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按照中央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一个重要共识是：总需求不足乃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矛盾。但我们需要看到一个基本事实：总需求不足，不是今天才有的经济现象，而是长期不断走弱的结果。什么原因导致需求不足？是三期叠加？是供需错配？的确存在这方面问题。但这些似乎都属"明因"，一个长期存在、长期压抑总需求的"暗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个"暗因"是什么？货币政策方式可能存在"技术偏执"，这导致金融趋向短期化，进而导致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长期"明松暗紧"，并成为长期压抑经济总需求的"暗因"。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022年7月31在《求是》杂志以"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为题撰文指出，中国金融"不缺资金但缺资本"。按照金融学理论的定义去划分，资金与资本的区别关键就是期限的长短。一年期以上为资本，一年期以下为货币（资金）。所以，"不缺资金但缺资本"实际指出了中国金融长期存在"期限结构性缺陷"，指出了金融短期化趋势。金融短期化趋势会使实体经济对长期资本的渴求得不到满足，而中国经济结构又是以制造业、实体经济为本，所以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诉求，必然脱实向虚，从宏观上长期压抑中国经济内需。所以对中国，一个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应当更多考量金融市场能够生成多少长期资本，而非只关注短期货币流动性的多少。由此建议：金融工具应当以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宗旨，而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必须从改革货币政策方式入手，对金融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此推动金融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并以此为突破口，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短期化的根源按照货币学基本定义：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这告诉我们，M2增长取决于两个因子的变动：一个是基础货币数量，一个是货币乘数高低。基础货币由央行供给，是国家信用的体现；货币乘数则由商业银行通过"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去创造，它表达的是商业金融机构基于国家信用派生信用的能力。如图1所示，它展示了中国M2（黄柱）、基础货币（蓝柱）和货币政策（红线）的关系。由图1可见，2012年之后，中国M2增长完全依托货币乘数的不断上涨，也就是商业银行不断通过"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去创造货币，而央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却保持了"超稳"状态。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将基础货币（国家信用）视为M2中的糖分，那商业银行扩张货币乘数，则相当于"向糖中加水"。于是，图1所展示的情形则是：M2增长过程中，不加糖，只兑水。这是不是会导致M2品质下降？ M2品质下降的基本特征就是：金融短期化。按照货币学理论定义：货币乘数也称货币流转速度。货币乘数越高，意味着货币流转速度越快，同时意味着货币流转周期越短，也意味着金融短期化越严重。针对制造业企业，货币流转周期必须满足"从货币采购原材料到组织生产，再到商品销售，然后回到货币"——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货币再到货币"的流转周期。如果货币乘数过高，针对企业的货币信贷能容忍的流转周期过短，这样的金融会背离制造业企业对金融期限的诉求。搞清这条金融逻辑链特别重要，它揭示了中国金融短期化的根源在于这样一种货币政策方式：在"只兑水、不加糖"的前提下推动M2增长，以适应经济规模扩张的需求。金融短期化危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无惧这种货币政策方式，那是因其经济结构以服务为主，尤其以金融服务为主。服务业对金融期限的诉求并不苛刻，尤其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机构哪怕只有隔夜资金，也可以通过隔夜拆借去赚取利润，但制造业企业则不行，资金期限过短意味着极大的流动性风险，而管理这样的流动性风险，企业势必将付出巨大的成本。所以，金融短期化对中国危害甚多。第一，金融短期化会使金融系统里的短期资金"因多而贱"，实体经济、制造业所需长期资本却"因少而贵"，资金期限背离实体经济诉求。实体经济不赚钱或赚钱难，必然引导实业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金融业也会因此而快速膨胀。这就是说，金融短期化导致整体金融业务"脱实向虚"，进而引导整体经济"脱实向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事实是，自2008年至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时，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8%。但从历史上看，就算在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其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也不过7.5%左右。与金融业高速增长相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由2008年的32.7%下降至2019年的26.8%。第二，如果货币乘数不断提高、资金期限越来越短，实体经济资本缺血状态也会越发严重。从宏观看，结果1：实体经济被长期压抑，会导致内需走弱，尤其是民营经济获取长期资本的难度更大，以致"内生性增长动力"走弱，甚至有经济空心化趋势。结果2：短钱便宜、长钱贵，给金融市场注入巨大的空转套利空间，并引发金融投机套利的野蛮扩张，导致各种金融乱象。结果3：央行货币政策低效，尤其是短端利率向长端传导不畅。第三，金融短期化趋势不断压缩股权资本市场发展空间，会导致企业，甚至上市公司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股权资本支持，而不得不靠债务扩张去谋求发展。结果1：弱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给资金链安全带来威胁。结果2：在企业发展均受到债务上限约束的情况下，整体经济发展也会受限，而且降杠杆动作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果3：股权资本长期匮乏，会导致企业底层技术研发投入不足，而中短期资本则更愿扎堆在"通过短时砸钱实现垄断的应用技术"上，这可能是导致部分平台企业野蛮扩张的原因之一。结果4：在科技竞争极其激烈的背景下，国际间股权资本争夺必然剧烈，但金融短期化剥夺了资本市场的支撑力，在科技资本争夺上处于劣势。第四，依靠货币乘数的不断提高推升M2，实际是将国家货币发行权让渡给了商业金融机构。在信用货币时代，国家是否可以放弃货币的主权属性？M2必须是国家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平衡，而不增加国家信用（基础货币），依靠商业信用（货币乘数）扩张去推高M2，这不仅违背常识，而且违背国家主权的货币定义。第五，金融短期化的内涵是：存款，尤其是企业存款，以及对应的贷款同时短期化。进而导致M2"因短而高"，以及负债同样"因短而高"。按照"货币乘数=M2÷基础货币"这个公式，货币乘数实际是"1元基础货币被放大了多少倍"，这是货币杠杆。所以按照货币金融理论，货币乘数越高，货币杠杆越高，全社会整体债务杠杆就会越高，经济各个方面的资金链都会因此而变得脆弱，系统性金融风险（流动性风险）加大。为深入阐释全社会负债会"因短而高"的原因，不妨举例说明：假设我们盖个木屋，如果木料尺寸完全符合建设要求，所需的木料总量为1；现在盖同样的木屋，但木料尺寸变短，必须通过"接短为长"才能获得所需木料的尺寸，建造这座木屋所需要木料总量该是多少？是3、是4，还是5……定性而言：第一，木料尺寸越短，所需木料总量越大；第二，木料尺寸越短，木屋质量越差；第三，当木料尺寸短到一定程度，不管有多少碎木料，都无法建成一个合格的木屋。这实际也是债务"因短而高"的规律。我们还可以从"糖与糖水"的关系中看清同样的道理。假如经济肌体健康成长必须摄入足够的"糖分"，那M2这杯"糖水"中的"含糖量"越低，经济肌体要获得足够的糖分，就必须"超量去喝糖水"。超多少？不知道。但定性而言，则必有"糖水（M2）含糖量越低，所需糖水（M2）的超量程度越高"。这是常识，也是基本规律。把这些常识平移到金融则有：第一，金融短期化越严重，满足同样经济规模所需的债务总量越大，会导致M2和债务杠杆同时"因短而高"。第二，金融短期化越严重，金融流动性风险越高，金融质量越差，而且当金融短期化达到一定程度，短期流动性再多也无法有效支撑实体经济正常发展需求，更谈不上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三，糖本身也有品质高低区别，政府信用期限（基础货币期限）越长，糖的糖度越高；基础货币期限越短，糖的糖度越低。由此推论：糖的品级越高——基础货币期限越长，经济肌体所需糖水——M2越少。所以，鉴于金融是经济肌体的血液，金融短期化的直接后果是：需要大量长期资本支撑的股权资本市场脆弱，企业难以获得股权资本平衡，以致全社会债务杠杆率过高，资金链脆弱，流动性风险大。基于经济理论界的事后检视，2008年美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表面看是次贷抵押证券违约，是长期监管缺失而导致金融底层资产过滥，但深层原因实际是：金融资本主义长期发育的必然结果。在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控制了国家货币发行权，表象就是M2增长长期依靠金融机构扩张货币乘数推动。但是，这带来的金融短期化，必然导致金融背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导致经济"空心化"，而短期资金则更多倾向空转套利。同时，严重的"短钱长贷"与各种"金融创新"连成一片，以致金融机构过度创造货币，金融存贷期限过度错配，而当底层资产违约，金融机构停止或收缩货币乘数，后果不堪设想。事实是，2008年美国货币乘数接近9倍，即1美元基础货币创造9美元M2。而现在的中国，货币乘数已达8倍。实际上，8倍货币乘数对应的现实情况是：M2是GDP的2.5倍以上，债务杠杆风险严重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视觉中国货币供给为什么"不加糖、只兑水"？