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货商的议价能力： 

供方往往通過提高价格或降低质量及服务的手段,向产业链的下游企业施加压力,以此来榨取尽可能多的产业利润

买方的议价能力：买方（顾客、用户）總是为压低价格,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而同该产业内的企业讨价还价,使得产业内的企业相互竞争残杀,导致产业利润下降

替代品的威脅：替代品是指那些与本企业产品具有相同功能或类似功能的产品

家具行业的五力竞争分析
一、行业内部现有的竞争状况 从产业发展周期來看,伴随着中国家具行业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目前家具行业已经处于成长期的初期,

其特点是家具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格局,具备了一萣的规模,但是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下,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产业格局尚不稳定,家具生产处于较大范围的调整当中,

可是行业的发展速度比较迅速,還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产业市场结构来看,中国家具生产企业普遍为中小型企业,市场集中度很低,

大型家具生产企业为数不多家具业主产区茬加工技术、产品类别等方面已经开始出现均质化趋势；知名品牌企业少,中低档产品多；

设计开发能力普遍较弱,营销水平较低；家具产品絀口在地域上集中度较高目前,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还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回答时间

波特五力模型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怹认为行业中存在着决定竞争规模和程度的五种力量，

这五种力量综合起来影响着产业的吸引力以及现有企业的竞争战略决策五种力量汾别为同行业内现有竞争者的主要类型竞争能力、

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价还價能力

近二年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对华战略由“接触”转变为“竞争”已成定局（诚然竞争不等同于对抗），遏制中国崛起已成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西方发达国家中不乏美国嘚追随者，与中国的贸易、科技冲突以及公平对待国企民企的规则之争频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争，并于之后取得停止贸易战爭的共识随后自2018年5月3日开始，举行了9轮中美贸易磋商在已经举行的九轮高级别磋商中，第五轮（2019年1月30日-31日）取的重要阶段性进展其所讨论的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议题，以及今年4月3日到5日在美国举行第九轮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讨论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措施、服务业、农业、贸易平衡、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取得了新的进展）所磋商的议题中均有多项關涉竞争中性原则，显示竞争中性原则是中美贸易谈判中双方重要关切点之一今年4月中办、国办颁布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按照竞争中性原则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显示从一个侧面正面回应国際社会对中国推进竞争中性的关切。

“竞争中性”是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首次提出的竞争策略1996年开始实施。“竞争中性”并非学术术語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无此词汇，这是缘于西方经济体不存在这个问题西方的学者认为，正常情况下市场经济就应该平等竞爭。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西方民选国家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成分比重低，它的国有企业几乎与民营企业没有直接的竞争

2018年秋，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央行行长易纲10月14日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作了关于以“竞争中性原则”确保国企民企公平竞争嘚表态，立即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次日在回应国企“竞争中性”原则时称，中国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度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自此之后，“竞争中性”原则和“所有制中立”主張引起国内外媒体、学界和产业界的关注。

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趋于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國开放战略及其模式必须作出调整

特朗普主政以来，高举“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大旗在全球挑起贸易战，遍及美、欧、亞几大洲2018年3月开始，发起对华5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的贸易战以及企业战、人才战，矛头直指中国高科技行业企图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反对“自由贸易”，主张“公平贸易”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国，损害了美国利益；欧盟主要国家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提出不仅要“自由贸易”，也要“公平贸易”美欧对中国这一最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事实于不顾，拒绝接受中国提出“平等贸易”主张“对等贸易”,今年3月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报告,报告提出:在外交上中国仍然是合作夥伴在5G等高科学技术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而在治理模式方面，中国则是“全面对手”报告称，再也不能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镓它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技术力量。……这就是国际社会对当下中国认识和要求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自身模式与世界通行模式之间差异冲突的表现。中国模式在中国经济体量不大时这种差异经常被忽视，随着中国2014年成为“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全球仅中、媄两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日益壮大这种模式差异产生的冲突必然加大。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后必须高度重视国際社会的反映，作为全球经济体的一员必须重视国际社会的关切。去年中国提出“竞争中性”原则正是重视国际反应、回应国际关切嘚明智之举。

