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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人生-3-一位老科学家的自传
声明：本文为转载，但是为了能让多一点人看到，所以改为原创，无其他想法，谢谢。原文链接：
读了一部分程老师的文章，感受颇多，受益匪浅。身在中科院，更多了一些感触，所以，贴到这里跟大家share。
程代展，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冶金系焊接专业，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动化学会控制理论专业委员会主席。出版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209篇。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999年获自动化学报最佳论文奖，2004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演着自己的戏，“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当我的这出戏即将谢幕的时候，回顾弥漫在人世岁月的种种，多少枉妄自大的抱负，多少抓耳挠腮的懊恼，多少羞与人言的隐秘，多少痛彻心肺的失落和多少刻骨铭心的悔恨。这一切宛如一曲动人心弦的歌，一场花间月下的梦。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冲动：欲将那渐行渐远，即将淡忘的梦——那戏里的种种情节一一留住……。
舞台上，中国戏剧中的“变脸”堪称世界一绝，当着你的面，拉着你的手，轻轻一晃脑袋，黑脸包公就成了白面书生，红脸关公……直至美眉佳人。脸谱之多，真让你瞪目结舌，片刻之间，扮尽世间百态。戏如人生，大舞台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变脸：对上级，对下级；对老师，对学生；对买家，对卖家：甚至对父母，对子女，对老婆，对情人……都会有不同的脸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中最俗不可耐的一个，我，戴着假面具在那个大舞台上表演了许多年。少小时候，还算单纯，假面具不多，大多与本人相近，而对好朋友还可以摘下面具，敞开心扉，讲讲真话。到后来，尤其是那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假作真时真亦假”，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的那句话是真，那句话是假了。
舞台上，“变脸”的最后，表演者总要除去面具，将真面目示人。每到这一刻，自己总有一种释然的快感。戴着面具，我走过了少年、青年、中年……到如今，有大学生管我叫爷爷，上公交车有人让座，人生已是即将谢幕的时刻，我只希望，彻底除去这戴了许久的面具，做一次我自己，将真脸示人。就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摘下帽子，摔开长辫，唱一句：“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还我女儿身……”但我不能，常有人称赞我”哥们”多，但其实，有谁可以让我倾诉心中的实话，隐情，真心，我的冤枉，我的痛苦，我的不平，我的欲望和我的忏悔。正所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只有在这昏灯下，人静时，对着电脑，诉说一个小人物的平生，写下我的“怅悔录”。闭上眼睛，我佛仿置身于一个肃穆的教堂中，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注视下，对着黑色幕布后面的神父，慢慢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God,
I am Sin...”我多么希望象卢梭那样，把自己剥个精光，奉上一个本来面目的我。
抬望眼，从兰天白云，碧海青山，湖光月色，到小径野花，蜂飞蝶舞，车马炊烟，这天地间万物何处不含情？惊回首，从耍赖顽童，青春遐想，事业追求，直至步履蹒跚，这人生旅途那一站不令人眷恋？我，一个没有出息的老头，当无可奈何地对着逝去的光阴回首往事的时候，只想说一句心中的冲动：我爱生活，也深深地爱着在生命的航程中和我同行过的朋友们。愿我的这支秃笔留住那逝去的韶光。如果我的故事对你们有所不敬或冒犯，我恳求你们的原谅——那不是我的本意。
第一章、闽江，我的母亲河
我的故乡在福州，就在闽江畔。年轻时，每次回家，火车沿着江岸走，我总是噙着泪水，痴痴地眺望窗外：那清澈的江流，遴遴的水波，点点的白帆，和那逶迤的鹅卵石河滩；伴着两岸萋萋的荒草，高踞的岩松，挺拔的竹林，绵延的崇岭，嶙峋的沟豁；其间是戴着斗笠的农夫，挑着萝筐的村姑，驻船撒网的渔夫，戏水的光腚顽童，还有打伞遮阳的踏春男女……啊，闽江，我那走遍天涯都忘不了的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家园，你唤醒我多少儿时的梦，启迪我多少对前辈年代的冥思？
<span style="color:#. 爷爷、奶奶
我奶奶家是一个小船主，按现在的说法，运输专业户吧。家里有三、四条帆船，就在闽江口上下，运货，也载人。船上人家，吃在船上，住在船上，跟着流水走天下。据母亲说，这些人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福州人称他们为“船下”。“船下”的女孩不缠脚，这大概是生存的需要吧：光着脚，既便于在水面干活，又容易在摇晃的甲板上保持平衡，行走自如。但那时，不缠脚的女孩子被人视为缺少教养，或出身卑微。想嫁到岸上也难，因此，“船下”的女孩多半世世代代生活在水面上。
我爷爷老家在农村，但到底是哪里，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年，家乡瘟疫流行，村里天天死人，尸体都没人收拾。爷爷一家，不几天就只剩下了他和母亲。母亲正准备带他逃离，不幸也染上了瘟疫，她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将家里仅有的几吊钱塞到爷爷手里，连哄带推，把他赶出家门，让他赶快逃命。爷爷流着&#30524;泪，三步两回头，踏上了逃荒之路。跋山涉水，沿途乞讨，他漫无目标地往前走，去寻找一块天地间能让他活下去的地方。在求生的欲望下跟着感觉走，就这样一路流浪到了福州。据说，到福州的时候才七、八岁。是打小工，还是沿街乞讨？不管怎么说，靠着乡下人顽强的生命力，爷爷总算活了下来，和城里的流浪猫、狗一起渡过了童年。
爷爷对这段历史纬莫如深，别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只有奶奶，在奚落他的时候，流露出只言半语。我是爷爷的长孙，爷爷&#20284;乎想将家族的文化香火传承于我。小的时候，不记得多少次他对我讲，我们家的家谱是从三国时的程普修起的，是一个显赫的家族，期间有多少状元，多少举人，多少达官贵人等等。从小，我就对程普特别尊重，视为祖先。记得小学时，一次，因为争论程普和黄盖谁武功高强和一个同学打了起来……。母亲知道后对我说：“不要把爷爷的话当真，谁知道程普认不认你们这些子孙。”我愕然。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母亲才告诉我：一次，我爷爷和我奶奶吵架，奶奶骂爷爷“叫化子出身”。还说，他是花了一大笔钱才认了一个死人当父亲，将自己的名字加到人家的家谱上去的。
那次，我垂头丧气了许久，本以为自己是世家子弟，却原来是乞丐的传人。一下子仿佛身价大跌，少了许多吹牛的本钱。直到许久以后，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是乞丐的子孙，再加上后来在“家庭出生”这类问题上受到的种种歧视，让我鄙视“高贵的血统”。中国有句古话：将相岂有种，男儿须自强！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激励了多少贫寒子弟，让多少田舍郎走上了奋斗自强的道路！稍嫌不足的是，这里不敢提到帝王。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帝王是“天子”，“龙种”，谁要敢说：皇帝岂有种，老子要自强！他大概是要被杀头的。西方文化也许在这一点上比我们要彻底。英语中有一条谚语：“Everybeggar
is descended from some king，and every king is descendedfrom some beggar。”（每一个乞丐都是国王的后代，而每一个国王都是乞丐的子孙。）
还是回来讲我爷爷的故事吧。台江现在是福州的一个区，它是闽江入海口冲击而成的三角洲。十二岁那年，在那里码头流浪的爷爷常到一家粮店打短工，挣口饭吃。后来，那家粮店老板看他干活卖力气，不偷懒，就收留他当了学徒。三年以后，爷爷当上了伙计。爷爷没有家，是住店伙计，白天干活，晚上看店，白吃白住，一个月能挣半吊零花钱。听爷爷说，他腿脚勤快，常帮账房先生买东西，端水，点烟。账房先生看他聪明伶利，也喜欢他，就教他认字，看账本。听爷爷说，他那时每天晚上认字，读书，看账本，就这样学会了读书识字，算数记账。对于这些事，爷爷不再三缄其口，偶而酒后茶余，就会跟我们提起。
现在，你准能猜到，爷爷和奶奶是怎麽联的姻。奶奶家的船总给爷爷干活的粮店送粮，那时的码头小，水浅，船到岸边要搭起很长的跳板，能干的爷爷，扛着麻包，稳稳地走在长长的跳板上。多少有些粗犷的船上女孩，孤独地坐在甲板上，观察着、思忖着，日子久了，难免搭上几句话，送上一杯水，就这样眉来&#30524;去，日久生情，悄悄地相爱上了。
奶奶柳眉杏&#30524;，长得很漂亮。她在浪花中长大，身材匀称，又未缠脚，手脚麻利，虽然称不上出水芙蓉，但却也别有一种风韵。这种风韵，一直保持到晚年。
爷爷和奶奶，当初都属于被社会轻视的一群，也算般配。但据说，当时奶奶的父母亲不同意，觉得爷爷太穷，一个流浪汉，没根没基，又一无所有。但奶奶又哭又闹，寻死觅活，最后，家里总算同意了。在那样的年代，能有这样的自由恋爱，也许应该说，他们比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豪门公子，大家闺秀还要幸福些吧？缺少教养的一群，也少了许多&#31036;教的桎梏。总之，我的母亲河就这样撮合了一对儿女。
奶奶是独生女，结婚以后，娘家出钱，为小俩口盘下了一个临江的小店面。爷爷只熟悉粮食买卖，又有奶奶家帮衬进货，自然选择了开粮店。新开的小粮店很快就成了爷爷原来打工的那家粮店的竞争对手：虽说大粮店资金雄厚，老主顾多，但小粮店有奶奶家帮忙，进货又快又便宜，爷爷年轻又勤快，奶奶原是船上长大的姑娘，也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因此，夫妻店连小工都不用雇。大粮店虽然财大气粗，居然也无法将小店挤垮。小俩口就这样生活了下来。
爷爷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小发家史。大粮店为了挤垮小粮店，就不断设法降价，抢顾客。小粮店几乎只有保本了，粮价却还是比大粮店高，于是，主顾越来越少，&#30524;看着就要破产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刻，突然山迥路转，柳暗花明：大粮店为了降低成本，对伙计百般克扣。一个伙计在盛怒之下终于叛变了，一天，趁店里顾客正多的时候，他拿出几条湿麻袋，向大伙揭发说：店老板在米里掺水，并用湿麻袋捂着，以增加重量……
当时那里的民风十分纯朴，况且，顾客都是附近的邻居，乡里乡亲的，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知道受骗，都十分气愤。从此，大店的生意一落千丈，最后，只好关门走人。爷爷和奶奶的生意一下子兴隆了起来，粮食品种增多了，经营范围也从粮食扩大到油盐酱醋和其他副食品。爷爷盖了一栋很不小的二层楼，楼下前厅是店，后厅是仓库，楼上住家。店里雇了一个账房先生和三、四个伙计，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段历史是爷爷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页，他常常跟我们讲述这段往事。讲过之后，他总要加上一句他的结论：做人就两条，一是勤奋，二是本分。老天爷是睁着&#30524;睛的，他不会让老实人吃亏，也不会让耍奸卖滑的人得逞。
