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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一出马仙
作者：&&&&&类别：游戏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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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状况分析
2013年7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历史上藏传佛教一直主要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中传播，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的多元化，藏传佛教也逐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东北地区虽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藏传佛教的信仰，但是一直局限在少数民族中，在汉族中较大范围的传播是近二十年才开始的。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信仰者的信仰动机和信仰者之间基于宗教的互动便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这两方面入手对东北地区藏传佛教信仰者的信仰状况进行了分析。 中国论文网 /4/view-5249815.htm　　关键词：藏传佛教；信仰状况；东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9-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宗教信仰也呈蓬勃发展态势，信仰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其中比较有特点的便是宗教的跨地域传播。以藏传佛教为例，传统藏传佛教在国内主要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等地区传播，并且在宗教中主要用藏语，所以也称为“藏语系佛教”。随着宗教政策的放宽，藏传佛教也向汉族地区传播，并在全国都有所发展。 　　东北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特色，这一点与藏族地区有着几许相似之处，文化的发展过程则一直鲜明地体现着文化的融合，从早期的肃慎族系文化和华夏文化的融合到后来的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融合都能体现出东北文化的多元倾向。这也体现在当今的东北文化中，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化元素。 　　正是在上述背景的综合作用下，促成了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首先，应该说藏传佛教在东北的传播并不是新鲜事物，因为东北地区的蒙古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并且作为满族的发源地，清代的藏传佛教的政策对东北也有影响，历史上也存在藏传佛教的寺庙；第二，藏传佛教中的苯教元素有浓厚的萨满元素，而黑龙江的“大仙”信仰也有着类似的元素；第三，黑龙江的多元文化背景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其代表便是宗教。该地区的信仰是非常多元的，受传统文化影响这里有汉传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受俄罗斯影响这里有东正教，另外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者数量也非常多。 　　一、信仰动机研究 　　对于东北藏传佛教信仰者的信仰状况的研究包括信仰动机、信众的组织结构、信仰者的社会互动等方面。本文主要探讨信仰者的信仰动机，在研究中发现其大致分为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对宗教理论的兴趣、受神秘现象的吸引、对藏族文化的兴趣、从汉传佛教到藏传佛教的转变、功利性的追求等六个方面。 　　（一）对“彼岸世界”的追求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 　　宗教信仰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终极关怀的求索与追求。在世俗的生活中人们常会感到困惑和痛苦，这些经历和情绪让人感到彷徨和无力，宗教的理论便会对这一问题提供有力的改善和矫正，使人们在这个温馨的圈子里寻求到心灵的家园，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更有力量地生活。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并不能找到让人满意的答案，而宗教能够提供一种回答问题的途径。虽然这种途径也许并未提供答案，但会给予人们自我思考的路径，使人们的思想有的放矢。 　　（二）对宗教理论的喜好 　　事实证明在东北的藏传佛教信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论素养是很高的，他们有丰富的阅读量，对佛教理论也很钻研。 　　他们对佛教传播的贡献极大，正如欧阳渐所说“居士也可住持正法”。不过这也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有一部分信仰者虽然理论功底深厚，但在修习方面却有所欠缺，即所谓的“学佛不修佛”，他们通常被称作“佛油子”。 　　（三）受神秘现象的吸引 　　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受到少数民族信仰和当地原始民间信仰的影响，巫术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认同度的，很多人在遇到人生问题的时候，比如婚配、升迁、升学等还是喜欢去算卦的，当然，这种算卦大部分是所谓的找“仙家”“看事儿”。另外，就是当人得了一些奇怪的病比如癔症，人们通常要找“仙家”去给“看一看”或“治一治”，这一点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极为普遍。这与东北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环境有关。东北的“大仙”、“仙家”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 　　这些具有浓厚的萨满性质的信仰与藏传佛教中的一些元素是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的。在藏传佛教中的一些修持方法、信仰中的一些现象以及称作“打卦”的占卜形式都与民间中本已存在的一些元素形成对应，这使得信仰者更易接受。 　　（四）对藏族文化的兴趣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日趋多元，各种文化元素都能广泛地流行。本土文化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人们开始对一些充满异域风情的事物产生兴趣。人们的印象中，藏地有着皑皑雪山、清澈湖泊和纯净的蓝天，特别是藏族人对信仰的追求都让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们心向往之。