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河晨刊 --
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七七事变】中的汉奸们
总有一些人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一个叫王克敏的人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北平炮局监狱服毒自杀。他被称为华北第一奸酋。　　
两个月前的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当时的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　　
当日，戴笠即在北平设下酒宴，邀请北平各路大汉奸赴宴。戒备森严的宴席上，戴笠宣读了逮捕名单，读到王克敏时，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瘫在了沙发上，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伪河北省长荣臻等50余人被当场逮捕。　　
1937年7月底8月初，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与华北地区，随后编成的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及绥远、察哈尔、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对被占领的广大地区进行统治？　　
抗战史学者经盛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的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在给日“华北方面军”的指令中，不同意日军在占领区直接进行军政统治，要求“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的表述。”经盛鸿说。　　北平幕后黑手　　
据经盛鸿等人的研究，“七七”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军队已经丧失最佳布防时机。虽然当时的中国军队指挥官宋哲元意识到北平南大门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队尚未展开。　　
赵登禹所率29军132师受命急赴南苑进驻，但主力尚在涿州。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虽然如此，以中方战场指挥官赵登禹与佟麟阁等人的素养，日军想一举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让人心存隐忧的是中国军队中的学兵团——— 这些人严格来说还是青年学生，在战场上，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短板。　　
战斗打响后，日军炮火直接泻向了学兵团防区。很快，日军突入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近千名学生高唱着“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的战歌与日军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国军队的增援路线也被日军切断，增援部队全数殉国。　　
战后多方证据显示，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战前，日军找到他，并通过他将日军进攻信息透露给29军，原想吓退中国军队，未想在预定攻击地点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担心自己把“传话”的事情办砸了，会不会遭到日军报复？他有资格参加29军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的布防情况，会后即被他送往日军司令部。　　
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早已出现在日军桌上。故有佟麟阁、赵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红门被伏击殉国之事。　　
而今，提起潘毓桂，经盛鸿还会冲口而出：“大汉奸！”　　
潘毓桂被逮捕后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人唾弃。　　
他在对法庭的供述中称，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至于对29军的出卖，他的理由则是：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潘毓桂在战事初开即已“下水”。日军控制北平后，轮到王克敏粉墨登场了。　　“心中十分欢喜”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同乐对本刊记者说，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文中毛泽东指出，利用伪政权经营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更加注重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现。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张同乐说。　　
当时的日本当局意识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制辽阔的中国国土，并非上上之策，且如经盛鸿了解的信息，日方当时也意识到中国民众“觉悟程度高、民族意识强烈”，必须“依靠中国人建设新中国”。　　
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设新中国、建设中日新关系与东亚新秩序”之类的口号说动了心。1937年7月底，华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维持会”组织，但胃口变大的日军觉得，维持会已经不足以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华北伪政权成为其必然选择。　　
按照经盛鸿的说法，伪政权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但是这些“政府”的成员都由日本当局决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见，更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　　
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筹建华北伪政权。　　
最初日军属意于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脑。因这四人在北洋时代，或当过总统，或当过总理，或是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华北军政界有较大的影响和潜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又都无历史渊源。　　
但靳云鹏说要“礼佛”，曹汝霖说老母年事已高，而吴佩孚出山组织政府的条件则是“日本退兵”。　　
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进入日军视线。此人曾留学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军阀政府的财政总长。早在1935年华北危机之时，王克敏就已任伪“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要员。　　
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军代表，对方称希望他能出任伪华北临时政府主席，有史料记载称，王听后“心中十分欢喜，一口答应”。　　
据称，王克敏曾想劝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诫“日本人说话，向来不可尽信”。　　
不久，日方又说动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人下水。　　
日，亦即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挂牌成立。　　对天皇自称“外臣”　　
经盛鸿告诉本刊记者，以王克敏为首的这个“政府”，宣称要“肃清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治之弊”，“以合乎东亚道义的民族协和精神为基础”，“绝对排斥容共政策”等；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国军民和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强弱悬殊，时代迥异”，不能只凭一时之气，“抱幼稚虚骄之气，酿国破家亡之祸”。　　
