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与看待吴敬琏？
怎么评价与看待吴敬琏？
请最好从人品、主要学术观点、对中国的影响，是否理性，是否符合“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的角度来分析。我想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加深对他的认识，希望大家全面回答。
吴敬琏简介
　　姓名：吴敬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籍贯：南京
　　出生年月：
　　学历：大学
　　专业领域：经济体制研究
　　毕业院校：金陵大学文学院
　　供职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IAM）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 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 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 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年，从教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职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国际顾问理事会理事、国际管理学会会员。
[编辑本段]个人简历
　　 日生于南京。
　　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9年 匈牙利 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1996年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 美国 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
　　1990年 英国 牛津大学 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
　　1983——1984年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员
　　1986——1987年 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年任常务干事，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3年至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79——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54——1979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编辑本段]主要研究领域
　　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现代公司治理
[编辑本段]关于吴敬琏的文章摘录
　　《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回忆，在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真正对他现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响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于1941年到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
　　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父母都有钱，消费也很高，而是贵族(N0BLE)——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这样的国内许多知名人士都出自这个学校，粗略算一下，这个学校光出院士就有40多个。
　　当年，学校的创始人师出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他意识到了依靠买船训练海军根本没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并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开始抓起，并在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种礼仪校训。几十年过去了，50年代，当中国向国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时，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总理还能背出这些箴言。
　　最后，吴敬琏教授指出，目前，大学生正在集中系统地学习上一代的宝贵知识时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一个21世纪的有用人才。(完)
　　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教育产业”。
　　他说，看“教育产业”，要先了解产业的定义，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分类，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从自然直接生产产品，农业即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第一、第二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按照这个分类，教育就是产业，要产业化。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关于“教育产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争论，就是说社会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这种东西不可能变成一个市场的导向性。教育这个产业，有些社会效益和单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说，会计技能和软件技能的社会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变成产业。可是，人文学科、义务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变成产业。所以，他不赞成把所有教育都变成赢利性。
　　他还说，研究甲骨文，是几代人的劳动，发现二项式定理也一样，这种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大家都用却没有人会去买的。如果这些都变成赢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们的社会只知道钱，什么文化都没有，这样一个民族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分门别类。另外，管理教育可以变成赢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学放到一个综合的学科上。文化教养属于人文学科，有巨大的社会性，它的东西卖不掉，所以不能作产业。
　　他最后强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开门一定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让他先过，你再关门，这是一个素质问题。如果这种简单的文化教养要都卖钱，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养就会有问题。(完)
　　我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过关”了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过关”了，但任重道远；其他许多没有“过关”的地区和企业还需要努力。
　　他说，历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断水，不能明确划分界限。2000年2月，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国民经济，可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改革渠道，于是，他提出了中国没有“过大关”，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了近两年时间，他发现，中国出现了两种变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区经济大关是过了。首先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比如浙江、苏南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开始形成，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有进有退。在苏南地区，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先从乡镇企业变成一般股份企业，然后再变成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并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了旧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做到的。
　　但是，中国还有至少75%的地区和企业还很落后，比如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继续努力。不过这些地方潜力很大，一旦发展起来，将是中国经济的新亮点。
　　同时，他也强调，即使是“过关”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实现早期市场经济，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法治”，否则容易滑进“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前苏联就是反面典型。(完)
　　落后地区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会见时提出，落后地区的“三项制度”建立应该靠后，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他说，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有效建立，入世后，根本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更别谈“三项制度”的确立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强调“三项制度”，陕西还提出了“砸三铁”，结果是无法进行了。
　　去年，国家14个部委搞了一项研究，最终的结论是：当企业所有者不在位时，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三项制度”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要有个轻重缓急，建立好现代企业制度，再建立“三项制度”。(完)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所有者进行　
　　新华网银川12月24日电(记者武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
　　他说，15年来，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老板”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来干的，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打工者”进行的，结果是干了许多事，开了许多会，就是干不成。
　　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法人，结果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首先是一股独大，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般至少是66%，大股东的股权具有绝对权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实际上许多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层领导人是一批人，许多事情就有这些人说了算，然后就出现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占用子公司资产的事件。其次是内部人控制，当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由“老板”建立的，而是由企业经理等“打工者”设计方案，这些“打工者”就会强化经营权，可一旦到了60岁，控制权没有了，他就会在此之前挖国有股墙角，就出现了59岁现象。
　　他也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对于在创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给一些股权，比如现在飞速发展的联想集团就是一个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适当放松对“打工者”的限制，以利于这些“打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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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
吴敬琏,在学术上,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其所设计的制度和自己的学术价值,都是如此.