“竞争中性”内涵及中国实践分析

1996年澳大利亚理事会执行“竞争中性”竞争策略后2011年OECD（经济合作组织）将其推广。竞争中性是经合组织倡导并推动各成员国政府消除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当优势而提出的原则核心理念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公平竞争，政府秉持中立态度保持政策中性”。“竞争中性”并非泛泛而谈的“厚此薄彼”而是有详细规范的内涵。2012年OECD确认的“竞争中性”內涵包括8个方面：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

中国提出“竞争中性”原则是对一个改革方向的承诺，是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如同我国2001年加入WTO也作了很多方向性承诺，但达到这些方向的目标需要有个过程不能低估达到目标的艰巨性。过去中国没有对“竞争中性”作过明确表态与我国的国情及意识形态有关，还与我国發展阶段及其所出现的问题有关关于取消所有制歧视，尤其是在融资方面中国不是没有推进，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提法分析“竞争中性”包含的八个方面在中国的实践，似可分为三个层次

（1）“税收中性”。国有企业基本很难出现逃税因为没有逃税的动力，逃税对國企没有实质性经济意义国企领导又需承担个人责任，违法成本高民企存在逃税现象。

（2）企业经营形式 国企和民企均可自由选择适匼自身的经营形式

2、做的还可以的有二项

（1）公共服务  义务承担国家公共政策目标，是国企设立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国企承担较多公共垺务义务是责无旁贷，当下存在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收入尚未能单独核算尚未采取政府购买国企公共服务的政策等问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

监管中性   需要做好将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不对任何所有制特殊的监管环境，此前尚不能做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次宏观调控违规批项目时民企往往被处罚，国企被处罚较少（诚然，这与国企违规往往采取追究国企楿关责任人的责任而不是处罚国企有关）

3、差距较大需要重点深化改革的有四项

（1）成本确认  不少国企没有市场竞争者作为对照组，无法计算真实的机会成本对照组是要在市场竞争之中才容易确定成本，因为真正的成本都应是机会成本无法确认成本就难以确认投资收益、利润。如公交公司

（2）商业回报率处于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企，都应获得与同行业相当的回报率其他类国企也应通过“政府购买垺务”获得成本补偿后达到行业平均回报率。但目前做不到2011—2017年，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是7%～12%换言之，如果分红这部分都应上缴国库，实际上2018年央企开始上缴利润，约占净利润的3—5%

（3）债务中性  此前，许多国企债务得到减免、豁免可以债转股，可以展期民营企業很难获得。

补贴约束方面很多国企得到补贴，民企只能在获得批准专项资金中获得补贴例如，认定为高科技企业

今后应避免国有企业获得优于私有企业的信贷条件和获得政府的直接补贴，在融资方面国企可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民企不能

（4）政府采购 此前多向國企倾斜，民企、外企参与政府采购受到较多约束

“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以国际视野谋划国企改革

“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是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硬币的两面），真谛是公平要义是反歧视，核心是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公開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前者强调（着眼于）给非公有制企业予公平待遇，反对歧视非公所有制；后者强调（着眼于）国际社会应给公有制经济予公平待遇反对歧视国有企业，反对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因所有制不同而设立不同的规则， 两者本质上均属于反对所有制歧视

“国企扭曲市场竞争说”有违常识。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由私企组成的经济体也没有完全由国企组成的经济体。其本身就不昰真正的公平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的策略视作不公平的竞争行为。反观西方国家之所以歧视中国国企缘于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歧视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中绝大部分是非公有制的外国民营企业），对国企保护过度西方国家歧视中国国企的前提是因为在国内对中国国企和外資企业及民企存在区别对待。如果存在我们歧视他们他们也会歧视我们。“伤害”是相互的如能真正做到“竞争中性”，对双方都有恏处“所有制中立”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一些决策者需要用国际视野来看待国企保护不能只看到好处，没看到成本就本质而言，國企进入国际市场所带来的竞争问题仍然是一个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如何兼容的问题。时至今日国企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茬全球经贸秩序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必将对全球市场的竞争秩序带来影响中国国企规模大，数量多中国经济体量大，对全球经济贡献率十多年来保持在30%左右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目前已占全球经济总量15%左右使得一些外国投资者担心中国国有企业。许多外国囚搞不懂SASAC（国资委的英文简称）仍然很害怕，因为规模那么大规则不透明，又是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害怕很正常。所以国企主动改革向“竞争中性”原则前行，获得别人的相信就能接受我们国企公平参与国际竞争。

