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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lotbydup=window.slotbydup ||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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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
编辑的话：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作为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份，对人生的理想、境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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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中国传统哲学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我国先秦哲学家们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其中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是最大。如果我们把这三位大哲学家作为典型，并通过他们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类型哲学家的人生境界问题，可以对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生境界的问题有一总体的了解。
　　（一） 孔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论语?为政》篇中记载着孔子的一段话，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和以后的儒家都认为，人们的生死和富贵不是能靠其自身的努力而追求到的，但人们的道德和学问的高低却因其自身努力的不同而有不同。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四十而不惑&，可以说是他成圣成贤的准备阶段，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是他成圣人的深化过程。&知天命&可以解释为对&天&（宇宙人生的终极关切问题）有了一种认识和了解，这也许可以算是&求真&的范围，因为这一阶段孔子仍然把&天&看成认识的对象，还没有达到&同于天&的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此境界虽高，但还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六十而耳顺&：&六十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分别真假，判明是非&，这种境界是一种超越的。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随其心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这是一种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它是在&知真&&得美&而后达到的一种圆满的&至善&的境界。
　　孔子的&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就人生境界的追求说的，这是孔子对自己追求&真&、&美&、&善&的总结。
　　（二）老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老子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真、善、美，这就是所谓&同于道&的境界。老子把&道&视为真、善、美的统一。 他在《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可以说是老子对人生境界追求的叙述。他认为，人最高的理想是效法&道&，而&道&是自然而然的。他所说的&道&最基本的涵义应是指超越性的最高的准则，道在《道德经》中有多种涵义：（1）&道&是超于感官经验的，&无色&（夷）、&无声&（希）、&无形&（微）都是用以说明&道&的超越性；（2）&道&虽是超越性的，但它却是最真实的事物存在的根据；（3）&道&作为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是就其为超越性的最高准则说的。从以上三点可以说明，老子的哲学是要探求天地万物之本源、存在之根据，从而创造了以&道&为超越性的最高准则的哲学体系。老子的这种对宇宙本体的讨论，实属对终极&真理&探求的范围。
　　 老子把&道&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人掌握了&道&也就是掌握了&真理&，而人生的目的正在于此。因此，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老子认为人和道的关系不是把&道&作为一般认识的对象（因&道&无名无形），而是应&体道&，即与&道&合一，所以&同于道&只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一种超越世俗的&得道&的境界。这正是老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那么老子对&善&和&美&又如何看呢？由于老子的&道&的基本特性是&自然无为&，所以他也把&自然无为&作为&善&和&美&的标准。
　　（三）庄子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庄子哲学主要论证的是得道之人（如至人、神人、圣人等）在精神上的无限性、绝对性和永恒性。 庄子的《逍遥游》，主旨是讨论人如何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的问题。庄子&坐忘&的境界就是他所说的&无己&或&丧我&的境界。
　　在庄子哲学中对&真&和&美&的关系也有所讨论，《秋水》篇中所谓&反其真&就是反回到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庄子主张&法天贵真&，反对一切违反自然本性的&人为&。在庄子哲学中&真&与&美&是一致的，而&真&必须是顺性命之情&的。庄子的&求真&也是为了&求美&，无&美&也就无所谓&真&。&求真&是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
　　 庄子很少肯定道德，他有反道德的倾向。庄子认为，个体人格的自由的实现不仅是&大美&，而且是最高的&德&，最高的&善&。庄子的&善&是包含在其最高的&美&（大美）之中的。
　　在庄子哲学中&真&、&善&、&美&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统一于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上。庄子哲学在&真&、&善&、&美&问题上和老子不同，他是以&美&为最高。
　　上述孔子、老子、庄子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的追求是三种不同的价值哲学，而这三种哲学表现了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任何有价值的哲学体系总在追求着&真&、&善&、&美&的三者的统一，但如何统一以及达到统一的过程并不相同。从人类发展看，我们也不必求其相同。在我们的先秦时代，哲学之所以丰富多彩，正是因为它有着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当时的哲人能从非常广阔的领域来讨论宇宙人生终极关切的问题，这样就使得我国的哲学放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和世界其他地区（希腊、印度等）相比实不逊色，这正是因为它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它能从不同的路径来探讨宇宙人生的终极关切问题。我国先秦哲学的发展对今天的现实意义，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它的&多元化&。哲学的多元化才能使哲学得到充分发展，&一元化&最终将窒息哲学的生命力。 除了&多元化&对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意义之外，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类型的哲学体系的式样和不同取向的人生价值的追求。还又可以表示我们今天的一种对&真&、&善&、&美&的意义的关注和了解。
