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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象形直觉思维及其现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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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 艺术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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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设计ART DESIGN
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
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 刘桦政 | LIU Huazheng
摘 要:文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一个民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思维模式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汉字与中国人的直观思维途径、朴素辩证思维模式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群经之首《周易》三个方面的密切关系，指出汉字的创造过程、字意引申、识读方式、视觉表象特征、字形构造和词语组合中对称、避就、映衬等准则中渗透着汉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记录的文字符号，更是载负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
关键词:汉字 直观思维 朴素辩证思维 周易
文字是思维的直接表现。一个民族文字观念和形式的形成，受制于民族整体的思维模式，而文字又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模式。由于汉字长时间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人又长期对它保持着崇拜的态度，所以它和中华民族思维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汉字和中国人的直观思维途径
中国人擅长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轻认知；重领悟，轻论证。《中国科技史》的作者李约瑟在谈到这种思维形式时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直觉思维的概念认识，可能启示于他们文字的构造。这种直觉——联想的体系有其自身的因果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原始的迷信，而是它自身特有的一种思想方式……”[1]
汉字在创造的过程中，最初采用的是从物出发这一直观的方法。大多数汉字产生于三千年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早期民族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就说明了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特定的人类生活形式。正像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那样：“最初的各民族都用诗性文字来表达思想，用寓言故事来说话，用象形文字来书写”[2]。汉字作为象形文字的特点也相应决定了对它的创造必须重视感情直觉的途径。许慎将其概括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是强调汉字的创造不离具体的物。
汉字在创造过程中深受早期朴素直观思维的影响，当然，所有民族在早期阶段总是自发地倾向于直观，世界上大多数文字都发端于象形这一现象足以证明。古希腊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朴素直观的方式，但它在中世纪就被重分析、重科学的认知方式所取代，而我国至今仍然较多地保存着这种方式，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汉字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它在担当传播任务的同时，还显示给后人一套建构世界的认识方式，人们在认识世界时，这种方式盘踞在人们的思维深层，时时启发激活人们模仿这种方式去把握对象，它蕴涵的思维特性和构造方式潜移默化的对人们产生影响。
现代中国人对汉字创造中的这种直观方式不断加以发掘，从而加强了这种认识方式对人们的影响。古人造字具有一系列的直观认识特点：一、“古人制字多自事物始”（元周伯琦《六书证伪》），明确将观物作为造字的前提。二、汉字是在万物的启发下产生的，而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唐代张怀灌在《书断》中说：“尔其初之微也，盖因象而瞳胧，渺不知其变化，范围无体，应会无方，考冲漠以立形，齐万殊而一贯。”汉字的这种认识特点和后来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相契合。通过汉字形体的历史演变来看，它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的发展过程，汉字由繁入简，由形象趋向抽象，但象形的本质并未全然消失，鲁迅称之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此外，汉字象、意叠合的关系，使汉字获得了双重的描述物象的能力。由此，人们常利用汉字的这个特征去概括地描述物象，在表状特征的同时，还把字形以外的观念牵带出来。如以汉字刻画人的长相和姿态，称某人长着“国”字脸，在揭示脸形特征的同时，又映照出堂堂正正、庄重大气的内在关系。
在字义的引申中，也渗透着这种直观方式。如“了”字，既有观照的意思，也有明了、了了、了然于心的意思，还可以表示完了，并进而虚化为表示过程结束的助词。这表明，在传统文化心理中，“观”与“感”、“感”与“觉”（明了）、“觉”与“了”（明了）是融通一体的，所谓一观即感，一感即觉，一觉即了，瞬间的观照活动就是认识活动的全部。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敏捷就成了智慧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敏”，《说文》：“疾也。”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之所称赞曹七步、温八叉，之所以看重倚马可待的文才，也正是这种心理在社会文化中的体现。
