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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郑玄在马融门下》_精选优秀范文十篇
郑玄在马融门下
郑玄在马融门下
范文一：①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叩柴门。一童子出问，玄德曰：“汉左将军...阅读答案①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叩柴门。一童子出问，玄德曰：“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曰：“我记不得许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说刘备来访。”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处去了？”童子曰：“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玄德曰：“几时归？”童子曰：“归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玄德惆怅不已。张飞曰：“既不见，自归去罢了。”玄德曰：“且待片时。”云长曰：“不如且归，再使人来探听。”玄德从其言，嘱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刘备拜访。”②三人回至新野。过了数日，玄德使人探听孔明（注：诸葛亮，字孔明）。回报曰：“卧龙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备马。张飞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唤来便了。”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孟子云：‘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孔明当世大贤，岂可召乎？”遂上马再往访孔明。关、张亦乘马相随。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张飞曰：“天寒地冻，……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辈怕冷，可先回去。”飞曰：“死且不怕，岂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劳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随同去。”③到庄前下马，叩门问童予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玄德正看间，忽闻吟咏之声，乃立于门侧窥之，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歌曰：“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玄德待其歌罢，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昨因徐元直称荐，敬至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瞻道貌，实为万幸。”那少年慌忙答礼曰：“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玄德惊讶曰：“先生又非卧龙耶？”少年曰：“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现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卧龙今在家否？”均曰：“昨为崔州平相约，出外闲游去矣。”玄德曰：“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玄德曰：“刘备直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玄德曰：“愿借纸笔作一书，留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均遂进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写书曰：“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收了，拜辞出门。④玄德回新野之后，光阴荏苒，又早新春。乃命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卧龙冈谒孔明。……张飞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今番汝休去，我自与云长去。”飞曰：“既两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后？”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礼。”飞应诺。⑤三人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门出问。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吩咐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遂转入后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昨两次晋谒，不得一见；已书贱名于文几，未审得入览否？”孔明曰：“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屡蒙将军枉临，不胜愧赧。”二人叙礼毕，分宾主而坐。童子献茶。茶罢，孔明曰：“昨观书意，足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下问。”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唯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孔明曰：“……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唯将军图之。”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节选自《三国演义》）1．请依据选文内容，运用对偶知识，在下面横线上补出下面这副对联的下句。司马徽再荐名士，________。2．分析选文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用简洁的文字概括刘备、关羽、张飞的性格特征。（1）刘备：________（2）关羽：________（3）张飞：________3．选文第①段中写道“童子曰：‘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联系全文来看，这句话有什么作用？________________4．文段②中画线的语句属于什么描写？在文中有什么作用？________________5．文段③中画线的语句写诸葛均在吟咏高歌，结合选文内容，简要分析作者这样写的用意。________________6．诸葛亮为何要等到刘备三次来访之后，才肯与其见面？________________阅读答案：答案：解析：1．刘玄德三顾茅庐2．（1）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有远大抱负。（2）关羽稳重，能顾全大局。（3）张飞直爽、鲁莽、急躁、粗暴。3．①为两顾茅庐未见诸葛亮埋下伏笔。②表明诸葛亮具有超凡脱俗、淡泊名利的品质。③暗示诸葛亮虽隐居山野，但仍关心天下大事。4．景物描写，以天寒地冻衬托刘备求贤若渴的心理。5．这段歌词表达了歌咏者胸怀大志、志向高洁，期待与明主的“风云际会”的“卧龙”情怀。诸葛均有此情怀应是受其兄长诸葛亮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作者是借写诸葛均来从侧面烘托诸葛亮的形象。6．略阅读详情：
范文二：郑玄对应劭郑玄对应劭时大将军袁绍①总兵②冀州③，遣使要玄④，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⑤，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说异端⑥，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⑦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⑧太守应中远⑨，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⑩，回、赐⑾之徒不称官阀⑿。”劭有惭色。(选自《后汉书·郑玄传》)[注释]①袁绍：东汉末年大豪强。②总兵：总领兵马。③冀州：古州名，在今河北一带。④玄：郑玄：当时著名儒学大师。⑤斛(hú)：量器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⑥异端：此指与儒学格格不入的观点。⑦汝南：古地名，在今河南境内。⑧太山：泰山。⑨应中远：即应劭，字中远。⑩考以四科：讲学四科；“四科”是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⑾回、赐：孔子的弟子颜回、子贡。⑿不称官阀：不按官职相称。[文化常识]“尺”及其他。“尺”是古代的度量单位。10寸为1尺，10尺为1丈，10丈为l引。古代的尺要比现代的短，据考证，周朝的1尺，约合今天6．5寸左右，到汉朝，约合今之7寸左右。上文说郑玄“身长八尺”，按现代度量计算，约为1．85米，算是个高个子。如果不了解上述情况，将古今尺寸视为相同，那么郑玄身高便为2．7米左右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思考与练习]1．解释：①要②会③竞④归2．翻译：①乃延升上坐②未以通人许之③咸出问表④莫不嗟服3．理解：为什么郑玄最后的一番话会使“劭有惭色”?参考答案：1．①同“邀”②集合③争着④依附2．①于是请（郑玄）登上大堂并上座；②不认为他是知识渊博的人；③都出于问题之外（意为知识渊博）；④没有人不感叹佩服。3．嘲笑应助连儒家的基本规矩都不懂。阅读详情：
