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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型学者
性灵派诗人――论陈贻{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创作杜晓勤一 、“因顽慕勇”的奋斗历程
和其他出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成于四五十年代的学者一样，由于战争的冲击和社会的动荡，陈先生的求学之路也是十分坎坷的。陈先生是1924年11月出生的，按照当时的情况，应该1947年大学毕业，但实际上到1953年才大学毕业，晚了五六年。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其间他是 “走了比较长的路，是比较艰难的”，“其中也有好多原因”。[①]
陈先生的故乡在湖南省新宁县南乡长湖村，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地方。村边不远即是湘西南著名的~山风景区，千峰挺翠，一江环碧。三十年代初，诗人艾青曾在新宁教过中学，作诗谓：“桂林山水甲天下，~山山水甲桂林。”[②]陈家世代都是读书人，可谓是书香门第，诗书传家。陈先生的曾祖父陈周慎，字镜轩，曾任前清江苏省六合县知县，任满返里，以薪俸所得在长湖村修建了一所房屋，名曰辉映堂，购置了少量田产。祖父陈起鹏，字丽章，是前清秀才，饱读诗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任新宁县参议会议长。父亲陈建楣，字子大，在上海的一个教会学校读过书，英文很好，书法、诗文亦善。堂舅祖刘永济先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老教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表叔李冰若先生（后来成了陈先生的岳父）则是吴梅先生的高足，曾任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以研究词学闻名。由于受到周围家人和亲友的影响，陈先生从小就对古典诗词情有独钟。
但是，陈先生小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据陈先生后来回忆，五六月青黄不接时，家中的日子就很不好过，甚至还饿过饭。陈先生9岁才上学，在学校里兴趣比较广泛，体育很好，尤其喜欢画画。父亲曾经想送他去学国画，但他当时只想上初中、高中，然后上大学、学文学。
陈先生初中时的国文老师很好，特别喜欢鲁迅先生的《野草》。陈先生在他的影响下，就学写鲁迅那样的小品文。在一次以《洋槐》为题的作文比赛中，陈先生还得了第六名。
因为家里没钱，付不起学费，陈先生初中念了半年就念不下去了。陈先生虽然“感到家庭破落了”，但他当时“只想上学，想当个大学生，能个人奋斗，独立生活。”[③]在虽然不识字但特别重视教育的祖母[④]的全力支持下，陈先生又能继续读书了。
陈先生从小就最喜欢鲍照《侍郎报满辞x疏》中的这几句：“臣嚣杌穷贱，情嗜w昧，身弱涓樱赜木取１居κ匾担杨辰似e，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他说，“这有什么好的呢？大概说出了我当时的心情，我的情况也大致跟他相彷佛吧。”[⑤]鲍照这种“幼性猖狂，因顽慕勇”的精神，后来一直激励着陈先生追求文学和学术。
抗战前，陈先生的父亲即外出谋生，十余载未回家。后来，母亲又到四川广元找他的父亲去了。先时，祖父还在；1943年祖父病逝之后，作为长子长孙的陈先生，自然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新宁县。他带着家人和亲戚二十多人，四处逃难。逃难没有钱，便到处借大米，为学生补课，以此维持全家生计。因为家境每况愈下，经济拮据，陈先生高中毕业后为还债，补贴家用，去长湖村斗光农校教书。当时的教薪收入较多，一学期有20石大米。在逐渐还清了欠债后，陈先生毅然决定出来考大学。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招生，陈先生总分够了，但数学不好，被招入北大先修班。先修班共300人，10个班，陈先生和汤一介、宁可（原名黎先智）同在第6班。当时在先修班教陈先生国文的是傅庚生先生。傅庚生先生讲的《浮生六记》、《陶庵梦忆》等都是美文，加上受家乡优美景色的熏陶和诗书家风的影响，陈先生就学着写意境优美的散文，不少作文得到了傅先生的夸奖。其中一些，如《杜甫小传》等，还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了。这激发起了陈先生的文学创作热情。
1947年，陈先生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8年底因病休学，回到新宁疗养。不久，陈先生病好了，在县里教了半年中学，暑假里参加了短期的农村调查，看到解放后的种种新气象，很是感动。1950年10月，陈先生回北京大学复学，重读二年级，正碰上小说家废名先生教文艺文写作。第一次习作，陈先生就将在乡下的切身体会写成了《弟弟加入少先队》的短篇小说交了上去。废名先生看后，特别欣赏，认为超过了赵树理，还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写得很成功，富有地方色彩，人物个性亦强，而且都有进步性，所用语言亦好。”并把这篇文章拿到班上作为范文，组织同学重点讨论。陈先生很受鼓舞，接着又写了篇《李三阿妈》。废名先生又认为最好，评语是：“成功之作。人物都写得好，李三阿妈、黄毛、麻大爷如见其人，如闻其语，连没有写什么的扁婆、八老倌、麻大妈、谭姑爷都写出来了。文字也好。还有，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热诚！”在废名先生的鼓励下，陈先生又一连写了好几篇，都得到了好评。有一次，甚至还请来了杨振声先生光临指导，这当然使陈先生分外高兴，不过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由于积累的生活底子写得差不多了，陈先生就开始硬着头皮编故事。这自然受到了真诚的、重视艺术的废名先生的严肃批评。虽然不久废名先生的课就结束了，后来废名先生也去了东北大学，但陈先生一直都在心里深深地怀念着、感激着废名先生，认为废名先生“确乎是个真诚的人，是个不失赤子之心的人。”[⑥]陈先生从废名先生身上，不仅学到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还学到了对艺术的严肃态度，更学到了真诚的为人、可贵的赤子之心。
1953年大学毕业时，陈先生只想出去当作家；结果宣布留校当助教。知道留系后，陈先生认为文艺理论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最富挑战性，就向系主任杨晦提出想搞文艺理论。杨晦先生说：“这也很好，不过有人了。”让陈先生学文学史。陈先生一听，又觉得既然学中国文学史，那就要从“第一段”的《诗经》、《楚辞》一直搞下来，就又说：“好！但我要跟游国恩先生。”但因为也有人了，陈先生就跟了“第二段”的林庚先生，一边当助教，一边进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⑦]
虽然陈先生当时不是研究生，但林庚先生是把他当作研究生培养的，主要的时间都是让陈先生读书。最初，林庚先生让陈先生读陶渊明的集子，后来又教陈先生挨个儿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重要作家的集子及注释，还要参阅《资治通鉴》与史传的相关部分，每两周交一次读书笔记。在林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陈先生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兴趣，读书亦有得。半年之后，陈先生就写出了《关于陶渊明》[⑧]、《鲍照和他的作品》[⑨]等学术论文。就这样，陈先生“狠狠地读了三年书”。到了1957年，由于运动和社会活动的增多，学校不提倡念书了，但是陈先生仍挤出时间，照林庚先生的意思，断断续续地通读完《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唐诗》、《资治通鉴》以及《汉魏丛书》、《唐人说荟》等丛杂书。[⑩]