之所以M2供给"不加糖、只兑水"，其关键原因在于：2008年之前30多年的时间里，与金融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在全球推行，而中国改革开放恰恰伴随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金融学者和管理者系统学习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按这种理论，第一，货币不过是人类为了方便商品交易而"从民间自然内生"的交易媒介，就像我们看到的贝壳、金银铜，乃至现实中的比特币等，都是民间自发确认的货币形态。所以，政府必须尊重货币这种"民间自然内生"的属性，它是"政府尊重市场"的必要表达。第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基于"完美世界假设"，提出了所谓"货币中性理论"，认为多发货币只会引起通货膨胀。结合二者得出结论：政府必须控制基础货币数量，而让货币乘数——金融机构（民间）创造货币去满足经济对M2增长的诉求，政府宏观调控只需确保"M2增长率大致等于名义GDP增长率"即可。正是出于上述认知，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创了"单一盯住通胀+单一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实质内涵就是：央行放弃收放基础货币（外生货币）的所谓"数量型调节"手段，而经济增长所必须的M2供给增长，主要依托商业金融信用扩展去创造，从而维护了货币"民间自然内生"的属性。而所谓"单一利率调节"，实际就是通过利率调节，增加或减少商业信用创造能力，进而控制社会购买力，并实现对通胀的管控。但上述货币方式能否持续？近年来，经济理论界提出大量质疑，而普遍认识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以及对应的货币政策方式导致金融短期化，金融短期化则导致金融业务的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空转套利，这才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本病因。于是，理论界开始关注一个新的方向：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新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真实的市场并不完美，而事实也一再证明"货币并非中性"，以致货币与物价之间并非任何时期都是正相关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新凯恩斯经济理论所对应的货币理论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它区别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1）认为国家应当收回货币发行权，强调货币的基础必须是国家信用，正所谓"货币是主权"；（2）不仅关注货币的数量和价格，同时更加关注货币的期限结构，强调扩大长期基础货币供给，从而降低货币乘数，正所谓"货币是股权"。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金融本质》一书中称，中央银行所投放的基础货币，实际是"永远不必回收的债务"。既然如此，基础货币应被视为"国家资本"。他进一步提出，要降低国家总体债务率，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市场注入足够的"国家资本"。必须说清的一个重要理论MMT到底是怎样的主张？MMT所要实现的目标：实现"超级充分的就业"，减轻贫富分化的恶果。手段一：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体化，以国家信用为依托，释放长期基础货币，降低经济发展对商业金融信用扩张的需求（降低货币乘数）。客观地看，这个过程实际是为M2"加糖降水"，同时也是为了国家能够收回曾经让渡给金融资本的货币发行权。手段二：以工资和物价是否循环上涨作为观察点，在确保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尽量配合财政赤字扩张，并以财政赤字进行可创造更多税收的、有效益的投资，从而创造"超级充分的就业"。客观地看，这并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准确的事实应当是"财政赤字资本化"。手段三：财政可以扩张的程度不仅需要专业论证，而且需要受到国会监督，绝非政府可以任意而为。所以，MMT绝非主张财政和货币不受约束地扩张。从真实效果看，伯南克向市场注入海量基础货币，尤其是注入长期基础货币之后，美国M2确实呈现出"加糖降水"之效，如图2所示，美联储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蓝柱）的同时，确实压低了货币乘数（红线），而且基础货币数量与货币乘数之间确实存在此涨彼消的负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如图3所示，2008年到2019年，美国M2增速（红线）并未出现失控式暴涨。这是为什么？理论上说，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M2两个因子一增一减，M2增速未必会暴涨。既然M2没有出现暴涨，而且增速一直在震荡回落，所以也就无所谓通货膨胀。理论上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定是M2暴涨的结果。所以，MMT绝非大水漫灌，更非一些学者所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财政赤字资本化"，其真实效果实际是：为M2"加糖降水"。站在学派之争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将MMT视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坚守者对MMT的刻意曲解。此外，我们需要进一步看到，2019年之前，伯南克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去支持财政赤字扩张，其目的是收购发生问题的金融机构股权和债务。其直接效果是：第一，央行通过收购政府债券实现基础货币投放，而财政扩张的财政赤字去用于投资，这是典型的"财政货币一体化"和"财政赤字资本化"，此时，钱去不到消费市场，不会推高物价；第二，长期基础货币投放，使得国家资本大量抵消商业金融信用，并使金融机构拥有大把适宜股权投资的长期资金，由此推动股市连涨10年；第三，不断上涨的美国股市吸引了全球股权投资偏好的资本进入，大大拓宽了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股权融资空间，当企业和金融机构股权资本充盈、赢利能力恢复之后，它们开始回购政府手中所持的本公司股份和债务，从而不仅实现了政府赢利，而且实现了货币回笼。同样作为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耶伦之所以敢在2017年加息缩表，关键是：她看到被政府救助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恢复了赢利能力，甚至已经赎回了政府所持其股份和债务。2018年末，耶伦在离任美联储主席前夕发表谈话指出，美联储过去10年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使得美国企业长期的股权资本增加了100%，而短期的货币市场融资减少了50%。这组数据是否意味着美国企业财务状况（杠杆水平）已经非常健康？为什么2020年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同样是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却引发M2暴涨并带来严重通货膨胀？这实际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防疫政策相继出错所致。尤其是拜登政府向社会公众大把"撒钱"以促进消费增长，这实际是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当然，导致美国物价上涨的诱因还有疫情阻滞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引发国际能源价格大涨等非货币因素。但至少我们应当尊重图3展示的事实，评价美国货币政策必须区分疫情前后，不能用2020年之后的美国政策失误去概述2019年之前的政策选择，更不能把美国通胀原因笼统归因于美联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也就是说，应当严格区分"财政赤字资本化"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伯南克和耶伦相继在美联储主席的任上实际践行了MMT，但他们却"做而不说"地掩饰事实。迄今为止，整个华尔街乃至整个世界对MMT讳莫如深。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合理的猜测是：为了货币发行权。践行MMT导致M2"加糖降水"，这是实质性地让国家收回货币发行权，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金融资本是否会自觉放弃货币发行权？当然不会。货币发行权是一切利益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权益。需要再次强调的是：MMT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财政赤字资本化"，是必须要多创税收的政府资本开支；MMT不是"大水漫灌"，而是为M2"加糖降水"，是确保M2增速正常前提下的基础货币投放；MMT不是靠短期流动性（商业信用）的增减去控制M2增速，而是通过长期基础货币调节去实现国家资本供给的增减，同时把多年旁落于金融资本的货币发行权，重新收归国有；MMT不是"财政任意扩张"计划，而是基于通胀约束、预算约束、支出选择约束等诸多约束条件下的"超级充分的就业计划"。需要澄清的其他重要问题第一，如图3所示，2009年到2011年，由于美联储沿袭了短期基础货币投放，结果M2增速（红线）一度达近10%。为破解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扭曲操作"，向市场注入大量5年、7年、10年，甚至20年、30年期的长期基础货币，结果：M2增速下降，直至2019年年底。这个事实说明什么？有学者认为，这是美联储在直接干预远期利率。当然有此效果，但似乎并不尽然。基于图3所展示的事实，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央行所投基础货币同样存在品质区别。具体而言，基础货币期限越长，政策效率越高，政策效果越好。第二，有学者认为，美国货币乘数下降说明美国信贷市场萎缩，这可能不是美联储希望看到的现象。但美国是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如果基础货币上升、货币乘数下降能够推动美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使美股、债市因此而上涨，进而为美国企业提供足够的长期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和长期债务资本），则根本无需信贷市场大幅扩张。第三，有学者认为，MMT的做法只适宜金融危机处置过程，而绝非日常应当遵循的货币方式。