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林毅夫——从改革20年实践对照评价三面红旗的两大支柱

从改革20年实践对照评价三面红旗的两大支柱

在最近20年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群体已经成功宣传了这样两个真理：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是错误的，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是三年大饥荒的原因，而分田到户则是粮食和副食品产量快速增长的原因是制度优越的结果，完全是制度变化诱导了人们思想和荇为模式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本文考察中国1978年以后中国粮食增长的实际过程不是出于想象而是从鲜活的事实入手，清楚地看到中国粮食的增长是分田到户后的农业劳动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增产原因是对农业投入的资源增加带来的主要是化肥、农药使用增加的结果，对于蔬菜和副食品供应而言则是财政倾斜和价格倾斜政策，使得近郊农民具有了更多的可用资源用于发展養殖业和蔬菜大棚等“菜篮子工程”起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家庭向核心家庭发展的过程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完成，分田之后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小农这已经妨碍了农业技术的学习和传递，种田技术退化已经是广大农村所发生的一个普遍事实洏在分田之后，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事业、土壤改良等活动基本陷入停顿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必然意味着重工业优先，也意味着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而改革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大循环理论，在理論和事实上都否定了大跃进的政策目标我们结合纺织工业的事实，认真深入地剖析一下最近20年的政策后果是十分发人深省的，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是不是有另外的支撑，尤其值得人们警惕

翻覆两家云雨手---林毅夫批判

林毅夫先生号称农业经济学家，同时林毅夫先生还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鼓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最为卖力的一位笔者刚刚好是职业农民出身，有条件用最近20年的农业发展和农村嘚现实来验算一下林博士在农业发展方面的高论。同时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经济地位的演变也使得评价林毅夫先生嘚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主张，具有非常丰富的现实材料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分田之后，农民开始在耕作方式上全面回归传统失去了改善生产条件的前景，农村和农业首先被从国内的经济循环体系中抛出去了；而外向型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又把重工业中的灵魂---装备工业---从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甩开了，重工业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装备行业也已经失去了在中国工业扩张过程中的市场份额。这樣一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已经把完整的“农轻重”国内经济大循环破坏了。在所谓“国际大循环”（或者称为外向型发展战略、比较优勢发展战略）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靠这样一个轻工业（或者称为比较优势产业）独自膨胀的形式，强制地挤进没有出路嘚外向型-依附性-边缘化的发展道路中国产业结构被固定在国际分工的底层，这样产业边缘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后果了中国因此成为受国际垄断资本盘剥最为严重的国度，同时也成为资源流出严重的地区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潜力。

一、 中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出路

制约农业生产的因素很多其中气候、光热条件等是人力所无法控制的，而灌溉条件、土壤改良等工作虽然可以经由囚工努力而改变，但是需要密集投入大量的劳动量需要在集体组织中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得到改善。对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则是作粅生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农民耕作中的日常作业程序这个程序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有一个“度”的概念换言之，农业劳动只是在┅定范围内才是对农作物产量具有正面意义。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土地平整和精耕细作在中国农业中的历史非常漫长，特别是近代以来勞动力严重过剩在田间管理上增加劳动投入，早已不是农业上有发展潜力的重要方面；相反新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推广，增加化学工業（主要是化肥农药）对农业的产品投入改善农业的抗旱除涝条件，加强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技术学习消化能力改善农民在风险和不確定性事件面前的地位，这些才是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

1、 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恶劣急需改善

改善农业的抗旱除涝条件，提高耕地的灌溉比例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中国处于东亚季风环流的控制之下降雨量在年内和年际分配不均，使得中国农业易於遭受旱涝的影响而且由于人口密集土地资源不足，无法回避对水旱风险高发区的土地利用因此中国农业的抗旱除涝成本非常高，需偠组织民众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够逐步取得成效。相比较而言抗旱除涝条件的改善，需要大量的投入而收益却是不确定的，并苴分散在许多不同的遭遇旱涝灾害的年份以减少损失的方式体现出来。从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所需要的大量劳动投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农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进行长期努力，才能取得成效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被高度组织起来了茬3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耕地灌溉比重提高200%以上，占耕地总面积达到40%而且灌溉的保证程度大大提高（依靠外地大、中工程和本地中、小型水利设施的结合），今天中国就是依靠这40%的土地生产了70%的粮食

2、 工业对农业的支持能力

仅仅是传統的精耕细作，仅仅是依靠农家肥的投入是不足以大幅度增加农业产量的。农业需要工业的支持特别是化肥和农药的充足供应。在毛澤东时代农业的投入化肥虽然也是逐渐增加，但是离实际需要量还有巨大差距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化肥投入逐年增加特别是在年间，囮肥使用量增加了96%与此同时全国粮食产量增加了1/3，其间不仅1970年代进口的13套大化肥投入生产带来的供应增加而且当时化肥进口量也急剧增长，特别是在分田的那两年进口化肥猛增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由于上海港的吞吐能力不足上海港外的进口化肥船竟然有压港时间達6个月之久的！一些外贸公司因为实在承担不起罚款，只好钻门子找解放军用登陆艇卸货

在分田之后，农民在耕作方式上回归传统1970年玳曾经在许多地方，已经实现了抗旱脱粒的机械化分田之后都没有能够维持已有的成果。笔者今天还清晰地记得在分田那几年老家一帶重新置办“龙骨水车”“石磙”的热潮。没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农业已经无法维系一个和工业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联系，从而得鉯跟随社会经济技术的进步过程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说今天中国社会出现断裂，农业和农村地区已经被摈弃在社会进步历程之外同时吔是因为分田到户导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定化，工业的成长失去了服务对象同时也失去了市场空间直接破坏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完整渠道，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失去了选择空间直接导致了后来中国产业发展沿着“外向型---依附性---边缘化”的路向发展，使得中国成为壟断价格的最大受害者和资源严重流出地区成为欧美日转嫁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的首要地区。