林庚先生的这些严格的学术训练，不仅使陈先生当时就发现了王维“亦官亦隐”生活方式的政治原因和深层心理[⑪]、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⑫]、李商隐无题诗的寓意[⑬]、李贺诗歌中的“哀愤孤激之思”[⑭]等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使陈先生终身受益。
五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陈先生编《王维诗选》。陈先生在接受任务之后，不满足于编写一般的诗歌选注，而是深入研究分析王维的生平、思想和艺术，先后写出了《论王维的诗》[⑮]、《王维生平事迹初探》[⑯]等筚路蓝缕、见解深刻的论文。《王维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7月出版，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誉。后来有外国评论家认为，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是自40年代以来，全世界最好的一本。[⑰]
六十年代初，陈先生曾利用业余时间，着手写作以李白、杜甫为主、反映盛唐诗人生活风貌的长篇历史小说《英灵传》。写了几章，为了纪念杜甫，还在《北京文艺》1963年1月号发表了其中一章《曲江踏青》。谁知这一章毫不起眼的文学作品，竟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招来了大字报对陈先生的无情批判和无限上纲，吓得身材高大、胆子甚小的陈先生多年不敢动笔续写。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陈先生也都是谨小慎微以求避祸。但陈先生因为有黑五类的出身、是解放前上的大学、写过“毒草”历史小说等，还是经常受到红卫兵的审问和追查。然而陈先生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当时北大中文系党的负责人严家炎先生就特别敬重陈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陈先生自律甚严，坦诚‘向党交心’，常作自我剖析，但他严守一条：从未批判或伤害过别人。他和游国恩、林庚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一样，也是个心胸敞亮、正直诚实的老知识分子。”[⑱]在“评法批儒”时期，毛主席所喜爱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四人帮”别有用心地侈谈李商隐，在他的无题诗上大做文章，说李商隐的无题诗不是爱情诗，而是政治诗，表现了对法家思想的热爱。当时“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领旨杜撰，但因对李商隐不熟，绞尽脑汁也炮制不出产品。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早在六十年代初即对李商隐有过深入研究、性情随和的陈先生。他们将陈先生从劳动的现场调回北大，向他下达了“战斗任务”：要尽快写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拥护法家路线的政治诗！陈先生却表示：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理解不够，还要好好学习。政治诗？我怎么看不出来呢？还得好好学习。就这样，推托加搪塞，学习再学习，直至“四人帮”垮台，陈先生也没违心地写那篇文章。[⑲]
陈先生后来曾深有感慨地说：“从1963年开始，直到1978年，我没有好好地念过书，没有做严格的科研，整整耽误了15年。下乡、开会、斗争，每天回来我就练字，写一些诗，也算是修身养性吧。上大学时，我耽误了5年，而这15年更可惜。”[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文艺领域，也随着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陈先生深受鼓舞，倍感时光的宝贵，以空前的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他在当时创作的《来之先生赠诗相期勉，自愧驽劣，但望老成，次韵二首》诗中述怀言志：“五十已过奔六十，颠毛脱落貌全非。蹇驴岂敢驰长道，但望回车小作为。”又谓：“火炉装拆知寒暑，世路经过谙是非。人道生姜老的辣，身逢大治正堪为。”[21]在七十年代后期，陈先生除了编定《孟浩然诗选》[22]，整理出关于孟浩然生平的长篇考证文章《孟浩然诗选后记》[23]，还发表了《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24]、《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25]等考论结合、精见迭出的宏文。
陈先生从年轻时就一直想写杜甫评传，到此时已经54岁了。经过长期的反复考虑，陈先生想到光阴荏苒，时不我待，若一再拖延，有负初衷，即“因顽慕勇”，知难而进，终于在1979年3月，重鼓勇气，“发大誓愿”，开始写起《杜甫评传》来。[26]原定字数30万字，结果陈先生越写越多，一直写到1984年，总共写了109万字。这五年间，陈先生昼思夜想，日积月累，劳动强度相当大。他每天放不下，脑筋始终松弛不下来。 陈先生不仅因为终日伏案写作，左眼视力严重衰退，几乎失明，而且由于长期用脑过度，可能也导致了后来的脑疾。有朋友曾劝陈先生放慢点速度，别把身体搞坏了，陈先生说：“人过六十精力就要大减，一定要在六十岁前把这部书写完。”[27]当然，陈先生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惊人的代价，也赢得了海内外学界对《杜甫评传》这部百万巨著的高度肯定和同声赞誉。学界普遍认为，它是二十世纪杜甫研究领域最为详尽深细的集大成著作，“堪称是当代杜诗学中的一座丰碑”[28]。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又于1987年获北京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开设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
《杜甫评传》是陈先生几十年学问、识力的结晶，也是他学术生命臻于老成境界所焕发出的最耀眼的光芒，但并不是陈先生学术追求到此止步的界碑。八十年代中前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文化了，提出要派日本学者来帮助我们。这使在场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大受刺激。陈先生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在《杜甫评传》脱稿后，立即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去，陆续撰写了有关曹操诗[29]、初盛唐诗人[30]、盛唐绝句艺术[31]等长篇论文[32]。另外，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到学生身上。他曾屡次对学生们说，应当成为国际学者，学术上要敢于攻坚，要为国际同行所承认，要为我们民族争气。[33]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患上脑疾，陈先生渐渐不能写作，但他仍坚持带病全力培养学生，直到2000年11月，陈先生因脑瘤严重恶化，医治无效逝世。值得欣慰的是，陈先生的学生现在已星布神州，执教各国，如葛晓音、张明非、柯素芝、钱志熙、朱琦、罗伯特等先生都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国际学者，他们或在大陆、香港、澳门，或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实现着陈先生的宏愿，弘扬着中华学术。