　　二、儒家哲学
　　（一）儒家情感哲学
　　儒家哲学是关于人的哲学，是讨论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学问；但是，讨论人的存在和意义的问题，就不能没有情感，这正是儒学之所以重视情感问题的原因所在。所谓&重视&，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问题的重要地位甚至中心地位，舍此不能讨论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情感具有基本的性质，情感就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儒家哲学为情感哲学或情感型哲学。这是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中国的儒家哲学不仅肯定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的重要作用，而且没有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而是寻求二者的统一，并由此建立普遍的德性伦理和&具体理性&学说。
　　孔子作为儒家创始人，特别看重人的&真情实感&，认为这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所谓&真情&，就是发自内心的最原始最真实的自然情感；所谓&实感&，就是来自生命存在本身的真实而无任何虚幻的自我感知和感受。这是一种神形、心身合一说，与灵与肉的二元论有区别。&真情实感&是人所本有的，也是人所特有的，是最原始的，又是最有价值意义的，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由此而来。
　　儒家论情感，首先是从&亲情&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孝&。孝被认为是家族伦理，但首先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孝弟为仁之本&，说明亲情之孝是实现人的最高价值――仁的基础。
　　儒家承认，在亲情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有&极相似&之处，这是人与动物连续性的一面，但这未必有损于人类的尊严。自然情感之对于人，既有原始性，又有目的性，它决定了人生的目的追求，&安身立命&之学，就是求得一个&安&，但又是很高的境界。
　　从存在及其价值的意义上理解亲情之孝，是很有意思的。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孔子选择这件&事实&本身，就是要说明情感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这才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
　　 这里还引出另一个问题，情与法的关系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情是人的存在问题，法是制度社会问题。作为社会的人，当然要面对&法治&还是&礼治&一类问题。但是作为个体的人，便有存在方式及其价值选择问题，当情感与法发生冲突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孔子的选择是承担责任的，这就是朱子所说，是&天理人情之至&，应当如此。儒家哲学就是&天理人情&之学。儒家是主张&礼治&的，未能开出民主法治，这是事实；但这里的问题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孔子反对法治。
　　如果说，孔子没有直接论及情与法的冲突，那么，孟子的&窃负而逃&却直接提出并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孔子所说的情况下，可以父子相隐；在孟子所说的情况下，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最高权力而实现个人的心愿，享受人生的乐趣。孟子并没有否定法的合理性，更没有以权压法，当然不存在&徇情枉法&的问题。
　　 孝固然处于对父母之爱，但又不止于此，它只是生长点、&发端处&，它要不断生长、发展，最终要实现仁德。郭店竹简中有多处提到孝，《唐虞之道》：&孝之方，爱天下之民&，《五行篇》：&爱父，其攸埃人，仁也&，《语丛三》：&爱亲，则其方爱人&，等等。孝已经由所谓&私人情感&发展而为普遍的人类情感。在儒家看来，这是有内在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体现了存在与价值的统一。
　　（二）儒家道德层次论
　　儒家伦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伦理文化，二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的主流伦理文化，对中国，并对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境界也有层次。人生的意义各不相同，人生的境界也就各不相同，由低级到高级，冯友兰先生把人生道德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境界之分，表示一种发展。
　　最低的是自然境界。这种人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往上是功利境界。这种人觉解到功利的意义，也就是利己的意义。这种人心目中只有他自己，他做事，完全出于利己的动机。再往上是道德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社会整体，觉解到道德的意义，自觉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是贤人。最高的是天地境界，也叫哲学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这个更大的整体，觉解到宇宙的利益，自觉地为宇宙的利益做事，这样，他就与宇宙同一，具有超道德价值，谓之圣人，达到了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
　　前两种境界是自然的产物，后两种境界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这两等人心都不坏，至多是做事对于他没有意义，或者只有功利意义。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使人觉解，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成为贤人、圣人。不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还是道德境界，他们虽然层次不同，各有差异，但仍有着共同点：都受外物的限制和约束。处于自然境界的人受本能的限制，处于功利境界的人为自己谋利益，受欲望的制约，而处于道德境界的人是为了他人和社会谋利益，虽然在范围和层次上已经有了一个提升，但严格来说到还是没有跳出功利的范畴，仍然受道德功利的制约，而天地境界是超道德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天地境界是一种超越了一切功利约束的境界。哲学的最根本的三大问题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向哪里去？它的最本源的含意是对人的内部世界的探寻，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就是哲学境界，也是天地境界&&对人内部神秘世界以外部神秘世界的探寻。所谓&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意思就是应该把成为贤人、圣人作为自我修养的目标，应该不断提高精神境界，成为道德境界的人、天地境界的人。人不但有物质生活的要求，而且有精神生活的要求，人有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生活在天地境界的人，精神上达到了最高境界，人生才有了最崇高的意义。人生境界高，他做事，当然比别人做得好，更有利于社会，更有利于宇宙。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义与利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是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集体主义是调节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义，归根结底，就是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相互关系的原则，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而这种服从，是在两种利益发生矛盾时的要求。在两种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结合起来，也是义。
