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树河流动物口吻写给女人人类的一去封面

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花椒树\河流\童年与人类精神家园的建构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冬 中国论文网 /5/view-1318294.htm  冬季主持:张丽军   补评:肖涛   嘉宾主持:赵月斌   张艳梅   房伟   马兵      一、底层叙述的人文关怀      “底层关注”是以道德的眼光和人的良知来关注社会中的“边缘人”,展现了当代作家将视角转移至底层的同时所体现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关照生活及心灵,在苦难中寻找美善。阿乙的《那晚十点》(《人民文学》第10期)是一个有关杀戮与死亡的故事,呈献给读者的是光明与黑暗相交织的雷雨之夜,字里行间似乎能嗅到死亡的味道和鲜血的腥气。小说的构思极为巧妙,七个小章节独立成章,但又环环相扣,讲述了七位底层小人物的悲喜生活。有偷情而东窗事发,一蹶不振的赵法才;有妆扮夸张,来历不明的妓女金琴花;有黑社会头目狼狗;有为了爱和理想出走又回到原点的艾国柱;有精神病患者,一直未走出初恋阴影的“情痴”于学毅;有依附于他人毫无主见的“英雄”小瞿;有为了工资疲于奔命,犹如困兽的普通工人李继锡……前六人因这“第七人”产生了关联,六人均遭到了李继锡的疯狂杀害,困兽犹斗,鱼死网破。前六节看似毫无关联,第七节成为一张无形的网将所有人网罗于一处,无法挣脱。他们为了爱情、理想、工资、享乐等世俗之物疲于奔命。“无论怎样都要吃好,喝好,生活好。”对他们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奢望?   杨怡芬《你怎么还不来找我》(《十月》第5期)是一个有关梦想,有关孩子的故事。小说结尾充满了奇异的色彩,但字里行间缓缓涌动着的人文关怀令人动容。   罗伟章《跟我同名同姓的人》(《芒种》第10期)。罗伟章的创作一直与底层人物分不开。这篇关注的是与我同名同姓的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年幼时单纯质朴的张大明到成年后杀了人的张大明的转变,平稳自然的叙述语调下掩藏的是对人性以及人性变化原因的探究。作者给出了答案:每一个人的死,都与整体有关。“我”同我的伙计,抢去张大明一捆桦草皮,张大明被食堂师傅欺负,当队长不被同村人敬重,被剥夺行医资格,被悔婚,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张大明都是被动的;而最后张大明做出了主动的行为:抢劫杀人。这种强烈的反差,足以令人发怵了。   孙频《月夜行》(《广州文艺》第10期)描绘的是监狱这一特殊的场所中的生活。在这一独特场所中的犯人和看守人员身上发掘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善与恶。叶庄明在月夜中逃走似乎有了一层光辉而神圣的韵意。南侯《坐牢计划》(《四川文学》第10期),讲述一个得了心脏病无钱医治的叫马富平的农民――他只是为了可以活着,实行荒谬的坐牢计划。为了这一计划的实现,他先后寻得同村几个他所不齿的人家下手却阴差阳错的没有成功。直到最后一次在村长马大勇家无意中碰到为了救自己而与村长父亲苟合的妻子赵宝秀。这时他的计划可以算成功了,但是成功的结果却伴随着另一厄运――他实行坐牢计划的初衷无法实现了。这是一场底层人物的苦难生活的悲剧,马富平憎恶的男盗女娼、绿帽子都在他身上发生了,他极力争取的活着的权利也流产了。小说充满了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展现了生命个体面对死亡的绝望的挣扎,同时也蕴藏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底线的思考。      二、当代中国现实的审视与重建      对现实的批判历来是当代小说的主要着眼点之一。然而囿于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当代小说在对于社会的批判方面,能体现的作用已经日渐式微。