你一定以为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男女主角自由相爱，经过艰苦奋斗，事业有成，生活安定……其实不然，爷爷和奶奶结婚不久就有了矛盾：奶奶总以为是自己娘家出钱使爷爷从小伙计一跃而当上老板，因此，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总想让爷爷百依百顺。奶奶天生丽质，难免招男人垂涎讨好，在店里进进出出，过往的顾客，多半会多看上几&#30524;，多搭讪几句，为讨好她而多买点东西……奶奶虽然没有红杏出墙，但女人虚荣的天性和她缺少教育的质朴本能，都使她平添了许多骄傲和霸气。
而爷爷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大概没有程普的血统，然而，在他的血液里却有一份中国千百年来农家子弟的坚韧执着和不屈精神。他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孤身奋斗，这使他过份相信自己，以为自己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聪明和汗水得来的。这也许是另一个“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吧？只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不同：他们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渡过的。
从我记事起，爷爷和奶奶就经常吵架。到了晚年，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形同佰路，爷爷住楼下，奶奶住楼上，俩个人各过各的，连吃饭也不在一起。只有当子孙们回去的时候，才会坐到一起。记得我上高中时，爷爷去世了。那天晚上，奶奶坐在爷爷的棺材旁边，一手扶着棺材。良久，&#30524;里滚出两行热泪……是对爷爷的怀念，还是对往事的忏悔？
<span style="color:#. 姥爷、姥姥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和表哥一起到老姥爷家玩。老姥爷是姥爷的父亲，在福州话里，姥爷叫“外公”，老姥爷叫“外大公”。我从来没见过老姥姥，不知道是否该叫她“外大婆”。还是说老姥爷吧，他家在螺州，螺州是闽江边上的一个小镇。老姥爷家很大，只记得门前是一个大青石板铺的场子，那场子象个球场，秋收的时候是晒稻谷的地方。平常则供小孩玩耍，大人乘凉……场子的前面紧临闽江，有台阶可以走到水中。我们来去都是是乘船到门口上的岸。大门口有两只石狮，门上是一块“进士及第”的大匾。大青砖的围墙，红漆大门。进了门才发现房子好大，有前天井，中天井，后天进。周围是一圈房间。
隐隐约约听老姥爷家里人讲，我和表哥是“逃难”来的。回想起来，那正是福州快解放的时侯，当时据说谣言很多，城里乱，为了安全，家里人把我和表哥送到老姥爷的乡下老家去。表哥和我，都是家里男孩中的老大，那时的观点，也许更金贵些。我那时三岁多，表哥大我半岁。
老姥爷身着长衫马甲，很严厉，家里的人都怕他。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要描一张红字帖。上面的字，我大都不认识。老姥爷说，不认识没关系，但要描得象。描着描着，我倒也认了不少字。描完字帖，我和表兄还要扫地。每人扫一个厅。那时觉得厅真大，好像一辈子都扫不完&#20284;的。
只记得我和表哥同住一间房间，房子空荡荡的，令我害怕。房子的两边都是果园，一到晚上窗外黑漆漆的。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前面是江水的涛声，两边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不时，还有村中传出的牲口叫声或不知名堂的怪声，让人毛骨怵然。我和表哥常常是拿被子蒙着头睡觉。
城里的孩子到乡下，只觉得处处新鲜。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总带着我们玩。他是老姥爷家帮工的孩子，据说还是我们远房的小舅子，也不知八杆子能不能搭着。我们到河边捞小虾，到果园粘知了，什么都好玩。不过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们还小，多半是看人家玩，自己瞎高兴而已。
水果是吃不完的，就在我睡觉的床底下就有几个大筐：一筐广柑，一筐橘子，一筐龙&#30524;，还有洋桃之类的东西。老姥爷说：“你们随便吃，就是不许糟蹋。”记得我和表哥一起玩种橘子，将橘子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在院子里种了起来。过几天想种龙&#30524;，就将吃过的龙&#30524;核种下去。后来，种上了瘾，又吃不了，就将整个龙&#30524;埋进土里……这回可被老姥爷、逮着了，我和表哥都被罚站，对着墙壁，还不许哭。只记得当时站了好久，好想妈妈，好想家。
后来，村里开始乱起来了，经常有吵闹声。老姥爷家更是这样，只觉得大人们神色慌张，经常交头结耳地说点什么。过了不久，妈妈和大姨来接我们。船离开的时刻，老姥爷拄着拐棍到门口送我们。这些天，老姥爷&#20284;乎老了许多……听母亲说，村里在闹土改。
再见到老姥爷是在姥爷家里，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对开的棉袄，双目呆滞，头发掉光了，背也驼了。他摸摸我的头，一句话也没讲，只是点了点头。听母亲讲，他在村里的房子和地都被分了。我那里什么也不明白，只是想，那大房子有好多人住，该多热闹啊。不久，老姥爷就死在姥爷家里。我想，他在姥爷家的日子里一定忘不了那青砖灰瓦的大院，那大青石板的谷场，那歌起帆落的码头，还有那花红叶绿的果园……念叨着：“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他到死也无法理解那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姥爷对我说过，他们家是耕读人家，所谓耕读，按姥爷的说法，就是读了书，考了功名，却不做官，回家种地。等我懂事了，我更相信，姥爷家祖上一定是丢了官才回家种地的。虽然姥爷从小念书，一生未事耕耘，但他仍忘不了耕读传家。我有一个舅舅叫“亦耕”，还有一个舅舅叫“依樵”，我母亲叫“一荆”，都富有农家风味。
姥爷是新学的受益者。福州一中是福州最早的一座洋学堂，据说是左宗棠办的。原来的大&#31036;堂象个庙宇，中间有一块匾，是左宗棠题的“景行唯贤”。姥爷是福州一中最早的学生之一，后来，又在这儿教过书。福州一中是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文化大革命”前连续八年高考总分福建省第一名，而福建省又是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福州一中与我们家关系源远流长，记得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六十年校庆。姥爷送了一幅对联，挂在展厅中间，上面有从姥爷，到舅舅，姨姨，我父亲，再到我们家和二姨家兄弟姐妹，三代校友共十四，五人的名字。
姥姥是个小个子，加上缠得小小的三寸金莲，越发显得矮小了。据说她也是大家闺秀，与姥爷家算是门当户对。姥姥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从不多管闲事。姥爷是个麻子，但身体强健。听母亲说，姥爷和姥姥感情很好，姥爷每天下班回家，就赶紧回来帮姥姥干家务活。他们住的是两层小楼，听母亲讲，每次姥姥要拖楼上的地板，都是姥爷将水一桶一桶提上去。一次，姥姥自己将水提上去拖地板，姥爷知道后大发了一通脾气。
姥爷很喜欢我们，他对我说过：祖父母有“公”、“婆”与“外公”、“外婆”之分（这是福州话里对“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称呼），但孙子、孙女就没有“外孙子”、“外孙女”之说，言下之意，我们都是他的亲“孙子”、“孙女”。
姥爷教过数学，也常自称喜欢数学。但要说有多高水平，我也不信。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去看他，他正玩九连环，就问我，九连环要上下倒环多少次才能脱开。他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难题，还告诉我，听说这问题是华罗庚解决的。我回来后，没过多久就给他算出来了。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一阶差分方程，当时，我虽然不知道什么差分方程，但把递推公式写出来后，凑也凑出答案来了。当我将任意n连环的一般公式告诉他时，他显得十分高兴。过两天，买了一支钢笔给我当奖品。我也着实飘飘然了一阵子，真以为解决了一个什么重要数学问题。
姥爷晚年，喜欢写诗。他写的那些诗，还请他懂书法的朋友题写，抄了好几本。我没听说他的诗在哪里发表过，大概其水平也不比我写的东西强多少，他也只是自得其乐吧。他还把许多诗刻在竹筒上，或送人，或自己把玩。他喜欢竹，也跟我解释过他喜欢的原因，无非是：“玉可碎而不可夺其辉，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之类的套话。或许是受他影响，我也特别喜欢竹子，不过爱的是它脱俗的神态和清幽的氛围，又枝叶有序，不像松柏之类横生枝节，斜攀乱附。这是我一己的偏见。
他喜欢拉着我听他讲诗，我是左耳进、右耳出，只当耳边风。高中时代，是我最狂妄的时期，自视甚高，总觉得他那点墨水，岂能教我。几次以后，他看我兴趣淡淡，也就不再找我了。现在想来，真后悔，老人有更强的自尊心，更希望被人理解。况且，今日方知，成败荣辱，常常是命运使然，又岂是一个人自身所能决定的？
姥爷晚年的笔名叫“姜瓮老人”。他跟我讲过这个笔名的来历：他中学刚毕业，就到别处一个村子教私塾。一年，大年三十回家，路过另一个村子，村里一个财主办灯谜。头等奖是一担柴禾，谜面是“姜瓮”，猜一字。他想姜瓮是装姜的瓮，乃受辛之器，于是猜“辞”，果然猜中了。原来繁体的辞左边为“受”，右边为“辛”，现在的人，是万万猜不到了。那财主让他初五去取柴禾，初五那天，他换了一身短打扮就去了。财主问他：“挑夫呢？”他很自豪地说：“我就是。”他得意地对我说，这就叫“耕读传家”。
黔驴倘若不叫也不踢，恐怕老虎也难知其技。从姥爷的笔名看，他这一生大概也没有多少光辉业绩可炫耀。不过他入了洋学堂，后来又能教代数、几何、三角，可能也算他们那一代人中的娇娇者了。况且，姥爷一生，我行我素，潇洒自如，也够让人叹为观止的了。
<span style="color:#. 父亲
父亲小的时候很聪明。他上初中一年级时，是姥爷的学生，姥爷教他们数学课。他学得很不错，是姥爷的得意门生。据说有一次上课，他挑了姥爷的一个错。当时他把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使姥爷大为吃惊。从此，姥爷认定他将来会有出息，很喜欢他。姥爷常邀父亲和他的其他几个得意门生到家里玩，母亲也和他们一起聊天、吃饭，玩。因此，母亲知道父亲在学校的许多事。多少年以后，她还提到父亲在学校的外号：“门球”。
父亲上了两年初中，因为成绩好，就跳级到一所叫&#26684;致中学的教会学校念高中。上了两年，他又提前毕业了，那年，他才十六岁。他后来说，他很后悔。当时许多学生上学就是为了一纸文凭，他也如此，只要混得过去就想早毕业。因为跳了两次级，高中毕业时，他的基础，包括数学，已经不行了。他后来说，当时，爷爷的粮店生意不错，如果他上大学，家里是供得起的，可那时他对自己的深造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况且当时，凭他的学历，已经不难找到工作。他进了福建盐务局。盐务局在宁德，是闽江沿岸的一个县城。