陈先生曾经回顾过自己的求学历程，说他的情况不算理想，青少年颠沛流离，直到三十岁才大学毕业，基础不是很好，环境也较恶劣。但他一生始终秉持着“因顽慕勇”的拼搏精神，他要“个人奋斗”。陈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最大的罪状就是“个人奋斗”。他不无感慨地说：“一直处在艰苦的困境中，怎么能不奋斗呢？”“奋斗总比不奋斗好。”[34]在走上学术之路后，陈先生更清楚，和老一辈的学者比起来，自己旧学底子薄，比较“草莽”，但他依然“善于把读书少的劣势加以转化”，[35]会“念聪明书”，能“默默地在夹缝中寻找着学术的生存空间”[36]。他始终认为：“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生气勃勃，才能闯破前人的饱和状态。只要有《红楼梦》里香菱学诗的那种专注劲，搞什么都能成功，要有顽强的韧性战斗精神。有时前进到一定的程度，那时不要泄气，认真总结，找出问题，会重新产生飞跃。”[37]陈先生一生能屡屡改变自己的命运，许多研究课题都是迎难而上、后出转精，或发前人所未发，或集前人之大成，和他这股“因顽慕勇”的拼搏精神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纪之交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中的年轻学者们所迫切需要的。
二、“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
陈先生真正走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之路，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留校任教之后。当时的学术界正是新旧两种学风此消彼涨、进行转化的时期。一方面，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一批老学者，如陈寅恪、郑振铎、孙楷第、王重民、游国恩、郭绍虞、夏承焘、俞平伯、林庚等先生都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治学风格，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实的成果；另一方面，五十年代中前期大学毕业的一些青年学者则热衷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文艺观，尤其是俄国十九世纪民主主义文艺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批评方法及苏联的文艺批评模式。而且，当时的理论界已经开始弥漫着弃旧扬新、批评老学者力推年轻人的风气。[38]但是，此时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陈先生并没有完全跟此风、随大流，而是有他自己自觉的学术思考和独特的研究取向。陈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每一代学者都有时代带来的长处和弱点。他自己没有念过私塾，沾了五四以来新派治学的光。若论经学和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功底，比不了像游国恩先生、夏承焘先生这样的前辈学者；就是背书的传统教养，也比不上一些同辈的学者。[39]陈先生说，因为前辈学者在做学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首先应当认真揣摩他们的路子。郑振铎、游国恩、刘大杰、冯沅君、郭绍虞、夏承焘、唐圭璋、余冠英诸先生，功底很深厚。陈寅恪、钱钟书、浦江清诸先生学贯中西。闻一多先生敢于开创，很有魄力。林庚先生诗人气质很浓，富有艺术感受，趣味高，表达空灵，多创见。吴组缃先生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社会人生经验，运用于文艺评论，自有他独到之处。应当认真吸取他们的好处，善于把他们的东西熔为一炉，变成自己的东西。[40]在林庚先生悉心指导下，加上他自己的多年摸索和刻苦钻研，陈先生自五十年代中后期起就开始“推陈出新”，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和治学路数。
首先，在读书方法上，他既舍得下“笨功夫”，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搞起；又会念“聪明书”，思路开阔，善于发现问题。
林庚先生在指导陈先生读书、写作时，从一开始就让陈先生读原始材料，且认为“读这个人的诗集之前，不要看很多文章”，为的是避免先入为主的毛病，容易发现别人没有看出的问题。而且林庚先生一直强调：要练出警犬的嗅觉。也就是要独具慧眼，要联系全面地看，看出别人看不到的问题。[41]陈先生后来对自己的学生也多次提出这种读书要求：“重要作家必须读全集和详注，为了训练阅读古籍的能力，开始几家集子尽可能看不加标点的本子。同时围绕重点对同时代的二三流作家作一般的浏览，大致熟悉这些作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作品。在读作家全集的同时，通读《资治通鉴》，其他史书上的有关人物传记以及杂史、传奇等各种有关的政治社会生活资料，学习一点中国哲学史、中国文艺批评史。”“念集子时，一般注解能读懂就行，但关键的地方必须求甚解。同时要掌握一批最常见常用的典故。没有注解的，自己查辞源、辞海、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工具书解决。”[42]
由于陈先生始终坚持，无论前人有多少成果，都必须自己下功夫从基本资料的考辨做起，所以，“他的观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或是受什么流行思潮的启发，而完全是通过钻研第一手材料，通过发掘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取得的。”[43]比如，人们过去常说王维最初热衷进取，后来消极隐居，是学佛或因中年丧妻。陈先生在五十年代前期，通过阅读原始材料，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王维最初是积极仕进的，但一直不得志，他的《献始兴公》一诗，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作为张九龄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受到张九龄的器重和提拔，“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就是对张九龄的颂赞。这不是一般献诗的奉承之辞。陈先生通过读新、旧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发现了当时张九龄与李林甫斗争的焦点。张九龄认为，“名器不可以假人”，反对随意给有功者授予高位；还认为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地方官手里，而为苍生计，主张当政者应注意郡县地方官的选择和任用，反对当时把犯了错误的京官贬谪到地方的做法。因为陈先生读的是第一手材料，并未受前人评说的影响，没有成见，所以一下子发现了张九龄与李林甫斗争中王维的态度，也就看出了王维的献诗不是拍马屁。