但既然MMT所给定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处置金融危机，为什么不可以使之在处置债务杠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确信政府必须超前提供基础设施，政府债务势必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呈现不断扩张之势，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债务继续扩张会频频带来流动性风险，甚至会制约国家经济增长。如何在债务风险不断积累和基础设施必须建设之间找到一种安全机制或模式？MMT或可带给我们重要启示。我们还要意识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之所以越发落后和破败，这是不是因其财政着力方向错误？是不是现在还在制约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观中国，4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不是与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密切相关？所以，如何实现财政投资的可持续，并以此实现就业最大化？MMT或可带给我们更为深刻的思考。第四，一些学者经常采用美国政府债务率去判断美国经济风险，这恐怕同样失之偏颇。从实际情况看，恰因股权资本的长期积累，美国企业生产疫后一直表现强劲，甚至在大幅加息下，美国失业率依然可以保持在历史低位。所以，我们必须看清美国真相：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微观资本主体（企业）的健康才是其追求的主要经济目标。在此背景下，简单以政府或宏观杠杆率高低去评价美国经济风险，这或会失之偏颇。第一，宏观杠杆率的计算分母通常是GDP，但企业杠杆率的计算分母却是企业总资产，而非企业年度产值，而且在企业总资产中，尤其需要注重企业股权资本（净资产）占比高低，净资产占比越高，债务率越低，企业财务风险越小。第二，美国政府债务风险的确很高，但只要美元霸权不倒就不怕，因为这个风险可以通过货币霸权转嫁他国。所以，看美国经济风险主要应当关注微观主体的健康程度，尤其要关注企业净资产充足与否，而不只是看其宏观杠杆率高低，风险大小。面对越发丰富的事实，近来国内有学者也开始指证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之谬。2022年12月8日，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用了"养鱼池理论"驳斥"货币中性理论"。在他看来，让"M2增速大致等于名义GDP 增速"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就好比鱼塘养鱼，"不完美"的事实是：在中国这个鱼塘里，既有大鱼——国有企业，也有小鱼——民营企业，这时，如果鱼塘主人机械地计算认为，只要投放200斤饲料就可同时喂饱大鱼和小鱼，于是精确投放200斤饲料，大概率的结果是，饲料让大鱼吃撑，而小鱼大量饿死。所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投放250斤到300斤饲料，让大鱼吃饱后，小鱼能有饲料吃。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最近也多次指出，中国央行和财政应当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而央行应当改用国债作为货币政策调节工具。总之，中国货币政策应当依据新时代、新要求与时俱进，学习和借鉴更具实事求是精神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对应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更加注重金融和基础货币期限结构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恐怕是中国货币政策方式改革以及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绕不开的课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该只是研发一些给谁贷款不给谁贷款、给谁多点给谁少点的结构性政策，而首先应当是总体性的、让金融期限结构更加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尤其是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发展需求的改革。视觉中国解决方案和建议毫无疑问，一切理论都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的，经济、金融、货币理论同样如此。中国金融发展需要坚持这样的原则：（1）认真学习、探索和借鉴世界最前沿的经济金融理论，而不是故步自封于自己熟悉的理论孤岛；（2）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需要"系统观念"，不是某个学派的"子系统"，而是关注所有经济学派的大系统认知，正所谓博采众长、贴合实际、实事求是、权衡利弊，这样才能真正使人类经济理论精髓融汇于中国的经济目标和经济实践当中，才能使中国经济金融政策更加贴合中国的经济特征。中国应当构建怎样的金融市场结构？见仁见智，但总体而言，金融市场体系至少应当满足"以实体经济、先进制造业为本"的基本特征，满足在新发展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当然，金融市场还须确保国有和民营企业共生、共存、共同繁荣。有鉴于此，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或应是：长期金融为主，短期金融为辅；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资本为主，债务资本为辅。这就是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力求探索金融市场更多生成长期资本的方法，并以此为目标，构造货币和金融政策的操作方式，为铺设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打下坚实的"路基"。具体该如何作为？先说重要前提：（1）必须严格政府预算约束，中央财政要对各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实施强力监管，绝不允许政府乱铺摊子；（2）央行基于二级市场对政府债券实施操作，而且是收是放、何时收何时放、收多少放多少是央行与财政达成原则共识后的自觉行为，财政不得干预央行的日常操作；（3）警惕因M2增长过快而引发物价上涨。在以上前提下：第一，鉴于中国M2增长主要依托货币乘数提高的现实，中央银行应尽快为M2"加糖降水"——在提高"基础货币"供给的同时压低"货币乘数"，尤其应当更多增加"高质量的糖"——长期基础货币供给，并通过货币政策数量和价格（利率）"两条腿走路"，符合基本量价关系的同时关照长短期限的利率，将货币乘数控制在4到5倍左右，以此防止货币杠杆过高而导致的金融短期化趋势；第二，将基础货币，尤其是长期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依据实体经济需要长期资金的特质，大力支持和激励股权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为企业以股权资本降低债务杠杆提供条件；第三，依据现代化中央银行的基本要求，扩展央行对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关照范围，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让央行真正转变为整体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而非狭义的"银行的银行"。建议央行应当使用国家财政信用充当货币政策工具，并同时接受"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作为货币工具。第一，尽管央票与国债具有同等的信用级别，但央票只能充当货币工具，功能单一，而相比之下，政府债务不仅可以充当货币工具，而且还能对国家经济发挥巨大作用力和影响力，按照国民经济恒等式，政府支出一定是非政府部门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民营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石；第二，地方政府债务是政府债务的组成部分，信用级别应当与国债同级，适宜央行使用；第三，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对应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资产，有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潜力，是优质资产，理应获得央行的支持与接受。如果央行以政府债务为工具对金融市场"加糖降水"，按照4到5倍货币乘数去静态计算：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20万亿到30万亿元。就目前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合计约70万亿元，无论是期限结构还是规模体量，都完全可以满足央行货币支持操作的需求。进一步而言，第一，央行不仅可以持有地方政府债务，而且在必要时，还可以将年度基础货币发行需求和政府债务滚动有计划地密切结合，甚至可在较远的将来，按照特定规则对债务实施有计划的还本付息；第二，通过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选择性持有，形成央行对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果的评价，并同时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做至少可以"一举十得"：（1）短时间内大幅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和风险，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市场认同度和参与度；（2）有据、有序、有度地释放地方政府手脚，使之在经济稳中求进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整体释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加大经济回旋余地，提高经济韧性；（4）有效促使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使金融能够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5）激励资本市场，尤其是股权资本市场的快速成长，为企业增加股权资本、降低债务杠杆提供金融环境，以此避免"降杠杆导致经济断崖而不得不再加杠杆"的恶性循环，使经济获得强大的良性循环能力；（6）促使中国直接和间接金融平衡发展，摆脱间接金融为主的范式；（7）提高中国整体债务安全边际，强化地方政府债务对境外长期资本的吸引力，促进中国金融开放；（8）让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坚实、有效、准确；（9）促使人民币货币基础更多依托政府信用，更加贴近已经形成的1300万亿元优质国家资产，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10）从机制上，自然推动构建财政与货币——两大宏观政策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机制。