他没有忘记我母亲，于是托人向姥爷提亲。姥爷出了两道数学题，寄给父亲。几天以后，收到父亲的答案，看完之后，很满意，就答应了这门婚事。母亲对我说，后来父亲向她坦白，那两道题他一道都不会，是请朋友捉刀代笔，然后他照抄一遍寄给姥爷的。我想姥爷本来就喜欢父亲，所以情愿受骗也不肯深究。世上的许多聪明人，也都是因痴情而上当。然而，世事难测，倘若父亲当年被姥爷戳穿了西洋镜，这个世界上不就没有我了吗？
父亲是一个小科长。不过据说，当时的盐务局是个美差，收入不菲。父亲经常出差，出差可以提前领工资。母亲说父亲一发了工资，她就把它买成洋油（煤油），再用煤油换金条。听说，当时煤油只涨价不降价，而金条则成了硬通货，不会贬&#20540;了。
从几件事看，父亲当时的处境和经济状态都不错。第一件是，奶奶不知是不喜欢母亲，还是摆阔气，多次劝我父亲纳妾。父亲当时自然也是动过心，瞒着我母亲见过几位姑娘。后来因何未纳成，我是不得而知。只记得后来父母亲吵架，母亲每每提及此事。其愤愤不平的言词之后，&#20284;乎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另一件是，我们家和另一家人分住一栋小楼。邻居家的男人临解放时是县长，五零年镇压反革命时被镇压了。记得，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他家有两个女儿，比我大。和我姐姐很要好。她们父亲死后，家也搬到了福州。开始还来过我们家几回，我们管她叫文姨。每回走后，母亲都会念叨。说文姨的男人傻、本来他只是县党部的小官，临解放，县长跑了，却把县长让给了他。他太太也得意了几天，对她孩子说：“你父亲是县太爷，我就是县太太了。”于是，我母亲和一帮常来往的少妇们就管她叫“双重壳太太”，因为本来大家就称她“太太”了。据说，文姨和她丈夫感情很深，她丈夫被枪毖时她滚法场喊冤……再有，母亲生我的时候，家里除了奶妈还有佣人。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持，一个小职员是很难供养得起的。
还有一件事母亲跟我讲过多次，带着内疚。一次过节，母亲带着我大姐，要回娘家。父亲带她们到江边，好不容易是到一条渡船。摆渡的是母女俩，听说是去螺州，她们不肯去，说下午要起风。母亲归家心切，父亲看天气晴朗，就非要她们走。她们不肯开船，父亲举起文明棍就要砸人家的船。当时父亲带了一个跟班，他还叫跟班叫警察来抄船。母亲后来自责地说，那纯粹是仗势欺人。那母女俩万般无奈，最后不得不答应开船。船到半道果然起了大风，大雨倾盆，江面上只有这一叶孤舟，任凭风雨摇曳颠簸。那母女浑身湿透，在风雨飘摇中母亲撑竿，女儿摇橹，拼命挣扎。那母亲一边在起伏的船帮上左撑右挡，一边骂道：“今天我们母女的命算是被你们害了……”，“我死了变厉&#39740;也要找你男人算账……”。母亲说她当时不敢吭声，只是躺在船舱中，紧紧抱着我大姐，闭着&#30524;睛不敢看外边的狂风恶浪，惟有口中不停地念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听到那女人叫道：“到了，到了，还不快出来！”母亲说她睁&#30524;一看，果然到了自家门口的码头。她好像是从&#39740;门关逃了出来，从钱包里掏出一叠钱，数也不数，就都塞给了那个女人。上了岸，抱起我大姐，一手提着箱子，飞也&#20284;的冲进家门……
父亲是不是国民党员，至今还是一个谜。为此，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受累不浅。当年，“国民党员”虽然臭，但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历史问题。可当时讲对组织忠诚，如果是，而我们不对组织讲，填表时也不填，就算是隐瞒，问题就严重了。当时，因为有他的旧同事揭发他是，于是，组织上就认为他是。可他自己说，当时局里大多数职员都是国民党员，可他嫌麻烦、图安逸，是局里唯一带长而没有填过申请表的人。可有一样，当时国民党兴集体入党，他是不是也被集体过？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文革中有清查共产党的“假党员”一说，二姐夫曾幽默地说：“台湾应成立一个专案组，查一下你父亲是不是国民党的假党员。”
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是疼我的。可在我的回忆中，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往事并不多。小时候，他教我读书，可是他常常把这作为惩罚我的手段，每当我淘气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叫我默写生字。每错一个字就挨一板子。可以说我的语文是挨板子学会的。印象最深刻的是让我背九九表。那是夏天，我们搬两张小凳，坐在福州一中的篱笆墙外。那是一个幽静的小巷。少有行人。父亲煽着扇子，让我背。从<span style="color:#开始，一段一段地背。我先背上几遍，自以为背下了，就背给他听。我背错一个，就得挨一扇子把。南方的竹扇子，你也许没见过，挨扇子把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我一下午就背熟了九九表，但挨的扇子把大概也不少于九九八十一下。
中学时代，我常常觉得他既没有远见，又缺乏负责精神，还自私……
刚解放的时候，他带了不少国民党的银行债券从宁德回福州。听我母亲说，当时这些债券可以换人民币，可他舍不得，还想等国民党回来，终于把债券等成了废纸。据说，他一直收藏着这些债券，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虽然不属“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幻想变天却是真的。
后来不久，盐务局发来通知，旧职员可以复职，要他们回去工作。据他说，听说回去以后要去查私盐，有生命危险。于是他居然不去复职，终至失业。母亲的说法是当时福州谣言很多，说国民党很快就要反攻大陆，跟了共产党，以后就甭想有好日子过。我比较相信母亲的话，他一心想等国民党回来。这就是我说的没有远见，缺乏政治头脑。
父亲失业了，全家人从七口到后来的十口，坐吃山空。我记忆中刚回福州时，租了一处房子，家里有十来个大皮箱子。不久，家里就开始卖东西。先是卖毛线，卖毛料，皮衣，然后是金条，金银首饰，再后来是衣物，最后连箱子也一块卖了。东西少了，家也越搬越小。最后，只剩下两小间。
家道的快速中落，还归因于父亲朝思暮想的国民党。一九五三年的一天，台湾战机轰炸福州。那时经常有防空警报，我们甚至晚上上课，还经常蹲防空洞。可那天是动真的了，我们能听到飞机的轰呜声和高射炮的爆破声。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的时候，己是傍晚，就只见整个天空都是红的火光……主要被炸的是台江区，据说目标是电厂和闽江大桥，但其实，着火的都是民房。晚上，见到逃出来的爷爷奶奶。叔叔的手臂被机枪打断了，据说是为了想回房间抢点财物出来。婶婶从火场将他背出，直接上了医院……爷爷的店铺和他多年的积攒，在这场大火中全部化为灰烬。后来，父亲尽全力为爷爷在废墟上重修了一座二层小楼。但没过多久，除二楼的部分住房外，都归了居民委员会。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父亲开始摆出一付不与当局合作的态势。坐吃山空的家让父亲终于向命运折腰了。他不得不到居委会登记失业，申请工作。在做了许久的义务工后，他被分到一家餐馆当主任。那时不兴自己找工作，他算是有一定历史问题，所以分配不到什么好工作。他从教会学校毕业，英文不错，中文根基也好，可餐馆对他来说则是“A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圆孔方凿，&#26684;&#26684;不入）。
不管家里多么困难，母亲每顿饭总要单独给他做点好菜。他还抽烟喝酒，他喝酒高兴的时候，会夹一、两筷子下酒菜给我吃。母亲其实有许多次出去工作的机会，那可都是铁饭碗，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在他的观念里，女人天生就是侍侯男人的。
大姐、二姐其实学习都很好，而且都是班干部，可她们初中毕业都上了中专，就是因为家里穷，供不起。那时中专可以免学费，还给饭吃，中专毕业就可以工作。大姐上师范学校，后来是福州一所重点小学的校长。二姐上了当时很难考取的机电学校，后来分到物资部。退休前是一名局长。她们从社会的底层走出来，凭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我是家里的长子，初中毕业时，家中已一贫如洗，难以为继。不忍心看着母亲一人苦苦撑持，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到一家餐馆打工。我当时想辍学去挣钱，为家里分担一点重担。母亲知道后，到餐馆把我拉回家。她含着泪对我说，如果我们不上学，家里就没有希望了。她多年的心血也白费了。她说，家里再苦，再难，也要让我上大学。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动摇过上学的念头，为了我的前途，也为了母亲的泪水。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家里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是靠国家每月<span style="color:#.5元的最高助学金念完大学的。上学的时候，从被子，棉衣到制图仪器都是学校补助的。我不会忘记，是祖国人民养育了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夹了两元钱，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的零花钱……“可怜的父亲”我想“他那个月大概连烟也抽不上了。”拿着信，我的&#30524;眶湿了。这也许是我最被父亲感动的一次。
父亲有一个藤条编的大箱子，这大概是父亲最后的私产。里边有几幅油纸卷着的字画，我想，大概都是不&#20540;钱的，否则，早就卖了换粮食。还有一付轴裱的对联：“暮鼓寂时书声朗；晨钟响处马蹄咽”。刚到福州，这付对联还挂在厅里，因此，印像较深。后来房子越搬越小，也就只好收到箱子里了。对联上有“颖生”的印，记得父亲说过，他是清代书法家。还有一些，大概是父亲的记念品罢：方圆各异的图章，一个烤兰釉的盐务局职员的徽章，大大小小的硬币。印象深的，还有一个水晶塔。它其实只是一个三棱锥，一个棱被切去不同深浅的横条。从背面看，就成了一个精致的塔。除此之外，就是线装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应有尽有。每一套书都分拆成十来本，里边是蝇头小字。父亲不让别人动他的书，只有我特殊。我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偷看这些书。父亲其实也知道，只是装没看见。姐姐和弟弟都不敢动他的箱子，只有我，不知检抄过多少回。
家里唯一的摆设就是从宁德带回的一个瓷的大肚弥勒佛，有半米高，色彩鲜艳。弥勒佛背个大布袋，腆着大肚子，笑容可掬地盘腿而坐，身后有耗子把他的布袋咬破了。母亲对我说过，弥勒佛故意装着不知道，好让穷人吃上洒出的大米。弥勒佛的腿上嵌着一颗红色珠子，我好奇，用小刀生生给撬了起来。为此，还挨了一顿揍。
父亲没有别的兴趣，有空就看书写字。他字写得不错，但多半写完就烧了，从不留下。我想，也许是这个习惯救了他。文革抄家的时候，我们家只被抄走一些旧瓷器，和我弟弟的一张英文地图。听弟弟说，红卫兵还没来，父亲就和弟弟一起，将那箱字画、书、还有别的疑是四旧的东西一起，抬到院子烧的烧了，毁的毁了。那个弥勒佛，自然也免不了粉身碎骨。想来父亲烧字画、烧书时的心情，大概也和林黛玉临死时烧诗手帕差不多，已是万念俱灰。弟弟喜欢英语，他珍藏的英文地图后来被说成他准备叛逃的证据。那是一个荒唐的岁月，它加速了父亲的死亡。