　　儒家伦理是我们当今道德建设的珍贵资源，对我们有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道德教育、伦理学理论研究之反省。如要求人人去私为公，人人&大公无私&，理想化的要求，高标准的要求，脱离现阶段人们觉悟水平，直奔高线伦理，尽管主观愿望很好，可是客观效果不好，往往事与愿违。
　　启示之二，道德规范的层次论。儒家大师们认为，道德规范有它的层次结构。人的思想水平，不是整齐划一的，有高低不同层次之分，而伦理规范的层次结构，有助于人们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与道德境界。换言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鼓励人们积极向上。这种层次之分、完全符合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也符合人性的要求。
　　启示之三，儒家道德人格，也有层次之分。这里所谓道德人格，不同于心理学上讲的人格，即个人心理与行为特征的总和。而是指某种伦理、道德所设计的理想的个体道德标准。这里的道德人格，主要是指小人、君子、贤人、圣人。 这就为做人，提供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永不停止地去追求高尚的人格。
　　启示之四，道德行为，意指践履，实践道德要求。道德行为有层次：&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启示之五，从人格层次上说，第一，做知法、守法的人。第二，做善良的人，即做有道德的人。第三，做道德高尚的人，识大体，顾大局，义以为上。善于关怀他人，帮助他人，努力为社会做贡献。
　　仅此举凡之一、二、三，足以启示我们应反省以往道德教育之不当。我们的理论水平要提高，虚心学习儒家伦理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科学方法至关重要。
　　三、中国哲学的真理境界和&本体论&
　　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境界，是指生命或人生的&真谛&，它不是在对象认识中获得的，而是在体验和直觉认识中得到的。如同孔子所说的&真情实感&，其中便有人生真理。庄子所说的&真知&，便是&真人&所具有的真理。禅宗所说的&真如&、&实在&，便是佛教的最高真理，但必须&明心见性&而后得。总之，中国哲学所说的&真&，既不是逻辑的&真&，也不是实证知识的&真&，而是生命存在的真。
　　中国哲学也讲&本体论&，但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就是实体。这是哲学上的最后承诺。中国哲学所说的本体，也是一种承诺，但它不是实体，而是本源性存在，或潜在性存在，是一种创造与发展的可能性，其实现则靠作用、功能。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体用观&。它讲本体与作用的关系，最终导向本体与功夫的关系。无本体即无作用，无作用既无本体，进而言之，无本体既无功夫，无功夫即无本体。本体的实现最终靠功夫，作用全在功夫上。换句话说，本体(天道、天德)是要人来实现的。这是一个过程，其存在方式就是境界。本体存在实现为境界，这是需要人去做的。&天功人其代之&，天(本体)的功能，需要人来代替完成，这不只是指&事功&，主要是指境界，这也就是中国的&内圣&之学。不仅要做，而且要真下功夫，要进行修炼，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体境界就是功夫境界。
　　四、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立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就建立在这个观念之上。
　　天人合一思想，萌芽于孔子，发韧于孟子。最初儒家提出天人相通的观念，其用意在赋与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以宇宙论的意义。
　　中国宇宙论的开创者是老子。老子认为，道是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换句话说，人与自然虽可分而言之，但究其根本则是一体的。
　　这个思想，在儒家经典《周易》中表述得更加明确。《周易》认为，天地间一切人物，都是阴阳交感、八卦相荡而成，因而是统一的。《周易》强调以无、地、人三才之道统摄六十四卦。天道、地道合起来是自然界的秩序、法则，人道则是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在《周易》看来，这两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是相互融通的。
　　 天人合一观念并不否认自然和人各自的规定性，只不过更强调两者的相互联系，倾向于把自然和人各自的性质放在相互包容的前提下来讨论。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中国哲学对自然的价值、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论述，有许多方面为西方主客二分哲学所不及。这些方面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可持续发展建设最具积极意义的部分。
　　中国古代哲学在肯定自然内在价值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老子就明确指出人在世界中具有卓越的地位。
　　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自然本身存在的合理性；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卓越地位，也必然要认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正当性。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呢？这就涉及到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了。
　　中国哲学关于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有为&和&无为&两大学说中。 除道家外，中国多数哲学家都是主张有为的。在对自然的关系上力主有为的，首推荀子。荀子从天人相分的观点出发，主张人应该主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就是&制天&的观念。在荀子看来人应当改变自然，使之为人所用，这是人的权利，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与荀子相反，庄子在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上竭力主张无为。庄子说，&不以人灭天&，&不以人助天&。人应当顺应自然，而不应毁灭自然，这是人对自然的义务，在这一点上，庄子是正确的。
