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塑造方法论辨
以朱老忠、梁三老
汉、杨子荣、江姐等形象的塑造为例
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塑造方法论辨——以朱老忠、梁三老汉、杨子荣、江姐等
第25卷第4期
新乡学院(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Xinxia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01.25No.4
?中国文学研究
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塑造方法论辨
以朱老忠,梁三老汉,杨子荣,江姐等形象的塑造为例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广西柳州545007)
摘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工农兵典型形象方面取得了重大
的成就,而塑造这些典型形
象的方法,也值得我们重视.像《红旗谱》,《创业史》,《林海雪原》,《红岩》
等作品,远远突破了一般写作理论和文
艺理论关于人物描写方法的范围,创造了自己的一套典型形象的塑造方法:在塑
造融合型典型人物时,注意以个性
为基础的共性选择,注意以性格为起点的多种意识融入;在塑造类型性典型人物
时,注意以阶级性为基础的类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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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积分：0红旗招展谱新篇――《红旗谱》创作、影响史话
　　《红旗谱》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自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以来，迄今不仅先后印刷20多次，累计发行500多万册，而且改编成同名话剧(1959年，河北省话剧院)、京剧(1960年，承德市京剧团)、评剧(中国评剧院)、河北梆子、电影(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天津电影制片厂)和2004年的电视连续剧，并有俄文、越文、英文、日文、朝鲜文等版在国外出版，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①]几十年来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有高有低，它曾被竞相争读，也曾被冷落，乃至像“文革”十年中那样，被批判，被弃之若敝屣。其实，一部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被不同时代的读者在接受和解读中做出喜恶不同的评价，激起褒贬不一的反响，在文学史中是常见的事情。但一部真正具有丰厚内容与独特艺术创造的作品，它的价值是迟早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的。
　　一、20世纪50年代：问世之初引起轰动
　　《红旗谱》的作者是当代著名作家梁斌，原名梁维周。1914年3月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小说《红旗谱》中描写的主要历史事件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事件，一是1931年蠡县人民反“割头税”斗争，二是1932年7月的保定“二师学潮”。反“割头税”是1931年1月春节前夕发生在蠡县的一次民众反抗税斗争。时年16岁的梁斌参加了这次斗争，受到了涉世后的第一次锻炼。为此他将此事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写入了《红旗谱》。在小说和以后的电影《红旗谱》中，艺术地再现了反“割头税”斗争的始末，基本上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二师学潮”即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的护校斗争，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北方的一个真实事件。梁斌1930年9月考入保定二师的当年，即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2年3月，他因病回家治疗。4月，国民党教育厅宣布解散二师，并登报公布了“共产主义思想犯”和“嫌疑犯”名单，名单中就有梁斌。梁斌按党的指示返校后，听到返校的同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消息，积极串连四乡同学，向群众宣传二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募捐援助被包围的同学。事后他说：“我参加了二师的护校运动，斗争对我影响极深，战友们在‘七?六惨案’中被捕的有五十几人，被惨杀的有十多个人，这是我一生难忘的。”[②]在小说《红旗谱》中，梁斌以大量篇幅，逼真细腻地写了学潮的全过程，真实地再现了二师学生出生入死、同仇敌忾向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的风貌。很多情节几乎是“实录”，一些学生的名字甚至用了真名，如惨遭杀害的护校委员会宣传部长刘光宗、组织部长曹金月、检查部长杨鹤生等烈士，小说中悉用真名；烈士贾良图在小说中仅改一字，写成贾应图……
　　亲身的经历一直感动着梁斌，促使他拿起笔想记录下自己经历过的伟大斗争。“在这个时代中，一连串的事件感动了我。自此，我决心在文学领域里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后一代。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红旗谱》这部书，从短篇发展到中篇，从中篇发展成长篇，其中有些人物在我脑子里，生活了不下一二十年。”[③]
　　1934年，他写了第一篇是个短篇，写高蠡暴动，题目是《夜之交流》，在北师大的“伶仃月刊”第二期上发表。1942年，又写作了短篇《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这时，朱老忠的形象开始形成了。1943年发展成中篇，还是写朱老忠，但在题材上丰富了，从二师学潮一直写到抗战开始，约5万多字，在《晋察冀文艺》上发表。1953年开始创作长篇《红旗谱》。一直到1956年底，完成了3部。之后因为身体原因就暂时停止了创作。