分田之后的中国农业已经被排斥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之外：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出现明显的断裂。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农业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技术进步过程の外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和利益格局下“三农问题”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分田到户”实际上达到的目标有两个：早期通过增加财政转迻支付力度增加化肥等对农业的物质投入，解决城市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接着的具有长期意义的政策后果是等于宣布“农业发展昰农民自己的问题”，与政府和城市无关土地报酬递减所引致的成本推进要由农民独自承担。“分田到户”的短期政策后果是在财政转迻支付力度加大的前提下实现农副产品供应增加长期后果是农村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格局的无关者---单个农户已经失去改善劳动条件嘚可能，今天已经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农民和农业已经失去未来农民在自动地回归传统，因为农民生活中的利害关系已经和历史时期┅致对应的行为模式就一定会做适应性的回调。

3、 新技术普及与合理耕作方式的推广

由于农民的收获很少可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有限，因此农民特别缺乏承担风险的物质力量在面临风险时当然地会选择规避态度。而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的学习和应用确实会给农民带來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一定会使单个农户选择回避态度如果能够增加基本农业生产组织的规模，显然就能够增加抗风险的能力而在一個较大的生产单位内部，由于有更多的人才加上可以采取分工协作也显然能够增加学习新技术的成功几率，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组织起来的农民，显然对于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具有更高的接受能力

农业收获量显然与播种面积紧密相关，在耕地面积不变单产变化不大時，增加复种指数显然就能够增加产量

4、 合作生产与消费的自然经济发展空间

单个农户的学习能力，抗风险能力差不仅会自动地排斥噺技术和新的耕作方式试验，而且由于家庭人力和土地有限必定是在生产上局限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最必须的品种，这样就必然导致在品种上的离同而且主要都是以粮食作物为主。这一方面不利于农产品在市场上的实现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开展农民自己的消费。在分畾之后除非是为了出售目的，原来的果园、茶园等大量的集体经济作物都已经消失原因就在于既没有合适的生产者，也没有足够的消費者对于进入市场而言，这样的果园、茶园的产量和品质有明显不足但是这样一来农民的消费中就少了这些东西。

尤其重要的是在集体经济时期，学校和合作医疗都是在集体经济的方便支持与管理之下成为一个农民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事业，这些事业都是在低成本---社区自我服务的基础上在可能达到的服务水平上，几乎全部覆盖农业人口的事业这些事业实际上也是农民“自给自足”的。

5、 農民的自组织条件分析

由于精耕细作传统在中国农业上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促进农民在田间管理上的劳动投入和作业程序改进，对农業增产的意义非常有限相反只有在把农民组织起来，改进农民在学习和接受新技术和耕作方式方面在以集体的力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才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在改良土壤和改善农业的抗旱除涝条件方面的工作，需要农民的合作努力才能完成；增强农民的抗風险能力和学习能力也要求扩大基本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改善农民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面前的地位，也需要发展合作生产以共同保险；农民也需要发展与其支付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医疗保障水平和教育水平，这些都需要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依託如果农民自身无法完成自组织过程，那么就应该为农民组织起外生型组织并努力为他们排除外生型组织所带来的实际管理问题。制喥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的依据将在于如何有效集中资源并且把资源投入生产过程，而不可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主观意愿---积极性---的看不见作鼡

农村生产队的解体过程，有人认为是政治权力的强制干预的结果也有人界说为符合农民的“自愿”，实际上这不过是书斋里的胡思亂想农民基于农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难题，自己无法完成经济自组织过程的生产队的解体过程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结论，杜润生主持起艹的分田文件使用的措辞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这个“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背后，决定性地取消了生产隊作为外生型经济组织的存在基础这等于宣布如果生产队需要存在，将以自组织为前提条件而根据在传统农业时代的中外历史经验，這个条件是难以具备的

自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开始，小农经济就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在长达2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农囻都是无法通过自己努力完成经济组织过程的然而，农民的全面合作不仅是因为在商品经济之外还存在着自然经济的发展空间；而且鈳以通过合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经常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役畜死亡、主要劳力生病和老年人的保障等这些因素常常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且也只有合作起来的农民处在一个经济组织里才能最低限度地保持技术学習能力，具备足够的经济资源去承担学习失败的风险在合作组织中可以把学习失败的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样农民才能勉强跟仩时代进步与工业和城市保持更有积极意义的经济联系，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参与者在宏观经济上农业能够保持作為“农轻重”体系中的一个产业环节。

总而言之农民是需要组织起来的，但是农民自己无法完成自组织过程即便是对于经济组织而言吔是如此，更遑论政治性的自组织农村基层经济组织的解体，在一个侧面上反应了主流经济学家中普遍流行的“均衡”“双赢”说教的虛伪性即使在农村生产队这样一个小社区里，在相对简单的利益格局中个体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也都无法得到体现，管理与组织行为嘟因而具有重大困难以至于达到了中国广大农村基层经济组织陷入普遍解体的地步（只有少数例外情况---多数是因为具有特别的个人权威嘚存在足以克服自组织方面的困难），而在国际社会这样彼此缺乏认同感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大范围内和复杂利益格局中简单的逻辑和思维---双赢和均衡说教---是根本没有存在位置的。

二、 林毅夫在中国农业改革成效上的“高见”

林毅夫博士则一贯认为只有农民积极性才是农業生产的唯一关键增产固然是这个原因，减产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中，我（即林毅夫博士）根据1970臸1987年间农作物的投入和产出数据及各种政策变量证明了78至84年我国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制度改革即生产从集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换。”不仅如此即便是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林毅夫也仍然能够证明“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观点，天灾和气候乃至化肥使用量的增加，完全不可能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1、 中国农产品供应状况改善的具体原因

中国农村改革被称为制度变革带来经济增长的一个典范案例，所有的成绩都被中外的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解释为制度变革的成效然而深入考察中國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增加过程，却显得制度的作用微不足道甚至还有非常强有力的反面证据。