　　《淮南子》明确指出，无为并不是&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如此确定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的界限是恰当的。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应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周易》中提出的天人合德的思想。《周易》认为，人乃阴阳二气所化，故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改造自然，参与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是要求改造自然的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体认自然本身的和谐机趣。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境界。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理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的核心。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现实人生的影响一直都是极其深刻、巨大、久远的，它给人生以性灵上的陶冶、动力上的激励、发展上的指导、境界上的提高。在当代社会，中国传统哲学仍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
------分隔线----------------------------人民日报人民要论：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
――陈云学用哲学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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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员干部学好哲学，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所必需。在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再谈谈陈云同志和学哲学用哲学，既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会对领导干部有所启发。
　　陈云同志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4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92年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长期处在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有这样经历的，大概只有邓小平同志和他。
　　陈云同志的业绩是多方面的，突出的贡献主要有：第一，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称赞他所主持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工作：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接着，他又成功主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指的就是他。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同志又以战略性的远见，提出许多关键性的决策，如1979年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调整过来”。邓小平同志对这件事评价很高，并且在几年后说：如果没有这次调整，就没有今天的形势。第二，在党的建设方面，他曾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9年中纪委书记，在党内立下很多重要规矩。实行改革开放后，他最早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主张“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这些名言，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什么在同样或相似的环境中，各人的成就和贡献有大有小甚至有成有败？为什么陈云同志能够创造这么多常人难以企及的光辉业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
　　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滋养
　　陈云同志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习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
　　陈云同志谈学哲学重要性谈得最多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这种时期，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陈云同志几年后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东西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他后来和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段经历，邓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6个人的学习小组学习哲学。这个学习小组每星期一上午开会，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下来。小组成员中陈云同志的工作是最忙的，但他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以后他多次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他的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毛泽东同志也称赞道：“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陌生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同志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很殷切的期望。于是，他再次着重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同志向邓小平同志“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两天后，邓小平同志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说：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陈云同志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1987年，陈云同志已准备从第一线退下来。这是新老交替的时刻。陈云同志对新的中央负责人叮嘱什么呢？他说：“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这是一位年过80的卓越的老一辈领导人总结毕生经验，对后来者的期待和嘱咐。其中，他突出学习哲学、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称之为“最要紧的”，这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
　　把主要精力用在把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上
　　陈云同志提倡学哲学，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要使主观认识符合十分复杂的、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去对待它，那样不可能真正懂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面所说陈云同志学习哲学时付出的那种艰苦努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必须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把握它的精髓上，那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陈云同志常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这个意思。
