所写的材料中还主动承认了自己态度也不好，干扰了清查工作的大方向等“错误”。然后又交了早餐窝窝头白菜汤钱六角，于上午十一点回到家中。妻子丽英昨夜见我一去不回，她也一夜没睡，清早没吃饭就出去打听消息。见我回来，高兴中又有点激动。邻居李大嫂也来看我，她与那个持枪民兵张凤林有点拐弯亲戚，还顺便说了些他前不久男女关系方面的烂事，有的成为我日后贴在保卫部门前大字报中的有力炮弹。
10月18日上午，我到虎林县人民保卫部想找领导反映情况，但被值班人员拦住了。他们记录了我述说的情况，答应一定向首长汇报。这时我才知道保卫部的最高负责人是县人民武装部的郝士斌副政委，前几年我在军训办开会时见过他，但他不一定认识我。&
于是我在10月19日又直接去武装部找他，但听说他在县革委开会，（当时正值全国统一时间传达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文件前夕）
我只好给他写一封信留在武装部值班室，希望他能关注这起限制我人身自由11小时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11月6日，我在东方红再次写信给保卫部负责人，要求他们处理此事并尽快答复我，并附去我准备回虎林时张贴的大字报底稿，但仍未得到任何回音。11月20日上午，我在保卫部门前的公告栏上张贴了题为“县人民保卫部的某些人对谁实行专政？”的大字报。&
所选用的“最高指示”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
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武器。……”大字报前言写道：“这份早在一个月前就该贴出的大字报今天才张贴，完全是被保卫部的某些人逼的，……”文中简述了那天夜晚发生的事情，对当时与我争吵的民兵张凤林，
我说他“本身就是个臭名远扬的大破鞋，与肉食商店王某某乱搞两性关系，
根本没资格搞夜间清查。”而保卫部的负责人“对这个臭名昭著的破鞋如此庇护重用，以至令其夜间持枪外出招摇撞骗；而对奉公守法的公民却如此凶狠，不惜动用专政工具进行镇压迫害。其用心之所在，令人生疑……。”&
文末我申明：“我写这篇大字报，可能会有人不高兴，甚至会以‘攻击保卫部’的罪名对我再次进行迫害。对此，我已做好第二次被捕进牢房的思想准备……”并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毁损本大字报，那么更多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将在街里繁华地段出现，让更多的革命群众评论是非。”&
此举反应迅速强烈，
大字报贴出不到半小时，即有两个自称保卫部的人找到我家，请我去保卫部，说首长要和我谈谈。&
我连说不去：“去了，再把我关起来咋办？我只上一次当！”这两个人劝了半天，我不为所动，他俩无可奈何的走了。时间不长，又有两位佩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来到我家，仍说首长要求他们一定要把我请过去谈谈。&
磨咭半天，后来我说，除了郝政委，我谁也不见。那两名军人却高兴了，齐声说：“就是郝政委让我们来请您的！”我半信半疑：“真的？”“是真的，”一名军人说，“郝政委平时不在这边办公，十天半月也不来一次，今天有事过来，恰好碰上你这件事……，您和郝政委认识？”我扭头看了看闹表，说：“既然郝政委过来了，我一定去。只是现在快到中午了，我得去接孩子回来吃饭。下午一点，我准定去保卫部。”两位军人连说：“对对，接孩子要紧。可你下午一定得去呀！”“你们放心，我才不像你们保卫部，言而无信。我说话绝对算话！”他们走后，我去小魏家把三岁的女儿接回来，妻子丽英也下班回来吃饭。我说起下午要去保卫部的事，丽英原本就反对我贴什么大字报，这时又担心起来。我说：“你放心，这次肯定没事儿。”
下午一点，我按时去县人民保卫部，见我贴的大字报前仍有几位路人在驻足观看。刚进走廊，上午曾去我家的那位军人就迎上来：“首长在13号房间等您。”在13号房间，除郝政委外，还有一位姓高的解放军首长，（那时都是相同的领章帽徽，看不出军衔高低）两位首长认真听取了我的意见，强调这是场误会。原因是他们工作人员态度不好，而我也不够冷静造成的，当然主要责任在他们。郝政委还一再表示，今后要“组织工作人员加强政策观念学习”“对那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等等。当我要求见见那天晚上指挥抓我的负责人时，郝政委说那人去外地出差了。当两位首长把我送出大门，握手告别时，我指着公告栏说：“如果那天晚上的工作人员也能像今天两位首长这样平等待人，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写这张大字报的。”回家后，我按和郝政委的约定，用大红纸裁成方块，写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几个大字。去覆盖大字报时，保卫部里的人还主动过来帮助刷浆糊。（当时贴大字报是受宪法保护的行为，只有本人才有权处理）