在他们负责运转的临时“政府”内，驻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制和军事顾问，这些顾问渗透到各部门及下属各省市。　　
当时，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为“内政部”总长。但王揖唐说，灾区要救济，应设置救济部，自己担任总长。　　
“救济部”总长可以借救灾之名中饱私囊，王克敏拒绝了这个要求，二人吵了起来。　　
争执的结果是，在伪政府原拟设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设置一个赈济部。这在当时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见的部门架构。　　
可王克敏与王揖唐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王揖唐为原北洋军阀皖系人员，王克敏则属直系，两系向来水火不容。为缓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将义女嫁与王克敏为妾，二人关系变为“翁婿”。　　
这两人很快被当时的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1938年2月，戴笠致电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令其对王克敏相机制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车驶入军统特工视线，陈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动人员准备。随后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动人员开枪射击。　　
遗憾的是，此次刺杀失败。　　
但汉奸们不仅争位置，还争相对日方谄媚。　　
渤海大学历史学者问昕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1940年，王揖唐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他特意写了一首感谢日本天皇的诗，“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自称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给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连串的“感激、感铭、感谢”之语，因得绰号“王三感”。　　
至于潘毓桂，伪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担任北平伪警察局局长。公开资料显示，此人曾在记者会上发言称：“各位愿意当汉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护他，不愿当汉奸的，自己小心……”　　难逃一死　　
在汉奸竞争中，王揖唐很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提议配合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　　
经盛鸿等学者介绍说，由王揖唐担纲的“新民会”强调“使华北民众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并意图把华北全体居民都吸收到“新民会”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训练机构，对华北实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军决定扶植中国汉奸部队。王揖唐开始整编华北“治安军”。比如，他把原在密云、平谷担任警备任务的警防队4000人改编为“治安军”，还将六个团的兵力集中于通州地区训练，使之能独立作战。　　
当时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表扬华北治安军“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对帝国进行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次年，在伪新民会协议会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来扫清英美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用反共来与共产党及其在中国的附庸势力进行斗争”。　　
日军侵华战争期间，通过各类经济组织掠夺中国资源。　　
王揖唐当政时期，伪政权与日本共同设立的“日华经济委员会”，几乎控制了华北绝大多数行业产业。　　
研究者提供的信息显示，日方曾供认，该“委员会”曾“对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增产，以及对日供应战略物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算数量的成绩”。　　
1943年，因与汪伪集团内斗，王揖唐“辞”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但离任之际，贪财的他还大捞了一把——— 委员会值钱的公物一件未留，连厨房的米面油盐、库房里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个干干净净。　　
三年后，法院公审王揖唐，但他伪装生病，为其检查的法医亦作伪证称王“病势严重，不能做畅达语言”。　　
审判开始时，王揖唐一动不动，眼睛也不曾睁开。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准死刑，提出囚室执行枪决。鸣枪前，恐惧万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蒋总统开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狱中趁狱警不注意，服毒自杀。　　
潘毓桂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　　据《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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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四&
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总有一些败类已经并必将永远被历史的铁链锁在文明的耻辱柱上———比如，二战中那些制造或参与制造了人类史上空前浩劫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们。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6天前，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
　　其言可诛，其心可怖。
　　为战犯翻案的论调和行动，在日本的出现早不是头一次了。联系到日本政要不顾违宪、不顾亚洲邻国的抗议，执意一再参拜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事实，联系到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战争的言论和一次次修改教科书事件，人们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出这股为战犯正名、美化侵略战争的逆流。
　　随着时间的流逝，战犯就可以“不是罪人”吗？随着岁月的更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就会被推翻吗？
　　永远不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纽伦堡法庭一道，是正义的国际力量对邪恶的法西斯分子的审判，有关的法律文件以及法庭判决书已成为战争法的重要文件，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项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历时两年半的审判中，法庭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护的基础上做出了法律判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超过了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期间，共开庭818次，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
