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没得精神病之前，跟生活中大多数一样，也认为精神病人就是见人就打，拿刀就砍。

其实这样的精神病人已经属于“重症精神病”，一般在精神病院的重症病房，大街上一般是很难碰见的，轻度和中度精神病人只要坚持服药，和普通人是没有区别的，就是精神病院的医生也很难看出来他有精神病，轻中度精神病人都是不会攻击人的。

那一年我刚上高三，得了鼻炎和中耳炎，久治不愈，每次治好了又复发，治好了又复发，就这样反反复复治了两个多月，还是没治好，而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成绩从班上第七名猛地下降到六十多名。

在最后一次鼻炎治好又复发后我彻底崩溃了，因为那个时候太单纯一直把成绩看做我的生命，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还能考上大学吗？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吗？然后就是连续一个星期睡不着觉，最后才在一个五官科医生的建议下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从此我被精神病打上了烙印。

在精神病院里，每天七点护士叫起床，然后吃早餐，11点左右护士来发药，11点半吃午餐，12点睡午觉，下午四点去户外活动，然后吃晚饭，晚上九点左右吃完药睡觉，其他时间都在一个活动室里坐着玩，看电视、打扑克、下象棋、打乒乓球。我在里面住了十多天，天天如此。

那精神病人之间不聊天吗？除了重症精神分裂症的神智已经不清外，其他人都是经常聊天的，我听见大家聊得最多的都是以前自己是什么样子，怎么得的这个病。还有轻度的病人在讨论哪个医生医术好，他这个医生不行之类的......

所以大家通常觉得精神病人就是神志不清，疯疯癫癫，其实这是个误区，只有得了重度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才会那样，其他得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之类的病人神智都是清楚的。

后来活了一段时间发现，原来做精神病人不是坏事，而且好处多多。

首先，由于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你就再无须为此烦恼，再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反正我是精神病，就象患了艾滋做什么别人都理解一样。

其次，由于解除了思想压力，你可以堂而皇之放开胸怀地去拼搏，各种奇思异想，任何怪异举动别人都不怪责，因为我的大脑不正常。

再者，别人对自己也不再有要求，就算有，顶多也只是劝你喝杯水，好好吃完这碗饭之类，活得可以很轻松，因为我只是一名精神病人，我的大脑不正常。

这算是一种逃避吗？也许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挺起胸膛，明明有病也要说自己没病，至少从前我就是这么干的，结果压力来越来越大。最后发现，人家有病的反倒活得好，不管创作发明还是自食其力，被称为疯子和残疾的那些人，包括一些又聋又哑的，成就都比我高。

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群和我一样自称有精神病的人，大家一起聊天，一起说生活里的糗事，大家相处都很自然，很愉快。前些天聚会，谈那些年爱过的女人。临别前，一位在国外定居，有过俄罗斯爱人的病友用美声俄语深情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另一位吹着优美的口琴伴奏，这是我第一次听真人演唱，所有人一起跟着节拍，轻敲着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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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康复区内的患者作品展示。 张煜欢 摄

中新网杭州8月19日电 题：揭秘精神科医护人员：做病人心灵的“修理匠”

8月19日，是首个“中国医师节”。这是继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后，中国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这一天，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精神卫生中心，刚刚获评“最美浙江人最美天使”的医护团队忙碌依旧。在外界看来，这群“天使”有几分神秘。

“都说精神科医生就是靠‘嘴皮子吃饭’，其实精神疾病可不是说说话就能治好的。”面对外界的好奇，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精神一科主任医师金卫东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如果说外科医生是躯体的‘修理匠’，那精神科医护人员就是心灵的‘修理匠’。”

时而喜怒无常、时而暴躁抑郁……日复一日，精神科医护人员与饱受精神障碍困扰的病人朝夕相处。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在条件艰苦的灾区，也留下他们进行心理救助和心理危机干预的身影。

“现在，无论是病房环境、医疗设备，还是治疗水平以及精神疾病从业者人数，和之前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从业36年，金卫东说，自己算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神卫生环境变化与发展的见证者。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精神一科主任医师金卫东。 张诗雨 摄