必须特别说明的问题第一，不能只见债务，不见债务背后资产。理论地说，债务和资产相辅相成，债务风险源自资不抵债或资金链断裂（流动性风险）。一些人现在视角有偏差，即考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是基于其背后所形成的资产价值高低，而是简单按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多少，这不符合财务安全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实际上，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对应着非常优质的基础设施资产，这些资产未来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会发挥重大作用，至少不该是垃圾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又不能马上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去覆盖债务，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等待地方经济逐步发育壮大而创造出相应的税收，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情况就更是如此。怎么办？难道拒绝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基础设施？所以，应当对所欠债务作出制度性安排，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必须为之提供足够的存续期限，而在此时间周期中确保其流动性安全。就目前而言，过去数十年，政府投资已形成1300万亿元的基础设施资产，但这其中确有相当部分资产尚未产生足够现金流。这恰恰需要发挥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在"一盘棋"精神之下，科学统筹、协调配合。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基于1300万亿元基础设施资产去调研、去考量地方政府的债务周期问题，并据此构建政府债务的安全机制。第二，上述建议的货币操作会否引发恶性通胀？不会。因为，这样的货币运作方式，其本质是调整M2的期限结构，而非超发货币。理论与实践证明：通货膨胀取决于M2增速，M2增速越高，越易引发通胀。但"加糖降水"的货币运作方式，只会让中国金融更加倾向于长期化、资本化、股权化，而整个过程中，（1）股权资本增长会减低债务需求，总体效果应当是"既可确保经济增速不减，又可降低债务杠杆"，这是一种良性降低债务杠杆的方法；（2）1元长期债务可取代3元、4元甚至更多短期债务，所以这种货币运作方式，M2不仅不会大幅增长，反而可能"因长而低"，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第三，如此货币运作方式会否引发"财政道德风险"？不会。原因1：整个过程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规划、顶层设计，而央行和财政部门都是下属部门，执行机构。原因2：中国的财政纪律已经远强于以往，而且只会越来越严。原因3：反腐已成长效机制，而财政"统收统支"已经受到计算机技术控制。三大因素叠加，地方政府发债以及大手大脚、大吃大喝、大建楼堂馆所的陋习早已受到了极大抑制。第四，地方政府债务约束破解之后，决策层可考虑学者建议：以"水循环系统"建设为抓手，建构10年基础设施投资规划。（1）这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支撑子孙后代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百年大计；（2）统筹中国经济即期拉动和远期潜质；（3）充分利用传统优势产业产能，避免经济增长动力"新旧不接"的尴尬，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空间；（4）提升中国农业发展基础，推进乡村振兴，长久端牢自己的饭碗；（5）"水循环系统"不仅自身具有极大的普惠性，而且建设过程从原材料到用工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普惠性，可以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从宏观上有效促进消费增长。结语可以肯定，针对制造业、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结构，企业所需资金恐怕绝不只是融资成本高低、短期周转够不够用的问题，而更是需要长期化、资本化的期限结构问题。更加直白而言，资金期限过短，再便宜也没用。因为企业担心这笔钱到期后，下笔钱还有吗？成本又该多少？这势必抑制企业家投资的预期和信念。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这一系列判断和指示无不切中要害。只要我们按照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所提出的新要求作出调整，坚定往前看、向前走，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出偏差，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4期）2023年第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为进一步促成这种“解放”，使GDP回归原本的统计指标属性，本文分析了GDP指标在以往的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两类统计性问题：一是用名义GDP计算实际GDP的方法性问题；二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GDP指标造成的统计范围的制约性问题。前者造成计算所得的实际GDP指标反映信息失真，后者造成GDP指标遗漏信息。两类问题都会导致GDP指标低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本文论证了这种低估问题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
　　[摘 要]在现代经济统计系统中，“实际GDP”增长被用以表征真实的经济增长。但一方面，“实际GDP”指标实际上并不能直接被统计，而需要经过特定的处理方法，由可被直接统计的“名义GDP”指标转换而来。出于统计实践需要的同口径归类处理法，使得产业升级的经济价值被低估，继而低估了“实际GDP”增长及其所代表的真实经济增长。另一方面，GDP指标的统计范围仅涵盖已货币化部分的经济活动，而真实的经济增长是货币化部分和未货币化部分的总和。这两类统计原因都使得经济增长被低估。
　　[关键词]绝对基期价格法；相对基期价格法；货币深化
　　在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上，GDP统计量是衡量一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关键指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转变为国民账户体系SNA，相应核心指标也从MPS体系的国民收入转变为SNA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时，国家统计局还利用改革开放以前的MPS体系中的统计资料，估算了改革开放以前的GDP数据。然而，任何指标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GDP指标也不例外，GDP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首先目标。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一直在讲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六稳’‘六保’，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的科学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关于GDP指标本身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有些问题属于在运用GDP指标过程中出现的。这类问题更加隐蔽，更容易导致对GDP指标经济含义的误读。本文就出现在GDP指标运用过程中的两类统计问题进行分析：一是用名义GDP指标计算实际GDP指标的具体算法所引起的对产业升级的经济贡献度的低估；二是实际GDP指标对处于货币深化进程中经济体的测度偏误。如果经济学家与统计工作者的本意是以实际GDP指标的增长来表征真实的经济增长，那么由于这两类问题的存在，实际GDP指标其实并不“实际”。
　　这两类问题的存在都导致对真实经济增长的低估，并且同时影响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真实经济增长的测算。而由于具体的历史经济环境与问题本身的作用机理，这两类问题对改革开放前的真实经济增长测算的影响更大。下文分别对两类问题进行分析。
一、GDP的统计性：用名义GDP计算实际GDP过程中的信息失真
　　（一）从名义GDP转换到实际GDP的数据结构问题
　　前文已经说明了GDP指标对于理解今日之经济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可能正因为人们如此重视其经济含义，而相对性地忽视了GDP首先是个统计指标，利用GDP指标进行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其统计学特性。我们不妨从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差异和转换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切入，展开后文的分析。
　　依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所绘制的中国名义GDP（按现价计算）随时间的变化趋势，1952年中国名义GDP为679.1亿元，1978年中国名义GDP为3678.7亿元，2014年中国名义GDP为641280.6亿元。与名义GDP相对应的是实际GDP，但国家统计局并不直接公布实际GDP数据，只是给出了两种GDP指数（以1978年为100和以前一年为100两种）。这种GDP指数就对应着实际GDP，并且每年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也是依据GDP指数算出来的。依据上述的名义GDP数据，有观点就指出：1952—1978年这27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几乎没有多少增长，1978年之后，通过三次市场化改革，才有了三次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
　　尚且不论上述结论本身是否准确，经济研究者不能直接以名义GDP为依据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名义GDP指标含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不能成为计算增长率的基准。倘若以名义GDP的增长“论英雄”，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反倒对应着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了。然而，我们应如何有效地扣除掉价格水平中的通货膨胀因素，由名义GDP得到实际GDP呢？