　　《红旗谱》的出版震动了中国文坛，其宏大的历史画卷，丰满的英雄形象和浓厚的民族风格，成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和壮丽的史诗，成为“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之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红旗谱》出版后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陈毅、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田汉、老舍等同志的赞扬和文艺界的高度评价。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同志，则给梁斌提高两级行政级别，享受省部级待遇，以表彰他对祖国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④]自有新文学以来，我国小说中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有过许多，写革命农民生活与斗争的作品也不少。但把现代中国农民放在比较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相当完整地写出农民逐步提高阶级觉悟，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突出地刻画了这种人物的成功的英雄典型形象的，应该说，《红旗谱》是第一部，也是这类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红旗谱》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赞誉。“梁斌的《红旗谱》充满了那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那样高大丰满的人物形象，那样多姿多彩的生活图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这个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在艺术成就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是十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突出的收获。”[⑤]
　　当时的《文艺报》刊发了大量的关于《红旗谱》的评论文章，并于1958年编辑出版了《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其中对《红旗谱》的赞誉主要集中在小说的史诗性、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民族风格等方面上。
　　方明的《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⑥]，称《红旗谱》第一部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这是一部革命斗争的史诗，也是一幅壮丽和广阔的历史图画。小说描写了1927年大革命前到“九?一八”事变后近十年间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并在这一宽广的时代背景上，描写了革命斗争和革命英雄人物的发展与成长。小说通过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朱老明三告冯老兰到反割头税运动，鲜明地反映了农民从泄私愤到报公仇，从自发的反抗到有组织的斗争这一发展过程。
　　更多的评论集中在以朱老忠为首的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上。评论者普遍认为在众多人物当中，小说中塑造得最好的最突出的是农民朱老忠和严志和的形象。“这两个人物，是能够概括中国农民的典型性格的。朱老忠主要是代表了中国农民的英勇、豪爽、酷爱自由、坚忍不拔的一面；严志和主要是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善良、勤劳、朴实和保守的一面。这两个典型合在一起，差不多就概括了这个农民的完整的性格。”[⑦]而最受关注和赞誉的还是朱老忠这个英雄形象。“在当代文学作品所创造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形象里，具有如此历史深度的性格，朱老忠还是第一个。”[⑧]认为朱老忠这个形象有着一种中国农民所特有的民族气魄，身上继承了许多民族传统的优良精神。但是，“他不是一个旧日的‘草莽英雄’,他是横跨新旧两个时代逐渐找到了新方向的农民中的豪杰。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旧时代的影子，……然而更主要的，则是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朱老忠是一个新时代的父亲，在他的血管里交流着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血液和我们光荣祖先战斗传统的血液。”[⑨]
　　朱老忠被定性为从单枪匹马去报仇雪恨的英雄终于走向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成为共产党员。“他的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发展的，因而达到了高度的典型性。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这个农民生活与斗争，在艺术上达到相当深度与高度的作品。”[⑩]
　　小说的创造风格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红旗谱》的艺术风格是浑厚而豪放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11]作品所体现出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也为评论家们所普遍关注。梁斌的《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中也谈到自己在开始创作的时候，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苏联的著名小说，“我时时刻刻心中在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那些伟大的品质写出来。为此，才想到要写故乡人民的面貌，写故乡的民族，故乡的地方风光；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我不得不从这一方人民生活中，选择、提炼典型性的语言……我时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它成为喜闻乐见的文学创作，我选择了古典小说中的传统手法。在章法结构上，不脱离古典文学的民族形式；语法结构上，不脱离农民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写得通俗一些，使有文化的农民看得懂，没有文化得农民听得懂。”[12]小说被誉为是具有“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成了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在追求一种崭新的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特色上也取得了值得赞扬的成就。“他在创作中在追求一种比西洋小说写法略粗一些，但比中国的一般小说要细一些的写法。既成功的吸取了民族传统作品的艺术特色，同时也适应地采取西洋小说的某些艺术技巧的统一的、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风格。”[13]
　　当时的《红旗谱》在备受赞誉的同时，也有评论家指出了小说存在的不足之处。“这部书写党的领导和领导者的形象，还稍有弱笔。此外朱老忠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以后，我们却看不到他的精神面貌有多少新的升华。似乎他还仍然是以为慷慨仗义的豪杰，而缺少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战士的行动。对于这位典型人物的新的成长，应该说是个缺失。”[14]而这样的批评声音在众多而响亮的赞扬之声中，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但也正是此预示了《红旗谱》这部小说在不久后所将遭遇的灭顶之灾。