范文三：郑玄传研究关于《后汉书·郑玄传》篇幅的猜想陆兰军摘要：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郑玄作为经学大师，历来受人尊崇。但是，我们在后汉书中看他的传，可以发现，郑玄传的篇幅相对于他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影响来说，显得比较单薄。并且他的传是与另外两人合编的，这样，就显得郑玄传的内容比较简陋。那么，原因何在？本文试图通过研读郑玄传以及查找相关研究资料，试图揣测证实其中的缘由。关键词：郑玄传、篇幅少、缘由猜想正文：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后汉书·郑玄传》）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而形成郑学。郑学盛行，是经学史上承先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郑玄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则，我们读《后汉书》关于郑玄的传记，会发现，他的传是与另外两人合编的，并且整个传的篇幅与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显得相对简陋。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1.当时成就不高，后世才显赫？历代名人，很多都是后人崇奉之后才变得声名显赫，万人景仰。在当时，他们可能不被世俗接收认可，所以一般省钱籍籍无名，死后却备受推崇。那么，郑玄是不是也是如此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郑玄传》里也可以看出郑玄当时的成就，以及他的社会影响力。首先，是当世名人对他的赞誉。郑玄在马融门下，学成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针对何休所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避之。”；“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履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可见，郑玄在当世就已经受人尊崇，社会名誉极高。其次，从他的著作成就来看。“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所以，范晔说“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由此可知，郑玄当时所取得的成就非凡，所著典籍卷帙浩繁。再次，从他的门生后人看。“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足见，郑玄门徒众多，有成就者亦不乏其人。他开创的“郑学”，绝对在当时可以算作一个学派流传。综上可见，郑玄在东汉末的成就与社会名誉影响力，绝对非同凡响，足以让后人给他做传时大篇幅的报道。所以，郑玄传内容之简陋，绝非因为他当时没有名气，没有势力，没有影响力。2.材料匮乏，记载不足？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范晔生活的年代距离郑玄有一个世纪之久，或许是因为没有足够充实的材料可以参考，也有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史料没有不够丰富，所以对于郑玄的事迹没有细致的了解。但是，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可知，范晔撰《后汉书》不是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对远古的历史是通过考察访问得来的，而是在众家基础上摘录校对收取的。在范晔前的各家关于东汉历史的著作，年代距离近，史实也较为可靠充实。所以，范晔是完全可以得到相对较为丰富真实的史料的。可见，《郑玄传》笔墨较少，不是因为材料缺乏。3.合传者有共同的特质？《后汉书》的列传，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如张纯、曹褒和郑玄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重礼教崇儒学，行为近似，所以合传。读《后汉书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可以得知，“张纯字伯仁······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义，多所正定······纯以宗庙未定，昭穆失序······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陛下兴于匹庶······兴继祖宗······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河间《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纯代朱浮为太仆。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于无为，选辟椽史，皆知名大儒”。“曹褒字叔通······褒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会肃宗欲制定礼乐······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郑玄字康成······尝诣学官，不乐为吏······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以上摘录可以看出，《后汉书卷三十五·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所列三人，之所以合传，实是因为他们都是儒学大师，礼教大家。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特质。这从本篇传的赞也可以看出。“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4.郑王之争的影响？王肃（195---256），字子雍，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曾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意加以综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名著，编撰《孔子家语》等书以宣扬道德价值，并以身为司马昭岳父之尊，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郑王之争，指汉魏之际经学家郑玄和王肃之间的学术之争。郑玄以古文为宗, 兼通今文, 创立“郑学”。王肃年辈虽较郑玄为晚，但亦学富五车，博览群经。当人们推崇郑学时，他却“独不好郑氏”。据《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记载，“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他在《自序》中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王肃的经学地位在魏晋时代是压制郑学的，官学地位也给当时社会、学术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所以，范晔所汲取的材料都是来源于受王肃影响的前人编写的史书，难免有偏见，而对郑玄描述较少，不够重视。所以，范晔只能在有限的材料中整理汇编。5.范晔个人偏好，写作技巧范晔对无高官显位的布衣鸿儒郑玄有相当高的评价, 儒学之中独许郑玄, 直视之为儒学的大功臣: “自秦焚六经, 圣文埃灭。汉兴, 诸儒颇修艺文; 及东京, 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 滞固所禀, 异端纷纭, 互相诡激, 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 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 学徒劳而无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 网罗众家, 删裁繁诬,刊改漏失, 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列传论》）。清人王鸣盛评曰：“范书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特尊独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晔对他的刻写集中在两个方面: 访师问道与屡拒征召, 尤其重笔叙写了郑玄在党锢之祸遭禁14年之后坚拒官府的连续征召, 始终与外戚、宦官集团采取不合作态度, 保持了士人学者正直善良、追求理想与光明的清节。范晔绘出了一个有志向、有名节的正直经学家的人格风貌。范晔还全文照录了郑玄的《戒子益恩书》, 以示郑玄对自己一生的自我反思和总结: “虽无绂冕之绪, 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 庶不遗后人之羞。”（《郑玄列传》）由此推断，范晔在给郑玄做传时，主要侧重的是对其人格美德方面的描述，而疏于对其生平事迹的详叙。这一点可以比较《郑玄传》和《玄别传》（［清］洪颐煊辑），显而易见，《玄别传》对郑玄的个人生平活动描述要详细很多，让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郑玄的相关。所以，《后汉书·郑玄传》篇幅之所以短小，是因为范晔个人偏好，对其人格品德推崇，而侧重于对能体现人格品质的方面进行描述。综上，郑玄作为一个对后世影响至深的经学大师，而《郑玄传》篇幅短小，主要是因为作者的写作标准，一是按儒学礼教将张纯、曹褒和郑玄并列做传合编；二是侧重于体现人格品德方面的描述，而疏于对生平的详叙。还有可能就是因为受时代影响，“王学”造成的史料有所偏颇。阅读详情：
范文四：简论郑玄在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作者：吴存浩昌潍师专学报 2000年12期郑玄作为一位经学家，为先秦经典的注释做出了他人无与伦比的贡献，在我国经学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关于郑玄在我国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应该具有的地位却没有人曾经注意过。显然，这是不公平的。由于我国古代的学问表现为“通学”的特点，一个社会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仅决定了我国古代文献的属性虽然主要表现为社会学著作，但同时又含有大量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在遍注群经的过程中，郑玄不得不对有关自然科学进行详细的注释。从而使郑玄不仅要精通经学、纬学、律学等有关社会学方面的学问，而且对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科学的最高成就也应该异常精通。否则，是不可能担当起注释先秦典籍重任的。虽然，郑玄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在法律学、教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成就一样，主要也是通过经注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但是，从有关经注中，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位经学家不愧为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此，略作试论，以求就教于大方。