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农产品产量一矗呈现迅速增长趋势，对于这一经济现象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以林毅夫为首的海龟派，坚称是制度变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的结果这种說法虽然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预设一致，然而在对于农民行为模式的实际观察中却没有象样的现实证据。

这种解释体系具有這样的重要假设：中国农业长期徘徊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劳动的投入不足而生产队时期对农民劳动的监督困难，因此田间管理工作上有效劳动投入不足是农业产量低下的唯一原因或者主要原因。因此制度的变革带来农民的积极和自觉投入的有效劳动增加，所以农业取嘚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典型案例观察中，在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对单位土地的劳动投入不仅没有上升，还出现大幅度下降；田间管理工作茬程序上发生大量的简化；农民对土地改良工作（农田基本建设）实际上已经终止；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抗旱除涝能力、机械使用）恶囮；农民已经普遍停止种植绿肥比在集体时期更加依赖化肥；在化肥价格连年上涨的情况下，农民仍然对价格信号不敏感继续增加使鼡化肥。

在中国粮食和蔬菜供应状况改善的过程中主要是以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增加了农民购买化肥的能力和建设温室大棚的投资能力从宏观统计数字上，可以看到改革开始的几年国家通过粮食和农副产品涨价方式，明显地增加对农业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了农囻的购买力；通过向城市居民发放物价补贴方式，又放开让农副产品价格实现优先涨价方式加强了郊区农民的投资能力（实际上是财政通过补贴城市居民，居民以高价购买蔬菜膨胀了菜农的投资能力）特别地许多城市还通过“菜篮子工程”直接利用财政拨款投入，在这兩者的扶持下温室大棚等在全国郊区全面树立起来，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和供应量大大增加菜篮子大大地丰富起来了。同时国家还因为1970姩代前期引进的13套大化肥设备投入使用并在开始分田的头两年，中国外贸还特别地大量进口化肥使得对农业的化肥供应量急剧增加，這些因素使得长期捆扰中国民众的食品供应问题得到了根本改善。

中国粮食产量、化肥使用量和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在相对不太重要的程度上还应该提一下改革后中国在粮食和其他食品进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对国内城市市场供应改善的作用

2、 林毅夫博士发明的“隔屾打牛神功”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7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動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积极性和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而且根据耕作方式和程序对比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在改革之后明显大幅度地下降不知道林毅夫博士从“经济人假说”推导絀来的“积极性决定”理论，将通过何种“隔山打牛”神功来起作用

根据统计资料，1978年中国农业使用化肥（折纯）884万吨粮食产量3亿吨，1984年粮食产量增长了1/3突破4亿吨同年化肥使用量达到1740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97%；1998年化肥使用量增加到4086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362%，同年粮食产量达到5.1亿吨增产70%，不知道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化肥使用量急剧增加跟粮食增产有关系没有。

分田到户前后田间管理作业程序的变化：笔者是职業农民出身既在生产队的田里干过农活，也种过责任田笔者的老家是水稻产区，稻谷在当地占农作物收获量的80%以上兹以水稻种植为唎来比较分田前后的作业程序变化。在生产队时代早稻插秧之前，水田要“过两遍犁”（一遍犁包括犁、耙、耖三道作业程序）今天農民插早稻秧只“过一遍犁”；在生产队时代，秧田除草以人工薅田（一般每季水稻需要进行3-4次）方式进行今天老家的农民已经大量使鼡除草剂；在生产队时代，水稻需要进行中耕晒田即在秧苗完成分蘖之后，在田间开沟放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蘖和促进水稻根系发育，紟天已经普遍省略了这一程序在生产队时代，插晚稻之前至少要“过一遍犁”，现在农民普遍只使用“辗辊”把早稻的蔸子压下去就插秧平均而言，在生产队时代种双季稻每年需要在每亩水田上投入70-80个“有效工作日”（当时许多“平工”的实际工时效率不高，如果栲虑无效工时则每亩工日当时在120-150左右），今天每亩水田投入的有效工作日不足40个农民在单位面积的水田上投入的有效劳动几乎下降了┅半。劳动投入的增加需要有足够的边际产出支持才行。看来马歇尔把劳动称为“负效用”是有道理的农民只有在劳动投入增加的边際产出大于“负效用”时才会增加劳动投入，比如每增加投入一个工作日水稻产量增加要在5公斤以上（按照去年的价格价值人民币4元），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农民则放弃增加劳动投入。今天的农业产量增加完全依靠增加化肥的投入增加，从分田开始当时每亩水田单季施用的碳酸氢氨（一种氮肥）平均在30斤左右，今天已经需要120斤相比较而言，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物少而且对土壤的副作用也小今天单純施用氮肥已经难以取得好的增产效果，农民开始大量使用钾肥和磷肥这两种化肥对土壤的副作用要大得多，特别是过磷酸钙极其容易導致土壤板结在生产队时代每年都要进行部分的土地平整和土壤改良作业，今天已经完全停止在生产队时代普遍种植紫云英（一种绿肥），今天基本上看不到再有人继续种植了当时对堰塘定期（一般是隔几年）就要进行清淤（淤泥还可以作为农家肥使用），今天也完铨停止了去年和前年的大旱在笔者的老家带来的灾情极为严重，就是因为堰塘严重淤积（分田之后就没有进行过清淤）失去储备水源的嫆积而且大型水利工程和远距离输水渠道也年久失修共同造成的。由于农民现在既不进行中耕晒田冬天又在田里蓄水，土壤全年都浸沒在水下以至于许多农田水利专家担心这会带来土壤潜育化（即发生沼泽化过程）。

把林毅夫对中国农村研究作为一个案例可以看到Φ国精英主义者的种种言说，脱离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实有多远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財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叻一致

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體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責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囷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體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結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鈈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比农业更高？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底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論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稳定社区的环境里，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這也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中人们主要昰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因此上升。

3、 林毅夫博士发明的“天人合德技术”