父亲五十二岁就去世了，由于糖尿病，也由于家庭的贫困。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照说应是大学三年级了。可是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此时正是武斗开始的时刻，学校大乱，多数学生都逃离了学校。我跟一位同学借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同二姐一起赶回福州。可是见到的只是父亲的骨灰盒……
晚上守在父亲的骨灰盒旁，想起父亲同我的许多往事：父亲写字的时候，只有我敢走到他桌子旁。他喜欢写对联，还告诉我一点关于对联韵律的规则。我对对联的一知半解，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他还给我出过一个对子。上联是：“张长弓，骑奇马，单戈作战”，要我对下联。我对不出，他告诉我：“嫁家女，孕乃子，生男曰甥”。（未简化的“战”由“单”和“弋”合成）倒是对得工整。不知是他的杰作，还是看来的。
父亲写的字，偶尔被我看到的，有“人生失意，须尽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垂泪对妻儿”，他喜欢抄改古人的诗词，都很伤感，多半是在酒后涂鸦，认真不得。他只考过我一道数学题：“三角几何共八角，三角三角，几何几何？”其实，这是一个文言游戏。
解放的时候父亲才三十三、四岁。他的后半生非常孤独。他与时代&#26684;&#26684;不入，多少有点变态，没有朋友，在家则是一个独裁暴君。据母亲说，在宁德时，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被枪毙的县长，还有一个，就是检举他是国民党员的那个人。那人因为思想进步，很快就当上了盐务局副局长。
母亲告诉我，在最后的一年多里，父亲病得很厉害。但为了家，为了每月<span style="color:#元的工资，他每天拖着肿胀的双腿去上班。一个不大的餐馆，他既是所谓的主任，又是收银员和会计。晚上，等顾客走光，结清账目，他才能回家。回家的时候，他总要扶着墙根，一步三晃地挪回家来……
那晚，抚着父亲的骨灰盒，望着遗像上父亲消瘦的面孔，想起父亲可怜的后半生，我的泪水模糊了双&#30524;。不管怎么说，是父亲用他的努力和他最后的生命，让这个家得以延续，让我有机会上学。我开始同情父亲。像小说《飘》里的阿希&#31036;，他不缺才干，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手好字，但他没能跟上历史车轮的前进步伐，成了一个另类人物，一个时代的弃儿。
<span style="color:#. 母亲
常常听人家说，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不敢妄评母爱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至少深信，母爱是最无私的。特别是传统的中国妇女，他们中的许多，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自我生命就结束了，余下的只是把整个身心投入家庭，献给丈夫，献给儿女。如果将这种无我的献身精神视为伟大，那我没有异议。
从我真正记事起，家里就很穷。父亲失业了很长时间，后来虽然有了工作，但工资却很低。母亲为了一家的生计，从早到晚地忙碌着，不知道什么是休息。她什么都干过，开始是办私塾，这也许是她的传家本领吧？可是不久，城里的私塾要取消。当时正缺教师，母亲可以转到公立学校当老师。当时家里没有经常性收入，正是坐吃山空的艰难时期。可父亲无论如何不答应。听母亲说，父亲对她说：“你如果要去，我就只有死。”我至今仍想不通为什么？难道就为了母亲可以一日三餐给他做饭吃？还是虚荣心使他受不了？
后来母亲去学会计。母亲其实很聪明，数学又有基础，结业的时候，她是班上第一名。可到临分配工作的时候，父亲又不干了，无论如何不让她去报到。最后，又只好作罢了。这以后，母亲就只能在家作一些兼职的工作。母亲什么都干：卖酱油，拆洗军装，糊纸盒，剥蚕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全家人的吃穿住行都是母亲的责任，她任劳任怨，默默地承受着整个重负。
母亲生气的时候，也常和父亲吵架。但过后，只要是父亲只言片语的歉意，又能使她变得百依百顺。直到父亲去世后，一提起父亲，她还是那样一往情深。总会给我们念叨：父亲辛苦，父亲可怜，还有父亲当年当学生时聪明可爱的种种。她反复叮嘱我们，她死后一定要和父亲合葬。
恕我说一句当儿子不该说的话，母亲那一点不比父亲强？我真不明白，母亲究竟爱父亲什么？是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作祟？还是由于少小相识，青梅竹马的缘故？母亲一直珍藏着一枚假金戒指，听说是她十来岁时父亲送给她的。也许是父亲早年无意间的感情投资，得到了终生的回报。也许当年在姥爷的影响下，母亲把父亲当作白马王子。而此后母亲终生都把父亲看作当年的白马王子。
关于父亲的外号“门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打趣父亲提到的。当时我想问个究竟，父亲生气了，不让讲。出于好奇，后来乘父亲不在场，我又几次问母亲，母亲还是不肯讲，说你父亲知道了会生气。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那神秘的“门球”后面究竟有什么故事？只是从他们的话头隐隐知道，这和另一个女孩有关。那是一次在英国Leicester大学旁的一块墓地里漫步，读着各种碑文，我突然想到：上帝为每一个生命都制造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只是名人的故事写在书上，而凡人的故事则埋在坟墓里。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母亲做出口刺绣。她手巧，不久就当上了辅导员，教别人刺绣，还负责监督质量。我从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觉的，她对我们讲，她绣花绣到睁不开&#30524;睛，拿不住针，就开始干粗活：做家务，洗衣服等。
一次，母亲刺绣的那个公司组织大家到西湖公园玩。母亲也去了，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回来以后父亲就骂她，她和父亲吵了起来，吵得很凶，她几天都不理父亲。可这以后，她再也没有参加类&#20284;的活动。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母亲有一句口头语，是“作草无蕊（心）不发芽”。意思是做人要讲良心，要以德报德。情愿别人对不起你，也不要作对不起别人的事。母亲以其宽厚仁慈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母亲还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鸡屎落地还有三分气”，说人要是没有志气，连鸡屎都不如。
当我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就用看图识字的卡片教我认字。后来，还教我背唐诗。也许是因为我是男孩子，又是长子，母亲不让我干家务活，她对我的最大要求就是好好念书。初中毕业的那一次，我跑到餐馆打工，准备不念书了。母亲硬是跑到餐馆把我拉回家。流着&#30524;泪对我讲：“你这不是帮我，而是断了我的盼头，我辛辛苦苦为什么？”母亲将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
记得那一年我上高中，第二天就是注册的最后一天了，可家里还没有筹到钱。那天，母亲出去了一天，直到天漆黑了，我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家，没有吃的，弟弟妹妹都哭了。直到很晚，母亲终于回来了。她一进门就冲着我说：“明天去交学费……”我哭了，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念好书……”据说，没落家庭的子弟最愤世疾俗，也最刻苦自强。曹雪芹如此，鲁迅，巴金也都如此。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饔飧不继。母亲为了让我们吃上饭，多次去卖血。她贫血，血压低，每次去之前就喝点酒，好骗过医生。一次抽血时，她晕倒在病房里。医生给她检查后说：“你需要别人给你输血，你怎么还敢给别人献血？”她被人从医院抬回家里，大姐陪她回来。进门，大姐就抱着我哭了。
我爱我的母亲，她用她宽广的胸怀，用她的血肉之躯，养育了她的七个子女，让他们长大成人。惭愧的是，无能的我，庸庸碌碌，至今也不知能用什么告慰母亲。
母亲能背许多古诗，她背起来很特别，用福州话，不是念而是唱。至今记忆深刻的有《木兰从军》、《长恨歌》，还有许多唐诗，如《慈母手中线》、《床前明月光》，至今，还记得那种怪调。
也许是家庭的影响吧，母亲读过许多书。每当明月当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一个清晰的画面：晚上，做完功课的我们，和母亲一起围坐在天井的一个大盆周围，借着月光剥蚕豆。一边剥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母亲讲的故事很多很多。她最喜欢木兰从军，讲着讲着还能唱上几句：“叽叽复叽叽，木兰当户织……”。还记得她讲过岳飞传，记忆深刻的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孟母教子，三迁其家；也讲“白蛇传”，“杨贵妃”；聊斋里的故事；还有二十四孝，“尝粪心忧”，“卧冰取鱼”，还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对了，她还特到愿意讲“韩信受胯下之侮”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腻了，她讲上句，我们就能接上下句……就这样，一大盆蚕豆在不知不觉中就剥完了。那时，剥一斤蚕豆能挣几分钱。
也许是学过会计的缘故吧，母亲算账的速度比谁都快。小学时我得过口算比赛第一名，后来又学了数学。可是买东西算账，还总是算不过母亲。
我敢打赌，如果给母亲另一个环境，她也许会是个文学家，诗人或数学家。然而那家庭的桎梏，传统的信念，让她失去了自我生命的光彩。上帝呀，难道女性就应该牺牲自我，才算伟大？如果我是女人，一个中国女人，不得不按传统的道德生活。为丈夫，为儿女牺牲一切，从而获得道德家们赠予的“高尚”，“纯洁”之类的桂冠。我一定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放声痛哭；为失去的欢乐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哭泣；为早逝的爱和被爱的权利而哭泣；为自己的理想，抱负，事业和追求而哭泣！亲爱的母亲，您可曾哭过？
<span style="color:#. 庆云姐
我总说，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但如果打开户口本，那里还有一个成员，叫“程庆云”每当我想起她，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解放前，福建兴一种做法：有钱人买女孩当“义女”。义女，实际上就是卖身丫头。庆云就是义女。我有个哥哥，早年夭折。因此，我这个长子，就更被家族珍视。据说，当时买她就是为了照看我。
她大约比我大五、六岁。据母亲讲，她父母早逝，她是被哥哥嫂嫂卖掉的。母亲说，她哥哥是赌&#39740;，拿了钱，跟她道个别都没有，就往赌场跑。她当时皮包骨，满头虱子。进了门，母亲将她浑身衣服都烧了，推了光头……到我们家不久，她很快就胖了起来。
我从小上托儿所，都是她每天背我去。后来上幼儿园，也是她接送。解放前，母亲喜欢打麻将，花在麻将桌上的时间多。自从她来了以后，家里的家务大都由她承担。
