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_百度百科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1]
，简称九门提督或者步军统领，是清朝的驻京武官，设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还负责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实际为清朝皇室禁军的统领，品秩初为正二品，后于嘉庆年间升为从一品。旧址位于崇文门。后仍沿用。1924年其职权归京师督察厅。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历史
清代，京师的卫戍、警备和治安保卫机构叫“提督九门步军五营统领衙门”[2]
，通称“步军统领衙门”。长官简称“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京师内城共有城门九座，分别为：正阳、崇文、宣武、朝阳、东直、阜成、西直、德胜、安定）。九门提督统领满、蒙、汉军八旗步兵和京师的马步兵（即“巡捕营”），所部的具体任务是分泛驻守（“泛”指基层的军队编制）、稽查城门、缉捕盗贼、申禁巡夜等。步军统领创设于清初，后经历了数次变迁。原来只统辖八旗的步兵营，到康熙十三年（1674），始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原由兵部管理），康熙三十年（1691），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全称遂改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雍正七年（1729），官署定名为“步军统领衙门”，十二年（1734），在宣武门内正式建立衙署，九年后迁至北城，又称“北衙门”（同为负责审案的刑部因设在称“南衙门”）。乾隆四十六年（1781），巡捕增设左、右两营，变成中、南、北、左、右五营，故该衙门的主官改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四年（1799）改官秩为。
1900年，攻入北京，设立安民公所，维持治安。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前的最后一任步军统领是亲信。1901年清廷仿效联军方式，设“善后协巡营”，后来改名“巡警总厅”，替代原步军统领衙门的巡捕营。1902年，肃亲王任步军统领，支持军警分离的改革。1905年清廷正式创设，并开办现代警察学校，培养警察人才。自此，军警编制分离，现代警察制度初步创立。
1911年，后，北洋政权为了维护其政权统治，不仅没有裁撤“步军统领衙门”，反而保持，只是将其更名为“京师步军统领衙门”，辖。并以此为工具，插手京城社会治安，牵制警察办案，成为民国初期十分特殊的一处“衙门”。1924年，率部进入北京，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同年10月5日，这一特殊的衙门才被裁撤。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特征
步军统领衙门因有“军”、“警”属性，其特征为：
军队属性：隶属于兵部；与清军八旗、绿营编制相同；兵源来源为八旗、绿营兵勇；按照清军规则实施军事训练。
警察职能：武装警卫；侦缉捕查；诉讼及断狱；对京城人口进行社会管理；消防及其它任务此外，步军统领衙门还担负其它一些“警察”工作。如执行禁令时的街道戒严，官员皇室出巡时的“清道”与“迎送”、礼炮的鸣放与守卫，到了清末，步军统领衙门甚至还负责来京外国人的查验及管理工作。总之，步军统领衙门虽为“军队”，但在京城的职责及任务，却是“警察”。所从事的警察业务可以说基本涵盖了现代警务内容。当然，它所从事的警察业务比较简单，也比较原始，更缺少法规的规范。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类似警察的机关，特别是京城地区的警察与警察机关，步军统领衙门为其滥觞。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编制
九门提督负责京师的警卫、治安，其统率的部队长期保持在3万人左右，且人员精干，装备精良。
从机构、人员、职掌看，步军统领衙门除衙门本部外，还下设八旗、巡捕五营、内外城十六门管理机构和信炮管理部门。
步军统领之下，设有左、右翼总兵各一人与步军统领同堂办公；八旗步兵营则设有左、右翼尉各一人（秩）。八旗步兵营主要驻守内城。