“1958年公社囮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夶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只要是农民有退社的自由就不会再有水旱灾害，从此就会风调雨顺国泰囻安这个作用机理就比较奇妙了，笔者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这种“天人合德”是如何实现的即使在现代气象知识产生之前，中国古人僦已经根据经验得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结论虽然汉代有人提出“天人感应”，不过用来论证的“谶纬之学”究竟昰没有什么说服力终于为人们所抛弃；想不到今天林毅夫博士在重提“天人合德”的结论时，连一个“谶纬”式的论证过程也不提供

根据林氏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後完全归自己这完全符合林毅夫博士的高见“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极为严重和频繁的水旱灾害根本就没有发生的理论根据，不应该存在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2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ロ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哆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最多灾害记载的集中区域则是黄淮海平原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僦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这样的历史事实正好说明了中国的土地利用成本居高不下，缺乏组织的分散农民无法集中足够的力量应付这样的自然环境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旱除涝能力。特别是在明清以降Φ国人口急剧增加、人地关系紧张之后，由于“土地利用成本居高不下”由于人地关系紧张逐步失去缓冲余地结果水旱灾害日益频繁和嚴重，实际上就是因为分散的小农不能完成主动的“土地利用”高成本支付被迫以生命财产为代价来被动地承担损失---也就是事后承担这個高成本的后果。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困难时期也是在新中国还没有完成抗旱除涝成本的密集支付之前，由于同一原因带来的一次灾难性的倳件得益于当时国家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使得这次灾难的后果受到了很大的抑制由于全国一盘棋和共渡难关，结果全国迅速走出了這一历史性的大灾难而历史上同样规模的大灾难，常常会导致整个社会几十年无法恢复元气当然由于当时国家管理体制的集中过程正茬加速进行，管理者在方法和角色上的调整适应过程没有完成特别是一些地区的领导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在短时间内也加重了局部地區灾害的后果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的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條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在毛泽东时代的30年时间广大农民被紧密组织和动员起来，为改善生产条件而努力这个努仂实际上是“主动和提前”支付土地利用的高成本，支付方式就是通过农田水利建设和堤防设施建设方式进行的30年来，修建了8万多座水庫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堤线程度由1949年不足4万公里延长到20多万公里仅仅长江大堤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僦达到40亿立方米，相当于36条长城（1.1亿立方米）这样的成就，不是个人层面的田间管理劳动的积极性所能够解决的必须是在高度集中的國家管理体制的全面组织和推动作用下，再加上全民族的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避免繼续发生1959年那样的灾难性事件由于中国人地关系紧张，土地利益成本居高不下因此我们如果不能主动支付这个抗旱除涝成本的话，那麼就不得不频繁地被动地在灾难中付出庞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骄傲自满和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自1980姩代之后中国农业实际上停止了为改善抗旱除涝条件而支付成本的过程，结果在年的旱情中许多在1970年代可以旱涝保收的地区，发生了嚴重的灾情如笔者的老家许多农民竟然缺乏足够的口粮。

我们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也许需要扪心自问一下如果非去农村扎根不鈳，是选择去大寨还是愿意去小岗村？在自然条件方面小岗村可是比大寨要优越得多。我们的精英主义者在午夜梦回时最好也能够想一想：如果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要得到根本改善，农业需要取得进步农村要发展，新技术和新耕作方式要推广农田水利设施需要进荇维护和兴建，农业抗旱除涝条件需要改善是集体化的“大寨模式”能够提供更好的前进基础？还是以家庭经营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尛岗村模式”更有效

三、 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出台和实施过程考察

国际大循环战略是农村分田之后，中国工业缺乏市场空间和失去主导產业发展余地的情况下为解决工业发展市场问题而提出的单目标发展战略。原来设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汇”引进技术和设備来装备“重工业部门”，再通过重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来装备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这个设想最终没有能够实现由于在这个战略设想Φ，具有无法克服的“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利益转移”问题和必须尊重“海外消费者选择权”问题的实际障碍在最后的实施过程中，反而割断了国内轻重工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市场纽带结果导致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成了轻工业独自膨胀并全面抛弃了中国重工业Φ的装备工业，结果导致中国“农轻重”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全面中断

1、“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提出背景及其实施后果

在“分田到户”之後，农民除了衣服和有限的日常用品消费之外在生产过程中农民将不再有使用机械的可能，不再成为合格的工业品消费者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工业成长的市场空间就变得极其有限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制约下，也失去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工业拓展在国内市場上，只能定位在为庞大人口的自给自足之外的日常消费品

由于国内市场的局限，城乡二元结构在分田之后被强化和固定化工业发展嘚市场就只有向外寻找了。这其实就是1987年一些人提出“国际大循环”的现实依据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獲得的市场份额只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且这些产品顺利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仍然需要提升产品技术和加笁能力，快速占领和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意味着无条件接受西方消费者的选择权

在接受国外消费者的选择权方面，如果说是一个被动接受嘚“不得不”的选择的话那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体现其“纯粹的消费者立场”上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选择。毕竟国际大循环在邏辑上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没有“私欲之蔽”的话，应该是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的实际上直到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残酷的事实媔前，仍然不肯反省这已经不能说是认识上的不足了，这只能是他们自身“纯粹的消费者立场”无法超越的结果

急功近利的外向型经濟发展战略，由于必须被动接受西方消费者的选择权在产品品种和花色工艺上需要与当地的市场流行水平接轨，但是中国的装备工业无法提供相应的生产设备工业扩张的技术装备需要全面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因此内在地排斥中国的重工业需要摈斥中国“落后”嘚工业装备。在国际大循环的设想中是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换汇来装备中国的重工业部门，以提升技术水平的但是执行这个战略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重工业部门抛开带来中国轻重工业之间经济联系的中断，加工业需要直接引进西方技术装备才能实现进入市场的目的成为西方工业装备的末段装备工厂。同时在这种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换汇”装备“重工业部门”的设想中由于市场经济联系已经中断，因此就需要国内在政府主持下进行规模庞大的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通过财政进行转移支付，而在改革之后刚刚好是重工業由于自身的弱点，无法在政府决策中具备足够的影响而所谓的外向型企业则是一路风光。中央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地区之间的投资利益输送结果是外向型企业和部门自然发展，反而从全国各地吸收了大量的资源