一、 吴“良心”为什么会变成“无良心”
早几年前，吴敬琏还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到今天事情竟坏到如此地步，　8月29日　，有境外媒体报道称，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带离调查。紧接着，有关方面出面辟谣了。姑且相信吴老没有拿美国的钱吧，但有一事不解，不管官方如何澄清，还是有不少网友在发言中竟然相信他是美国间谍。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吴敬琏：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枪
吴敬琏又号吴“市场”，以倡导市场化为己任。八十年代初，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金融还都是在计划体制中，国营企业还占生产的绝大部分，对外开放还刚刚开始，外来投资和商品都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份，引进竞争机制，产生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取得公认的改革成就。这时，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而受计划框架约束，消极作用不容易发挥出来。相应地，吴敬琏还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亦因此受到人们尊敬。　　
但到八十年代末，吴敬琏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而进入本世纪以来，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　　
吴敬琏说：“有些人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 可是，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吴敬琏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转化。吴敬琏曾说：“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枪”。这难道是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吗？中国历史上何曾听过指责穷人、而为富人张目的学者是“良心”？ 　　
吴敬琏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吴敬琏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提倡的经济体制。　　
实际上，提出“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掩盖问题的实质。在公众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指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再不济，也不会不知道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广泛调节的市场经济，因而其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体制。提混合经济体制，其学术内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吴敬琏身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承认市场化方向的错误，承认自己一贯主张的错误。懂得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的政治条件和操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懂得并迷恋计划经济，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恋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吴敬琏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时他批判他的老师孙冶方，就是因为孙冶方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在改革开放年代，吴敬琏又一跃而成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以讨伐计划经济为己任。这样的人到底是社会良心？还是人民公敌？　　
吴敬琏2005年3月说人民币应该在2006年之前升值10%，美国2005年5月便公开勒令中国必须在6个月内把人民币升值10%。两家不但方向一致，时间表一致，连具体幅度都一致。吴敬琏的主张是通过台湾工商时报发表的。也就是说，既不是在学术研究场合，也不是在政策研讨场合，而是通过台湾报刊直接向美国公开交底：第一，人民币可以升值，第二，升值幅度为10%，第三，升值时间为年内。而吴敬琏的官方身份这一事实本身则向美国传达了第四个信息：要让人民币如此如此，凭吴敬琏自己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外力支援，从外部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人立刻心领神会，所以才有了对待战败国的最后通牒式的“升值勒令”。　　