一在古代，我国自然科学最为发达之处当数天文和历法。这种状况主要与我国古代传统农业的先进有一定关系。郑玄作为汉代末年的一位经学大师，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同样有着很深的造诣。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郑玄曾经对天文和历法进行过专门性研究。在太学时，郑玄从师于第五元先，深入学习过《三通历》，在晚年时，他还向并无多大名声的刘洪学习历法。郑玄曾撰过《天文七政论》，注释过《乾象历》。可见，他对天文和历法都是相当精通的。（注：《后汉书·郑玄列传》。）但可惜的是，郑玄的天文学著作《天文七政论》已经亡失，他对历法著作《乾象历》的注释也已经散失。因此，我们只能从郑玄对于儒家经典著作的诠释中，分析他在天文和历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了。在解释天象的指导思想上，郑玄同样没有摆脱古代大多数学者坚持的“天人合一”阴阳观。如郑玄笺《诗·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一语时说：“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日辰之义，日为君，辰为臣。”据研究，《诗·小雅·十月之交》记载的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夏历八月辛卯日所发生的日食。在此， 郑玄注释“八月朔日，日月交会而日食”显然是正确的，但按照阴阳观念，将日食这种自然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不仅显得牵强附会，而且使其天文指导思想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沼中。因此，郑玄不仅在其经注中往往将天象和人事结合起来，总是以天象来解释人事，而且把自然的“天”和支配社会及世界一切现象的有意志的“天”完全混同起来，使儒家学说中“天”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强调。郑玄认为，“天之道”是不能违背的，人们只有“顺天时”才能有所作为。他说“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注：《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一语注。）他还曾经说：“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谓亏伤也。君道当常明如日，而月有亏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则日如月焉。”（注：《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一语笺。）这些主张，尽管其中可能内含着自然规律不能违背的思想成分，但郑玄运用自然规律来诠释社会现象的做法是错误的，是其全面继承儒家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绝不是说，郑玄在天文学上就没有任何贡献。在天文学方面，郑玄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如他对某些古天文仪的准确注释，有助于我们今人对古天文仪的了解。在这方面，郑玄对土圭的注释即是一例。土圭，又称“圭表”，是古代测量日照长度的仪器。但如何建造这种仪器，其他文献无载，惟有郑玄的注说得最为明确。他说：“于四角立植，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于所平地之中央，树八尺之臬，以县正之，视之以其景，将以正四方也。”（注：《周礼·冬官·匠人》“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植臬以县，视以景”一语注。）至于土圭的作用和使用方法，郑玄在其注释中，同样加以详细的说明。他说：“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则东西正也。又为规以识之者，为其难审也。自日出而画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则为规测景两端之内规之，规之交乃审也。度两交之间，中屈之以指臬，则南北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注：《周礼·冬官·匠人》“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画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一语注。）“土圭，所以至四时日月之景也。”（注：《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一语注。）在这里，郑玄既说明了土圭所具有的确立四方和朝、夕及日中的作用，而且介绍了土圭的使用方法，说明这位经神对于土圭这种天文仪器是非常精通的。甚至，郑玄对于古代天文的一些详细数据都异常清楚。如谈到运用土圭进行测量时，郑玄说：“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间则日有长短”（注：《周礼·夏官·土方氏》“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一语注。）；“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有五寸。此长短之极。极则气至，冬无僭阳，夏无伏阴。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月弦在牵牛、东井，亦以其景知气至否。春夏秋冬气皆至，则是四时之叙正矣”；（注：《周礼·春官·冯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一语注。）“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注：《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一语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万五千里，地与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为正。……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注：《周礼·地官·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一语注。）能够如此熟练地掌握土圭的运用方法及其测量数据，甚至能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更加显示了这位经学家在天文学上造诣颇深。即使在对某些历制名词解释正确性上，也充分显示了郑玄对于天文学的精通。例如对“初吉”的诠释，直至近代的学者也有颇多分歧。“初吉”亦作“月吉”，“吉”。著名国学家王国维以《三统历》的“孟统”推算西周历朔，得出了“月相四分”说，认为“初吉”为开始的一段时间，含一日至七日、八日。（注：王国维：《观堂集林》。）但是，已发现金文说明，周人在记录月相时曾颇繁地使用过“初吉”一词，这与王国维将“初吉”认为是一段特定时间是有矛盾的。相反，郑玄的注释则是正确的。郑玄认为，“初吉”，亦作“月吉”、“吉”，“吉，谓朔日”；（注：《周礼·天官·太宰》“正月之吉”一语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注：《周礼·地官·族师》“月吉”一词注。）郑玄对于“初吉”的注解之所以正确，西周金文可以作为证明。西周青铜器《令彝》铭文为：“佳八月辰在甲辰……佳十月月吉癸未”。在这里，“佳十月月吉癸未”，即十月癸未朔日，由十月癸未朔推算到八月甲辰也必定为朔日，故“辰在甲辰”亦是朔日。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郑玄将“初吉”解释为朔日是正确的。二在数学上，郑玄同样有着较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既显示了郑玄在数学上的较深造诣，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古人治学多为“通学”的特点。在青年时代，郑玄就已经掌握了当时所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数学知识。郑玄年轻时入学，师从第五元先，不仅学习了《京氏易》、《公羊春秋》等社会学著作，而且弄通了《三统历》、《九章算术》等自然科学著作。（注：《后汉书·郑玄列传》。）其中，《九章算术》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数学名著。此书经过西汉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人的增订，形成了有方田、粟米、衰分、少厂、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例题达246个的代表当时最高科学成就的数学著作， 书中所涉及到的负数、分数和方程的计算与解法等，在当时是具有世界水平的数学成就。将此书弄通，就意味着郑玄已经掌握了当时最为高深的数学知识。可以说，青年时期所养成的素质，为郑玄能够在数学上做出一些重要的贡献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因为如此，郑玄在注释经典过程中，凡涉及到数学知识，总显得那样得手应心，游刃有余。如在众说纷纭的井田制问题上，郑注：“九夫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地，……四井为邑，方二里，四邑为丘，方四里。四丘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则方十里，为一成。积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为县，方二十里。四县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为一同也。积万井，九万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浍。井田之法，备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注：《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一语注。）如此解释，不仅纠正了《孟子》“八夫共井”将土地作“井”字形划分进行分配的臆测，而且将“井”字诠释为与“成”和“同”等字一样的计量单位。这种解释与《汉书·刑法志》的记载是一致的。