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品牌出海已成为许多企业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要在海外市场建立持久的存在并取得成功，仅仅依靠传统商业模式已经不再足够。可持续性商业模式成为品牌出海的关键，既能够促进品牌的长期稳定发展，又能够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本文Nox聚星将和大家探讨品牌如何构建可持续性商业模式，以支持品牌出海并实现长期稳定发展。一、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构建1. 创新业务模式在品牌出海过程中，创新的业务模式是关键所在。品牌需要根据目标市场的特点和需求，灵活调整业务模式，采取适合当地环境的经营策略。例如，可以通过建立本地化的生产基地或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提升竞争力。同时，品牌还可以结合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开拓线上销售渠道，拓展市场份额。2. 优化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是品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品牌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并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品牌可以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制定可持续发展的采购政策，推动供应链的绿色转型。此外，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管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升供应链的灵活性和适应性。3. 推动绿色生产绿色生产是品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品牌可以采用环保材料和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通过认证和标识等方式，向消费者传递品牌的环保理念和承诺，提升品牌形象和竞争力。此外，品牌还可以与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推动环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二、海外市场中的挑战和机遇1. 挑战文化差异：海外市场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品牌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增加经营风险。法律法规：海外市场的法律法规与国内不同，品牌需要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避免法律风险。竞争压力：海外市场的竞争压力较大，品牌需要不断创新和优化，提升核心竞争力。2. 机遇市场需求：海外市场的消费需求多样化，品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和服务，拓展市场份额。技术创新：海外市场的技术水平较高，品牌可以借鉴当地的技术和经验，提升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政策支持：一些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品牌在海外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如何实现品牌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品质：品牌要始终坚持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期望。关注环保：品牌要积极关注环保问题，采用绿色材料和清洁生产技术，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积极创新：品牌要不断创新，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满足市场需求。营造品牌形象：品牌要通过宣传和营销活动，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语构建可持续性商业模式是品牌出海的长久之道。面对海外市场的挑战和机遇，品牌可以通过上述策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在未来的发展中，品牌需要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创新和改进商业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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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小涓 孟丽君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一、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一）全球产业链：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 et al.，2015）。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 et al.，2014）。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 et al.，2015）。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 and Fernandez-Stark，2019）。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 and Yeaple，2013）。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 and Fujimoto，2001；Xing and He，2018）。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二、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典型模式是：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增加就业和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有大口径的外循环。改革开放初始，我国要素禀赋极度失衡，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22.4%；而资金和技术极为短缺，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1.8%，研发投入仅为0.5%。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分别占7%、6%和1.5%。如此失衡的要素禀赋，无法将较多劳动力吸纳到现代经济部门，潜在巨量内需无法实现，高比例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隐性失业，收入极低（见图8）。此时，扩大外循环均衡要素配比就是必然选择。按照微观经济理论，当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相同时，要素配置的效率最高，因此需要尽快增加短缺要素的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供求理论看，短缺要素能获得较高回报，富裕要素只有较低回报，需要尽快增加资金和技术供给，提高劳动收入。接照要素禀赋理论，富含富裕要素的产品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这些理论分析的指向明确：我国应该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原材料和引进资金和技术。通过大口径外循环，拓展了内循环的生产边界，促进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外循环吸纳就业能力强我国出口产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和加工环节，吸纳就业能力明显强于面向国内的产业。在我国外循环比重最高的2006年，百万元工业增加值的就业密度（就业人数/百万元增加值）工业全行业平均为6.73；其中主要出口产业的就业密度高得多，纺织业为12.74，服装、鞋帽制造业为18.29，家具制造业为14.12，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为17.36，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21.5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42。因此，扩大出口能够更高比例地扩大就业，在当时，同等规模的内需不可能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见图9）。2.外循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很长时期，沿海出口企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他们在出口部门获得的报酬也相对较高。江小涓（2008）的研究表明，2004年在沿海以出口为主的6个城市中，制造业中农民工的收入高出内地1/3以上。还有，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也明显高于同类内资企业。2007年，外资单位、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27942元、26620元和15595元。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型企业、外资企业提供的劳动报酬虽然远远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却在东道国是相对最高的。考虑到大量的流动劳动力原本是国内收入最低的群体，外循环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有积极作用。3.外循环进口能源资源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进口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支撑国内产业发展。例如，农产品进口可以看作是进口土地和淡水资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测算，21世纪初期以粮食贸易为载体间接交易的淡水量，相当于全球粮食生产用水的13%，日本通过农产品贸易进口的淡水量超过自身农作物灌溉用水。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3150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1810万公倾，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5倍。2018年我国进口大豆8803万吨，如果在国内种植需要耕地4633万公顷，相当于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3倍，这些耕地资源可用于种植其它高经济价值农作物。总之，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显著缓解了我国短缺要素对发展的约束。4.外循环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革开放以来，机电产品进口占我国进口商品的比重约为一半，主要是成套设备、关键单机和先进仪器仪表等，持续提升我国产业装备水平。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重也持续增长，其中包括投资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三部分，对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最终产品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有重要贡献（见表4）。总之，由于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的严重失衡状况，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期内，高比例的外循环是中国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项和突出特点。三、最近10年：要素禀赋改变、国内市场扩大与外循环地位下降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发展，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经济总量和国内需求规模持续扩大，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外循环的地位由升到降，内循环地位持续提升，本节分析这些变化及原因，并与其它大国的情况进行比较。（一）要素禀赋变化、经济规模扩大和全球产业链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和其它方面条件的变化，我国要素禀赋持续改变。劳动力净增长从缓慢到停滞再到下降，2018年劳动力占全球的比重降至20%；投资能力持续快速增长，资本成为了最富裕要素，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经高达26%，研发投入紧跟其后达到21.2%，两者的比重都超过了劳动力。石油、淡水等自然资源要素的短缺则更为突出（见图10）。与此同时，我国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从经济总量看，2019年我国GDP总量已接近100万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超大规模的经济基础。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超过5亿，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可以提供国内产业所需要的各类市场。