巡捕五营分布于外城和四郊。中营驻扎于一带，由（从二品，隶属于总兵）一员带领，下分五汛（每汛有官兵370人至580人不等）；南营分防外城及南郊，下辖六汛；北营分防北郊，左营分防东郊，右营分防西郊，以上三营均各辖四汛。巡捕五营总计二十三汛。南、北、左、右四营设参将一人，游击一人。嘉庆四年，又添设左、右翼总兵各一人，左翼总兵节制南营、左营，右翼总兵统辖北营、右曹，顺治十年（1653），于白塔山（今琼岛）设置信炮五位，若京城发生暴乱、敌情、火灾、爆炸，则凭金牌“奉旨发炮”；内九门也各设信炮五位。发炮，则九门信炮齐鸣。京城驻防官兵闻炮声后，立即分区集合待命。乾隆八年（1743），信炮及其管理系统移交步军统领衙门。京师有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内外各城门均派官兵驻守，负责门禁。顺治初年，守门军官称门千总。康熙十三年（1674），又设城门尉、城门校。乾隆十九年（1754），城门尉改名（），城门校改名城门吏（）。内城九门，每门设城门领二人，城门吏二人，门千总二人。外城七门，每门设城门领一人，城门吏一人，门千总二人。[3]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代表人物
清朝九门提督
（西元？~一七二八），满洲人，，清圣祖之弟，椒房亲也。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授。五十年，任步军统领（亦称九门提督）。五十九年，擢。六十一年，圣祖崩逝，隆科多以受圣祖末命得新君世宗之宠信，命与允禩、等，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复加，兼领事，并充、实录等官书之总裁官，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可谓位极人臣，殊恩无以复加。此亦世传世宗之得位由隆科多内助所致之原因也。惟自雍正三年，世宗先解其步军统领职，后又以交结专擅，诸事欺隐罪之，令缴回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准复用双眼翎；随又削其太保衔，令往今宁夏等地修城垦地，可谓圣眷大衰矣！四年，又以受贿事罢尚书，令料理边疆事务，勘议俄罗斯边界。雍正五年，奏劾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私藏于家。世宗震怒，隆科多因是夺爵，召还京师，后以四十一条大罪，永远禁锢。其子夺官，玉柱发黑龙江。隆科多曾自拟，奏称“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将至之时”。后世史家乃确认世宗之继统得助力之事，盖此类负气之语，实隆科多于世宗背弃密约之后，感伤鸟尽弓藏之悲鸣也。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清朝九门提督
（），汉族，字普斋，号玉衡。山东省庆云县蒋黄邱村人。素有大志，交游重义，披肝沥胆，始终不渝。少年习武，入邑武庠，长于骑射。咸丰二年冬从军。其所在军旅为清朝著名江北大营，驻扎于扬州。因与太平军交战有功，补把总。继而又因功补朝阳营千总，赏五品蓝翎。咸丰三年，以却敌有功，升旧州营都司，继而为守备。咸丰四年，攻瓜州。是时，江南诸军，尤其曾国藩的湘军，多奋勇敢战，而北军统帅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怯软无大略，为时论所轻。其间，托明阿曾临阵夜逃，而临照率部虽勇往奋发而无效，但声誉冠一军。继而，德兴阿继统北军，以临照部为先锋，攻克了瓜州。而后又为太平军断其饷道，坚守瓜州城月余，直至军内无粮、杀马而食，而临照自若，令军心稳固。趁一夜阴而有雨，便于城北角吹号角佯攻太平军，临照却引军从东门冲出包围。咸丰七年，又攻克瓜州。咸丰赞赏其谋勇兼优，擢升为兖州镇中营游击，赏换花翎。咸丰八年，攻江浦取胜，补授兖州镇左营游击。咸丰九年进攻六合，因大败太平军援军，而补德州营参将。继而攻克僧道桥、菱塘，并歼灭薛成良部。因而加封为副将。咸丰十一年四月，战于江皖，大获全胜，授广西义宁协副将，加总兵衔。同治元年（1862年），战于江南，接仗无战不捷，尤以扬州西南门战斗中功绩最为显赫，因而得以总兵记名简放加提督衔。同治三年，攻克丹阳。是年同治皇帝奖赏一批战功显赫的高级将领，其中就有曾国荃、蒋临照。钦赐蒋临照健勇巴图鲁（满语，战斗英雄之意）赏金牌。是时，蒋临照与曾国荃有八拜深交。（曾国荃为曾国藩九弟）同治四年，补授天津镇总兵，凯撤北旋，陛见皇帝，奉命带神机营又出师南方。继而撤回，又任天津镇总兵。加提督记名。当捻军入陕之时，又补山西太原镇总兵，因防剿有方，仍以提督记名简放。（提督记名，犹似今日军委委员，）皇清又诰授其为武显将军，后又晋封为振威将军。并赏三代一品封典。其故居，建朝阳门九门庭院，时称九门提督。钦赐府匾，镌双龙戏珠。命名为“都督府”。府左右置两巨石狮，左为闭嘴石狮，右为开口石狮，口内含石卵。府前有约七八亩的校军场（亦称阅军场）府第北面、西面建土方环绕，为下人和警卫人员住所。府第东西为军马圈及饮马夫住所。府第建筑雄伟，走进府第有隆隆响声令人感到肃穆。同治六年告病回籍。其病主要是枪伤，一伤于大腿，一伤于锁子骨，因伤而致病。病愈后，北上领命办理直东、天津军务。事毕，又恳请终养，尚未回籍，旧病复发，卒于任所。是时是同治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五岁。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