正是在此基础上，著名学者田昌五先生才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见解：“原来所谓井田制不过是对大面积土地的计量方法，并不是把耕地都划成互相连属的井字网。”（注：田昌五：《解井田之谜》，《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即使对涉及大量数学知识的《周礼·冬官·考工记》，郑玄同样能够将其诠释得清楚异常，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郑玄所具有的数学功底的深厚。《周礼·冬官·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深奥的工程技术著作，内容涉及到当时手工业部门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的重要文献。郑玄能够将《考工记》予以详尽的注释，不仅说明他已经掌握了多种科学知识，而且说明了郑玄确实是一位具有“通学”特点的大师。郑玄对于《考工记》的注释，最为突出之处就在于他将古代宫室、车舆、兵器、礼器及乐器制造的有关尺寸记载得那样清楚。如果没有郑玄的注释，我们今人是很难以将其中的有关知识搞清楚的。如《考工记·轮人》谓：“弓长六尺，谓之庇轵，五尺谓之庇轮，四尺谓之庇轸。”这样几个简单的数字让人难以将古代车的制造弄明白。郑玄注释说；“轵，毂末也。舆广六尺六寸，两毂并六尺四寸，旁减轨内七寸，则两轵之广凡丈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广，凡丈二尺六寸。”再如《考工记·珲人》说：“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兆鼓。”则更难以理解。郑玄注释说：“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则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为二尺六寸六分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径六尺六寸六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中围加三之一者，加于面之围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围十二尺，加以三分之一，四尺，则加围十六尺，径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则版穹六寸六分寸之二耳。”这样以来，有关车的某些部位的尺寸就让人一目了然了。显然，没有很深的数学造诣，郑玄是不可能将《考工记》中有关造车技术释得如此明白的。更为重要的是，郑玄作为一名经学家，在注经的过程中，能够凭借他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对经书中的某些错误予以订正。如《周礼·秋官·校人》谓：“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一师四围；三乘为皂，皂一趣马；三皂为系，系一驭夫；六系为厩，厩一仆夫；六厩成校，校有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八趣马一驭夫。”显然，这段经文的计算是有错误的。对此，郑玄注释说：“校有左右，则良马一种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种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驽马三之，则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驽，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后王马大备，……驽马自圉至驭夫，凡马千二十四匹，与三良马之数不相应，‘八’皆为‘六’，字之误也。”联系经文前后所述，郑玄所言是正确的。三除天文学、数学之外，从有关经注中，还能够看到郑玄在物理学方面所具有的独到见解。在这方面，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郑玄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谈及胡克定律的人。在注释《周礼·冬官·考工记》“量其力，有三均”一语时，郑玄说：“有三，读为‘又参’。量其力又参均者，谓若干胜一石。加角而胜二石，被筋而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绳缓擐之，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如此叙述，在世界范围内除郑玄以外的其他古代学者至今还没有发现。学术界认为，郑玄的这段注文正确的揭示了胡克定律中“力与变形成正比”的线性关系。胡克定律，是材料学和弹性力学的基本定律之一。这个定律认为，在物体受力时，如其应力在弹性范围内，则应力与形变成正比关系，其比值称为弹性摸量。这一定律是由英国物理学家胡克于17末世纪末发现的，从而被命名为胡克定律。固然，在郑玄的注文中并没有概括地提出应力与形变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但是，显然郑玄已经明确地发现了在受力物体的应力范围内，即所谓“假令弓力胜三石”，并明确地指出所得到的结果是：“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绳缓擐之，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其中即带有了“力与变形成正比”这样一种含义。因此，国防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胡克定律的有关内容，早在1500多年前就被我国的东汉学者郑玄发现，其在《考工记·弓人》“量其力，有三均”一语所作注中的“假令弓力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绳缓擐之，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表述，即正确地揭示了胡克定律的“力与变形成正比”的线性关系。为此，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临照、钱令希、王仁、胡海昌等认为，郑玄所取得的这一力学成就，在中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写入中国的中学物理课本的关于“胡克定律”的介绍中。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应该将胡克定律该名为“郑玄一胡克定律”。（注：《弹性定律最早发现者在我国》，《光明日报》，日。）现在， 郑玄对于弹性规律的研究成果，不仅被多数学者所承认，而且已被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力学词典》中。这表明，郑玄对于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作者介绍：吴存浩，昌潍师专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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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五：谢玄:上马传奇名将,下马风流名士谢玄是东晋名士“方外司马”谢奕的儿子、“咏絮才女”谢道韫的弟弟，因指挥淝水之战而流芳千古。谢奕死得早，谢玄从小跟着三叔谢安长大，爷俩的感情特别好。某年夏天，谢玄正在屋里呼呼大睡，谢安一大早来找他。谢玄来不及穿衣服，光头赤脚地就去开门了，然后才穿上鞋给谢安问安，被谢安打趣说是“前倨而后恭”。除了会打仗，谢玄的智商也不低。一次，谢安出题考子侄们：“咱们老谢家的子弟何尝需要从政，为啥我还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得成才呢？”就在大家还在考虑时，谢玄脱口而出：“这就好比芝兰玉树，谁都想让它们生长在自家的庭院里啊！”这回答正中谢安心坎。谢安又问他：“《诗经》中你最喜欢哪句？谢玄不假思索地回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大笑说：“你真是个性情中人。”别看谢玄这么优秀，他年轻时也是个贪玩叛逆的问题少年。魏晋是个看脸的时代，不少男人都“胡粉饰貌，搔头弄姿”。谢玄也喜欢赶时髦，他经常随身佩戴紫罗香囊，腰上挂条漂亮的丝巾，浑身上下收拾得喷香扑鼻，一副标准纨绔公子的形象。谢玄自觉潇洒风流，谢安却大为头疼，担心侄子走上伪娘路线，但若是当面训他，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一天，谢安把谢玄叫过来，要跟他赌两把玩玩，赌注就是他佩戴的那个紫罗香囊，谢玄兴致勃勃地答应了。结果，谢玄一上来就输了，没办法，只好解下香囊交给谢安，谢安接过来，随手就丢火里烧掉了，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跟谢玄赌。谢玄一看就明白了三叔的心思，以后再也不佩戴这类物件了。谢玄年轻贪玩，有时难免不求上进，谢道韫就毫不客气地质问他："小玄子，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呢？是因为闲事太多分心，还是因为你智商原本就低啊？"谢玄很惭愧，从此发愤图强，在出仕后招募士兵训练成“北府兵”，并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前秦，没有辜负三叔和姐姐的期待。戎马生涯之外的谢玄，富有生活情趣，为人潇洒纵意，一派名士范儿。在京口养病期间，他酷爱去吴兴溪边钓鱼，并且擅长钓鱼，每次都钓到很多，吃不完就腌成咸鱼，寄给远在老家的老婆或送给亲戚朋友。全晋文》收录谢玄十篇文章，居然四篇都与钓鱼有关。不过，这个不算高雅的小爱好也被人埋汰过。一次，某名士设宴邀请谢玄，名士的侄子作陪。期间，名士的侄子举杯劝酒说：“谢大将军，我敬您一杯。”谢玄随口说：“正该这样！”名士的侄子认为谢玄对自己不礼貌，“噌”一下站了起来，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姓谢的，你?J什么?J，你不过是个吴兴山溪里钓鱼的碣（羯）奴罢了，怎么敢这样摆谱！信不信我削你！”谢玄也不生气，拍着手笑着对名士说：“你看你这个混球侄子，多不懂事，竟然想削我这个大国诸侯！”可惜谢玄去世得早，自从他和他三叔相继过世后，谢氏虽仍是世家大族，但其家族的影响力已远不如前，谢玄的风姿也就成了绝响。阅读详情：