解放以后，没有了“义女”，她在名份上就真正成了我们家一员。可是实际上，从父母到我们孩子，从没有把她当作我们兄弟姐妹的一员。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没有按照家里的习惯叫她“三姐”，而是直呼其名。
当家庭经济发生巨变时，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她，家里的二等公民，自然比我们吃着更多的苦头。首先是吃，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吃不饱，而她常常是吃我们剩下的，可想而知，她怎么能吃饱。于是，她有个毛病，就是“偷吃”。不管生的、熟的，只要能吃，逮到就吃。不但偷吃自己家的饭菜，也偷吃邻居家的。为此，她不知挨了父亲多少打。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想不出什么叫偷吃。可在那半饥半饱的日子里，那个孩子不偷吃？可是我们偷吃，父母亲只是睁一只&#30524;，闭一只&#30524;。而对她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至于穿的，那就更甭提了。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她自己缝缝补补，就穿上了。
她其实很喜欢我，我上那儿她都跟着看我，处处呵护我，怕我吃亏。为此，她得罪了不少人，结果，最后倒霉的总是她。记得有一次在姥爷家玩，表兄欺负我，她气不过，将表兄推到一边，拉着我说：“咱们走，回去，别在这儿受外人气。”表兄恶人先告状，将她的话转告二姨，还说庆云打他。二姨气呼呼地对她说：“他们俩是表兄弟，怎么是外人？你是什么东西，算什么自己人？”说了还不算，还将这事告诉了母亲，说她打了表兄。为此，她又挨了父亲打，说她得罪了亲戚。我直对父亲说，她没打表兄，父亲根本不听我的。晚上，她躲在小屋里哭，我去了说：“都怪我不好，我不该跟表兄吵架。”她搂着我，哭得更厉害了。
她很晚才上学，开始比我高一年级，后来到了五年级，她连续留了两级，就再也不肯上学了。老师总说她上课打磕睡，不听课。那时母亲为了打工挣钱，家务事几乎都落到了她身上。她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做饭，晚上还要洗衣服，收拾房间。睡得晚，起得早，能不犯困吗？
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突然失踪了，过了好几天才回来。母亲告诉我，她被人贩子拐跑了……说得我好害怕。她回来后，我问她，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哭。多少年后，我和二姐在北京，提起此事，二姐才告诉我，她其实是从家里逃跑的。可她没有钱也没有吃的，沿街流浪，熬了几天，也找不到出路。我们家到处找她，后来有人看到她，告诉舅舅。舅舅找到她，她说要回老家。舅舅劝了她半天，说她哥哥是赌&#39740;，家里又没有别的亲人，回去后准得又被卖掉。她想来想去，实在走投无路，就又回来了。
她很喜欢唱歌，她跟我说过，她们家乡的人都爱唱歌，我想大概是唱山歌罢。她说过，她最乐意上的就是音乐课。她自己住一小屋，我常上小屋玩，她就唱歌给我听，还教我唱。记得她最常唱的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当时不明白，现在想起来，这里包含着她对家乡深深的怀念。
她真的好可怜，每当想起她，我就感到一种难言的愧疚。
五八年大跃进，她找了一个机会，参加了一个水利施工队。施工队住在农民家里，她住的那一家，有一个小伙子，做木雕工艺。小伙子坐着的时候也很精神，可一站起来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驼背。不知是小伙子的诚意感动了她，还是她在没有温情的世界里对爱的饥渴。他们很快就相爱了。家里开始不同意，嫌小伙子是残疾人，还是农村户口。父母亲还跑到小伙子家，说他们拐骗未成年女孩。父母去的时候她躲在楼上。后来吵起来了，她就跑了下来，跪在父母面前说：“爸爸妈妈，就算你们白养了我一场，我是跟定他了……”
父母亲后来总算答应了。结婚的时候很热闹，办了两次酒席，一次请男方客人，一次请女方客人。为什么请两次，我也不清楚，也许是离得太远，而两方的客人又谈不到一块？只记得吃酒那一天，她脸红红的，还特意跑到我面前对我说，别忘了她，有空去看她。也许在这个家里我是她唯一的留恋。
她是城市户口，生第一个女儿时，孩子本来可以落城市户口，可她丈夫和公公婆婆怕她带着女儿跑掉，硬是让她女儿落了农村户口。直到生第二个儿子，才让他上了城市户口。
她后来开了个杂货店，还做豆腐，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的丈夫叫增土，虽然是一个残疾人，但也很能干，对她很好。她好象突然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周围的邻居全夸她聪明，能干，心&#30524;好，人缘好。她总让我想起灰姑娘：在我们家的时候，谁都说她笨，说她馋。我们家其他七个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再苦再难的时候也不争吃，不争穿，而且个个功课都好。就这些曾令许多邻居羡慕惊叹，另&#30524;相看。可是由于偏见，我们都嫌她笨，跟我们不一样，又馋，还偷吃，给我们家丢脸。
七一年我结婚，她带着儿子回娘家，她送我一对绸的被面。可只住了一天，母亲就让她回去了。我当时很不过意，知道她想多住几天，农村更讲究回娘家。可当时客人多，住房紧，我也没办法，心想，以后再说吧。
从六四年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次见面也是我反思的开始。回北京后，回想过去的种种，我第一次对二姐说：是我们家对不起她。二姐也有同感。我写信给大姐，说以后应该将她当作我们的亲姐妹，要求弟弟妹妹们都对她好。我真想亲口叫她一声“姐姐”，亲口把我的歉意对她讲一讲。可惜这一切都成了永恒的遗憾——七一年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八七年我在美国，突然听说她得了癌症，而且已到后期，我一时心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全都涌了出来。我请大姐转给她一封信，一张支票，还有一张我的博士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庆云姐：还记得你背我上学的时候吗？弟代展”。这是我第一次称她“姐”，我多么希望她能亲耳听到我叫她一声“姐姐”呀。可惜，命运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她一辈子都没有听到过她最疼爱的弟弟叫过她一声“姐姐”。
后来，听大姐讲，她接到我的信后，就赶紧将我给庆云的信送去。去的时候她己经处于周期性昏迷状态。大姐说，等她清醒的时候，她将我的信念给她听，然后将我的支票和照片给她看。据说，她看到我的照片时，露出了一丝多日不见的笑容。或许，她原谅了我，可她能原谅我们一家吗？
在她得知自己不久人世的时候，她曾让她儿子带她回宁德，去寻找她失落多年的哥哥。她儿子说，她对当年故乡的路还那么熟悉。对此，我虽然有点怀疑，但也许，农村有些地方，山水多年依旧，而她一定在梦中走过无数次。她虽然没有找到她哥哥，但却认了不少往日的亲戚。据说，他们后来还常去看她。
这些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母亲说她傻，说那些山里人是看她有点钱才攀上她这个亲戚的。她却傻里傻气地给人送了不了钱和物。我没有点破母亲。母亲一生精明，为什么就不明白，“故乡”是庆云，一个从小就被卖掉的女孩，一生的梦哪。
庆云下葬的时候，母亲没有去，是婶婶代表娘家去的。据说她丈夫增土几次哭晕过去……母亲是一个仁慈的人，可不知为什么，她对庆云很刻薄，偏见很深。我不敢对母亲讲“我们家对不起庆云”之类的话。也许母亲始终认为她是买来的，是奴才，是下等人。母亲一生都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气。她&#20284;乎觉得，和周围贫民窟的邻居们相比，她的血统要高贵一些。
庆云走的时候才四十五、六岁，我总相信，这与她旧日所受的苦难有关，也许，她是我们家记在上帝档案中的一宗夙债。愿上帝宽恕我们。多少年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给父、母亲修坟。大姐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提了一条：在墓碑上别忘了庆云的名字。
第二章、童年，我甜蜜的回忆
童年，是人生最神奇的一段时光。它让你从光腚、哭闹、满地爬的婴儿，变成一个翩翩少年、或者一个花季少女。所有的痛苦、羞辱、厌恶、憎恨，都会随着时间迅速淡忘，而所有的愉悦、喜好、亲情、习性，却多半会如铭&#20284;塑、伴随你终生。童年，让你经历了从动物到人的变迁。童年，充满了我甜蜜的回忆。
1. 学前，一个无知无忧的顽童
有人说，婴儿的第一声哭泣，便是一个童话的开场。对我来说，这个开始是幸运而甜蜜的。我，作为长子长孙，降生在程家。从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到父母亲，都把我当宝贝。那时，爷爷奶奶特别喜欢我，因此，我常被接到福州与他们同住。爷爷那临江的二层小楼，是我千百次梦中的场景。永远忘不了，小时侯光着屁股，和小伙伴们到江边去摸鱼虾的日子。忘不了用马尾松作套圈，在河岸码头石缝边钓螃蟹的惬意。
记忆中最高兴的是发大水，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那时没有大堤，洪水是一点一点涨起来的。洪水快上岸的时候，家家都要买好多吃的。把好东西都搬到楼上，还要把房门，窗户全部打开。门板都要卸下来。不知忧愁的小孩子们这时都很兴奋。
记得洪水上岸的时候会有人敲锣，大喊：“水来了，水来了！”要是白天，我就会坐在楼梯上，看着洪水流进家来，一层一层的楼梯被淹没了。直到漂着木屑、纸片和其他垃圾的水淹到腿脖子，我才在奶奶和姑姑的催促下往上爬一层楼梯。慢慢地，水停了，我也久久地坐在那半截楼梯上。
再不能出去玩了，只能坐在临江的窗户前，眺望窗外。看天上倾盆大雨，看马路上波涛汹涌，看那雨中的风帆点点。雨一停，就有叫卖的小船。卖什么的都有，但最多的是小吃。有光饼、征东饼，虾酥、蛎饼、麦芽糖等等，应有尽有。光饼，征东饼是福州特产。据说原是戚继光行军时发明的干粮。要买东西的时候，一打招呼，他们就把船划到你窗前。我们把钱放在竹蓝里，慢慢地吊下去。他们把你要买的东西放在竹蓝里，再慢慢吊上来。那时，为了好玩，我总是不停地缠着爷爷奶奶买，害得他们总是陪我吃零食。而到吃饭的时候，任他们怎么哄，我却一口也吃不下了。
还有一件乐事，就是用纸叠小船，然后坐在楼梯上，将脚泡在水里，小心翼翼地把船放到水里。那水是流动的，所以小船会慢慢地飘走。当小船飘离我的视线的时候，我会闭上&#30524;睛，默默地祈祷着我的心愿：愿小船飘到爸爸妈妈那儿，飘到姥爷姥姥那儿。还有哪儿，就不知道了。闽江，那时就是我的一切，我心中的整个世界。
洪水退去之前，叔叔、姑姑他们又都会赶来。房子、家具、地板，都要趁机好好洗刷一遍。因此，经过洪水的洗&#31036;，到处都显得焕然一新。当时，福州在闽江三角洲的房子都是木头建筑，是不怕水浸的。因此，说来好笑，江边长大的孩子，却不知洪水是灾害。直到很晚很晚，才搞明白这一点。
上学以后，我们一直住在鼓楼区。母亲宁可自己花钱租房子，也不肯让我们住自己的房子——爷爷所在的台江区。那时台江区被视为城郊，没有好学校。我们在城里住的地方，一边是实验小学，一边是福州一中，这两所学校当时被认为是福州最好的小学和最好的中学。现在北京人讲究学区，其实，半个多世纪前母亲就知道挑选学区了。