从科技能力看，我国的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研发规模达世界第二位，大规模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使更多的创新在成本上可行。此时，更多依靠国内市场促发展，具备了现实条件和可能性。同一时期，全球产业链也在进行调整，部分向发达国家回缩。数字技术发展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收入中的贡献度下降，提高了将生产活动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经济体重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的可能性（Donald et al.，2019）。使外包加速向发达国家回流，推进了近岸外包和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导致制造业活动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Acemoglu and Restrepo，2019）。技术进步如3D打印（增材制造）要求实时执行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所有制造步骤，意味着技术不可分割，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两个传统驱动力：劳动力成本套利和规模经济，降低了对有效技术规模（MES）的最低要求，因此，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小规模本地化生产网络兴起，区域内价值链长度变短，全球分工程度下降。（二）外循环地位有所下降并相对稳定受上述多种因素影响，2010年以后，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较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下降。首先是加工贸易比重有明显下降，从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高达50%的比重，降到30%左右，表明这个特殊贸易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见图11）。2008年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环境趋紧、国内成本上升、国产化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呈较快下降趋势。2009~2018年，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快速下降，从41.18%下降到27.4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从48.84%下降到32.04%；加工贸易进口占比从32.04%下降到22.01%（见图11）。同期，外贸依存度也有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57.61%下降到2019年35.68%。同期，出口依存度从32.6%下降到18.42%；进口依存度从25.01%下降到17.26%（见图12）。（三）国际比较：大国之间的相似性一个国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不仅受本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大国国内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内部循环余地大。小国则往往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图13（a）、图13（b）和图13（c）分别列出1980年、2006年、2019年，我国与其他人口1亿以上大国外贸依存度的比较。人口大国之间在市场规模、消费结构和产业体系等方面有相似性，可比性较强。（1）大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较快推进，各国外贸依存度都有明显提高。图13中3张图显示，各国外贸依存度普遍提高，这些国家的平均依存度从1980年28.2%，提高到2006年的46.9%，后略有回落，2019年为42.6%。总体看，对外贸易的地位显著提升，外循环的作用显著加强。（2）中国外贸依存度排序上升位置正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在大国中排名由低至高再到中等水平。198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地位较低，外贸依存度仅为12.4%，在所有大国排名最后，比大国平均贸易依存度28.2%低近16个百分点。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较1980年提高近5.2倍，达到了64.48%，在所有大国中仅次于菲律宾，排名第二位，高出大国平均依存度17.6个百分点，这也是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地位最为重要的时期。此后，外循环的地位又有明显下降，到2019年排名居中偏后，比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近7个百分点。总体看，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符合大国的一般规律：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依存度较低，在快速发展中排名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趋于稳定后排名也开始降中趋稳。作为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低于大国平均水平也符合规律。2019年，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为26.39%，2018年日本为36.82%，都低于大国的平均水平。（四）一个概览及预测图14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GDP、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占世界GDP总额、对外贸易总额、吸收外资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这组关系呈现出三段式特点，清楚映射出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影响。第一段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占全球对外贸易和外资流入的比重，低于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第二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我国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总体上高于GDP占全球的比重，吸收外资的比重更是超高，表明外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显著。第三段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重都低于GDP的比重，表明外循环的作用有所减弱。同时，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很快，占全球比重与对外贸易占全球比重相比高低互现。资金作为国内相对富裕要素会在全球寻求更高收益的配置，可以预计，我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还会继续上升。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外循环均衡配置资源的压力减弱，我国的经济规模也今非昔比，外循环已经带不动如此体量的内循环，内循环为主成为必然选择。综合各方面条件，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既是过去几年的现实变化，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个状况会相对稳定，中国增长呈现出大国在这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更多依靠国家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四、完善体制和政策，促进高质量国内大循环“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这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今后发展的根本遵循。我国已经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丰富多元，消费档次和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一）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畅通内循环，首先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解决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根本问题。过去多年我国处于数量扩张为主的时期，大量资源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就会带动增长。现在进入增长质量提升时期，不仅要投入生产要素，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能力。以往多年，政府总是在关注企业是否经营困难、是否缺少某种资源，并较多使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补贴“困难”企业。这在特殊时期可能有必要，但长期实施这类政策就是扶持低效率和无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原本应该通过竞争被淘汰，否则不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今后要更多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好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循环。（二）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以前我国生产的很大部分提供给国外消费者，当外需重要性下降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率很重要，是中国内循环为主带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过去多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有所上升，2019年达55.4%，但还是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长期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大量生产能力失去需求支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效益下降，金融风险加大。提高消费率，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李实，2020）。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获取的收入，应优先用于完善相应地区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除后顾之忧，使他们与城里人一样不再依赖于土地保障，而是有更为有效和稳定的社会安全网托底，提高其消费能力和实际消费水平。（三）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以往多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魏后凯等，202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到60%，但仅有40%左右为拥有城市户籍的常住居民。而其余20%是农民工，人数高达2.8亿。他们不能享受城市户籍人口的各种福利，对未来预期不稳，在城市的消费行为是维持基本生存，而不是发展。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这种情形造成了这个庞大群体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郑得坤、李凌，2020）。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容积率、社区布局、产业布局等，都要充分考虑与新市民需求的匹配度，特别是住房方面，培育租赁，尤其是长租和以租代售市场。不仅政策要向这方面倾斜，而且应该形成制度使之长效化。还要加快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打通农村社保和城镇居民社保的衔接。长期来看，户籍制度应逐步转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是在大口径外循环发展阶段中的城市化，农村人口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外向性制造业集中的城市。这种机制已经改变，今后以内需为导向的城市化将成为主要方向。那些以往流入人口相对较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较对较高的大中型城市，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化的新引擎。（四）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当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时，国内企业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当行为会蔓延到国际市场。例如，以往出现的国有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重扩张轻风险，导致企业大量亏损的行为，有可能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而大量出海。