　　他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唯实”。在作决策、采取行动时，必须先进行切实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把各方面的事实真正弄清楚，经过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陈云同志把它看作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这是他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秘诀所在。
　　可以看一看陈云同志是怎样工作的。1961年1月，为了进一步克服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陈云同志在这时进行了农村调查和煤炭冶金工业调查。农村是经济困难最严重的地方。中央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陈云同志用5个月时间分两次到10多个省市进行调查，其中最突出的是这年6月到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1个月的调查。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家作实地考察，把群众议论最多的问题归纳为3个：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农作物种植的安排，自留地的处理。那时全国猪肉供应紧张，母猪公养还是私养实质上是要不要放宽农村政策的问题，也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陈云同志考察了小蒸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又听取农民的看法，仔细比较公养和私养的利弊，总结出公养的苗猪死亡率高的6个原因，确定还是以私养为宜。农作物种植的安排，直接反映干部主观、蛮干、瞎指挥的问题。增加自留地，有助于减轻农民口粮不足问题以渡过难关。这样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在平时，陈云同志经常到商店、菜场等去看看，遇到重要的统计数字自己打算盘计算，这样来了解市场和经济运行情况。采取重要措施后，他几乎天天向有关部门了解推行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以检验决策实行的效果，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为什么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其他人视为畏途的许多“老大难”问题，在他手中常能得到成功解决？为什么他说的话和做的事总是那样实在并且切中要害？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他的决策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的。而那些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同他的做法截然不同。对此，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有的同志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
　　掌握交换、比较、反复这个辩证法
　　从实际出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多个侧面，并且不断发生变化，不是一眼都能看清楚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通常需要经过一个在实践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决不能把走马观花时获得的一点粗枝大叶的印象、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的话当作客观实际的全部，而且还自以为是，那样没有不跌跤的。
　　人们常说陈云同志处事“稳”和“细”，这确是他的特点。他曾说过：“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为了减少和避免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性，陈云同志提出了“交换、比较、反复”三种方法。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两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交换一下意见，就会得到全面的符合实际的认识。比较，是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这样才能使判断更正确。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对关系重大的问题尤其应当这样。他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同志对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从不简单地照抄套用那些现成的方案，而是敢于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种探索总是慎之又慎，力求做到最切合实际状况。他在拿定主意以前，会请别人补充情况或提出各种分析看法，然后他把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起来再思索，把思索出来的东西讲给别人听，征求意见，直到修改满意为止。一旦把事情弄清了、看准了，就下最大的决心，顶住各种压力，坚持贯彻到底，做出结果来。
　　可以看一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陈云同志如何处理异常棘手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作为例子。那时候，粮食供销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紧张，不法私商的投机活动又十分猖獗，粮价上涨，全国刮起一股抢购粮食之风，人心开始浮动。负责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怎么办？他广泛听取意见后，考虑了八种处理办法，如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慎重地比较每一种办法有什么利、有什么弊，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情况，处理办法只能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合称为“统购统销”。为了照顾农民的利益，在征购数量和牌价等方面都作了恰当的规定。事实证明，在物资十分缺乏、经常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居民能得到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正是根据自己一生成功和遭受挫折的切身经验，这位老人在晚年一再叮嘱后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1989年9月，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地嘱咐后来者（包括“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这些嘱咐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无疑是要牢牢记住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
(责编：王吉全、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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