汉字识读对中国人直观认识方式的影响更加突出。汉字是具有很强的具象性，它视觉形象鲜明，非字母文字所能相比。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曾做过这样的试验，结果表明在语音干扰方面，英文要比汉语严重得多。日本人也做过类似的试验，认为汉字可以帮助人们诊治“失读症”。汉字阅读主要是一种视觉阅读（visual reading）[3]，汉字的书写形式给读者很大便利，它是一种单体书写形式，呈方型矩阵，图画性和示导性强，因此便于视觉交流，便于贮存信息。故而在阅读时，这些方型矩阵容易凝聚目力，使人们偏重于“聚焦式”的阅读，侧重于首先获得视觉信息，而不是语音信息。（图1）
汉字的视觉表象之所以能给阅读者强烈的心理刺激，还在于汉字能给人整体印象感，汉字在趋于笔画化以后，人们认读汉字仍然无需以笔画作为分析单元。语言学家陈振寰在谈到汉字形义之间的联系时说：“其实，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汉字字型有多强的表意功能，而是心理知觉的机制在起作用的结果，汉字由点、线构成的平面结构在人脑知觉中所形成的心理完形，最终转化为一种视觉记忆。而汉字以一个方块为一单位，因而投影到人眼视网膜上造成的整体印象感要比拼音文字强，这一点更促进了这一种视觉记忆的优势”。现代脑生理学的研究也表明，拼音文字信号是由较有分析力的左大脑主管的，它的词符反映在左大脑里，要经过语言区才能进入思考区，汉字的图像信号主要是由接受整体印象的右大脑管，它反映在人的大脑里，不经过语言区就直接进入思考区。对于中国人而言，细节真实的具象艺术只能激起短暂的凝望，因为人们总想在视觉形象里寻找和发现与主体的精神价值、心理内涵相连接的东西，因而，往往是形意结合的半抽象形式最能获得人们长时间的关注。
汉字的视觉表象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丰富的信息含量，每一个句子中包含着若干个汉字意象，而每一个意象中又具有许多不同的信息内涵，因此人们要恰当地译解其中的信息密码，当然不能靠逻辑推理，而只能靠一种特有的心理形式。汉字意义复杂，人们阅读时无需去精心选择在句子中应属的义项，只是在瞬间心理运动中就完成了这种意义选择。
二、汉字与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思维
在汉字字形构造和词语组合中，潜藏着一种辩证原则，对称是汉字构造的重要特点。在商代卜辞中出现的汉字就注意到对称、避就、映衬等协调准则，在“字”与“字”的关系上，又存在着两两相对、有序排列的方式，如即和既、北和比、陟和降、正和乏、上和下、杲和杏、可和叵、凹和凸等。在汉字创造中，还存在着一种通过相同或相近的原则来创造一个与其意义相反的字的现象。这些所能反映的思维特点就是注重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图2）
朱光潜先生说：“汉字的构造和习惯往往影响思想，用俳偶文既久，心中就无形中养成一种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都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就不由得你不想到‘绿水’，说到‘才子’就不由得你不想到‘佳人’。中国诗文起初是自然现象和文字特性所酿成的，到后来加上文人求排偶的习惯，于是就‘变本加厉’了。”朱先生这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说：“汉字是一种‘堪与竟萌的俪偶文字’”[4]，在此影响下，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好排偶的心态，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总注意到它的两面，成双成对象征着一种幸福，一种和谐，也是一种美的经验。在中国人看来，大千世界纷纭复杂，“大化赋体，支体必双”《文心雕龙·诠赋》，山峙而双峰，水分而交流，禽飞而并翼，星缀而连珠。文字对这种“俪偶化心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汉诗的主体是一种含有对仗、押韵、字数等因素的格律诗，对仗是一种明显的俪偶化，平仄是从声音入手，强调文字的有序排列，形成一种对应和谐的声韵效果，而字数的排列也要求整齐对称。美国意象派诗人E·庞德曾感叹道：“用象形构成的汉字永远是诗”。而文学中的赋体可以说将这种“俪偶化”推向了极至。而在传统语文教学中还有一种叫做“对课”的形式，传统的启蒙读本为了便于记忆，常常将一些复杂的文化内容编成一种易读易记的对偶句式，如《千字文》《三字经》《增广贤文》等都是如此，使得学生从小就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之类的诵读中，培养一种求偶化的思维定势。
三、《周易》与汉字
《周易》以其精湛天成的思维模式，早被公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元典，群经之首。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周易》为“万有概念宝库”，是中国古代百科之根。博大精深、神秘玄妙的方块字的思想根源与《易经》蕴藏在八卦象数之中的思维逻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图3）
对于我国文字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是原始社会的产物，但具体年代众说纷纭，例如河图洛书、结绳记事等。可是不管怎样，有一种说法却得到了普遍认同。《易经·系辞上》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义氏。“卦者，其名。画卦，非卦。乃伏义初制之学。”伏义画卦，可以说是文字之始，是上古记事、记物的符号。宋代易学家杨成斋在《易传》中说：“以类万物之情”，表示八卦具有文字的功能，为汉字打下基础。
萧启宏在《汉字通易经》中说“易学卦驳符号宏观地表达万物万般变化原理的宇宙过程，把卦形作为一种象，运载着一套科学的道理，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表达，但不固定代表某一事物的名称，与物名不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卦驳符号不能书写语言，还不是文字。但是它已经走到了文字领域的边缘，给文字的发明带来明确的暗示。”[5]西方大科学家莱布尼茨也说：“六十四卦图给普通文字的发明以重大的暗示。”而之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仓前征是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八卦甲子思维模式，承前启后，刨造了汉字。
汉字的发展突破图形文字的局限，形成了科学完备的巨大符号系统，五千余年，一脉相承地流传至今。从造字之始到执简驭繁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思维观念均融于汉字的结构、笔画中，不仅映射着古代科技信息与文化哲学观念，更以其独特的内涵，表现事物的正反、浮沉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汉字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能与语言相结合的，能书写具体事物的名称的，表现具体对象事理的符号。所以，汉字不仅是记录的文字符号，而更是载负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304页，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 维柯 著：《新科学》，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陈振寰、王宪钿：《文字结构、文字体系和汉字的性质》，324～326页，社会科学战线，1987（1）。