范文六：韩国,在太极旗的玄念下2008年,笔者赴韩国旅游,对韩国的国旗(又称太极旗)留下了深刻印象。7月1日上午我们在参观韩国战争纪念馆时,广场的通道上,每隔几米就并排悬挂着两面旗,一面是韩国国旗,另一面依次是美英等联合国军诸国家的国旗。看得多了,觉得韩国国旗有些特别,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不同。大多数国家的国旗采用自然界的动植物图案,例如鹰、花、叶、海水之类,或者一些简单明了的几何、圆点、线条图案,而韩国的国旗却有些另类,竟是中国古老的太极图,所以称作太极旗(见图一)。太极旗的中间是一个太极图,4个角是八卦中的4个卦,从左到右转一圈分别是乾卦、离卦、坤卦、坎卦。记者略懂周易,不禁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韩国国旗选用乾、离、坤、坎四个卦,而不选用八卦中的另四个卦――兑卦、震卦、巽卦和艮卦呢?太极旗上的太极图及其4个卦,是什么意思呢?记者请问韩国导游安先生,他只说这是一个代表国运昌盛的图案。记者又借购物之机请教懂中国话的服务员,他们的回答一知半解,也不令人满意。概括起来是说太极旗是一个吉祥的布阵,是好的风水。尽管如此,这也使笔者受到启发。记得《易经》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对“太极”、“两仪”、“四象”的介绍,只谈有关易书中论述八卦之间的关系,“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可见太极旗中所选用的四个卦,乃为“正”卦,未选用的四个卦乃为“偏”卦。而这四个“正”卦中,乾代表天,与代表地的坤卦对称,离代表火,与代表水的坎卦相对。为此,笔者认为,太极旗富含着对立平衡、和谐共生的理念,因对立而平衡,因平衡而和谐共生,这乃是人类追求的完美境界。笔者凭着这种可能是穿凿附会的理解,发现韩国的建筑物或室内外一些物件的摆放,都体现了太极旗的这种玄念。就拿战争纪念馆广场上的武器陈设来讲,从坦克方阵、火炮方阵到飞机方阵,组成许多对称的布局,体现沉默而冰冷的威严。我反复徜徉,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有不同的感觉,以我的学识难以解透,似乎随意的摆放中有深不可测的玄念。图二是我随意拍摄的火炮和导弹的方阵,两枚直指云天的导弹和倾斜指向不同方向的火炮、导弹,形成一个互相补充、可攻可守的火力网。图三是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同一个火炮方阵,一排横放的火炮衬托突出了图二见到的那两枚直指云天的导弹,在近景和远景的对称中,彰显了炮阵的攻击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寓意南北朝鲜统一的兄弟相抱雕塑(图四),韩国当军官的哥哥和朝鲜当兵的弟弟在三八军事分界线上见面(半圆形建筑物上一条裂缝象征祖国分裂),相拥痛哭,表达了朝鲜人民对祖国统一、和平幸福生活的向往。在战争纪念馆,到处可见这种对立平衡、充满玄念的变阵。漫步首尔街头,这种和谐的构图随处可见。一天,团友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去首尔一条大街(街名记不清了)的高丽参专卖店购买韩国高丽参,记者对此不感兴趣,在街上看街景,发现离高丽参店不远处有一座裸女雕塑(图五),体态优美的半裸少女站在一个圆形的球上,在绿荫的映衬下流露一种慵倦美。仔细揣摩,这座雕塑是一个泰卦,上面的少女为坤卦(坤为阴柔,为地),下面的圆球为乾卦(古人有“天圆地方”之说),地天两卦合起来为泰卦,寓含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意思。即使在我们所下榻的首尔花园大酒店的大堂,也随处可见这种情景,如记者随意拍下的这盆鲜花(图六),中间圆桌上的花盆为两个圆形,为阳;四周的石壁和天花板为方形,为阴,于是阴阳对称,看上去特别和美顺眼。由于是在旅途中,所以笔者对太极旗的理解只是自己的一种揣摩,怕不准确。回到广州之后,特地请教了韩国旅游发展局驻广州办事处的人士,下面引用的是该办事处提供的资料,括号是编者所加:“太极旗是朝鲜王朝后期制定的国旗,以其中央的太极圈命名。太极圈均分为二,十分对称。上面的红色部分代表阳,下面的蓝色部分代表阴,是古代宇宙的象征,是相互对立而又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与平衡的两种伟大宇宙力量的象征:火与水,昼与夜,黑暗与光明,男与女,热与冷,正与负等等。“旗角上的卦符也有对立与均衡的意义。三条整杠(“”,乾卦)代表天,与之相对的三条断杠(“”,坤卦)代表地,左上角两条整杠夹一断杠(“”,离卦)象征火,斜角相对的符号(“”,坎卦)象征水。白色象征韩国人民的纯结和他们热爱和平的精神。整面国旗象征着韩国人民永远与宇宙协调发展的理想。”由此可见,笔者对太极旗的理解是基本正确的,只不过带有中国式的解释罢了。其实,太极旗应该是从中国的洛河图,从古老的周易演变而来的,源头还是在中国,如果我们抢先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说不定还可能成功呢!阅读详情：
范文七：“郑青原”署名玄机郑青原的评论文章被认为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观点，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号角。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上，一个从未出现过的新署名“郑青原”横空出世，连续刊登文章，其中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文章在人民网以大字头条推广24小时以上。这一前所未有的现象，说明了“郑青原”署名文章的重要性，也暗示该署名的不一般，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各种猜测与解读。代表政治局观点？《人民日报》10月21日、25日、27日、29日，11月2日分别发表了署名“郑青原”的论述“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篇文章，题目各是《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未来》、《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其中，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敏感问题的第三篇文章最为引人瞩目，尤其是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公布以后，一些人在会前高度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落差的情形下。文中明确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否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四个坚持”：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循序渐进、扎实推进。新华网、《北京晨报》等官方网络和报章均转载了署名“肖勇”的网民10月29日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头条文章《人民日报署名“郑青原”揭秘》称，郑青原的评论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观点，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号角。该文分析说，评论是《人民日报》-人民网作为中央媒体绝对的优势，以往一些重要评论除了一些署名评论员文章外，以“任仲平”和“仲祖文”署名的最有来头。任仲平，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国庆60年的一系列重要有影响的评论文章，都署名“任仲平”，其擅长对一些重大时事问题进行评论，具体执笔是《人民日报》的一对“帅哥靓女”。“仲祖文”，据说是以中组部名义发的文章的代称。大凡涉及到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一些问题的论述，比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优争先，以及以前的一些活动的重要言论皆是署名“仲祖文”。其没有一定的作者，只看重文章的重要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以及观点的指导性，甚至一般网友作者的文章也有可能是署名“仲祖文”发表的。这两个署名的政治地位后者比前者高，前者毕竟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后者的发文可能要经中组部审稿。与这两个署名相似，“郑青原”也非特定的某个人，而是一个写作小组。这些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能达到的，而且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的显要位置，也显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之势。“肖勇”认为，这是比“仲祖文”、“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郑青原”系列文章是政治局级别的舆论导向，是中央政治局形成的观点，以适应媒体形式和其他的需要，化名署名，对全党进行的思想意识的澄清，统一意志的强调的鸿篇巨制。写作组的前世今生国内媒体报道指，在1949年后，像“郑青原”这样“背景”不凡的写作组一直都存在。用写作组来“正本清源”，是中国政治中的一种独特形式。上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取其谐音的居多，也有一些不取谐音而取某种含义的。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当时的中国，普遍实行政治学习的制度，一般每周学习至少半天，而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因此，写作组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当时，写作组的政治影响力非常之大，比如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将“桃峰”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桃园经验”联系在一起，给这出戏扣上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大帽子。这使数以千百计的官员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山西省委的领导机构也因此改组。写作组盛于“文革”，却并非始于文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经济上“大跃进”的开始，文艺的“大跃进”也被提出，运动中提出“集体创作”与“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法。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和分歧，中共起草和发表“反修”文章，特别是“九评苏共”的发表，让人们对集体写作班子的力量刮目相看。开始时写作班子多为中央领导机构临时筹集，无固定人员。到了“文革”，一些知名的写作组几乎成了常设机构。