要加快企业改革，平衡“动力”和“约束”机制，使内需外需都能够建立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路上。目前，大型和特大型国企集团，母公司基本上仍然保持国有独资。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即引入非国有战略性股东，让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按照法律行使权利和发挥作用。通过“混改”方式实现国企的资本结构调整、经营机制转换和公司治理转型，是已经明确的改革方向。要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制定并实施对所有企业平等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和政策，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消除由于不公平竞争引起的国内国外资源错配。（五）加快自主创新现在，我国想以引进方式获得“跟跑”之中的尖端技术，难度愈来愈大。当前国际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导致这类问题集中浮现，但其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理论可分析可预测的。尖端技术市场属于寡头甚至垄断市场，技术持有方有控制力。而我们除了“最大的用户和市场”这个优势之外，往往并不具备“相互持有杀手锏”这种互惠和“对赌”能力。这些与以前大量引进“竞争性”技术的情形有本质不同，因此不能寄希望于国际环境改善能带来问题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并跑”“领跑”的技术不断增加，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今后的科技创新，需要同时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发挥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作用。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具有更大潜能。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泉。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上集中攻关。要促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聚集，打破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束缚和阻隔，推动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还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支持标准制定，加大政府采购力度等，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五、以更高水平外循环促进双循环畅通高效在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中央多次强调，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要求既符合全球化的最新趋势，更符合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2010年以来，虽然传统的全球产业链在调整和部分回缩，但数字技术支撑的全球产业链继续扩展和深化，并从产业链迅速向创新链扩展延伸。在信息技术支撑下，今后我国扩大开放，要在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在更高水平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全球化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经济出现较大波动之后，就会有更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组，这正是“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的机遇。可以预计，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全球发展进入“疫后时期”后，全球产业重组会比“正常”时期更为密集活跃，在全球市场上配置的资源更多。国内产业应该以更大力度畅通内外循环，在更多领域中集成全球资金、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加快提升自身技术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一）内向集成全球资源1.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国内资金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现了不再需要引进外资的观点。然而，从全球化实践来看，全球资源配置远远超出了“互通有无”、“多余出口短缺进口”。在全球资金流动中，资金充裕国家既大量对外投资，也大量吸收外资。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因为FDI流动的意义远不止调节各国的资金盈缺。资金流动对投资者来说，是寻求风险扣除后回报最高的投资机会，对融资者来说，是寻求成本最低的资金来源（江小涓，2008）。在全球投资者看来，综合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投资美国是合理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在每一个细分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每个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都需要不断重组内部外部各种资源。从我国情况看，现在我国吸收外资投资，主要并不是为了带来资金，而是要获得随资金流入的各种竞争要素，如技术、全球网络、经营理念、研发能力等。从图15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各类技术活动水平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吸引外资带来了较多的技术资源，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带动我国技术向更高水平创新阶段迈进的重要力量。2.继续引进先进技术长期以来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利用外部技术资源的国家都是本身自主技术能力不足的国家。而实际情况是，技术出口大国往往也是技术进口大国，只有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才能为自己带来最强的技术能力。图16是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ICT专利进出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和印度都是出口明显大于进口。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和印度的ICT产业技术水平高于美国。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却大量引进技术，这并不难理解。在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产业中，产品各部分都需要达到相应的高水平，如果是大型复杂产品系统，整机企业、关键设备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等产业链中的各部分，技术水平和产业特性需要同步迭代和平行发展。愈是最高水平的产品，愈是需要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因此这类产品全球技术网络密集。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使用高密度的信息技术可导致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李捷等，2017）。由此，最终产品生产国往往既大量出口高技术产品，又大量进口高技术零部件，成为全球创新链中的双向贸易大国。3.继续进口自然资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些可变资源方面，如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然而，耕地、淡水和石油资源等自然禀赋无法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加大，这些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06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总体持续下降，但是石油、大豆等初级产品的进口却持续上升。图17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石油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即石油年净进口量占年石油消费量的比重。2006年开始，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就超过60%，目前已经高达近80%。表明国内石油供给量与我们庞大经济体量对石油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要依靠国际循环补充缺口。（二）外向集成全球资源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本质是走出去在全球集成资源。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是可以预期和分析的现象。第一，投资者希望提高资金收益率。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率，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国内资金成为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存量资本和每年新增储蓄都达到巨大规模。2018年，我国资本形成总额达到39.7万亿人民币，约合5.4万亿美元，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已达25.8%。与我国6%的淡水资源、7%的可用土地资源、3%的石油资源相比，甚至与20%左右的劳动力资源相比，资本已经是相对充裕要素。面对土地、淡水、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相当部分的资金继续在本土配置，会达不到最佳状况，降低资金收益。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向外转移，寻求有更高回报的投资地点，这是资本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这种转移有利于阻止本土投资收益率的持续下降，稳定资本收益。因此，对外投资加速有其内在强劲动力。从图18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跨国投资东道国的地位和作为跨国投资输出国的地位，已经出现替换趋势。第二，缓解国内产能过剩。我国过剩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符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是促进国内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他们处于我国当时这个结构转换时期时，也将大量设备向海外转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和升级。第三，贴近用户和市场。这对复杂产品和成套设备至关重要。这类商品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生产和售后服务不能贴近市场，不能及时按用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而打折扣。“走出去”在当地设厂生产，能够使低成本的优势和贴近市场的优势叠加，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面临的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对外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应对之策（Alyson and Assche，2010）。（三）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经过多年开放式发展，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超过了我们在全球GDP中的地位。图19表示中国、美国和德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国家所在的圆圈大小表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相对地位，可以看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排名第一，超过我国GDP在全球第二的排名。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较长且范围广泛，在全球产业链中已居于重要位势。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市场和资源在国外，必须内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才能有效运转。同时，全球产业链的波动对我们影响也最大。因此，推动全球产业链发展和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是与我国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的重大利益。全球创新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研发的国际化形成的。跨国公司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以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这个网络中的份额和地位（Branstetter et al.