　　1958年，在芳草茵茵、百花争艳的春夏之交，《红旗谱》小说带着着油墨的芳香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还没多久，就被河北省话剧团的同志们购来。大家争相阅读后，纷纷议论：应当把这部小说改编成话剧。很快鲁速、村里、]克三位同志捷足先登，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头写出三个草本，然后由鲁速副团长执笔加工、润色，于1958年8月把《红旗谱》剧本写成，9月排出，并在保定河北礼堂与观众见面。
　　《红旗谱》话剧首演后，尽管还不够成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已显示了良好的基础，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在省文化局路一局长亲自帮助下，剧团决心把这出话剧搞成一部精品。于是在1959年春天，所有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到故事发生地高阳县农村，一面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面深入干部、群众之中搜集素材修改剧本。
　　修改后的《红旗谱》话剧变动很大，从剧情安排、人物设置、语言特点乃至剧中一些生活细节都紧紧地贴近生活。此后又经3年的演出实践，边演边改，对这出话剧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经15次修改后，终将此剧排成一部深受群众喜爱的话剧。该剧取材于原著的前半部，集中反映了冀中平原革命史上有名的“高蠡暴动”的前奏：“反割头税”斗争。从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舍命护钟起，直到朱老忠带领群众直逼县衙斗争初获胜利止。全剧9场，以朱老忠为首的穷兄弟同地主冯兰池的斗争为主要矛盾。当朱老忠、严志和等人处于苦闷之中时，党的地下领导者贾湘农来到他们身边，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远见，将农民们的自发斗争过渡到在党的领导下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自觉革命斗争、这出话剧的主要人物和扮演者分别是：朱老忠：鲁速饰；严志和：潘波饰；朱老明：村里饰；贾湘农：张柱饰；春兰：马秀英饰；冯兰池：孙树林饰；李德才：邹鹤年饰。
　　话剧《红旗谱》在三四年中除多次到河北农村演出外，三次到天津、四次在保定、两次进北京，并到武汉、上海、苏州、南京、济南、开封、郑州、福州等地演出。前后演出300多场，所到之处均受到观众德盛赞。话剧《红旗谱》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在便演过程中实行“三结合”的结果。首先是与群众、观众的结合。开始演职员们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吸取了许多群众的语言，话剧中许多鲜明的地方色彩就是深入农村得来的。第二是剧团内部编、导、演之间的结合。《红》剧每次修改及修改后的演出，都及时召开座谈会，集思广益，听取大家意见，然后由一个老演员和编导组成的加工小组讨论，拟定修改方案，再由执笔编剧修改。第三是同文艺界、戏剧专家、学者结合。话剧在演出中主动听取专家的意见。其中给《红》剧以较大帮助的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周扬于1959年在天津看戏后当晚在人民礼堂谈了很多意见；全国剧协主席、戏剧家田汉两次看了《红》剧，均用几个小时谈了意见。还为剧团进京演出给予帮助并题诗祝贺，诗曰：“清流碧血忍凝眸，廿载归来恨未休。苛税不除人不散，红旗飞满古城头。”老舍、梁斌等也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意见。话剧《红旗谱》是河北省话剧院成立以来演出剧目中影响最大、震撼最大、评价最高、演出场次和地区最多的一出话剧。
　　二、20世纪60―70年代：轰动之后惨遭厄运
　　1960年，简直可称为“《红旗谱》年”。这一年小说《红旗谱》在许多书店售罄，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再版；话剧《红旗谱》正进入演出高潮，从津京到宁沪，声震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连夜拍摄大量剧照印刷成连环画发行全国；而影响最大的电影《红旗谱》也在这年冬天同观众见面了。
　　影片《红旗谱》剧本改编：胡苏、海默、吴坚、凌子风。导演：凌子风。摄影：吴印咸。主要演员：朱老忠由崔嵬饰，春兰由俞平饰，贾湘农由鲁非饰，冯兰池由葛存壮饰，李德才由赵子岳饰。河北省话剧院的导演蔡松龄和村里分别扮演另外两个主角严志和和朱老明。影片基本上参考了话剧的主要情节，选取小说前半部，围绕着“反割头税”斗争，在冀中展开了一场农民革命风暴。描绘了以朱老忠为首的革命农民在党代表贾湘农领导下组织起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反动势力。
　　电影一经公映，就引起了轰动。影片中波澜壮阔的革命气势较之话剧更胜一筹，但影片与话剧又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浑厚质朴的基调，通俗简洁的语言，以及那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淳朴的乡土气息。此外，影片还同话剧一样借鉴了民族戏曲传统表现手法――开门见山。影片一开始就把地主冯兰池与农民朱老巩在砸钟、护钟上的尖锐矛盾迅速展开并很快推向高潮、一下子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影片还成功塑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农民英雄群像，尤以崔嵬扮演的朱老忠和蔡松龄扮演的严志和形象突出，前者侠义豪放，后者质朴厚道。影片的成功之处还表现在摄影方面。导演凌子风和摄影吴印咸很注意影片画面构图、场面调度和用光的技巧处理，如朱老忠携家带口还乡复仇，正遇到冯兰池和李德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朱老忠在大车上“啪啪啪”连甩三鞭，并对冯怒目而视。此刻，朱老忠高大而饱满的特写镜头充满整个画面。对比画面中冯兰池的萎缩卑琐形象，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激烈的斗争火焰即将点燃。再如严志和在酒馆被骗卖宝地一场，影片给严以明快柔和的光线，突出其憨厚朴素的性格；对狗腿子李德才则用反差较大的硬冷光，突出颧骨、眼窝的阴影，表现其狡诈、阴毒。这种对比手法，增强了正面人物的气势，削弱了反面人物的淫威，收到了真实感人的艺术效果。
　　尽管受到如此的赞誉，《红旗谱》在“文革”之中也难逃灭顶之灾。十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人民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空前的灾难。《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是“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这个《纪要》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于是“黑理论”、“黑作家”、“黑作品”三顶大帽子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压下来，一些正确的理论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被诬之为“黑八论”加以讨伐；很多优秀的、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如《红旗谱》、《红日》等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