　　审判是严格地依法进行的。但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战犯逃过了法律的严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法庭也没有追究显然需要追究的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冈村宁次、曾用大量活着的中国人做试验的日本“731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四郎等都侥幸地逃脱了法律制裁。
　　不仅如此，甲级战犯、二战中曾任日本外相兼大东亚大臣的重光葵获释后，竟然于1954年再次走上了日本外相之位。甲级战犯岸信介获释当年就当选众议员，并于1957年就任日本首相……
　　战争罪行追究的不彻底，导致右翼思想在日本始终不曾绝迹。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亡灵被偷偷搬进靖国神社。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率内阁成员首次进行了“正式参拜”。从此，一幕幕“参拜”的闹剧开始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中不断上演……
　　即使是侥幸逃脱法律的严惩，即使是再次拥有高官显爵，即使是被搬进神庙，都改写不了战争罪犯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罄竹难书的罪恶记录———正是那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永远也抹杀不了的罪行，把他们钉在了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柱上。
　　而值得人们警醒的，是今天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对已有历史的认识，显示着一国对未来的态度。如果战犯有一天变成了英雄，又有谁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呢？
　　·新华社记者贾永徐壮志·（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新闻背景
　　供奉在靖国神社的14名甲级战犯
　　日前，日本政要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为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责，引起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目前，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中，他们无一不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与指挥者，无一不是双手沾满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无一不是对世界和平和人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罪人。
　　东条英机战争狂人头号战犯
　　东条英机是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魁首，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1935年，东条英机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在“强化治安”的名义下，以“剃刀效率”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东北抗日军民。“七·七”事变中，他作为全面侵华的急先锋，率“东条兵团”侵入承德、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1940年至1941年，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极力主张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对苏战争。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任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等军政要职，大搞“东条独裁”，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大侵略战争。日，东条英机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45年9月，东条英机作为日本头号战犯被捕，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土肥原贤二
　　侵华阴谋家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从1913年开始，他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中，竭力从事分裂中国、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
　　他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底劫持溥仪到东北，拼凑伪满傀儡政权，致使东北沦陷长达14年。1935年6月，他逼迫国民党政府签署《秦土协定》，攫取了察哈尔大部主权。1935年10月，他策划了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后，他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
　　日，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松井石根
　　南京大屠杀元凶
　　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
　　1937年8月，松井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被屠杀的中国军民达30万以上。日军还对南京进行了大抢劫、大纵火，历史名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松井石根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有意纵容部队施行种种暴行，对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木村兵太郎杀人不眨眼的屠夫
　　木村兵太郎，日本陆军大将。曾长期在日本陆军从事野战兵器装备的开发与研制，是日本陆军的“炮兵专家”。1939年3月，木村兵太郎被任命为侵华日军第32师团师团长。
　　1939年4月，他率领8000多名日军对我国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命令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并将2000多人关押到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做苦力。此后，每年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从这里被掳掠到东北、日本的矿区。
　　1944年，木村兵太郎在日军面临全面溃退时被派任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他命令部下对缅甸平民和俘虏进行虐待与屠杀，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被称为“缅甸屠夫”。
　　日本投降后，木村兵太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广田弘毅被绞死的惟一文官甲级战犯
　　广田弘毅，1932年任日本外务大臣。1936年1月发表了企图吞并中国，将中国置于日本控制下的“广田三原则”。1936年3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37年初参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策，是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主谋之一。
　　他表面上主张实行所谓“和平外交”，实质上是为军部对中国扩大侵略、独霸亚洲效力。在担任首相期间，他听命于军部，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致使军部得以干涉政务，在客观上为军部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日本战败后，他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名甲级战犯中惟一的文官。
　　坂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主犯
　　坂垣征四郎，日本陆军大将。曾任驻华日军参谋，长期在昆明、武汉、沈阳等地进行阴谋活动。1931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
