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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崇德:旧稿留存:表现自我的浪漫抒情小说(五)
中国现代小说漫论
·表现自我的浪漫抒情小说(五)
(旧稿留存)
~1967)是继郁达夫之后有贡献的一个作家。他是语丝社成员,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废名的小说撷取于乡土题材,描写乡间平凡的翁媪男女,有着乡土写实派的特点,但又追求一种宗法制度下乡村的宁静和谐的美,表现作者自己的理想境界,带有几分浪漫色彩。因而他的小说是一种似写实、似浪漫的乡土抒情小说。《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中篇《桥》和长篇《
莫须有的先生传》等,都是废名小说中的著名篇章。
年以后,废名小说里有限的人生哀愁和微弱的社会抗议也渐渐趋于平静,而一味追求恬静的田园风光,描绘起主观构筑的理想境界了,如果说《竹林的故事》是作者用翠绿翠绿的绿竹来描写现实世界的话,那么他笔下的理想境界,则是粉红粉红桃林了。《桃园》就是废名理想的寄托。小说里十三岁的阿毛姑娘,她想着桃园中两个日头:西山的落日和墙上画的天狗吃日,“小小的心儿实是满了个红字。”她爱树,爸爸桃园里的每一颗是阿毛抱大的,除了桃树,她还要种桔树;她还爱人,游人随手摘桃子吃,她不在乎,把桃子送给化缘的尼姑吃,还可惜自己不能上树多摘一些;她有城墙壁上栽的牵牛花,也让跑来玩的女孩兜了花回去。作者笔下的桃园里,环境优良,人心和谐,人们之间不锱铢必较,无世俗气味。这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境界有些相似:“抱朴含真”,古风犹存。但在《桃园》的写作年代(1927年9月),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形势极其严峻,作者的理想也还残留着一点现实的阴影,流露出一种忧郁色彩,就象阿毛姑娘病态的身躯那样,失去了青春的气息。废名将田园牧歌的艺术倾向发展到极致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桥》。这是一幕人生与家庭的悲剧。旧式婚姻制度下少男少女们,爱不能婚,婚非所爱,然而作者却抹去了淡淡的哀愁,一切都显得那样欢乐、和谐,简直被诗化得几乎没有人间烟火气了。无独有偶,《桥》的结尾也是一个桃园。这是十几亩碧桃,七八间瓦屋,一弯小溪,程小林这个曾有过旧式婚约的青年,却在这里与未婚妻的表妹——意中人细竹姑娘不期而遇。相会的“欢喜是不待说的”,他们谈笑说梦;而桃园的主人热情好客,桃子挑大的卖,客人见树上有更在大的,还可随意摘而不计其价。这里,不仅没有悲剧的气氛,反而诗意盎然。与《桃园》相比较,《桥》更能体现废名的宗法制下古朴乡村的理想境界,更能切近陶渊明式的田园风味,更带有隐逸的艺术情调。《桥》出版于三十年代,但它不是三十年代的战斗文学,也不能称之为象牙塔里的文学,它是“树荫下闲坐”者的文学。《桥》是废名小说创作达到高峰时的一部作品。
《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信。
年2月《宇宙风》第11期。
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4成仿吾:《真的艺术家》,收入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使命》。
5郁达夫:《沉沦&自序》。
6《达夫自选集&自序》。
7《〈欧那尼〉序》,见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8郁达夫:《文艺私见》载于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9《创造十年》,《郭沫若文集》第7卷第166页。
10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1叶灵凤:《谈普洛斯特》,收入《读书随笔》。
12倪贻德:《近代艺术的趋向》,收入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版《艺术漫谈》。
13冯沅君:《春痕&这许》。
1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5王以仁:《孤雁&代序》。
1617王以仁:《我的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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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夏崇德:杭大四年读书生活的一些回忆
杭大四年读书生活的一些回忆
&&&&我常常想起我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四年生活,这倒不是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特别的身份,也不是我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辉煌的青春,更不是还有什么难以记怀的初恋的时光,只是感到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事情,在今天的大学里是不可能遇到的,我把它们写出来,给自己留下一份可以随便翻翻的档案资料。
