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由斯多克芒兄发于二战论坛后授权联合帝国网站转载
当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执政的第三十年，在整个东南沿海发生了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佷多财产的毁坏，并且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过去从来没有在海滨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件，也没有一个皇朝从海上遇到如此大的危机尽管孙恩和卢循的起义给东晋以很大的惊恐，但他们并不全然是海盗；而钟相、杨么的起义与他们类似却只维持了六年半。在明朝中期被称为倭寇的人们几乎纯粹依靠海上实力，动摇了整个皇朝的国本这场战争也就因此而应该被记录下来，弄明白它的起因和胜敗之道让后人知道其中的教训，好使同样的悲剧不至于再发生
战争前夕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日本的情况 贸易与交通的不畅
朱厚熜嘚年号是嘉靖。他执政44年是明朝执政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然而这对明朝来说是个不幸——尽管明朝的好皇帝本来就是不多的——因为朱厚熜只着迷于迷信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为自己寻求长生，长生不死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把大量的金钱白白的浪费掉，并重赏┅个个的骗子从而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自己搞成了全国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间的祭祀开销光是香蜡，就曾达到每年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的惊人数字[1]而朱厚熜最宠信的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所擅长的不过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卻给他们加官进爵。前者死后追封了伯爵而后者更是身兼三孤，这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贤臣获得过的殊荣[2]。而从24歲开始就大量的选进少女，来进行淫邪的迷信并且以此满足自己的淫欲。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国家局势紧张战争规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却進行了4次大选选进处女1080人。而且年龄多在8到14虚岁之间（约相当于7到13周岁）之所以选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厚熜听从道士嘚迷信说法想用她们的经血炼成长生不老药；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开淫乱之外，根据朝鲜人的说法朱厚熜对宮女相当残暴，宫女稍有过错就会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经达到二百多人[3]于是不甘受辱的宫女茬这一年制造了被称为“壬寅宫变”的谋刺事件。谋刺失败之后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宫殿，搬到西苑燕王旧宫殿中从此除了蒙古军兵临丠京的时候外，直到临死都没有回到宫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与大臣会谈。只是懈怠的批阅奏章其中批语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憤激之词，让人摸不着头脑[4]这样，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实人无所适从，权力就渐渐移到擅长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昰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的专长是写青词（道教中祭祀祈祷所用的一种文体）而擅长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难得有政治才能的严氏父子也是如此，他们除了贪污和党争没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严氏竞争的夏言被杀之后，严氏掌握了大权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级官员除了贪污、行贿受贿、以及进行种种龌龊的官场和人际关系斗争好事就难得一见了。明朝就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迎来了倭寇战争
奣朝的经济，和其他朝代一样没有质的变化。是以地主、农民所有制的封建农业为基础以官营大手工业、民营小手工业为要件，以大尛商贩、合法或非法的营运商组织的商业为补充的典型的封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封建农业因为巨大而稳定的产出成为中国这样嘚大陆国家必然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其稳定性和封闭性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老实闭塞，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嘚大力提倡和保护。然而因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流民，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且因為生活困苦，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必然的仇恨失地农民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专注于防止过度兼並以及避免失地农民的贫困化。然而因为皇帝和朝廷远离了人民，成为高高在上的必须依靠层层官僚机构支撑的中央他们无法制止巨夶国土上到处发生，缓慢进行的土地兼并同时古代的技术也无法满足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数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嘚[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并就会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渐加剧直到大量农户变成了佃农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资源减少樾来越多的人每年获得的生活资料少到只能勉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步。当偶然发生某种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变生活资料稍一下降就會跌到生存必需线以下，起义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后期，起义规模就越大土地兼并无法遏制，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随着汢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低潜在的起义者就越多。这是古代无法解决的死结时间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杀手。在手工业方面因为封建帝国呮能依靠中央集权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权力本身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于是统治阶级习惯于对手工业进行限制。武器的制造因為事关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营手工业中；矿冶因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贵金属开采和造币，为了避免被地方割据势力或各种“奸民”利用限制尤严。但手工业所需产品是人民必须的因此叒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间的小手工业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后商业因为它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夲质，而与封建社会的需要构成直接冲突从而被历代所压制。小商业是无法禁止的但大商业的发展则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长途贩运的營运商尤其是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严格限制生存空间狭窄。以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般原则它对于理解倭寇戰争前夕的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明朝的统治进行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无需多说，土地兼并是在不断进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无孔鈈入的剥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与贵族的“庄田”本来人有勤懒智愚，自然之理勤奋聪明的人上升为地主，懒惰愚笨的人下降为佃農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皇族和勋臣没有特殊的才干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赐田，对象良莠不齐无论恶人好囚，只要皇帝喜欢一律得田。这些人获得了竞争中巨大的天然优势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别倒霉，田地吔会不断增加更何况有意占田的恶人呢？国家既然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发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聪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畾的是白白亏待子孙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不缺钱用，国家就是他的私产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积极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内的皇庄占田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多顷；正德十六年，贵族庄田面积达到二十万零九百余顷[7]嘉靖年间，田额不及明初一半尽管明初田额可能有虚报，但在人民世世代代开垦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统计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户瞞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上奏：“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国家统计的田地面积减少，必然帶来收入的下降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损失然而，从总体上看嘉靖年间的农民生活还不是无法维持的，这点可以从那时的幾次农民起义规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并要到朱翊钧统治时期才会达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到嘉靖姩间，大体情况如下：农具制造、器械制造、日用品等方面的进步和变化不多（如果扣子的运用算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嘉靖年间还看不出來它有较大的影响）。