[4]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78页，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5。
[5] 萧启宏 著：《汉字通易经》，34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1 （瑞典）林西莉、李之义：《汉字王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2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山东，齐鲁书社，1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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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公告服务(BBS)审批[2004]字第1438号立象以尽意：汉字造字思维对现代图形创意设计的启示
汉字作为记录和传承中华文化思想的视觉载体，她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思维的构建模式、认知方式，而且对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产生了方向上的定位。汉字中透露的中国传统意象思维模式，集合了象形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特征，对现代图形设计起到了思维和方法上的引导作用。文章首先从“立象以尽意”的哲学思维来源出发，解读汉字创生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汉字数千年来发展和变化的分析，阐述汉字造字思维的最大特征——将精神意象物化或形态化为图形符号的思维过程。其次，运用传统民族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以汉字的思维方式与结构特征为依据，通过对“象”与“意”的思维构成、文化内涵的分析，论证汉字造字与图形设计二者之间从产生原因、构形方式和发展变化等方面存在的共通之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谐自然”等典型的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思维特质。第三，运用视觉心理学和案例分析法，结合现代图形创意的基本原则和方式，从思想文化、立象形态、构成方法、精神意蕴等多角度出发，对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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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是人们认识世界、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信息需求的满足,图形已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它还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因此图形必然会在视觉传播的舞台上获得新的发展。本论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从图形的概念和发展变化入手,系统讲述了图形创意的视觉构成要素、图形的造型方式以及设计者主观意识下图形的各种形式。在写作的过程中,运用理论结合实例的方法,首先,将图形的基本定义作为切入点,对图形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并采用现代分类学的方法,对现代图形的造型形态特征作了基本的分类,进而引出图形创意的基本思维模式,为视觉图形创意形式的研究主题铺垫了理论基础。其次,再从视觉生理学的角度对图形创意的视觉生理基础作了一些基本研究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生理因素”对现代图形的形式创意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再次,通过视觉心理对图形造型的影响,从图形造型方式在人们脑中和心理的再创造的角度作了分析研究。最后,运用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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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创意已经是图形设计的内在本质，没有创意的图形也不再被这个社会所需要，也就失去了它的传播信息的价值所在。所以创意从何而来和怎么才能让创意源源不断，这两个问题已经是当代设计师急迫要去面对和解决的。在图形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会需要面对许多同质化的产品和信息，而怎样将它们进行个性化的处理，让负载在图形上的信息得到最大化的传播，已经不仅仅是设计手法和手段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而是取决于深层面的思维方式。所以具有自由开放式的创造性思维是当代设计师的本质需要。解构思维是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理论中衍生和提炼出来的，是一种具有自由性、开放性和自发性的创造性思维方式。解构思维的这种内在本质的创造能力，是当代创意枯竭的设计师所急迫需求的。将解构思维方式引入图形创意领域，将会给图形设计师带来更多的创作激情。在设计创作中，我们经常会面对许多既有关系的存在，而我们对事物做出分析、判断通常是以这些既有关系作为基础，这样的话也会扼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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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思维的婴儿化特点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汉字思维的婴儿化特点　　1．汉语语言文字的弊病：　　⑴古汉语属于人类的早期语言，发育不全，不成熟　　中国语言没有西方语言中的因时间、单复数、人称和语气的变化而导致的动词变化。汉语中没有、语态，语法跟婴儿语言一样简单。　　汉语在名词与动词上无单复数之分。这导致了中国人误将复数群体作为不可分的有机单元。个附群，群压个，有群体而无视个体。　　汉语动词缺少时态。这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方向性的经常混乱。