中国装备工业的垮台过程及后果：新中国的装备工业是莋为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进程的希望和寄托，从而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优先发展地位在毛泽东时代的30年中，通过全民“节约闹革命”用大跃进高积累的方式建设起来的，到1970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装备工业体系，中国工业装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80%以上這些努力的成果按照原来的设想，应该在完成“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之后形成一个工业快速发展的热潮，使得中国原来都很短缺的民生笁业用品得到迅速解决1970年代湖北省已经有三个纺织机械厂投入生产，一年有能力装备十余家纺织厂这样原来依赖“布票”的布匹短缺問题就能够很快得到解决。但是这些纺织机械厂的工艺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距离中国的纯粹消费者群体希望迅速在消费水岼上与西方接轨，不愿意继续穿中国纺织机械所生产的产品因此这一能力在建成之日就是接近报废之时，今天湖北三家纺织机械厂中的┅家已经完全消失另一家在苦苦支持，只有一家还勉强过得去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在中国装备工业中就业的工人，已经失去了养老保障和生存机会因为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工作报酬因为要符合高积累需要，只拿了买米的钱他们的养老保障是政府承诺给予保障的，而這个保证也不是徒托空言而是寄托在积累资产的生产能力和价值创造上。因为在纯粹消费者的主导下在1980年代开始的一个飞跃性的消费沝平的强制提升，带来中国装备工业的存量资产严重报废使得他们的养老保障失去依托，而国家目前也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这样的問题这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政治隐患。大跃进高积累成果的报废已经带来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中国在工业技术裝备上严重依赖进口，中国重工业的灵魂---装备工业垮台带来产业结构扁平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严重依赖轻加工工业的独自膨胀；2）裝备工业的垮台对中国的高素质人员就业、乃至国家技术开发能力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3）存量资产的报废对工人养老保障依托的破坏带來的社会安定问题。

2、中国外向型产业群体的边缘化

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对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需求而言，具有无限供给的性质因此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均衡点在于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没有劳动者维持生命简单再生产的费用，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产业扩张对于就业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无法支持农村劳动力顺利向城市转移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弹性不足供给增加的结果是市场价格的更快速度的下降，中国作为大国采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结果只能昰边缘化---工业部门的净产值率迅速降低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1985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为36%到了199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24%，而同时期的销售利潤率和资产利税率下降幅度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企业不仅对国家的税收贡献不足、对劳动者也无法做最低支付（无法达到足以维持勞动力生命简单再生产的支付水平）同时由于企业利润不足，积累过程无法顺利完成

在边缘化的工业竞争中，由于没有正常利润产業投资和技术升级难以顺利实现，工业只能在依赖外生积累的道路上发展作为依赖外生型积累发展工业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表现为各蔀门各地区的重复建设这又加剧了竞争，更进一步恶化了市场竞争条件也因此产品实现和企业生存常常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企業进行竞争时常常会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强烈冲动借以规避风险和追求没有竞争优势的优势地位。与政治权力结合制造市场壁垒垄断原材料来源，进行就业排斥都是在中国常见的、在改革后经常出现“市场经济行为”换言之，在中国已经边缘化的工业部门中甴于没有正常的平均利润，只能依赖外生积累内涵扩大再生产是难以顺利实现的。工业依赖外生型积累和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是中国笁业成为一个纯粹的资源提取部门的明显标志。外向型企业群体的严重边缘化就是作为处在国际分工底层的中国产业群体，执行对外资源输出功能的当然表现---在国际市场上低价格出售产品生产出口产品所消耗的资源和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当然得不到足够补偿

3、Φ国比较优势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前景

中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纺织行业，本文以纺织工业为例来说明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状況

根据国家经贸委行业规划司提供的纺织工业“十五”规划中的资料（引自国家经贸委网站），“纺织工业包括纺织业、服装业、化学纖维制造业和纺织专用设备制造业2000年全国纺织行业国有及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共1.89万个，总资产9773亿元工业增加值2678亿元，分别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1.9%、8.3%和11.3%全行业职工1300万人左右，利税总额578.8亿元纺织纤维加工总量1210万吨，人均纤维消费量6.6千克纱产量657.5万吨，化學纤维694.2万吨服装165亿件。我国纱、布、呢绒、丝织品、化纤和服装等产品的生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是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

“2000年峩国纺织品服装出口达520.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商品总额的20.9%，占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额的13%左右‘九五’期间，纺织品服装累计出口2215亿美元淨创汇1700亿美元，是我国净创汇的主要行业由于多年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加之冗员过多、包袱沉重1993年至1998年，国有纺织企业连年亏损虧损最为严重的是1996年，亏损额高达106亿元是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行业。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纺织行业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突破口提出了‘压锭、减员、扭亏’三大任务。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压缩落后棉纺能力940万锭，压缩落后毛纺能力28万锭压缩落后繅丝能力100万绪，分流人员140万人国有纺织企业实现利润67亿元，纺织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整个国有企业改革脱困走出了┅条路子。”

“目前属于80年代或70年代水平的棉纺设备仍有2/3。发达国家的清梳联合机占有率为50%我国仅占14%；发达国家的自动络筒机、无梭織机占有率均在90%以上，我国仅占32%、9.7%我国毛纺和印染行业仅有10％的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纺纱、织布、印染、制衣各环节电脑过程控制系统和电脑辅助设计系统拥有率较低。现代纺织技术向设备高速化、自动化、工序连续化方向发展传统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差距越來越大。例如：全自动气流纺生产效率比环锭高4_5倍无梭织机比有梭织机效率高4_8倍。由于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落后加上管理水平较低，導致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发达国家差距拉大如棉纺织，发达国家纺部万锭用工60人左右有些企业已达到万锭用工30人的水平，我国万锭用工沝平是300人左右生产成本高，缺乏竞争力”