遇有重大事件，必有写作组“指导性”的文章出现，写作组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及相应组织的代言人。不过，时至今日，写作组的黄金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有博客观点表示，作为那个年代极权政治的产物和政治斗争的舆论工具，写作组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背离，是一场宪政文明的灾难。而在现今两报一刊不再垄断话语权，资讯、社会、个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郑青原”文章充其量也就仅是《人民日报》一家之言，它无法代替普通人的思考和选择。同时，随着民主意识空前高涨，公民社会蓬勃成长，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收入分配等其他改革，民众的呼声才应该是正确的方向。差别并不意味着矛盾鉴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自8月20日至9月30日不到一个半月里，曾8次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的公开讲话中提及“政治改革”，此次“郑青原”署名文章，也引发了部分外媒所谓中央高层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存在矛盾的猜测。就此，台湾《旺报》11月8日刊载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杨开煌的文章认为，“郑青原”是“正本清源”之意以及这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化名的猜测有悖常理。因为温家宝也是政治局常委，其相关讲话都须经过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至于郑青原与温家宝的说法，确是有出入的。首先，温家宝的用词是“政治改革”，而郑青原的用词是“政治体制改革”，两者不同在于“政改”不限于体制改革，而“体改”则只限于体制改革。其次，温家宝是从人民出发，凸显全面政治改革的必要，因为以往改革并未让人民满意，所以他大声疾呼；而郑青原从政党出发，凸显中共在“政改”以往的努力。温家宝强调的“政改”，最终是落实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而郑青原强调的“体改”，最终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温家宝强调的“政改”以民为主，而郑青原强调的“体改”以党为主。前者在内容上要求“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后者则要求“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文章分析称，从表面来看，两者说法不同，但这些差别并不意味着矛盾和对抗。其一，郑青原虽强调“我们实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也承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无论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还是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和弊端，依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换言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确实有循序渐进、扎实推进的必要。温家宝也说“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各方面的改革必须协调推进。”其二，温家宝的谈话十分强调“依法行政”，而中国宪法规定的，不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吗？其三，郑青原的“体改”以“党”为目的，温家宝的“政改”目的在“人”，难道不能是迂回救党，曲线报党的道路吗？文章最后总结，两者都不排斥政治改革，其对政治改革的目的、内容上的差别极有可能是“互补式的差异”，而差异的显著性是速度和幅度，不在原则和路线的根本分歧，反而是透过不断的官方媒体的“宣传”，也可能创造下一波政治改革需要的空间和情境。链接：“文革”红极一时的写作组梁效：谐音“两校”，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笔名。名义上是两校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毛泽东借助于江青组织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谐音“螺丝钉”，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要笔名，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唐晓文：谐音“党校文”，中央党校写作组化名。初澜：谐音“出蓝”，取义于“青出于蓝”，文化部写作组化名。方泽生：取意“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石一歌：专写鲁迅作品评论的“十一个人”（作家余秋雨为该组成员）。方岩梁：取自毛泽东诗词“风物长宜放眼量”后三字。丁学雷：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阅读详情：
范文八：郑玄《诗谱序》译文郑玄《诗谱序》译文诗的兴起，料想不是在伏羲统治的时期。神农、皇帝到帝喾，这段时期内有没有诗歌，记载史实的典籍也没有提及。《虞书》中有这样一句：“诗表现的是情感与意志，延长其声、徐徐吟咏诗句时，声音的高低应与咏唱相配合，以律吕来调和歌声。”那么诗要表现情感与意志的传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吗？承接虞而建立的夏朝，文章书籍都亡佚了，没有一首诗歌存留下来。（在时间关系上与周朝）很邻近的商王朝，（在周朝存录的商朝诗歌中）没有“风”也没有“雅”（这两类诗歌）。为什么呢？（人民借助诗歌）歌颂朝廷的功德，目的是希望朝廷继续推行好的政令、举措；讽刺朝廷的过失，目的是希望匡救朝廷错误的决策、行为。（商、周的风、雅）各自针对自己的族亲，才能彰显法度，引起警戒。周朝自从后稷播种各类粮食，饥饿的百姓那时才以谷物为食粮，而他自己也因此而传“后稷”之名于后世。尧末之后（至太王之前）的中世，公刘也终生以耕种粮食为业，使人民上下有章，共有财物。到了太王、王季（执政的时期），（他们）都能够顺应天意。文王、武王的德行，（在于）光大太王、王季未完成的功业，承接宏伟的天命于己身，于是成为了天下的君主，使人民有贤明之政，安乐之居。那时的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类。到了成王时期，周公管理得天下太平，制订了礼仪和音乐，因而产生了祭祀周朝祖先的歌辞和歌颂周朝祖先功德的诗歌，（“风”“雅”“颂”这三种类型的诗歌）兴盛到了极点。探究“颂”歌（的起源）是在“风”“雅”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把这三种类型的诗歌都抄录下来，称为“诗的正经”。（周朝）后来的君主（地位）逐渐衰微，开始于懿王听信谗言而烹杀齐哀公。夷王（因下堂接见诸侯而表现得）有失君王礼仪之后，邶国不尊重贤人。由此往后发展，厉王、幽王时期，政治与教化尤其衰微，周王室严重衰败。《十月之交》《民劳》《板》《荡》，（此类诗歌）大量产生，众多的诸侯国内纷纷如此，讽刺、怨愤的诗作连续不断的涌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在上没有霸君，在下诸侯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善良的人不能得到奖赏，邪恶的人得不到惩罚，纲常、法纪不复存在了！所以孔子抄录懿王、厉王时期的诗作，以表现陈灵公淫乱的诗歌为终结，称这些诗为“变风”“变雅”。孔子认为：（国君依照诗义行事），为民事而尽心、忧劳，祭祀上天，就会受到百姓作得颂歌称颂，福气弘大得就像文王、武王那样；如果背弃诗义，不按照诗义行事，就会遭受劫难甚至杀身之祸，灾祸严重得就像厉王、幽王、陈灵公那样。吉兆、凶信的原由，危险、安全的征兆，清楚明确的反映在《诗经》中，足以为后代君主所借鉴，至此孔子编订《诗经》的目的就达到了。夷王、厉王以前，（君主在位的）年岁不太清楚，司马迁的《年表》从“共和”（即周公、召公共同管理朝政）开始，经过了宣王、幽王、平王之后是春秋时代，各个君主在位时间顺序和在位年岁都是很清楚明确的，年表顺序分明，由此建立了这个《诗谱》。想要知道河流的源头及清澈、浑浊的地方在哪儿，就应顺着河流由上游至下游来观察它；想要知道教化的得失和教化所及的地方，就应横向的对社会进行考察。这是《诗经》的纲要。撇起渔网的总绳，所有的网眼就都打开了；打开一卷《诗经》就可以明了其他所有篇目，既节省了大家（参考史书和整理诗的类别和产生时期）的力气，又可以使大家毫不费力地明白《诗经》中阐述的道理。众多的君子们，看到《诗谱》应该也很开心吧？阅读详情：
范文九：郑玄与两汉经学论郑玄与两汉经学【内容摘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关 键 词】郑玄 两汉经学 发展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经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郑玄混同经今古文，使两汉家法不可复求，他说“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比更求诸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他从今文学家的角度对郑玄提出了批评意见。一、两汉经学的发展两汉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自秦一统，诸经多毁于焚书之议，复经秦末战火，所存无几，西汉初年废除挟书律之后，各种经书复出，但齐鲁诸儒讲学者希。到武帝“罢黜百家”，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以后，经学才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儒生公孙弘“以布衣而至天子三公”，首开儒生以经术致高位之先例。从此，“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致力于经学的研习与传承中。此种风气一直持续到东汉，历近三百年而不衰。武帝对儒生“劝以官禄”的策略，对经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学问之道贵以求真，非以猎取名利为指归。因此，经学与利禄相联系，实已触犯了为学之道的大忌。当时的经学研习与传承者，以求“青紫拾芥”，“车服稽古”，完全偏离了经学的正道。