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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师学习0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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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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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道 热门头条文章向大师们学些什么--人民政协报
向大师们学些什么
■我虽不是教师，一直记着启功先生给北师大学生的箴言和期望于所有教师的两句话：“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是真正实践了这八个字的。大学是一个群体，教师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讲大师风范，我想先从我熟悉的西南联大教师这个群体说起。我为什么想写这篇文章我年过90，记性不好，看报纸或一些材料，往往过几天就把有关人物和情节忘了。但有些事，因为太离奇或一再出现类似新闻，就会给我以深刻印象。比如，大学校长让别人代写论文，甚至剽窃别人的著作，以便取得学术荣誉。这使我十分惊讶，并生发无限感慨。大学校长是何等尊贵、何等清高的职务！竟然如此不自重，何以为人师表？学校又如何能端正风气、潜心教学？还有，听说每逢要评选院士之际，学术界极少数沽名钓誉的人就蠢蠢欲动，自己不出面，往往由夫人到处送礼、求荐。这也使我非常吃惊，因为我一向十分崇敬院士，认为他们是学术精英，学人楷模。在我心里的分量，比达官贵人重得多。怎么能用行贿的手段去窃取非分的荣誉呢？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不良风气，就是有些高等院校硬性规定：讲师、副教授、教授一年必须要写几篇学术论文，并且要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最后还一定要注上作者单位是某某大学或学院，想用这种办法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这实在是既可悲又可笑的。一个高等学府的总体水平如何，自有公论，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用强制手段规定教师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还一定要在所谓核心期刊。这是彻头彻尾的乱命。第一，教师的学术水平，应该由学校自己评定。教师写文章，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在哪里发表，也可以在本校的校刊发表。硬性规定必须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期刊发表，是把学校考核、鉴定教师水平的责任。推给社会、推给校外期刊，这是失职。第二，所谓核心期刊，是某些学术单位部分成员自行评定的，并无权威性。它的那些编辑，不一定是衡文高手。他们定谁是“核心”，并不足为凭。最明显的弊端在于某些期刊收版面费。有的编辑部唯利是图，再好的文章，不交版面费，就编造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交了高额版面费，就一律照登。特别是对从网上抄袭、拼凑的文章，也不加审查。这是学术腐败在期刊方面的反映。它之所以能够得逞，根本原因在于有需求，即前面所说某些院校硬性规定教师一年一定要发表多少篇文章。至于文章的质量如何，学校并不考量。这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办法。我是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教师中谁的学术造诣高，谁的学术地位怎样，全校师生都有一个客观评价。从来没听说必须在报刊发表多少文章，才可以评为教授或副教授的。而西南联大的学术声誉，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国家现在大学很多，尤其是发达地区，财力比较雄厚，盖座大楼，挂个牌子，就把大学办起来了，这是比较容易的。但师资呢？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称职的学者？如今许多地方摊子已经铺起来了，学生也招了。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老老实实从基础工作做起，不要好大喜功，动辄一招上万人甚至更多。老老实实先培养师资，使之在教当中学，学当中提高，并从中奖优汰劣。千万别搞那些花拳绣腿，逼着教师花钱发表文章，骗人骗己。这是祸害学术，祸害国家！上面这些情况使我记起西南联大的学风，老师们的人格魅力和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通过大师风范的介绍，让那些请枪手的大学校长、贿选院士的市侩“学者”，还有那些逼着教师花钱买版面发表文章的高校当权者，能见贤思齐，自己对照一下，以便知所警悟，并自觉改正。我虽不是教师，一直记着启功先生给北师大学生的箴言和期望于所有教师的两句话：“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是真正实践了这八个字的。大师风范大学是一个群体，教师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小群体。讲大师风范，我想先从我熟悉的西南联大教师这个群体说起。克己奉公同甘共苦抗日战争时期，教授们和大后方广大职工一样，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据统计，抗战前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350元法币，同350银元等值。到了1943年下半年，物价上涨了405倍，教授们这时的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只相当于1937年的8.3元了。以这点微薄的工资要养家糊口，其艰难盖可想见。但当教育部要给国立大学主管人员及各院、系负责人发给特别办公费时，西南联大25位著名教授，包括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各系的系主任：冯友兰、张奚若、罗常培、雷海宗、陈福田、李继侗、陈岱孙、吴有训、汤用彤、郑天挺、黄钰生、陈雪屏、许浈阳、饶毓泰、燕树棠、孙云铸、查良钊、施嘉炀、李辑祥、章名涛、王德荣、陶葆楷、苏国桢、杨石先、陈序经等，却“辞谢”亦即拒绝接受这项“特别办公费”。他们在给联大常务委员会转呈教育部的公文中说：“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外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风气。5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为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且际兹非常时期，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而以昆明一隅为尤甚。