　　《红旗谱》和《播火记》这两部名著，“文革”中惨遭批判，四人帮”下令禁止小说再版，停止出售，不准借阅，炮制了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对《红旗谱》、《播火记》进行围攻，罪名是“歌颂王明路线”，“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等，把《红旗谱》打成“黑旗谱”，《播火记》说成是“播毒记”，梁斌也被带上“黑作家”的帽子，轮番揪斗，关进了牛棚。梁斌虽因此受到多次批斗，但他铁骨铮铮，绝对不违心地承认“错误”。
　　冀红文的《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曾被成为是对这两部反动小说发起总攻的第一炮。[15]当日的《河北日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批判梁斌精心炮制的《红旗谱》、《播火记》，“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文章称梁斌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员干将。他写了三十年代王明错误路线，歌颂了王明叛徒集团，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刘少奇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小说借贾湘农之尸，还王明之魂。所谓《红旗谱》者，“谱”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黑旗；所谓《播火记》者，“播”的是叛徒王明错误路线的鬼火。彻底批判为叛徒王明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之后，《河北日报》连续组织刊发了大量批判《红旗谱》的文章。
　　三、20世纪80―90年代：恢复名誉后重获新生
　　百花凋零的十年浩劫之后，《红旗谱》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文艺报》1978年第3期率先登出了召珂的评论文章《重评＜红旗谱＞――驳所谓“专写错误路线”的谬论》，为《红旗谱》恢复名誉，而作家梁斌也重获解放。小说得以再版，电影也重新在影院放映，1980年代后期更被当作“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出现在全国各地影院，曾被誉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影片”。
　　然而，在解禁之初，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刚刚经历了大批判的作家的心态不免仍有些战战兢兢。1978年4月《红旗谱》出第四版。此次的再版不仅在结构上作出了调整，由出版的不分卷改为分三卷，1－24章为卷一，从清朝末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写到1928年朱老忠济南探监；25－40章为卷二，写1930年初的反割头税斗争；41－59章为卷三，写1932年夏的保定二师学潮。内容上也有所改动。
　　修改较多的是卷三，约占全书修改量的百分之九十，特点是改动的地方多，每一次的改动文字并不多，所有的修改都围绕着学潮中的路线问题。历史上这次学潮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发动的错误的失败的行动，但参与学潮最后被捕杀的都是单纯的血气方刚献身革命的学生。初版后作者介绍经验说：“关于政策问题曾经过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16]然而来自评价者和领导者的意见却希望他在作品中批判王明路线。既要表现革命斗争，又要批判左倾盲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者煞费苦心，从三方面进行了修改。尽量抹去学潮中王明左倾路线的痕迹，把盲目冒险招致失败的责任推给青年学生，拿抗日救亡的大旗掩盖国内革命的实质，力图给人以批判左倾盲动思想的印象。
　　还有一处细小的修改值得注意。卷一14章写运涛巧遇贾湘农后，回到村里告诉朱老忠。初版朱老忠的话里有这样一句：“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运涛问他“要不，我去？”朱老忠扬起下巴，呵呵笑着说：去吧！可是你去了，也要慢慢扑摸着看。”四版把朱老忠的话改为：“你要是扑摸到这个靠山，咱受苦人一辈子算是有前程了！”后一句是“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修改后朱老忠的思想觉悟固然提高了，形象更加高大了，但初版的话自然流露出农民造反者择主而事和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心理，人物更显真实，朱老忠本质上仍是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17]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逐渐恢复，在文学界，掀起了为当代文学写史的热潮。但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革”的否定，殃及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十七年”文学之列的“红色经典”[18]的研究也被暂时搁浅。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所恢复，但由于当时文学环境仍较封闭，研究者只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选择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分析阐述，很少整体把握。这种研究也只停留在作品构思、人物形象、政治教化功能等浅层次的研究上，且多以正面评论为主。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整个20世纪文学史作了回顾，，对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传统的观念或标准作了批判。旨在重新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章……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论。对文学的反思，同样带来了对历史的反思，打破了以前旧有历史观的束缚。新的历史观的形成，使研究者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起点和坐标。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进入90年代，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的讨论等因素，开阔了当代评论研究的学术视界，学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文化语境和评价视角，破除了思想僵化，对“红色经典”的研究渐进佳境，使得“红色经典”的研究重获新生。