张九龄很快就失败了，当张九龄被贬职时，王维相当沮丧，他写了一首《寄荆州张丞相》诗，送给张九龄，表示他的心情和态度。这时李林甫威胁谏官，要大家像立仗马一样不声不响、老实驯服，否则身家性命难保。在这种情况下，王维感到“举世无相识”，表示要“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了。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王维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了。王维虽不是“怒目金刚”，英勇斗争，但也算不上“无名欲”的“罗汉”，没有同流合污。陈先生这样的看法，就很符合王维当时的实际情况。文章[44]发表后，学界普遍认为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即新颖又信实，马上就被多种文学史所采用了。[45]再比如，六十年代初期，陈先生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正在作《孟浩然诗选注》。注作多了，他的脑海中不觉冒出了许多疑问号。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史传中只说孟浩然隐居鹿门山，而他的《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却说“鄙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同时人王士源为他集子写的序又说他“终于冶城南园”，那么这“涧南园”就是“冶城南园”吗？他的家具体地点又在哪里？另一个问题是，孟浩然有个同乡好友张子容，从他们二人的诗作中可以知道，张不仅是孟的同乡人，而且有通家之好，二人园庐又相近，平日过从甚密。后来张子容在乐城（今浙江乐清）做官，孟浩然游越中时还曾去看望过他，在他的家过的年。次年初春，二人相别，张入京，孟溯江返里。之后，孟集中似乎很难再找到张子容的踪迹了。那么，他们以后是不是真的没有再见了呢？还是确乎再见了，而且有诗为证呢？为了较圆满地解答这两个问题，陈先生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去图书馆钻书本了。首先，他去查各种地方志，深入而全面地掌握有关的大小地名和有用的原始资料。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地方志收藏得很多很全，只是当时都放在东南门内第三阅览室的书库里。时值严冬腊月，书库里不能生火炉。陈先生每天进去看书、抄书七八个小时，冻得脚趾发木、手指发僵，那滋味真不好受。陈先生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总算把要看的看完了、要抄的抄完了，然后再同有关史传和作品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终于解答了上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陈先生的结论是：一、浩然祖传园庐在襄阳南郭外岘山附近江村中。因屋北有涧，又其地旧有冶城，故一名涧南园，又名冶城南园，简称“涧南园”；二、他四十多岁时，老母尚在，入京前后，他与弟辈侍亲读书于此，故集中写南园生活和西南郭外诸胜宴游情事的诗最多；三、隐居鹿门山当在写作《登鹿门山怀古》之后。《后汉书?庞德公传》载庞德公先居岘山南，后隐鹿门山。想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藉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后人不察，就不知有涧南园，更不知它在岘山附近了。至于第二个问题，陈先生的收获就更大了。陈先生考出集中所谓“张明府”、“张郎中”就是那位匿迹多时的张子容，并根据孟浩然一首诗题中“饯卢明府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的线索，参照史实，查出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年代数字，又进一步推算出，孟浩然“自洛之越”和自越还乡大致可信的时间。接着，陈先生将这两个以及其它的研究心得，写成《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发表于《文史》第四辑，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46]
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除了新挖掘出来的文物以外，新材料很少，绝大部分是人所共见的材料。但是陈先生善于从常见材料中看出新问题，也即会“念聪明书”。他认为，“读书要像海绵一样善于吸收，各种材料都有用，看你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理解它。我们以读诗为主，但还要看多方面的材料，把死材料念活，把一些看来没意思的材料变成有意思的，从常见的材料中得出创见。”[47]陈先生的《杜甫壮游踪迹初探》[48]一文就是这样的范例。该文的做法是排比杜甫晚年回忆青年时期经历的诗歌，证以同时代诗人李白、高适的活动，从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诗歌中勾稽出杜甫天宝四载以前的游踪和相关事迹，使杜甫生平中最不清楚的这一段经历有了头绪分明的交代。
诚如葛晓音先生所指出的，“这种考据比起传统的方法来，需要更敏锐的嗅觉和在细处发现线索的洞察力，要在表层材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从整体上深挖一层，找出隐没在作品中的草灰蛇线，因此难度更大。这也是陈先生所说‘读聪明书’的实绩之一。同时，这种考据还避免了一般考据常有的枯燥之感。”[49]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陈先生善于排比材料，归纳问题，总结规律。而这又得益于他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陈先生说：“前人搞古典文学，肚子里装满了材料，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五四’以后，很多人死套外国来的概念，来一个套一个，五十年代也还存在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令人信服，缺乏深度。如果论读四书五经、掌握材料，我们比不过前人，但我们如果能用马列的观点去考察阶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发展规律，我们就会比前人站得高。我们旧的东西少，更应该用新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是时代给我们的好处。”[50]