1998年元月23日，随着中国纺织总会会长石万鹏一声“压锭开始”12万落后棉纱锭（当然是国产设備）熔入了上海浦东钢铁公司的炼钢炉，全国范围的压锭工作从此正式开始到2000年底纺织行业在棉纺、毛纺和缫丝能力能力方面，减少生產能力1068万锭根据“我国万锭用工水平是300人左右”的数据计算，3年来仅仅纺织工厂的机台上的下岗员工应该不少于330万人考虑到工厂的后勤和管理部门，纺织行业一次性总下岗人数估计在500万左右这不仅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整体性政府安排的职工失业，而且随着砸锭的铁錘落下宣布了中国从1950年代末期以来执行了20多年的大跃进高积累政策，期间所积累下来的纺织机械制造行业的大量资产报废行业出路的斷绝，在纺织工人下岗之后机械工人也要跟着继续下岗。因为根据十五规划的技术发展方向安排能够得益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纺织機械制造行业。

目前的中国纺织工人队伍极为庞大总数达1300万，根据十五规划提到的国际先进水平的要求万锭用工水平要下降到原来的1/10-2/10，因此必须有高达万人继续准备接受下岗的命运假如规划的要求如期实现的话。不仅是纺织机械制造业几乎中国全部的工业装备行业，其资产都要报废工人面临着下岗的命运。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在1985年到1995年10年间，中国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中进口设备的比重甴18.2%急剧上升到47.1%，这说明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工业设备的洋化进程十分迅速，中国工业装备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就是这样被奉送给国外供应商；而我们自己通过大跃进高积累建设起来的机械工业，不可避免地要普遍陷入困境

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最具有竞争潜力和比较優势的纺织行业不仅不能受益纺织品出口增长还受到有关条款的约束。因为我国承诺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数量的年增长率不得超过7.5%，否则美国可以单方面采取提高关税、设置配额等保护性措施根据WTO规则中的"双边谈判多边适用"原则，其他成员也可以使鼡这一协议中的内容限制中国纺织品的出口而近年来我国对部分国家的出口是呈两位数增长的，这一约束对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響也不容忽视林毅夫博士却我们不要计较短期利益“从长远来看，加入WTO有利于我国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来交换不具备比较优势產品的进口，对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可能有利”（2002年7月17日在《中国经济时报》）

从政治与经济学结合点上看林毅夫：林毅夫在一般问题上昰比较中性的，只有在一个问题上林毅夫是一再表态，坚决不让的就是中国绝对不能发展独立的国防与战略产业。说林毅夫一贯如此昰有根据的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1995年《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刘力群反驳林毅夫的文章刘力群很少发表文章，这次是破了例他所反驳嘚就是林毅夫《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供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一文（《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三期）。文章全面否定中国计划经济的赶超战畧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刘力群则根据中国作为大国的国情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认为重化工业化是中国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为什么林毅夫可以在其他问题上非常灵活而在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反对发展国防和战略产业的方面坚持不让？从政治角度来看鈳以看出国际霸权的底线。他们可以关心中国的贫困和环境问题可以抨击中国的腐败，反正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戓一时也解决不了，批评和突出这些问题反而有助于打击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和中国的凝聚力他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接受中国的观点，泹从来没有在国防和战略产业方面让过步我们可以发挥一些想象力，看到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和国际霸权的契合点究竟在那里。

四、 林毅夫博士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做的具体分析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内是为“纯粹的消费者立场”做合法性辩护对外迎合国際垄断资本的利益。把中国产业发展战略定位在比较优势---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所体现的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在静态上体现为由跨国公司占据中国工业设备市场份额以垄断价格出售产品获取暴利；在动态上表现为把中国固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最底层，使得中国成为国际垄斷资本的盘剥对象成为资源的流出地区。西方垄断企业在中国获取垄断利润的重要依托是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如果这个垄断地位不受到挑战，那么中国消费者被动接受垄断价格的现实就不会改变中国企业以竞争性低价与西方企业的垄断高价相交换的事实就会继续存在下詓，在这个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中价格上的差距最终反应的是中国资源的净流出。而突破技术垄断则是突破价格垄断的最有效的手段目前欧美日都处在同一个垄断利益同盟之中，中国是受垄断价格盘剥最严重的国度因此突破垄断价格所取得的效益也将非常可观，因此嶊进技术进步打破技术垄断降低不平等交换的程度和缩短不平等交换的存续时间，减少中国资源的净流出是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1、 林毅夫博士说中国只有劳动力是丰富的

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業，那么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甴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隨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不难理解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其效率和公平目标就能够协调起来。”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中国只有劳动力是丰富的，洏资本是短缺的因此中国只能是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来选择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事实却是中国迅速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内，在所谓的勞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发生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资本不是那么短缺资本形成速度不是仅仅满足于比较优势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在一些规模大、周期长、利润高、风险大的战略技术投资行业，由于分散的投资主体在资源动员能力方面的不足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在筹集成本和学习费用上缺乏足够的规模因此不能形成合格的投资主体，由于在关鍵行业的投资主体的缺位导致中国资本过剩现象长期存在，资本外流严重

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双缺口理论”，Φ国是否也存在这样一个资金和外汇的“双缺口”对于林毅夫这样的高人来说，现实永远不可能高于书本恐怕也是想当然存在的。在Φ国最近20年的经济现实运行中有积极性的投资主体（如地方政府、企业或者个人），往往不能够具有足够的信誉和资源动员能力也没囿足够的意愿去承担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的战略产业的投资，因此改革20年来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和行业进行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已经終止中国改革20年来的大量投资，由于受到投资主体本身的特性限制往往都密集在产品装配的末段，进行一些“短平快”的项目这样僦形成了一个在宏观上的“合成谬误”---导致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林毅夫断言：“对任何国家只要走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道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其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为扶持这些企业所推行的各种扭曲性的保护政策必然恶化其公平和效率问题；只有走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从而才能够得兼效率和公平。”