　　在对“红色经典”的研究中，学人不约而同地从文化背景入手，采用“再解读”的方式。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更强调一种实践性、实用性、策略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因而，也为“红色经典”的研究拓宽了相当大的领域，提供了多种言说的可能性。具体到《红旗谱》的研究上，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思路值得注意。
　　(一)人本研究
　　延续1980年代的人本主义思潮，一部分论者以人道主义为尺度，对“红色经典”加以批判性重评。丁帆、王世沉在《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中引入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指出“红色经典”在十七年文学中“一个个陷入了存在盲区。”“非人化”倾向导致了对人理解的“模式化”代替了个人和文本个性，以致于出现创作上的“模式化”。[19] 吴培显认为“‘人’的哲学观念的根基的缺失，导致史诗范式的时代性倾斜”而且“促成并强化了一代作家史诗情结的先在性盲点。”“红色经典”缺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20]
　　从这样的研究思路出发，研究者们发现了在《红旗谱》的研究和批评中，被遮蔽的知识分子体系和缺失的知识分子话语。研究者认为在《红旗谱》的阅读和阐述过程中，对小说的解读大部分停留在小说的民族风格、农民作为典型形象的典型意义的分析上，对小说中的近十个知识分子形象和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透析还是一个薄弱点。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对冀中平原上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斗争史的描写，但并没有像梳理农民革命的英雄谱系那样，去梳理《红旗谱》中这些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之间的渊源和关系。《红旗谱》中被遮蔽的知识分子群像，不仅关涉到十七年主流话语对工农兵话语的激励和对知识分子话语的压抑这一写作规范，也包含了作家创作理想、审美意识与主流规范的冲突和化解，在更深层次上则反映了十七年语境下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失。[21]所以有论者指出“《红旗谱》这一文本本身充满着内在的悖论，即《红旗谱》试图歌颂农民阶级的成长，却写成了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二是这一文本中的知识分子群像所体现的文化品性较典型地代表了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独立人格的缺失。”[22]
　　(二)叙事学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叙事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叙事语法、叙事结构等静态研究，而是将叙事学置于文化背景中，做更广泛的研究。程文超从叙事角度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叙事者，认为“革命叙事时期的长篇大部分都有一个隐藏叙述者，阶级才是革命叙事的真正叙事人，作家只是一个被抽空了‘我’的被叙述者”。[23]程光炜从叙事习惯的排斥性和叙述态度的暧昧性入手，分别对“三红”做了分析，以揭示其创作策略。认为就文本分析，《红旗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复仇故事，但它原来是“一部被革命叙事‘改造’过的传统复仇小说。”[24]因此作家不得不陷入两种叙述套路难以“结合”的尴尬：为了使“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他特意加进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和因“复仇”而一波三折的运涛、江涛的爱情故事，但是这种描写有损于作品的“阶级斗争主题”；为超越一般乡村“复仇”的叙述陈套，使之最大限度地获得由无产阶级政党所赋予的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作品安排了运涛、江涛和贾湘农相识的“细节”，设计了运涛去南方投身北伐革命等内容。这些修改不仅极大地减弱了作品的可读性，也减弱了人物原有的光彩。“从全书结构看，“复仇”是作品贯穿始终的一条叙述主脉，是作品牵动读者阅读兴趣的一个主要悬念。由于把‘走向革命’强行作为主要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规律，《红旗谱》第一部给人留下的是一卷不如一卷的印象。”[25]并进一步指出虽说政治话语塑造了《红旗谱》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完全左右其叙事机制。使《红旗谱》从一个流传民间的复仇故事变成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叙事性作品的并不只是政治因素，还有某些非政治的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四川大学的陈思广从叙述学角度分析了《红旗谱》，从叙述单位、叙述流程和叙述环链入手，认为《红旗谱》是一种契约范型。[26]
　　还有论者从家族小说的叙事角度入手研究《红旗谱》，认为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红旗谱》一向被视为反映农民革命的史诗作品，但如果从其表现阶级斗争和家族仇恨的双重主题，对父子冲突与父子相继多层家庭关系的描写，对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刻画方面来看，“它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现代家族小说的传统，成为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的典型。这既符合小说创作的客观实际，也是其成为当代小说经典的原因之一。”[27]黄子平和许子东在谈论“革命历史小说”的时间观和叙事特点时更把《红旗谱》与《灵旗》、《大年》、《白鹿原》等进行并置研究，并得出结论：“在某种意义上，《白鹿原》就是以《灵旗》、《大年》方式所写的《红旗谱》”。[28]
　　(三)审美研究
　　“审美标准”是“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打出的一面旗帜，以此来反拨以往文学史的政治评价标准。进入90年代对“红色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评也较多采用了审美的标准。早在1994年田中阳指出“《创业史》和《红旗谱》被认为是体现‘民族风格’的典范”。而‘民族风格’主要表现为一种阶级风格。”[29]陈涌认为《红旗谱》具有民族风格，“是深沉、宏大、质朴的。”[30]同样对“红色经典”的美学风格持肯定态度的还有陈美兰，她认为主要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十七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31]洪子诚指出，这部小说对“民族气魄”的追求与探索是其参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中有三个创作特征之一，主要表现在人物性格中的慷慨侠义、生活情景和文本构造的民族色彩、以及民间语言的运用等方面。[32]
　　(四)文化研究