但小说家依然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表达欲,仍然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现实的审视和重建。   朱山坡《逃亡路上的坏天气》(《上海文学》第10期),中“我”、黑狗、臭卵,一个“贪污犯”、一个“犯了命案”、一个“得罪黑社会”,三个人逃亡去缅甸。小说开篇便设置了如此惊心动魄的活动环境,中间时隐约已经出现了政治阴谋,在逃亡过程中遇到大风雪,司徒市长对装着一百万的箱子百般重视,后被两个同伴抢去,在小女孩格桑冒着生命危险的帮助下夺回箱子,竟然发现箱子里装的是妻子给自己准备的衣物。这种突然的变化让小说在跌宕起伏中给人以深思。小女孩格桑的出现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别样的味道,丑恶中增添了美和纯洁的爱,使小说有了人性的温暖,小说由此得到升华。最后作者笔锋一转,整个故事竟然是荒唐的阴谋。人物逃亡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忏悔和悔恨,纠结到释然,一切顺理成章,毫无矫揉造作之感。既是荒唐的阴谋,更是温柔的讽刺。   王祥夫《三坊》(《天涯》第5期)。三坊,一个因盛产麻糖而泛着甜味儿的小镇,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吞没的牺牲品。拉麻糖的小人物糖五那原本悠闲恬静的生活消隐在钢筋、水泥之中。小说极其简短,却足以将这种家园的变迁、人物命运的起伏和人物心灵的嬗变刻画得淋漓尽致。乡村传统的文化和生存方式在城市化的冲击下消隐、瓦解、崩溃,而依附于传统家园生存的底层小民的失落感也昭然若揭。这其中的郁闷和纠结是不言而喻的。   葛芳《枯鱼泣》(《朔方》第10期),开篇写“那鱼真实疯了。”鱼的意象贯穿全文,三哥身体之外有另一个自己,作者将锦鲤鱼附在另一个三哥身上,用鱼最初的冲动象征三哥内心的膨胀和骚动,自己畅游在精神世界中,在一方阁楼里练书法,作画,在漫天星斗下听风的吟唱、花的蒂落,听见孤独的落叶飞时灵魂不安的苦涩声,夜深人静时,寂寞的流泪。这样一个精神的唯美主义者,像鲤鱼跳跃式的奔跑,很不安分,一方面是文学熏陶下的高洁,一方面是夜总会小姐的迷情。三哥是个矛盾复合体,老实得让人听不出撒谎,衣冠楚楚却隐藏不了他内心对美和真的崇尚,生活的困境也不能阻止他苦中作乐,调侃人生。三哥渴望鱼死网破似的爱情,渴望惊涛骇浪,脑海中一半是洁净无尘的湖水,一半是激情和迷乱。小说整体的氛围是神秘而玄妙,用冰冷的湖水和炙热的火焰体现主人公的矛盾纠结,细腻精致的叙述让人隐隐作痛。   刘晓珍《翁婿的战争》(《北京文学》第10期)。一场岳丈与女婿之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场为了钱与权展开的较量。姐夫这样一个无钱无权的小人物将升官发财寄希望于与姐姐这场功利的婚姻。作品为我们揭示了利益和欲望驱使下人与人之间那赤裸裸的功利关系,利用与被利用成为至高无上的处事法则。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和指向性,感情随物质的贫瘠丰盛而忽高忽低,这样功利的婚恋观所带来的幸福又是怎样的幸福?   杨凤喜《一步之遥》(《星火》第10期)小说,叙述城市互不相识的邻居慢慢熟识,又因为对丈夫与女邻居的猜忌而结束友谊,平静的叙述中充满着温情的力量,矛盾冲突中彰显疏远的无奈和犹疑。最后滴下的泪水表露了女主人公对友谊的不舍和留恋,但为了自己平静而安稳的生活,放弃纯真的友谊。作者截取生活的真实小片段,从爱情和友情出发,为读者阐释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封闭,人情的自私与冷暖。   当掉入现实的漩涡的时候,再也无法自拔,主人公只能任凭无形的力量摆布,使读者仿佛看到主人公的面貌一点点的扭曲、变形,最后归于魔鬼之列。王宗坤的小说《无法终止》(《百花洲》第10期),最精致的是他的对人物心理描写的刻画,先是心理极度恐慌、胆怯,生怕别人看穿了什么,眼神阴霾遮蔽,而后现实生活的气息赐予了他自以为是的资本,融入它们,一切罪恶仿佛都消失不见,当权力地位仍在时,闲言碎语也不过是一场风信子的问候。