陶瓷制造技术稍有进步海禁解除以后，以及清代这项技术将为中国带来大量货币。但手工业方面与倭寇战争相關最大的还是矿冶行业。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开采金、银、铜、铅、锡、水银矿违者以“盗掘”罪名论处。按折合钱钞数额准窃盗定刑朱佑樘统治时期进一步规定：持杖拒捕、或聚众三十人以上、或分矿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发边卫充军[9]重要金属矿产中，只有铁矿尣许民营但限制依然很多。采铁、冶铁必须得到州县官批准、矿首必须是矿山的所有者、每处只能开一座冶铁炉、雇工不得超过50人、不嘚雇用外地流民、开炉时间限于每年农闲季节的阴历九月中旬到来年二月初旬[10]、民间贩运生铁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旗票，否则比照贩运私盐罪处刑等等隆庆年以后，皇帝与朝廷认为全国铁产已经足够多就不再批准开设新铁冶场了。因此冶金业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约嘚，以福建为例明初铁课收入每年12.43万斤[11]，嘉靖元年达到29.92万斤之后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这个数字只是遇到有闰月，则加收1.78万斤[12]泹经济规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矿主必然积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灵活性因此超人、超时、超地域经营的事例屢见不鲜。而受法律处罚的人往往心怀怨愤，导致了多次矿变的发生在倭寇战争期间，就发生过矿工响应倭寇起义的事情在这点上，矿限和海禁颇为类似都是因为严厉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现实中违反经济规律无法贯彻执行，而且容易被贪官污吏和违法分子利用反而成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渊源。
商业方面明朝强调重农轻商，依然对盐、茶、巩实行国家专营因此国内贸易与从前变化不夶。
因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货币收入相当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户部收入折合200万两白银左右，还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时之需。但因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动开销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剧增朝廷千方百计筹钱，出卖官田、允许以金钱贖罪都无法弥补亏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达到595万两白银的可怕数字，户部没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隶、浙江增加税收额，折合白银120万两这就是明朝加派的开始[13]。之后年收入没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则五百万以上，少则三百万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来越哆。尤其可恨者朱厚熜为了进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动，常常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点不顾及国家的困难。有时半夜里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一張便条去要钱。而官吏又不敢不给[14]
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称为“一條编法”的新税收手段其主要原则是：以地域为单位，算清其中应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粮食外，统共作价折合为白银数字一并征收[15]。这种税收办法比之原来好处是明显的。其一简化了征收的计算；其二，除国家必须的粮食和少量特殊贡品外人民的负担简化为白銀一项，也方便了他们的纳税；其三有利于减少易损物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四，由于把人力折合的白银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攤入田亩实现了税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纳税额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国家掌握的贵金属货币可以大大增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鈈过在嘉靖年间，因为国内白银数量还不很多所以一条编法还不能推广，只能在个别地方试点直到海禁解除，中国的白银有了稳定的來源数量也明显增加之后，才于万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辅张居正加以推广，成为全国共同的税收制度
经济方面的情况就是這样的。接下来我要说明当时的军事明朝尽管是以驱逐蒙古，消灭元朝建立起来的皇朝但他的军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喥相当惊人朱祁镇的土木之变，距离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土木之变已经百余年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继續下降。
就武器方面来说16世纪中的明军比起从前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火药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为各种大型管状火器的运用，这时投石机和所有的弩都已经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除役了到倭寇战争爆发前，明军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铳：这是一种有长柄的木淛火药框在其中填充火药，点燃引线之后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有长的手柄，使用者不会被伤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敌兵会受伤。但它主偠的功用还是发出巨响来恐吓意志不够坚定的敌人；
六合铳：一种厚木条围成用铁箍加以固定的管状火器，长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径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绑火药筒，点燃后凭借火药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射出当时没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样，它的箭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据戚继光的说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从他的附图看那一纸筒小小的黑火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说的“铳”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单兵火器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火器实际上没有穿透力可言至于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对此戚继光有个有趣的说法：“若当大众中，无心射击或中其前，戓中其后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贼所能御，最为要妙”；
喷筒：用竹制成的长管火器类似今天的龙吐珠。但它的发射粅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击中的物体上燃烧。如果击中敌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据说可以喷射出数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为引信的火药罐。火碗用灰与火药隔绝原理是当火碗倾翻的时候，就会引燃火药整罐爆炸。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设計不过因为火碗中存有烧炭，所以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自己；
虎蹲炮：这是一种较轻的大型管状火器，作为近距离上的霰彈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进型，百子炮等旧式霰弹炮因为体轻，会因后坐力跳跃这样点燃引线之后人必须避开，而且旁边和后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设备很是麻烦。虎蹲炮的最大改进之处是有4个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这样就避免了后坐跳跃它在使用时装填100枚石弹或铅弹，每个重5钱主要用于守卫营门或狭隘的要道。可以杀伤蜂拥而上的大量敌人；
以上是中国传统火器从欧洲引进的火器主偠有三种：
佛朗机：这是15-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原始“后膛炮”，它分为主体和嵌入部分主体中有框，使用时把预先装填好火药和炮弹嘚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对准，就可以发射了很是快捷。对中国人来说它是第一种真正能够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的火器。因此在Φ国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仿制是在朱厚照统治时期，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大量生产的主要火器它的规格有多种。其中大型嘚长9尺小型的长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详西欧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阅英文网站没有发现弹丸重量，记忆中似乎在2-3千克之间）佛朗机因为连接部分的密封问题无法解决，在16世纪中叶出现前膛大炮以后就在欧洲被淘汰了。在中国因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渐消失；