过去、现在与将来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常常颠三倒四，严重危害了中国人的客观历史感。　　汉语规则少；西方语言语法规则复杂，这样，西方的小孩掌握语言的过程就是掌握语法规则的过程，从小就产生了守规则的意识，这为法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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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汉语含糊不清，缺乏精确性　　由于古以刀刻书写，造成汉语的简短化与一字多义的特性，因此汉字是一种含义模糊的文字。由于中文的不定义性、多义性、主观性与虚无性，中文绝不可作为科学与法律语言。从古至今中国在与社会科学领域里是真空，与中文的虚无性因果相关。认为，汉语是诗的语言，它朦胧、、随意，具有跳跃性、整体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韵，因此，几乎随便几个汉字组合在一起都能成一首诗。但汉语的这些特征与科学描述的精确性是相悖的，所以，汉语不是科学研究的语言。　　在五万汉文字中，只有五千中文字是常用字。在几千年人类知识的积累中，已经超载的中文字在近代又受到了信息爆炸的巨大冲击。而英语的《牛津字典》所收单词是60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词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1百万之多。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汉语用五万六千个点去“扫描”世界，英语却用80万个点去“扫描”世界。显然，由于两种语言其词汇量(点阵扫描中的点)的不同，它们各自所“扫描”出的世界图象其清晰、细微、逼真程度肯定是不同的，英语扫描的清晰度是远远高于汉语扫描之清晰度的。再加上汉语词汇分布比例严重失调，得到的更可能是一种世界之歪象、幻象、甚至是无象。汉语言只适合创作语义含混、情绪胶着的，但绝不适合用以去认识自然和表达世界。汉文字字义已远远超出古代造字者的原设计值。一字多义、多字一义、一音多字、一字多音，更将原来字义含混的中文字进一步浑浊化。或者说过度超载已将中文字浑义、淡义到近于无义、虚义，甚至反义的地步。以“法治”一词为例： 华人们从不分“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　　里的“法”（同“废”），象“逐水草而居”，指“逐水草而居”经常要弃去旧地寻新处，因此有“废”的意义；事实上，古代殷商的统治者，根本没有现代法治的概念，他的话就是“法”，他的手杖就是“权威”，他的好恶与自由意志就是“律”，他拥有无上的权威与决定人生死等大权，这可从甲骨文里的“君”、“王”(手执斧钺)、“伊” 、“尹”(手执令牌)、“伊”、“父”(手执) 、“教”(手执杖要人服从王占卜的爻辞) 、“司”、“伐”、“辟”、“御”(双手持棒活埋人)等字可知，这种统治者无上权威与绝对宰制人民的意识，一直在大陆延续至今，因此在汉文界谈“法治”不是很可笑吗？
　篆文里的“治”，从“水”，“台”声，本意为“治理水”的意思；古文里的“制”，从“未”（树枝繁茂），从“刀”，本意为“用刀修剪树枝”的意思。你如何用“法治”来诠释 “Rule of Law”？你如何用“法制”来诠释“Legal System”与 “Law System”？　　在英文中，“Rule of Law”与“Rule by Law”是反义。前者有“人以法治政”，后者有“政以法制人”的含义。两词的中译都是“法治”（或法制），孰不知前者是民主中的成分，后者是专制的定义。既不知什么是“法治”，何谓“法治人治”之争。中国古代的“法家”应解为“君以法治人”，“儒家”应解为“君以礼治人”。两者都以维君权为目的，无本质区别。“儒法之争”也只是虚无的“权力之争”而已，旨在蒙人混脑。　语言的含混性造成了思想交流的困难和无谓的争论。《山海经》里的“夔一足”，到了《尚书.尧典》里，经孔子解释成：象“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搞愚民政策的意思。但有人偏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不是愚民政策，是让人民享有充分知情权！若真是让人民享有充分知情权，孔子就不应该反对铸刑鼎、公布成文法。既然孔子反对铸刑鼎、公布成文法，那就是在搞愚民政策，不让人民有知情权。通观孔子一生，说孔子反对愚民政策是不成立的！因为专制者都喜欢愚民，愚民才好统治，才是好奴隶、好螺丝钉啊！造成这种争论的原因，古汉字没有标点符号，使人囫囵吞枣！在这种无法说清楚的语言环境里，我们的思想怎么能不贫乏？　这种“混义”、“反义”造成了中文字的“不赋义”或“泛赋义”性。任何人都可以将任何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歪释曲解，随机而用，使中文完全成为主观文字。这种主观文字只能被定义为“虚无文字”。任何的虚无文字只能作为玩弄“文字游戏”的专制者的专权刑具，而绝不能成为建树未来的民主者的追求自由的客观工具。
　⑶掌握汉文字太难　　由于古造字采取的是一种以形代形、以形指形的原始策略；这些象形字之间很少有逻辑关联。这就注定了汉人要用数量庞大、形象复杂的书写符号去表达和指代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汉字的构字部件(包括偏旁部首)共有215个之多，而英语的构字部件仅26个字母。由于拼音文字是以音代物，所以它的丰富一些。英语的注音的有48个之多，而汉语的标音符号只有36个。比较而言，汉语是形多音少，英语是形少音多。由于汉语的形多音少，导致了大量异字同音的现象，这给汉字的读认造成巨大的困难。相比之下，英语没有这一困难和麻烦。由于汉语的形音分裂，这就意味着人们在学习汉语时，必须逐一掌握形、音、义的三大任务。也就是说，在对相同数量的语言文字学习过程中，中国人比西方人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汉字笔划多，难写；同音字多，难记；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涂了，产生不了遵纪守法的，只会产生狡猾崇拜（所谓的书法艺术）。中国的方块汉字从认到写，其难度都是几何级数的。这导致了中国儿童晚期阅读，往往比英文儿童晚三年。所以，这也是象形文字不经济、不科学、不简约的一个佐证。相对于方块汉字，字母文字就是大众文字。西方文明因拼音文字向口语靠拢，口语是大众化的，知识的普及必然带来创造力的爆发和人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同时拼音文字也是地域化和民族化的，西方文明遂因之而不断“分化”，由“分化”而演进，形成民族国家和。“分化”的文明，多路并进，利于发展，西方文化引领世界潮流。纵观人类历史，唯有使用字母文字的把人类引入了近现代文明，应不是偶然的。