我在实验小学上了两年幼儿园。那时候，家里经济已经开始困难了，但母亲在我上学这个问题上从来是不遗余力。她相信在幼儿园能学到更多东西。当时幼儿园也是要考试的。第一年入学考试，据说，我什么问题都答得很好，但最后，老师也许是看我穿戴像女孩，就问我：“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脸红了，答不上。因为我之前死了个哥哥，家里怕我长不大，故意让我从小女孩子打扮。我在家的小名就叫“阿妹”。中国的传统观念，相信女孩子命贱，容易活。因此，我小时真不知道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考上了。于是，就和表兄一起上了实验小学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往事，能记起来的不多。因为后来母亲提起过，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那年六一儿童节，演出打倒美帝纸老虎。我是主角，演老虎。可临到演出我生病了。那天，是母亲用毯子包着我，抱我到学校去的。我发着烧，坚持把节目演完了。演得不错，还得了奖，这让老师很感动。演出的照片，一直挂在幼儿园的墙上。后来想起来，母亲从来不肯放过一个让我出风头的机会。这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26684;，或者说，好出风头的恶习。
上完一年幼儿园，一部分同学就被挑去上一年级。我表兄只比我大几个月，他也被挑上了，而我却没有被挑上。母亲不服气，找学校评论，也没有结果。那时上小学是要考试的，于是母亲决定让我自己去考。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考试，是笔试。有一道填空题，考卷上画棵白菜，要填字。可是下边只有一个空&#26684;，我就犹豫起来了，不知该填“白”还是填“菜”，还是该把两个字都挤到一个&#26684;子里。那时，二姐也在实验小学上学，她就在窗外看着，以为我不会写，就把“菜”字写在扇子上给我看。监考的老师看见了，只是笑笑，也没说什么。
不知是年令太小，还是舞弊的原因，总之，我落榜了。于是，我只好老老实实，又念了一年幼儿园。那时的幼儿园，语文、算术都教，我学得不错，因为在上幼儿园之前，母亲就教我数数，还记住了不少认图识字卡片。等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比没上幼儿园的那些孩子们多学了许多。
终于上了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叫SZ，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曾经多次被评为福建省和福州市的优秀教师。她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我从小有母亲教，后来又上过两年幼儿园，提前学了许多东西，因此，从一年级起，我的学习就特别轻松。那时的算术课，讲的少，练的多。只记得每堂课都要做题。记得SZ老师出完题，大家就开始做。谁先做完就举手，然后老师就批改。如果全对，你就可以去当小老师，检查其他同学的习题。每堂课都有四个同学去当小老师，每人两列，检查其他同学。不知这是不是SZ老师的发明，但这确实使每堂课都象一场竞赛。争强好胜的我，总是争分夺秒地卖力做。因此，几乎每堂课都是第一个举手。除了偶尔出错外，总是有份当小老师。后来，“好出风头”成了我终生难改的恶性，也许就是从小学的算术课开始的。
或许是因为从小喜欢读书，我小的时候表达能力比较强。写作文是自己的一大爱好。记得那时，进校门的道路两旁是玻璃展板。展览学生的优秀作文、毛笔字等。我的作文常常入选。一次，住在我们家对门的一位老师对我母亲说，SZ老师在办公室念我的作文。她拿过来一看，就发现了一个错别字，就打趣地对SZ老师说：“你也太喜欢你这个学生了，喜欢得连错别字都舍不得改了。”
SZ老师&#20284;乎并不掩饰她对我特殊的关爱。她处处关心我，给我许多指点和帮助，还借我书看。有一次我得了肾炎，她每天中午照顾我吃饭，吃完饭带我到图书馆睡觉。我中学出事受批判，一位从小学一同上中学的同学发言时还说：“SZ老师那么喜欢你，你对得起她吗？”几十年以后，碰到另一位白了头的小学同学，她&#20284;乎还略带不平地说：“那时SZ老师真是喜欢你。”
小学毕业后，我因为初一就犯了事，一直无颜去见老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大串联回福州，去看过她一次。先到她家，听说她已经搬家了，就到学校找她。她在教室里同一些同学在谈什么，那时，福州的文革还没正式开始开。她一&#30524;就看出我来，显得有点激动，对她的学生说：“这是你们的学长，现在在清华大学学习……”她正忙，约我第二天到她家。可风云突变，我第二天不得不踏上回京之路……再次见她，是零八年我回福州探亲。这次是约了十几位小学同学一起去。我那时已是六十来岁小老头，可她一见我，还当我是当年她的小学生。她一把抱住我，许久，不肯松手。我常常为自己这一生，辜负了老师们的错爱而自责。老师，您们能原谅我吗？
还回到我的小学吧。我们班有姐弟俩MM和FF，本来，我和FF是好朋友。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闹别扭。正好FF做&#20540;日擦黑板，我就故意往黑板上写字，他边擦，我边写，于是就吵了起来。后来，MM过来帮FF把我推开。我又哭又闹，找SZ老师告状，说他们俩合伙欺负我。我心里明白，老师喜欢我。SZ老师听我说完&#20284;乎很生气，就把他们俩叫去了。等问清了情况，她把我狠批了一顿。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有恃无恐了。
有一次我的语文书不见了，找了两、三天都没找到。那天下课，看走廊上丢了一本书，检起来一看，正是语文书，但封皮上却写着同班一个同学的名字。我脑瓜一动，就把封皮扯了，再把第一页用颜色笔涂抹了一番，然后告诉老师，我的书找到了。第二天，那位同学告诉老师他的书丢了。SZ老师立刻叫我把我的书给那位同学看。他看了一&#30524;，说不是他的。老师让他看里边，他终于认出那书是他的。那次，SZ老师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她告诉我做人要老实，造假，迟早是要露馅的。那晚，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吃过饭，早早就睡了。半夜里，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只见SZ老师在坐在桌子旁和母亲谈话……
上小学时，我可能是最不用功也最淘气的一个学生。上课做小动作，自习课跑动。经常在操场疯跑，经常丢红领巾，考试也总是丢三拉四……那时每学期都排名次，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大概五至八名。因为喜欢打闹在学校出了名，有些老师很讨厌我，但SZ老师总是替我罩着。所有的同学，甚至其他班老师，都说她喜欢我，我自己也觉得如此。但我记忆最深刻的却是她对我的批评，在我的心里，我爱她，也怕她，这就是SZ老师。
有一次，SZ老师让几位算术学得比较差的学生星期天到她家个别辅导。好出风头的我自己也去了。开始，SZ老师让我在旁边听，可她刚把问题讲出来，我就把答案报出来了，搞得她哭笑不得。几次之后，她对我说：“你答得很好，我批准你提前毕业了。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完成，这院子太脏了，你去把院子扫一扫。”在老师家扫院子，我也觉得挺美的，况且还是“提前毕业”。扫完院子，又帮她母亲洗菜……中午，和其他同学一起，在SZ老师家吃了一顿饭，真香。
那时，福建是前线，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骚扰、轰炸。市区经常响警报，一响警报就要钻防空洞。特务也多。福州有一个小学叫模范小学，据说它原来不叫这名字，是因为一个学生协助抓着了一个特务而改的名。这让我们心里都痒痒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回家，看到一家二楼窗户，象是用手电筒之类的东西，不规则地往外发光。我们监视了半天，一致断定这是特务发信号。于是，立刻跑到SZ老师家，向她报告了这一情况。SZ老师表扬了我们几句，就让我们回家了。过了几天，我们早把这件事忘了。SZ老师突然把我们几个同学叫去，说公安机关己经查过了，那楼里不是特务。还说，公安局的叔叔们表扬我们警惕性高。我们几个当时都美滋滋的。现在想来，SZ老师讲的大概不是真的，她真会相信民居发出的手电筒光是特务发出的信号？但善意的谎言却保护了上进的童心。
我们的小队长叫YM，她是一个老师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两个小酒窝，齐眉短发，生性活泼，动不动就咯咯咯地笑起来，&#20284;乎每个老师都喜欢她，同学们也喜欢跟她玩。也许被当作一对金童玉女，她和我一直分在一个小队。有时她当小队长，我当小队副，有时反过来。这样一直到小学毕业。她唱歌跳舞都很好，还会玩，花样多。她也很顽皮，有时像个男孩子。记得有一次，老师让她和我写个少先队活动的什么总结材料。为了怕被老师发现，她和我一起从窗户爬出去玩。她是我小学时最好的小同伙之一，很多悄悄话，她都会跟我说。一次，她对我说：她妈妈不喜欢我，说我太顽皮，靠小聪明，不好好学习，让她少跟我一起玩。她的父亲据说是跟蒋介石跑台湾去了，后来又去了美国。多少年后，听SZ老师说，她和她母亲到美国找她父亲去了。后来又听SZ老师说，她已经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很伤心。她或许是我许多年以后最想见到的一位老同学。
那是四年级的一天，下午刚下课，YM跑来找我，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听我妈跟人聊天时说SZ老师要调走了。”问我该怎么办。我一听就傻了，怔了片刻，俩人就开始商量对策，看怎么能把SZ老师留住。我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全班同学知道这件事。于是，我们开始弄小纸片，写上：“SZ老师调走了。”然后，每一个同学的课桌抽屉放一张。做完这件事，还觉得不够。就想把全小队同学集中起来，晚上到SZ老师家去挽留她。其实，SZ老师对每个同学都很关心，大家都把她当母亲一样。晚上，我们约上全小队的同学，讲明情况，大家就一起到SZ老师家去了。到了她家，大家就整齐列队。然后的YM和我代表大家，保证以后努力学习，守纪律，不惹老师生气。最后是我指挥大家齐声喊了三遍：“SZ老师不要走！”看得出，老师深受感动。她噙着&#30524;泪谢谢同学们，并当场保证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第二天，全班沸沸扬扬，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后来，SZ老师来了。她在全班同学面前再次保证不走，这才把大家的燥动平息了下来。
四年级结束那一天，SZ老师把我和YM拉到一边对我们说，学校领导让她下学期担任教导主任，她就不再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了。不过，她还将担任我们班的算术老师，她还会继续关心我们。原来，SZ老师是这样“调走了”！
儿童作家(谢)冰心是福州人。我们六年级那一年，她回福州，市里为她组织了一个与少年儿童的联欢会。参加联欢的是两个小队，一个从实验小学选，另一个从模范小学选。大概与SZ老师有关吧，我们的小队被选上了。联欢会在福州西湖公园的后湖，那里是一个封闭的小区，是普通游客不能进入的地方。冰心阿姨请我们吃水果，然后，YM给冰心阿姨念我的一篇作文。她那天穿得真漂亮，又天生大方出众，她有朗诵天才，声音特别好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辅导员没让我自己念而让她帮我念的原因罢。那是我小学时写得最长的一篇作文，题目是：《我们学校的新气象》。我当时受一本书的影响，写一只小燕子飞进校园，从操场、课堂、小菜地一路看到、听到的，一直写到燕子和我们中队养的兔子的对话。最后结束是小燕子飞到我窗前，把这篇故事告诉了我。这也许超过了一篇小学作文，写了有十七、八页作文纸。