．中华文史网[引用日期]详情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与孙中山、段祺瑞及卢永祥结成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张作霖打进北京，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在位期间曾多次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因前线战事不利，张作霖被迫返回东北。张作霖以二十余人的“保险队”起家，后接受清廷招安，从营长到团长再到师长，最终成为“东北王”。其实他的起家之路颇为坎坷。杀人离家张作霖字雨亭，日出生在奉天海城县（今辽宁大洼县）。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是当地一个小商人，张作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张作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不算很穷，张有财经营一个小杂货铺，收入比普通农民要高一些。可惜其父染上了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杂货铺很快就倒闭了。由于家庭穷困，张作霖在亲戚的资助下勉强读了几年私塾，最终还是辍学回家。不久，张有财在赌场遭遇仇家报复，不幸丧命，这让本就艰难的张家雪上加霜。得知父亲被害后，年仅十四五岁的张作霖和二哥张作孚发誓报仇。当时清政府是极为腐败的，如果你去报官就先要给一大笔钱，如果不给钱，你连官府的门都进不去。你给钱以后，官府就会向被告敲诈，接着再向原告敲诈，最后按照谁给的钱多了结案件。当时张家已经赤贫，哪有钱财贿赂官府呢？于是，张作霖两兄弟决定自己报仇，他们拿着一杆借来的土枪翻墙进入仇人王姓人家！没想到正好被王家一个女用人发现，这个用人以为来了土匪，立即大喊大叫，混乱中土枪走火，女用人被当场打死，张作霖眼见报仇不成，只得和二哥翻墙逃走。事后，王家报告了官府，县官很快就查明了案件是张氏兄弟所为，就派出差役前往张家拿人。机灵的张作霖抢先逃走，张作孚跑慢了一步被当场抓住。为了将儿子救出，张母只得砸锅卖铁地凑钱，然后再上下打点。最终，官府判定开枪杀人的是张作霖，对其进行悬赏通缉，而张作孚仅为从犯，被判处十年徒刑。张作霖杀了人，又被官府通缉，在老家就待不住了，只得跑到了镇安县（今辽宁黑山县）母亲王氏的娘家躲避。随后，王氏也带着张家另外两个孩子赶来了。由于王氏的娘家也不宽裕，现在一下多了四张嘴，几乎揭不开锅了。眼见全家都快活不下去了，张作霖一咬牙离开了家人，只身去江湖上闯荡。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混乱的时期，政府腐败无能，百姓流离失所，特别是关外地区，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的军队肆意横行，土匪武装也到处为祸，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少年想要生存下去，是非常困难的。最初，张作霖以做小生意为生，在街上卖包子、烧饼，还学过木匠手艺，打过零工。艰难的生活让张作霖走上了父亲的老路，他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整天混迹于赌场之中。不久，他因为欠下赌债不得不四处流浪，最终流落到了高坎镇（今辽宁营口大石桥市高坎镇高坎村）一带才找到了工作，也就是在路边的大车店给人打杂儿，这也是一份低三下四的工作。当时关外的大车店里住的都是来往的客商，东北地域辽阔，一个县城到一个县城往往都有数百千米，所以一般客商全部骑马或者赶大车。这样一来，大车店除了照顾客人以外，还要找人专门照顾客人的牲口。当时店里照顾牲口的工作由一个伙计负责，算是一个半吊子兽医，张作霖刻意地与其交好，学到了不少治疗牲口的本事。不久，张作霖凭借自己的兽医知识开了一家牲口店，治好了不少马匹、牛羊，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兽医。当时东北地区土匪横行，而土匪大多以马匹为交通工具，他们的战马生了病也要治疗，如果马死了，就无法和追捕的官兵周旋，所以土匪对兽医相当敬重，甚至将不得抢劫兽医列为自己的“行规”。