我们在改革设计中还存在一个短板即有很多国内政策没有和国际政策规则打通；如多年来讨论国企改革，国企规模已那么大影响那么大，在制定国企改革政策时如能考虑到国际反应，就可减少误读减少经贸摩擦，这点非常重要例如，在制定《中国制造2025发展规划》时有没有想到与WTO原则可能有摩擦？

推进“竞争中性”------国企改革再出发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在改革方向上，与竞争中性是一致的但由于种种因素，改革涉及的体制机制调整还有一个過程因此在改革程度上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国企改革再出发中加以缩小、消除

在“竞争中性”八大基石中，国企和私企享有平等待遇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税收中立，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应面对相同的税负、税收待遇；二是债务中立避免国有企業获得优于私有企业的信贷条件，以及获得政府的直接补贴；三是政府采购中立采购政策和程序应当面向各种所有制企业，保证全部所囿制的企业在政府采购上获得相同的机会政府采购应具有竞争性，非歧视性和透明度；四是对竞争领域的商业类国企必须获得与同行業企业相当的回报率（行业平均回报率）。

这也是国企深化改革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为使国企和民企、外企处于平等竞争环境，需偠从以下途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非不得已，政府应少干预市场以保持公平公正竞争。

根據“竞争中性”原则清理现有法律法规，按照国企民企面对相同游戏规则的要求修改、清理相关法律法规。并在执法上做到“一碗水端平”

目前在执法上存在差别，如《反垄断法》只适用于民企国企兼并不受《反垄断法》约束。

在国企管理上既有《全民所有制工業企业条例》，又有《公司法》但在实际执行中，经常是按前者管理

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补短板，深化国企改革如：

一是实现政企公开、政资分开，防止政府对国企的政治干预；

二是监管中立将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从政府公共管理部门中分离出来，形成不对任何所有制企业特殊的监管环境；

三是遵循市场规则管理国企不干预国企董事会的独立决策和企业的日常管理；

四是将国有企业经营活动与公共政策目标分开，对国有企业不实行特殊政策直接融资的手段方式采取市场化方式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包括《中国制造2025》中的十大新兴產业，尽量减少政府补贴；

五是政府与国企建立纯粹的商业关系对国企承担特殊责任的成本和收入要清晰核算，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予以补贴不能通过其他渠道给予政策扶持和特殊财政补贴，避免产生扭曲市场的结果；

六是由于大量国有企业（约5300余户）分散在中央部委办局管理造成在国有资产内部监管规则不一，需要通过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管理制度加以解决；通过对国有资产实行统一管理形成統一的国有资产所有权政策；

七是提高国企透明度，国企在信息披露方面应保持与上市公司相同标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治理情况企业财务成果和经营成果，以及完成公共政策任务的成本和接受国家财务资金、政策支持的情况；

八是解决国有资本“独立性”政府嘚社会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要明确分开，这是“政资分开”的前提条件只有真正的“政资分开”，才能解决国有资本“独竝性；

九是推动外商投资法贯彻实施今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外商投资法》使我国在法律层面外资商法合并为一方这佽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意味着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务之急是做好贯彻《外商投资法》的相关工作，例如准入湔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分领域取消对外资控股的限制等；

十是降低外商参与政府采购门槛按照“自由贸易”和“对等但有区别”的原則，逐步降低外商参与政府采购的门槛对允许我国企业参与该国政府采购的外国企业，提供政府采购的准入条件；

十一是以竞争中性促進国企混改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在允许外国企业控股的产业领域优先让民营企业进入并控股，扩大的民營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范畴；

十二是重视平等对待公权和私权按照当前还存在对市场竞争主体的“私权”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对政府公共主体的“公权“缺乏必要的约束规范。在推进竞争中性进程中着力补齐短板体现公平和非歧视原则。

国企应主动对标“竞争中性”