，2018）。据笔者对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调研，这些研发机构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为主，转向21世纪前10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再转向最近十年的“母公司技术当地化服务”+“研发适合当地新产品”+“参与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三者并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调研也显示出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中重要性的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大约只有1%的专利，而在2015~2017年期间，中国贡献了大约15%的专利（见图20）。中国的一些城市更是成为了全球创新合作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在ICT产业全球十大创新网络中，北京、上海都已经处于其中（见图21）。因此，推动全球创新链发展并更多地融入其中，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创新链的波动和断裂对我们的影响也可能很明显。近些年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数字平台模块化治理和分层模式鼓励全球范围内的开源创新，期望程序开源和平台分层来实现创新渠道多样化，避免头部平台承担过多创新负担，同时促使平台与其子平台之间保持协调和互补，强化了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分布的动力（Sturgeon，2019；Pisch，2020）。这种趋势为我国企业更多加入开源创新群体、更多加入全球创新链并不断提升位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四）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愈来愈多的产品、企业和产业进入数字时代。今后数字经济将继续全面发力，数字化消费将向新领域延伸，继续创造重量级新消费形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我国产业处于有力的竞争地位。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大市场有明显优势。我国人口数量最多，接入互联网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很高，网民规模、手机网民规模和社交网站活跃用户分别超过10亿、10亿和7亿，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也超过美国和欧洲相加的数字，滋养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在我国，数字产业即使仅在国内市场上，就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的双重效益，迅速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今后，我国数字经济将会全面发力，成为引导长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将传统的线性供应链改造成以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一体化供应链生态系统。借助国内迅速发展的数字生产平台，数字产业已经是我们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近些年，我国形成一批在国内外都堪称行业标杆的先进数字制造企业。从2018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合作评选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灯塔工厂”，这些工厂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通过全面应用数字技术，优化业务流程，改变了生产部门员工的工作方式和技术利用方式，实现了运营系统的创新。迄今共有5批企业上榜，其中中国上榜企业最多，达到16家，占比29.63%（见表5），“灯塔工厂”的国家分布见图22。这充分表明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展示了以我国企业为引领组建或推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创新链的乐观前景。我国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物流体系也是重要的竞争优势，研究表明，与最终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对物流绩效和运输成本更加敏感（Taglioni and Winkle，2014）。一国物流绩效指数（LPI）得分越高，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大。物流4.0作为数字平台主导的价值链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将同时影响价值链布局和治理结构。陆华等（2020）研究表明，国家物流绩效水平会影响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效率和成果。智能物流大大提高了仓储对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简化了货物交付的整体流程。自动驾驶汽车、仓库自动化、物联网（IOT）数字跟踪系统和大数据预测分析等尖端技术相结合不仅能加快原材料和中间品向产成品转移的速度，而且可通过需求预测来提高从产成品向需求终端转移的效率。物联网通过实时跟踪货运来提高交付服务效率，将使运输和海关处理时间减少16％~28％。最近几年，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外卖等业态相匹配，我国数字化物流体系持续发展迅速迭代升级，具备了较强的全球竞争力。今后一段时期，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还将发展，我国的机会依然很多，同时，利用“断链”方式打击我国在制高点上的创新能力，也会时常发生。这种复杂情形下，不应该作极端化的选择，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创新链中，获得全球创新分工的利益，同时以最大努力自主创新形成“对赌”及备胎能力，提高应对断链事件、保持技术供给可持续的能力。（五）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1.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用差别性的政策引导开放。我国的开放政策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也是许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采用的战略。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基本具备了制度性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今后要致力于使制度性开放体制更加完善和相对定型。要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对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提高法律实施和执法水平。首先，要平等看待出口和进口。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其次，要平等看待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最后，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公平竞争能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双循环。2.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在双循环中，国内基本经济变量失衡和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超出国界，负面影响被放大。例如当价格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国内企业可以在国内融资，可以引进外资，还可以到海外投资，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国际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各个交易所都在积极争抢中国的上市资源。如果我国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到海外上市。今后改革要有高起点，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才可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高效配置资源。3.深入研究高水平贸易规则的影响由于WTO主导的多边体系作用减弱，一些新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出现。2018年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后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绕不过这些方面的要求。在开放制度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国际经贸体系和贸易投资规则的调整，研究这些标准的影响和对策，推进建设与其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认真审视我国各种隐性补贴政策和当地企业保护政策，择机推进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我国自身优势、特点和需求，推出由我国主导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进一步的开放中有匹配度和主动权。并为未来新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贡献中国力量。4.加快创造更好发展环境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政府要从传统的制定产业政策为主向营造高质量竞争环境为主转型。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提升要素供给质量、研究和发布行业发展信息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要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给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规则，形成稳定预期。要进一步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总之，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市场体系和竞争制度建设，营造适应高水平双循环要求的发展环境。本文的分析表明，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注：原文图表略）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文章来源：《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原题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图片来源：中新社原标题：《智库报告｜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阅读原文}

文章来源：《开放导报》2021年第5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机制正面临多方面挑战，表现为全球贸易格局巨变、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失灵、原有的贸易制度和秩序不能适应新的贸易要求等。但全球尤其是经济、贸易大国也在孕育新的经济全球化机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力求塑造新的贸易机制、全球化机制，如果让不同力量推动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机制同向而行，走向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更多的机遇，反之则会带来更多的挑战甚至危机。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力量如何同向而行，需要深入研究。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及特征经济全球化涵盖很多方面，包括商品、服务、市场、资本（金融）、科技、人才、信息、网络等的全球化，甚至扩展到文化、民主、治理、竞争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矛盾和破坏现象，因此也有看法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产生更多矛盾的“分裂全球化”“冲突全球化”“经济金融危机全球化”乃至“恐怖主义全球化”等。经济全球化作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 第一轮全球化：重在跨境贸易和市场发展工业革命之前的全球化，以人口迁徙、领土扩张和吞并以及资源和人口占有为主要特征，同时伴随市场自发的分散的贸易往来、文化融合、相互学习等。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越国家和国界进行各种活动，它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而是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远古时代，许多民族的祖先在非洲、亚洲、欧洲之间相互迁徙，甚至迁徙到美洲大陆。