⑷汉文字重形象，忽略了“说和听”，难以理性辩论　　汉字注重“看”。这导致了国人喜欢讲面子。比如，中国的菜系的菜谱都是象形的、奉承的，什么“丹凤朝阳”、“二龙戏珠”、“”等等，直弄成一个与菜的形味风马牛不相及的“吉祥”动物形状来才心满意足；许多“美术菜”只是供看的，纯粹是暴殄天物的、腐朽糜烂的。这种民间吉祥图案式的象形，几乎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直到今天，结婚用龙凤烛，做寿献“”；贴倒“福”字，贴“招财进宝”鬼画符；烧纸钱，既有纸人纸马，也有纸冰箱、纸彩电……这股象形文化的强劲巫风贯穿千百年。讲面子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表面上冠冕堂皇、八面玲珑，实际上是、男盗女娼，所谓“外儒内法”，国人的思维习惯于象形和比喻，习惯于吹牛拍马和阿谀奉承　　汉字忽略了“说和听”。汉语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圆润音和柔滑音，读起来有一种音步齐整的单调感和受阻的钝挫感，交谈时高声喧哗像在打仗或吵架。中国人的口语交流困难，有声交流往往被无声的书面交流或武力取代；从而使汉语趋于苍白无声的“统一”，形成了大一统的专制观念。在“统一”的天下里，思想趋于同化，失掉了创造性和生机。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右半球主管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管。基于人脑两半球的感知分工，中文用形象文字的表象加义输入到人的抽象半脑，造成表象与抽象在思维时的颠倒错乱。由于汉字数量大，在大脑中的存储空间也就大。由于汉字字形与语音之间上无形式化联系规则，在大脑中形成一种无序存储状态。大量的汉字占用大脑的大量存储空间，在大脑中无序存储，汉字含义混杂导致大脑对语词指称对象的识别效率低下。这一切就使得使用汉字思维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这个需要耗费大量能量的汉字系统使人们不能有效思维和有效交流。而且，使用汉语的人的大脑左、很难明确分工：在需要使用左脑时，汉字意义系统使得右脑也参与左脑的活动；在需要使用右脑时，汉字意义系统使左脑参与右脑的活动。由于冲突输入而导致的思维混乱大大降低了中国人。群体的专制便成为了维持表面秩序的唯一共有选择。中国人在辩论、交流时不能在抽象的理性空间交锋，而常常沦落到猜忌与人身攻击的权力斗争的泥坑里，沦落到“救脸护皮”俗套中。
⑸汉字：装不进新酒的旧瓶。现今，大量的语词是翻译来的。但是，由于采用汉字意译，这些语词基本上还是使用的汉语中的原义。这样，尽管一个新词是“进口”的，但由于汉字是一个装不进新酒的旧瓶，新的语词也就只能按照旧的含义去使用；结果，其他的文化就很难引进汉语系统。用单音节象形的汉文字，来研究其它文明的思想，经常会发生十分可笑的事情。例如，以汉文字去翻译梵文的，这种以具像为主的文字，如何能够表述那种具有高度“精神、灵魂与抽象”的梵文哲学与思想？即使以能够精通汉文与梵文，他所翻译的那部具有高度抽象逻辑、精密论证与形上道德价值的（佛教圣经），如何能够彻底明白？中国抛弃了佛教的因明等逻辑理论；这不是玄奘的错，而是汉文字的根本贫困与限制！印度的佛教具有高度的心灵、冥想与道德思辩性，汉化后佛教竟然成为百姓默拜与礼神的宗教；汉人用殷商祭祀的方式，供三牲与五果祭拜，然后要求佛消灾、解运与祈福，甚至要求保佑其功名利禄与荣华富贵，他们忘了释迦牟尼是觉者，不是神，也没有任何的神力！多么可笑的文化异化事实？古代的佛教文化，最终还是汉化了，汉化的结果就是最终消失了。近代以来，翻译了近万部西方的著作，但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人不太多。其根本原因就是，阅读这些著作的人仍然是按汉语的含义去理解这些西方著作。
　2．汉文字使中国人缺乏能力　　“——沃夫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操该语言者的思维方法。汉语言文字，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汉语言文字，就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承载物，汉文字本身的落后，是中国文明一直无法进步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的是，汉文字是一种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就是人类思维初级阶段的产物，当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字从象形文字进化到拼音文字时，汉文字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的缘故，中国文字的进化停顿了下来），进化过程突然停止，结果思维方式就一直禁锢在象形文字这种以原始的类比思维来进行思考，结果，中国人数千年来的思维方式被凝固了下来。　　①汉字的繁复、混乱导致了困难　　汉文字的图像结构阻绝人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来自拆散组合，中文因不给人拆散组合的机会而窒息人的创造力；汉文字的结构阻绝人的抽象思考力。殷商时期的是统治者的工具；这种工具主要在于压抑人的抽象、、分析、、溯因、创造与形上思维的能力，主要在于非人、非理性、伪道德、奴化与化人民，主要在于摧毁人的独立自主意识，主要在于建立人的与集体服从等意识！　　甲骨文里，“我” 字，象“一根长柄绑着三个戈”， ，表示部落强大的武力；甲骨文里，“我”字代表殷商部族，并没有个体人的意义，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在汉语中，没有一个像英语的“I”那样，专用于指代单数第一人称的专有名词。“我”的指代范围与“I”不同，它大可指国家，如“敌师伐我”，小可指代个体。这说明华夏社会里没有“个体”的独立地位，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而“家”又是一个可变的“弹性结构”。　　里的“平”，具有“乐声平缓”之意，后来引申成为“使平静、齐一、不倾斜、平和与安静”等意，如“治国平天下”、“平乱”、“平叛”等，因此“平”具有“铲除”、“扫除”、“平定”与“统一”的意义；“等”在篆文里指“整齐的竹简”，后来引申为“等同”、“等级”等意；那么所谓的平等，岂不是代表以武力统一与平定一切？事实上，共产党的论与天堂说，更符合汉人暴力与谎言政治文化的本质！　　甲骨文里的“幸”，象“刑具”（枷锁）；甲骨文里的“福”，从“示”（神灵牌位）从“畐”（一坛酒），本意为“以酒祭鬼来祈福”的意思。你如何用“幸福”来诠释“Happiness”与“Blessedness”？
　甲骨文里的“国”，从“戈”从“口”（城池或土地），代表“以武力占领的地方”；甲骨文里的“家”，从“宀”（茅草搭的棚屋）从“豕”（猪），代表“猪住的地方”。你如何用“国家”来诠释 “Nation”、“Country与“State”？甲骨文的“美”字，象“人头上插羽毛”或“人头上戴羊角饰物”，为什么“人头上要有饰物”才代表 “美”？那么“人头上没有饰物”是不是就不美呢？那么谁才有权或资格在头上戴饰物呢？那么“美”的普遍性与抽象内涵在那里呢？篆文的“美”字，从羊从大，指羊大美味，那么属于口感之外的“美”，岂不是不存在了？经由这些简单的问题可知，这种表象式的文字绝对不可能产生那种具有普遍与绝对性“美”的古希腊理念！　　人文思考是一种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人类（the human race）的角度来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有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和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它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近现代西方思维创造力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　中国人的祖先，由于形象文字的输入和限制，对自然界的认知只能停滞在表象的“金、木、水、火、土”上，而用不能借逻辑的力量走入分子、原子、电子、中子的层次上。