本来这事已经了结，可后来又有一段插曲：半个多月后，我去二处办事， 见到保卫组的周殿清， 他问起我是否在虎林和保卫部的人干架了？
听说还动起了斧子！&我奇怪远在东方红的小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肯定是县保卫部来信告阴状。一气之下，又给郝政委写了一封信，说保卫部有人在他亲自处理此事后，还搞小动作来信告黑状，并声称保留再次张贴大字报的权利。&
郝政委对此很重视，专门进行了调查，并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此信原件我保存至今）说经查，保卫部没人写这样的信，他让我把信的原件拿给他，他一定会严肃处理。还说有什么事不满意可以再找他谈，但最好不用大字报这种形式。为此，我再次去找周殿清要信，小周一拍大腿：“嗨！那是县保卫部有人打电话来了解你的情况，我顺手记下来的一张纸，过后我也没当回事。对你我还不了解吗？谁知道和你说这事儿，你又去捅马蜂窝了！”我也埋怨他当时没说清楚。无奈中只好再给郝政委、吴主任等写信说明情况，检讨自己没弄清情况乱放炮。同时也对电话中只说我“抗拒清查，动武行凶”，却不提限制我人身自由11小时的事实提出反诘，
“论人数，对方三人，我一人，处于劣势；论武器，对方是两支步枪，我只是一柄斧头，斧头对步枪，有这样‘行凶’的吗？”县人保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吴永祥是哥哥在部队时的战友，他也曾参与处理此事。&
他后来见到乃忱兄时说：“你那个弟弟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你？得理不让人。你们是亲哥儿俩吗？”哥哥为此后来也批评过我。几个月后，我给吴主任写信，
要求把我历次写给人保部的信件，
包括在收容所里写的“经过”，统统退还给我。“此事经郝政委亲自处理，已经完结。保卫部又不想搞秋后算帐，因此没必要再保存这些信件。”在一次回虎林休假中，我到吴主任处取回了这些信件，保存至今，有些成为自传中的相关材料。
由于和哥哥的关系，我和吴永祥副主任也算比较熟悉了。那天吴主任还对我说：“去你家查夜的那个民兵张凤林已经找他好几次了，说姓宋的在大字报中说他是臭名远扬的大破鞋，弄得他在单位抬不起头，老婆也和他打架闹离婚，要求保卫部给他恢复名誉……”&
我笑着说：“这很容易呀！以你们保卫部名义多印些传单，上面写‘张凤林不是臭名远扬的大破鞋’，让他自己到处张贴，名誉不就恢复了嘛！”吴主任也笑：“我说了，事儿都是你惹出来的！连保卫部的名誉都坏了，谁给恢复？有本事你还是去找宋乃春吧！”“好哇！叫他来找我……”但是，张凤林一直没来找我。
大概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某一天，我和好友徐先义在虎林街上遇见一个人，从他们的握手寒喧中得知好像是早年同学。分手后先义悄声问我：“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吗？”
我摇摇头：“不认识。” “他就是张凤林。”“啊？！” 我忙扭过身去，
看着张远去的背影：“这不挺文质彬彬的嘛！&
怎么那天晚上那么凶？”“我估计他也认不出你了，所以没给你们做介绍。”想想也是，那天晚上黑灯瞎火，尽管吵得凶，但谁也不会认真看看对方长什么模样儿。况且又事隔多年了。“他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前几年是不怎么样。那件事儿对他影响挺大的，在单位不得烟儿抽，家里更是战火不断。后来他听说咱俩是好朋友，还来找过我……。”
古人云：水无定势，人生无常。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当我提笔写这个小传，总结我的人生经历若干得失时，也曾反思：我遭遇到的某些事，假如当时能冷静地多想一想，再这样或那样处理，可能结局会好些。但在当时，
我似乎别无选择，只能那样做。毕竟我是个普通的平凡人，不是哲人更不是圣人，无法考虑得十分周全。
就是后来如愿调到迎春林业局后，由于自己的文革经历和性格惯性，仍不可避免的迎来一场又一场风波。
我是1975年冬到迎春林业局的。在好友张庆林的力荐下，我去该局机械检修厂工作。我在851农场机修厂学徒时的大师兄王学金，师姐熊庆荣等都在这里。&
来迎春前我已对多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渐生厌倦，一心想好好钻研技术，以便日后有点一技之长，曾下决心不再耍嘴弄笔。但似乎身不由己，来厂不久，即为一些有冤假错案的人写申诉材料
。开始时还只是本厂熟人，碍于情面，不得不写。
后来逐渐有厂外的人慕名找来，如物资科的朱新民，贮木场的张青山等。&