汇率变动本来是国家的主权，机密中的机密，一旦泄露必然造成国家经济的极大损失。而明目张胆公开勒令它国限期限量变动汇率更是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吴敬琏这样的“精英”当然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明知故犯，就是要借用美国的力量强行实现自己的主张，借洋人之力逼中国政府就范，为此即使泄漏国家核心机密、即使丧失中国主权、即使会给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也在所不惜。没有吴敬琏之流的公开递点子，美国怎么可能突然给中国发出如此蛮横的“勒令”？什么叫“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什么叫“里应外合”？什么叫“狼狈为奸”？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更足以证明“精英”们不择手段制造金融危机搞垮中国的总战略。　　
所以，吴老在不在中情局的花名册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照我看，中国的“精英”天生就是卖国的，他今天没有卖国，明天必然会卖国，这是中国“精英”的原罪。《三国演义》里的鲁肃告诉孙权：众人皆可投降曹操，唯有你不可投降曹操。如今则是中国人人都怕“中国崩溃”，唯独“精英”们不怕“中国崩溃”。因为“中国崩溃”了“精英”们才有好日子过。首先没人反对“精英主义”了，“精英”高人一等的地位才可以彻底巩固。其次自己捞到手的不义之财全成了一笔乱帐，无人再能追究，从此算是稳了。另外浑水才能摸鱼，趁火才好打劫。天下大乱正好大捞一把。　　
“精英”们个个留足了后路搞“改革”，显然一开始就没打算成功，计划的就是“中国崩溃”。如果中国不崩溃，那“精英”们反而睡不着觉。“精英”们同样心中有数：自己搞的只让自己一小撮人发财的诈骗式“改革”，已经把普通中国人整惨了。一旦大多数中国人觉悟过来，绝对饶不了自己，一定会把毛泽东从纪念堂里请出来跟自己“秋后算帐”。与其整天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学学曹操杀吕伯奢，也来个斩草除根，“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所以“精英”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把中国搞垮。经过几十年的处心积虑，“精英”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大多数国有企业，成功地通过“私有化”“空手套白狼”，把大量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成功地制造了中国社会惊人的贫富分化，成功地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现在正想方设法彻底瓦解中国人的凝聚力，力图把中国不仅重新变成一盘散沙，而且更进一步变成一桶火药。　　
例如前《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曾说：“中国的改革需要牺牲一代人，只要让中国的农民和工人维持在能吃饱饭这个线就可以了。”他在《交锋》一书中用春秋笔法散布了许多蛊惑人心的谬论，《交锋》究竟与谁交锋？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如今魏巍同志逝世了，马立诚又跳出来了，要讲述《交锋》背后的交锋，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臭遍大街了吗？　　
又如张五常说：“私营银行的坏帐，国家不需要承担。”其实如果真的“国家不需要承担”，那私有银行只要宣布破产就可以赖帐，把客户的存款全部吃光。本来对老百姓来说这年头到处是骗子，谁也指望不上，“精英”许诺靠不住，单位老板靠不住，国家福利靠不住，股票市场靠不住，亲友子女靠不住，唯一可指望的就是攒点血汗钱存起来养老备荒。现在“精英”们连这点保命钱都不肯放过，又在想方设法打它们的主意。一旦连银行存款也靠不住，那谁还敢把钱往银行里扔？只要一家私营银行出现了坏帐，破产倒闭，就不可能不迅速波及其他银行发生连锁挤兑风潮，不可能不造成币值动荡直至金融危机爆发。这正是美国1929年大萧条时的情况。当年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制定了存款保险制度，由政府提供担保。什么“国家不需要承担”，最后责任到头来还是国家的。既然到头来仍然要靠国家承担最后责任，那“银行私有化”最主要的“理由”又如何站得住脚？连美国1929年大萧条这么大的教训都楞装不知道，还自称什么“精英”？说穿了，“改革金融”是假，制造金融危机是真。当“精英”们连象样的理由都拿不出来时，就干脆不择手段了。　　
可见凡是民贼，多半是汉奸，以此观察“精英”，屡试不爽。马立诚自作聪明，已经提前自我暴露，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倒了马立诚，还有吴敬琏；倒了吴敬琏，还有……这些年来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利和资本等强势集团，他们以改革开放为名义，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为掩护，把老百姓的死活置之度外，肆无忌惮大搞私有化，声称工人下岗失业与三农问题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并提出为了改革开放，要不惜代价，要敢于牺牲一代人。我们放长双眼看着吧，这些“精英”迟早会走上卖国的道路!
二、 吴敬琏，是想“消灭垄断”还是“消灭公有制”？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在得知了吴先生上述观点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观点特别的“暧昧”，特别的“中性”，甚至是特别的“危险”。这也许正是一些西方学派或亲西方上层人士在长期的国内学术和舆论斗争中广泛采取的灵活性战术特点吧。那么，是什么让笔者觉得这个提法很“危险”的呢？下面是我对该问题的一些思考和分析：
首先，就是要认识一下吴先生所指向的“垄断”.