同时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从逐渐掌握官场诀窍的过程,直至将自己身心交出,将羞耻心一点点剥离殆尽,人性的光芒在主人公身上变成了义无反顾和大义凛然的作恶,可悲至极。小说中现实的尔虞我诈,光怪陆离,主人公在无可奈何中醉生梦死,在鲜亮背后是浓重,是人生存的卑微和无奈。作者用淋漓痛快的叙述笔法,透射了掉入漩涡的悲戚和无法终止的人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李治邦《寻找出题路》(《青岛文学》第10期),小说塑造了鲜明的英雄人物李出路,英雄的光辉只在每次奋不顾身的救火后社会的褒扬,而在生活中英雄没有光辉,妻子埋怨,老人生病没钱交住院费,压力的背后隐藏着英雄的无奈,为现实生活所迫,最终决定转业。小说对李出路梦境的描写传达了他的内心选择,梦中妻子带他走出火海,走出来后一片大花园,孩子在花园里玩耍。小说采用梦境和现实结合的笔法,刻画了英雄的挣扎、反抗直至顺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发人深省。   中跃《炒地皮》(《广州文艺》第10期),以戏谑却沉重的笔调,讽刺性地道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困境和文化界的尴尬处境,身为作家的中跃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的把握游刃有余。与同时刊登的那篇《三十如狼》相比,这篇小说也对当今高等教育状况起了一种警示作用。另外,作者用了牌城大学、麻将城、草鸡毛报社等戏谑性的语词使文本的寓意更加鲜明。      三、花椒树、河流、童年与人类精神家园的艺术建构      李云雷不仅是一个评论家,还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李云雷在第5期《十月》上发表的两篇小说都将视角转向了回忆,采用温和平缓的语调进行叙述,然而在叙述的底层却暗潮汹涌,记忆尚鲜活,而已物是人非。对现实生活的剖析,对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的寻觅。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在光怪陆离的当下似乎显得尤为迫切。回到过去,用最简单的方式进行回忆是孕育作家创作激情的温床。从童年中寻找自由和欢乐是作家对现实压力的无声的反抗。《舅舅的花园》正如李云雷在小说开头和结尾所摹写的花椒树一样,细致、琐碎、平静、温和讲述了从童年到成年的生命成长历程中的多样、复杂的生命体验和情感震荡。乡下孩子的我与县城堂哥的“坤哥”是最好的朋友,但我却发现了他内心深处极为脆弱的情感,“从不甘心居于人后,都想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人物,即使在很小的事情上,他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与坤哥的友谊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少年的我发现这种距离不仅是两个少年、两个家庭的距离,更深的裂痕在于城市与乡村间的地位、身份、生活、情感、心理的距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家和大舅家并不再是一家人,他们在城里过着他们的生活,我们在乡下过着我们的生活,每一家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的内心因为脆弱而变得格外敏锐”,尽管舅舅对我和我家的感情依然如故,依然深厚。我成了这个家族惟一继承舅舅“辉煌”的人。但是,舅舅因病失去权力后话语权的丧失、尊严的被践踏以及家道的中落。舅舅去世后,坤哥被驱逐出家门,在生命的荒芜和世事巨大变迁中,我依然在舅舅的院子里看到了被砍伐的花椒树下抽出的新枝。“我们的生命尽管充满了焕发改良和虚无,但仍在继续,仍然有新的希望,而在李静世事沧桑之后,我们要珍藏起内心的梦想和所有的悲喜,去继续生活,永远生生不息。”