刚开始他们都叫我“疯子医生”

1977年，中国重新恢复高考。据统计，那一届高考共有570多万人参加，金卫东就是其中之一。次年，他顺利成为了一名临床医学系的大学生。不成想，在妇产科实习的金卫东最终就业时被分配至了精神科。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精神卫生环境并不算乐观。金卫东对于当年工作的场景依旧记忆犹新，“不仅病区距离市区较远，医院的设施也很落后。精神检查只有常规的化验检查、拍胸片、心电图。病房很狭小，很多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睡的是大通铺。”

精神科医生常常和精神疾病患者联系在一起。然而，除狂躁症、精神分裂症、人格缺陷等人们常有耳闻的精神疾病外，他们的工作对外界而言都显得十分“神秘”。

金卫东回忆，三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还处于模糊阶段。“周末只要我回到医院宿舍，周围的人都会半开玩笑地打招呼说，‘疯子医生’回来了。”

工作后，金卫东每个月都会收到一笔3元的额外收入，那是医院专门给精神科医生的“挨打费”。“患者发病是不可预测的，一些有冲动型人格的患者发病时会比较难以控制。”尽管偶尔“伤痕累累”，金卫东说，这笔额外收入是当时精神科医生“令人羡慕”的“福利”。

精神科康复区内的患者作品展示。 张煜欢 摄

让社会改变对精神疾病的偏见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精神疾病越来越重视。

“精神心理疾病的种类很多，成因也非常复杂。”金卫东介绍，近年来，精神科工作的范围愈发广泛。除了治疗常规的精神疾病外，严重失眠、紧急事件干预、网瘾等都被纳入了精神科医生的工作范畴。然而，仍有很多病患家属对于这类疾病存在一些误解。

“孩子只是网瘾严重，你这个医生怎么让他住精神病院？”这样的疑问，金卫东听过很多次，时常感到有些无奈。病耻感，是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内心的一个疙瘩，也是精神科医生治疗时的障碍之一。

“很多人认为，在精神科住院治疗会对名誉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并不会主动配合。再加上精神疾病患者没有自制力，很抵抗治疗，因此难以完全恢复。”金卫东说，“精神疾病也是所有疾病的一种，没必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它。”

为了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更好地恢复并回归社会，浙江省同德医院精神科的康复区内设有中医治疗室、生物反馈治疗室、音乐治疗室等八九个不同的治疗室。

“当病人的病情稳定后，我们就会鼓励他们绘画、下棋、做手工，从而锻炼动手、思维、社交等能力。”对着墙上的一幅病人的油画作品，金卫东的言语中充满了赞赏，“你看，从色彩到构图，画得非常专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所在，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病人更好地康复。”

需将精神科工作拓展到社会基层

金卫东的办公室离精神一科的护士站不远，中午时分，隔着玻璃可以看到50多个病人正安静地排着队准备吃药。这里是该院重症精神患者科室之一，也是医护团队工作的“主阵地”。

随着病房建设、检查设备的不断升级，医护人员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最让金卫东“头疼”的工作已从院内转向了院外。“当患者回归社会和家庭之后，没有了医生的监督，一旦一停药，不出半年，很快就会复发。”

金卫东的患者中有很多“老面孔”。因此，病患家属也常常会发出“怎么总是治不好”的“抱怨”。他耐心地解释，“病人的后期康复在院外，精神科的临床医生往往‘鞭长莫及’，所以要把这类工作拓展到社会的基层中去。”

金卫东很看好社区工作者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后期康复的作用，然而中国专业的社区人员短缺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阻碍。2016年，浙江省首次开展社区医师精神卫生专业职业范围加注培训，经考核合格者，便可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处方。“为社区医生进行职业加注，可以有效地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后期康复。”金卫东看到了希望。

稍作休息，金卫东又要赶往下一个病区。医师节对于他们而言，亦只是平凡而忙碌的一个出诊日，不厌其烦地聆听、开导，是精神科医护人员工作的日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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