　　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80年代末进入中国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逐渐升温，这一跨学科、并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的领域，为“红色经典”研究开拓了相
　　对多元化的研究视角。陈思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颇有创见。他提出了“战争文化规范”和“民间文化形态”[33]概念，并以此观照十七年文学经典，获得了较大的收获。指出受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化的审美特征的影响，《红旗谱》的创造采用了《子夜》模式，“在塑造时代英雄形象的同时，体现出作家们要尽力创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诗’的强烈愿望”。[34]而且由于此时期文化规范的制约，造成了实际上小说“文本的叙事逻辑
　　与作家主观意图的错位。……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并从民间的阅读视角来解读《红旗谱》，认为由于作家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所以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景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35]
　　四、新世纪：“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中《红旗谱》
　　21世纪之初，“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成为热潮。2000年万科影视公司推出的中国版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炮走红，不仅赢得很高的收视率，而且得到官方与民间的一致赞赏。2003年夏天，电视剧《烈火金刚》热播；2004年3月，《林海雪原》在各大电视台轮番上演，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之后，《小兵张嘎》也在电视台黄金强档播出。改编后的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也将在国庆节面世。完成或正在摄制和筹备之中的“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还有：《红岩》、《红日》、《红旗谱》、《阿庆嫂》、《红灯记》、《鸡毛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牛虻》等等……。一个“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潮已然到来。
　　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驱使下，这些改编后的“红色经典”开始“变味”：革命故事与英雄事迹被大众消费文化的巨手所改写，成为政治话语、革命话语与商业时尚话语的奇特结合物。“红色经典”成为了包装过的特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红色经典的改编、定位、目标受众，是完全按照当前消费市场逻辑运作的。譬如，《红色娘子军》中有青青偶像剧的影子：吴琼花成为时尚女性，洪常青则透着帅哥的浪漫情怀。导演袁军希望把洪常青、吴琼花的“青春美”张扬出来，他说：“这是一部描写‘女人与战争’的作品，但是女人再革命也是女人，像她们个性中的可爱，骨子里的帅气，绝不能只是表现在行军礼时有多标准，而是要在她们的情感上下功夫。如果将来观众看了这部戏后感觉这些女人有些味道的话，我就满足了。”[36]《林海雪原》则融入了言情剧，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被大大地渲染放大，杨子荣陷入“三角恋”，居然还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连“私生子”也出来了。用商业的逻辑改写革命话语必然要求尽量张扬所谓“人性”淡化阶级性。座山雕不仅有“养子”，而且是一个颇重情义的好爹，儿子不认他就难过得老泪纵横。“人性”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同时，商业化、大众化还表现在解神圣化、解英雄化，少一些英雄主义，多了一些商业/消费主义。在改编电视剧的宣传剧照上，洪常清与吴琼花激情拥吻，与商业大片无异；杨子荣显得自由散漫，流里流气。阿庆嫂则更邪乎，俨然一个风骚老板娘，不分敌我，还与胡传魁和郭建光卷入所谓“情感漩涡”，难怪有某些媒体称此类改变为“红色变桃色”，与其说是《林海雪原》，不如说是《林海情缘》。[37]
　　“红色经典”改编确实出现了诸多问题，于此，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红色经典”改编剧存在的问题， 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中直有关制作单位发出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要求严肃对待“红色经典”的改编，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不可使“新红色经典”脱离原著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不可脱离原著的核心精神去“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思想内涵相去甚远。
　　在广电总局收紧“红色经典“改编的情况下，由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公司、天津电影制片厂和天津金虹胜利药业公司根据原著改编拍摄的28集电视连续剧《红旗谱》，经过4年的筹备、创作和拍摄，获中央电视台审片小组审查通过，于2004年9月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部由桂雨清担任编剧，胡春桐任总导演，姜峰、王宝坤任执行导演，并由吴京安 、巍子、村里等主演。审片小组认为：电视剧《红旗谱》的改编创作是成功的，它忠于原著的基本精神，又做了合情合理的拓展，总体把握是比较得当的。在历史的涵盖和人物的层面上，比电影《红旗谱》更为厚重丰满，故事性更强，人物性格更为鲜明。特别是吴京安扮演的朱老忠，通过电视细节的艺术处理和演员情感的投入，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和燕赵之风的农民革命先行者的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展示了上个世纪前期，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冀中平原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和侵华日军的奴役和压迫，从个人反抗到跟共产党翻身求解放的史诗般经历。在当前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人生观、道德观教育方面，该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38]