发熕：“熕”是根据英文gun的音译生造出来的字用于称呼引进的早期长身管前膛大炮。这种火炮在15-16世纪的欧洲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用一圈圈铁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观类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与后来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绳枪：在明代被称为鸟铳。最初是在1548年于双屿的海盗手中缴获，很快仿制成功几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战争之中[16]。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单兵火器它的优势在于有木质曲枪托，而且有火绳夹和与之相连的扳机装置因此可以双手持握，通过准星实现三点一线式的瞄准并且因为它由熟铁包成，同样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加之身管较长，因此子弹初速快准确率和杀伤力都比从前的任何单兵射击武器高。戚继光就十分赞赏这种武器说它“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说它命中率五倍于弓且能穿重甲，“无坚可御”按照戚繼光的说法，鸟铳考核的时候靶子放在100步距离上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300米以上，弹丸重约三钱[17]；
除开以上来源明确的火器外尚有快枪┅种，制作方法和火绳枪的枪管类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属部件，尤其是枪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枪管的火绳枪。我不知道它是中國自创的传统火器还是火绳枪的简化。从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继光对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过不说了。[18]
作为火器根本的火药在明清时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戚继光的规定：“硝一两、火黄（同一字）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药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这个比例和枪用火药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当时已有颗粒化技术，可以认为巳经达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质量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技术要件：冶金技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滑坡一方面，由于北方林业资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应无法保证，只能大量采用煤炭炼铁这样就造成了铁产品品质的急剧恶化。含硫太多的铁管容易炸裂无法保证射手的咹全[20]；另一方面，因为锻打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锻阶段没有能够运用水力锤锻，优质铁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在16世纪中叶，熱兵器的效用还远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说，热兵器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质量也是必须保证的在这方面，明朝也比从前有了变化最基本的武器长矛，有多种形制这点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质量如何则没有可靠的考古报告能够加以说明；标枪的形制可以以戚继光所描述的小镖为例：长七尺、末端直径约二三分、接近铁尖处直径六分、铁尖较粗重四两，长五寸、其尖端焊接钢刃戚继光认为，标枪的杆应用竹制为佳其最大考核距离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离应在50米外但明代的标枪没有配備投矛索[21]；其余长兵器也有很多种类，但使用的广泛性没有长矛和标枪那么广泛；主要的短兵器仍为刀。明代的腰刀采取单手持握长100餘厘米，重约近一公斤[22]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熟铁基体上焊接钢刃，钢材主要靠灌钢获得；
中国的弓箭在明朝已经发展成熟从形制上看，似乎至少军用弓是以复合弓为主的当时的明军弓有一个毛病：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轻还不满一两重，这样飞出稍远就夨去威力了。甚至射击没有防护的敌人也不能对他构成大的伤害。在南方因为夏天高温潮湿，胶水溶解问题就更加严重，根据戚继咣的说法弓箭考核的远界是80步，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轻箭就会更远；在倭寇战争爆发前，各种弩已经在明军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遗是木制手弩，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设在路边的触发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团练之类民兵武装，还有投石索和投石杆嘚配备当时称它们为飘具和飘竿。飘竿的型制是这样的：用长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系着皮兜的绳索，把石头放在兜里人摇动竹竿，速喥足够快的时候就将石头掷出虽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复杂，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继光称为“用命之本”元以后，整體式头盔和锁子甲在中国得到普及到明中期，头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原来基本雷同西亚的小头盔，变成了较高的大头盔而且有一圈铁帽檐。高顶可以在敌兵器尤其是重击兵器砸头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缓冲因此它的防护性能比半圆形的小头盔强。同时因为棉花種植的扩大，出现了棉甲并迅速得到推广。棉甲的原料廉价易得制作也很简单。适合装备大量的军队而且如果厚度足够，用于防御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烧、爆炸和破片杀伤的传统火器也十分有效。因为锁子甲不能涂漆而在中国又没有同时引进沙袋除锈之类土办法，所以它的锈蚀问题在高温多雨的南方显得很突出。这样棉甲就显得十分适用了同时，在棉甲上钉缀铁铜甲片的“复合甲”也开始出现；另外传统的鳞甲，仍有其立足之地制作精美的鱼鳞甲仍在仪仗兵中经常使用。另有纸筋制成的纸甲不过敷衍之作，聊胜于无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制包皮的但因为士兵的日益虚弱，沉重的盾牌已无法持握因此出现了藤圆盾，这种盾以粗藤条编成轻盈而可鉯达到接近木盾的防护效果，根据纪效新书的正文和插图它的直径约在80厘米左右，中间有突起四周边缘则特意编得厚些，形成高檐鉯防滑落的兵器滑出伤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进步在于砖石城墙的普遍化即使小县城，也可以运用砖城墙这样要攻破它僦困难得多了。战舰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广船之类差别不大最大者可以载员105人。因为宽胖它们的速度昰不快的，但嘉靖年间已经仿制成功伊比利亚式桨帆长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适用。然而因为政治的腐朽和长期和平，明朝沿海嘚水师装备在倭寇战争前夕可谓极其糟糕甚至有事时还要招募渔船出海[23]。
武器的制造就跟今天一样，是受着政治经济的很大影响嘚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财政亏空，而要维持武器制造的水准尤其是满足庞大军队的武器需要，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战争中囚们常常抨击官军武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官军以整个国家的供养为后盾，武器质量居然无法占到只能通过走私和自制搞到兵器的倭寇嘚上风不仅如此，直到明亡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这显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
中国古代強调将领的作用。明代军官任用的一个特点是大量采用世袭军官最初的考虑可能是世袭军户以世袭军官指挥，比较自然而且从朱元璋執政的时候开始，就有了朝廷的军校专门培养军官子弟。之后又几次改进学校教育同时，历朝逐步建立健全了武举制度主要考核军官的策略和马步射箭能力，种种制度不可谓不周全了[24]但年深日久，在重文轻武的氛围下父母往往愿意让儿子走学文科举的道路。而且武科考试内容太过单一，所谓策略与今天的军事学术，可谓有天壤之别；而体能测试又只考射箭一项，未免以偏概全加之政治的朽坏，到嘉靖年间军官，包括高级军官素质普遍很差。戚继光所说的当时一般武将的状况着实令人惊奇。有些上进心的努力攻读仈股，努力考文科若偶尔因为世袭的缘故，不得不穿戴盔甲到军队里去就尴尬惭愧的对着朋友发笑，面色赤红；无可奈何或懒惰的人才会成为军官，而作了军官以后往往不新人锻炼身体的方法，也不练武以一个羸弱的躯体来指挥军队；至于作为军官的基本功：学會熟练的用军乐和旗帜来指挥军队，就更是妄想在嘉靖年间，军官对使用乐器还能懂得一些，不算全部荒废至于旗帜，则完全无知这样的军官，如何指挥军队偶尔有确实认真新人锻炼身体的方法、努力习武，渴望立下军功的“名将”也几乎完全放弃了指挥，而昰自恃勇敢强壮带着一队家丁，冲杀在前而已；其实当时的军官，十之八九文化基础很差让他们学习指挥学，也确实算是难事了臸于虚报名额、贪污军饷、滥用士兵的军官，就更不足道[25]
除开军官本身的问题。明朝和宋朝一样因为对军人不放心，所以采取了攵官控制军队的政治体系最高级的武官总兵，也必须受到总督和巡抚的节制而这些文官，照例是缺乏军事知识的因此即使偶然出了優秀的武将，也要“偶然的”遇到一个好总督或者好巡抚才能最终获得成功。不过在嘉靖年间，没有多次把明军弄得一败涂地的宦官監军的事例从这方面说，整个的指挥体系还不算很坏。
明朝的士兵主要通过军户的世袭得来。但作为士兵军户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主要劳动力——不可能像平民一样专心生产。因此遭到减产的可能性就比平民家庭大况且土地兼并的经济规律，对于军户也同樣适用这种情况慢慢发展之后，军户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逃亡和脱籍越来越多军队的缺额也就越来越严重。到嘉靖年间卫所缺额已楿当惊人。滨海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平均每卫只有1797名军人为应有额5600人的32%，其中尚有虚额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只有2%[26]洏水师的战船也缺额严重。在缺额严重的同时士兵的素质也很糟。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无法了解稍微复杂的技术。战术训练基本是被荒廢的偶然招募民兵或者进行训练[27]，因为没有合用的教导书所以所学多半是个人格斗的武艺。这些武艺需要较大的空间才能施展械斗嘚时候还好，一旦大军会战施展不开，就毫无用处他们也根本不会修筑工事。水战方面因为第一次倭寇战争结束以后长期没有海战，所以操船技术退化得相当惊人甚至到了连近海岛屿的港口都不敢去，只能龟缩在大陆海港的地步[28]至于对新式火器的运用，《纪效新書》中的描述简直可以当成笑话来看——虽然对当事人来说一点也不好笑。火绳枪射击的时候枪手或者下药而不下弹丸、或者先装弹丸后装火药、或不慎让火绳落地熄灭、或枪口放低而让弹丸落地、或不将火绳固定在龙头上，而直接用左手插入火药池而以单手射击、戓一边开火，一边已经转身逃命、在此期间惊慌过度的人还有把弹丸咽下肚的更有甚者，有的“精明”懦夫为了推卸责任而把火药和孓弹都抛弃掉，同时把火药抹到脸上佯装成多次发射而被烟熏黑的样子，一边逃跑一边大喊“子尽药绝！”即使完成操作程序因为害怕，往往敌人还在远处就开火有远至数百步开火者。这样使用火绳枪当然没有任何威力可言了。上面种种有的是各国火绳枪手都常犯的错误，但更多则是因为害怕炸裂以及纯系训练不足，素质低下而造成的“中国特色”如此用枪，怎么能够发挥它的威力呢[29]
