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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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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大​国​。​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既​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发​达​国​家​。​自​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94​年​提​出​“​世​界​粮​食​安​全​”​概​念​以​来​,​国​际​上​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几​经​修​订​,​但​基​本​含​义​没​有​改​变​：​第​一​,​在​生​产​层​面​,​确​保​能​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符​合​需​求​的​食​物​;​第​二​,​在​供​给​层​面​,​最​大​限​度​地​稳​定​食​物​供​应​;​第​三​,​在​需​求​层​面​,​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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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真相是什么？
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国人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景：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次年元旦后灾荒被更大的渲染：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我国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在官方强势话语的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关于那个困苦岁月的代名词。而那冤死的三千万农民则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的，从未有过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史学家考证，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并无“严重的自然灾害”，即便灾害在某些地区发生，也未持续三年之久。且远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更谈不上“百年不遇”了。因此“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在此期间因饥馑死亡三千万人，竟是中国八年抗战死亡人数的1.5倍呢？过去有个很流行的提法：那是苏修掐我脖子，催逼债款。然而史料中记载，饥荒中有两千万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而苏联与中国反目，催我还债是在1960年7月以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而且，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不抵在大跃进其间损耗掉的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一。1961年，在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中国提出向苏联借粮二十万吨，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克服了困难，不但没有借一文钱，而且把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与此同时还拿出了比偿还的外债数额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可见，当年只要政府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老百姓便不会如此凄惨。那么，大饥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简单，是粮食的大幅度减产！可在这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的三年，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全国的缺粮和饥荒？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与灾害有关外，主要原因是耕地抛荒和粮食弃收。大跃进期间，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或因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再加上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留给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却在大办公共食堂，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至1959年春，许多地方已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这时救灾赈民本是政府应做的头等大事。但因大跃进极左政策的影响，政府根本不去救灾，甚至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庐山会议彭德怀等少数人说了点真相，却立刻遭到残酷打击，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高潮。党内仅存的敢说真话的干部在这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中，被统统打倒了。新闻媒体却一如既往，仍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仍在厚无廉耻地粉饰太平。当粮食大幅减产、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1959年时，中国的粮食出口非但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出口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实际上若按当时的人均口粮计算，只要不出口粮食，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但政府一心想着造原子弹、导弹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当年，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直到1960年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笼罩中国。万户萧疏、饿殍遍野的景象已无法掩饰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认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主要从北美采购小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进粮救灾。但一切均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自然灾害的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成为了新中国建国以来一个最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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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期间，大多数认为是2千万至4千万。饥荒发生的时候很多地方不允许人民外出逃荒。起因是大跃进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工厂地里的粮食没有人收割刘少奇说三分天灾，这就剥夺了人民生存的希望，七分人祸。具体死亡人数从1千万至8千万不等，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1百万左右，丰产而不丰收及浮夸风导致中央粮食的征收标准极大地超出了农民所能够承受的范围，称为“信阳事件”，中国拒绝外国援助而且大量对外出口粮食进而导致了饥荒的进一步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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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的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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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人祸,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的
富人还好过些,穷人们貌似真的因为食物而易子而食,
　　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主席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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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三年自然灾害真的发生过吗？是人祸还是天灾？（自然灾害,粮食,中国人,灾害,旱灾,干旱,干燥度） - 生物农业
标题: 三年自然灾害真的发生过吗？是人祸还是天灾？（自然灾害,粮食,中国人,灾害,旱灾,干旱,干燥度）
摘要: 特定时期的人祸。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
特定时期的人祸。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因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但事实是：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如此惨祸，纯粹是毛好大喜功，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推出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
特定时期的人祸。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因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但事实是：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如此惨祸，纯粹是毛好大喜功，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推出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很清楚。
从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宣传机构将此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著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至于老百姓的记忆，从来就不重要，毛曾经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要毛还继续担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无人敢提出与官方不同的说法。彭德怀只是就这件事谈了点真实情况，毛泽东就将他整得在余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途，哪里还有人敢再捋虎须？
毛自知国难深重，将抓经济工作的担子撂给了刘少奇。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后，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央做报告时，总结过去几年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嫁祸于天，因为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而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得罪了毛。
1978年部分清算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中共如此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说法虽然开始涉及政策错误，但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依旧是嫁祸之辞。因为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后。1957年秋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原因是毛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使中国拥有强大国力。必须提醒注意的是：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上千万人。
年中国到底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没有？
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相当严厉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敢于触及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当中，中国到底在哪些地方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至于造成如此惨绝人寰的特大灾祸？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一些经历过那段困难时期的学者运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进行研究，澄清了这一历史真相。
分析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中共建政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害每年平均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会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具体分析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此外还在一些地区出现局部性旱灾。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著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
据此，学者们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中国大规模饿死人，实在另有原因。不过，由于没有言论自由，学者们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经济困难真正的原因是政府施政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真实原因
如前所述，这三年当中并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但中国却出现粮食大减产与全国性粮荒，最后导致数千万人（主要为农民）饿死的惨剧。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发动“大跃进”，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约为6,000万亩。
第二，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如果政府还稍有政治责任感，认真对待这场饥荒，也可以减少一些饿死的人数。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荒唐之处就在于，政府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而毛历来好大喜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经少有正直之士，尽是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已经进入饥馑状态，而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少数几个直言者放胆说了一点社会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谁还敢再去摸毛的逆鳞？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60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宣布，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会议遵奉毛的指示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第三，有限的粮食资源被挪用。
首先，毛为首的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毛泽东一心一意想集中国力造原子弹、导弹，以便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虽然后来“两弹一星”是造出来了，但奠基的却是数千万人的生命。如此“伟大成就”的惨烈代价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其次，毛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为首的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但这些深受中共恩泽的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越南后来与中国之间闹到开战的地步，不能不说是毛的外交政策的巨大失败。
这场由领袖与政府一意孤行制造的亘古罕见之灾难，完全是领袖与政府一手制造的巨大国家罪错。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以晚近的清朝为例，朝廷规定，每有灾情，地方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3个月革职查办；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以工代赈等。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舒解民意。
但自视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历史名君还要伟大贤明的毛，却干脆废除救灾制度，灾情发生后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级官员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报任何灾情，既无灾情调查，更遑论救灾措施，结果导致了一场亘古未见的灾难。
对这场灾难，毛从来没有下过“罪己诏”，政府同样讳莫如深。“三年自然灾害”就这样留存在官方史书里。
建议看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面说得很清楚。既是天灾又是人祸，人祸是主要的。确切的说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而应当称为“三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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