　　和《林海雪原》等剧的备受争议不同，电视剧《红旗谱》一与观众见面，就受到了多方赞誉。认为该剧不仅继承了其文学原著和电影版的精华和经验，更在多方面有创新和突破，可谓看点多多：一看原滋原味的憨实美。真实和朴实是电视剧《红旗谱》由剧本编写到后期制作一贯遵循的准则和追求的艺术特色，也是该剧的灵魂所在。剧中无论是广袤褐黄的燕赵大地，清新自然的田园风貌还是憨实刚毅的农村汉子，刚烈泼辣的农家女子，阴险狡诈的地主恶霸，都力图摒去矫饰和做作，还原其真实自然。二看突破与创新。小说和电影《红旗谱》受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环境的影响，把重点放在表现阶级斗争上。而电视剧《红旗谱》则摆脱了过去的窠臼，在吸取优秀思想和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更新高度和更准确的认识，着重表现一代共产党人真正为农民舍生忘死的高尚品格，和一批农民不甘奴役、为翻身解放、跟着共产党走的艰辛历程，揭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解救大众的真理。三看“宏”“微”“大”“小”的映衬。在剧中多次出现宏大的全景战线：锁井镇、千里堤、沱河、保定府、白洋淀，乃至整个以灰褐色为主展示冀中平原特色的全景场景。在拍摄技术上使用两极镜头，加大了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不仅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表达了深刻的历史沧桑感，而且为人物形象地塑造提供了广阔的背景。《红旗谱》在细节的表现上也不遗余力。为了更深刻细腻地表现人物的个性，需要设计和变化人物服饰的细节，需要认真完成好人物的化妆造型设计，突出“点睛之笔”，还需要选择符合个性的道具，强调细节。这一宏一微，一大一小，不仅突出了整体的艺术风格，豪放而大气，而且挖掘了人物的感情和性格，真实而细腻。[39]
　　电视剧《红旗谱》也得到了原小说作者梁斌夫人散帼英的认可。她认为，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旗谱》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上较之原著都更为厚实丰满，尤其是吴京安饰演的朱老忠，层次丰富、个性突出。导演胡春桐谈《红旗谱》先打了个比方。他说：“红色经典就好比一件衣服，首先它是红色的，这不能变，变了颜色也就不是这件衣服了，但领口、袖口的花边样式是可以随着时代、观众口味日新月异的。《红旗谱》说的是阶级斗争，这是该剧的精神定位，怎么改编核心都不能变。但为了适合今天人们的欣赏习惯，我们在情节、拍摄上下了很大工夫，比如强化人性的丑恶，原来冯贵堂的故事很简单，情节矛盾点就是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敌人营垒有点脸谱化，现在我们把冯贵堂一脉的反面人物都充实丰满起来，人人看了都觉得可恨，戏剧性就出来了。”[40]
　　“红色经典”改编热持久不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抓住了当代人的怀旧情绪。作为美学范畴的怀旧是历史意识退化的产物或替代品，弥漫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怀旧情绪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的空洞化”。由于历史记忆的空洞化，在重述“红色经典”时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去演绎历史，仿佛不这么做，革命生活就得不到合乎逻辑的再现。这究竟是编导刻意迎合当代“大众”的口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逻辑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确实十分遥远，但是在“红色经典”的重述中，差异不能作为我们理解障碍的理由，而应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与动力。简单的以今天的人情世故“同化”昨天的历史，看似顺理成章，实则表明了改编者历史意识的缺失。红色经典”改编现象由于改编者历史意识的严重缺失、急功近利的商业心态等原因，致使“红色经典”改编不如人意。因此，就像程光炜所说的那样，对待“红色经典”的改编应持“理性的态度”。[41]
　　参考文献：
　　1)《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文艺报编辑部编，1958年。
　　2) 王知伊：《谈红旗谱的故事和人物》，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上海：华东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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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邵荃麟：《＜红旗谱＞是概括这个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生活的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摘自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载《文艺报》，1959年18期。
　　15)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8月。
　　16)冀红文：《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河北日报》，日。
　　17)王福湘：《几部经典文本的修改与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海南师院学报》，1998年2期。
　　18)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唯实》，1999年1期。
　　19)吴培显：《“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2期。
　　20)何平：《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以&红旗谱&为例》，《人文杂志》，2005年4期。
　　21)沈杏培，彭接燕：《被遮蔽的知识分子群像――论&红旗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期。
　　22)程文超：《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叙事50年》，《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6期。
　　23)程光炜：《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24)陈思广：《&红旗谱&：一种契约范型――&红旗谱&的叙述学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25)曹书文：《家族小说的当代转型――梁斌&红旗谱&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26)田中阳：《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小说与区域文化关系比较》，《求索》，1994年3期。
　　27)陈涌：《梁斌创作的民族特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4期。
　　28)陈美兰：《新古典主义的成熟和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学术研究》，2002年5期。
　　29)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4期。