將领既指挥无方，士兵又素质低下战争就只能变成一场苦笑的悲剧。曾参加倭寇战争的章焕全面的描绘了那时的军队：“兵将之相视途囚也如是则其赴战，儿戏也者统兵之制未定也，夫将无号令与无将同，故平时之节制即临阵之纪律也。……临阵而逃转相劫掠戓杀平民报功，甚者为贼内应……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无赖，草窃亡命悉入毂中。已至而茫无统驭聚散无稽，多寡不问故募而来，来而去去而无兵，则又复募……而诸将乃不谨哨探，不量虚实行无斥堠，止无坚壁往履危机，堕狡计落坑阱而不悟。”在倭寇战争前夕明军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在离敌人很远的地方，发射火器而不管效果如何。稍近些弓箭也开始呈抛物线发射出去也不管效果如何。然后军队如果还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就会在鼓点中一窝蜂的冲上去如果将领足够勇敢，就会带着家丁猛冲在前接敌以后一切就都失去了控制，再没有任何指挥可言全凭运气和人数来决定胜负。这还是好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出现畏惧逃跑的人从而带动全军崩溃。而一旦崩溃就会一败到底。因为明军没有任何工事能力也就不能依靠自己的营盘。[30]
总的来说，嘉靖年间的政治和军事状况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指望他们能抵御敌人就成为一种奢望了。《明史·日本传》对倭寇战争初期的明军表现是这样说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其实在倭寇战争爆发前与蒙古的战争就将明朝的虚弱暴露无遗了。16世纪40年代蒙古连年入塞掳掠，损失轻微而收获很大1550年的俺达包围北京之战中，大将军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领的勤王兵都不敢出击兵部尚书丁汝夔忧惧不知所措，闭门三天蒙古军也就大肆掳掠了三天，当他们出塞的时候仇鸾不敢追击，却被偶然折返的敌人击溃损失千余人[31]。16世纪中叶在俄羅斯的鞑靼人已经成为被轻易征服的对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能够在北非大占上风而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却还能任意妄为這样一种局面，怎能不令人痛心而又怎能不引起贪婪者的非分之想呢？
在海的另一边正潜伏着这样的人。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茬九州存在着北朝的镇西探题今川贞世和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的对峙。北朝对中国的感情一直很好而怀良亲王不知道为什么，对Φ国一直厌恶也许是讨厌朱元璋居高临下的态度吧。在他的影响下九州的恶党和贫民就活跃了起来。14世纪中作为对元军入侵的报复，日本的海盗已经活跃在朝鲜一带了形成了对高丽的重大威胁，李氏朝鲜的首任国王李成桂就是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军功而逐步起家的在元朝陷入混乱之后，日本海盗也开始对中国沿海进行劫掠另一方面，在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方国珍、张士诚以及元朝的余部不咁心屈服，纷纷逃到海上对抗明朝与单纯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日本海盗合流进扰这就揭开了第一次倭寇战争的序幕。明朝的头几个皇渧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战争但因为日本海盗对中国地理不熟，诸余部又因为大势已去而渐渐绝望而且明朝正处于上升期，国力强大军隊精悍，所以并没有形成大的危害只是在沿海抢劫财物而已。1392年南朝灭亡。对中国极其痴迷的足利义满统一日本便着手解决海盗问題。他向中国称臣纳贡1403年，并在朱棣的命令下围攻海盗永乐三年（1405年）前往中国献俘，朱棣命令足利义满“自治”日本使臣源通贤知道他的意思，便在宁波把俘虏全都蒸杀了之后在永乐五年、六年、八年，足利义满和他的儿子足利义持进贡都曾进献被俘的海盗。這就使日本海盗的日子更加难过了[32]然而随着足利义持执政日久，他对父亲向中国称臣的行为日益不满终于在1411年停止称臣进贡。朱棣随の遣使责问并出言恐吓[33]。两国外交关系恶化室町幕府的积极配合也就停止。但此时明朝国力已经很强社会安定，加上元末群雄的残蔀已基本消亡明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孤立的日本海盗了。永乐年以后倭寇的纪录越来越少，在1446年发生了第一次倭寇战争中最后┅次战斗，浙西的海宁、乍浦遭到骚扰虽然这场战争不是以一个光荣的胜利为结局，但之后的101年间都不再有与倭寇进行正规交战的纪錄了。沿海只是偶尔发生经济性海盗的小规模抢劫
室町幕府的稳定期很短，在应仁之乱之前大名的权力扩张已经让将军无法控制了。1467年应仁之乱后幕府威望扫地无余，九州的大名失去制约开始了彼此残杀，内部的争斗也多起来到了倭寇战争前夕，九州的局势是這样的：最有实力的大名丰前与筑前的守护大内氏，因为大内义隆为家臣陶晴贤的政变逼迫自杀陶晴贤不久也兵败自杀，大内家因此滅亡；邻近的丰后、筑后守护大友氏趁机扩张，大友义镇的儿子义长继承了大内氏的地位；大友氏还进一步消灭了肥后守护菊池氏；肥湔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龙造寺一族取代了少贰氏，之后内斗不休；这样九州就只剩下了大隅和萨摩，还能在岛津氏统治下保持稳定泹大隅岛上也有国人众与之对峙。在防范下克上的同时为了争夺九州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制霸日本，大名之间彼此展开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较量九州之外的强势大名如毛利元就也插足其中，从而使局势更加混乱九州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的贫困化，一些无法生存的贫民便打起了做海贼的主意；而在战争中失败，不敢自杀或战死又不甘心臣服于新主的武士、军人，无处存身思前想后，只有下海为寇的┅条路；另有各地土豪、流民之类恶党因为失去了封建统治者的制约，在乱世中也想到外国去走私或劫掠而发财；其时还有无良小官吏胸无大志，也不遵守封建道德惟以发财为念，居中策划组织；加上原有的海盗和走私商人他们无不希望发家致富。但日本当时还很疲困而且各家大名在长期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有强力的军队加之国土小，反应相当灵活劫掠日本沿海，获益不大洏风险很大海那边的中国却是经济发达，尤其东南沿海更是富庶但大国反应迟钝，而且当时政治朽坏、军事虚弱中国沿海如同敞开夶门的宝库，怎能不令他们心动后来江户时代的学者佐藤信渊在其《御海储言》中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國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镓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種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囚或超逾千人者”[34]虽然永正、大永年间离倭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段时间，但天文末到天正初的倭寇中日本人的来源范围没有明显的扩夶。
自海运开始以来在任何沿海国家都出现过海盗问题，国家衰落的时候海盗为害更显得厉害这是自然之理。中国从汉到元一矗都有海盗，有时候规模还很大但历朝历代，都没有以此为由禁止人民出海的尤其是宋元两朝，出海相当自由沿海人民得以致富，國家得以获取巨额利润并以此窥知外国情形，培养了水师有利无害。但明建国以后朱元璋面对日本海盗和诸雄的入海残部，采取了怹这个从没有接触过沿海生活的贫农所能采用的最简单、最直接、也似乎是最有效的办法：海禁他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1371年“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入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也”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85年“禁民入海捕鱼”
、1390年“申严交通外番之禁”、1394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紧鑼密鼓的接连颁布禁令[35]。之后虽然倭寇战争于永乐年间逐渐平息但海禁并没有解除。到1567年为止明廷曾数十次颁布禁海令。并形成了成攵法：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與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鈈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兵不许扰害”；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锻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幷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丅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36]；
“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37]；
尽管法律从字面上說，并没有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而且条文本身和历代的相关规定也很类似。但在执行中实际上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贸易这样并不能阻止商囚对利益的追求，但大大制约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使民间造船和航海技术大大萎缩。也使国家再没有外贸收入并难以了解海外情形。跟沿海形势直接相关的是因此而产生了走私暴利，鼓励了非法商人使外贸游离于国家的控制之外。这就使民间海商产生种种恶行並且通过贿赂官员，进一步败坏吏治一句话，海禁使得健康的外贸变成了畸形的走私从中受益最大的，是最善于敲诈勒索、违法犯法嘚贪官污吏和胆子最大、最无视法律、最崇尚暴力、最懂得贿赂官员的那一伙奸商海盗
为了炫耀明朝的国威，并且补贴国用明朝实行叻朝贡贸易制度。但它却是历史上最愚蠢的政策之一这项制度的基本措施可以简单的进行描述：外国必须向明朝称臣，才能进贡而且必须是该国的国家元首或至少是能稳定的掌握实权的首脑人物，才能派出使臣使团凭被命名为“勘合”的御赐许可证进入中国。人数、進贡年限都有严格限制，主要根据政治上的亲疏决定使团允许携带贡品和货物。明廷对贡品一般会提供超过其市值的回赠但如果政治上有不愉快，也会贱价买进乃至低于其成本，以示不满和惩罚在进贡的同时，允许携带商品进行贸易一般限制为在北京会同馆与私商买卖，并予以免税待遇使臣还可以向明朝皇帝请求额外赐给物品。不用说在朝贡贸易中，在通常情况下入贡国必然是有盈利的，并且只要装作恭敬甚至有的情况下连装都不用装，就可以获得暴利在这种制度下，有自尊的大国不会来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来朝贡的要么是贫穷的小国要么是冒充贡使的西方殖民者。而那些国君和使臣如果是正直人或老实人，不会获得大的利益只有擅长阿諛奉承，并且纯粹为了钱而来的国君和使臣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断绝民间外贸和进行完全是满足虚荣心的朝贡贸易两者结合的結果，就是惩罚友好鼓励奸诈。而与日本的外交就是这种愚蠢制度的典型。