李云雷在《父亲与果园》(《十月》第5期),从回忆中撷取一缕宁静与温情,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现实与回忆的方式相交织,主人公在其中穿梭、游历,收获的却只有失落和惘然,乡村那宁静祥和的传统生活方式在现实的冲击下变得面目全非。   残雪《奇异的钻石城》(《红岩》第5期),是一个思考追寻现代人类精神家园的寓言。作为新时期先锋小说家的代表,残雪在文本中以其散漫而不乏哲理的语言叙述了主人公吕芳诗在新疆“钻石城”的一系列神秘的经历,这一经历寄寓的是对乌托邦的向往。那个红楼俱乐部,那个可以为吕芳诗安排一切却要在酒窖里躲避通缉的叫琼姐的女人,那座在沙漠中的坟墓,那些鸽子,京城公墓小区的游泳池,诸多含义丰富的象征意象使文本的指向性更加丰富。在对“钻石城”的探索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时不时的有矛盾出现,如小花说自己的家是“最好的休息场所,不论谁到了那里都会获得安宁”,而小花的父亲却依旧因为思乡而哭泣。这里也有疑惑,如“吕芳诗到新疆来是寻找一种满足的,现在究竟这种东西找没找到也不清楚”。对这里的矛盾与疑惑的一种阐释可能性就是人类在追寻梦想,逃避世俗压力,寻求精神寄托的过程中的复杂心态。残雪以先锋小说的独特方式展示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精神的焦虑与渴望,使文本具有了多义的解读空间。   王樟松《故乡故人》(《青岛文学》第10期),小说深情地追忆了三位极具个性的故乡故人。一生与山为伴,以野兽为食的和尚,娶了一个不能生育的漂亮女人,儿子在正出山时死于非命,饱经沧桑的老人杀生无数,最后也死于生灵,死前用尽最后的力气说“爱生”,热爱的爱,生活的生。特殊的乞丐七公,为爱疯癫,虽乞讨却仍高洁。第三个主人公是凤阳婆,年轻时境遇坎坷,为村民志愿看病,最精通“妇产科”,最后苦尽甘来,无灾无病,寿终正寝。小说的魅力在作者手中得以展现,文学的最高境界在于心灵的震撼。作者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最真挚的怀念和最厚重的思念,抛弃了形式的负担,用简单而单纯的叙述手法将情感渗透于故事中,可见作者创作的功力之深。   武歆《不一样的河流》(《长江文艺》第10期),是一个探讨人性的小说文本,也是一个思索乡村命运出路的小说文本。马经理让大龙离狗远点,大龙的回答是离人也该远点。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有些弱智的人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更值得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城里高档小区的卑微工作与生活是孤独的,而这孤独让大龙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互相利用。高档小区边的臭水沟――这条臭水沟与大龙印象中家乡的河截然不同――似乎就成了人性冷漠的象征。张北屯试图在这条臭水沟中救一条狗的意蕴似乎就是试图在冷漠的人性中找到一丝温情。如果小说到此戛然而止,那么小说的丰富性意义便会减弱。于是有了大龙要回家的情节。大龙日思夜想的家乡清澈的河却吞没了大龙的生命,吞没了大龙虽傻却洞察人情冷暖的心。作者在小说文本中透出了对乡土文化的和人性异化的焦虑。小说情节推进轻重缓急很有分寸,书写心理逼真扎实,也为文本增色不少。   张玉洪《农妇与猪》(《四川文学》第10期)小说,叙事线索简单,却以简胜繁,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农村女性形象,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注和人性温暖的追求。杨贵美买的小猪是她的一种精神寄托。当这一寄托受到侵犯时,她的母性的防护精神充分显现,甚至出手打断了丈夫的腿:她防护的不只是猪,是她的精神寄托,是对充满生机的旺盛生命力延展的渴望。刘岸《无处可去的季节》(《福建文学》第10期),讲述的是画家在西部边城住下,寻找的是一个没有污染的精神归宿和心灵栖息地。然而这座小城也渐渐被商业化社会所同化。那渐渐向群艺馆逼近的买卖风景线就是典型的象征。这一片土地不再圣洁,画家内心惶惑不安,他继续寻找却再没发现无污染的心灵净土,他无处可去了。