一两千年之前贯通欧亚大陆的贸易线路，包括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跨越国界的战争也是一种全球化，如“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海外扩张。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古丝绸之路以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传播等，也是全球化的形式之一。总体来看，工业革命之前的全球化，如果不考虑远古的人口迁徙，以战争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内容是领土吞并、人口和资源占有乃至掠夺，贸易限制和垄断，间接推动了后来的技术进步和发展。2. 第二轮全球化：关税保护和自由贸易并存以英国工业革命和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为标志，伴随战争和殖民地开拓市场，以及市场有组织的贸易往来、文化融合、相互学习等。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贸易。第二轮全球化的萌芽时期可以说起源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此后的殖民地战争和经济活动，其标志是工业革命。英国工业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也带来了周期性生产过剩，为解决本地产能、产品供给过剩，开拓海外市场，就成为必然。殖民地及其扩张，也为产品销售提供了市场和机遇。18世纪中叶，欧洲主要国家纷纷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制度在欧洲的流行，使得国际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促进了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工业革命进步和贸易发展，这种国际贸易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只不过那时没有以全球化来命名。这一阶段，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并存。第二轮全球化阶段曾经有过自由贸易，但后来那些工业革命和贸易强国则走向通过侵略、欺压的不平等贸易打开市场。不仅如此，后起国家还实行关税保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除英国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前夕，1927年的世界经济会议通过了降低关税的具体措施，但随着美国证券市场危机和生产过剩危机，各国纷纷提高关税，从而导致危机加深，成为促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二轮全球化过程伴随着多次战争，某种意义上也是工业文明之间的地位竞争较量。这个过程中，除市场自发、分散的特征外，市场的组织性、国家政权及其组织加入了贸易往来、文化融合以及相互学习等，其标志是很多国家制定开放政策和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变革，放松管制，发展产业和贸易，使国家强大，以适应全球化。3. 第三轮全球化：以机制和制度建设为方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际制度和秩序为标志，全球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第三轮全球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化的制度和机制建设。一是建立了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政治组织。1942年，中、美、苏、英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联合国宣言》中一致同意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盟国首次使用“联合国家”代表反法西斯联盟，联合国由此而来，并下设了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之外，还成立了区域性国际政治组织，如77国集团（196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等，这些机构在协调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和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了国际金融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协调各国汇率政策，平衡贸易，推进货币可兑换。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英镑等早期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国家的纸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成为国际计价、支付、结算、流通、融资、储藏货币，纸币的国际地位得到认同和加强，并因此区分为可自由兑换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储备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非储备货币为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深刻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的金融开放和汇率、债务的稳定与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重点推动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减少和取消资本管制，对世界经济和金融进行展望，随着一些国家出现汇率危机、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救助有关国家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不再倡导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更多关注各国数据的共享、公开和透明。为打破美元的独家垄断，欧洲建立了欧元区（1999年），统一了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所有成员国都放弃本币主权，取消本币，而使用欧元。海湾国家、南美国家以及亚洲也曾经探索建立区域货币，但最终没有成功。三是建立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目的是帮助在二战中被破坏国家的重建。主要任务是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对成员国政府或者经政府担保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资助一些周期长、利润率低、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需的建设项目，其资金来源于会员国缴纳的股本和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除世界银行外，一些区域性、多边性的银行，如欧洲投资银行（1958）、美洲开发银行（1959）等，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对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建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以及区域贸易组织或协定。1947年，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23个国家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宗旨是削减关税和各种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减让关税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促进了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其典型标志就是通过多轮谈判，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和保护，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贸易争端的权威裁定机构。在关税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尤其是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发展也是本轮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等，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当然，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此外，应对危机而完善的区域救助机制（如欧洲稳定基金）、双边应急机制（如货币互换）等，也是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式。二、当前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新现象第三轮全球化体制，是战后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所建立的，已经运行了近80年。大体上以21世纪为分水岭，经济全球化滋生出新的现象。（一）各主要经济体进行战略调整，试图塑造新的全球化机制或方向首先，美欧实行战略调整。2008年次债危机以后，美国、欧盟等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因此进行了战略调整。奥巴马政府提出制造业再回归、“再工业化”以及出口翻番计划等，要求跨国公司回到国内投资。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强，采取大幅度降低所得税、加征关税的手段，胁迫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欧盟则先后与很多国家签署贸易投资协定，目的就是要求开放市场或降低关税。其次，主要经济体着眼于建立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定。最为典型的就是跨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该协议规定，加入当年关税税目的85%是零关税，10年后关税税目的99%是零关税，协议对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提出了比现有贸易更高的标准。再次，中国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思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思路，即从过去的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市场开放等协定谈判，走向强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五通”中的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可以说改变了全球化机制的方向。由于这一思路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学者将这一倡议描绘为“全球化2.0”，这一描绘是非常恰当的。“全球化2.0”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更多的是关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二）美国实行“美国优先”战略，在全球开打贸易战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其实已经具有抛弃世界贸易组织而另起炉灶的意图；特朗普政府直接废除已经达成的协议，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强调“美国优先”，对已经达成的协议要求进行重新谈判，不创新谈判机制就采取贸易制裁、加征关税的做法，开启了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的贸易战先例。特朗普政府不仅对韩国、日本、土耳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钢铁、铝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同时对其盟友欧盟等加征高额关税，而对中国则开展全面的贸易战，即将中国出口美国的全部贸易额加征25%以上的关税。同时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变更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19年10月7日又与日本签署贸易协议。此外，美国与中国在2019年12月也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抛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开打贸易战，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口国家，主要贸易顺差国都期望从美国获得顺差美元，保持国内经济增长，保持外汇储备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国在贸易战中的优势：美元是世界硬通货，是所有国家所需要的货币，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不是负担，而是与顺差国进行贸易谈判和要价的筹码，并以此筹码要求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等，如果不答应，就加征高额关税。贸易顺差国由于本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难以与美国进行对等条件的贸易战，如果采取对等条件贸易战，损失或压力更大。