而当时的世俗之人也争趋之，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从表面上看，经学于此时“传业者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之千余人”，但事实上，说经者多背离经学本义，“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经学实际上已走上了所谓的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道路，空洞而破碎，了无实用。汉末刘向，歆父子校书于内廷，得古文经传书数种，其文颇异于当时世间流传的通行本的文字，以求立博士未果。自此便有经今古文之争。后王莽篡汉，刘歆党同王氏，古文经得立为博士，但王莽旋踵而败，刘秀继之而兴，尽废古文经博士。虽然古文经学在后汉初年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在社会基层的传承者大有人在。究其原因，这未尝不是当时的学术界对前汉盛行的今文经学的一种反叛。古文经学者一反经文经讲求微言大义，以空言解经的弊病，而详章句训诂，主张对经文做一字一句之分析，以求经典之意。 随着古文经实力的壮大，到东汉中期，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和今文经平等对话的平台，但经今古文之争并未消融。根据皮氏的说法：“前汉重师承，后汉重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后汉的经今古文博士各首家法，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这种一经数说，各不相容的家法传承，从根本上违背经学的本义，而徒成为各家矝奇炫博，相互攻讦的手段。这也是经学发展到后汉表象虽盛，而实际上已经衰落的原因之一。再者，从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谶纬之学，由于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又编造出一些迎合统治者需要的谶语等等，逐渐得到官方的认可。到东汉光武帝时，由于光武直接受益于谶纬之学，便大力提倡，一时之间，谶纬极盛。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学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学者都援引谶纬之说以解经，这便继董仲舒之后，给经学披上了更神秘的色彩，使其更加荒诞，经学的发展背离其正途越来越远。二、郑玄与两汉经学的发展郑玄生当汉末，一方面，他从小便攻读经籍，十三岁诵读五经，二十一岁博极群书，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从年轻时代便游学全国各地，师承百家，其《诫子书》云“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先后师从兖州刺史第五元、东郡张恭祖、以及当时著名的古文经大家马融。长期的游学经历以及从小对经学的钻研，使郑玄成为一代大儒，在事扶风马融的三年后，临辞之时，马季常执其手说：“吾道东矣（注：郑玄关外北海高密人，马融关内扶风人）”。郑玄虽然从马季常那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马季常已经敏锐的认识到郑玄的学问将在自己之上。因此，《世说新语》中才有马融在郑玄走后派人追杀他的故事。郑君之时，正当经学走下坡路之时，他对当时的经学发展状况应该有比较清醒的了解，他对当时经学各守门户，党同伐异，不相融合，相攻若仇的现状，是深感不满的，认为他们既违背了圣人的传经的原义，又给学术界造成了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更无法切中时弊以救其失。因此，他“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意欲廓清经学界的混乱状况，参合古、今之学，自成一家之言。于是遍注群经，凡百万余言，蔚蔚然为一代宗师。对于郑玄参合古今文注经的做法，有誉之者，有毁之者，誉之如范晔，其在《后汉书·郑玄传赞》谓其“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识所归”，认为郑学一改两汉经学文义琐碎，章句繁芜之病，取百家之长，无所不包，为天下为学者指明了一条简明的道路，避免了“学者罢老而不能通一意，白首而后能言”的局面。而毁之者则认为其“兼采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之不可考。”认为郑君之学为败坏家法之学，郑玄出而汉学衰，甚至称郑玄为“汉学之大贼”。经今古文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对郑学的批评，都未免失之偏驳。从郑玄为经作注的义例来看，其学无论对经学的总结还是传承都大有裨益。郑氏之注，一改当时说经中的长篇大论，文辞简洁，重在疏通文义。盖先秦典籍，时代既古，词义多晦。郑注以当时的通俗语言解之，颇有利于其传承。再者，康成之注，虽然兼采经今、古文，往往是择其善者而从，并在其注中言明，如在经正文中用古文，则注中则曰“今文作某”，反之亦然。以此看来，郑氏并未泯灭经今、古文的界限，至少在文字上是如此。从其治学态度来看，其对经文的注释也是严谨的，力求成一家之言。观郑氏之注，对当时风行的谶纬之书很少引用，这不能不说康成还是独具只眼的，就连对郑氏持批判态度的皮锡瑞也说：“郑君生于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传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而《世说新语》载：郑氏注《左传》未成，一日于道上遇见服虔，听其说自注《左氏》之意，多于己同，于是将自己所注的《左氏》未成之稿，赠与服子慎。这一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其注经之严谨，以立言为法，力求自成一家言。从经学发展的趋向和郑注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康成之注确为两汉经今、古文的集大成者。其学与后世多有传承，《后汉书》其本传云其从其学者千余人，在当时“齐鲁间宗之”。而郑注出后，许多他人的注疏则多亡佚不可考。魏晋时虽王素说经多与郑异，但其意气用事得成份较多，虽风行一时，但很快便衰落下去。到南北朝时期，说经者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北方”之中，《易》、《诗》、《书》、《三礼》皆宗郑学，“南学”之中，受从中原南渡而引入的魏晋玄风以及佛教理论的影响，学风已转向义理一方，而不尚汇综古、今的郑学。而其中家法传承也是不尚郑学的原因之一。经过历史的淘汰，今本《十三经注疏》中，郑注独存其四。（《郑笺毛诗》、郑注《三礼》）不得不承认郑注确有其独到的地方。元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诗家独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郑笺”即郑玄为《毛诗》作的笺注。诗虽言李商隐，对郑注的可也是推崇有加。参考文献：[1]（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2]（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4]（清）皮锡瑞.《六艺论疏证》[m].清光绪己亥年刻本[5]（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68.阅读详情：
范文十：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公元626年（唐王朝建立的第九年），秦王李世民陷入了和他父亲当年一样的左右为难中，所不同的是，他父亲是为君臣之道，而他则是为了兄弟情义。在秦王府幕僚欲以死相谏之后，日后的唐太宗下定了决心。他在早朝之前兵伏玄武门，格杀了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齐王元吉。当时，唐太祖李渊正在皇宫内的湖上泛舟游玩，李世民的军队冲到面前，声称护驾。老人家这才知道两个儿子已死。为了避免与杨坚同一命运，他立即传位给李世民，自己退居为太上皇。，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坦诚接受进谏有一次，唐太宗问长孙无忌：“但凡魏征进谏，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何故？”未等长孙无忌回答，魏征便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若陛下不听劝告，我又顺从陛下，那就只能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吗？”唐太宗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我，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点评：魏征以直言进谏成为忠臣典范，他深知自己的义务便是让唐太宗沐于明言氛围之中。有明臣不一定出明君，明君之下却必有明臣。唐太宗在魏征之谏中，慢慢洞悉明话良言之功效，走入贞观之治。现实当中也有周幽与商纣之人，听信谗闻，成了反面典型。为什么？因为谗言暗语，如桥之蚁洞、坝之穴口，侵其思想、蚀其作风，背地里的只言片语，往往让人铸成大错。古语云：“明人不说暗话“，意指光明正大者，当直言所思， 拒绝拐弯抹角。