　　作者简介：黄静(1976－)，女，河南省南阳市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注：[①]王德彰：《&红旗谱&的历史故实与人物原型》，《文史精华》，2005年1期。
　　[②]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6期。
　　[③]同上。
　　[④]据梁斌之子梁宝璋的回忆文章：《二师学潮与＜红旗谱＞》，《党史博采》，2002年11期，第43页。
　　[⑤]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期。
　　[⑥]方明：《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文艺报》，1958年第5期。
　　[⑦]冯健男：《论红旗谱》，《蜜蜂》，1959年8期。
　　[⑧]李希凡：《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人民日报》，日。
　　[⑨]胡苏：《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读后记》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9期。
　　[⑩]邵荃麟：《＜红旗谱＞是概括这个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生活的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摘自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载《文艺报》，1959年18期。
　　[11]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1960年8月。
　　[12]梁斌：《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摘自《《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评论集》，文艺报编辑部编，1958年。
　　[13]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文艺报》，期。
　　[14]胡苏：《革命英雄的谱系――红旗谱读后记》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9期。
　　[15]冀红文：《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河北日报》，日。
　　[16]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6期。
　　[17]王福湘：《几部经典文本的修改与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海南师院学报》，1998年2期。
　　[18]关于“红色经典”一词的源出说法不一：一说“红色经典”的始作俑者不是电视剧界而是流行歌曲界。一些不一定极聪明、但肯定极富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制作人，把一些政治上已经过时(这是个温和的说法，实际上其中的一些无妨说已经“判了死刑”，例如宣扬个人崇拜)、但确曾一度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用带有流行歌曲特点的伴奏和唱法重新“翻唱”，然后制成唱片或磁带出售，销路之好据说连这些人自己都没想到。一开始所选的曲目，大多是歌颂伟大领袖的，所以最初的“名目”叫“红太阳”系列。销路好，有钱赚，便继续做，曲目也扩大到多种类型的“革命歌曲”，歌颂“反右”的，歌颂“人民公社”的，歌颂“幸福生活”的，当然还有歌颂解放军的或歌颂艰苦奋斗的等等。大略讲，只要不是直接歌颂“文化大革命”就行。曲目内容扩大了，非“红太阳系列”所能涵盖，“红色经典”的叫法应运而生。笔者认为此说法有些牵强附会之嫌。(《陈冲：《杂谈“红色经典”》，《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二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并命名为“红色经典丛书”。
　　[19]丁帆，王世沉：《十七年文学：“人”和“自我”的失落》，《唯实》，1999年1期。
　　[20]吴培显：《“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2期。
　　[21]沈杏培，彭接燕：《被遮蔽的知识分子群像――论&红旗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期。
　　[22]何平：《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是如何被改写的――以&红旗谱&为例》，《人文杂志》，2005年4期。
　　[23]程文超：《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叙事50年》，《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6期。
　　[24]程光炜：《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25]程光炜：《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南方文坛》，2002年第3期。
　　[26]陈思广：《&红旗谱&：一种契约范型――&红旗谱&的叙述学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27]曹书文：《家族小说的当代转型――梁斌&红旗谱&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28]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上海：华东出版社，1997年，45页。
　　[29]田中阳：《当代两个历史时期小说与区域文化关系比较》，《求索》，1994年3期。
　　[30]陈涌：《梁斌创作的民族特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4期。
　　[31]陈美兰：《新古典主义的成熟和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学术研究》，2002年5期。
　　[3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0－111页。
　　[33]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3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76页。
　　[35] 同上，79页。
　　[36]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4期。
　　[37]《电视剧重拍红色经典 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北京青年报》，日。
　　[38]《&红旗谱&央视获好评 将在一套黄金时段播出》，.cn。
　　[39]《“红旗”招展谱新篇 &红旗谱&大看点》，.cn。
　　[40]《胡春桐改编&红旗谱&称经典不能变“颜色”》，
　　[41]程光炜：《我们是如何“革命”的？―――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影响》，《南方文坛》，200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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