张作霖的牲口店中也经常有土匪出没，他也乐于和土匪结交。由此，张作霖了解了不少“黑道”上的掌故，也对土匪这个行当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兵为匪张作霖有手艺在身，生意也做得不错，很快就进入了当地官府的视线，张老板成了官府的肥羊，被敲诈勒索是常有的事情。一来二去之下，本小利薄、生意艰难的牲口店倒闭了，张作霖再次沦为无业游民。就在这种绝境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屡战屡败的清政府为了拱卫东北这个“龙兴之地”，开始在关外大量招兵，走投无路的张作霖只得加入清军混口饭吃。他投入老将宋庆的毅军之中，当了一名普通的骑兵。由于张作霖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之后又升为排长。然而随着清军在旅顺的全线崩溃，招募来的新兵们一哄而散，张作霖也带着几个月的军饷逃回了老家。回到老家后，张作霖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然而没等他这个新郎官儿过完蜜月，和张家有旧仇的王家就以抓逃兵为由报告了官府，张作霖再次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张作霖只好携家带口再次逃亡，这次他逃到了岳父赵占元家所在的赵家庙。当时东北地区刚刚经过战火荼毒，散兵游勇、土匪胡子四处横行，老百姓为了自保纷纷成立了民团，赵家庙也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民团。由于缺乏军事指挥人员，所以这个民团一直缺少一个头领，张作霖的到来让这个小民团有了主心骨，在正规军当过排长的张作霖很快成了民团的头目。张作霖虽然性格暴烈，却颇有军事才能，在他的精心训导下，这个小小的民团多次打败了前来骚扰的小股土匪，很快成为当地声名赫赫的队伍。周边的村庄看到赵家庙的民团如此厉害，纷纷派人加入，张作霖的部下很快扩充到了一百多人。这时，张作霖又惹下了大麻烦，他率领部下清剿土匪时，和当地有名的金寿山匪帮发生了激战，打死了对方数名骨干。这个金寿山是当地一个悍匪的老部下，这股悍匪为了帮其出头，出动几百土匪偷袭了张作霖的民团。由于众寡悬殊，赵家庙民团遭到了惨败，张作霖携带妻儿率众突围。在逃亡途中，身怀六甲的夫人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是日。突出包围后，张作霖决定前往台安县，想投靠当地的土匪首领冯德麟，然后再带兵回赵家庙报仇。可没想到路过集镇八角台时，当地的土匪头子张景惠仰慕张作霖的为人，把自己的全部人马都交给张作霖统领，这样张作霖意外地在八角台站住脚，也开始了自己的土匪生涯。趁势而起1902年，义和团运动刚刚失败，沙俄军队以镇压义和团为名占据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几乎名存实亡，各种地方武装力量纷纷趁势而起，割据一方，张作霖的队伍也不例外。这时张作霖在八角台已经驻扎了两年之久，手下有五百多人枪，算是一方势力。这时张作霖将自己的队伍称为“保险队”，而不是土匪，所谓“保险”就是对周边的村庄提供保护，而村庄定期支付费用，类似于后世的雇佣军。在此期间，张作霖几次遇险，和各种土匪发生过多次争斗。当时有个名叫海沙子的土匪势力很大，还有辽西巨匪杜立三做靠山，打算吞并张作霖的队伍。张作霖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对方，真刀真枪地较量占不到便宜，就用“江湖规矩”将了海沙子一军，提出与对方单对单地决斗，赢的人统领双方的队伍。骄横的海沙子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也答应了张作霖的请求。决斗时，两人同时开枪，结果张作霖手臂中弹，海沙子则被打中头部，当场毙命。这样海沙子的部下都归了张作霖，海沙子的二架杆（副手），后来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也加入张作霖的麾下，后者更加兵强马壮。杀了海沙子以后，张作霖的名声逐渐响亮起来，成了辽西四大土匪中响当当的“北霸天”（张作霖队伍的旗号），东北的土匪们都知道有“张小个子”（张作霖的绰号）这样一号人物。力量壮大后，张作霖不愿再过土匪或保险队的生活，他一心想要“漂白”，成为名正言顺的正规军。他经常对手下说：“枪杆子不认官与民，土匪做大了，就是皇帝。”眼看着东北地区鱼龙混杂，土匪横行，无力剿匪的清政府心急如焚，当时的盛京将军增祺就出了一招“妙棋”——收编土匪来打击土匪。很快，清政府开始在东北地区大肆招兵买马，这正好给了有心接受招安的张作霖一个机会。