小说语言优美灵动,在清逸的语言中对画家沉重内心的惶惑与焦灼的表现很到位,文本的寓意深邃,画家遇见的那几个商人的反复出现,那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庙堂的象征性鲜明,极大丰富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和艺术感受。      四、幽微人性的沉沦与救赎      构筑一个典型的环境和场景,捕捉人性的幽微与复杂,此类小说的创作可谓洋洋大观。本期的人性书写,回归“人”这一本体,透视其背后的美善与矛盾、救赎与沉沦。   作家东紫特别擅长去构筑一个典型的、能够看出人性、捕捉到人性的幽微的非常生活化的故事。东紫《白猫》(《人民文学》第10期)小说,写得是一只流浪猫教会“我”的爱的箴言。从起初对白猫的嫌弃,到勉强接纳它、照顾它,进而喜欢上它,最后离不开它,作者用充满温情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画面。在作者笔下,白猫更像一个精灵,爱的精灵,心地纯净,对爱执着,它懂得如何抚慰“我”那孤独的心灵。在“我”和白猫之间的感情磨合期掺杂进了“我”对儿子的思念和被冷落的孤独,融进了我和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对爱情的处理,以及对父母的深切怀念。白猫改变了“我”,使“我”的心经过了冰冻期迎来春暖花开,使“我”因儿子与自己生分而产生的空落感变成对往昔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对周围人和事的热情关注。作品语言描写细致入微,恬淡自然,或者体验非常独到。一些语言句子很长,让人读起来并不费劲而且恰到好处。文中几处巧妙的比喻读来令人新奇,而这些句子都融进了对儿子那深沉的爱,在感动之余,教会我们感恩父母。故事情节没有大起大落的跌宕,却更令人感到真实,更像一篇优美的散文。温情似一颗颗明珠点缀于文中,经由白猫这一意象串起了一条关于如何传承爱的华美珠链。
  党益民《桃花刀》(《北京文学》第10期),一把桃花刀,三条鲜活的生命。这与爱有关,与欲望有关,与性有关。原本寄寓着美好爱情理想,被作为定情信物的桃花刀让三人成为其刀下亡魂。姬林被害是为了捍卫清白,柳叶被杀是为了保卫尊严,而严奎的自杀则是为了解脱心灵。美好的事物在世俗的浸染下幻化成杀人工具,理想的幻灭令人感叹世事无常,人终究拗不过命运。小说以关中平原为背景,皮影儿、秦腔、铁匠炉,种种意象都带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也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和传奇性。   陈然的《白房子》(《朔方》第10期)小说,写村民对白房子――神经病医院的多疑、恐慌。男人和女人因为矛盾不和,便不顾夫妻情谊将对方扭送到白房子,那个不分黑白的地方。小说中通过梦境的描述,整个村庄像得上了传染病一样,女人怀疑男人跟了别的女人,男人生怕自己被送到白房子,男人和女人频繁的争吵,这种情绪引得互相猜疑,仿佛有另一只手牵着大家走。小说巧妙地讽刺了人性中丑陋的猜疑,虚构中体现着真实,透射了现代的精神疾病,连城市边缘的乡村都不可避免地被传染,纯朴的人性慢慢消失,侧面表达了对城市的抗拒和隔阂。   晓苏《老师的生日庆典》(《红岩》第5期),刻画了一群戴着人面具的只剩下满腔的名利与私心的丑恶嘴脸。文本中作者对叙述视角很特别,根据需要或者抽离做旁观者,或者加入担任清楚事情来龙去脉的解说者。直到最后一节作者才将叙述视角的主人的真实身份点出,这时作者又变成了叙事人。这无疑是一创新之处。   野莽《枪毙》(《山花》第10期),从文革中常见的批斗和阶级成分划分入手,对文革中迷失了的人性进行了探寻。为什么社会主义旗帜下的人在所谓的“反革命”被枪毙时也会像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写的那些看客一样?枪毙的是人,死去的是一条生命。处于历史中的人丧失了悲天悯人的情怀,由此文本对历史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枪毙二字,触目惊心。枪毙一事,需得慎思。   