　　理论上，如果一段时间内的产品与服务的类目完全相同，可用某一期的价格为绝对基准的方法，直接扣除掉价格水平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得到实际GDP。但即便在这种假设的理想情形中，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同期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除了包含通货膨胀因素，还包含因生产力的非平行变化以及需求的非平行变化所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化因素。两种因素混杂在一起，前者是应该被扣除的，后者是应该被实际GDP指标所反映的，而绝对基准期价格法把两种因素都一并扣除了。
　　为解决此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实际GDP计算方法：“新GDP平减指数等于按基期产量计算的现期价格总量与基期价格总量的比率，新GDP等于名义GDP与新GDP平减指数的比率，即是经过新GDP平减指数修正的名义GDP。与传统的名义和实际GDP不同，新GDP既排除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影响，又充分考虑到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当然，这里所指的“实际GDP”，即前文所述“以绝对基准期价格法得到的GDP”：使用基期价格来加总当期的产出。（后文会给出另一种“实际GDP”的计算方法，相对基期价格法。）这种新的实际GDP计算方法在理想情况下较好地解决了该问题，后文在进行演算时也采用此方法作为一种比较基准。但是，一旦脱离了理想情况的设定——“一段时间内的产品与服务的类目完全相同”，依赖于基期产量的新GDP平减指数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当期的通货膨胀因素。
　　（二）有“产业升级”情形下的两种实际GDP算法
　　在现实的非理想情况下，产品与服务的类目随时间不断变化，新产品进入，老产品消失，并且新老产品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例如汽车和马车）。客观上，这类新产品并无上期可比的价格基准，除非强行为其指定接近的产品的价格作为基准（后文会阐述这种强行同类化统计操作的后果）。因此，即便新产品的定价受到普遍的通货膨胀影响，我们也没有充分有效的依据来扣除新产品所对应的名义GDP增量中的通胀因素，这还是因上文所陈述的理由“价格水平同时包含了通胀和产品间的相对价格两方面因素”。而又因不存在新产品的前期作为基期，这样一来，新GDP平减指数就较难适用于新产品，当然，老产品及其价格在当期的消失也为这种新GDP平减指数的计算造成障碍（价格不存在也不能等同于价格为0）。因此，不妨假定新产品的名义GDP等于实际GDP，我们以一个数值算例来展示这种现实的非理想情况对实际GDP计算的影响。
　　假设在一个发生着持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经济体内，连续4年的生产情况如表1。
　　表1列出了各年的各产品产量、价格与名义GDP，如第１年生产dA产品3个，单价1元。由价格变化可知，经济中存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为尽量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计算实际GDP，我们必须选取基准年及对应的商品篮子，但理论上存在两种典型的基准年选取方法：绝对基准年和相对基准年。这就对应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种GDP指数的算法。
　　绝对基准年法是指：选取某一年（如第1年），然后每年实际GDP的计算都参照此年的价格与商品篮子。但问题在于，距离基准年的时间距离越远，商品篮子的可参照性越低，并使得可被扣除的通货膨胀因素未被扣除。依据此法，我们以第1年为绝对基准年，计算得各年的实际GDP，列入表2。
　　观察表2可以发现：第3年中的产品eF价格中显然的通胀因素没有被扣除，第4年中的产品eF和eG价格中的通胀因素也没有被扣除。而第2年的新产品eF、第3年的新产品eG和第4年的新产品eH的定价虽然也可能受到普遍的通货膨胀影响，但由于没有前期的参照，不能做直接的判定。正因实际GDP中含有非实际的通胀因素，GDP指数依然虚高。
　　相对基准年法是指：逐期调整基准年，选取被计算年份的上一年为基准年，这使得基准年的商品篮子具有最大的可参考性。但问题在于，隔年的实际GDP（如第1年和第3年）由于价格不一致而不具有可比性（也是因通胀因素未被有效扣除）。依据此法，我们以前1年为相对基准年，计算得各年的“前期实际GDP”（不同于基于设定的绝对基准年计算得到的实际GDP），列入表3。
　　观察表3可以发现：在“前期实际GDP”指标中，第3年相对于第2年的通胀因素没有被扣除，第4年相对于第3年的通胀因素也没有被扣除。第3年的“前期实际GDP”的参照系应是第2年的名义GDP，二者的价格体系也最接近，所以第3年相对于第2年的实际GDP的比值应为179/120，所以第3年的实际GDP应为179/120*100=149.2元。类似的，第4年相对于第3年的实际GDP的比值应为278/203，所以第4年的实际GDP应为278/203*149.2=204.3元。
　　对比表3和表2中第3年和第4年的数据可以发现，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显著低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例如，对于第3年，实际GDP2/实际GDP1=149.2/167=0.893；对于第4年，实际GDP2/实际GDP1=204.3/267=0.765。这是因为，当经济体发生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时，绝对基准年价格法允许了通货膨胀因素沿着产业升级的方向逐年累积，而相对基准年价格法则逐年消除了这种累积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即0.765<0.893。
　　（三）无“产业升级”情形下两种实际GDP算法
　　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上文发现的关键性，可将其与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再次考虑理想情况，给出可对比的算例，并使用新的实际GDP算法提供一个参照，如表4。
　　表4对应表1，具有相同的名义GDP，表中后3列演示了新的实际GDP算法。我们同样采用相对基准年价格法和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实际GDP得到表5和表6。
　　表5对应表2，表6对应表3。我们发现在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情况下，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并且与新实际GDP3也比较接近。在通过算例发现两种情况的差异后，我们再次关注中国的实际GDP数据。
　　（四）中国的实际GDP与同口径归类处理
　　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对应着相对基准年价格法，但需经过累乘处理，该数据从195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100）对应着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该数据从1978年开始。依据这两套数据，我们将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实际GDP2数据和实际GDP1数据绘制如下图：
　　观察图2，我们发现：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曲线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曲线高度贴合，两个指标之间无显著差异。以2014年为例，依据两种算法得到的实际GDP数据分别为104324.3亿元（GDP1）和104152亿元（GDP2），均不到名义GDP（641280.6亿元）的1/6。
　　因此，实际数据显示了接近算例中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情形。这显然不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显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实情。那么，国家统计局的两种GDP指数是如何得到的呢？
　　这便需要依靠同口径归类统计法，其效果等同于通过算法构建了前文的理想情况。新产品被纳入已存在的某个大类，这使得所有时段内的产品与服务的类目完全相同，从这个加总层面的统计操作来看，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仿佛没有发生。我们仍然以上文的算例进行演示，对于表1中的产品dA、dB、dC、d，我们将其全部归为D，对于产品e、eF、eG、eH，我们将其全部归为E，并依据这种归类计算其对应的单价，结果列于表7。
　　表7对应表1，具有相同的名义GDP。我们同样采用相对基准年价格法和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实际GDP得到表8和表9。
　　表8对应表2，表9对应表3，可以发现：经过同口径归类处理后，以相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2与以绝对基准年价格法计算得到的实际GDP1之间的差异度显著下降。例如，对于第3年，实际GDP2/实际GDP1=113.511/118.875=0.955>0.893；对于第4年，实际GDP2/实际DP1=142.117/155.75=0.912>0.765。
　　但与此同时，经过同口径归类处理后，虽然实际GDP2和实际GDP1之间变得接近了，但是二者同时显著降低了。例如，对于第3年，实际GDP2=113.511元<149.2元（表3中数值），实际GDP1=118.875元<167元（表2中数值）；对于第4年，实际GDP2=142.117元<204.3元，实际GDP1=155.75元<267元。这是因为，经过同口径归类处理后，原本不应该视为通货膨胀的新产品的高价格（体现创新带来的高价值）也被视为纯粹的通货膨胀现象，以这种过高估计的通胀因子为依据计算实际GDP就会造成低估的统计现象。另外，同口径归类的统计处理也使得本已在产业升级中被淘汰的产品的低价格也对基期的价格计算造成影响，通过拉低基期价格的方式同样造成对通胀因子的高估。
　　综合而言，两种不同算法得到的中国实际GDP数据序列的高度一致显示了同口径归类方法在统计过程中的运用，而这导致对通货膨胀因子的高估，对先进产业经济价值的低估，从而致使中国的实际GDP被低估。这类低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段。但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应的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是从0到1的过程，这导致相对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快于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学界也将这段历史时期的国家战略概括为赶超战略），因此，改革开放以前的实际GDP增长被低估得更严重。