　　1934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制造内蒙古“独立”和绥远事件。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任第5师团师团长。1938年5月，他奉调回国，出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下令扩大战争范围。
　　1939年到1941年，坂垣征四郎到中国出任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带领所属部队参加太平洋战争。
　　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武藤章扩大侵华战争的“谋士”
　　武藤章，日本陆军中将。1937年担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12月协助松井石根攻占南京，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谋之一。
　　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和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的职位上，武藤章操纵了历任陆军大臣。从“七·七”事变后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方针，到“八·一三”事变后悍然策划杭州湾登陆，武藤章都起了重要作用。
　　武藤章1942年至1945年先后任驻苏门答腊日军第2守备师团长等职。这期间，他对当地的平民进行屠杀，制造了“马尼拉大惨案”。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松冈洋右
　　侵华舆论制造者
　　松冈洋右，1900年毕业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从1904年起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日本驻中国、美国等国外交官。
　　松冈洋右在“九·一八”事变前多次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竭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确保和死守满蒙生命线当然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为日本侵华大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日本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1940年担任日本外相，参与缔结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三国同盟。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1946年病死。
　　永野修身偷袭珍珠港的下令者
　　永野修身，日本海军大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下令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造成中国军民伤亡3.4万多人，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
　　1941年初，他出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指示山本五十六制定海军“南进”计划和偷袭珍珠港的具体方案，并竭尽全力协助东条英机指挥海军进犯东南亚国家。1941年12月，他签署了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作战命令。
　　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日，他病死在美军医院，逃避了正义的审判。
　　白鸟敏夫对外侵略的吹鼓手
　　白鸟敏夫，1914年进入外务省，曾先后在日本驻香港、美国、中国和德国等地使馆任职。
　　1930年，白鸟敏夫就任外务省情报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伙同外务省书记官长森恪和陆军省的铃木贞一等人，主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支持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1938年，他就任日本驻意大利大使。在任期间，他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力促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结成。
　　1948年，白鸟敏夫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日，在服刑期间病死。
　　平沼骐一郎
　　日本法西斯教父
　　平沼骐一郎，日本天皇制司法官僚的总代表，天皇的狂热追随者和布道师。他所创立的专制主义思想理论和专制主义司法制度，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制度保障，被称为“日本法西斯教父”。
　　平沼骐一郎1923年出任司法大臣。1939年1月，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组阁，担任首相，不足8个月便下台。1940年至1941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
　　日本投降后，他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
　　小矶国昭镇压朝鲜人民的罪魁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长、陆军次官、第5师团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等职。
　　1942年，小矶国昭出任驻朝鲜军司令官。他在朝鲜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朝鲜人与日本人同根同族，愚弄朝鲜民众，残酷镇压朝鲜人民的反抗行动。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继东条英机之后出任首相。在内外交迫中，他于1945年辞去首相职务。
　　战后，小矶国昭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0年在狱中病死。
　　梅津美治郎残杀东北军民的刽子手
　　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上将。1911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日本驻德国、丹麦使馆武官，参谋本部总务部长等职。
　　1934年3月至1935年8月，他被任命为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他迫使国民党政府，同他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何梅协定》，攫取了河北和平津地区的大部主权。
　　1939年至1944年6月，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在中国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加紧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与控制，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大讨伐”，给东北地区军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病死。
　　东乡茂德疯狂扩张的策划者
　　东乡茂德，1912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欧美局局长、欧亚局局长、驻德大使、驻苏大使等职。
　　1939年5月至9月，专门负责处理“诺门坎事件”，与苏联达成停战协定。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筹划和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与其他阁僚合作指导太平洋战争及对华战争。
　　日，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0年7月，于服刑期间病死于驻日美军陆军医院。·新华社记者李宣良黄明·（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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