&&&&我是1958年夏天考进杭州大学的。我记得那时填的是新闻专业的志愿,却糊里糊涂地进了中文系。当时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许别人不会相信,我的同班和隔壁班的同学都说我考取的是浙江师院,是入学后很快就与新开办的杭州大学合并的,而我则一直以为自己是被杭州大学直接录取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我们这届的学生有六个班,应届生人数比较少,大多数同学是从工农速中上来的,年龄大的连老婆孩子都有了。而我却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毛头小子。
&&&&我们刚入学还没有上课,学校就组织大家到杭州半山去,参加那里的筑铁路的体力劳动。同学们满腔热情,每天拉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那里劳动了大约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在我的思想上,以为出身非工非农家庭的城市学生,要向工农同学学习,就要在体力劳动中好好地改造思想。这是那时候的一种思潮。当时劳动的情景,脑子里还留有模糊的印象,在半山的广阔土地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身影,有用锄头挖土的,有用畚箕挑土的,还有用木桩打夯的,劳动场面比较壮观,不时还可听到打夯的号子声,呈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1958年,今天我们都知道,那是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年代,差不多每个人都头脑发热,干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就是知识精英密集的大学,也居然会跟着“瞎折腾”。结束半山筑路劳动以后,校园里接着就响起了“大炼钢铁”的口号,响应着国家提出的实现钢铁产量“番一番”的号召。同学们在系里的领导下,要为“钢铁元帅”升帐,身上的热情又一次高涨起来,干起了炼钢炼铁的事儿。我是根本不懂钢铁是怎么炼的,只是跟着大家一起,挖土砌筑,在学校大操场的跑道边上,建起了一个接一个的小高炉,还到处寻找破旧废铁,而后装炉冶炼。到了晚上,整个大操场在夜幕之下,只见小高炉的熊熊火光,如果你站在远处望去,场面还真是壮观!我记得,我曾在小高炉前坐守通宵。至于后来究竟有没有炼出钢铁,我就不知道了。后来据我的同学说,整个系倒是炼出一块来,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向领导去报喜,而这一块究竟是钢或是铁,我们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不过现在想来,凭着我们这些训练“无素”的学生,“土法上马”,在短时间里赶砌成的小土高炉,用捡来的柴禾木头烧火,即使加上鼓风机,恐怕是很难炼成真正的钢铁。难道学校领导,还有的学校里的理工科老师应该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没有说,也不能说罢了。
除了大炼钢铁,那时校园里还响着“大办农业”的口号。因为各地农村都不甘示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是当时流行的口号,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大放“高产卫星”,我们在校园里也听到过外界亩产“万斤”、“三万斤”的“卫星”“上天”的新闻,有的宣传漫画画得相当夸张,小孩子居然可以稳坐在麦穗或稻穗上面。为了响应上级“大办农业”、“大种粮食”的号召,当时的杭大校园也掀起过“大种粮食”的热潮。同学们曾将校园里大片的草坪挖掉种麦子。我记得比较清楚,为了高产,我们大约将草坪挖了二三尺深光景,然后先摊上一层猪栏再盖上土,还加上人造肥料。又脏又臭的一堆堆猪栏,必须用手把它扒开来,均匀地摊在地上。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农活,当时也不得不干,唯恐被别人看出你的犹豫和懈怠,所谓“工农化”嘛,你还怕猪栏的脏与臭?土地的肥沃,使得麦子长得很疯快,旺盛得一片绿油油,并且密不透风,也不知什么原因,很快就出现了麦杆倒伏的现象,对此大家都很着急。我记得后来不知从哪里搬来了鼓风机,呜呜呜……使劲地吹风。后来的收割情景与产量如何,我现在已经记忆不起了。
“粮食高产”“卫星”放过以后,紧接着迎来的是既因天灾又因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各地陆陆续续都有“吃野菜”“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饿死人的小道消息传来。为了支援灾区饥民,我们学生的粮食定量这时候也被减下来了,记得减到每月27斤,这还算是照顾大学生的。这个定量,女同学是够吃的,而男同学个个大肚皮,绝对是不够吃的,再加上那时食堂菜肴的油水不足,更增强了饥饿感,每逢上午没有功课,到了上午10点半左右,食堂里就叮叮当当地响起了“锅碗瓢盆交响曲”,学生买菜的队伍已经排得很长了。由于粮食不够吃,我们同学中就出现了一种“浮肿病”,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因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的毛病。当时我也是其中之一。为此,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学校里就给每个人发一袋炒豆粉,一斤古巴糖(当时古巴糖是好东西,是配给的,一般买不到),每当肚子感到有点饿的时候,就用开水泡一瓢匙,再加一些古巴糖,有的同学则吞咽一口,以达到充饥的目的。为了解决粮食不够的问题,学校曾组织学生到郊外的山上去采摘可以食用的一种叫做野“榛子”的果子,然后磨成粉做成糕(掺些面粉做成麦糕)作为补充,以填饱肚子。