汉人只能认知阴阳相对的道理，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绝对概念；汉人只能认知相对的道德理念，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绝对道德理念；汉人只能认知人的罪行，而永远无法推论出抽象的人的原罪(Sin)概念；汉人只会反压迫者，而永远不会反抽象的压迫制度与文化；汉人只会反某皇帝，而永远不会反抽象的皇权制度与文化。　　这是因为：汉文字是一种单音节的表象文字，这种文字永远不能了解人文抽象与逻辑的意涵。由于这种文字的客观限制，因此由这种文字所产生的文化，也会普遍缺乏人文抽象与逻辑的内在结构；因此使用这种文字的人，也会普遍缺乏人文抽象与逻辑意识！就如中国的五音乐理，简谱在音乐领域中永远写不出表达多层次的人的心灵感情的宏伟的交响乐章，只有西乐“五线谱”才能承此大任。　当中国人传唱着“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这种类比思维的时候，有谁仔细琢磨过，这种美如水壮如山，到底是怎么个美法？怎么个壮法呢？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完全是一片模糊，让人昏昏然不明所以。而拥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早就将美和壮，用一套客观标准定
②汉文字思维缺乏逻辑规则古汉语没有西方语言联系词“是”；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正是抓住“是”探讨了主语和谓语间的逻辑关系，从而诞生了语法学。古印度也有语法学。只有字母文字才能带来语法的严密，语法的完善又导致了古希腊形式逻辑的产生。日本学者末木刚博说：“西方的逻辑学，是古代希腊人以纯粹求知的兴趣开始研究，一直衔接不断，连绵至今的一个成长过程。它既不像中国那样，为实践的目标所限制；也不像印度那样，被宗教的功效所束缚”。而且字母文字诱导出了数学、哲学和原子论。可以说，是字母创造了西方世界的一切，甚至创造今日世界的总体形貌。正如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克霍夫所说：“虽然《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在过去三千年里为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引导，但西方首要的、而且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处理系统一直是字母表，直到电的出现。字母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程序设计手段。西方正是从字母中才衍生出并形成了其以技术为中心驱动力之特点的。字母起到了一种文化放大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它充分利用语言表达把思维转化为技术。希伯莱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莱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正因为有了字母文字的横向书写，西方社会才发生了从垂直的等级制度向水平的民主政体的转变。　在古代，中国人“诗言志”，而古诗的代表是《诗经》，《诗经》大量的是四言诗，四个字当然不能把人的意思表达清楚！由此导致了汉语简单性、模糊性、含混性。古时还流行“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不学《诗经》，就没有办法说话。这样的传统在汉语中的表现就是成语，成语绝大多数是四个字的。中国语言由此走向了单音化的道路；诗歌散文琅琅上口，思想却苍白空洞。在这样含含糊糊、好似一锅火锅汤的语言环境里，谁有兴趣去分析语言思维的规律呢？这样，中国无法产生研究语言规律的语法学、无法产生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学。中国一直无语法学，语法学是1840年后才从西方引进的，连“主语”、“谓语”的说法和标点符号都是引进的。　我用例子来说明汉语的模糊性。胡平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孟子断定‘仁者无敌’，殊不知这种说法正好为后来那班无敌者们利用来证明自己是仁者。”首先对孟子的“仁者无敌”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主语——仁者，谓语——无敌；“仁者”与“无敌”是什么关系？仁者是必然无敌还是可能无敌？
按照西方人性恶的观点，仁者一定有敌人，其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仁者”与“无敌”之间应该加一个“是”字，即：“仁者是无敌的”。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所有的S（仁者）都是P（无敌的）。根据逻辑推理规则：所有的S都是P（意味着在外延方面，S＜P；所有的S都是所有的P，则S＝P）只能得出：有些P是S，而不能得出：所有的P是S；所以，“无敌者都是仁者”是错的。无敌者们利用“仁者无敌”来证明自己是仁者，正是汉语的含混性和无逻辑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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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汉字使人不自由　　1）汉字天生就是专制政权的帮凶　　汉字是服务于专制王权的文人造的，因此它天生就是专制政权的帮凶。最初的汉字就垄断在王家手里，汉字难写难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垄断文化，使广大的老百姓成为愚盲才好独裁。无论是《诗经》、还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中国民间的语言早已通俗如“白话文”，然而一直到清未，官方语言还是文言言，其目的是为了垄断知识、进行精神控制。　汉文字的两大特性：①汉文字的“不可再造”性：《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左右，《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五万六千个，全是中国人祖先创造遗留下来的，没有任何个人可以造字。②改造汉文字的“官方”性：只有代表整体的政府，如中共政权，才可简化文字并用权力传播它。　基于这两大性质，可引申为：汉文字创始的前提是人的不自由化、非个体化与奴役化。这个前提是：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与概念已被中国的祖先所发现、所创造；所有后来的中国人只是去记忆、去继承、去遵循、去服从。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人没有个人意志，也无个人选择，他只是环境、文化、制度的产物。这种对人的认识与他们对中文文字的无能为力，和他们的被传统文字奴役相关。所以讲汉文字作为中国专制文化制度的帮凶是不为过的。　　由于汉文字的性质，中国人的自由个性从一开始就被灭绝在摇篮里了。中文的创始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中国人视为自由的个体。这种文字产生的基点并不是将语言作为工具，将人作为自由的、主动的、独立的个体去发挥，去解放人的创造力，而是将人作为被动的、消极的奴隶去控制、限制与奴化的。当一个中国的孩子拿起毛笔临摹他祖先的笔法的时候就是在开始编织奴役自己的牢笼的时候。首先是临摩，要掌握字的分寸，运笔方向、速度、力度，十分复杂和繁琐，练字的过程就是摹仿的过程，就是丧失自由的过程。从那一刻起，已经没有人将他作为一个自由人，他将自己的自由锁在那“笼罐”里了。
