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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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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旧梦0047
在党的性质,地位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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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中国江西网-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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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贤彪　　现实中，既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在近年来国内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无论是催人泪下的“感动中国”，还是引人入胜的“美丽中国?寻找最美乡村”；不管是对“扶不扶”背后的公民道德建设的探讨，还是对“家风”“家训”蕴含的时代价值的挖掘，都给人以向上向善的精神鼓励。分析这些新闻报道的成功原因，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正确方向，使新闻报道既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主张，又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心声，在二者的同频共振中，传递了正能量，引领了新风尚。　　“文者，贯道之器也。”古人说的这个“道”就是灵魂和方向。对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来说，这个“道”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先立乎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只有坚持这个“道”，才能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方向。事实上，在我们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任何私利。因此，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现实中，既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正是党和人民的关系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原本就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所应遵循的重要原则。然而，在日益复杂的新闻传播环境下，这个原则在一些人的脑海里变得“复杂而敏感”，出现了种种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奇谈怪论。这些论调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极其有害。　　不言而喻，我们的媒体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而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我们的媒体就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就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根本问题，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既需要广大新闻工作者在理论上澄清谬误，切实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提高政治鉴别力，增强政治定力；也需要在实践中勇于探索、把握规律、讲究方法、注重效果。比如，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握，既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要从客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既不能用个别问题的真实来代替总体的真实，也不能用总体的真实来掩盖个别问题的真实。再比如，牢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正确引导人民看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要揭露现实中的不良现象和问题，又要从发展的角度来引领人民解决问题而不是放大问题甚至激化矛盾，这样才能使新闻舆论成为党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　　新时期，广大新闻工作者要争当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就应宣传好党的主张，反映好人民的意愿。这不是简单的方法和技巧问题，而是党性原则、职业道德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只有始终站稳党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才能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才能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时代精品。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每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以党的指示为号令，以赢得群众口碑为追求，以凝聚社会共识为旨归，广大新闻工作者奋力用心血和汗水书写时代篇章，就一定能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蓬勃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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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强调，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习近平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宣传思想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刘云山说，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作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着眼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切实履行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基本职责，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凝聚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正能量；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步伐，着力培育文化优势，壮大文化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工作，增强主动性、掌握话语权，注重抓基层、打基础，着力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努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管理，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稳妥推进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走出去、提高文化软实力，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有守有为、敢于担当、改革创新、虚功实做、建强队伍，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创工作新局面。
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回顾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研究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副省级城市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有关人民团体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总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责任编辑: 钮东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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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说
　　□李冉　　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重要探索。◎引言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早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历史上看,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贯彻“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举,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探究“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廓清思想迷雾,明辨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对立论”“割裂论”等错误认识做斗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党性、人民性最早见诸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没有对党性、人民性作出过明确的概念界定,也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来使用。1947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明确了党性、人民性的指称对象,并赋予其在新闻宣传中的概念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别在很多层面运用过“党性”、“人民性”的说法　　党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频频使用的重要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至少有6次提到“党性”,至少有6次提到“人民性”。在《列宁全集》中至少有262次提到“党性”,至少有9次提到“人民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对“党性”、“人民性”的内涵作出过任何界定与说明,而且在不同场合下党性、人民性的指称对象也不一样。这说明,党性、人民性是作为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概念来使用的。具体说来,党性、人民性作为政治话语,是在以下几个层面被运用的:　　第一,在理论品性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性”话语第一次被运用应该是在1845年底。恩格斯在向德国推介一篇优秀著作《傅里叶论商业的片段》时,对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批评:“这种社会主义(即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笔者注),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应该说,这里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战斗性以及研究的彻底性。1895年,列宁同样用党性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此外,列宁也在理论品性的层面上使用过“人民性”,他在批判民粹主义时曾经指出:“民粹主义的内容是反映了俄国小生产者的观点和利益,理论的‘人道性和爱人民性’是我国小生产者受压抑的结果,这些小生产者由于‘旧贵族’制度和传统的束缚,由于大资本的压迫而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第二,在出版物(包括党报党刊)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1842年4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905年“十月总罢工”发生后,俄国暂时处在过渡阶段。如何通过党的出版物帮助党取得过渡阶段的胜利?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他的总观点,就是用党性反对无党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第三,在党的组织与共产党人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比如,日,马克思在谈到布朗基以及法国的工人运动时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日,恩格斯在致函马克思时使用了“党性”一词评价当时正在与普鲁东派斗争的拉萨尔:“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在这个表述中,恩格斯将“党性”人格化了,意指拉萨尔具有的那种共产党人的人格特质。此外,列宁在反对“小组习气”、“小组利益”等党内派系现象时,大量地使用“党性”这个反击性的话语,根据笔者的统计,这类使用至少有26处之多,代表性的说法有:“为了维护党性,我们反对一切带有小组习气的活动。”　　第四,在文学创作(包括哲学思想创作)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在这个层面使用“党性”话语,列宁是最为频繁的,至少有10次,最具代表性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人民性”第一次被使用至少是在1839年,并且用以指称哲学和哲学家。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指出:“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　　第五,在战争与政权性质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这种情况主要出自列宁的文章中,比如:“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我们要力求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决定很快就要掀起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具有人民性的。”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尽管没有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的说法,但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营养。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尤其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新闻史上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即“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统一论”的提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探索。　　随着“统一论”的提出及其践行,党性、人民性的话语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一,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解构功能转而强调其建构功能。解构功能主要体现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常被作为话语工具,以此对非社会主义理论、党组织派系、战争等范畴中的反党性、反人民性的东西展开批判。所谓建构功能是指党报的一项使命,即党报要对政党与社会的关联性做出建构并加以确认,以此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其二,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原则性转而强调其操作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往往被作为应然的政治原则,以此对现实中的思想创造、理论论战、党的建设等提供指导,而其本身并不具有操作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没有做出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因。可是,党性、人民性一旦在新闻宣传领域“落地”,首先就需要赋予其明确的概念内涵。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的界定方法同时隐含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也因此大大提升了话语的操作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来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主要发生于两个层面:一是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二是新闻宣传的微观层面。在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大体说来,这种共同体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通过构建“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最终把“人民”的政治性与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第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第三,把革命的愿景(人的解放、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党的纲领(包括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命运共同体。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在“一盘散沙”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只有在党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互为依靠、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才能形成强大“历史合力”,从而建设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进一步说,党性和人民性在宏观层面上的统一不是自发形成的。或者说,宏观层面的统一要有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即首先要解决梁启超所说的“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这个近代历史的瘤疾。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聚合起来,党与社会的统一体就将因缺少明确的社会对象而无法构建。这个道理正如学者刘海龙所指出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内,几乎不存在现代宣传的受众……所以中国现代宣传体制的建立过程,首先是一个制造宣传受众的过程。在早期的宣传家中,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痛感中国缺乏合格的宣传对象。”因此,中国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并最终胜利,就需要首先“唤醒国民”,并通过高度的政治动员塑造人民的主体性,也就是构建社会本身。只有这样,党才能将人民凝聚为能够参与国家政权的整体力量,才能将人民组织为能够赢得民族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军事力量,也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党与社会的统一。从历史经验来看,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是从“唤醒国民”开始,而“唤醒国民”最初是由新闻宣传来实施的。也就是说,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离不开在新闻宣传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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