&&&&我们并不很清楚,1958年工业的“大炼钢铁”,农业的大放“高产卫星”,为什么高等学校也干得这么起劲?现在我们知道,原来那时候毛主席曾通过天津大学的考察,掀起了一场“教育大革命”,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于是,师大量的,同时也试图以此来实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因此,我们这一届入学以后的头二年,参加体力劳动是比较多的,除了以上说到的“大炼钢铁”、“大种粮食”以外,每年还要下乡去参加“夏收夏种”。我至今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大约在1959年曾去金华童村参加过“夏收夏种”劳动,时间大约是半个月吧。夏天因为天气炎热,每天天刚朦朦亮,我们趁着凉快就出工了,大约先干个把小时的活儿再吃早饭。每天中午吃完饭以后,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劳动,这样一直到夕阳西沉。“夏收夏种”嘛,主要干的是体力活儿,割稻打稻插秧等等。那时候可能是由于很少施用化肥,田里的蚂蝗特别多。我们头顶上晒着太阳,双脚浸泡在田水里,水又热得像汤一样,游来游去的蚂蝗还会随时叮上你的小腿来吸血,你必须防备着,时时将它摘下来。吸血的蚂蝗,大家都有点害怕,尤其是女同学,但也没有办法。现在想来,天热,虫咬,劳动强度大,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艰苦倒也不算什么,只是饭吃不大饱有些难受。记得就在这一年,我们有些同学得了一种叫钩端螺旋体病,我也是其中之一,结果住了几天医院,褪了烧就没事了。当时懵里懵懂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一种传染病。
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多了,势必侵占了我们的学习时间,学业也就受到影响。记得后来学校大约有些清醒了,从1961年起,似乎抓紧了教学工作,校园的氛围也发生了变化,喧嚣的声浪开始消褪,校园变得宁静了。白天,同学们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认真仔细地作好课堂笔记,到了晚饭后,许多人就急急忙忙地去图书馆阅览室占坐位,准备着晚上的自修。那时候,我们许多同学过的是“三点一线”的生活,所谓“三点”,即教室、食堂、寝室(图书馆);所谓“一线”,大意是往返于这三点之间的线路,这说明大家生活单一,专注于读书。中文系还特地为学生开列了一份阅读书目,分为文学与语言两部分,共一百七十多本(部),并要求在老师的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我知道有些很用功的同学,就是按照这个书目,去阅读或浏览的,我想,即便将借到的书翻一翻也会受益,并从中得到熏陶。当然,我是自愧不如的。不过,这份半个世纪以前的书单,我至今仍保存完好。在教这个方面,当时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著名的(包括大师一级)的教授,可以报出一列串名字来,他们上课除了敬业精神,知识渊博,引人动听,而每个人都有独到之处,也颇具个性,至今还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为我们的中文系感到骄傲!(我在拙作《拂之不去的老师印象》中已有些记叙,此处从略)。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是,为了配合教学,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有点老师还请来了校外的专家名人来讲课,记得有一次请了盖叫天给我们讲课。盖叫天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来配合古典文学课呢,抑或文学理论课,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在讲课时却表演了“武松打虎”时的姿态神情,右手举着拳头,左手作按住虎头之状,而粉红坚毅的脸庞则朝向学生,眼睛炯炯有神向下凝视,这样的造型,我今天还依稀记得。
从1961年以后,我们似乎才真正步入了读书学习的正常轨道。那时候,我既不是班级或系里的干部,又没有才艺方面的特长,普普通通无名小卒的一个学生,没有初恋,思想单纯,一门心思只管读书,每逢星期天也就与同学上街走一趟,逛逛公园,看看景观,或者到新华书店走一走,有时干脆不上街在宿舍里处理个人卫生,或者串串隔壁寝室聊聊天,再或者,就与要好的同学去他朋友家里坐坐。不过,那时候我在思想上正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进步并积极争取入党,另方面非工非农的家庭出身,使我身陷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同学(有些工农速中上来的同学本身就是工农干部)之中,心怀自卑情绪,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的申请报告。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末期,这是后话。当时“报告”以后直至毕业,却居然没有一个代表党组织的同志找我正式谈话,或给予应有的鼓励,这很使我丧气。