　2）固执己见，我就是“真理”，很难接受相反的意见。这是土皇帝的专制习惯。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独裁）文化。圣人文化认为：圣人创造了汉字，唯圣人无所不知，而小民则生性愚蠢，只能重复圣人的思想，一切行动都必须遵守圣人的教导，听从圣人的指示，人民永远不应该有任何自由的奢想。按照圣人文化，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自由就是认识并安于自己被奴役命运的“必然性”，从思想到行动，万不可越雷池半步。　　中国人在阅读过程中，人们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寻找语词的意义。进而形成一种保守封闭的思维惯性——法“先王”、依赖“大救星”。尊崇先圣的做法，并非中国所特有。但中国几千年一直持此道，确实举世无双。先王被神化、圣化，被作为一种权威范式。每一个朝代都把开朝皇帝谥为“高祖”、“太祖”（意为最高权威），把“祖宗之制不可改”奉为定规。权力崇拜使国人的思维深陷个人崇拜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国人总是从圣人之言出发而不是从公理出发来说明自己的想法，表明国人不会理性思维。　　只要“我说了算”，就不会“真理说了算”。如果“真理说了算”，那就不会“我说了算”。“我说了算”，是中国人对“话语权”的最朴素理解。“话语权”近年来成为一种舶来的洋时髦，其实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身体力行了，只不过行使话语权的只有一种声音，即权力的声音，至高的权柄成了至高的话柄，而公孙龙的真理之声却成了笑柄。　　专制社会，“一切行动听指挥”，民众不仅要跪着而且当站起来行走的时候，也要听命于暴君。暴君不仅要管制民众的行为，而且要控制人的思想或思维方式，可以断定：专制社会的民众具有专制的思维方式。这表现在看问题的专横。暴君的特点是：不许批评，即使表扬也要按照他的方式。暴君即使死去了，活着的民众的恐怖心理也无法消除。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合于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实，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孝”道为基础。离开了孝的背景解释一通，必然得出一个假结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或事物，我不会施给你。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实不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潜在的含义是：如果是你自己所“欲”的，便名正言顺地有理由“施于人”。由于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变成了“父不喜欢的，子就必须不喜欢；父喜欢的，子不能反对甚至必须接受”，粗暴地强制性地向子女灌输家长所认为的对子女“有好处”的事物。这就陷入了专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无用，强权使它虚伪。譬如：孟子不喜欢别人骂他，那末他就不应骂人；他怎么骂反对他的人是“禽兽”呢？孔子不喜欢别人杀他，他就不应杀人；他为什么乱杀少正卯呢？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平等的人，哪会有处理平等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而且，我不欲≠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不喜欢吃萝卜，而我的儿子却喜欢吃萝卜；难道就因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就不给我儿子吃吗？对他人的积极关怀和援助，必须基于对他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尊重，在成年人之间，哪怕是仁慈家长式的善意的强加于人，也是自由社会不能允许的。己所欲者，不可强施于人；如果这种“善意”的、出于“共同利益”的强制是由国家、由政权实施，其后果就尤其恶劣。孔子提倡“仁”，并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当官后,“达”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败。推己及人的处世观，强调的是“己”，而不是公义。什么都用“我”来做标准，用“我”来衡量一切，这就陷入了“唯我独尊”的“定于一”的专制逻辑。孔子思维的根本错误就是“以己推人”，这必然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假仁假义主义以及“唯祖是从”的复古主义。　　泰勒斯(前625年～前547年)说：“不要做你讨厌别人做的事情”。有人说，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马太福音》里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如果别人不愿意，那么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么不妨听之任之，而不要认为他错了。　　
　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不是根据“欲、不欲”和“施、不施”来划分的，而是根据是否侵犯人权来划分。我们行为的正义标准只能是蕴涵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当代社会的绝对标准就是人权。通过的及其人权公约，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应遵守，不能违反。否则，就成了野蛮的国家。　　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说教只适合于三岁儿童的，经过2000多年，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阶段，实在可悲!
