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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ER All Rights Reserved《我们在剑桥》专题篇 －－－何进《楼老师访谈录》
楼建波老师是剑桥大学东方学系（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的讲师，在法律系讲课，主讲中国法。在2001年我就认识了楼老师，后来经常在一起聚会，吃吃饭、打打牌，还经常一块打网球，楼老师学问做得好，而且平易近人，总是能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不急不慢地说出很多深刻的道理，这确实让我们受益非浅。很早以前我就想请楼老师为这本书写点什么，楼老师也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们，总想为我们的活动做一些贡献，但是由于长期在北大和剑桥两边任教，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如愿。因此，我专门安排了这次对楼老师的录音采访，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十分钟，非常成功，此前我根据个人对楼老师的了解准备了二十多个问题，楼老师都给出了非常精彩的回答。我将其转录整理成文字，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篇《楼老师访谈录》。
楼老师在英国读书、工作多年，对于英国的学术和文化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在这篇访谈录中，楼老师以亲身经历，介绍了剑桥考试和评分的许多细节，提供了很多非常有指导意义的建议，还谈到了比较深层次的中西方文化的问题。我相信这些东西，能够帮助要来剑桥读书的学生尽快地适应剑桥的学习和生活，能够帮助希望了解西方教育的老师和学者对剑桥大学有更加细致的了解和认识，能够帮助那些渴望真正了解剑桥的父母家长看到剑桥最真实的方方面面。
法律系的中国老师
何进：我们都知道您是剑桥大学的讲师，在法律系教书。我想问一下，在剑桥法律系教书的中国老师多吗？
楼老师：亚洲人在剑桥法律系教过书的，我是第二个。第一个是一个韩国人，叫做金博士（Dr Kim），他也不是法律系正式的讲师，而是塞尔温学院（Selwyn College）的初级研究员（Junior Research Fellow），在法律系教过一门课，他只教了一年。在剑桥和牛津的历史上，我是第一个教法律的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过。
何进：楼老师，您的专业研究领域是哪些？
楼老师：我在国内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民法，当时做得比较泛，民法当中的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都做，后来比较集中于财产法方面，并与一个美国教授合作写了一本叫做《中国房地产法》的书，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应该还是相当权威的。到伦敦大学念博士以后，我主要研究金融法。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银行坏帐的处理，后来也出了书，在这个领域也比较受欢迎。现在，金融法和房地产法，我自己还在做，美国一家公司出资在北大建立了房地产法研究中心，我是中方主任，美方主任是伦道夫教授（Prof. Patrick Randolph），这个研究中心在国内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是国内第一家房地产法的研究中心。在中国，研究房地产的机构很多，但是专门研究房地产法的，这还是第一家。我的研究兴趣除此之外，还有法律与发展，尤其是对财产权利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感兴趣，将来可能会把比较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
何进：您在剑桥主讲哪些课程呢？
楼老师：主要是讲这几门课。在法律系，我从2002年开始讲中国法律介绍（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w），这门课还是比较受欢迎，它不算Tripos（剑桥非常正式的一种考试）里面的课程，学生感兴趣都可以来听，也不用考试，时间是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年都有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剑桥法律系开的课很多，有的课只有几个人听，二十几个学生已经不少了。有时候，金融法和银行法的课我也会去讲几个小时。在东方学系，有一门是给研究生的课，讲中国商法；还有一门是给本科生讲的，叫做《现代中国研究》，是我和两个同事一起开的课，我们给学生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知识。我讲的课主要就是这一些。
何进：楼老师，除了讲课之外，还有其它哪些工作呢？