写到这里,我就想下面还应该写些什么呢?于是,我就坐在电脑键盘前闭着眼睛静静地想起来,想着想着……,突然,我感觉到身体向前震颤、头也向前“笃”了一下,这时神志立刻清醒了过来,原来刚才是打了一个瞌睡,用临海土话说叫做“笃笃米”。这一瞬间却做了一个长梦,梦见自己在房间里找到了少年时代的一个玩具,一个铁制的香烟盒,盒面上的广告画有些锈迹有些斑驳,我连忙打开一看,只见盒里有几个小小的贝壳,还有一粒红豆。贝壳的表面大多粗糙,也有把玩过的光滑,红豆则有些干瘪,但色泽依旧。因贝壳我想起了秦牧的《艺海拾贝》,对红豆我则想起了唐代王维的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我想,我这篇文章以及此前写过的有关杭大老师的零零星星的回忆,不就像这个铁盒子里的贝壳与红豆吗?不过,从脑海里捡拾起来的“贝壳”,把玩过了也就搁在一边了,唯独这颗“红豆”却还留存着我对于杭大生活的一种情思。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夏崇德:和尚和美女的雕塑(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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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机未调整,照片日期有误)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夏崇德:九华山旅游之一幕
九华山旅游之一幕
九华山有一个85岁的资深尼姑,以求签灵验而闻名,人们都尊称她为“师太”。她先是以求子灵验而博得香客们的信赖,后来则成了有求必应的神秘“师太”。据说,人们到她的庵堂来求签的,一年到头陆绎不绝,香火旺盛,求子,求财,求官,求考学,求健康------一应俱全。
今年春节,我们去九华山旅游时,就亲眼目睹了人们求签的过程。那天下午,我跨进“师太”庵堂的门槛时,只见她将佛座前的一个年青人,带到坐在门口旁边的尼姑那里,“师太”就叫她给这个年青人解签。旁边围观的人很多,我没有看到整个过程。于是,我就在那里等候下一个主儿。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跪在佛座面前,对“师太”说:我也求个签。站在佛座前桌案旁边的“师太”说:求什么?中年人说:求财。这时候,我才注意观察“师太”这个人的形象,她头戴一顶斗蓬棉帽,一张略带红润的紫铜色的脸。说她有85岁的高龄,我是怎么也看不出来。她听到中年人说“求财”后,就在桌案上端起了插满竹签的签筒,在佛座前点着香的香炉上方,顺时针转了转,又逆时针转了转,嘴里还咕叨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然后她就将签筒递到中年人面前,让他抽出其中一支签来。“师太”看了签以后,高兴地大笑了一声“啊呵”,说:又是一个“上上签”,又是一个“三百”。她说话的声音,响亮而又沉浑。中年人显然很高兴,站了起来,二话不说,从皮夹里掏出了三张百元的钞票,塞进了佛座前面的木箱里。这木箱就是所谓的“捐助箱”,或曰“赞助箱“。然后,“师太”也将中年人带到门口旁的尼姑那里,自己则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接待下面的求签者。这边的尼姑,比“师太”要年轻一些。一个看客轻声地说她是“师太”的徒弟。于是我就集中注意听“师太”徒弟给这位中年人解签。中年人抽到的是第八签,上上签,“师太”徒弟就找出跟第八签相对应的一张红签纸。我一边看着那张红签纸,一边听着“师太”徒弟的解释。她读着上面写的四句话:若问求财正得机,金银财宝满载归,满面如意须知足,功德乐助不为多。她惟恐中年人不懂,又重复着讲了一遍。这时候,我看到中年人以及他旁边的人,也许是他的家人吧,脸上都露出了笑嘻嘻的神色。
我跨出了庵堂的门,连忙就将这四句话默默地背了一遍,以强化记忆。后来我还记了下来。没走几步路,我听到了几个人的对话:“今天‘师太’很高兴,一下子接连抽了四个‘上上签’”,“是呵,一下子就赚了一千二百元”,“运气真好!”我向他们打听,另外几个人都是求什么签的?他们说,一个求考学,一个求健康,还有一个------没有说上来。至于这个中年人求财的签是否灵验,那就看他的运气了,而且是一年以后的事。因为如果灵验的话,求签者一年以后是要再来还愿的。
我的一位亲戚对“师太”是非常崇敬和相信的,他几乎每年都来九华山一次,每次来也都要去看看“师太”。当我们第二天要离开九华山时,我的戚亲说自己刚从“师太”那里回来,他说为了还愿,自己给“师太”献了一束鲜花,师太很高兴。而且还说,大清早,“师太”庵堂的门都还没有开,门口早就排了长队,他们都是等候着求签的人呵。
据说,昨天一天九华山的游客有一万多人,宾馆住不下,许多人都租赁帐篷,露宿在广场上。
我之所以客观地记录下以上的所见所闻,只是觉得这是难得的一幕,值得思索的一幕!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夏崇德:《古稀漫笔》前言(附:目录)
《古稀漫笔》前言
最近想起要将开博五年来的文章作些梳理,选编了一个本子,取名为《古稀漫笔》,并写了“前言”。现将“前言”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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