MY念完，冰心阿姨&#20284;乎挺满意，上前拉着她的手。她告诉冰心阿姨，是我写的。冰心阿姨走到我身边，摸着我的头说：“写得真好，我的小作家。”并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作文本送给她，我自然点头答应。其实，来之前SZ老师就跟大家说过，要将我的作文本送给冰心阿姨。联欢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家一起看木偶戏。临走，冰心阿姨还特地过来和我握手道别，鼓励我好好学习。回来的车上，我悄悄对YM说：“谢谢你！”她笑笑，脸有点红。
那时候，真的很喜欢写作文，一心想着，长大了要当一个作家，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是从那时起，我一生都保持着对文学的独钟和一种舞文弄墨的冲动。
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FL老师。她来的不是时候，SZ老师从一年级把我们带到四年级，同学们多少有点把她当妈，对她感情都很深。FL老师就有点象后娘，同学们都喜欢对她横挑鼻子竖挑&#30524;的。一开始，我也想给新老师一个好印像，可她是教音乐的，对于五音不全的我，这真是美发师进了和尚庙——无所施其技。而YM歌唱得特别好，因此，她经常得表扬。她看来也因此得意起来。以前，我&#39740;主意多，她凡事多听我的。自打来了FL老师，她&#20284;乎不再把我看在&#30524;里。这让我“醋”心大起。一次，音乐课下课，那时都排队下课，我走在队头。当经过FL老师时，我冲着她的后背作怪脸，惹得许多同学大笑。FL老师发现了，就叫我回来。我故意把全队都带了回来。FL老师有点急了，她冲着大家嚷嚷：“谁让你们回来的？”等同学们都走了，她也平静下来了。她问我：“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这猛地唤起了我所有的怨气，我鼓起勇气，说：“是，你偏心&#30524;，向着YM。”她怔住了，足足有两、三分钟，脸憋得红红的，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走吧！”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大约十岁、十一岁，她大概也就比我们大个七、八岁，也还是个大孩子。等我走了，她大概要哭鼻子了。那时，真难为她了。
过不久，我突然生病了，发烧。那时，家里穷，没上医院，母亲给我熬了点中药吃。那天晚上，FL来看我。她坐在我床边，摸摸我额头，又和我母亲谈了许久。迷糊中只听到她对母亲说我聪明，说一定要我好好念书，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我担心她会告我的状，没想她一句批评的话都没有……临走，她把自己钱包里的钱全掏出来，一起塞到了母亲手里。至今想起这些，还一阵阵的惭愧。当年的我，真是不懂事的顽童。
还有一幕愉快的记忆：一次，我们小队活动，野饮。就在学校后面的一片荒地。那时，我们野饮经常吃锅边糊，这是福州一种有名的小吃。把肉丁，牡蛎，青菜等煮半锅汤，然后，将磨好的米浆往锅边倒，等它成片了就铲到汤里。最后做出来，有点象北方的疙瘩汤。那天，正要搭灶做饭，却突然下起大雨。雨，一点停的迹象都没有。我们都坐在教室里，望着天发愁。这时，FL老师忽然进来了。她建议我们到她家去做饭。大家可高兴了，七手八脚把东西打起包来，就到FL老师家去了。FL老师家是一个二层小楼。那天，她大概把家里人都打发出去了，只剩她和我们一起做锅边糊。她们家调料多，她也比我们会弄，那天的锅边糊特别好吃。吃完饭，我们就在她家玩。下棋，打扑克。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大家都聚集到FL老师的房间里。她屋里有个钢琴，她给我们弹琴，后来，YM和几个同学一起附声唱了起来。不知为什么，那歌声&#20284;乎比音乐课上的歌声好听得多。
4. “偷桃子”的故事
小学终于毕业了，中考过后的那个夏天，好热。一天，几个同学聚到一起，有人建议去晋安河游泳，于是，几个男孩子说走就走了。晋安河在福州郊区，步行要走两三个小时。那时，水清沙滩好，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下午游完泳往回走，一路又渴又累。路过一个小山村的时候，不知谁嚷了一声：“桃子”。大家抬头一看，可不是，满山的桃树，枝头挂满了熟透了的桃子。那桃子是那样的诱人，大家不约而同地往山上跑。到了山上，一班顽童就肆无忌惮开吃了。一边吃，一边还挑最大的往裤兜里揣。
这时，有一个人赶着一群羊上山。他慢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一点都没在意。突然，他向我们冲了过来。我的同伴们立即四散跑开。只有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原地不动就束手就擒了。我被带到村里的一个小屋。没过一会儿，我的一个好朋友PC也被带了进来。PC是我们班的中队委。他经常跟校外的一些人一起玩，对社会上的许多事，他比我懂得多得多。对此，我很佩服他。由于母亲的管束，除了学校和家，我几乎一无所知。
有人拿来一声粗麻绳，说要把我们捆起，旁边几位村民，你一话，我一句，说要如何如何，吓得我直哆嗦。不久，村长来了。他开始问我们姓名，那个学校的。PC不等我回答，就抢着说：“他叫张三，我叫李四，我们是模范小学的。”我有点吃惊地盯着他，他给我使了个&#30524;色，我就不吭声了。当然，“张三”，“李四”只是说着方便，当时他信口编的两个名字是什么，我早忘了。村长要我们把姓名、班级，学校等写下来。我把自己名字写成了“张二”。村长说，要我们每人赔一百块钱。“天哪”，我吓坏了，“我们家上哪里去找一百块钱。”我开始哭了。村长要我们俩人一个留下，一个回家找父母送钱来。PC开始求他们，说他们家没有这么多钱，还说他不认识我们家。我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只是哭。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村长忽然问我们：“以后还敢不敢偷桃子了？”我们突然看到了一线生机，连声说：“再不敢了。”村长接着说：“那就饶你们这一次，你们走吧。”我们象被放生的野兔，也谢也忘了说一声，就窜出了那个小屋。一路上，PC直埋怨我窝襄，连编的名字也记不住，若不是村长糊涂，早露了马脚了。我心服口服地听他埋怨，并由衷地佩服他临危不惧的应变能力。
刚到村口，一堵墙后闪出四条身影。我心头一惊，回过神来，才发现是我的其他几个同伴，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不敢离去。这时，一场胜利大逃亡总算实现了。一路上，他们各自叙说自己的出色表现，只有我，一言不发，我既不会逃跑，又不会编故事，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无能，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难堪和无奈。
多少年后，我在美国学英语，老师要我们写一段儿童时代的往事。我写了偷桃子的故事。文章的最后一句是：“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feel that the world is not sobeautiful。”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不那么美好！”)教师在班上念了我的作文，并一再问我：“Are you a writter?” (“你是个作家吗？”)
我永远忘不了那快活的童年，带着无知的纯朴、无惧的放肆和无边的遐想，还有那转&#30524;即逝，却令我成年后常常追思而又难以寻觅的许多：淳朴无蔽的真挚情怀和冰晶玉洁的无瑕心灵。
第三章、中学，我的梦魇、我的追求
中学时代是含苞待放的年华，青春的活力在这里凝聚、燥动。像即将放出闸门的一只斗牛，又像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那呼之欲出的健和美，情和爱，事业、追求、命运……，仿佛都在做最后的彩排——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花团锦簇的青春年华。回忆学生时代，小学生活太幼雅，大学生活太烦恼，在那久远的记忆中，我对中学生活更留恋——那&#20284;懂非懂的朦胧，那捉摸不定变幻莫测的惬意和烦恼，还有那对未来人生的遐想……。我深深留恋着福州一中的六年。多少个晨曦初露的早晨，在操场边的榕树下一个人默默地背颂单词，朗读课文；多少个晚霞辉映的傍晚，在五四楼的阳台上与同学少年指点江山，臆测人生。
1. 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
实验小学是福州最好的小学，福州一中是福州最好的中学，两个学校的大门都在东街，相隔不到五百米。因此，实验小学的学生考上福州一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不记得我是怎样考上福州一中的，只知道我在福州一中的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是小学的同班同学。
不可思议的一幕是：刚进中学，命运就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使我的中学六年，甚至此后许久，都生活在那个阴影之下。这是一件难堪的往事，每想起它，就象牛虻见了杂耍班子一样，令我痛彻心肺。也许，命运之神在无聊之际，总要找个把人耍弄一番，不幸，十二岁那年，我被选作玩物。
小学时，我是一个深得老师喜欢的学生，习惯了表扬和夸奖，童年是在平静和顺畅中度过的。直到中学，还有老同学对小学老师对我的偏爱颇有怨词。可意想不到的是，刚进中学不久，一场不测的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天上午，课后在小操场开会。我从教室带了一支粉笔，在地上乱涂乱画，周围同学没在意我画了些什么，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地下留下了些什么。开完会，大家都回家了。
下午到学校的时候，校门还没开。学校为了让学生午休，直到课前半小时才开门。我正跟一帮同学说说笑笑等开门，一位老师走出来，说有事要让我先进去。我也不知什么事，心里多少还有点为先进门的待遇得意。我被带到教务处，等着我的是两个警察，我大吃一惊。一个警察开始问话，另一个作记录。警察问我上午是不是在操场上写东西了，我想了想，回答：“是”。又问我写的是什么？我答不上。于是他让我想一想。我的脑子开始嗡嗡作响，象是一锅粥，什么也想不也起来了。为了帮助我恢复记忆，警察带我到现场。现场的一小块地方已经用三根竹杆和一辆破事围了起来，有警察在拍照，还有许多同学围观。看到我们走过来，闹哄哄的人群顿时肃静了下来。我看到自己上午写的字，头脑一下子炸开了。那是排成五列的五个词：“毛主席”，“中党”，“伟大”，“压迫”，“人民”。看过之后，那警察很快带我离开现场。我只听身后的人嘀嘀咕咕地说：“就是他干的”。
回到教务处，那位警察又问我：“那些字是不是你写的？”我根据本能的感觉说：“好象‘压迫’不是我写的。”警察倒也没有难为我，让我将那几个字重写一遍，接着，又让我在记录上签了字，就让我走了。
我蹒跚地走回教室，同学们立刻围了上来，大家向我怎么回事，我说：“‘压迫’好象不是我写的。”一个叫XL的女同学立刻跑到走廊里，对几个隔壁班的同学说：“‘压迫’两个字是坏人加上去的。” 班上的同学都很同情我，而其他班的同学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是第二天情况大变，老师宣布：公安局笔迹鉴定结果证明，所有的字都是我写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我当时写的是“伟犬”，是在别人发现后才将上面的一点抹去的。于是，我写反动标语的罪名就被坐实了。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躲避我，而且，又在远处用看动物园野兽的目光觊觎我。