楼老师：其它就是组织一些会议，以及参加国内外学术机构召开的一些研讨会。剑桥以前一直有一个会议叫做中国商法年会（Annual Chinese Commercial Law Conference），每年九月份召开，来到剑桥以后我和系里的同事一起组织过这个会。另外，我们还在剑桥组织过有关中国现代问题的研讨会，我负责法律那一块，包括请人以及安排研讨内容等。会议是在2001年夏天在邱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召开的，开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是伦敦大学毕业的，所以我还会经常去那边讲一些课，我是伦敦大学商法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另外，从2003年开始，我一直在剑桥和北大两边跑，两边都带学生。
竞争剑桥教职
何进：楼老师，你看，我也刚博士毕业，也要找工作。您作为前辈，能不能谈谈当年您是如何申请剑桥大学当讲师的呢？
楼老师：在英国大学里要申请到一个讲师的位置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可能是因为运气比较好吧。我在伦敦读博士是有奖学金的，但是从2000年10月开始没钱了，博士又没有念完，总要找钱吧，正好看到剑桥招讲师，要求懂中国商法，我就申请了。申请的主要程序是，他们都会在网上（www.job.ac.uk）发广告，英国大学招人基本都可以从上面找到。也有几个比较关心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职位，叫我去申请，我就申请了。首先一定要把材料准备好，一个是附信（Covering Letter）要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份工作，你对这份工作的认识，你为什么觉得你适合这份工作；一个是个人简历（Curriculum Vitae，简称CV），记得列上三个愿意帮你写推荐信的推荐人（Referee）；因为当时我博士还没念完，我就把我博士论文已经写完的章节，还有我发表的东西，都寄给了他们。不久他们通知我面试（Interview），面试完了以后他们可能会在两个候选人之间犹豫不决，那样的话，他们才会让推荐人写推荐信（Reference）。
我拿到这份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我没给自己过高的期望，所以来剑桥面试的时候特别放得开。和我同来面试的还有一位从香港大学过来的女士，她在教学经验上应该比我丰富，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特别想好好表现。当时我觉得，他们能让我来面试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就比较放松。像聊天的时候，如果我不认同，我就会告诉他们，并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会故意去讨好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是中午，又吃得很饱，奶酪（Cheese）拿上来以后，她就在吃，而我就告诉他们我不喜欢吃，他们就很奇怪的问她：“中国人也那么喜欢吃奶酪吗？”这让她很尴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的推荐人很好，我博士生导师是第一推荐人，和我一起写《中国房地产法》的美国教授是我的第二推荐人，我的第三个推荐人是威廉?布莱尔（William Blair），他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哥哥，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银行法律师，而且有女王御用律师（Queen’s Chancellor）的称号，这是一个只有做得最好的出庭律师才能够拿到的头衔。就这样，差不多是1999年12月份申请，2000年3月份面试，4月份就定下来了。
提高教学技巧
何进：楼老师，您刚来剑桥开始教书的时候，有哪些不太适应或者比较困难的地方呢？
楼老师：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毕竟中国法这门课从来没有在剑桥开过，在法律系没开过，在东方系也没开过。不过大学还是比较支持，就把所有关于中国法律的书都集中放在法律系图书馆（Squire Law Library）的一个书架上，一共只有一个书架的两层，而且很多书非常老。这当然是不够的，为了指导学生，我就得自己去看很多杂志，还要建议大学买书。另外，这门课谁也不会告诉我第一讲讲什么，第二讲讲什么，全部都需要自己安排和准备。现在是教得不错了，学生反映也挺好的，但是第一年的时候，学生也有抱怨（Complain），大学就找来两个人帮助我，这两个人听完我的课以后告诉我说，我讲课唯一的问题是课堂上给学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开放式问题（Open Question），课堂讨论的时候问这种问题是不太好组织的，比如问人家“为什么”、“怎么样”，按照他们的说法都是开放式问题，学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应该给学生提带有选择性的问题，例如这个人是这么说的，另一个人又是那么讲的，你们觉得谁说得有道理，这样学生才能够在课堂上讨论起来。应该说，他们的点拨对我帮助挺大。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个教学培训课程，叫做教员发展课程（Staff Development Courses），包括怎样组织研讨会（Seminar），如何使用各种技巧辅助教学，甚至包括如何做幻灯片（Slide），怎样安排和准备演讲（Presentation）。举一个例子，如果给你5分钟你应该怎么讲，如果给你半小时你应该怎么讲，如果是一个小时你应该怎么讲。我觉得这些培训特别好。现在给我5分钟讲一个题目，我也能够讲得很从容，既讲了东西，又不会让人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剑桥大学在这些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老师改试卷的秘密
