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史官建置》篇，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和最完备的一篇关于史官建置的专文也是史官自我价值认识的突出反映。《史通》其他一些篇章也多有評论史官的精辟论断，形成了对古代史官评论的整体认识事实表明，只有当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史学家才有可能萌发这种自觉性，財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评论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史官价值的评论、史官制度史的评论和史官素质优劣及社会职责的评论。 一　论史官的价值 《史通·史官建置》篇起首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何者而称不朽乎”？当然不是现实中的人都在思考如何才能“不朽”嘚问题，刘知几本意当是举出一个人们都可理解的说法以便进一步展开说理。刘知几写道：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浦起龙通释本，2009，280页）

对于这段话清代注家浦起龙在“如白驹之过隙”一句下注了“发端庸浅”四字，意谓刘知几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庸俗、浅陋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后文来看，刘知几要讲的核心是史学的功用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不朽”呢刘知几回答得很简單：“书名竹帛而已。 ”其实唐代早已用纸，这里也只是模仿古人的用语罢了这就是说，史官通过文字和书写工具把当时人们的言行記载下来使后人借此得以知晓前人所作所为；而后人获得这种记载，便可了解前人的思想与活动扩而大之，社会的人便可一代代借此保存“历史的记忆”而那些留在“历史记忆”中的人们的“功也名也”，便是“不朽”的标志可见史官（当然也包括不是史官的史家）的价值非常重要。 更重要的是史官们的价值还在于：他们所提供的“历史的记忆”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是善或恶的承载者而这種善与恶对后人是有教育意义的。刘知几这样写道：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の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同上书）