也许是当时的冤假错案都太冤假了，总之，凡当时我代笔写的申诉材料，大概有七八份吧，后来都逐一翻案平反，当事人相继恢复了党藉和干部身份，有的还当上了副科长。在此期间我有时也给厂里写一些典型先进材料和广播稿，不经意间又成了“黑笔杆子”。来厂不到半年，局宣传科又把我借去帮忙，且一借数月。但在看似风光的背后，一场危机正逼近我，而我却浑然不觉。
在检修厂，有一个女青工叫李永存，是学电工的。她是原完达山林管局党校教员李洪歧的女儿，因有些肥胖，小青年们背地里都叫她“六百工分”。李洪歧是原管局另一派造反组织“红司”的负责人，小清河武斗“红司”方面总指挥，在1968年春被抓打致死。我调到迎春林业局后，原管局机关分流到迎春局的一些人也很快知道了，有些熟悉的还经常有所往来。&
可能有人对李永存说起我能知道她父亲被害的详情，因此李永存在七六年春夏时曾找我询问过她父亲被害时的经过。那时我们都住在检修厂的单身宿舍，出来进去经常见面。&
我知道她是李洪歧的女儿后，还真挺同情她的，觉得她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亲，孤儿寡母挺不容易的。因我曾参加过有关李洪歧死因的黑龙江省军区调查组，还参与起草过调查结论，故知道些详情。我向李永存讲了我了解的一些情况，
并告诉她， 这些事她母亲兰淑艳应该都知道，省军区调查组临走前组长王海（雪）涛曾找兰淑艳谈过话……。
李永存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却误认为我知道这么多详情，则肯定是参与迫害了她父亲。故经常在不同场合散布我是“杀她爸的凶手之一”的谣言。从七六年秋到七七年春，特别是清理“三种人”时，不断有熟人问起我这事。而这还真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事儿，后来还演绎成李洪歧的临终遗嘱提到我如何如何。当时正值文革后第一次工资调整，我感到压力很大。几次找李永存解释，她都不冷不热的。后来竟然说：“要是你心中没鬼儿，你害怕什么呀？”我又气又恨：“我好心好意告诉你一些详情，是想便于你回合江时调查核实，
你却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揹这个黑锅！”&“那你就去找领导把问题说清楚呗！”“问题就是我没问题！总有一天我会说清楚的！”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如果上级来找我谈，我会说清楚。但若是我去找领导谈，则会越说越不清楚，反而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
因此我很希望上级能就此事找我谈话，但直到五.一，也没人理我。&
而李永存五.一节后从佳木斯探家归来，仍无向我道歉、解释的迹象。
我实在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懑，遂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起草了一份“检讨与说明”，
用毛笔抄成大字，贴在机修车间大门上，从而起全厂关注，并成为当时各车间、班组议论的中心话题。
这次为写自传，翻找日记资料，又见到当年写下的这篇文字底稿。现将原文照抄于此，以做为当时那段历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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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检讨和说明&&&
写在前面：
自去年十二月份调资工作展开以来，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传言四起。本厂本局自不必说，近则东、虎，远至两江，都有人在关心、议论。本想当时做一点说明，但考虑到自己洗白，并不能释去别人疑团。况且自己在文革中也确有缺点错误，应该相信党的政策，会正确处理。现时过半年，流言稍减，疑团依旧。在此期间，全局上下没有任何一级领导或工作人员就上述传言找我谈话，核实问题。其原因，大概是“证据缺乏，不足立案”吧！但做为本人，则应深刻认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警戒自己和他人。
下面，分两个部分来谈：
一、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检讨
我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被借调到完达山林管局文革办， 后文革办与红联总部合并，我也就成了总部的工作人员（
不是核心）。&