1902年，张作霖率领数百手下，在八角台地方士绅的具保推荐下，由新民知府呈请盛京将军批准收编，增祺任命他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开始了他正规军的生涯。早年混迹江湖的经历和短暂的毅军从军经验让张作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他对上司一律巴结讨好，暗中贿赂大量财物（都是剿匪时候抄来的），比如曾一次性送给奉天巡警总办张锡銮两万两白银。而对于手中的武力，他死死抓住，不但四处扩充兵力，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试图建立起一支忠于他本人的军事武装。尽管张作霖此时已是官身，但他暴烈的脾气性格却始终没有改变。当时张作霖的队伍驻扎在新民府，和同样驻扎于该地的日本兵发生了冲突，张作霖的两名部下被日本兵打死。张作霖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找到日军军官要求杀人者偿命。日本军官却说日本兵们是“正当防卫”，只愿意赔偿1000两白银了事。张作霖当时没有作声，默默地拿着1000两银子回去。回到府邸以后，他就召集手下说：“你们马上上街去，给我打死三个日本兵。”于是他的部下冲上街头，打死了三个日本兵。很快，之前那个日本军官怒气冲冲地找到张作霖，逼迫其严惩凶手。张作霖冷冷地回答说：“根据你们日本人的习惯，500两银子一条命，我这边有1500两银子，你拿走吧。”日本军官哑口无言，一时又奈何不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只得拿着银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日本人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张作霖的队伍只好离开新民府，前往其他地区驻扎。剿匪立功1904年到1905年，日本与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利益，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也就是历史上的日俄战争。突如其来的战争让东北顿时大乱，张作霖却从中看到了机会，他最初暗中帮助俄国，从中获取利益，一度被日军俘虏，险些丧命。后来他又见风使舵，为日本人探查俄军情报，从日俄双方都捞取了大量的好处。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张作霖的部队已经扩充为马步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五营统带（相当于团长）。1905年年底，眼见“外国主子”在自己门口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胆战心惊的清政府这才再次下令清剿肆虐东北的土匪武装，张作霖因为是土匪出身，对土匪武装的习惯和活动范围非常了解，因此被委以重任。立功心切的张作霖也没有让他的上司失望，他首先击溃了辽西巨匪田玉本，将其手下1000多人全部收编为己用，随后又设计擒获了东北最大的土匪杜立三。这个杜立三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祖上数代为匪，为祸一方，到他这一代手下有数千之众，横行于辽河两岸。此外，杜立三贪财好色，凶残暴虐，一手垄断了辽河的水上运输，以致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面对这样一个积年惯匪，张作霖没有正面进攻，而是甜言蜜语地劝说其接受招安，谋一个正经的出身。可等到杜立三得意扬扬地前往张作霖的住所接受招安时，却被埋伏在那里的汤玉麟等人一举擒获，当场处死。随后，张作霖的部下张景惠等人趁机猛攻杜立三的巢穴，一举将群龙无首的杜部击溃。这样一来，沙俄和日本人花费数年都无法铲除的杜立三匪帮，被张作霖轻轻松松地消灭了。肃清了辽西的土匪以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又将张作霖调往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对付辽宁西北部被沙俄收买的叛匪。这些叛匪人数将近三千，凶残异常，他们在漠北草原上肆意抢劫来往商贩和旅客，不论对方反抗与否，得手后将男女老少赶尽杀绝，不留活口。可由于他们人人配有双马，来去如风，极难捕捉，之前围剿他们的清军屡战屡败，反而被土匪追着进攻。张作霖负责剿匪事务后，放弃以往被动堵截的战术，组成了一支支精干的骑兵部队，只要发现匪徒的踪迹，立即不分日夜地多路追击，直到将其歼灭为止。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叛匪终于支撑不住，要么被俘后斩首示众，要么在追捕中葬身草原，只有少数匪徒逃往了外蒙地区。喜欢小编的可以点击关注欢迎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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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寺之战