更重要的，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其实也是试图构建新的全球供应链、产业分工布局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拜登政府并没有去改变现状，而且继续就供应链体系的战略布局进行调整，这是美国利益所需要的。（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生力量首先，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尚未摆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9年欧盟经济规模不及2008年。同年，除德国、日本、加拿大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均不及2008年的规模。美国2019年的经济规模比2008年增长了47%，但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不及2000年（表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影响至少将持续3年，也就是说，到2023年左右，其经济才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美国有所例外，可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但相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印、韩等国）来说，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也是下降的。1995—2000年以来，中、印、韩3国占世界经济比重持续提高，而美国略有下降（表2）。2000年印度和韩国经济占美国比重为10.19%，2019年提高到21.08%，20年时间比重翻了一番。美国经济相对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在2021—2022年将下降得更为明显。其次，从进出口情况看，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比发达国家快（表3）。从欧洲以及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出口占全球比重看，过去近30年，其比重持续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很大。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占全球出口比重从1993年的71.6%下降到2003年的65.8%，2019年的52.9%，合计下降了18.7个百分点，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提高。亚洲剔除日本，其出口占全球比重则从1993年的16.2%增加至2003年的19.7%、2019年的30.2%，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中国，从1993年占全球比重的2.5%增加到2019年的13.6%，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远超美国。从进口来看，美国依然位居全球第一，2019年占比达到13.7%，但与2003年的17.1%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也是下降的，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比重则是扩大的。2019年欧、美、加、日进口合计占比56.5%，比1993年的71.5%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诸多不满，并因此试图去寻找世界贸易组织或者中国存在的不足。其实，问题的本质是发达国家的增长潜力结束了，而发展中国家增长潜力依然强劲。再次，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增加，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年度波动虽较大，但总体趋势是提高的，其投资规模也是扩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持续稳步提高，比重也有所提高（表4）。从证券投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快速增加，比重稳步提高，说明对市场的开放程度提高。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外证券投资规模从2000年的6898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86749亿美元，增加了12倍多，占世界对外证券投资比重也从9.31%提高到22.1%（表5）。反之，发达经济体在这两项上降幅很大，均不及发展中国家额度及占比。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提高，走向了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四）主要经济体提出了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几乎没有谈判达成一项具有全球一致认同的贸易协议。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作用是进行贸易纠纷仲裁，而这种仲裁因法官退出以后，美国不赞成补充，从而使得其仲裁机制瘫痪。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多方都不满意。因此，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2018年9月2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支持WTO改革，但不能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加严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措施的纪律；加严对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单边措施的纪律。解决农业领域纪律的不公平问题。完善贸易救济领域的相关规则。完成渔业补贴议题的谈判。推进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开放、包容开展。推动新议题的多边讨论。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加强成员通报义务的履行，改进世贸组织机构的工作。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原则，在补贴相关纪律讨论中，不能借世贸组织改革对国有企业设立特殊的、歧视性纪律。2018年9月28日，美国、欧盟、日本发表声明提出：过于宽泛的发展分类，加上自我认定的发展状况，抑制了世贸组织谈判新的贸易扩张协议的能力，削弱了它们的效力，并呼吁，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达世贸组织成员，在当前和未来的世贸组织谈判中承担全部承诺。同时提出，要制定关于工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新规则，成员引入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补贴和限制措施之际，必须向WTO报告。2018年12月27日，WTO 12个成员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现状不可持续，强调争端解决制度是世贸组织的中心支柱，必须重振世贸组织的谈判职能。必须解决补贴和其他手段造成的市场扭曲。在规则制定工作中最好追求发展层面，包括特殊和差别待遇，重振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职能。2019年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9贸易政策议程及2018年度报告》对WTO改革提出：WTO必须解决非市场经济的挑战。WTO的规则框架没有充分预料到经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成员对全球贸易造成的破坏性影响；WTO争端解决必须充分尊重成员的主权政策选择；WTO成员必须遵从通知义务，对未能履行通知义务施加后果。更好地发挥WTO常设委员会的作用，提高WTO规则透明度和全面实施的必要条件；必须改革WTO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待问题。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期待基本可以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相当的支持力量。发达国家提出的改革内容中有不少是针对中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内涵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以前中国的贸易规模较小尤其是出口对其不构成竞争压力，但现在规模很大，发达国家觉得难以接受。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存在很多不足：一是对新的贸易现象没有统一规则，如对数字经济和贸易、跨境电商发展等没有规则；二是过去的贸易规则只有规定，没有惩戒机制，也没有监督和认定机制；三是缺乏各种标准。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采取的是与成员国谈判机制，而不是门槛机制和标准，如对各个国家在贸易中的身份和地位的确定，缺乏标准以及调整机制；四是世界贸易组织机构的决策低效。各国没有授权机构进行决策，没有区分哪些事宜需要成员国协商解决，哪些由机构决策解决。虽然对国家进行了分类，但在谈判协议达成上，没有分类准入，各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三、如何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一）推动发展中国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1. 从少数人的全球化走向多数人的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应该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21世纪以来，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改变了以往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全球化进入了新时代。以前的全球化，基本是建立在侵略、殖民地基础上的全球化，是领先国家的全球化，也是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推进的全球化，大部分国家不适应，原因在于那些国家缺乏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缺乏平等等价交换的资源、产品、技术和服务。在全球化的开放中，面临或多或少的风险，如开放农业，本国农产品缺乏价格和竞争力，导致农民失业，社会动荡；开放文化和媒体，会造成民族文化的丧失乃至舆论、媒体被控制；开放金融可能会带来金融危机等，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开放哪些领域也是有选择的。不仅如此，推进全球化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汇率很高，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价值昂贵，产品附加价值高，很多国家买不起，享受不了。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外汇短缺，汇率很容易贬值，进口更加困难，开放市场，也是少部分能够购买。因此，当前的全球化，是市场相对有限的全球化，是少数人、少数国家的全球化。未来的全球化，应当着力解决这些问题。2. 推动人口大国印度等深度融入全球化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石油、天然气、大宗商品以及贸易都有巨大的需求，如果在印度建立横贯东西的亚洲通道（高速铁路、公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向西在海边连接伊朗、伊拉克和中东石油国家，向东连接孟加拉国、不丹、缅甸，乃至越南、老挝，链接到我国的云南、广西等，对印度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利于印度开展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通过亚洲通道，可以把中东国家的石油、天然气，通过管道或者铁路直接运送到亚洲多个国家，避免绕道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大大节省路途和运输时间，对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印度、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等都有巨大的帮助，而且将印度、中国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石油、天然气、铁路主干道开通之后，可以开设众多支干道，连接各国国内的通道。这也有利于亚洲通道各国的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不仅是印度，未来的世界人口大国，都值得资金供给国进行投资，推动其经济发展，只有人口大国的经济得到开发，世界才有更多更大的需求。（二）明确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主攻方向历史经验证明，过度强调市场的开放和规则的统一，谈判耗时久，但很难达成协议，说明经济全球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主攻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建议重点发展和解决各国基础设施问题，重点解决大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顺差问题。1. 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和贸易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就在于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重点也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有效推动全球经济、物流、贸易、投资发展。