肖江虹《喊魂》(《山花》第10期),是一篇意蕴丰厚的小说文本。喊魂,虽然是为马义喊魂,但又是在喊我们缺失的灵魂。马义的父母试图以喊魂的民间习俗来换回儿子的正常,殊不知,马义只有三四岁智商的心灵是干净的,回复到人之初的境地了,因为蜷缩在城市一隅时的马义已经没有了灵魂,只是高楼大厦和老板的附属品。我送马义回乡以及亲历为马义喊魂之后,内心受到的刺激是剧烈的,心灵的震荡是疼痛但警醒的。当“我”把钱放在马义床上,离开马义家时,心灵的自我救赎已经基本完成,沉重的心理负担也开始放下。马义在变傻之前的凶悍与变傻之后的善良形成鲜明对比,更催促了人进行自我救赎的脚步。作者以喊魂的方式来表现对底层的关注对生命的思考,对人性的探寻,极富民间色彩,是其独特之处。此外,文本中的叙事语言是扎实稳重的,故事韧性大,情感冲击力强,有着厚重的艺术思索。   曾哲《墓约》(《十月》第5期)是一个有关生死约定的故事。故事以广袤的帕米尔高原为背景,在神奇的自然景观、极端的生存环境和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的交织作用下,兄弟三人实践着各自迥异的人生。老三索九别以狼为友,好冒险,有朝气,但命途多舛,最终为拯救白云家的房子被狼群蚕食,只留下思想随风飘扬;老二图格尔一生好运连连,仕途坦荡,但在工作中死于意外;而老大万格塔的一生是一部讲不完的传奇,他固守梦想,抵制一切诱惑,实践着自己挖墓人的生死约定,只为了心中那亘古不变的爱情理想。小说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原始、纯净无瑕。      五、坚韧的女性心灵      潘婧笔下的主人公展若,仿佛真实又若有若无,似乎只是为了记述一位相识,却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一丝丝渗入,在深入浅出的叙述下,将读者带入那段逝去的年华。潘婧《展若》(《上海文学》第10期)小说,从回忆角度切入,首先交代了大背景――“文革”,毫无意外的叙述了展若的苦难,但作者似乎有意回避过分的描写苦难,以免得落入庸俗。对作者而言,她想记叙的只是让她记忆不泯的女人,想告诉我们她一生的荣辱骄傲和回归。小说采取尊重时间的叙述手法,从主人公纯真、谦和的中学时代讲起,而后经历批判的展若用紧抿的嘴唇和勇敢地和人群孤立表达自己的倔强坚持,那眼神中的冷漠和抗拒,都让展若始终站在了精神的高处。大学的她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初恋,痴迷苦恋,为爱奋不顾身,不屑地俯瞰世人,但这段不被作者看好的恋情最终在女儿的丢失中彻底结束。作为外科医生的她迷恋上了有家室的外科主任,被“抓奸”后,她倔强如一,他刻意“坦白”,她继续过上了被人不齿的生活。高考恢复后,展若考上研究生后出国留学,故事进入结局。小说中提到张爱玲式的坚硬的自我保护,寄托了“我”的理想,“一种清冷却智慧的保护自己,一种不同流合污、高洁的心性”。苦难随着光阴流转,沉淀到内心生出,生成一种坚韧的力量,支撑身体和灵魂,散发出无尽的光泽。   青禾《姐妹成群》(《福建文学》第10期)。三个女孩在少女时代的友情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各种诱惑,在中年依然可以继续,并更具有了时间所赋予的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小说叙事风格就像是生活一样,平淡如水却不乏值得回忆之处。细微之处温情处处可见,平凡中更显出了这种温馨的友情的珍贵,只有淡淡却持久的人文关怀。人物形象在这种叙述中也显得真实立体,情感的律动也更加丰富多彩。   董立勃《云和草》(《红岩》第5期),延续了董立勃一贯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写作风格,从彩云和香草两个女人的少女时代写到老年,相互平行又有交叉。叙述中充满温情,笔调从容不迫,没有预置的对女性宿命的评判,而将评判空间留给了读者。   面对事业和家庭,新时代的女性的困惑与焦灼更为突出。川妮《哪一种爱不疼》(《山花》第10期),小说对新时代女性面临的现实状况的刻画是生动细致的,是具有真实感的。“我”的第一人称叙事口吻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甚至合二为一。