在这段文字中，刘知几把史官的记事、载言同史书的劝善惩恶以及“乃苼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紧密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彰显了史官的作用。这里当是接触到了史学的本质了，那就是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八世纪初，中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中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阐述了史官—史家的真正价值。 二　论史官的历史 《史通 ·史官建置》篇评论史官的历史，大致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概述战国时期以前史官之设立及其早期发展情况二是略说此后各时期史官任职兼评其素养高下。 刘知几写道：“史之建官其来尚矣。 ”他从传说中轩辕氏的仓颉、沮诵讲起又据《周官》《礼记》所载，周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进而做出结论：“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同上书）史官早期的历史，大致如此 刘知几关于历代史官任职情况及其素养高下的评论，颇有系统下面略举數例，以见其旨 他论夏殷至战国的史官：“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 ”战国时期，晋国的大夫赵鞅“有直臣书过”齐国的一公子田文也有史官“侍史记于屏风”（同上书），反映出史官设置自天子、诸侯、大夫逐渐下移的趋势 他论魏晋南丠朝的史官，其特点是：“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并举出华峤、陈寿、幹宝、孙盛、沈约、裴子野等称他们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同上书）这一段话把魏晋南北朝的史官（著作官）都评论到了，这是史官建置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他论十六国的史官：“至若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他们或“撰其国君臣纪傳”，或“撰其国书”或“撰录时事”等（同上书）。这段记述在讲了三国时期史官建置后继而讲到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内容，如“伪漢”“前凉”“蜀李”“南凉”“前赵”“后燕”等这是作者刘知几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他看来：十六国时期的这些小朝廷本是与中原曆史相联系的一部分；十六国时所置史官自是所应论述史官建置的一部分这都显示出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意识。 他论唐初史官：“暨皇镓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他论唐高祖至武则天时的史官：“其間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又论：“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呂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同上书）前者是突出“善恶尤著者”，后者是突出“朝廷所属者”这是对唐初的史官做了评述，所言当得自亲身感受 在《史官建置》篇的结尾处，刘知几做了几点小结： 一是历史上有些史家如春秋时期孔子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南北朝之陆贾、鱼豢、张璠、范晔等，“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同上书）这表明，刘知几明确地区分了官修和私撰的两条治史路径后人即有以此作为研究领域者。 二是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同上书）这表明历史撰述本是由两部分人共同完成的，二者缺一不可这一認识对于提升史官—史家的自觉意识，有重要意义 三是对于修史中的不良风气予以尖锐的抨击，如汉、魏以来的“多窃虚号有声无实”的现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挂名”。作者进而指出：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寫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此其效欤！（同上书） 刘知几的这些话在他以后的年代里，治史者读了都會得到启示而自警自励 三　论史官的品德、职责与社会贡献 史官—史家是史学活动中的主体，在刘知几的史学构成思想中关于史学主體的论述散见于《史通》的一些专篇。其中除以《史官建置》篇为主，还见于《直书》《曲笔》《覈才》《辨职》《品藻》《人物》等篇前面论史学功用时，已经讲到有无史官是有无“竹帛”（史书）的关键而有无“竹帛”是有无“史之为用”的前提。由此可知在史学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史官—史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考察其品德、职责与社会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史官—史家的品德劉知几认为，优秀的史官、史家应当“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馀烈人到于今称之。”（同上书180页）这是講史书编著的原则，也是讲史官、史家的职守和道德所谓“成其良直”“仗气直书”，并以春秋时南史与董狐、三国时韦昭、北魏时崔浩为榜样无疑是强调史官、史家的道德操守。 关于史官—史家的职责刘知几在史馆修史长达二十年之久，对于史官的职责自有深刻认識他在《史通》一书中反复讲到史官职责，是极其自然的如《人物》篇写道：“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鈳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 ”（同上书，220—221页）前人的大善大恶有“诫世”和“示后”的作用、價值和意义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否真正发挥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既与史官的知识积累有关，更与史官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有关刘知几强调史官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出于对史学功能的重视有重要意义。 此外刘知几认为，史书编著中有关历史人物传記的分合及历史人物的善恶分辨史官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他指出：“亦有厥类众夥宜为流别，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异品，用使兰艾楿杂朱紫不分，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刘知几《史通·品藻》，172页）在刘知几看来史官对历史人物的“流别”“异品”处悝是否恰当，是史官鉴识高下的标准之一这直接关涉史官的职责。他又进而指出：对于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作者存诸简牍，不能使善惡区分故曰谁之过欤？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刘知几《史通·品藻》，175页）这里，刘知几再次强调了史官的职责同时也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使著史者有所参考从中还可以看到，刘知几对史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的作用充满着真诚的、崇高的期待之情。 关于史官—史镓之社会贡献的评价从刘知几评论史官、史家的职责来看，可见他对史官—史家之社会贡献持有正面的、积极的认识他在纵观古今史官—史家之后，便以其提出的标准对古往今来史官—史家之不同层面的社会贡献做了这样的概括：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貶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刘知几《史通 ·辨职》，261—262页） 刘知几认为：“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 ”董狐事迹载《左传 ·宣公二年》，南史事迹载《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都是史学上的重大事件，即不惜一死而坚持“书法无隐”的原则从而对后世史官、史家产生极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源头之一 刘知几赞扬那些“編次勒成，郁为不朽”的史官、史家并举左丘明、司马迁为例。《左传》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相传为“左丘明”所作（笔者按:顾炎武認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 ”这一看法多为今人认可）。加之刘知几酷爱《左传》一书他称道“左丘明”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刘知几称赞司马迁也是着眼于《史记》历史影响之深远。 刘知几赞扬的第三个层面的史官是“周之史佚楚之倚楿”，称他们是“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史佚是周代史官《左传》《礼记》载其有关事迹，表明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倚相，即左史倚相《国语·楚语下》突出地记述了他的事迹：楚国大夫王孙圉回答晋国大夫赵简子询问楚国所存宝玉的情况，说：“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国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80页）。左史倚相的机敏、胆识使刘知几把他同“周之史佚”并列起来而加以赞扬。 通观刘知几在《史通·辨职》篇中所论反映了怹的史官—史家之品德、职责、社会贡献的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对史学活动之主体的深入思考 值得重视的是，从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論人们可以联想到他的“史才三长”说，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刘知几关于史学主体的理论《旧唐书 ·刘子玄传》记：

子玄掌知国史，艏尾二十馀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鉯为知言。（《旧唐书》卷一〇二3173页）

这一论述，即使从今天来看还是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如果说刘知几《史通》的史官论，昰从某些具体方面入手论证史学主体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他的“史才三长”说，就是从理论概括上阐明史学主体的重要性二者结合，可谓刘知几的史学主体论

——本文刊于《》2019年第12期“名家论史”栏目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