二、GDP的货币性：测算货币深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信息遗漏
　　（一）GDP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差异
　　在SNA核算体系中，GDP统计量被称为“国内生产总值”，然而，事实上，这一统计量所描述的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在货币交易的过程中被统计出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包括货币交易部分（GDP）和非货币交易部分，以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则存在信息遗漏偏差。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理解这种产值分解，真实的经济增长的绝对值便大于货币化部分的GDP增长的绝对值，而增速的对比将在下文中被讨论。当然，由于上文已经讨论了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区分及问题，下文所称GDP皆指实际意义上的GDP。
　　无论按现价，还是某种不变价，GDP的计算都离不开价格变量。然而，如果存在一个掌握完整信息的中央计划者，就可以推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货币价格对于这样的完全计划经济体而言是多余的。因此，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GDP不能被统计出来，或者说GDP始终为0。然而，这一经济体又是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从消费者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服务而言，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的，但GDP及其增长率却为0。
　　反过来，我们设想一个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封闭经济体。因为简单再生产的性质，该经济体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始终不变，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0。然而，当该经济体的生产组织方式从完全遵照指令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价格为信号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生产效率尚未发生显著变化时，GDP却实现了大幅增长。显然，这种统计层面的增长对于国民而言，没有任何福利增进的意义。
　　在上述两种极端的假想情形中，GDP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差异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现实情形介于两种极端情形之间，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完成了从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向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经济统计量，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前，我们先引入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
　　（二）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
　　货币深化是指货币在经济媒介中的比重上升的过程，货币深化是金融深化的重要方面。然而，研究者较少注意到货币深化的发生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而城市化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解体。
　　在货币深化的初期，大都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影响力远小于现在，人口的流动性较低，熟人社会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熟人经济圈中的信用是天然的，因此对货币信用的依赖度就较低，人们互相提供多种类的劳动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增进彼此间的联系。同时，正因彼此信任，人们在互帮互助时往往不收取或仅收取少量的报酬，因此这种劳动的产出并没有成为被货币计量的商品，即低商品化，从而也不能被GDP统计量所涵盖。事实上，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信任不足的场合，货币信用才能凸显其作用，部分地消除信任缺失所造成的合作障碍。
　　熟人经济的天然信用优势为其带来了较高的协同效应，然而，熟人经济最显著的不足是不能充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带有小范围自给自足的特征。熟人圈内多种类别的互帮互助服务（如邻里之间互相帮工盖房子）使得每个成员都具备多种劳动技能，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降低了专业化程度和劳动分工深度。因此，熟人经济可被视作一种扩大范围的自然经济，显然，也是一种低货币化的经济形态。
　　经济体的货币深化突破了熟人经济的地理空间限制，使得每个人都面临一个大市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与陌生人产生了更多的经济联系。因此，货币深化通过充分发挥规模效应，提升了劳动分工的程度，而专业化又进一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过程被总结为“依靠货币进行分工要比依靠组织进行分工更有效率，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信息要多于组织所掌握的信息”，这也是主流经济学中的基本假定。按照这种逻辑，货币化程度越深，生产效率越高，国民经济增长越快。然而，货币深化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亦有其成本。货币的信用毕竟不能完全替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货币深化在削弱熟人社会经济功能的同时，也使得熟人社会中那种人与人之间拥有较高信任度的社会习俗被淡化，而这种习俗又是道德调节的基础，当道德调节的效率下降时，新的交易成本就会产生。这便从相反的方向上印证了这样的观点：经济的超常规效率来自道德基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高度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资本力量的统治已经深入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种所谓“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运转效率应该是最高的，这与西方经济运行中的高交易成本的实践情况恰好相反。当然，私有制也会带来高交易成本，但私有化与货币化的逻辑方向是一致的，私有化为所谓“非扭曲的货币价格”提供了条件。关于货币深化压缩道德调节空间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描述依然适用于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称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综合而言，货币深化在提供规模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协同效应下降的新成本。货币深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过度的货币深化便会走向其反面，成为侵蚀经济增长的力量，这是主流的金融深化理论所忽视的。当我们考虑这两个相反方向的效应，便可从宏观上完成对“最优货币深化”概念的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麦金农从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人的微观视角提出了“最优货币化”的概念，所谓“最优”便是指发行货币（银行的负债）的成本在边际上等于银行进行投资的收益。而因为不考虑协调效应下降的成本，货币深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应当使得银行的投资收益不断上升，“最优货币化”在宏观上就指向“一切的货币化”。显然，本文所构建的“宏观最优货币深化度”要低于“微观最优货币深化度”，或者说“微观最优货币深化”已经是“过度”的货币深化了。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适度的货币深化是必要的，但货币最终会消亡于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人类将会经历去货币化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过程。
　　（三）对货币深化过程中GDP增长的分解与分析
　　依前文逻辑，在货币深化初期，货币深化的收益大于成本，可以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统计出来的GDP指标理应是增长的。但是，GDP的增长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货币化成分的自身的增长，这是可纳入时间序列进行纵向比较的GDP增长；另一部分是未货币化成分的货币化，这是原先就存在但未被纳入GDP核算统计的部分。这便是对货币深化过程中GDP增长的分解。
　　我们已经假定了适度的货币化是必要，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在货币深化的初期（货币化程度尚低于最优值），非货币化经济成分的增速会小于货币化经济成分的增速，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如下关系：
　　“在货币深化的初期，GDP增速大于经济增速。”
　　我们也用一个数值算例来加深对这一关系的理解。我们假设在货币深化初期的某个基年，经济体中有80%的成分未货币化（且可被货币化），其增速为6%，有20%的成分已货币化，其增速为8%，未货币化成分的货币化率为2%/年。
　　在第二年，未货币化经济成分的规模为0.8·（1-0.02）·（1+0.06）=0.831，货币化经济成分的规模为（0.2+0.8·0.02）·（1+0.08）=0.233。则整体的经济增速为0.831+0.233-1=6.4%，GDP增速为0.233/0.2-1=16.5%。显然，16.5%>8%>6.4%>6%。