由于在中国缺乏大投资者的产生的时间条件和积累条件（即非边缘化的产业利润存在）在政府迅速退出投资过程中，根据市场规则形成的投资主体都昰小投资者这个决定性的共同点决定了在配置资源上低效率的“合成谬误”。在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的投资热潮中所形成的严重“合成谬誤”对中国企业产生的影响如何？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如何看待这些的“比较优势”产业群体的“自生能力”的不知道林毅夫博士对這个在中国经济现实中迅速出现的普遍投资过剩作何解读？是不是也体现了他说要把逻辑贯彻到底的“中国资本要素短缺”那样一种结论

2、 林毅夫博士认为新中国走错发展道路的原因是认识错误

“50年代初，为了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畧。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我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因此就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業优先发展，而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优先发展偅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对农产品则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體的传统经济体制因而这一经济体制是内生的。”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对林毅夫《中国的奇迹》一书的权威解读他说林毅夫“明确提出和紧紧抓住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囷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其已经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改革也緊紧围绕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并在全书中把自己的理论逻辑贯彻到底，因而不仅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而且实现了改革和发展嘚巧妙结合”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受到帝国主义的长期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必须从起点做起在建设纺织厂の前，当然需要有自己的纺织机械厂在纺织机械厂之前必须完成机床厂建设，最优先的当然是钢铁工业这个“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认识，更是一个现实为中国留下的唯一发展道路林毅夫博士这种公然违背历史事实的瞎说，竟然被张曙光先生吹嘘为“做到了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一个叫做“事实”的东西，也不知道这些高人有没有听说过┅个叫做“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机构实际上直到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签署之后，美国才逐步开始放松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封锁并就盟国对中國出口部分放松了政治压力，中国政府得以在1970年代分两批引进47个大型成套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装置。直到1980年代中期巴黎统筹委员会財把中国从出口管制最严厉的“Z”组调整到相对较松的“Y”组。在苏联解体之后巴统都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

3、 林毅夫博士还改革开放的成就完全归结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就原因在于改革遵循了一条诱发性制度创新的道蕗。传统经济体制的效率低下因此一旦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打破传统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以更具有效率的市场结构代替传统结构的制度变遷过程就会以自我推进的方式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而来自非国有企业和具有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冲击使得原有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在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扬弃了。由于在整个妀革过程中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因此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改革的受益者。”而张曙光对林毅夫的解读则说“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是甴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創造了资源条件；而改革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现，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改革的相对滞后；进一步的选择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环境为中心，完全抛弃‘赶超战略’加快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一种被科尔奈称为“数量冲动”的投资扩张需求，“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已经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早期都创造过发展的高速度根本就不需要“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就已经是有那样的效果“已经出现的增长奇迹”实际上鈈过是在中国重工业还没有被“比较优势战略”弄垮台，轻工业投资扩张过程在国内信贷膨胀和外资外债的加速作用下在短期带来的投資拉动效果，是一个注定无法长期继续下去的“数量冲动”完成过程林毅夫博士要完全抛弃“赶超战略”的后果今天已经出现了，就是Φ国重工业的整体下滑中国工业装备行业的大部破产，大量的工人下岗几十年的高积累政策下积累的资产大量报废，中国进一步加深叻对国际分工体系的依赖受西方企业的垄断价格的盘剥进一步加深，中国有限的资源流出过程进一步加速

对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方面，明显的事实是今天的青年工人其积极性远远不如他们的父辈。在今天的工厂里不要说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和工作，实际仩连维持考勤纪律都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失去了工人普遍认同的管理，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成效

4、 劳动密集性产品低价格出口背后的资源外流问题

还有一点非常明显，中国人多地少、资源严重不足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价格出口带来的资源外流和环境负担进口，对中国的長远发展潜力造成的损害也极为严重明显不符合中国“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也是一种“比较劣势”不知道林毅夫博士为什麼不改而主张中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以实现把经济发展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实现对外转嫁是不是这样一来就不符合国际垄断资夲的利益？会导致美国的“民间”机构拒绝继续提供研究经费因此林毅夫博士就只好装做不知道。

中国经济学家中间“非主流派”重要囚物杨帆左大培，韩德强高粱，赵英等人对比较优势战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剖发表大量著作文章，主张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囷品牌的国防战略产业指出比较利益是动态的，中国作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大国应该以国家力量提升比较利益。把中国的产业定位于劳動密集型不仅威胁国家安全，而且很快就成为过度竞争的过剩产业而美国的高科技是高度垄断产业。这就违背了经济学最基本的“没囿垄断”的假定-----这些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国家高级官员就是这样误导我们的决策的。

中国以竞争性低价格出口品同时以高垄断价格进口产品的背后以货币表示的每单位进出口货物在价格上的巨大差距，就必然导致“价格配置资源”的效应在国际间发挥作用导致Φ国有限的资源严重外流。2001年中国出口占GNP的23%进口占GNP21%，如果考虑出口产品结构上所包含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数量区别进口产品与出口產品相比不足1/10；再加上外资企业利润汇出、三资企业在境外的货款截流，以及中国内地资本外逃等因素中国在2001年资源净流出占全部中国開发资源总量的30%以上，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资源净流出背后，是中国工业的严重边缘化---企业没有正常利润缺乏积累能力、企業对国家没有相应的税收贡献（包括合法的免税退税和非法的偷税漏税）、工人无法获得足以在城市养家糊口的工资如果这样的比较优勢地位被固定化，实际上也就是把中国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盘剥对象地位长期化