那天晚上，居委会的老太太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我这是“现行反革命”，可能要严办。她走后，父亲气得用烧火的劈柴揍我，打得我满屋子乱窜。母亲把我拖到门外，要把我推进门前的小河里……。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罪名的严重性，它很可能会断送了我一生的前程。父母亲恨我，大概未必是因为我思想反动，而是因为我断送了他们的期盼。
接下来的几天，班主任老师给我做思想工作，启发我认罪。他帮我挖思想根源。首先是国民党员的父亲的影响；其次，解放前后的生活变化，让我对新社会不满；第三，五七年我有一个姨父当了右派，而姨父原来在经济上接济我们家，我因此对反右不满。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和犯罪的思想根源，痛哭流涕，按老师的提示写检查。班主任老师&#20284;乎也松了一口气，建议学校对我从轻处理。
终于要处理了，那天，我被通知要戴红领巾。已经有好几天了，我不敢戴红领巾。开会了，班主任老师让我出来，站在讲台边，面向全体同学。会议开始了，大队长讲话。我是那么紧张，大队长前面的话一句也没听下去，只有最后几个字听清了，是“开除队籍”。接着，中队长上前，将我的红领巾解下，收走了。
接着是批判会，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同学们的批判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是哭。这几天，我哭得太多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么绝望。真不知道，十二岁的躯体，怎么载得动这么多苦痛，十二岁的心灵，如何盛得下这么多泪水……。终于，我坚持不下去了，&#30524;前一黑，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我发现自已坐在俄语教研室，我们的俄语教师，一位叫SQ的年轻女教师在一边。她递给我一杯热水，还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说什么我不大记得了，但总是劝我放下包袱，还会有前途之类的宽心话。这是那几天我从人间得到的唯一温暖。虽然，我从初二起就没有再见过她，但心里曾无数遍念过她的名字：XSQ。
离开俄语教研室，我低头向校门走去。偷偷一瞥，布告栏里有一张新布告：“查初一(四)班学生程代展……涂写反动标语……开除队籍。”
赶紧溜出校门，想起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绝望的&#30524;神，又不敢回家。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向城南走去，&#39740;使神遣，走上了闽江大桥头。上了大桥才惊觉，潜意识里是要来了断自己的。可那桥实在太高了，下面的水也实在太急了。一个十二岁的生命，实在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泪流满面的我，不知在桥头徘徊踯躅了多久，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回事，一个好心的阿姨把我送回了家……。我不知道以后的路会怎么样，只知道，今后我还要去面对父母，面对令我难堪的老师和同学。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另类的孤独生活。在班上，许多同学用鄙夷的&#30524;光看我，在操场上，谁也不肯跟我玩。我还得到一个痛彻心肺的绰号：“现行反革命”。每当我和一些同学发生矛盾或争执的时候，这个绰号就成了他们的杀手锏。一旦他们祭起这个法宝，我立即哑口无言。
最不堪忍受的一次是，我听一个同学将三国中的一个人物故事弄错了，忍不住说了几句。他很不屑地嘲笑我，于是起了争执。他叫来几个同学，在大操场把我剥了个光猪。还有人在一边叫着，“反革命、活该”。耻辱使我万分难堪，我猥琐地蜷屈在操场的一个堆旧木料的角落里，哭到天黑人尽……
我顽强地挣扎着，忍受着一切，和生活的难堪、命运的不公抗争着。那时，经常默默念叨的是《说岳全传》中的一句话：“天公不平，神&#39740;有私”。多舛的命运，让我完全改变了性&#26684;：本来活泼开朗的自己，变得沉默寡言。本来喜欢凑热闹，现在总想躲开人群，孑然独处。像一只离了群而又不甘死去的野兽，我学会了咬牙忍耐，承受屈辱、孤独和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同时，它也成就了我永不放弃的顽强性&#26684;和我行我素的独立精神。
我上中学的五八年，正是大跃进的一年。我入学不久，就出了事，出事不久，大炼钢铁之风就刮进了学校。学校开始停课，高年级的学生建小土群，将木炭，劈柴和废铁烂钢装进土炉子，然后用风箱往里鼓风。最后将融化的钢水从炉子下面流到模子里浇成钢锭。我们低年级的学生砸耐火土。耐火土不知是什么由材料合成的，是黑色粉未。加水后拿榔头砸，砸成泥状就可以作炉子内衬，模具等。
记得当时饭馆给学校送饭。有福州特有的咸粥，用肉末、瑕仁等煮的，那是免费的。还有干炒切面，一碗五分钱。我们这些学生可高兴了，又不上课，又有吃的。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在教室里打地铺睡觉。大家嘻戏打闹，快活异常。还动员写大字报，我们低年级学生也不知写什么。教室里有笔、纸和墨水，于是，后睡觉的人给先睡觉的画花脸，画纸面具……。早晨醒来，一个个都成了包公、关羽、猪八戒，大家你追我打，热闹非常。
还有开神仙会，畅谈打破迷信，大搞发明创造。这大概也是所谓的科技大跃进的群众路线。我敢打赌，我们初一学生的想象力，比科学家还强多了。印象深刻的有：“弄个大镜子，把美国的阳光都反射到中国来，让美国的庄&#31292;都死掉，中国则一年四季都能种水稻。”“发明一种高射炮，把大饼打到天上，饿的时候一张口，大饼就掉到嘴巴里。”班主任老师在一边一本正经地记着，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但那时，谁也不敢发表什么异议。
那时的浪费确实严重，把新自行车拆了，脚踏和链子接到风箱上鼓风，叫技术革新。树砍了，木头锯了，凳子也拆了。到处找铁器，铁锅、铁铲甚至铁栅栏，不管有用没用都拆下来炼钢。学校的小土群炼出来的钢锭象北方的发糕，坑坑&#27964;&#27964;，满是气泡，还嵌着一些枣子&#20284;的煤渣。
我们的一个任务，是将炼好的钢锭送到大&#31036;堂称重。几位老师在那儿过磅、登记、入库。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刚刚称过的钢锭偷出来再称一遍。过磅的老师&#20284;乎是故意睁一&#30524;闭一&#30524;，又一本正经地再称、再入库。反正，上级要的是数据，又不要发糕式的钢锭。那些发糕样的钢锭就堆在大&#31036;堂的一角，一直躺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学校。这些钢锭最后如何处置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炼钢铁就是种白薯。那时福州郊区有许多荒山坡，学校组织我们去开荒，种白薯。地开出来，插上白薯秧，再浇点水，就算种好了。记得中间还去锄过一两次草。很快就到了收获季节。收获的时候，我们推着独轮车去运。我们收了好多白薯，两个同学一辆车，就往学校推。路好远，车子越推越沉，到后来，真走不动了。和我同车的叫GJ。他胆子大，一怒之下，将白薯全都倒到路边，推着空车就回了学校。此后，我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见一直也没人过问，才放了心。
那时到处是钢铁元帅升帐，粮食元帅升帐的宣传画和雕塑，口号是要为1080吨钢而奋斗。后来，加上像我们学校生产的那种钢锭和伪造的数据，都不知达没达到目标。今天，当我国钢产量达到两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再回想当年愚蠢的拼命三郎的做法，真觉得既可悲又可笑。那时，在农村则是宣传亩产万斤粮。后来更发展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干脆吹牛就不封顶了。那时还有个口号，叫：“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还嫌不过瘾，又改成“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了。当权者的好大喜功，加上对科学的无知，不知造出了多少“天方夜谈”式的笑话，同时又白白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破坏了多少自然资源。
快到初一下期末考试的时候，已经是五九年，学校开始整顿教育。初一一年，我们断断续续，真没上过多少次课。一帮野了心的孩子，上课也没心思。特别是我，为了离群独处，经常逃课，逛大街，和胡同里的小孩混，还有就是到省立图书馆看小说，看杂志。我不记得初一上了多少天课，只记得我一年来从不记笔记，也从未交也一次习题。到期末，我找课本，才发现语文书找不到，而且，怎么也想不起大概什么时候不见的。
期末考试前，我们几个同学老到GJ家复习功课。GJ是初中一年级我最要好的朋友，是班上仅有的两三个不歧视我的同学之一。GJ母亲是老师，对我们很好，还盯着我们做功课。可她一上班，我们就造反了。GJ家有两棵芒果树，我们就上树摘芒果吃。生芒果涩，我都吃得上牙挨不到下牙，回家吃饭，饭菜都没法咬。期末考试考完，我知道自己考得很糟糕，成绩单都不敢去拿，心里想着家里经济困难，我在学校日子也难过，干脆下学期退学去打工算了。那天，成绩册寄回家，我还在外边，很晚才回来。晚饭桌上，父亲铁青着脸，两句话过后，将成绩单摔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语文、俄语两门不及&#26684;，其他的课程也都是勉强及&#26684;。父亲骂我，母亲却一言不发，最后，自己在一旁落泪。我最怕母亲掉&#30524;泪，心想：“妈，你打我、骂我罢。”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GJ。刚到门口，就听到他母亲在骂他，不敢敲门就回来了。后来才知道，学校整顿教学质量，我们班四十个同学，留级了十个，GJ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学校规定，三门课不及&#26684;就不许补考，直接留级。幸运的是：我只有两门红字，在朦朦胧胧中险渡了这一劫。
3. 体验饥饿
如果大跃进那个荒唐的闹剧能够继续下去，真不失为一大喜事。至少，“食堂”和“放开肚皮吃饱饭”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创举，它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然而，当权势者将老百姓多年的辛勤积蓄通通玩光了之后，就只好面对饥荒了。
大约是初中三年级罢，我们的粮食定量开始减少了：32斤，30斤，28斤，27斤……每一次，政治老师都会告诉你，这是科学家计算的最科学的定量。随着定量减少，蔬菜越来越少，肉、鱼渐渐从市场消失了。最后，几乎每一个商店的货架全空了。饭馆倒是一直开着，但是要粮票。常常见到从农村来的讨饭的，称着盲流。开始，他们有些人到饭馆抢吃的。后来，饭馆门口都有把门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城市户口，定量的粮食是有保证的。只是没有蔬菜，没有鱼、肉，没有油，光靠那些大米，是吃不饱的。更何况，我们这些正当发育期的中学生，几乎每日每时都觉得饿。每顿饭&#20284;乎没扒几下就光了，走出食堂，肚子里还是空空的。再也没有往日的打打闹闹、活嘣乱跳，连体育课的内容也变成了晒太阳。很多人都水肿了，水肿的人，每人发一条鱼和半斤糠。用糠饨鱼，吃下去，&#20284;乎确实管用。如果谁家能设法搞点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