先后在群众工作组，宣传、简报组，清查、专案组工作（以搞小报时间为最长）。六八年四月总部撤消后，曾去县军训办工作。同年九月，又被抽调回管局，任大批判组组长，核心成员。后到清查办，负责过翟雪桥专案，并曾参与过管局机关学习班的领导，直到六九年八月去双鸭山林业局斗批改宣传队。
在红联总部工作期间，主要任务是按总部核心意见起草一些通告、宣言和其他派性文章；&
收集对立面组织“炮打三红”的材料；
接待上级及兄弟单位的调查组、宣讲团；有时也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在八.二三——九.一五前后，播放过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九.五讲话录音；&
传达过潘复生的五点黑指示；大量散发过从各种渠道弄来的“中央首长”讲话材料&
。这些活动，直接间接的助长了林区武斗、打人的坏风气。从这一点看，我是有罪的。此外，我还曲解毛主席关于“革命暴力”的学说，在《红联战报》上打派仗，并以“红司”为靶子，在林区掀起批判“三股妖风，二月逆流”的高潮，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在清查中以派划线，唯我独革。在定案中，以“站队”正确与否来决定处理轻重。上述严重错误，虽受当时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但也与自己不认真学习，私心杂念太多分不开的。当时自己虽然也对一些事情看不惯，有想法，但又不敢说，
害怕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的帽子。
更怕以“阶级混线，包庇坏人”而被揪出示众。（在当时，因喊错一句口号，在一分钟之内，由造反派变为阶下囚的例子是不乏见的）说真心话，我当时做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是一心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意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增知识，长才干。我当时从未怀疑林彪、江青这些人是野心家、大坏蛋。更未怀疑过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的权威和正确。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的单纯，使得我一次又一次的上当受骗。以至七五年喊“三项指示为纲”时不以为错，七六年批“三项指示为纲”时也不以为非。总之，是个浑浑噩噩、不学无术的糊涂虫、大草包！
当然，我也不能保证今后再不上当受骗，只希望能通过学习，提高点水平，能少一点受骗。我曾听到有的同志自诩他“早就看出了林彪、江青等人不是玩意儿”，我没有那种智慧和眼力，既没看出问题，更没敢“对着干”。（实际上，我认为说这话的也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吹牛）此时此处我讲这些，丝毫没有为我自己开脱罪责的意思，我的错误我认账，给什么处分都接受。
二、关于李洪歧之死
&&& 自调资以来，
李永存同志曾多次在会上、向领导反映是我亲手打死了她父亲，
并说是其父的“临终遗嘱”，听起来煞有其事。对于李永存同志急于为父亲报仇雪恨的心情，我很理解，也很赞赏和同情。做为一个了解一点情况的同志，也应该给予支持。正因为如此，我对她的上告，以至后来出的匿名小字报，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尽管可能影响评工资）没有向领导和同志们做任何解释。&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所处的工作环境，确实容易引起别人误解。&
为尽快消除这种误解，我先后主动找李永存做了三次倾心交谈，提供线索，介绍情况。并鼓励她利用回佳木斯探亲的机会调查核实。遗憾的是，李永存同志把我的这番好意当成是心虚胆怯，有求于她。&
在长达五个多月的时间内，她经过多方查询，已明确无误的知道我并未参与此案，但却仍死死的咬住我不肯松口，不肯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更正自己的错误汇报，从而迫使我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公布几个月前就应和大家见面的事实。
我认识李洪歧，但他不一定认识我。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省“捍、炮十二条”下达后，管局两派搞大联合谈判，我们做为双方谈判代表见过面。过后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小清河武斗“红司”方面总指挥李洪歧。关于他的死，我是六八年五月在军训队听说的。&