　　太子寺之战，也被称作河州之战。河州在兰州西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以外，还有撒拉、东乡等民族。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时，河州地区回民就起而响应，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1864年，领导当地回民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马占鳌是河州牟泥沟河家庄人，先世念经传教，他本人也是阿訇，有一定的号召力。河州回民起义军力量较强，当时的陕甘总督熙麟一时无法镇压，只得派人“抚谕”。1867年9月，河州回民起义军假降，署理陕甘总督穆图善出省受降，几被生擒。从此，河州一直在回民起义军的控制之下，成为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四大基地之一。
　　1871年初，河州回民起义军乘驻甘南清军范铭部兵变之机，出击会宁、通渭、秦州、清水、两当等地。清廷命左宗棠进攻河州，但由于清军在金积堡之战中死伤甚众，“军心懈弛，将士思归”，左宗棠不敢贸然进兵。
　　为进攻河州，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第一，加强和整顿甘南部队。甘南清军冗杂，战斗力很差，屡为回军所败。左宗棠入甘时即派吴士迈等率部由陇州趋秦州，以加强甘南防军的力量，这就是执行“三路平回之策”的南路军。1869年底，又派周开锡以翼长名义总统南路诸军。周开锡到秦州后，即着手整顿甘南清军，遭到当地驻军的反对。由于他的暴戾骄矜，激成兵变。后周开锡病死，南路诸军由总理营务处陈湜接统。
　　第二，准备渡河器材。河州在洮河以西，从狄道、陇西、安定等地用兵，须渡过洮河，所以，左宗棠令清军先准备好渡河用的船只和架桥器材，同时，整修道路，以利部队调动和转运军需、传递文报等。&br&　
　　第三，筹集粮秣。清军进兵时，须经过渭源属境。这里人烟断绝，一片荒芜，粮草无处筹措，左宗棠便派出部队专事转运，令清军在静宁等地储存三个月粮草。河州一带夏粮秋粮分别在7月底和9月底收割，左宗棠遂把进军时机选定在收获季节，以便就地取粮。　
　　1871年7月底，左宗棠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令四十余营清军分三路进犯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渡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取道狄道南面的南关坪进峡城（狄道南九十里），右路刘明灯率部由马营监经红土窑进康家崖（狄道北五十五里）。为防止回军袭击，规定中路以一半兵力留驻东岸，一半渡过洮河修筑堡垒，左右两路则待中路在河西扎稳脚跟以后再行渡河。此外，令提督徐文秀统领后路由静宁进会宁，策应右路。同时，派五营清军分驻河州东南的岷州（今岷县）和洮州（今卓尼东北）两城，并调土司杨元带“番勇”分驻各隘口，均受左路杨世俊节制。又调总兵徐占彪步队八营、马队三营，由中卫经靖远进至会宁西北和安定东北一带，防止河州回民军北进，并兼顾兰州。左宗棠自己也在1871年9月中旬由平凉经静宁抵达安定。
　　河州回民起义军加紧准备防御清军的进攻。白彦虎等率陕西回民军从固原州一带撤退到河州之后，曾与河州回民起义军一起在洮河西岸修筑了一些堡垒。以后白彦虎等率部前往西宁地区，河州回民起义军又陆续修筑了不少新垒。洮河东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民军的两个出入口。自1870年6月狄道为清军所占之后，康家崖便成为起义军出入河东的唯一通道。因此，回民军着重加强了康家崖对岸一带的防御。&br&　
　　日，刘明灯、徐文秀两部从安定出发，分两路直插康家崖。清军“每进一处，各派队分支包扫而前”，企图将正在洮河东岸分散活动的回民军一并驱往康家崖，迫其背水一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回军为缩短战线，在洮河东岸进行了心要的阻击，给敌人以杀伤后，即撤往河西，驻扎于离洮河西岸十里的三甲集一带。