具体到怎样分析和评价古代作家方面，陈先生认为，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去想，不要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要找出它的原因。读书时应尽量拨开种种表面的伪装，要善于从前人僵化的评论中发现真正的东西。我们与古人的时代离得很远，但总要努力了解古人的生活环境、社会风尚。从作家和他的朋友、亲属及各种人的关系中去研究他的思想面貌，不要简单化，人是复杂的。“知人论世”，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是为了讲公道话，不是充当古人的辩护士；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要掌握分寸。[51]如曹操其人其诗，向来很难评价，一则因为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二则因为曹操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和性格上的复杂性。陈先生的《评曹孟德诗》[52]以四万字的篇幅，利用现存诗文和史料与前人评价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了作家人品和作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文章对曹操学周文王、齐桓、晋文之事、提倡“礼让”以“厉俗”之举，都与他性格的诡谲多变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分析，指出曹操的真与假是不矛盾的。[53]再如，陈先生在指导学生研究曹植时，就告诫道：“不要太廉价地同情他。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曹植当了皇帝，又会怎么样？曹丕的智囊团比曹植的厉害，曹植才失败了。他的失败是在家族内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产生的悲剧，是封建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在他身上的重演，这是一个篡夺很厉害的时代。曹植锋芒毕露，对曹丕是一个威胁，曹丕也确实驾驭不了他，所以不放心，曹植一再表态要当周公，想以骨肉之情打动曹丕，这是在权衡利害之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法。不管他的表白是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权势斗争的残酷。我们应当站在他们的矛盾斗争之外，冷静一点，客观一点，这样我们就比古人高了。”[54]同样，陈先生在自述其撰写《杜甫评传》经过时也说：“我喜欢根据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包括诗文作品），让作家处于时代社会的大背景前、各种不同的人事关系中，努力去把握他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尽量设身处地，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把古人还原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的人，有点像修复一个打碎了的古董花瓶那样，较完整地展现作家的风貌。”陈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这种思路，还为我们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最后一大段追述途中仓皇情状和到家后的所见所感，其中“入门闻号G，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四句写得尤其沉痛。有学者引《礼记?曲礼》“父不祭子”注“吾宁舍一哀”，陈先生总觉不当。后来他通读《全唐诗》时，见大历、贞元间人于鹄有《悼孩子》诗说：“婴孩无哭仪，《礼经》不可逾。”知道唐代仍遵《礼经》规定，有不哭丧婴的习俗，才算真正懂得了这句杜诗。陈先生说：“不要看轻这个小小的考据，它不仅帮助我们读懂诗，也多少有助于正确理解老杜这个人。要是当时已无不哭丧婴的习俗，而他只是遵循古礼在‘舍一哀’，那他未免太古板、太头巾气了。”[55]
陈先生还指出，学习马列主要应学习他们论述问题的方法。他几乎要求每一届研究生都去读《反杜林论》，并说“这不是贴标签，而是为了真正运用他们的观点、方法找出文学史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56]陈先生自己就十分善于归纳问题、总结规律、提炼观点，他说：“打仗要拉包围圈，打鱼也要拦河拉网，我研究古典文学也是采取发现问题后拉大包围圈的方法的。”如陈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讲李白备课时发现了一点问题：为什么皇帝要召李白？后来他就广泛地找资料，看了《旧唐书?隐逸传》，作了统计，恍然大悟了。陈先生发现，自南朝陶弘景以来，皇帝请“隐逸”的事情世代不绝，这在政治上也是收揽人心。李白25岁离开四川，正是通过和宫廷关系密切的“隐逸”被推荐进宫的。唐玄宗曾召隐逸9人，装点门面，然后再隆重地打发回去。李白也不是整天稀里糊涂、张狂饮酒，而是有判断、有选择的；他的做宰相的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唐代有很多布衣卿相。可惜李白运气不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因如此，李白失意所受到的打击也就特别大了。[57]陈先生的这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发现[58]，“不但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李白的认识，而且为研究盛唐诗人的政治理想、精神面貌、生活方式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勾出了明晰的轮廓，为后人进一步综合研究盛唐诗歌划出了一大片可供继续开垦的领域。”[59]再如，陈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所写的《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60]一文，就从中唐社会风尚、政治状况、文学背景等方面，对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如何体现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作了独到的剖析，并以较大的气魄为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歌发展状况勾出了清晰的脉络。葛晓音先生曾充分阐述过陈先生这篇论文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重大意义，她认为此文在当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即从考察具体背景入手，探讨文学史上某些重大现象或诗歌流派形成的深层原因。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唐诗歌的论文在六十年代颇为罕见，而在八十年代则被广泛运用。陈先生在其间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61]
再次， 由于陈先生年轻时就开始作诗填词，且一生不辍，对中国古典诗词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因而“他是以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经验和素质来做古典文学研究这项工作的”，他的研究自然是“当行本色”的[62]。
在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方面，陈先生有其独到的看法和成功的经验。他认为，艺术分析要建立在有艺术感受的基础上，要对生活始终保持清新的感受。怎样提高鉴赏力呢？还是要多看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除了中国古代文艺以外，还要多看些外国文学作品，像《猎人笔记》、《狄康卡近乡夜话》、《草原》、《乡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等等，这些虽是小说，却很抒情，很有诗意。可以在心情愉快时作为纯欣赏去读。既要能欣赏比较大路的作品，也要能品评比较高级的、一般人不能欣赏的作品。陈先生觉得，不懂艺术，没有艺术感受虽然也可以搞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但总归是一个缺陷。[63]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地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诗，填一手好词，并说，他这样要求，“不是为了当诗人，而是为了研究古典文学。写诗有隔与不隔的问题，分析艺术也有隔与不隔的问题，自己会一点旧诗词，解诗就减少一点隔膜感。不隔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64]