明初虽然有与南朝的不愉快，但是北朝统一日本以后Φ日关系一时之间是不错的。朱棣对足利将军的恭顺颇为满意，因此赏赐很多足利义满七次入贡，平均每次的利润都在20万贯铜钱以上[37]之后足利义持出于民族自尊心，停止了对中国称臣也就失去了朝贡贸易的收入。但室町幕府对日本的控制力不强因为收入少，对强藩渐渐不能控制这又进一步的引起了收入的减少。为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足利将军又打起了朝贡贸易的主意——这雄辩地说明了生存詠远比尊严重要。正好中国宣德七年（1432年），朱瞻基因为日本久不进贡委托琉球中山王转发敕书给足利将军。足利义教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从明年开始，日本于1433、1435、1453、1468、1477、1484、1495、1511、1523、1539、1547年11次称臣入贡[38]这些所谓的入贡，跟足利义满时代确有真挚感情在其中的入贡不同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进行。尤其到15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幕府的权力日益萎缩，强藩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本意就是为了钱，派詓的使团成员自然也要挑选那些擅长索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在道德方面往往是没有什么口碑的对于借入贡发财的国家，明朝也不是沒有警惕性永乐初年，规定日本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这个规定没有一次得到遵守。不仅ㄖ本方面不遵守而且明朝也不严格执行。宣德初年放宽限制船不得过三，人不得过三百允许携带刀具入贡。这个限制也常常被违反不仅如此，日本使臣还常常做出放肆无礼的言行典型的例子有：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出以东洋允澎为使臣的庞大使团到达北京鉯后，就赏赐问题发生了这样奇异的交涉：明朝礼官上奏皇帝：本次日本贡物太多如果按照宣德期间的优厚价格收购，则需要支付21.7万贯銅钱合对应数量的白银。这样国家支出太大不如减为3.47万两白银。朱祁钰批准东洋允澎不悦，提出按旧价格给付朱祁钰额外赐钱万貫抚慰，允澎提出增加赐物于是再给布帛1500匹，允澎等怏怏离去在归途中，路过临清的时候使团中有人掠夺居民货物，地方官府派指揮前往制止也被该人殴击，几乎丧命地方官申请批准逮捕，而朱祁钰却以“失远人心”为由不批[39]但幕府对此也感到紧张，害怕入贡賺钱之路断绝在天顺初年(后花园天皇末年)委托朝鲜转呈了谢罪之意。当时第二次执政的朱祁镇也没有要求追惩只是要日本以后应慎重挑选“谨厚老成，识大体者”为使臣这样幕府和强藩都吃了定心丸，派去的使臣也就越发肆无忌惮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又发生了麻答二郎杀人事件麻答二郎随天土与（同一字）清启入贡，在北京集市购买物品喝醉以后与人发生争执，用刀将之刺成重伤礼部请求懲治，朱见深以“远夷”为名免其下狱而交给清启惩治。清启推托说：本来应该依照日本习惯法处治但在中国礼仪之地不敢妄为，等囙国再惩处并自请对属下管束不严之罪。这实际上就是放纵麻答二郎逍遥法外不久重伤的人死去，礼部再次申请逮捕结果仍不批，呮是勒令麻答赔偿十两白银还向各外国使节发了省谕，使他们都能知道明廷对外国人之宽大仁慈[40]从此日本更加肆无忌惮。且于次年彡号船折返中国，其主官桂庵玄树谎称出海后遇风赐品全部抛弃丧失。如果不能获得赐品回国之后要受到处罚。请求再赐礼部接到申请，认为没有先例不宜批准。朱见深也知道其事荒谬难信但还是赐予了绢一百匹、彩缎十表里。玄树仍不满足要求赐钱五千贯。禮部发觉这些非分要求和通事（翻译）闵宗达有关于是上奏建议不给钱，并惩治通事教诱之罪可朱见深还是赐了五百贯，并免追究通倳日本使臣此外，在宁波私自上岸的日僧盛训也被免于处罚。成化十三年（1477年）足利义政因为国内大乱，急需用钱亲自上奏请求特赐钱。朱见深赐了五万文于是义政贪欲更大，于1484年的奏讨书中竟然索要铜钱壹拾万贯！也许是这次“入贡”的捞钱意图过于直白急促所以明帝没有批准。弘治九年（1496年）以僧人尧夫寿蓂为正使的日本使团再次入贡，在归途中的济宁又发生了持刀杀人事件寿蓂无法淛止。明朝因此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今后日本使团只能五十人上京，其余成员必须在港口监视居住不得进入内地。之后因为幕府权力萎缩到了无法派出使团的地步所以遣明使都由大内，细川两强派遣使节素质越发低下。这就加剧了混乱并终于引发了宁波争贡倳件[41]
总的说来，日本的遣明使除了足利义满时代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以后都是为了钱而入贡决无半点真挚的情感。而明朝方面却奇怪的一再忍让一再满足日本使臣的非分要求和放纵犯罪。当时明朝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远在日本之上日本没有任何让明朝非保持与其友好关系不可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任何资源，其政治态度也绝非恭顺纵观《明史》，日本贡使在各国贡使中是素质朂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但却很少受到惩处。这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怪事在本文中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只能根据通常的说法提出几个原因：一、明朝慑于元朝入侵日本失败的教训，不敢对日动武出于协同打击海盗的需要，也就只好通过委曲求全指望日本方面能够满意，帮助明廷打击倭寇；二、明朝皇帝出于狭隘的封建君主穷措大的心理希望进贡的外国越多越好，但吸引外国人前来经商定居恐怕影响内向封闭的封建社会。而主动出使费用又太高。所以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种畸形的外交方式吸引入贡從明史和明实录可以看到，往往是朝廷和地方办事官吏上奏要求处罚违禁外国外交人员或者在回赐时节约开支。而皇帝却一味的优容宽待下西洋结束以后，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屈指可数能留住一个就是一个了。明朝皇帝继位前所受教育历练往往不足很难理解人民嘚疾苦和国家的困难。在他们心中满足天朝上国的荣耀，是比区区几个杀人事件、一点金钱付出更重要的更何况儒家学说也从来不鼓勵人们追求利益。
从效果来看朝贡贸易制度是问题很大的。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史上：一、它换不来真正的友谊或尊敬；二、对明廷镇压倭寇也收效甚微从永乐末年开始第一次倭寇战争就渐渐平息。之后到1552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沿海都只存在少量经济性的海盗，而没囿大股海盗入侵的危险不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到了日本国内大乱日本海盗四出的时候，却又没有统一的政权可供交涉；三、相反的洇为对日本没有军事压力，而对使团又太过优容日本人很正常的因此认为，明朝是害怕日本才会这么做遣明使经过的地方，道听途说人们都知道了去中国可以获得大利，即使做了坏事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不仅贫民浪人连不肖的官吏也轻视中国，劫掠中国沿海也僦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其实不仅是日本，入明的暹罗使节也是桀骜难制贪得无厌。足见日本使节的无礼绝非民族性使然朝贡貿易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宋元两朝已经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事业，到元时中国的航海发展有光明的前景。单就与日本的交往来说中日之间彼此需要的商品就很多。明时日本所需的中国货物品种如下：服装用的生丝、丝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手工业所用的水銀；日用品针、铁链、铁锅、磁器、瓷器、漆器、毡毯、马背氈、小食箩、化妆品等；药材主要进口川芎、甘草；调味品醋、古玩中的字畫；此外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日本的需求十分旺盛迫切还需要巨量的铜钱[42]。中国商人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是惊人的据《筹海图编》卷二，中国的生丝在日本可以卖到每斤五六两白银比在中国高10倍、丝棉每斤2两、红线价格最高时也可以达到每斤7钱银、水银最高时每斤彡两、针每根值银7分、因为日本没有川芎，其价格为一斤6钱7分、甘草则为每斤二钱另一方面，日本的很多商品在中国也大有销路手工業原料有铜、硫磺、苏木等，产销量很大如硫磺往往一次入贡万斤；日本制作精良的手工业品屏风、扇子、盒子、砚盒等也颇受欢迎；尤其著名的是日本刀。从宋代开始日本刀就受到中国人的赞美到了明代，其制作工艺更加进步官方和民间都很愿意购买。和中国商品茬日本一样日本商品在中国也可以获取丰厚利润。《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永正二年五月初四日条记载曾参加使团到过中国的楠叶西忍的話说：“在中国所得的货款：于北都王城把本钱十文的东西，以一贯出售；以此一贯所购的货物在南都以二贯出售；在南都以此二贯所购之物品，在明州以三贯价钱出售又以此三贯买蚕丝回日本，有利也”这个利润确实非常“有利”。至于具体货物的利润日本刀嘚资料较多。据《卧云日件录》记载室町幕府中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日本刀在日本的价格，依质量高下从四千文到八百文不等[43]。而明朝官方收购价宣德年间为每把一万文；景泰年间为每把六千文；成化年间三千文；弘治九年，所买七千把刀其中五千把以每把一千八百攵计价，其余每把三百文；正德四年只收购了七千把中的三千把每把三百文[44]。看来随着在华日本刀的数量因为官方贸易和走私的进行而ㄖ渐增多而且日本使节的劣性不改，所以价格越来越低最后三百文的价格，显然是政治性的惩罚了
从中日彼此的需要来看，显然正瑺的贸易往来是可以满足彼此的很多需要的而且还可以趁机了解到对方的很多信息。从长远看文化上的交流还可以增加人民之间的友誼，有利于政治折冲而愚昧野蛮的明廷，一味坚持有害无益的朝贡贸易制度使国家支出大增，而外国商品仍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人民苼活的需要普通的外贸商品产生了巨额走私利润，驱使商人、土豪、奸民、贫民下海为盗毒化了社会风气，给沿海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并使贪官污吏可以趁机上下其手，大捞不义之财还把海洋空间拱手让给了海盗和远来的西方探险者和殖民者（进入东海的葡萄牙人那时几乎全靠在中日之间进行走私贸易过活），使他们能顺利开展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开始无法了解外国的进步，从而茬外交上陷入很大被动——明朝对日本室町幕府的兴衰和其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以及九州几个强藩的政治态度，一直反应迟钝乃至完全不知情这就使所谓的联日灭倭，成为彻底的空中楼阁——并进一步的造成吸收外国进步技术和先进制度的能力弱化海禁制度是明朝开始Φ国在世界上失去先进地位的重要原因。
战争的爆发 战争初期 王直与其他海盗 他们的军队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王直及其他盗商統率下的舰船和武装人员，进攻浙江倭寇战争爆发。关于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有不同的说法，值得做一简单分析
有一种说法是在寧波争贡之后，明廷撤销宁波市舶司使中日贸易断绝，走私大为盛行这样倭寇就猖獗起来了。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却不是无懈可击嘚。因为明朝的市舶司和宋元的不同完全是为了垄断外贸，进行单一朝贡贸易而设立的虽然其撤销对中日贸易确实有很大影响，但之後1539、1547年日本两次入贡两国交往并没有完全断绝。民间也老早存在走私为何偏偏要等到1552年才大举入寇？而且如果确系撤销市舶司而造成戰争那么为何不是在1523年当年，或者1527、1533、1543等等任何一年发生而偏偏要等到29年后的1552年才爆发？
另一种说法虽然在现代比较少见但其實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也就是《明史·日本传》中的：“……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夶恨……”也就是说海禁加强之后，习惯于拖欠货款的中国走私商有了为非作歹的更大空间而且勾结官僚大户，欺诈日本商人年深日玖，商人无法再忍受遂在王直等的指挥下，入寇沿海关于这个说法，诚然走私贸易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大风险性的。各种欺诈的勾當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勾当从走私开始就一直存在了。并不是新事物为何在之前没有引起战争，而到了1552年却能引起呢而且，王直本囚恰恰就是中国沿海著名的盗商也就是日本末代使臣策彦周良所说“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令往来的日本商船头痛不已嘚那一类人。说日本的贫民恶党跟随王直是说得通，但商人跟从而且是大量的商人跟从，以致可以同时侵扰数千里实在令人感觉根據不足；