　　与之类似，依据上文提出的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在货币深化的后期（货币化程度超过最优值），GDP增速小于经济增速。此时，货币经济的效率低于非货币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衰退周期时，这也是一种常态。
　　如果我们沿着上述规则进行递推，还可演绎出GDP指标增速的“逐年下降，并趋近于8%”的动态路径，但与此同时，实际的经济增速却逐年平稳上升，并趋近于8%。GDP指标与实际经济运行发生严重脱离，方向恰好相反。如果货币深化在过程中加速进行，GDP指标的增速可以保持上升或平稳，但随着非货币化经济成分不断减少，GDP增速无可避免要下降。这说明：尽管对于已经高度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GDP是比较合适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对于一个处于从较低货币化的计划经济向较高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而言，GDP指标增速的变化可能和真实经济增速的变化不一致。
　　（四）货币深化进程对解读中国GDP增长指标经济含义的影响
　　中国的货币深化进程始于改革开放，上文分析表明：如果假设中国经济未发生过度货币化的情况，那么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而言，GDP增长的规模小于经济增长的规模，但GDP增速高于经济增速。这就意味着：以GDP指标来测算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低估”和相对意义上的“高估”并存的情况。而货币深化进程对解读中国GDP增长指标经济含义更关键的影响，发生在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成就进行对比时。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低货币化在更大程度上使中国的GDP规模低于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但低货币化实际上又发生在两个相续的环节上—— “劳动成果（含产品和服务）的低商品化”和“商品的低货币化”（即商品价格低于价值）。前文在构建宏观最优货币深化理论时所重点阐述的实为生产的低商品化（假设商品化后，即达到充分的货币化），而商品的低货币化可能对于理解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更为关键。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中国经济依然保留了一定比例的自由成分，如农民的自留地。因此，中国经济并非完全的计划经济，货币价格信号依然在生产和消费中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但由于这种价格并非市场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格），依据这种计划体制主导的价格所计算的GDP便小于真实的国内新增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也就是说货币价格系统性地低于商品价值。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消费者便会经历短缺经济的体验。而对于短缺的产品和服务的分配，组织的计划与调配权力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各种票证或批条往往就成为比货币更关键的交易媒介。可以说，货币和票证共同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对应地，市场和组织共同调节着劳动分工。我们自然可以想到，如果票证可以被货币所定价，则商品的价值便可被货币价格和票证价格之和所显示。这正是双轨制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但在单轨制时期，由于平行的自由交易场所并不存在，票证难以被定价，我们只能定性地认识到GDP小于其对应的货币化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很难做定量分析。
　　对应前文算例，这意味着在改革开放前，即使货币化部分的真实经济增速也是8%，但用GDP指标所统计出来的增速却长期低于8%。这使得改革开放前的GDP增速低于真实经济增速，也就意味着：以GDP指标来测算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低估”和相对意义上的“低估”并存的情况。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的差异，我们便发现改革开放前后GDP增速的差异不能代表真实经济增速的差异。然而，由于种种研究认识上的疏忽，学者们常常以GDP规模代替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GDP增速代替经济增速，继而以此为基础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成就。
　　但对于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GDP并不是合适的进行时间序列上纵向比较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并不能直接依据GDP增速来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真实经济增速。如果我们要对改革开放前后的真实经济增速进行公允的比较，必须先完成对GDP增速的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经济成分的来源分解，而这种分解所需的来源性数据是尚未被公布的。当然，即使有了这种数据，我们还需要分析这种非货币化成分的形成时期，这在理论上存在三种可能：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由此可见，对改革开放前后真实经济增速的对比研究将涉及大规模的数据整理和分析工作，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
　　GDP指标更能适应市场化体制下的统计工作需要，对于了解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长期以来，各界对于GDP指标赋予过高的价值判断意义，上至国际排名，下至官员“GDP锦标赛”，都成了GDP指标的“不能承受之重”，并造成了一些经济发展的不良后果。为此，近年来，中央已经淡化对GDP指标的强调，并引导人们认识到GDP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更不等同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解放”了GDP指标本身。
　　为进一步促成这种“解放”，使GDP回归原本的统计指标属性，本文分析了GDP指标在以往的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两类统计性问题：一是用名义GDP计算实际GDP的方法性问题；二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GDP指标造成的统计范围的制约性问题。前者造成计算所得的实际GDP指标反映信息失真，后者造成GDP指标遗漏信息。两类问题都会导致GDP指标低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本文论证了这种低估问题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测算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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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叫政府债务货币化，具体指通过增发国债的财政政策发行货币来达到财政融资的目的。众所周知，央行的职责就是提供和发行货币；而财政主要就是负责理财，融资方面。那么言简意赅地说，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本质就是以货币的形式作为媒介来“印钞票买国债”。中国货币史早在商朝时期，我国就以“贝”作为自然货币流通于市场之间形成人与人之间交易的体系，由自然形态到人工形态；由形状的不同到形状的统一；由地方转向中央；由金属货币到纸币等等，历经五千年之久，经历了五次重大演变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八年的十二月第一天，由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演变至今才算得上是完整的中国货币史。▲货币现代货币理论(MMT)在简要了解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和中国货币史之后，还有一个名词是我们所需要解释的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是一种非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将货币比作政府信用的一种评判依据，与商品和其他货币无关只与税收所接轨，没有相对应的约束关系，通过财政使货币流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再通过税收来有效回收货币减少通胀问题，赤字也并不代表着经济危机，反而促进了货币的流通和供应，这与它所主张的功能性财政理论简直“如出一辙”。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个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指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才是根本原因，而政府应当控制和干预货币供应，而不是在个体的经济生活上下文章。这种思想的创始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流派思想是以反凯恩斯主义存在，被称为现代货币主义又叫现代货币数量论。那么“凯恩斯主义”又是什么呢？凯恩斯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十八世纪末由凯恩斯提出，意在说明平衡供给和需求是维持经济平衡的措施，主张采用扩张性政策来增大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宏观经济学。那么回到现代货币理论，当时的凯恩斯理论也恰巧如此，不被主流的传统经济理论所接纳，只有年轻的大学生团体追捧其前卫的思想，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论对象。而财政赤字货币化之所以又被称为“政府债务货币化”就是将赤字通过国债填补，央行印钱买国债，财政花钱促进流通的方式加大对经济的刺激。央行供给货币，财政管理财富，财政缺钱了去市场纳税借钱，那央行如果“印钱买钱，财政花钱，央行印钱，左手印钱，右手借钱“，自己买自己那么人民币和国债在国人在市场上就没有信誉可言了。