陈先生把艺术分析分成两种，一种是欣赏佳作，要挑选真正能给人丰富的联想和美感的作品，另一种是作品本身不好，但能说明作家的创作倾向等其他问题。因此，首先要善于辨别作品的好坏，不要为了说明某个问题，把不美的东西也拿来当作美的东西分析。陈先生还指出，艺术和技巧不是一回事，没什么技巧也可以出好诗，有技巧不一定出好诗。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表现很笨，但读完了还觉得余味无穷，《诗经》“采采]q”也是这样。讲诗光讲技巧不行，要从艺术欣赏和美学的角度去看，不要一味从表现手法去抠。即使是名作家的作品，也并不都是好的。如李贺的诗是不成熟的，有的确乎很好，有的他是认真作的，有的是不成功的尝试，有的只能作为了解他生平思想的资料。总之，对诗歌可有三种态度：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欣赏，三是探索作家在艺术上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一定要避免为了讲一个作家好就硬凑的倾向。[65]
陈先生认为，在诗歌研究过程中，除了有艺术感受以外，还要善于表达。他曾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分析艺术有如逮泥鳅，又滑又难抓，死抓就抓不住，必须巧妙地用两个指头轻轻地夹起来。有时弄不好就容易把一首好诗讲死讲呆。[66]陈先生曾经批评过八十年代古典诗歌研究界的两种倾向：一是挖空心思、分析过分，把苦水都抠了出来；一是不问对象，一概用“情景交融”、“意境”、“美感”一类放之所有作品而皆准的术语去套，讲得甜腻腻、粘乎乎、不清不爽。虽然满脸是美，却说不到点子上。[67]
同样，在谈前人对后人的启发时，陈先生也认为应当灵活些。真正有创造的诗人即使用了前人的句子，也是好的，因为意境不同了。如苏东坡的“浙东飞雨过江来”，《全唐诗》中烟尧藩有“浙东飞雨过江来”，完全相同，以前的注家都没有发觉，还以为这是苏东坡的创作呢！苏东坡还把唐人刘驾《早行》的首句“马上续残梦”顺手抄来当作他《太白山下早行》的首句。苏东坡书念得太多，用了前人的句子可能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前代作家对后代作家是有影响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全唐诗》里有十几句意境相同，可见大家在同样的生活中会有相同的感受，不要太拘泥，死抠住这一句必从那一句来。当然也有有意学习前人的情况，因此分析时应讲得活一些。既要照顾到相同的生活经验，又考虑到前后的继承影响。总之，要学会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68]
而陈先生自己的诗歌艺术评论总是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表述方法。他对诗歌中的浑成之作，一般采取浑成之评，如对王孟诗歌艺术的分析，尽量从总体感觉上把握，避免过于着实。陈先生对那些确实在构思立意上费了心思的作品，如李贺、李商隐和杜甫的一些诗作，则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讲深讲透，并且从中发掘出形成作品艺术特色的道理来。葛晓音先生认为，“这是陈先生谈艺术的论文最见功力之处”[69] 。
在讲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时，陈先生也力求注意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如他在《孟浩然诗选?后记》中，分析《过故人庄》、《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这三首诗，就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他说，联想老是一个路子，老是一种表达方法，人家就会腻味。论述分析要左右逢源，才能比较滋润，否则给人苦涩之感。[70]
由上可见，陈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有过十分深入、自觉的思考，他一直在“推陈出新”，摸索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治学路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陈先生的学术思路变得清晰、明确起来，他主张，“钻研古典文学应该把考据、义理、辞章、时代、作家、作品这六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71]。他认为，六个因素不可缺少，六者也相互补益。而在《杜甫评传》的写作中，陈先生则较多地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主张。他想通过各方面的研究，深入到古代的社会生活中去，重现杜甫的思想个性以至外在形象，就像文物考古学家根据一些破碎的陶器碎片而修复、重现文物的原貌一样，尽量设身处地去思考和表现，从各方面理解和完整地呈现出杜甫的形象，让他活起来。[72]事实证明，陈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十分成功有效的。学界普遍认为，“《杜甫评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重大推进。它以巨大的篇幅对杜甫进行了全面的多层次的系统的综合研究：（一）以杜甫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丰富资料，完整地展现出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阐明了杜诗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杜诗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二）对杜甫一生的生活与行迹做了具体细致的考察，有所发现和发明，如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壮游的踪迹等，澄清了前人一些模糊的印象。（三）如实地勾画出杜甫的真实面目，写出了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杜甫的复杂的思想性格，使人具体感受到杜甫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四）在众多作品的具体分析中，辨析前人的评论，提出切实的见解，对词义、本事、背景也多有考索，并联系同时代及前代后代作家与文学流派做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从诗歌创作理论方面加以阐释发挥，对文学史和艺术论中带规律性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一系列新见解。诸如初盛唐重风雅轻六朝的思潮，杜诗对盛唐诗歌‘旧法’的突破和对中晚唐诗歌的影响，盛唐和中唐‘奇思’的差别以及作家素养对创作的潜移默化作用，艺术想像与生活实感的关系等，都显示出史的观察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五）本书写作将义理、词章、考据和时代、作家、作品六者融为一炉，在夹叙夹议的评传体中，具有论著的博赡、小说的文采、诗话的兴味，开创一种作家研究的生动活泼的新境界。”[73]