九儒十丐，薪水尤低于舆台，仰事俯畜，饔飧时虞其不给。徒以同尝甘苦，共体艰危，故虽啼饥号寒，尚不致因不均而致怨。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瞻顾行政人员，恐失平均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二也。此两端敬请常务委员会见其悃愫，代向教育部辞谢，并将原信录附转呈为荷”。以下是上述25位名教授的签名。当年我们在学校曾听说过这件事，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很自然地就想起王勃《滕王阁序》里的两句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些大师们是何等胸襟，何等风骨？！能不令人敬佩？这是从生活方面说的。另外还有一件令人极为感奋的事：坚持学术独立推陈出新从1939年到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三次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校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予以驳斥。此文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起草，列举了五项理由，摘要综述如下：一、“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二、“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三、“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育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四、“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育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育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五、“教育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文章最后请常委会向教育部要求联大作为执行前述三个训令的例外，实际上即拒不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被上述五点驳得理屈词穷，只能以沉默表示容忍。以上两件事，都不是一两个人的意志表现，而是一群人的共同决定，充分显示了联大教授们的大师风范，令人可歌可泣，可敬可叹！下面再说说一位感人至深的大师事迹。泰山北斗陈寅恪被吴宓先生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也被广泛尊称为：“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等等。他家学渊源，父亲陈三立是清末著名诗人、进士，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巡抚，维新派。他先后留学日本、西欧多国和美国，学识渊博。他不仅精通英、法、德、俄、日、意诸国文字，还通晓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希腊文、拉丁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更难得的是他还掌握许多中亚西亚现有的和已经死亡的文字。这使他能发别人之所未发，解决别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不能不承认与他的天赋有关。陈先生记忆力特强，能背诵“十三经”。晚年基本失明，讲课时常常口述原著，比如他讲到《新唐书》多少卷谁谁谁的传如何说，他一边背，一边由助教板书，学生则可以及时笔记。据我的老同学、曾多次向陈先生求教的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华告诉我，寅恪先生失明后，听觉特别好，比如一位刘先生访问过他，并交谈过。第二次见面，刘君刚叫了一声“陈先生”，他马上就会回应一声“是刘先生吧”。对于访问过他多次的人，一听脚步声，他就知道是谁来了。这都说明这不仅是耳聪的问题，而是由于超人的记忆力。他最初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是由梁启超举荐的。据说当梁向清华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推荐时，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有什么著作？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说：“既非博士，又无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说：“我也不是硕士、博士。我本人也可谓著作等身了，但加在一起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的学术价值。”曹一听这些话，就决定聘请他来清华了。陈先生之所以不是博士，是因为他在欧美的大学求学时，只为学得真知，从不要求学位。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胸怀。他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中古史，是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的权威。他的脑子就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宝库，运用他广博的知识，不仅有所发现，还有所创造。比如，他提出种族文化为理解中国古史的关键一说，学术意义重大。他还倡导以诗文证史，以史解释诗文的方法，沟通了文史两科的内在联系等等。他的学术成就极丰，不是我这个学识浅陋的人所能综述清楚的。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一切结论都在掌握充分的史料和深入研究之后，而绝不先带个框框去找符合上峰观点的证据，这一点给我极大的教育。还有他但求实学，不务虚名的豁达态度，更使每一个想在学术上弄虚作假、沽名钓誉者汗颜。这正是大师风范给我们最深的教育。联大杰出的老师很多，他们的嘉言懿行不胜枚举。我只举两件群体一致公议决定的事和一位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的德行风格，是为了对应我在本文开头列举的一些不良风气。那些欺世盗名的事不能再干了；败坏学术风气、以敛钱为目的的版面费不能再收了。怎么办呢？学学大师们的风范吧。知耻近乎勇，改恶从善总是受欢迎的。当然，有关主管部门也要管，而且要严管。作者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姑娘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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