这个“垄断”的具体内容和核心含义，吴先生并没有直接挑明是针对全民所有形式即公有制形式来的，但是，从其句尾的“方向”性描述中可以非常明确地判断出，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化来削弱甚至完全消灭全民所有制形式。
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是《宪法》意义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可吴敬琏也并没说要“消灭公有制”啊？是的，这就是作为大师级人物驾驭语言能力的具体体现，为了弄清楚这里面的门道，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逻辑上的分析和判断。但凡有点《相对论》基础的人都会明白这样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那就是，[b]垄断是绝对的，不垄断的是相对的[/b]。就拿现有的所有制形式而言，自从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全世界目前所有制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即公有制的垄断和实现形式；另一种是与其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私有制垄断和实现形式，而吴先生并没有给出任何“新的所有制形式”。
另外，在现有社会经济体制中也还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表明，有哪个社会真正地实现过“绝对地消灭垄断”，多数只是在垄断形式上不断地变化，像前苏联的解体，从所有制形式上看，也只不过是从公有制的实现和垄断形式变成了私有制的实现和垄断形式。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根本就不存在在经济上“消灭垄断”的现实可能性。那么，作为一位经济学的泰斗、大师，怎么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其二，把收入差距问题和腐败现象归结为“一定形式”的垄断。
在说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光靠抽象的理论也是不行的，吴先生就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战术，既有在理论上的否定又有实践中特别意义上的肯定，真是忙坏了。吴先生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看来是很有力量的，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因为它直接来源于客观实践，但是，了解他们作风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实践”往往是掺杂拾假的多，货真价实的少，“稼接”的成份和因素不能不让人备加警惕，因此，分析、揭露的重点也要从这个实践中来。但考虑到各种复杂的因素，笔者认为现在还不是特别实事求是的时候，这个问题适可而止，不宜过分地直白，但对于能够基本尊重历史和事实的人也就足够清楚了。
在他的表述中逻辑关系是这样的，作为“原因”，他说腐败已经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作为“结果”，是因为有了“一定形式的垄断”所以才造成了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以至于都影响和左右到了社会基本分配的程度。应该说大师在抽象逻辑方面是无懈可击的，这种说法也是可以认可的，似乎不太像是“造假”。但是，《石头记》中“真亦假时假亦真”精典名言却突然闯入了笔者的思绪，不断干扰笔者的思路，难道……？果然，越真实的东西虚假的成份可能性就最大，通过细致分析，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这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水货”！“水”在何处？“水”在吴先生隐瞒了一个不应该隐瞒的“小秘密”，打了一个“时间差”，就使得这个问题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甚至对一些年轻人会在历史观方面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吴先生巧妙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哪就是，这个腐败现象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状态下才愈演愈烈的？既然把腐败与所有制关系放在一起，那么，腐败现象的相对增多是在公有制绝对量的相对大之前，还是在绝对量相对小之后呢？……显然，他的这个“事实”是经过了一番刀劈斧砍式地“稼接”弄出来。
第三，“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这个“市场化”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则是很不明确的，这应该是一个性质之分，也是可以称为危险性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行经济体制而言，基本上也都是“市场化”的，也都基本上不是我们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对于一些主流不但要在理论上批判他，在方向上更要旗帜鲜明地揭露他。
这个问题的第二层含义也是相当清楚的，哪就是，在现有一切“市场化”的国家中都没有全民所有经济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与环境，只有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下所谓的“国有制”，即资产阶级垄断下的部分企业或行业，而它们的功能也只是为整个资产阶级垄断利益服务的，是用来调和资产阶级内部经济矛盾的工具。因此，这个“市场化”会置全民所有制于何地呢？
综上所述，通过对我们当前《宪法》意义上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提法和发展方向上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再结合以上诸要点的具体分析，我想，大家对于吴先生敬琏所要批判、否定、消灭的哪个“垄断”以及未来的走向，应该是很清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