李永存说他父亲临死前提到我，这既是假话，又是谎言。李洪歧和我不熟，从他被抓、被打一直到去世，我一次也没有见到他，他怎么会提到我的名字？另外，据说李临终前神智很清醒，谁参加打了他，谁打得他最凶，谁的皮鞋踢得他受不了，都告诉了守候在旁边的爱人兰淑艳。连他从东方红逃跑去京上告期间的钱款往来都一笔一笔做了交待。当时除兰淑艳外，还有一名护士在场，并做了笔录。据我所知，对于李洪歧死亡案件，组织上至少作过两次慎重的调查，可能都是根据这个笔录来扩大线索的，但从未找过我。（我如大名在册，历次调查组会不找我核实情况吗？）据说李洪歧同志是个正直的人，如果他九泉有知，定会为自己的女儿胡说八道、陷害他人而感到愤懑，痛心的。
中国有句成语，叫“望风扑影”，其含义大家都明白，我不必解释。而李永存说我打死她父亲，唯一的根据是“听别人说的”，她“有怀疑”。这大概连望风扑影都够不上，只能算“闻风扑影”。前已说过，我在管局工作期间，主要是搞文字材料的，&但有些被揪人员受审挨打，
我由于工作关系，有时由于好奇，也到打人现场去过。（如看到过翟雪桥、杨超如、郭霞光等人被打）尽管为时不多，&
但这些人认识我，知道我在场，虽然我没动一指头，但他们当时被打得晕头转向，过后如说我也打了他，我却真无可辨驳。&
如果李永存是闻到了这样的“风”，来扑我的“影”，我也不算冤枉。&
可是李洪歧从被抓到送命，我一次也没到场。那么李永存同志又是从哪里闻到了什么样的“腥风”，非要来扑我这个“霉影”呢？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李永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组织上可能也进行了查证核实。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我与此案完全无关，而李永存却还死死的咬住我不放，其动机实在令人费解。恐怕不是别有用心，也是另有企图吧！
同志们都知道，也理解，这样的问题事关重大，人命关天，而三言两语又不易解释清楚。总之，是个很窝囊人的事，放在谁身上也是个黑包袱。我曾对李永存同志举过这样的例子：一个纯真的姑娘，忽然被别人诬蔑为作风不好。证据呢？没有。只是听别人说她长得不像个姑娘样，有怀疑，而其他人又不太了解这个姑娘。就这样，关于这个姑娘作风不好，不是个真姑娘的流言也就不胫而走了。像这样的问题，也是挺窝囊人的，也是三言两语不易解释清楚的，而且都容易做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类事落到自己头上，该怎么办？这就叫“蛇咬一口，入骨三分”！
&&& 我在这里声明，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有大大小小许多错误。 但在李洪歧之死问题上，我既没参与，也没策划，不承担任何责任。
两个月前合江林管局有两个外调员来找我，
（这是涉及李案十年来第一次找我）也仅是限于了解抓打李洪歧是否经过了当时红联总部的批准，以及总部撤消前后情况。也就在这时，我才确切知道李洪歧是4月18日被抓，4月30日死亡。
并得知总部撤消的确切时间为4月15日。当时，我尽我所知，如实写了证言。
对无辜受害的李洪歧同志，特别是对于他的正直和才干，我充满同情和敬意。在他的案卷中，过去没有关于宋乃春的任何记载，今后也不会因李永存的假话和诬告而增添进去。对此，我坚信不移。
我于事情发生近半年后，才做出上述说明和解释，完全是迫不得已的。如果李永存同志确是想把问题弄清，而不是为了寻找替罪羊来恶意中伤的话，那么，消除误会的方法完全不必采取这种形式。（我不愿永远揹着这个“莫须有杀人犯”的罪名黑锅，这一点，同志们会理解的。）&
几个月来，关于我的流言不少，但不实之词甚多，大都属于不了解情况而误解。&
其中之一，有人说我在文革中是“说了算的红联一把手”，这就是把红联总部和大批判组搞混了。&
红联是群众组织，大批判组是管局革委会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而且大批判组是在红联总部撤消五个月后才成立的。仅此一例，可见流言之一斑。
文革十年，沧桑巨变。回首往事，感慨万端。纸短话长，就此住笔。
（李永存同志有何不同意见，也可写出来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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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间&&&&&
宋乃春&&&&
（七七年）五月七日
若干年后，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我当时写的这篇文字是必要且有效的，比较迅速、彻底的洗清了自己。这种事，我不可能向每个人解释，而且也没有人会耐心听你解释。此文一出，不仅本厂，外单位来厂办事的人也都看见了，有关我是“杀人凶手”的流言从此消声匿迹。同时我还将“检讨”底稿送局宣传科，请他们转呈有关领导一阅。&