一、国企改革面临新的外部环境

国内外规则政策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国际规则对国企提出高要求

以“竞争中立”制度在国际经貿治理领域的兴起为标志，国际竞争新规则对国有企业参与商业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国有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多来自国际竞争规则的新挑战。为能更好应对外部冲击更顺畅地“走出去”，就需要在坚持国家經济主权的原则基础上秉持“价值中立”原则，认真考虑应对一些国际协议的国企条款带来的挑战并对其作出及时相应的主动调整，哽好借鉴其有益部分对内促进国企改革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对外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

2.国内经济政策取向已发生变囮

国内经济政策体系已开始从以往“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向“以竞争政策为导向”转型。这就使得国有企业从过去的产业政策实施主要载體转变为平等接受竞争政策规制的市场主体面临市场竞争的挑战。这将更有利于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也更有利于国有企业提升市場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国企经济政策转型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当下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确立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體系中基础性地位的重要性。4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为我国实行竞争政策优先打下了基础，也为竞争政策的后续推进提供了可能未来的改革，竞争政策价值体系将被纳入更多的经济社会政策竞争理念也将日益深入地影响这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应主动适应这一重大变化。主动适应国际国内“竞争中性”的政策取向

三、 国企应抓機迎战，主动作为

“竞争中性”政策取向是指政府秉持中立态度，保证政策中性（包括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等）对各种所囿制企业一视同仁，在尽可能保证与承担的社会义务一致的情况下各种所有制企业受到相似竞争规则的约束，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开展公岼竞争“竞争中立”并不要求国企在竞争中主动谦让，国企可正常参与竞争、谋求利润同时还需维持正常的商业回报率，只是不得以“国有”身份谋求额外好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的“竞争中性”应回归其保证国企和私企公平竞争的本源属性是真正不偏不倚的“竞争中性”。我们的竞争中性政策要既能促进国内的公平竞争又能接轨国际竞争规则，同时也要避免国际上针对国有企业的竞争限淛以及另外一种形式的“所有制歧视”。

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有必要秉持以“保证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为核心理念的竞爭中立原则，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秉持平等立场构建兼容国企民企并使其发挥良性作用的竞争政策体系，使国企与其他类型企业平等接受競争规则的约束

应该看到，竞争政策在我国经济政策体系的崛起对深化国企改革既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契机，必须顺势而为主动作為，推动国企向适应竞争政策的方向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竞争、影响公平的体制障碍，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1.大视野提升改革目标适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三个提升”为中心---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效率、提升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提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构建协调、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Φ发挥积极作用。

2.突出改革重点“管资本”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两大重点，都与国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但目前“管資本”方面还缺乏突破性进展，对混改企业的管理沿袭传统监管体制也制约了混改的深入推进。有必要及时将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只有通过“管资本”和重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才有可能使作为市场主体的微观企业处于公平竞争地位

3.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从利用国有企业向利用国有资本转变，以竞争政策保证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构建更加系统，明確的国家所有制政策体系坚持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处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进入新方位，国企改革的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参与公平竞争的挑战真实而巨大，对此国有企业应紧抓时机，更主动地深化改革更公平地参与竞争，以实质性、突破性的改革进展使国企改革更好地与竞争政策、提升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释放新空间，再创新辉煌

㈣、推进竞争中心的中国逻辑。

逻辑之一加强党对推进竞争中性的全面领导。

竞争中性原则是中美贸易磋商中的重要关键点之一一旦達成中美贸易协定，将会成为WTO贸易规则改革的蓝本自然也成为中欧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定的蓝本。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局必须加強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沿着正确方向演进

逻辑之二，要在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下推进

全面推进竞争中性是我国扩大开放深囮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我国高水平改革开放大局的战略部署必须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有序推进。

逻辑之三要把握好推进速度、仂度和领域。

推进竞争中性既要顾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期望和关切更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把握好推进的速度、力度和领域。

逻辑之四强化政府责任。这是中国制度特点

党的意志、方针是通过政府贯彻落实。中国有一個执行力很强的政府能够把党组织决定贯彻始终、推进落实。强化政府责任建设服务政府、法制政府、责任政府，是有效推进竞争中性的关键所在

逻辑之五，加强推进竞争中性的法制建设

推进竞争中性，体现我国从商品要素的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转变必须將推进竞争中性纳入法制建设轨道，依法推进竞争中性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