此外，2021年的G7峰会，美国提出“重建美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倡议；2021年7月欧盟27国外长在比利时通过启动连接欧洲和全球基础设施的计划——“全球联通欧洲”（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这些虽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和目的不同，但对基础设施的重视是共同的。基础设施应该重点聚焦增加里程、开辟航线和线路，同时提高质量，增加高等级的铁路、公路、港口等，提高运输速度和效率。同时，尽快将机场、高铁、港口、公路站点等网络连接起来，降低运输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码头、港口，也包括电力设施和电网等，还包括电信、信息系统和互联网系统等。这些基础设施之间有些需要相互直通，有些需要走向现代化、智能化。2. 注重相互合作，发挥优势很多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如果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开放市场，建立起高效、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基础设施，就会带来全球化新高潮，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更大的发展和繁荣。国际资本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发挥俄罗斯资源和能源包括土地、农业优势，发展俄罗斯的化工、工业和粮食、经济作物、森林加工等；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合作，可以发挥人口红利、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优势，生产的制造业产品不仅可以出口，而且可以满足当地工业需求，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便利；与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等资源优势国家合作，可以快速改变地方的经济；未来非洲、中东国家人口增加最多，需要多元化发展，国际资本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由于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高，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专利等知识产权，但缺乏足够的市场和盈利，国际资本或企业在遵守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去收购、合作、投资以及共同开发，可以带来合作利益，如中、法合作在英国建设核电站，就是一个很好的多国合作案例，这个空间很大。技术封锁和不开放，几十年后就是落后的，开放的世界会形成新的技术路径，使那些原本先进的技术不先进，而没有市场规模效应的先进技术企业生存将很艰难。3. 转贸易为投资，以主权货币计价、结算和融资，解决贸易逆差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就是贸易逆差问题，过大的贸易逆差容易导致逆差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会带来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不利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均衡发展。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来说，保持适度的逆差才能扩大本币的国际地位，提升本币的国际化比重，但持久巨大的贸易逆差，可能导致其实体经济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其就业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转贸易（品）为投资（品）。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一是让货币贬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出现持续的巨大贸易逆差，传统的方法是让本国汇率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但是，汇率贬值是否能够刺激出口，有很多约束条件，即本国能够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设备和出口品，而且产能扩张在资源、环境、劳工素质、资金供给等方面具有可持续性。另外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逆差国存在竞争对手，货币贬值确实有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对储备货币有着巨大的需求。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货币贬值的预期目标就很难实现，甚至带来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事实上，逆差国如果放开投资，经过谈判，可以实现进口替代，把进口转化为直接投资在国内制造，而且可以扩大出口，提高竞争力。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二是让对方货币升值。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或者不需要扩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的价值和意义不大。面对贸易逆差，往往不是本国货币贬值，而是要求顺差国货币升值。1985年美国签署协议要求日元、德国马克升值就很典型，美国长期以来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不升值，就增加额外关税，以反补贴、反倾销的名义抑制进口，这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或者要求汇率升值，往往以强势方获得成功。但结果未必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如果没有贸易逆差，货币的国际化就无法实现，因此，储备货币国家的贸易逆差，往往是通过服务贸易以及金融账户的顺差来弥补的，而且必然如此，因为境外持有的储备货币，必须回到货币本国，才能获得利息。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三是顺差国转贸易（品）为投资（品），或者逆差国放开出口范围限制。即顺差国将本国的顺差出口产品转化为对逆差国的投资，进行产能合作，在逆差国建立企业、工厂，增加就业，减少进口。如果逆差国不接受，甚至限制顺差国的投资，顺差国则必须将出口转化为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或者投资，通过国别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贸易平衡。当然，顺差的原因很多，如果存在平均关税税率的较大差异，或者在优势能力出口品的关税税率存在巨大差异，谈判可以解决。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只有2.5%（但美国进口卡车和皮卡车关税高达25%，部分进口服装达40%关税），但欧盟进口美国汽车关税只有10%，中国进口汽车整车关税为15%，显然汽车关税谈判就是解决逆差的一个重要选择。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四是改变贸易以储备货币计价、结算、融资的方法，适当开放市场。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具有货币的功能，为什么出了国界相互就不承认和接受呢？美国之所以存在巨大逆差，也是因为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太多。在当今清算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以本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投资，而不一定是储备货币，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使用主权货币，至少特定的额度内开放本币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的国民待遇，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对储备货币国家的出口来创汇，顺差自然减少。（三）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机制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竞争优势不同，仅仅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标准划分贸易规则远远不够。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机制。1. 对成员国贸易和投资的等级进行分类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情况不同，完全采取一种机制无法让全部国家都真正接受，必须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根据贸易规模、逆差和顺差、适用税率和体制等情况决定，让各个国家自主选择。可以考虑将发达国家分为I类和II类，I类为储备货币国家，II类而非储备货币国家。发展中国家分为III类（新兴经济体国家或贸易大国）、IV类（一般发展中国家）和V类国家（需要优惠待遇的发展中国家或贸易规模特别小的国家，进出口规模低于500亿美元，进口或出口低于300亿美元）。每个成员国加入哪个类别具有自由选择权和进出自由权，也可以实行投票决定进出的制度。I类国家保留关税原则实行3%以下的综合关税税率，单个产品的最高关税不超过10%，配额项目和产品不超过关税税目1%；II类国家综合税率不超过3%，单个产品最高税率不超过12%，配额项目和产品不超过税目的2%；III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8%，单个税目最高税率不超过15%，配额税目不超过1%；IV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15%，单个税目最高税率不得超过25%，配额税目不超过1%；V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15%，最高税率不超过30%，配额不超过税目10%。2. 完善贸易和投资谈判一是总体谈判，分类实施。贸易最大的分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及其他谈判，可以在不一致的基础上，按照贸易国家的分类，达成同类别国家之间的开放规则和协议。只是在关税和市场准入上略有差异，或者辅以配额、管制等，不强求一致。如农产品、水产品、文化产品等，达成协议的，在协议国之间实行，其他国家加入必须符合条件，避免WTO无效，这可以称之为WTO机制下的多国贸易投资协定。二是关税税率、非关税壁垒设置总体一致和平衡。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和税率降低期限，使用零关税税率比例趋势目录，确立非关税壁垒的目录和期限。其次，设立不同类别的税率和零税目比例。同类别国家，税率和零关税税目的比例大体一致，在最高限的税率下略有浮动。对于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知识产权等各类问题，同类成员可以谈判，逐项推进，不一定实行一篮子项目。实行最高关税的税目原则上不再实行配额和管制。再次，在零关税领域、非配额领域和非限制产业一般不得设置市场准入限制，允许资本自由进出。三是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实现相同的规则和标准。如汽车，根据类别实行同等关税税率，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可以有在税率约束范围内的3～5个百分点范围内的浮动，不得超过。对于双方税率差异大的同一产品，可以相互不开放。也就是说，对等原则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通关标准的互认，即一方检验、检疫、认证等通过，另一方即通过，前提是双方有合作机制、有共同监管乃至数据共享或联网机制，如汽车，适用标准上相互认同、相互认证，进出口就可以通关。3. 建立跨类别国家的开放准入和退出机制I类、II类、III类国家对V类国家贸易实行优惠或最惠国待遇开放，即允许对方设立较高关税，而对进口实行最惠国待遇。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可以在双边谈判基础上，逐渐走向相互通关认同。这种方法可以逐渐扩大领域。投资市场开放，也必须进行国家分类，不同类别待遇不同，对等的原则不同，双边可以相互认同。不同类别国家，在各自类别清单之间自由开放，非清单项目设立谈判准入和开放机制；对适用的贸易规则和对等条件、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要相互评估、检验和认定。发展中国家之间跨类别的市场开放只适用于双边，发达国家不同类别之间的开放也只适用于双边，自愿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类别协议，一般采取“双边+”的形式，即双边之间的协议，自愿对第三方开放，开放的具体内容相互谈判。总体要求是在贸易大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自愿接受一定规模和幅度的逆差和顺差波动。也可以在不同类别之间进行谈判，进行跨类别开放。这就意味着允许在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设立新的贸易投资机制，但必须是在WTO制度下，即适用WTO规则的地方，必须适用成员国。超越WTO规则的，其他成员不能享受，必须谈判加入。如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国加入必须征得双方同意。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制度和规则，区分类别在于解决各国国家自身的难题，使之有一个过渡时间和适应时间。不同类别的加入可以设定过渡期限。