并附一短柬，告知：“此底稿只一份，如局需要留下存查，请通知我去复制一份。如只是参阅一下，请阅后退还我本人，以免若干年后有人借此另作文章，纠缠不已。”短柬强调：“文中观点仅是个人认识，可能错误，欢迎批评。所列事实确切无误，希望组织查证核实。”
据和李永存同宿舍的女工说，
李永存看到我的“检讨与说明”，晚上哭了一夜，（文中有暗喻她是毒蛇，咬人等不敬词语）第二天清晨即去找她父亲的生前好友尚杭，想让他帮着写一篇文章来反击我。尚杭是原林管局设计队的技术人员，五十年代大学毕业，也是当年“红司”方面著名的笔杆子。&
尚杭那天特地来检修厂，反复看了我的“检讨与说明”，然后对李永存说：“宋乃春敢这样写，可能他真就没参与你父亲的事。”李永存又委屈的哭了，尚杭长叹一声，安慰她说：“算了，你一个女孩子在这边不容易，你妈也不放心，我看你还是回合江吧！”不久，李永存就通过关系，调回佳木斯合江林管局某单位了，以后不知所终。
公元2000年春，我去黑龙江探亲访友，回到曾工作多年的虎林、迎春、东方红旧地重游。在迎春友谊饭庄为我洗尘举办的酒宴上，好友们畅谈往事沧桑，欢声笑语不绝。从我当年和李永存、郭德海的冲突，到我徒弟刘玉在我走后发生的故事，（刘玉是老友刘克亮的小女儿，16岁入厂跟我学徒。那时我走到哪里，她就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到哪里）他们说起刘玉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和某领导你一句我一句的对吵，使人联想到我的当年。我听了大为吃惊，刘玉有点小脾气，性情倔犟，这我是知道的。当年为了她的婚事，老克亮曾拎着棒子满厂院追着打，她也没屈服。这次刘玉得知我来，小夫妻俩昨下午刚请我吃过饭。虽然当年的稚气脱尽，成了一个
精明的小老板，但好像还挺稳重腼腆，怎么敢和领导公开吵架？&
朋友们大笑：“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嘛！想当年你在大会上对郭德海书记连表扬带批评，弄得人家先停职，后调出，最后上吊自杀……”“嗨，嗨，嗨！说什么哪！”虽然知道他们是开玩笑，我还是连忙摆手制止：“当年郭书记停职不是为我。他调出检修厂是工作需要。上吊自杀更是我离开迎春局之后的事儿。怎么能都算在我的账上？——哎，老郭活得好好的，为啥要上吊呢？”我这样一问，在场的丁文喜、王宝宪、老罗、小秦，包括原副厂长章林文等人，都面面相觑：“具体为啥还真说不清，好像是为家里的什么事，一时想不开吧！”
郭德海是与我哥哥同级别的转业军官，
在我学徒时的851农场机修厂当过车间主任。我调来迎春局时，他任局生产科副科长，大概在1981年初调我们检修厂任书记兼厂长。这个人有一定工作能力，责任心强，也很想干好工作。
但心胸狭隘，政策水平不高，喜欢奉迎，独断专横。
来厂后因是“党政一肩挑”，故大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训人骂人是经常事。（这也是当权者的通病）我由于文革中的经历，对他那种颐使气指、盛气凌人的霸道作风很反感，但碍于他和哥哥的关系，仍很尊重他。&
有一次我用一块剩余的下脚料铁皮剪成一个直径38cm的圆盘，准备做个大马勺，被他训了一顿不说，还让我做检讨。我在检讨书后贴上一幅在某报剪下的漫画，画的是一干部扛根树干，一工人拿根树稍，而两名警察却持手铐去抓那工人，漫画名为“抓小偷”。我这份很另类的检讨漫画在全厂传为笑谈，郭德海对此十分生气，却又找不到别的什么借口整治我，于是就在我评先进及各种场合讲我“偷东西”是“一贯”的“本质”问题。在当年四月的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他又第六次旧话重提，我忍无可忍，当场提出要求做公开检查。得到允许后我来到台前，对我所谓“油毡纸”、“大马勺”、“送管子”的三大罪状做检讨说明，并深挖“思想根源”说：“在当今世界，有办法的人用油毡纸，可以去要，甚至有人给往家送。我无能，既要不来，又没人送，只能碰巧拣。如有人找，还给人家。若无人寻，则算我偏得。至于一根送人的管子，一块不足二斤的薄铁皮，比起某些当权者的巧取豪夺来实在是微不足道。我的那份检讨漫画，就是在这种思想动机下出笼的。”当时会场气氛活跃，有人还拍了两下巴掌。&
我既撕破了脸，也豁出去了，记得当时我还不点名的列举了一些干部凭借职权搞特权的实例。&
在批评郭书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家长作风之前，先表扬了他“工作责任心强，敢于大胆管理，带病坚持工作”等诸多优点，然后话锋一转：“我们的郭书记自称虽然经常和别人吵架，但吵过就拉倒，从不记恨人。依我看，不完全对，和上级领导或同级干部，他确实是吵过就拉倒。但对工人并不这样，邢忠清和他吵架，被停职反省半个多月，大小会检讨四次，&