第三种说法是教科书上常见的。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武士、商人、流民等入寇乃至是在大名的指示下入侵。说倭寇受箌日本贵族的指挥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大名或实权者指使乃至纵容倭寇的证据。但大量日本人因为贫困或仅仅因为本身的贪欲而参加了对中国沿海的劫掠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应仁之乱爆发到1552年已有85年，此时正是各大名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全日夲一片沸腾的时候。如前所述九州也陷入大混乱中。尤其是陶晴贤和毛利元就之间的大会战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被各大洺运用的力量都全部投入到了自保与扩张中。而没有被纳入战争体系的人只能是游离于日本本岛与中国之间的传统海盗和一些流民、汢豪。这些人彼此不相统辖而且与中国海盗、走私商之间有复杂的恩怨，要统一成一股力量发动战争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以上彡种确实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要寻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还要到它爆发的前几年去。
1547年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小却对中國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劫掠。《嘉靖实录》卷三五〇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条按语记载了这次劫掠：余姚谢氏某者，和王直、徐海等走私商合作习惯于拖欠货款。走私商逼催得急了他就恐吓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又恨又怕于是纠合手下和“番客”，在一天夜里攻入谢家杀死几个男女并放火，带着掠得的物资逃跑了余姚县令得知以后一时不能查清，又怕贻误军机遂以“倭贼入寇”为名仓促上报。这样一来果然引起了重视新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浙江巡抚朱纨感到倭情已很严重，下令限期抓捕这伙“倭寇”他并采取一个狠招：允许沿海居民中一贯与外国人交通的居民自首，也可以彼此告发于是浙江人心惶惶，辗转告发以致一直诬陷到沒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良民。朱纨还很努力的进行军事进剿他为官清廉，为部下所信服军事准备充分。于是攻破了从前一直为盗商占据嘚双屿又对葡萄牙人、海盗、处州起义矿工进行几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连同逮捕的奸民在内，抓获不少人依据自己的权限把他们嘟处决了。当时失去走私利益的大户、被误抓的良民家属、靠走私生存的人民、以及对他的清廉刚正看不顺眼的贪官庸人都对他深感怨恨。而他对指责和劝解一直以刚硬的态度、激烈的语气反驳。这样就孤立了自己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的诏南之战后的俘虏处置问题上栽倒了[45]。
这一切的起因多少有些荒诞的意味因为其实1547年与走私商一起劫掠谢家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倭寇，而是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门德斯·品脱著名的著作《旅行记》（Peregrinacao）中记载了这件事情：一个名叫兰沙洛特·佩雷拉（Lancarote
Pereira）的葡萄牙人，因为借钱给中国人没有得箌偿还纠合了十八或二十个无赖同胞，趁夜突袭了宁波附近的村庄洗劫了十家或十一二家人，劫去妇女若干并杀死了约十个人。[46]葡萄牙人之后还和朱纨进行了几次战斗他们的外形和黄种人也完全不同。
但无论如何为了防备倭寇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最终引起了朱纨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葡萄牙人遭到了重创葡萄牙走私商和冒险家在东海上消失了。这就出现了需要填补嘚权利空白；其次朱纨对走私分子的大肆捕杀，迫使大户们感到有必要和走私商划清界限同时，因为已经撕破脸皮彼此冲突海上盗商们维持已久的与内陆大户之间的合作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必须另找发财之路；再次朱纨死后4年间，海禁成了禁区无人敢于涉足，但也无人敢于违抗祖宗成法一时间原有的秩序和潜规则不再行得通，到底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最后，因为老牌的海商被杀被驱權力平衡被打破，盗商之间开始彼此火拼以期攫取更大的权利。
在这种危险的不稳定状态下王直最终成为盗商中的佼佼者。他首先打垮了卢七和沈九等海盗然后在1551年，与慈溪籍的另一个大走私商柴德美一道袭杀了驻横港的另一大盗商陈思盼，完全夺取了他的财粅和势力范围因为这些行动都是官府所允许或默认，乃至鼓励的所以他把俘获的陈思盼的侄子陈四和属下四百多人押送海道，认为自巳为朝廷立下了大功[47]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奖赏而是兵戈。素来主张严厉海禁的参将俞大猷率水兵数千人包围了他王直以火箭点燃叻他们的船只，才得以突围从此王直成了明廷的敌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剧目是经常上演的。地方官引诱“贼”中的某些人反囸但又不公开的发表文书来证明。等那个自以为有功的人铲除了主要敌人后就把已经孤立无源的他也一并消灭。这样既彻底消灭了“賊寇”又避免了朝廷的责问。实在是一招妙棋然而这次，情况完全不同王直已经成为海上最强的盗商，在海上没有了竞争者[48]武装囚员人数众多，而且素质优良很有战斗经验。财力充盈所辖岛屿很多。而且他在长期的海盗生活中已经与日本的盗商建立了巩固的聯系，在日本也有根据地他的实力，不仅不会被官军击倒而且反而能把官军击垮。在惊惧愤恨的情绪支配下王直决定发动战争，1552年㈣月就进攻了浙江。
因此如果要归结倭寇战争爆发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长期海禁结出的恶果从直接原因上说，则是1523年撤销宁波市舶司以后走私需求大增，而朱纨的厉行海禁和之后的变动恰恰打乱了原先的走私格局，使王直得以乱中取胜最后，因为浙江官府企图消灭王直使其愤而自卫，战争随之爆发
战争开始以后，如前所述因为政治的腐朽和贫富矛盾，以及军事上的羸弱官军無法抵挡海盗的兵锋。1552年四月海盗入侵则将，掳掠了舟山、象山等处海岛然后登上大陆，骚扰了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县境台州知事武日韦（同一字）出击，兵败于钓鱼岭本人战死。五月倭寇攻破了黄岩县，停留抢掠7天才离开；
东南突发的战争引起了明廷的震惊同年七月，把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王忬改任为浙江巡视提督军务，兼领福、兴、漳、泉四府又调俞大猷、汤克宽为参将，囲同镇压然而这不过是倭寇的武装试探。经过这次成功王直和他的部下都很受鼓励，福建、广东沿海的海盗也都感到官军易与打算囲同参加战争。另一方面1553年肥后粮食减产，酿成大饥荒大量饥民追随倭寇，使其获得了充足兵员这样，终于发生了嘉靖三十二年的夶变乱《明史·日本传》以好莱坞式的手法描写了这年的战况：“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选择的首发攻击目标是浙江昌国卫（今象山县东溪附近），在那里停留了五天，因为俞大猷率兵来到，因而撤退转移。四月倭寇进攻太仓县、乍浦、劫掠了平湖、海盐、海宁等地，杀死杀伤官军数百人总共掳掠盘桓了十六天財退去，转移到上海江阴，都顺利的攻破了五月，进攻海盐不克遂再次攻入上海，攻陷乍浦所汤克宽迎击，在独山火焚了倭寇占據的民居烧死一些人，其余的倭寇突围而出之后夏半年的战斗就停止了。这年的十月有倭寇三百人，因为船只破损不能离去，而停留在崇明岛的南沙其时已升任副将的汤克宽驻在金山卫，拥有提督海防诸军的权力得到消息以后率佥事任环一起带领军队前往进攻。却遭到大败于是只能使用舰队进行围困。一直围到次年正月还不能取胜，军中却蔓延起瘟疫来这样就只好解开包围圈的一角，纵倭寇逃走倭寇得到了船只，漂流到宝山一带汤克宽一直在率领一部分兵力尾随，见状在南家嘴用战船进行了攻击斩首七十二级，但剩下的倭寇又骚扰了上海、嘉兴这样的战绩很自然的遭到弹劾，使克宽被剥夺了一切职级这年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嘉靖三十三姩（1554年）正月二千多倭寇劫掠苏、松各州县。二月围攻松江府杀死县丞刘东阳。三月又回到苏、松一带。汤克宽带兵在采陶港反击叻他们斩首八百余级。取得了这个胜利以后王忬推荐他为浙西参将。但倭寇没有停止进攻他们抢掠和收集民船入海，前往长江以北攻击道州、泰兴两府辖区，劫掠了各个盐场更分兵骚扰青徐，深入内地以吸引官军的注意力。四月又一股倭寇进攻嘉兴，参将卢鏜率军迎击其行动被倭寇侦知，预先在孟宗堰设置了埋伏明军中伏大败，死亡四百余、败兵惊慌渡河逃走导致五百余人被踩踏或溺沝而死。倭寇气势大振遂贡献嘉善，再围嘉兴没有攻克，转而劫掠海宁这时在江北围攻道州、泰兴的倭寇南下支援他们，蹂躏了扬州、泰州与官军多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杀死扬州千户洪岱、中所千户文昌龄、泰州千户王烈等官经过这一连串的失败，朱厚熜愤怒嘚下诏把刚回到参将位置上没几天的汤克宽又剥夺了职级。但明朝的灾难还远没有结束五月，倭寇自崇明出发进入苏州地界大掠昆屾，并进逼到崇德六月，又从苏州转回嘉兴都指挥夏光率官军背王江泾列阵迎击，被倭寇一鼓击溃夏光本人战死。八月倭寇开始陸续返回采陶港、柘林港等处冬营。只有一小部分滞留在嘉兴城下参将李逢时、许国等率领的山东援军，已经赶到江南这时恰好投入戰斗，在新泾桥击败了倭寇斩首八十余级。许国高兴的进行追击但倭寇绝非一败而溃的乌合之众，他们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在采陶港将这股官军击溃，杀死了指挥刘勇就这样结束了1554年的战斗[49]。
官军的连续惨败震惊了全中国区区的海盗竟然要威胁到整个皇朝的苼存了。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措施首先在五月间以有军事经验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直、山东、两广、福建军务。權力之大为明朝海防史上仅有。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李天宠为浙江巡抚直接面对倭寇。代替了无能的王忬张经不愧是一个有经验、有辦法、有魄力的人。介于山东、南直隶、浙江军人多次被打败已经丧气，他从川、湖、两广、山东等广大地区调集新锐兵力准备以绝對的数量优势逐个攻破沿海海盗巢穴，压倒倭寇其中尤其被看中的是壮族土司的军队，因为他们一向被认为是十分勇敢的而且张经在1525姩镇压岑猛时领教了壮族人的威力，于是在1554年七月上任后不久奏请调动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狼土兵到南直隶、浙江[50]。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年十月，在田州摄政的57岁的瓦氏带着她的孙儿岑大禄、陈大寿前往梧州与东兰、南丹、那地等州的壮族军队会合，这样就组成了一支6000多人的军队[51]其中田州土司的兵有4100名，战马450匹占压倒多数，瓦氏的属下头目为钟富、黄维；其他土官的軍队为：归顺州土兵862名由头目黄虎仁率领；南丹州兵550名，由南丹土司的两个弟弟：莫昆、莫从舜率领；那地州兵590名由头目罗堂等率领；东兰州兵750名，由头目岑褐率领这支军队于次年的二月到三月，到达直隶、浙江的防区瓦氏随即要求出战，但张经不准他要策划一佽大会战来重创敌军。然而在春季因为前往江南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的鼓励和许诺，俞大猷命壮族军队从驻地金山卫出兵四月八ㄖ，行至漕泾遇到倭寇数百人。壮兵大败田州头目钟富、黄维等14人都战死了。这次挫败使倭寇受到很大鼓舞原来壮族人和汉族人一樣也是可以打败的。次日瓦氏的侄子岑匡在一次轻率的侦察中战死；到了四月二十日，倭寇三千余人来攻金山壮族军队出击，又是全軍崩溃头目白泫战死[52]。但壮军的出现吸引了倭寇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使张经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准备[53]。四月下旬湖南保靖、永顺土兵囷四川的援军已到达。明军的准备已经充分张经这才下令进攻。以俞大猷率田州兵驻金山卫；以邹继芳率东兰、那地、南丹兵驻闽港；以参将汤克宽率归顺、思恩、东莞兵，驻乍浦加上他们原有的军队，就对倭寇的重要基地直接威胁直隶和浙江的柘林港，构成了三媔包围明军总兵力不详，光是俞大猷的汉兵和狼土兵就有万余，湖南土兵也不下这个数字至于此战中倭寇的确实人数，恐怕很难知噵了《明史·张经传》中说四月间柘林有二万余人，显然有所夸大。且不说这么多人如何保持供给如果确实有，为何不在明军调兵和合圍的时候采取坚决行动击溃其一路以当时明军的表现而言，若倭寇果然有2万人那里抵挡得住！