　　刘明灯、徐文秀部占领康家崖后，左宗棠令中路傅先宗部和左路杨世俊部在狄道用渡船搭造浮桥，派十二营清军过河结垒（分别在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等地立营），以牵制回民军，掩护右路清军渡河。回军以部分兵力在黑山头、高家集等地筑垒驻守，监视西坪、三岔河、陈家山顶的清军，防其偷袭；主力仍驻三甲集，以对付康家崖清军的进攻。起义军在洮河西岸掘壕数道，并筑有炮台，防守严密。康家崖近岸洲渚纵横，水深流急，人马难越，清军多次抢渡都被回军击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亲兵等马步五营，由康家崖东南六十余里的站滩间道过狄道浮桥，与中路、左路清军配合，猛攻黑山头等处。徐文秀、刘明灯部乘机在康家崖、新添铺（康家崖南二十里）等地搭造浮桥，渡过洮河。
　　清军渡河后，从几个方向会攻三甲集。三甲集虽属狄道，却是河州的第一重门户。但为了诱敌深入，回民军有意放弃三甲集，采取节节阻击的办法，逐渐退至太子寺（今广河）。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余里，为河州总要关隘，河州州判即设于此。河州回民起义以来，太子寺成了起义军的重要据点。马占鳌领导回民军环绕太子寺挖掘长壕一道，深约二丈余，宽四丈余，并在险要处设置了许多垒卡，与广通河北岸的许多回民村堡互为犄角。
　　1872年1月，清军经大东乡和董家山直逼太子寺。回军在火红等处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退清军数次进攻。清军损失惨重，转而从南面进攻。回军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股部队从沙泥渡至河东，袭击清军运粮部队，截夺军粮。清军断粮，只得宰牛马为食。
　　进攻太子寺的清军四十余营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余里的新路坡。马占鳌亲自侦察，发现坡上有个稍低的山头没有清军驻守，便于2月12日晚派马海晏率回民军优秀射手数百人乘夜暗潜入新路坡，占领山头。马占鳌又密派千人挑运水和土坯上山，连夜浇水砌墙。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就筑成光滑坚硬的堡垒三座。第二天，清军发现回军堡垒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阵地中间，大为震惊。傅先宗立即调派部队，亲自督攻，企图拔掉这个钉子。马海晏沉着应战。他把枪手一分为二，一半持枪射击，一半专装子弹，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14日，傅先宗亲掌大旗督兵猛攻，被起义军当场打死。清军丧失统领，军心动摇，防守滥泥沟的回民军乘机出击，抄至敌人后面。清军两面受敌，纷纷弃垒逃跑。徐文秀企图挽回颓势，也被回军击毙。
　　太子寺一战，清军损兵折将，全线溃退三十余里，而且粮运梗阻，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对这一辉煌胜利，多数起义军将领主张乘胜反攻，扩张战果。有的还提出了进攻左宗棠安定大营的具体计划。但是，马占鳌听说左宗棠正在调动军队，又听说西宁回军已降，想借起义军艰苦奋斗争得的胜利作为投靠清朝统治者的资本。他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否定了他们的正确意见，力主向清军缴械投降，说什么“果如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山河，皆为吾所有，谁以一丸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与天下抗？！”他以太平天国虽曾扩展到十三省，攻占过六百余城，最后仍被湘军打败为例，强调“今日之事，舍降别无生机”。①随后，马占鳌派他的儿子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因兵败而焦虑不安的左宗棠对马占鳌的这一举动喜出望外，但又颇感疑惑，害怕“其中或有别故”②。马占鳌为了表示诚意，后又亲向左宗棠“请罪”。马占鳌出卖了河州回民起义的成果(从回军的角度讲，马占傲是把战果挥指而去。但从全局而言，从回军不可逆转的败亡角度讲他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为回人赢得了生还的机会。。。)，向清军交出骡马四千匹、枪矛一万四千余件，换取了左宗棠对他的赏识。马占鳌投降后，将部队按楚军的编制改编为三旗马队，转过头来镇压西宁等地的回民起义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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