三、“返求诸心”的诗学精神
陈先生屡次对学生强调，研究古代文学，最好学会写古典诗词，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为研究而创作的。写作古典诗词，是陈先生在诗书家风熏染下自小即有的一种兴趣爱好，且一生不辍，至老弥笃。古典诗词创作是陈先生工作之余自遣自娱的一大乐事，更是他表现情性、发抒生命的“名山事业”。陈先生对其诗词作品极为看重，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74]。他晚年更将其一生诗作拣选四百余首，分为《初学集》、《自吟集》、《登攀集》、《南行草》、《留云集》等五部分，结集为《梅棣Q诗词集》，付梓传世。可以说，陈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不停地探求古典诗词创作艺术，是一位深得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真谛的诗人。这一艺术真谛乃是“诗缘情”、“诗缘真情”，加拿大华裔学者、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叶嘉莹先生称赞陈先生的诗作是“心如赤子笔凌云”[75]，洵为的评。我认为，陈先生之所以能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卓为大家、“独挺异姿”[76]，是和他锲而不舍的诗艺追求、“返求诸心”的诗学精神密不可分的。
首先，陈先生于诗学，不循宗派，唐音宋什，惟善是从。陈先生又常云，虽作近体诗，亦须知汉魏六朝古诗之神理；虽作古新体诗，亦须体风骚雅颂典范之精神。[77]故陈先生之诗，兼善众体，各尽其妙。
“诗是吾家事”，“法自儒家有”，是杜甫的夫子自道，实亦可作为陈先生幼时学诗的写照。前文已述，陈先生出生于一个诗书儒素之家，祖父陈公丽章先生和父亲陈公建楣先生皆擅长诗词，逢年过节，亲友往来，皆有唱和，诗兴甚高。陈先生小时候“见了觉得很有意思，很羡慕，就偷偷地学着做起诗来”[78]。后来，其祖丽章先生“便以课孙为乐，授以诗书”[79]。陈先生当时比较喜欢《随园诗话》和一些选本的浅近诗词，所写作品，曾被长辈戏称为“女郎诗”。[80]从陈先生现存之少作中，亦可见陈先生早年之作格近中晚唐，诗境幽苦，风格清瘦。而这又和他当时的心境有关。陈先生幼时家道中落，父母常年在外谋生，家中祖父母年迈，身为长子长孙的陈先生十七八岁就要支撑起一个大家庭，心中之愁苦自然就诉之于诗了。他曾经在《乐盖呕彻拧分忻寤臣易逦羧罩⒖觯鋈簧裆耍骸跋酱Υ苫晗薷创寡钕祷恪Ｋ涞蹦瓿德硎恐唤裎┦Ｒ叭饲拧！[81]他在《偶感》诗中则云：“遣愁无计独吟诗，声转凄凉不自知。往事渐销犹恍惚，此生将判尚迟疑。苦装嬉笑随人意，强作清狂掩我悲。惆怅夜深镫黯淡，一庭寂寞雨丝丝。”可见其青年时期心境之沉重、愁苦。另外，陈先生当时还尝试了一些咏物诗、田园诗，五七言律绝均有，如《厅前红梅一朵花发》、《红梅》、《新柳》、《嘲夹竹桃》、《次松村居士遣兴原韵》、《~山扫墓风雨途中口占二首》等，皆肆力追古，风格清丽。
陈先生年轻时诸体均学，且有新创。如《即景》乃六言，意境甚美；《青溪曲》融合南朝乐府民歌和《代悲白头吟》、《春江花月夜》等初盛唐七言歌行体，写得绰约多姿；《答布谷鸟》学张王乐府问答体，以拟人化手法，刺当时社会之贫富不均；《题红楼梦扉页》，甚至是“自度腔”，俨然元人小令声口。但是我以为，陈先生青年时期写得最好的，当为五古和七律。
抗战期间，日本军队打到新宁县城，陈先生带领弟妹们侍奉着祖母，离家往山区逃难。经常受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自然无心再写“女郎诗”了。幸好他随身带着本《杜甫诗选》，有空读读。没想到比以前好懂得多，亲切得多。于是又重新引起吟诗的兴头，揣摩着老杜的路数，写些诗来自遣。[82]其集中《逃亡》诗就是那时的一首纪事书愤之作：“倭寇犯县境，闾里尽逃亡。未明秉烛起，忍泪强趣装。奔趋非远道，丧家乃彷徨。群童不解事，快意逾往常。叫呶驰旷野，矫如驹脱缰。临歧争觅路，拭堠读字忙。稚妹矜长大，学样佯凄惶。倏复萌故态，扑蝶窜道旁。染唇山果绛，插鬓野花香。娇痴惹我笑，岂知我断肠。回头望大母，白发飘风霜。复怜我季弟，惊仆足踝伤。老弱莫能保，七尺愧堂堂。与其填沟壑，宁可赴国殇。”诗学杜甫长篇五古《彭衙行》、《北征》等，状逃难途中众弟妹之趣态，自己内心之愁绪，生动感人，可视为抗战“诗史”之一部分。
陈先生青年时所作七律则有意学杜甫、李商隐。如《拟依少陵&秋兴八首&韵述春日情趣仅成一章》，仿杜甫《秋兴八首》，句式、章法皆类。陈先生在坠入爱河之后，曾仿李商隐《无题诗》作有《佳期》、《无题八首》等爱情诗。其中《无题八首》，情思恍惚，凄艳缠绵，得李诗之艺术精髓，为其七律中最为精绝之作。如其四：“水流花谢可怜生，别绪离骚搅不清。莲子有心偏太苦，合欢少瓣总多情。思随草色依裙绿，欲化星光伴月明。”其八：“太上忘情未尽忘，自家心曲自家伤。帝哀杜宇千峰血，月魄鹨徽硭Ｔ坪Ｍ从阊忝欤厣椒啥擅位昝ΑＪ勺肿纸员啵槔崆焙秃材恪！毕壬褪δ杆涫乔灼荩徊⒎乔嗝分衤恚窍喾暧诳拐教幽淹局校角橐酪溃舜巳次幢砻餍募！６淘菹喾曛螅闶浅ぞ玫姆直稹３孪壬谡庾槭校浞直泶锪俗约何嗨贾樗唷⒁饣笊衿姆陈乙庑鳌３孪壬谟胧δ付ㄇ橹蠹脑鳌端昴┗橙恕罚骸昂构禄扯跃崎祝嗨记橐夤菜邸Ａ朊泛煅嫒枷缑危嘌┣骞饫淇突辍８粝锫硭环缬v发，邻家人语火温存。潇湘春早回阳雁，犹望音书远寄言。”诗艺则更为精熟，诗境也较为老成。
中年之后，陈先生在诗歌体式方面又有了更大的拓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对青年时较少用力的词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且颇有创获。1955年之后，师母来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两地相思。陈先生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情不自禁，写下了《满庭芳?暖室评花》、《念奴娇?风吹雨歇》这两首婉约词。其中《满庭芳》一首，绮清绵渺，情景俱切，俞平伯、浦江清等先生读后都同声说好[83]；《念奴娇》则意境清空，诗思曲微，亦为当代词坛少有之言情佳作。197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先生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学，离京之际，陈先生填了一首热情豪爽、声韵浏亮的《沁园春?新雨初来》，亦博得了诸位词坛宿老的交口赞誉。
他这一时期的五古，与青年时期押平声韵不同，而是多“押仄韵而不失自然，结体紧健而能挥洒自如”，如《五台吟》、《缪彦威丈召，偕妇乘火车越秦岭赴成都浣花草堂杜甫两川诗讨论会，得住园中，欣喜何似，感赋俚辞，奉寄诸公》、《游青城山都江堰，小华随父相陪》、《自题乐山大佛小照》、《雨中游峨嵋，余夫妇多劳宋红君照拂》、《携内结伴乘江轮自渝之汉，喜诸友枉驾相迎》、《江汉吟留别》等纪游五古，“因得杜甫纪游诗、王孟山水诗的涵润，能够出入古人堂奥，而变化得现代叙事诗之气质，其造就在今人中是少有的。”[84]
这一时期，陈先生更热衷于创作七古，且写得奇崛秩荡，大气淋漓。如《华山歌》，格调学李白七言歌行《行路难》、《蜀道难》，音韵铿锵；遣辞用语，篇章结构，则效韩愈之《山石》，写得风骨棱颍婆S，章法谨然；结尾所发豪情壮语：“晤对令我消鄙吝，鼓劲历登诸险空。华岳纵高终有极，壮志凌云安可穷。来时旨趣在丘壑，归去豪情盈心胸。有感不吐不为快，忽觉出语气如虹。狂言焉敢惊众耳，清赏愿与友生同。”亦如韩诗乃“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85]，令人读后拊掌称奇。《答问学，示张明非、葛晓音二生》则由初盛唐歌行体，潜入中唐韩愈“以文为诗”一派，笔走龙蛇，议论风生，其中新词隽语在在可见，结尾声调清越，心情激荡：“君不见，安陵班姬称大家，诏续《汉书》东观趋。又不见，漱玉泉边女居士，清辞往往陵丈夫。世人岂可轻妇女，勉哉二子疾驰驱。”再如《毓罴兄惠书为红学刊物约稿，嗟余去岁入夏以来，为杜甫评传撰写之事所困……》，亦出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诸杂言歌行体之间，逞才使气，声情摇荡，“少陵二十青鞋布袜适吴越，我过五十夹镜载笔陟降藏书楼”，摹写当时阅读、写作之状，尤为令人叫绝。