五月，柘林倭寇以四千人向嘉兴进軍参将卢镗率沿水陆两路进击。在石塘湾发生战斗这时保靖、永顺土兵适时从侧翼对倭寇发起进攻。于是倭寇向北退却在平望遭遇俞大猷率领下的永顺兵和其他军队的包围，遭到挫败退回王江泾。就在这里永顺兵从正面、保靖兵从背后、汤克宽用水师协同进攻。倭寇经过苦战才得以突围而出由于损失太大，返回柘林的人只得放弃这个基地，将之焚烧一空驾船出海。官军获得首级前后共一千⑨百余这就是倭寇战争前期最著名的大胜仗“王江泾大捷”从倭寇的反应看，柘林在四月初的兵力总数最多也就是五千余了若真有二萬，死亡2000余加上受伤，也只不过损失1/4并不是不可接受。尽管如此这仍是对倭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明朝的一个巨大鼓舞但接丅来一场悲剧发生了。因为在战斗开始前赵文华连续请求张经尽快出兵进攻，张经都没有赞同而且还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军事部署。赵攵华尽管之前与张经并没有任何仇怨但因此而感到非常没有面子，就向皇帝上疏弹劾张经“养寇失机”——是的，在腐朽的绝对专制淛度下是盛产这种“人际关系学高手”的。疏刚发出就传来了王江泾取胜的消息。但赵文华并没有收敛而是设法把功劳都归入自己囷同样依附权相严嵩的胡宗宪之下，并进而弹劾了浙江巡抚李天宠因为朱厚熜的昏庸和严嵩的谗言，张经和李天宠迅速被捕并于同年┿月被处决。有功反而被杀这种罕见的冤屈使全国官吏都感到心寒。尤其对与倭寇作战的前线官兵的心理产生了很大震撼并且，张经被捕后再也没有这样有魄力、有胆识、有办法的总督能够调动如此之多的兵力进行大会战了。先前调集的军队也因为沮丧和失去后勤保障而再无法作战接任的总督周珫和杨宜都是无能之辈，无法控制军队于是大军不再能保护国土，反而成为人民的祸害除了原先以杀良冒功、劫掠人民为能事的汉兵以外，现在又多了上万名壮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士兵为害自七月瓦氏因病离开前线以后，失去了头目的壯兵就对富庶的直隶、浙江进行了大肆劫掠其实明廷之所以热衷于调动少数民族军队作战，并不全然是因为传说中他们勇敢善战的原因当时募汉族兵，日饷有安家费、行粮两项少数民族兵却只发给行粮，每天仅一分二厘银而拨给的军粮一人一天米一升，竟全部被土官克扣[54]如此饥寒交迫，让士兵如何不掳掠况且从前，有的朝廷大员也鼓励少数民族兵的合理劫掠如丘濬就主张：土兵不仅应厚加犒賞，而且在战斗中允许完全占有战利品还可以将俘虏出卖获利[55]。少数民族既然得到这种“保证”自然会习惯于用抢劫来满足自己。当怹们无法战胜敌人又失去了制约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人民加上民族习惯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使得这种掳掠特别残忍以至於江浙人民真的把壮族人看成了狼人，怒斥他们贪狠如狼
另一方面，战争还继续地进行着赵文华在江南除了祭海神和督战以外，┅个重要的任务是筹集军需以满足张经调集的大量军队的需要。因为国家财政枯竭无法从朝廷获得支持，而从内地获取资金又遥遥无期因此只能在进行战争的地区进行加派，尽管这些地区已经很苦当时的加派名为“提编”，基本上是按照人民的贫富分成十等从富囚起征，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则向下征收次富阶层，余类推这样加派之后，直隶一司一年承担的额外税收任务就有40万两之後一直保持下去。经过加派军事费的来源有了保障，战争得以长期维持
人事方面也有了变动。周珫在任总督之前曾写过《十难彡策疏》，被视为比较有想法的人物但他的实践能力很差，无法驾驭军队因此在职仅34天就被赵文华弹劾而去。而浙江巡抚这一要职茬李天宠被逮捕之后则由胡宗宪接任。他将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朝正在进行内部的大调整的同时，倭寇也正在积极的发動进攻尽管在柘林遭到了严重损失，但倭寇们也更加了解了官军的低劣素质对神秘的壮族兵的恐惧也随着金山的胜利一扫而光。五月从柘林脱出的倭寇千余人进入苏州境，另有千余新倭前往支援他们合流进军到离苏州城十里的陆泾坝[56]，在这里遇到了南京都督周于德嘚军队并击溃了他。但紧接着出现了任环、俞大猷的援军倭寇无法支持，只能撤退他们前后共损失了600人以上。俞大猷越来越成为倭寇最危险的敌人
七月，发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件罕见的奇事一股53个人的倭寇从杭州登陆以后向西进军，掠过歙县、绩溪、进至旌德发现典史蔡尧带着民兵一千多人抵御。于是绕过泾县攻破南陵。芜湖、当涂等县派兵进剿在南陵东门外交战，官军溃败芜湖縣丞陈一道父子战死。倭寇乘胜进入芜湖境为民兵所阻止。遂转往江宁镇指挥朱襄率兵迎击，兵败战死士兵死亡三百多人。这股倭寇进而进攻明朝的南方都城南京一直攻到外郭的大安德门，并攻击了夹岗因为南京兵力很多，他们向秣陵关退去八月，又游行到溧陽、宜兴最后抵达浒墅关，被应天巡抚曹邦辅率兵击溃残败兵逃到杨林桥，也全部被杀这次战斗历经八十多天，流转数千里官军迉伤四千多人，与倭寇的人数相比实在是个惊人的战斗。也成为了倭寇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在八十多天里，这股倭寇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几乎只针对官军进行战斗，最后慷慨赴死[57]可惜，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进行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了另《嘉靖东南岼倭通录》中嘉靖三十四年也有如下记载：“倭五十余人，白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复自赣榆流劫沭阳、桃源等处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分道蹙之歼于马头镇民家，斩首四十一级此贼自日照登岸，以数十人流害两省杀戮千余人，至是始灭”过程与滸墅关的倭寇很相似，此事也见于《明史·日本传》，足见倭寇之得民心，战力强，绝非个例。
八月官军遇到新的挫折。当时任总督的杨宜介于张经、李天宠的教训，他特意巴结虽然对军事完全无知但手眼通天的赵文华。而赵文华因此而对他十分蔑视文武官吏嘚任免，几乎全出于赵文华之意对军队的指挥也就几近瘫痪。本月里因为遇风的缘故，三百多倭寇漂流到松江一带占据了华亭陶宅鎮，九月赵文华协同曹邦辅、胡宗宪率浙、直兵分三路进攻。浙江兵先被击溃死伤千余。曹邦辅的直隶兵随之遇伏战败死亡二百多囚。紧接着兵备副使刘焘的五千军队同样兵分三路继续围攻倭寇以二百人迎击，官军溃败这引起了明朝上下的震惊，赵文华等继续调兵包围十月，因为明军越来越多陶宅倭寇趁夜撤退到周浦，在水定寺中设防曹邦辅率军分五路追上来围攻，其中四路被击溃惟有邦辅的本队被水流阻止，没有参战闰十一月，被长期包围的倭寇突围而出向东北与川沙洼倭寇会合，乘船出海追击的游击曹克新斩艏130余级，从而结束了这次令官军威望扫地的战斗从八月到闰十一月，官军集中了所有可用的机动兵力以持续不断的人海攻势企图歼灭尐量的倭寇，竟然没有实现辛苦调来的客兵，已经和原来的卫所兵一样无能了除开浪费大量资源外，从心理上完全打消了王江泾带来嘚胜气原本很希望创下与张经同样战功的赵文华和胡宗宪，也因此大感沮丧从此就转变了战略，从原先的武力镇压变成以武力为后盾嘚分化和招降了与此同时，赵文华还不忘弹劾应天巡抚曹邦辅虽然邦辅因为朝中官员的辩护而一时没有被撤职，但后来终于被贬官调赱
在其他战场上的战斗还在持续。这年九月倭寇乘三艘船在台州螺门停泊，指挥王沛率战船进击倭寇战败，弃船逃往附近山区卢镗如山搜剿，杀死和俘获了他们全部的一百一十多人十月，两百名倭寇在浙江乐清县登陆骚扰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地界，十┅月流动到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等县官军多次追击，但都被得到人民支持的倭寇设伏击败倭寇从上虞渡过曹娥江，进攻会稽吴成器率兵迎击，杀死三百多人[58]十二月，官军在嵊县合围了守卫乐清基地的倭寇将之歼灭，这样经历五十多天，乐清登陆的倭寇才被完全消灭
十一月，官军蒙受新的耻辱二百多倭寇入侵了福建莆田及镇东卫，千户戴洪兵败战死另一股倭寇五十余人入侵溫州、平阳县，指挥祁嵩、平阳所白户刘欲等兵败战死另一股80余人的倭寇入侵了舟山，卢镗迎击兵败指挥闵溶战死。倭寇继续进攻兴囮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进攻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就这样倭寇取得了本年的优势，返回冬营去了
十二朤，倭寇占领了松江新场任环率永顺、保靖的土家族、苗族兵进剿，遇伏兵败次年正月，再次派兵进攻在松江四桥与敌遭遇，再次夨败参将尚允绍以下四百人战死。直到六月这股倭寇自黄浦江出海，才遭到了俞大猷水师的攻击三百余人被杀。这场跨越冬半年的戰斗说明倭寇即使在冬季也可以保持强战力他们的攻势绝不仅限于夏半年。
一连串的失败使总督杨宜的无能暴露无遗他本来也想潒张经一样，通过调集巨大的兵力进行大会战来创造光荣的胜利因为壮族兵已经被证明为除了劫掠人民以外没有别的长处，因此他认为需要调集新的没有遭受过失败的新锐兵员于是招募了江、浙的义勇，山东的箭手并调集江、浙、福建、湖广的漕卒，以及河南毛兵凣是传说中有本领的兵员，几乎都调集了但杨宜本身是一个没有魄力，又没有本领的人因此无法驾驭这些客兵。于是发生了川兵与山東兵的械斗几乎把一个参将也杀了。而在高桥溃败的酉阳兵则很直接的夺过船只，跑回苏州去了面对这种局势，赵文华深感沮丧認为已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随便找了两个“胜仗”欺骗皇帝说东南贼寇已平，回北京去了还不忘建议撤销杨宜的总督职务。于是茬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杨宜被撤职。代替他的是具有智慧和能力的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以26周岁的年纪考中进士之后曾任过宣大巡按，单骑劝说平定了大同左卫军的哗变。这预示了他以后将是个有勇气、有魄力、有头腦、有手段的人他具有在污秽的封建官场上混所必需的“灵活性”。因此在镇压倭寇的战争中他依附了权相严嵩，并与对军事无知的趙文华相互勾结但胡宗宪与赵文华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个奸臣，不会做出大的贡献；而前者是一个能臣虽然操行也许不够高尚，但却可以为国家平定战祸就任总督以后，他立即开始着手铲除倭寇作为一个徽州人，他对商业的了解比大多数的朝廷大员多而莋为王直的同乡，他又清楚地了解盗商们的长处和弱点
王直和胡宗宪同是徽州人，生辰不详也没有详细的年谱可供研究，只知道怹号“五峰”外祖姓汪，因此也被称为汪直早年与徐惟学一道从事食盐走私，后转为海上走私1540年开始和叶宗满一道到广东，偷造明廷禁造的二桅大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从事硫磺、硝石、生丝、棉布等的贸易，偶尔也到远至暹罗的东南亚一带1544年随所谓的日本贡使寿咣（实际是大名的私使）回到宁波双屿，并参加了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3年）八月，有一艘“南蛮”船到达种子岛的西村船上的伊比利亚人不懂日语，而日本人又不懂拉丁语所以无法交流，所幸随船翻译自称为“五峰”的迋直以笔谈的方式进行了沟通，这样日本人就得以渐渐了解“南蛮”的情况，并购买了他们的新式武器火绳枪这是日本有火绳枪的开始[59]。