3）废除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人类文化的差别源于文字的巨大差别，文字对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国文化的根——汉字是象形的、阴冷的、惰性的、自闭的文字，汉字的笔画结构彼此相互拥挤、凝聚、侵犯、压迫，缺乏舒展性、自由性、简洁性和科学性。这种特征使中国人的大脑中缺乏自由、人权、公平、民主、友善和科学的理性意识，它把中国人的思维熏制成了阴冷、自闭、低俗、粗劣。他们的思想永远都在家庭、等级和小集团利益这个肤浅低级的层次上打转，并为维护这种短世的小范围的利益相互竞争、仇视和伤害。　相对于方块汉字，以英文为主的西方多音节字母文字是符合人的生理结构的人的文字。它以抽象符号的自由组合与拆散组词、赋义输入人脑的抽象、理性的语言半球。它以人的自由、独立为前提而设。它是为人服务的工具。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于任何目的将字母拆散组合，自造新字去表达新创造、新概念，用不着任何人的许可。它的内在的逻辑性、定义性、客观性使它成为理想的科学与法律语言。它是自由的语言，解放人的创造力的语言，表达人性、人的灵智的语言。它是道德的语言。西方自由社会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人人平等，不强制他人也不受人强制。自由社会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共同生存”，即乐于助人、帮助弱者。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原则的认同程度却非常之低。为什么呢？因为使用汉字的群体（统治集团）和不使用汉字的群体（被统治集团）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在中国，社会分裂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集团。社会的分裂使人们不愿意帮助他人，更不愿意救助弱者，这样，人们要“共同生存”也就极为困难了。掌握了文字的劳心者自以为高人一等，用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制没有掌握文字的劳力者，而这些规则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和“共同生存”的基础上的。这样，没有掌握文字的人自然就不认同掌握了文字的人所制定的规则。当那些没有掌握文字的劳力者难以生存的时候，就只好抛弃所有的规则，铤而走险而“犯上作乱”。而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使得人们分裂成为两个不能就“规则”达成共识的群体。
关于汉字，曾说：“中国文字很不完善”、中国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历史哲学》177页)。说：中国文字象形，尤为之梗（障碍）　1918年，在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说：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所谓“四库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则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之书：“经”不待论；所谓“史”者，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薄……还有十分之二，更荒谬绝伦：说什麽“关帝显圣”、“纯阳降坛”、“”、“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若令初学之童子读之，必致终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药……青年弟子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其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又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之解决。”钱玄同的倡导得到了、、等先生的支持。　说：“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度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认为只要国人继续使用汉字，就只有灭亡；“汉字和势不两立。”“真实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自好请汉字来作我们的牺牲了”
在（巴黎）上说：“今日救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　　是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陈旧的中国象形文字，从各方面说来都是过时的残渣。拼命倒转历史车轮的中国反动黑暗势力死死抱住这种残渣……它是和旧秩序的象征，而且越来越对所有的革命者成为障碍。”：“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只有废除汉字，才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最正确的道路。”：“我现在在新文字上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功用，新文字竟是养成我们最高道德的最良手段。”“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文字要不要的时候，而是我们应该赶快学、赶快来用的时候了。”　　这些学者关于汉字的言论，今天看来，其实是正确的，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中国人的性格、思维方式是汉字性格、汉字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的根就是汉字这个事实。　　要改变中国人在世界上糟糕的地位，必须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须彻底废除汉字，采用，这是中国一百多年前仁人志士得出的结论，非经此次变革不可，否则中国永无改变自己的希望。
我真是艹 你 妈个 B。你T M这么贬低汉字，看不起汉字，你把你上面复制粘贴的东西给翻译成英文看看。
你这些语言英语能表达
楼猪真不是一般的蠢，想打击之心路人皆知，何必不要脸的重复发这种帖子，你自己去学好英语就行了，中国人还是喜欢中国话，中国字，你省省吧，抱西方大腿，别人丢了骨头你吃吗？
大家别中计，楼主是故意讨骂的
所以楼主在用英语思考？
可惜婴儿阶段的学习能力最强 想象力最丰富
英文的时态简直是憋足的设计 在每句话都带个时代 而汉语只需要在一段话前面加上：以下发生的是某某时刻的事即可！在c++里面也有类试这种用法，比如名字空间 namespace 这这段代码中所定义的对象有所特指 而不需要非常傻逼的在每个变量前面加东西！英文的傻逼之处可见一斑。再一个，不要老说为毛所有最新专业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所以英文牛逼。这是典型的脑残想法，之所以是英文的，是西方科学及其他目前确实领先，西方主导语言是英文，所以当时第一手资料是英文，但这并不能证明英文的先进性！
LZ不过想表达，外国屎来香，外国一切都好就是了，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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