最后还以‘攻击漫骂领导罪’被扣发工资。 我几个月前和他吵过嘴，一直记到今天，
甚至连我二十年前学徒时偷吃食堂代食品馒头的事都清楚记得。今天我也顺便检讨一下当年的错误，不需要书记再替我隐瞒。在座的有好几位是我当年的师兄师姐，他们都知道我的那些丑事——在那困难时期的1961年，
我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徒工， 不知道当时为啥嘴那么馋，还特别能吃，整天肚子空空的感觉饿。&
那时我不仅偷过代食品馒头、烤糕，还偷吃过食堂菜地里的黄瓜、茄子。哎，当时咱厂食堂的烤糕技术可是一流水平，吃起来又香又甜……现在，我做深刻检讨，以后保证再也不偷馒头吃了……”我当时的“检讨”引得下边笑声一片。郭德海却气得脸色发白，几次站起来大声制止。我都心平气和的让他坐下：“郭书记，
您是堂堂18级党员干部，有点领导风度好不好？&好话坏话都得让我讲完嘛！ 何况我还是在做检讨！
我的一个缺点你大小会批评六次，
你的缺点也让我批评一次行不行？——我认为，在当今社会，无论干部工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私”字存在。但一般工人之私，目光短浅，容易满足。而某些干部之私，既合理合法，又贪得无厌。因此，我才在书记勒令我写的检讨书后，贴上了那幅漫画，我觉得我特像漫画中的‘小偷’。”在那天的大会“检讨”中，我还举例批评了书记的浅薄和无知，说他“身为厂长，不知道国家的经济政策；做为书记，不知道党的基本路线。甚至当众声称自己说的话在检修厂就是政策……”
我的这种“检讨”，后果可想而知。 郭德海书记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迅速，布置全厂停产讨论对我的处理意见。
在召集各班组长汇报时，竟破例的“单个教练”。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各班组长当然不会也不敢说我什么好话，都认为我“态度不好”“需要重新认识”。但郭书记不准我再次检讨，重新认识，第二天即宣布：“由于我‘对错误认识不足，态度恶劣’，经领导研究决定，从四月份工资中一次扣除八零年度奖金的三分之一，计36.97元。（书记谓之为“割肉”）占我当时月工资的60%以上。
事后，我也意识到由于当时气愤冲动，说话只图痛快，严重挫伤了郭德海书记的自尊心，影响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
因此在事发后，我乖乖接受处理。时过半年，我才开始向厂、局领导提出申诉，指出扣款的无理，要求返还被扣发的工资奖金。我在申诉材料中阐明了扣款在政策、理论乃至时间上的站不住脚，（我的发言全厂上下都认为是事实；
我的行为没给工厂造成经济损失；今年4月的发言“错误”为何要扣上年度奖金？）指出动用行政手段，无理无据扣款是手中无真理，胸中无水平的表现，达不到教育本人和群众的目的。对我先后写的五六份材料（材料底稿保存至今），林业局党委曾多次研究，两次派工作组进驻检修厂，由局党办主任周中奇亲自带队调查处理。在此期间，郭德海不知何故被停职反省两个月，后调出检修厂，由武喜泽接任书记。又经过一番周折，于八三年六月才把两年前扣发的36.97元退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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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公出去山东蓬莱，游蓬莱阁，登望海楼，见波涛滚滚，激浪排空，有感。
回寓所步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韵，习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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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天空任遨游，苍茫大海潮自流，滔天巨浪击花岗，千年岩石化小邱。
&&&&&&&&&&反帝吼声彻天外，风雷激荡五大洲，烽烟起处红旗舞，环球尚有几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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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四月&& 作于 齐鲁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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