在近体律绝方面，陈先生此时用力最多，嘉篇美什，俯拾皆是。其中，《桂游七绝句》和《南行草》中纪游三十二首，均为七绝，清新俊逸，变化出奇；文革中所写寓居未名湖畔镜春园诸五律、七律，皆类杜甫草堂诗，心境平和，诗味隽永；《楚人呼鸿雁为鸡雁，雁为鸦雁，戏为鸿雁对答，仿西曲二首》、《鲤鱼洲竹枝词》等诗，则杂糅古近体，采择民歌朴野之气，灌入唐人绝句，诗思活脱，趣味盎然。
其次，陈先生之诗，“重烹炼、重造境”，[86]句意求新，诗境大开。
陈先生陈先生初学诗时，在炼字、炼句、炼意方面，所花功夫甚多。他曾自叙弱冠作诗极为精苦，殆如古人梦中肠出，故其集中诸多妙语看似浑然天成，实由炉锤而出。
《初学集》中有一首《冬日梦中得“两个鸦争上下枝”句，醒后凑成一绝》：“小院新晴睡起迟，回廊袖手立多时。斜阳伴在梅梢外，两个鸦争上下枝。”即是于梦中先得结句，再行铺垫、造境，却做得水到渠成，意境浑融。陈先生诗中类似的秀句比比皆是，如，“鸦栖枯树静，犬奔玉坡残。”（《雪》）“宿雨初晴嫩绿迷，断虹高挂小楼低。”（《雨窗杂韵三首》其三）“秋池照瘦影，鱼窜琉璃碎。”（《郊望》） “坐待月明归更好，水花风叶一池萤。”（《三绝句》其一）“虫声风入户，人影月临门。”（《秋怀二首》其二）“帝哀杜宇千峰血，月魄鹨徽硭！保ā段尢獍耸住菲浒耍傲朊泛煅嫒枷缑危嘌┣骞饫淇突辍！保ā端昴夯橙恕罚┚杉涑孪壬艚葜藕投土吨Ψ颉
陈先生之诗，在诗法上，受宋诗尤其是黄庭坚的“山谷体”[87]和杨万里的“诚斋体”影响较大。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经说杨万里之写景：“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快，踪矢摄风，此诚斋之所独也。”[88]陈先生的写景诗、纪游诗，除了注重画面的整一、意境的圆融，也像杨诚斋一样，善于寻摄自然景物或人事活动的瞬间动静，表达当下“现量”的直接感受。如其《即景》诗：“蝶坐花心数蕊，蛛缘露网清眠。蓦地一声燕过，香泥飞溅帘边。”前两句写静景，静极细极，犹如摄影之微距特写；第三句写动景，一下子捕捉到瞬间的燕飞泥溅之迅捷过程，诗境全活。再如，《惊鹊》：“竹稍惊鹊起，弹落数枝花。” 《冬日梦中……》：“斜阳半在梅梢外，两个鸦枝争上下枝。”《念奴娇?风吹雨歇》：“蓦然车过，一声惊破幽寂。”《纳凉》：“穿杨弓月弹珠露，古柏虬枝风度香。”《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溪响鹿时饮，藤摇猿偶攀。” 《过虎跑泉》：“高树鸟争红果落，山泉一路送人归。”均为神来之笔。其中最后两句，据陈先生自叙，他在1978年元旦游杭州时，从虎跑下来，在下山路上边走边吟哦赋诗，忘怀之际，忽觉头上被什么东西轻轻砸了一下，低头一看，却原来是一枚红红的野果子，而这么一低头看时，也发现了路旁的泉水。等到他抬起头时，这两句充满机趣，自然神到的诗句也就出来了。[89]
叶梦得《石林诗话》说黄庭坚诗中妙句是 “非可以意索，适相遇而得之也”。杨万里《致徐达书》亦云：“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陈先生诗集中诸多“即景”、“即目”、“惊鹊”、“即事”、“即兴”诗也都是这样活法为诗，凑泊天成的。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最为压抑、扭曲、畸变的时期。但这二十多年里，陈先生却在未名湖畔、鲤鱼洲头写下了不少格近宋人范成大、杨万里，生趣盎然、朴质新鲜的田园诗、乡村诗。
陈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燕园未名湖畔度过的，未名湖在常人眼里是校园，但在陈先生眼里则是乡村、田园。他在《戊辰腊月初六，举家自镜春园小院迁朗润园高楼底层……》诗中说：“半生居不离王府，一笑身犹是鄙夫”，即表露了他以布衣平民栖隐于燕园，怡然自得的心境。如《夏日薄暮庭除》：“湖畔楼台返照微，儿童浴罢噪园扉。荒庭众卉如林薄，扑蝶痴猫逞虎威。”《未名湖畔纳凉作。……》：“骄阳三日如火焚，喜得长风清暑氛。一星半点开天雨，东鳞西爪渡湖云。小儿古柳觅蝉蜕，浅濑跳波惊纤鳞。葵扇招凉月初上，荷盖倾露声时闻。”均作于未名湖畔，但诗中之景、之境，全然是一种夏日农村恬静而又充满活趣的美。
陈先生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搞过“四清”，去过江西鲤鱼洲农场，当时生活条件之苦、劳动强大，诸多北大、清华的老教师至今仍慨叹不已，谈之心伤。但陈先生则以超人之乐观、平和心态对待之，所写之作品，则类范成大、杨万里之田园诗。如《文成渊》：“湖上翔鸥鹭，村中啼午鸡。绿篁临白水，隐隐见荆堤。”《清晓》：“鸡声驱蝶梦，隙入晨光。醒即询农事，晴当薅麦秧。漱流清皓齿，烧竹熟黄粱。饭罢和锄出，江天万树霜。”《筑堤晚归》：“硪唱荆堤晚，霜林灿夕阳。江帆如鸟翼，片片逐霞飞。”皆作于1964年陈先生在湖北省沙市张黄公社张黄大队五小队搞“四清”时，他当时的境况并不是很好[90]，但诗中却写得很优美、很乐观。江西鲤鱼洲是北大、清华两校知识分子的炼狱，实际上就是劳改农场，但是陈先生不仅善于吃苦，而且仍然乐观开朗，他所写的《鲤鱼洲竹枝词》三首则恰似一幅江南水乡、春耕大忙的图画屏风：“雨横风狂更有雷，今朝农事巧安排。轻舟一叶飞如箭，冲雨乘风送粪来。”（其一）“风雨江村忽放晴，桃腮柳眼日分明。春流活活农时急，新驯牯牛傍母耕。”（其二）“明朝秧子赋于归，花满汀洲燕飞飞。祝尔一枝成万子，人人争送嫁前肥。”（其三）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描写真有点像桃花源了，似乎看不到鲤鱼洲农场的种种黑暗和苦难了。但我认为，这正反映了陈先生透脱的胸襟、活泼的心境，骏利的机趣。陈先生是在以大别于当时创作主流的“另类”的诗境和诗风，传达出他对时代、对人生独特的态度。
陈先生在谈学诗门径时曾说：“由情感入，由性灵入，返求诸心，庶几近正。”[91]陈先生之诗之所以古近兼取、驭正出奇，而能在在感人，正是因为他“妙于点化而复归于醇厚”，以真性情出之。葛晓音先生说得好：“本世纪国人所经历之劫难，先生皆一一亲历。而时势凶险，未尝有违心之行；命运多舛，亦未尝置一怨辞。此先生之性情所以真而能正者也。”她在论及陈先生之诗词在当代诗史上之独特地位时亦云：“数十年来，传统诗词既遭摒斥，而擅长旧体者，又多用于应酬应景，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诗道之衰益甚焉！吾师虽能诗，终不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言必有感而发，辞必锻炼而出。故先生之诗能见真性情真面目也。”[92]诚哉斯言！当举国上下，人人视“情”为洪水猛兽，不屑、不敢写普通“人情”之时，陈先生却诗必由情而出，集中遍写“人之常情”。如《与庆粤结婚十五周年有感》、《江陵寄远》、《劳庆粤工作之余奔波探视》均写夫妻之情，《喜仲弟贻燮调新宁园艺示范场》、《仲弟来告渠既迁离乐福匪呤肿闱樯睿端托∨炎尉贰墩饧Υ耄隼吹缁埃炎训直本┱荆肪∈龈概椋缎幻鞣恰⑾粑始病贰赌咦课跖垦С山椤贰短庀癫犰橐澈刂疚躞忝粜禄橹病返仁蜓允ι椋堆讶艘蛐钟翁杖煌ひ允恪贰逗鸵窒娜展嘣白鳌贰斗眯幻崽甘挥觥贰对咔帕夹邢拓场返冉允阌雅笾椤＞土米[93]，邻儿拍照[94]，陈先生也是喜不自禁，赋诗相贺。
所以，在学界师友和弟子、邻人心中，陈先生不只是一位研究、创作兼善的诗人型学者，更是一位胸襟透脱、心如赤子的“性灵派”诗人。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西安）
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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