何进：作为学生，我很想知道剑桥的老师是怎样改考卷的？
楼老师：我只能讲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我们现在考核学生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三个小时的考试。剑桥都是一年考一次，像我教的课，一般在第二个学期（Lent Term）的时候就要出好考题（Set examination paper），每门课一般要出10道题目，如果是几个老师一起教的话，就每人出三四道。考试的时候，学生从中选几道做就可以了，一般是选三道题。还有一种叫做二选一，像剑桥很多一年的硕士课程都是这样。你可以就参加考试，或者就写三篇文章，通过这三篇文章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写论文。
考试完以后，系里专门会有一个人把这门课的卷子放在一个口袋里，每个系都会弄出一间大黑屋来，屋子的窗户封上，门也封上，所以你是看不到里面的，卷子都放在里面，你要批改卷子的时候就去找那个人，他开门带你进去，你签完字把卷子拿出来改。一般来说，每一道题都有两个考官（Examiner），都是独立评分。每个考官都要填个表格，表格的最上面一行是考官姓名，然后是考卷号，然后是学生考号（Candidate’s Number），考官是看不到学生姓名的，然后你改了哪几道题，比如第1题，把“1”写下来，然后多少分，还要相应的写一些评语。评分的标准，我一般要看结论是不是“well balanced”，也就是偏激不偏激，说“well balanced”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说，你得说出东西来；接着要看整个讨论下来你的逻辑怎么样；然后要看你有没有讨论到那些要点，举个例子来说，谈及法理（Rule of Law），至少你要提到一些经典的文献才可以；最后看你的结构。像我自己改分的时候，我会结构和内容一共给50分，逻辑和文献引述各25分。在剑桥，70分就是一等（First Class），平均60分上下。我们得到剑桥的评分说明讲，三道题你可以每道题按照33分评，也可以每道题按照100分评，最后再汇总起来。有些系，比如法律系考试就是总分200分，真正就是按200分算，100分的卷子40分通过，200分的卷子就是80分通过。
我们还要改学生的文章（Essay），比如学生五千字的论文。评分主要考虑的有这些方面，第一你的文献全不全；第二你的讨论是不是合乎逻辑；第三有没有作者自己的贡献（Contribution），他们叫做“独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和“对别人观点的评判方法”（Critical approach to other people’s opinion）；最后你的结论是不是恰当。对于每一个档次，大学都有非常具体的标准，而且要求你给评语，所以不能随便给分。论文也是由两个老师独立评分。通过的标准，本科生和研究生是不一样的，本科生是40分通过，研究生是50分，对于研究生50分以下就是不及格。像我们系，70分以上是一等（First Class），80分以上叫做“星级一等”（First with Star），能够考到80分的学生每个系里是一定要给奖学金的。这种是很少的，在剑桥牛津因为考试得了奖学金，那就是因为考了80分。一等是不少的，大约20％左右，80分以上可能十年才会有一个。再有，80分的卷子不是两个考官改完就可以的，整个课程的所有老师都要看，还要给校外考官看，看了以后都不降分才能给80分。
如果改试卷的两个老师出现冲突，在一个档次里面，比如都是二等上（60分到69分之间），分数差别不能超过5分，如果一个评61分，一个评69分，那一定是有问题，除非两边能协商好，否则就要请第三个人看。如果落在两个档次里面，那就更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是在两个档次非常接近的地方，比如我给58，你给62，这个没有问题，总评下来扯平就可以。但如果总评出来是59分，就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是给他58分还是60分，降下来呢还是拉上去，不能把59分留在那个地方。如果是改毕业论文（Dissertation）相差太大的话，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找第三人，另一个就是安排面试（Viva）。本来是不用面试的，一般的试卷改完就可以了，如果两个考官不能统一，比如一个考官说要让他不及格，另一个考官说应该让他及格，一个说是一等，另一个说不行，对这种有争议的情况就会安排学生面试。如果老师发现学生剽窃，那这个老师不用再改卷了，直接给学位委员会（Degree Committee）写一封信就可以了，一旦确认剽窃，不但考试不过，而且不能再在剑桥念书了。剑桥大学专门有一个技术鉴定委员会，如果出现争议，比如说考官说剽窃了但是学生说没有，就由这个技术委员会来认定。
何进：还有就是，会不会发生有的学生试卷上的笔迹认不出来的情况？因为我的导师经常会给我修改一些东西，刚开始觉得特别难认，当然几年下来，别人都认不出来的，我也能认出来。但是，老师改试卷的时候，万一认不出来怎么办？
楼老师：大多数还是认得出来的，如果实在是有问题，就让母语是英语的老师去认，如果还认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考卷上对考生就有一个基本要求，一定要写清楚，如果没写清楚是学生自己的问题，而且最后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