爱情与亲情,事业与家庭,自由与束缚,新时期的女性如何来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这才是她们焦灼之处。   小岸《水仙花开》(《山西文学》第10期),开篇便为读者描绘了遭受生活和精神双重压迫的农村女性形象。而后追忆往昔,记录水仙命运转折的关键点,朋友的背叛使她丧失上大学的宝贵机会。青梅竹马的泽兴离开村庄,水仙久等无果后嫁为人妇。多年后泽兴归来,将承诺的水仙花送给水仙,留下“当知后会在他生”的诗句,用朴拙的诚心表达今生的遗憾,和来生冲破藩篱的憧憬,泽兴走后,水仙魂不守舍,将辛辛苦苦四处借来的四万块钱烧光了都浑然不觉,夜晚,水仙进入梦乡,梦中她变成了小时候的摸样,水仙花开了,水仙笑了。梦境与现实的矛盾,让读者心生怜悯和慨叹,只盼夜更长一点更久一点。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点明主旨,语言并非辞藻华丽,情节并非跌宕起伏,却依然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   梅总是“凌寒独自开”,幽幽冷香,随风袭人的。王松《一枝梅》(《广州文艺》第10期)小说文本中的“一枝梅”,是一个大气的有着梅一般的道德精神和人格恪守的女人。处在农业合作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出现的一次次问题,她一次次地挺身而出。然而这些,最终换回的是村人邻居的鄙视和指点。文章的叙述节奏开头是缓慢的,是温情的人性力量在支撑。到后来分粮事发有了急遽的转折,开始有了起伏,人性中隐秘的阴暗有了展露。温情与阴暗的对比之下,女主人公的死更令读者辛酸,引人深思。   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历来是小说的应有之义,苍虹《黑姑白姑》(《十月》第5期)小说讲述了两个性情迥异的女人各自曲折跌宕的一生。性格决定命运,这经由白姑和黑姑传奇的人生际遇得到了印证。白姑生来隐忍、怯懦,对于生命缺乏自主自为的理性,她的一生依附于他人存在,似一叶浮萍在人生路上跌跌撞撞;黑姑性情刚烈,爱憎分明,对于生命她是指挥若定的掌舵者,一生光彩照人,活得异样精彩。小说以平行的结构展开叙述,对两个主人公分章阐释,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又有所交叉和重合,构成了一个有机而不乏趣味的叙事结构。   叶临之《白婚》(《天涯》第5期),叙述一场冥婚,一个被葬送了幸福和生命的女子。小说以近乎诡异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在乡村传统陋习和金钱的驱使下女人无法自主命运的尴尬窘境。小说结尾处燃起的烈火是泣血的控诉,也是人物挣脱苦难命运的惟一法门。      (资料搜集:董静 王娟 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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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滹沱河和我》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下“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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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是恋恋不舍,使我产生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当洪水退去时,又觉得自己渺小原来这就是滹沱河呀,没想到滹沱河发大水时豪放的气势是这么的壮阔!真的如奶奶所说的说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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