作为藏族文化最鲜明的代表，藏传佛教也自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其具有极大的魅力能够吸引人们。一部分信仰者便是在对藏传佛教的了解过程中，逐渐地开始信仰藏传佛教。 　　（五）从汉传佛教到藏传佛教的转变 　　对于佛教乃至藏传佛教的接受是渐进的。从最开始（也就是幼年时期）对佛教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或许用“感觉”这个词更准确）到后来的主动学习是一个从自为到自觉的过程。用佛教的几种“缘起”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便会表现为：如果是“业感缘起”的话，那么也许是曾经（从佛理上说，这个“曾经”不单单是过往的人生，终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更重要的是指“过去世”，也就是说建立在佛教六道轮回基础上的，在“这一世”之前的“世”）的经历导致他与佛教有某种缘分；如果用“阿赖耶缘起”解释的话，则可能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佛性，只不过被蒙蔽了，而他由于某种机缘被唤醒了。当然这些解释是建立在佛教的理论体系上的，在佛教信众心里被如此理解。 　　（六）功利性的追求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描述道：“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一切信仰的动机只源于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虽然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在对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伟大学者眼光的独到。 　　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比较显著的差别便是，藏传佛教更强调“现世”，汉传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更强调“来世”。这便给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一种暗示，即通过信仰藏传佛教能够得到一些对于现实生活的回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祈求健康、生活美满和发财。藏传佛教的体系中又恰恰有与生活祈求对应的各种修持方法，比如修持“白度母”的法门会与健康有关、修持“黄财神”的法门与求财有关等等。 　　二、信仰者以藏传佛教为背景的互动 　　（一）交换 　　齐美尔曾指出，人们之间的所有契约都依赖于将付出与收获进行均衡的计划。在藏传佛教信众群体中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报应”、“因果”作为佛教的核心思想，其对于信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塞尔?莫斯在对于礼物的精妙论述是有所契合的，莫斯的理论认为人们必须予以他人回报，否则他将招致他人的报复或者将在群体中丧失地位，因此互惠是社会所强加的规则（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并未直接提出，但他也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作为佛教徒，在与群体成员进行互动的时候，他们更会注意交换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的联系也便得以加强，从而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互动环境。 　　这种良性的互动通常来源于社会的通常规则，宗教信仰使其得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佛教圈内的投桃报李也是一种取得认同的“表演”，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如果说以上的回报是间接的、不可见的或延时性的，现实的“奖励”便是藏传佛教群体内部互动中的交换得以顺利进行的直接原因。霍曼斯的“成功命题”指出：“对于人们所采取的所有行动，某人的特定行动越是经常受到奖励，则此人越可能采取该行动”。佛教的信仰者出于宗教的原因，也许会看轻世俗的奖励，代之以神圣性的回报。藏传佛教的理论认为上师便等同于佛，这便使神圣与世俗构成了联系。也就是说，自己的行为会被上师看到，而上师等于神佛，从而自己的行为是能够受到神佛的监督的。 　　（二）集体行动与“搭便车” 　　佛教中有一个常用的词――“随喜”。随喜指的是看到别人做善事自己也参加一份，另外也指看到别人做善事而心生欢喜或看到别人欣喜而自己感到欣喜。 　　“搭便车”是让理性选择理论家倍感头疼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群体内没有做贡献的人却在享受公共物品是不能被容忍的，应该加以限制。但这种情况在藏传佛教信众中却不存在，并不是没有“搭便车”的情况，而是这种行为被称作“随喜”，从而在不破坏规则的基础上使得群体团结得以维持。 　　比如在对僧侣的供养中，“大施主”起主要作用，小施主是受益者，进而促进了利他主义者和狂热主义者的形成。并且在这种循环的互动中，使信众不断地增强信心和继续如此的动力。上述的互动关系也验证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的强度”，即不够亲密的熟人（mere acquaintance）比亲密朋友更可能为你提供一个有用的资源。信众们会认为宗教所带来的利益是最大的，但吊诡的是这种利益的表现形式却是现实的利益。 　　（三）结构洞和网络的异质性 　　信众在神圣性上是存在着同质性的，但现实中的身份使得这个群体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并且在关系网中存在着较大的结构洞。僧侣在传法中需要有大量的弟子，数量的巨大决定了信众的身份也具有多样性。佛教理论中非常强调“平等”，从而众多的信众在这一网络中也是相对平等的，比如“居士头”的职业和经济状况便是多种多样的。这使得网络内部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趋于频繁的状态，一方面有用需要宗教资源，另一方面有人用宗教资源来换取其他资源。在这些互动中，逐渐促进了网络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使得团结程度更高。 　　西方宗教学创始人麦克斯?缪勒说：“哪里有人类生活，哪里就有宗教。而哪里有宗教，由宗教所产生的问题就不可能长久地隐而不露”。虽然缪勒是以西方的视角对宗教进行考查，但无论是作为西方人眼中的“他者”，还是以“自我”形象出现在本土研究中的中国，对于这一道理显然也是极其适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和信仰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的变化已经从器物层面发展到精神、文化层面。科技的发展使得人口的流动、信息的流动速度更快也更便捷，这就促使着文化的传播以及信仰的传播呈现出急速扩散的趋势。中国已经不再宛如过去那样，是一个乡土社会了，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中，文化、宗教信仰也同时发生交融与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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