一个拥有智慧的“明人”，不但要做到不说暗话，更应该做到不听暗话。不乘不义之机唐太宗时，突厥对唐朝蠢蠢欲动。不过，他们国内连年饥荒，百姓生活困苦。有一年，又偏偏赶上连降大雪，冻死了许多羊马，百姓更加缺衣少食。唐太宗派郑元颋出使突厥，郑元颋回来后报告说：“现在突厥百姓挨饿，牲畜瘦弱，显示了灭亡的征兆。估计不会超过三年。”许多大臣都劝说唐太宗乘机袭击突厥。唐太宗却坚决反对，他说：“人家现在天灾人祸，我们再去征伐，百姓必然雪上加霜，这是不仁不义。乘人之危，这也不是勇武的行为。除非他们有罪过，我就会出兵讨伐。”随后，唐大宗不但不进攻突阙，还派人送去了许多粮食和布匹。一些北方小国知道了此事，都觉得唐太宗仁厚，纷纷归附大唐。点评：乘人之危，往往能迅速取胜，但不一定能赢得人心。唐太宗不乘人之危，尽管丢失了一次攻城的战机，但无疑赢得了更重要的战略高地——攻下了人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要克制自己，不在别人受困的时候，落井下石火上浇油，哪怕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不能做出不义之举。需要知道的是，真正的机遇不是别人处于险境时你致命的一击，而是你伸手扶一把的仁义，那样，才能赢得世人信任、敬重，甚至拥护。批评尉迟敬德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居功自傲，李世民知道后批评他：“你这样做有些不像话。你想一想韩信、彭越是怎么死的，为么会被汉高祖杀掉？国家纲纪，离不开赏罚。为臣者不能居功自傲，否则，将后悔莫及。”尉迟敬德不敢发作，回到家中生闷气，暗暗责怪李世民忘恩负义。夫人知道后，说：“夫君，听说你出席宫廷宴会时候，如果有人的座次在你前面，你就会发怒，甚至会当众责问人家有什么功劳。有一次，任城王李道宗劝你不要打架，你差点打瞎人家的眼睛。这些事可是真的？”尉迟敬德这才知晓李世民为何批评他，马上主动认错，再也不居功自傲了。 点评：夫人十分明智，帮尉迟敬德反思自己的作为，思考李世民批评丈夫的深层原因，促使他明白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与善意规劝，进而改正错误，皆大欢喜。批评背后是善意的规劝。富兰克林说：“批评者是我们的益友，因为他点出的是我们的缺点。”面对批评时，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反唇相讥是最愚蠢的做法，若能尝试换位思考，了解批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能有效化解冲突，和谐人际关系了。让叔父心悦诚服唐太宗让长孙无忌帮着评定群臣的爵位。文臣谋士大都位高权重，而作为皇亲的武将李神通却位在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下。李神通觉得是长孙无忌搞鬼，处处与长孙无忌为难，两人关系闹得很僵。李神通对李世民抱怨：“臣首先在关西举兵响应起义，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却在我上面，长孙无忌实在不公。”李世民道：“叔父虽然首举义旗但并未建功。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不战而逃。危难时刻，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运筹帷幄，靠笔杆子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难道不该在叔父的前面？再说了，叔父是朕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吝啬的？只是不能徇私情罢了。”李世民一番话让李神通心悦诚服，并诚恳地向长孙无忌表达了歉意。 点评：李世民列举出李神通的几次败仗，让他知道自己不但没功，反而有临阵脱逃的罪名。美国诗人朗费罗有句名言：“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下属间产生矛盾，关系出现裂痕，领导对喜欢抱怨一方，只讲道理是没用的，而要用例举事实之法，搬出一针见血的例子，点中他们的“痛处”，用事实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过失，变得心虚气短，更能化解干戈。太宗初当皇帝，有人就给太宗上了一道奏本：“请求皇帝废除身边的奸邪大臣。” 不过，谁是奸邪大臣呢？这倒给太宗出了一道难题！太宗于是召见此人：“朕的大臣，都是贤人，那么，谁是奸邪的人呢？”
那人想出了一个妙计：“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奸邪的人是谁。不过，可以请陛下假装发怒去试验群臣，如果能不畏惧陛下盛怒，直言进谏的，就是正直的臣子；如果会顺着陛下喜怒，迎合心意的，就是奸邪的臣子。”没想到，太宗却断然拒绝：“流水的清与浊，决定于他的水源，国君好比源头，臣民就如水流。如果国君自己以谎言欺世，却想要臣下正直真诚，就好比水源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你说得办法不错，但朕要臣民真诚纯正，若还以此方式试探君臣，又怎能作为施行教化的办法呢？”忠臣与良臣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的臣下是忠臣，唯独唐太宗例外。他希望大臣为良臣，不为忠臣，这同传统观念大相径庭，怎么回事呢？原来唐太宗重用从前的政敌魏征，引起一些权贵的嫉妒和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魏征，并向唐太宗进谗言，侮蔑魏征包庇自己犯法的亲属。太宗听信了谗言，心中十分恼怒，认为魏征辜负了自己的重托和信任，立即派温彦博去查办此事。不料温彦博对太宗信任魏征也颇有微辞，便马上去调查魏征的「劣迹」。他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搜集一些材料送给太宗，并且添油加醋的向太宗进谗言。太宗命温彦博去训斥魏征，魏征并不与之争辩。第二天一早，魏征面见太宗，君臣二人进行了一番饶有趣味的对话：魏征向太宗说道：「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条心，这才叫君臣一体，哪有抛开大公无私的精神，只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的贤良之臣呢？如果君臣上下都注重细枝末节，谨言慎行，我看国家的兴亡祸福就无法预料了。」唐太宗大吃一惊，但他毕竟聪明过人，马上反问魏征：「你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魏征不正面回答太宗的提问，向太宗叩头请求说：「希望陛下让我做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唐太宗饱读经史，从未听说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解的问：「难道说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征说：「像历史上的稷、契、咎陶就是良臣；夏朝的龙逢，商朝的比干，就是忠臣。所谓良臣，就是能给君主提出许多好建议，且被君主采纳，因而身得美名，与君共享富贵，流誉青史的大臣。所谓忠臣，虽然能给君主提出许多好建议，并敢于规劝君主，对君主忠心耿耿，但最后被君主杀戮，国家灭亡，只落个忠臣的空名。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太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继续问道：「你讲得很对，作为君主怎样才能明智，怎样才会昏暗呢？」魏征回答说：「君主能够听取各方面意见，就明智；君主偏信谗言，就昏暗。」他又列举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被奸臣蒙蔽，死到临头还蒙在鼓里的实例，进一步阐明这个道理，引起太宗的高度警觉。太宗诚恳的对魏征说：「我接受你的劝诫，努力去做一个明君，你也要大胆进谏，无所顾忌和隐讳，做一个流芳百世的良臣。」魏征见太宗以做明君为己任，非常高兴，立即向太宗保证：「你做明君，我一定做良臣，决不辜负陛下的厚望。」从此以后，君臣相知，情如鱼水，凡有说魏征坏话的人，唐太宗一概不听，甚至严加痛斥和惩办，使那些爱进谗言、陷害正直大臣的小人消声匿迹，不敢为所欲为。（一）吏治秦王李世民继位后，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这么多年还没有升官。太宗说：“皇帝只能以大公无私折服于天下，我和你们的衣食都取之于民众，设置官职并选择贤良之人做官也是为了民众，不管贤良与否就让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么能行呢？”太宗有一天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和我比怎么样？” 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勤于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朝政，吃饭的时候都是卫士送饭。他虽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什么事情都自己决断，而不依靠群臣。群臣了解隋文帝的习惯，就等现成的，虽然心里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进谏，所以隋朝两代就灭亡了。而我不是这么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来授予其官职，让他们处理天下的事，我来听取报告，办得好就奖赏，办得不好就惩罚！这样就不会担心天下治理不好了”。（二）法律有一次，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儿。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几年之后，天下出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局面。在民间选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地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三）仁义之君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兽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太宗在位的时候，突厥经常进犯唐朝边境。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马死亡甚多，民饥畜瘦，群臣劝太宗借机进攻突厥。太宗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牟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不剩，我也不进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四）为政之道太宗曾经对侍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就不是这样呢！”魏征说，“皇帝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太宗说，“我每次上朝，想说一句话前都考虑许久，我担心说的话对民众不利，所以说话不多”。负责记录的官员说，“我的职责就是记录圣上说的话，圣上说错了，我也一定会记下来，这样圣上说错的话不仅给当今造成损害，而且也会让后人耻笑”。太宗听后很高兴，赏赐这个官员帛二百段。（五）体恤百姓贞观二年，唐朝京城地区闹蝗虫，唐太宗进入禁苑看到蝗虫，就拈起几只，祷告说：“人民靠谷物活命，你却吃掉了庄稼，如今我宁愿让你吃我的肺肠。”就想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劝他说：“这种坏东西吃下去会生病的！”他说：“我愿意代人民受灾，怕什么疾病呢？”还是把它们吞下肚去。据说这一年虽有蝗虫，却没有成灾。贞观二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下令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还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正巧不久就下了雨，百姓都很高兴。阅读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