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原则上5年左右进行指标要求调整，10年内完成对上一个类别的市场开放或加入。当然，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指标要求的，可以不申请升级类别。因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或者政局动荡的，可以申请调整、退出贸易国家类别及其关税税率等。4. 设立贸易监督和惩戒机制WTO应设立重大问题标准认定机制和国际产能协调制度机制。WTO应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环境治理等确立标准区间，设立最高和最低标准，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适用，以便利选择。同时，统计监督全球行业产能发展和出口影响情况，对引起贸易摩擦的过剩产能的处置提出规范制度和处置细则，要求某种优势产能国家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进行产能或出口配额限制，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WTO设立监督和强制退出机制。WTO应设立调查、评估机构，对成员国执行WTO规则的真实情况进行评估，接受投诉，对公开、透明、承诺等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在制度上允许采取惩罚性措施和政策；对连续3年评估未达到等级标准的，下调等级，下调等级以后，依然未真实履行的，存在种种非关税壁垒如行政壁垒、行为壁垒的，经过投票，同等级成员超过1/3的，就强制退出同类成员国。这样，可以真正让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规则下进行国际贸易。享受高关税保护的，必须有时间约束，延长时间需要通过成员同意，到期不降低的，则为自动退出。各类别的成员，要制定准入和自动、强制退出门槛条件、标准。（四）积极践行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念1. 发展新技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发展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品二维码、虚拟现实技术，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带来便利，也能带来技术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旅客进出海关、货物和服务贸易通关、产品进出口的检验检疫标准、程序以及移动支付等，成为影响货物和资金流动时间的重要因素，双边或多边的政府、企业可以相互合作，建立联网系统和数据库，对旅客、货物、服务品的海关通过以及检验、检疫等规则相互认同，建立双边乃至多边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一方采集的数据，同时传送给对方进行核对、抽检，这将大大拓展了贸易范围，提高了贸易效率。2. 提供廉价高质量产品、技术和服务从知识产权、技术垄断高价走向产能合作产品廉价，从高汇率走向适度汇率，提高进口国的进口能力，降低其进口成本。不以过度高价出售知识产权，而是合理定价出售知识产权，其保护期限在正常投资回报期限之外增加5～10年；放开市场准入，制定市场标准，在制度范围内开展充分竞争，营造各国产能竞争优势，意味着不会出现高价格的投资和产品，让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文明普及到全球未来近100亿人。因此，新型全球化将是大多数国家平等开放、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的经济全球化。新型全球化通过“五通”的建设和发展，国内经济得到发展，贸易和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目，未来全球人口和资源大国，通过共同合作，开放、开发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和各种服务资源、文化资源等，可以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3. 分享成功经验，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问题中国过去40多年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万多亿美元，大大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中国产能走在世界前列。未来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在错位发展产业、合理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相信一定能促进东道国的工业化发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问题，改善居民就业和生活。全球投资能够集中力量，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将有利于尽快推动东道国的战略目标实现，有利于合作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提高以及生活改善，使全球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式：由少数先进技术制造国向世界输出技术、设备和制造业产品乃至制定标准和规则，走向由市场、人口大国向世界输出技术、设备、制造业产品的时代，甚至要分享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的时代。不仅是技术和设备，将来也会在资金、产能和消费品上改变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的产能、制造和性价比、人才的相对优势，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服务理念相结合，与沿线国家的优势相结合，可以发挥巨大作用。4. 不附加政治条件和价值观开放市场和谈判，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主要以“五通五路”和“三共一体”为核心内容，包容接纳各国自身战略，强调打好各国自身的经济基础，提高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无论是企业的对外投资，抑或是银行贷款，中国都不会附加政治条件，纯粹是从市场和经济原则出发进行投资和融资。当然，也希望各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公开、透明、平等，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并切实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企业投资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制度、风俗习惯等。（五）发挥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经济发展和成长离不开资金，但目前仅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储备货币资本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因为以储备货币出资扩大这些机构资本很困难。2017年世界银行贷款余额182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业务322亿美元，这与亚洲开发银行预计的每年基础设施建设1.5万亿美元的需求相去甚远。建议这些机构改变资金出资方式，即以本币资金出资，扩大国际机构资本金，让各国都参与进来。可以首先在亚投行试点，选择亚投行试点是因为其出资的国家更具有代表性。1. 试行以本币出资扩大资本金规模亚投行、金砖银行都是以美元出资的，其总体规模不大。按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模式发展，亚投行、金砖银行贷款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扩大资本金规模，有关国家必须以美元出资，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成员国就不愿意扩大资本金规模。如果将亚投行、金砖银行从以美元出资改为以成员国本币出资，各成员国以5倍规模等值美元本币资金扩大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本金，亚投行、金砖银行资本金规模各从法定或者初定的1000亿美元扩大到等值5000亿美元，各成员国就不会因为缺乏美元而感到有压力，也可以迅速做大做强亚投行、金砖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可以改变出资方式和资金结构。根据英国《中央银行》杂志的问卷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以本币出资很感兴趣。2. 鼓励企业使用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成员国的本币贷款为什么商业银行在境内都可以实现规模扩大，而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规模难以扩大？问题在于其资金使用机制。建议亚投行在以本币出资以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贸易融资，也可以用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如企业投资、设备购买、企业兼并等。运用本币资金贷款，与成员国商业银行合作，相互开展授信，或者当地商业银行参与贷款，或者组建银团贷款，监管风险也大大减小。当然，这些项目必须明确，要有政府信用担保，或者有本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机构参与进行业务担保，政府对项目的风险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政府也可以推荐项目和企业。各国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开放。3. 建立成员国本币清算体系为便利本币出资和结算的便利，应该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多币种货币清算体系，以与美元清算体系（swift）并存，防范单一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的风险。甚至在区域内、双边之间都可以建立起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单边主义利用美元交易协调强制买卖的风险。当然，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在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可以相互给予略低于本币出资总规模的市场开放额度，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四、结 语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更是人类和谐与安定需要的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商品、资本流动，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推动了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期待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共同努力，为地球人类创造幸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和平，共享现代化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当然，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也会有国家不适应，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或者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也会充满挑战和压力，甚至出现战争。20世纪40年代以来建立的全球化体制和机制取得了巨大进步，避免了既往全球化进程中大国之间频繁和持续的战争，未来人类更应该以和平为前提，协调推进全球化进程，避免贸易战转化为政治战，建立新的秩序和制度、规则，在共同遵守制度和规则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制度，推动全球化走向共同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陈炳才，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开放导报》2021年第5期目录轮值主编手记推动以城市能源转型为重心的“双碳”实践（刘 宇）【本期论题】积极践行“双碳”战略统筹城市碳减排、能源安全与产业链安全（胡振宇，李春梅）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卞 勇，刘 宇）论“双碳”下高耗能产业向西部地区的转移（韦福雷）电力行业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与对策（郝 鑫，孔 英）开放论坛新型全球化推进方向研究——兼谈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陈炳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基于全球分工演进视角（戴 翔，金 碚）RCEP下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思路（马 飒，张二震）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影响及应对（范黎波，张 昕）社会建设脱贫攻坚经验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启示（蔡之兵，张 青）我国农业经营模式演变与创新（曹俊杰）创新策略深圳科技创新：经验、短板与路径选择（汪云兴，何渊源）西部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方略（马朝良）“十四五”河南推进创新发展的着力点（胡美林，张利敏）金融动态：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