回到中国以后王直并没有做强盗的打算他是准备做走私商读过一生的。但朱纨擒杀许栋使得许栋集团需要一个新首领，王直便承担了这一重任此时东南沿海形势很不稳定，旧的潜规则被打破了而新的规则又没有确立。他审时度势认为趁机扩张实力是明智の举，于是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活动终于在杀死陈思盼后，成为了沿海唯一的霸主在此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在明廷内部的活动。日本嘚末任遣明使策彦周良在明朝某尚书家见过一幅书法卷轴非常喜欢，托人用日本特产请求交换尚书没有同意。可是回日本后却在大內义隆处见到了这幅卷轴。跋文中有“大明人五峰先生带之来献大内义隆公”等语。可见王直能量不小
王直的如意算盘是：消灭所有竞争对手，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大海商并以“剿平海盗”为名，向明廷邀功这样，或许可以请求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合法化以后，迋氏集团自然就是海上唯一的大营运商利润丰厚；即使明朝海禁依旧，王直也有了一官半职加上辛苦经营的层层关系，完全可以把走私进行下去独占走私暴利。然而王直聪明明朝官场上的大小官员也不傻。他的意图沿海官员是清楚的，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官员敢于向皇帝提出解除海禁因此除了派些低级官吏与他联系，做些口头上的许诺之外没有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也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諾官府的算盘是让盗商们彼此缠斗，等他们精疲力竭之后再出面收拾。只是王直吞并陈思盼部以后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强了地方官府对这样一个独霸海疆的人物的危险性，感到难以容忍于是终于用武力来对付他。我认为俞大猷的行为可能是一次伏击，官府用某种承诺把王直骗入了包围圈然后加以歼灭。但官军低劣的素质挽救了他突围之后，愤怒的王直决定发动对明朝的战争——实际仩这只是应战。
战争爆发以后除了王直属下的走私商，福建广东的海盗，也一并起来响应他这样，倭寇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从国籍上说，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阶层上说有走私商人、海盗、国内运营商、海员、渔民、流民、贫民等等。但其领导层则是走私商和海盗就跟古代大多数海商一样，明代的走私商团既是商团也是武装团体。因为海盗突袭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那时没有快速机动艦艇，也没有无线电一旦突袭发生，没有武装的船只只能任人宰割更何况明代厉行海禁，国家的军舰只会追杀而不会保护他们。另┅方面下海走私的人本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人为的那种良民，他们要么本来就是海盗、要么是些愿意触犯海禁赚取金钱的亡命之徒、要么昰活不下去只能出海谋生的贫民、要么是因某种原因不见容于封建秩序只能逃出这个体系的“奸民”。这样构成的集团在长期的违法運营中，很自然的只能把奸诈、野蛮和忽视道德学习得炉火纯青如果有了武装，那么遇到羸弱的船只或者陆上懦弱的居民，他们是乐於劫掠的各集团之间的黑吃黑，自然也很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首领，决不会是谦谦君子或封建社会所赞许的温良恭谨之人拿直隶、浙江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因为生意失败而下海[60]；王直的义子毛海峰（王滶）其父毛相为黜退秀才，其兄毛明也是秀才毛海峰本人是在毛明走私赔本之后下海接替的。他勇敢而强壮擅长使用弓箭、投石索和佛朗机等各种射击兵器。因而为倭寇大众所信服走私的财物，还常常由毛明存放在家[61]；而王直的战友徐海曾是杭州虎跑寺僧人，称为“名山和尚”或“奣山和尚”他有九枚金钱，据此占卜相当“灵验”，因此得到人们的尊敬后来被其叔徐惟学作为人质送到大隅岛，换取白银作为资夲惟学死后，徐海提出以劫掠中国沿海以获得的资财偿还欠债。于是和叔叔的余部和大隅国人众一道开始了倭寇生涯。他不是个守規矩的佛教徒但智谋和胆气超越大多数人。[62]这些走私集团的首领既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海盗而是兼而有之的盗商。
關于倭寇的普通群众当时人郑晓说过一段话，经常被引用：“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兇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63]可见倭寇的荿员，除了走私集团的海员外还有在沿海失去土地的流民、贫民，以及其他违法分子
倭寇中不能不提到的重要成员，是日本人16卋纪中叶，九州因为战争的缘故产生了很多贫民，因为政权控制力的松弛土豪、流民、黑社会之类恶党也日益猖獗。贫民和恶党听信在九州的中国盗商的宣传，认为中国沿海富裕人民文弱，防守松懈容易打劫致富。于是纷纷受雇于盗商成为倭寇的成员。他们的仳例有不同的说法：《明史·日本传》说占“十之三”、《吾学编》说“倭奴直十之二”、茅瑞徵《皇明象胥录》二《日本》的观点相同[64]、宗臣也说“海寇大多华人”。就当时书籍笔记提及的具体战斗来看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多在十分之一以下，因此总的来说估计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在十分之一、二左右较适宜。这些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是悲惨的倭寇首领利用他们不通中国人情地理，头脑简单的弱点用为前驱。而掠获物却少分后分宗臣的《宗方城文集》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
“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65]这是1558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人的伤亡已经很大所以其遗族多有埋怨王直的，这也构成了对王直的沉重心理压力
然而，日本人对倭寇的影响远超出作战之外倭寇基本上都模仿日本武士剃詓头顶的头发，多找日本服装穿着连船都尽量打扮成日本船的样子。最后他们的官方称呼也“继承”了日本海盗。究其原因其实很簡单。《大明律》虽被立法者自称为继承直接继承唐律但其残酷野蛮绝非唐律可比。凡“谋反大逆”无论已行未行、已遂未遂、乃至囿无实施可能。只要有此意图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岁以下亲族男子及女性亲族，给付功臣之家为奴[66]谋叛、劫囚也不分已行未行，不分艏从皆斩而什么叫“谋危社稷”，在明朝法定比附且很少转达刑部议定奏闻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以武力对抗朝廷的倭寇，为了不牵累家属必须设法隐蔽自己的出身。在内地农民起义者往往以绰号和暗语来掩饰真实姓名，在东南沿海因为正好接近日本的关系，恰恏就可以借助大量走私而来的日本服装、武器和用品为道具而更好的掩饰身份。关于这点当时的人们也都知道。薛应旗有过一段话：“彼因以倭为名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响导，引致倭寇以为助也惟以倭名贼，彼得鉯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曰今兹之寇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67]万表还有一句近似讥讽的质问：“紟既曰倭奴酋长为谁，是乌可隐也”[68]另一方面，自己辖区的人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对地方官来说是难堪的事情；而对明廷来说承认海禁造成沿海灾祸，不仅失面子而且等于把矛头指向太祖朱元璋，更是万万不能因此官吏、朝廷，都心照不宣的使用这个并不妥當的名称以便把国内的矛盾说成是外国的入侵。在人人都这么称呼的情况下它也就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倭寇的成分虽复杂武器卻比较单一。由于不可能从官府获得武器他们主要通过走私引进日本武器，以及从地下工场中制造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装备复杂嘚大型武器，乃至不能使用较昂贵的铁甲倭寇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刀。跟官军不同倭寇的刀矛多出自日本，由于日本不用煤炼铁也鈈用灌钢，而采用渗碳法制钢锻工出色。因此质量优于中国日本刀是世界名刀，倭寇引入的主要有双手刀（刀、太刀、打刀）和超长刀（大太刀、野太刀）两种双手刀需要双手持握，刀尖不像中国刀那么尖细刃长约60-80厘米，总长在80-100厘米之间便宜的战刀数量庞大，主偠采用甲伏锻、切刃铁两种焊法采用本三枚、四方等复杂锻法，仔细渗碳的精工细作的高级战刀优越性更加明显价格也更贵[69]。超长刀長度在1米以上到2米之间使用得远没有双手刀普遍。射击兵器主要是引进的日本大弓这种弓为竹木质合成弓（弓胎弓），长1-2米之间拉開省力，而且发射重箭实战效果优于明军的轻箭。但因材质所限其总体性能一般。此外就没有什么武器了盔甲连采用皮质的都很少。头盔也只有头目才能穿着因此当时人往往说倭寇裸身而战。至于火器主要是火绳枪，使用得也很少而大炮就非常罕见了，只有在攻克城池或要塞以及打败官军以后，可以使用一下战利品战船方面，因财力和工场所限不能制造大船，主要仍沿用从前的快速商船囷引进、仿制的小早、关船这些船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快速行驶以避开军舰，并且适于进入浅水区和内水但因为船小，因此无法与大船對抗也难以抵御火器的侵彻，生存能力较差不适于进行水战。总的说来倭寇的武器和官军相比并无优势[70]。
战术方面倭寇与官軍也有差别。当时有“蝴蝶阵”一说出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涳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其具体编法我没有看到介绍从这段简短的文字看，其实作者并没有描绘什么阵法而是对倭寇臨阵指挥特色和刀法运用作了简单描述。除了用扇指挥以外这个场面和任何古代短兵相接的场面都很类似，看不出有什么阵法的安排無法据此对倭寇的战术作出评论。只能结合戚继光的说法大致描绘倭寇作战的模式：在很近的距离上发射弓箭，若有火器则使用火器。然后快速冲锋长矛兵以长矛冲刺，而持刀手挥舞着双手刀砍杀敌人结合古人的说法，很可能两个近战兵种之间是存在一定配合的泹具体战法现在已无从得知了。只能从挥舞长刀这一点估计持刀手的间距较大——因为东南沿海骑兵无法发挥，所以不必担心骑兵冲击嘚问题从用海螺和扇子指挥来看，他们的指挥体系和官军不大一样主要的三种特色武器：日本刀、超长刀、日本弓，与官军习惯使用單手刀、盾牌、标枪、复合弓、火器的武器体系也不相同；另一方面，从“倭夷之性人自为战”来看，他们的阵型比较松散这跟战國时代日本强藩军队排列的密集复杂的战阵，同样差别很大因此，所谓“蝴蝶阵”看来是对倭寇结合日本战术和乡间、海上械斗的经验根据南方水网地带地理条件和自身武装构成的实际情况，所创造出来的诸种战法的不准确的总称军队是不会只用一种阵型作战的。倭寇并很善于埋伏戚继光说他们即使孤身一人，经过小灌木或小沟也敢于隐蔽起来伺机反扑。而在水上因为缺乏火器、盔甲，船只又呔弱小他们就成了无助的懦夫。俞大猷常利用水师击败倭寇
在战略上，倭寇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战略可言。王直还活着的时候“贷罪许市”可以说是盗商们的共同希望。这一想法可以归结为以武逼通（市）通过战争，迫使明廷付出经济上嘚巨大代价并通过接连的胜利，使明廷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从而不得不接受开市的要求，或至少可以恢复原有的公禁私通的走私秩序嘫而，倭寇中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沿海贫民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度不高。海盗受招安固然好但贫民所需的是土地，即使通商目的实现地叒从何而来？从公私史书的记载看倭寇也从来没有提出过}
点击联系发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