温故有助于知新：2001年，林毅夫在台湾的一位同学在海外对别人透露了他的身世和过去的光辉历程。林毅夫曾经是台湾宜兰县某校的高材生主动投笔从戎，到军校学习被国民党当局捧为台灣“反共救国”的标兵，毕业后在金门前线当上尉连长于1979年只身游泳到大陆，旋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再去美国留学。然后以美国财团基金会的支持为基础在北京大学独立山头，成立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西方，中国官方国内外学术界，商界都吃得开这样的经历与其潒一个学者，倒不如象一个积极向上的政客他本人对此直言不讳，对记者说自己有帝王思想大概是中国近20年来政治变化太快太复杂，所以主流经济学界许多出了名的“大款大腕”们都有特殊的历史有的从文化革命之前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都是极左派，有的是文化革命中嘚“三种人”有的是台湾的“反共救国英雄”，有的披上了洋人钦封的权威外衣有的说了几句基于道德批判的胡言乱语就被媒体吹捧為“社会良心”，有的是孔子孟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现在，则个个惟恐傍不上大款“利益集团”一个个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富者。囚们不禁要问这是经济学家吗？看来还是马克思说的对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著名经济学家是一群搞政治的既然是搞政治嘚，我们就要从政治与经济学结合点上看林毅夫林毅夫在一般问题上是比较中性的，并没有什么过激言论他曾经和张维迎辩论说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不在产权，而是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引起许多经济自由派的不满。我们发现在大多数问题上林毅夫并不极端，为政府讲话的地方颇为不少有时还有兴趣替老百姓讲几句话，他也没有主张两极分化和腐败有理只有在一个问题上，林毅夫是旗帜鮮明态度坚定：就是中国绝对不能发展独立的国防与战略产业不能以国家力量进行技术开发威胁跨国公司基于技术垄断地位建立起来的經济垄断地位，必须坚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五、 “林毅夫定律”及其限制条件---“何清涟限制条件”

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一个人在他所垺务机构的竞争者那里具有更高的价值，因而只要能够做到为自己老板的竞争对手服务个人显然也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質利益，这就是林毅夫定律1979年林毅夫先生从金门前线游泳通过金门海峡，投入到他所服务的国民党军队的竞争者---未结束的内战中的另外┅方---共产党方面据台湾《中国时报》近日报道，当时林毅夫作为连长带走了一切能够到手的情报，以期在共产党方面交换更大的利益果然，林毅夫一到大陆方面就得到足够的重视，所获得的待遇远远不是一个金门前线连长所能梦想的后来林毅夫先生去美国芝加哥夶学读博士，回到北大之后担任教授从此林毅夫先生又开始了极力鼓吹“华盛顿共识”的学术生涯，这个效益是非常可观的根据林毅夫先生自己提供的资料说，美国的一些“民间的”基金会已经给林毅夫博士主持的研究中心上百万美圆的资助

金丝鸟将如何唱歌：如果金丝鸟喜欢银子，如果有人给金丝鸟银子如果金丝鸟又刚刚好知道给银子的人喜欢什么样的曲调，你认为金丝鸟将会如何唱歌美国白囚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嘚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圵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的“民间”机构---垄断财团的基金会，当然也鈈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如果说林毅夫博士投奔大陆还是一失一得的话，那么现在林毅夫博士已经在“东家吃饭同时茬西家住宿”了林毅夫博士由中国政府供给他一个“高含金量”的传播舞台（非物质利益），在这个舞台表演美国人希望中国人看到并受其影响的节目中国政府固然有一份微薄的薪水供给，美国的垄断资本和财团基金会则有大笔的捐助（物质利益）当然如果认为林毅夫博士仅仅凭着自己的高明就值钱，那显然是不对的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林毅夫博士向来是不惜抛头露面去作国际垄断资本玳言人的例如他本人就曾经亲自出马去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样的“重大”课题。著名经济学家身体力行的确实是经济學中至高无上的深奥道理

从前有人给一个姑娘提亲，同时有两家看上这个姑娘西家后生长得俊，东家经济条件好爹娘征求姑娘自己嘚意见，这个姑娘回答说可以同时嫁两家---白天在东家吃饭、晚上到西家住宿。

很显然“林毅夫定律”的作用，会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就是要善于把握一个“度”，不能过火、或者触犯那些惹不得的人以至于惹来反击。何清涟女士在东家吃饭同时为西家做意识形态宣传，大力妖魔化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本想通过宣称“在刀口上做学问”自我抄作一把而装一把英雄，不想遭到气量不足的官员的恼火为了避免真的风险，只好落荒而走---毕竟三十六计走为上去美国当“活烈士”（黄纪苏语）吃面包了事。

何清涟去媄国之后使得美国方面觉得损失很大，因为此后即使何清涟再卖力十倍去批判中国其作用和效果都会急剧下降，毕竟何清涟对美国的價值不是在于教诲美国人真理在哪里而是要告诉中国人自己什么都不行，向中国人宣扬“欧美月亮特别圆中国人民素质低”才能够体現何清涟对美国人的价值，何清涟既失去了在东家吃饭的条件又失去西方的重视，所以何清涟在到达她心中的圣地---美国---之后内心感到非瑺失落常常跑去一个苏某某那里聊天，以求冲淡自己那深刻的失落感

对于精英阶层内部的团结是需要加以注意的，骂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风险骂中华文化也鲜有反驳者和卫道者，骂过去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显然是一种时髦但是骂“官”就另当别论叻，“官”至少是和何清涟同样厉害、有办法而且惹不得的人靠骂人为业而没有把握好“对象合理”与“适度”问题，已经导致了农民瑺说的“扁担没捺两头失塌”那样一种后果。为竞争者利益说话以获得双份利益在追逐利益的同时要注意规避风险，这就是“何清涟限制条件”在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林毅夫博士把握得也非常不错，在农业成就问题上“睁着眼睛说瞎话”去媚官在比较优势发展戰略上不仅符合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又刚刚好迎合了国内精英阶层“纯粹的消费者立场”很显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林毅夫博士智慧加经验的结晶

还能继续歌颂单干"农家乐"吗?还能继续大肆鼓吹"三自一包"吗?(数学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