没钱就印钱，如此往复，制度道德全面崩盘，所以法律才禁止这种行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遵守和履行着这样一份底线，目的就是在货币流通的同时阻止其恶化对人民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让大家都积极保持着对政府，对货币的信赖，促进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且财政赤字货币化影响最大的就是低收入，低资产的贫困人群，特别是农村的贫困人群，他们没有积极的应对措施，一旦开启了财政赤字货币化只能任人宰割。▲赤字现代货币理论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影响那么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背后正是几十年前所诞生的现代货币理论。只要通货膨胀不明显，多发行货币来促进市场流通就可以被大众所接受，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吗? 财政与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财政的影响对于货币政策向好的方面发展得更为积极，更能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央行就会为财政赤字“买单“。虽然现代货币理论不被传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理论所接纳与推崇，但也有不少西方国家的政策已经向着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现象靠拢。面对近几年新冠疫情对市场和金融方面的影响，某些西方国家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开启印钞机增发大量货币来弥补缺口，导致赤字货币化而是货币价值遭到稀释和贬值，那么最终带来的结果也必定是通货膨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财政赤字货币化到底要不要搞？那么基于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和我国的实际国情上来看，鉴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那么我们要不要搞呢？针对这个问题我想不少人心中都早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国家的财政政策都有自己相应的规律和制度，那么由财政赤字形成的国债，是面向市场进行发行，而并不是由央行直接进行购买。那么这样的一个财政赤字化动作与海外西方国家是存在着明显不同的，更多的是强调我国在财政纪律上的制度，并且财政赤字化并非存在着货币化所给市场和经济带来的“后遗症”，是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进行赤字化。毕竟，如果进行了财政赤字货币化以后，大量的市场流动性必然会推生成通货膨胀或者形成“价格中的泡沫”，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人为不可干预的金融风险。所以在搞不搞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个命题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现阶段有着充足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所以没必要进行赤字货币化进程。▲对财政赤字货币化Say no！财政是赤字货币化的“关键”新的形势下，赤字货币化现象已经广泛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的央行通过放宽对政策的宽松程度来购入国债和其他小额资产，面对本次的新冠疫情这种政策便再度放宽。比如对在央行透支额度的不再限制，而这些放宽政策的实施使得财政赤字货币化暂时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现象导致了不入流的现代货币理论，又再度登上大雅之堂。但是西方国家长期的依赖货币化政策，而不是从现有的经济结构上解决问题，这种无底洞现象会越来越来使得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并不代表着我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所以财政赤字货币化应该要适度进行，政府出台的规则制约与货币化的数量限制应该成为关键。▲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导致不良影响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迟缓长期停滞不前的现象不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有着巨大的潜力，在政策和制度上有着更多可以着手的空间，我们不需要依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来应对新冠疫情对我们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不反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但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和规则上的制约那么缺口会越做越大，最终可能导致想象不到的后果。所以我们要为长远的发展考虑，结合现有国情合理和规范相应的政策制度。▲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人们深思疫情防控迫在眉睫，经济又该如何发展？方向不同看法不同，即使观点相悖也不一定谁对谁错，所以疫情之后经济该如何发展，发展的最优解又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系统的合理规划。首先一定要从经济政策上着手，金融是经济流动性的血液，我们既需要央行更多的资金支持让企业和市场得以继续维持，使得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稳定整个经济市场。政府应当积极推动重大工程和科技项目的进展，扶持地方和小型企业等等能够恢复市场活力的宏观政策。最大的财经政策依然是调节赤字以及发行国债，这就需要政策方面的积极响应和实施具体的规划和统筹，那么展望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在疫情之下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应该是经济与政策的走向，疫情还在蔓延中，针对疫情下的经济复苏不只是我国，全球的经济都受到了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上山容易下山难，花钱肯定要比赚钱难。我们要提高增长动能，我国作为全球科技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要起好领导的带头作用，积极发挥中心经济体的职责，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带领全球经济的复苏。▲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次企业领导者要追求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而不仅仅是市值的上升，要打开格局，以小家见大家。政策上要同时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投资在房地产方面的力度一直都是比较强的，即使现阶段产生回落但对经济方面贡献太大从长远上来讲也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在政策上采取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三条红线”来限制它水平的上升，有利于对房地产该市场热潮的降温。消费方面还是比较低，基建投资无法发挥最大作用，并不是要为了拉动GDP的增长而去搞投资，所以要明确态度，情况不容乐观。消费方面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存在着负增长的状态，要积极引领，倡导和带动消费领域的发展。现代经济的形态多种多样，我们要对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疫情还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我们的经济生活并行共存，我们更要有前车之鉴，为未来做长远的考虑，预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经济要稳步发展我们要积极响应和执行国家的政策号召，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所以基于现代货币理论的视角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即使它各有利弊我们也不会采用，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央行开启无限制的印刷货币，那经济将堕落万劫不复的深渊。早在两千多年前，无论是我国还是欧洲西方国家，都已经有过政府滥铸金属钱币导致经济社会危机的教训，更不用说纸币出现后曾给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且“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要学会更好地管理财富，运用财富，要对货币，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有信心！更要积极加入和投身到经济生活中来，为我国的经济贡献和建设出一份力！▲货币的天平如果货币像金属一样以实体存在，政府无法随意发行，那么政府必须靠税收来维持支出，但现如今纸币的发行，在法币体系下，这种观点被轻易推翻，现代货币理论带来的影响不在于理论本身而是践行之后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后果。这个后果就是日常所说的通货膨胀，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得到的影响无非就是物价上涨，房价上涨等等，我们都身在其中是一个整体，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积极应对，再合适的条件和措施下快速进行财富积累，这样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说，欲望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无节制无限制的花钱根本停不下来，在个人层面是如此那么国家呢？所以即使思考角度不同也无法自圆其说，基于现代货币理论的视角看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不合理的，甚至可能陷入其中的循环从而扭曲正确的事实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