不满成绩可以投诉
何进：如果学生对于自己所得到的成绩不满意的话，他们有些什么权利？作为老师或者学校如何避免争议？
楼老师：学生如果对自己所得到的考试分数或者总评分不满意的话，他们可以向剑桥大学投诉（Appeal），要求查看考卷，甚至看考官的评语。这些都是可以公开的，但要走一些程序。一般学生都是不会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学生走这个程序，有的也成功了。到最后系里面统计分数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把这种可能的风险降低。这并不是改卷老师的责任，该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系里还会有一个综合的考虑。评级的时候，考虑的因素会更多，甚至会考虑这个学生的个人因素，比如今年总评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我们东方学系的学生，无论如何都会在我们系待下去，他的58分就没有给他挪，也没有人想到要给他挪，但是另一个学生，他想转到法律系去，如果要转系的话，就必须考到60分以上，大家都说应该给这个学生调，一方面帮他个忙，另一方面如果不给他调的话，58分他一定会要求查卷子。
其实，很多英国大学都有一些制度，比如你有书写困难、得了重病还没有康复等各种健康问题，你是可以申请加时间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事先做好，这也是有一套程序的。在剑桥，这都是向学院申请，而不是向系里，医生的证明和学院辅导老师的支持和帮助都很重要。
楼老师支招――考试
何进：作为一个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剑桥学习的学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顺利从剑桥大学毕业。这么说吧，楼老师，系里面会不会轻易让一个学生通不过？
楼老师：我觉得不会。我前面讲到80分的卷子要很多人看，如果不让这个学生通过的话，他的卷子也一定得由很多人看过，尤其是那种在及格边缘的试卷，老师会帮你找分，除非是一分都找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了。你要说，只得20几分，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作决定，只要是接近及格线的都不会不让你过，比如对研究生50分及格，40几分的卷子他们都会看。剑桥是绝对不会轻易让学生通不过的。
何进：接下来，我完全站在学生的角度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学生的课程必须面对考试，他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老师：在剑桥，如果学的是文科的话，考试大部分都是文章，平时老师会给一些题目，要你们写作业，老师是会帮你修改的，至少会给你提些建议。你不写，老师也不会找你要，因为你交上去，老师要花时间看，还要帮你改，又不用评分，剑桥是不算平时成绩的。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老师的思维习惯和答题要求，可以根据这些去准备。剑桥历年的考卷在图书馆都找得到，可以拿来看一看，做一做。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学会跟别人合作，比如说这几个题目你来准备，那几个我来准备，然后在一起讨论。让别人准备并不是说你就不参与，而是原始材料他去找，然后他告诉大家他找到了哪些材料，大家再商量这个题目应该怎么答。不是你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他把那个题目做出来，然后交换一下，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在考试技巧上是要赌赌博的，有的是10道题选3道题做，有的是5道题选3道题做，很少有出3道题就答3道题的，这个是由老师决定，但一般都会让你选几道题做。比如这个老师今年讲了12个题目，实际上你不用12个题目都好好准备，只要准备好6个到7个专题就安全了。当然，有人会说“这不是在鼓励学生投机取巧吗？”但实际上，真正工作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很普通的规律，你有10件事情要做，你要10件事情都做是做不好的，你就应该把能做好的几件做好，其它的应付一下就好了。工作的时候，你不能不做，但你肯定知道这几件我就应付过去算了，这几件我一定要好好做。我觉得这种考试的方法更接近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思维。
楼老师支招――论文
何进：刚才提到的是考试，如果是写论文的考核形式，作为学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老师：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抄袭，因为给你改论文的老师对这个领域一定是非常熟悉的，抄袭是很难混得过去的。这里无论是小论文还是大论文都一定不能抄，这里的标准比国内要严格很多，转引别人的话一定要加引号。你不能就在一段话的结尾加个注，标明出处，如果整段话都是别人的，整段都要加引号。如果改写了，没关系，没改写一定要加引号。哪怕是引用一句话，也一定要加注。
另外一点，就是不要太雄心勃勃，博士论文就是帮你拿博士学位的，硕士论文就是帮你拿硕士学位的，考试论文就是让你通过这门课的。写一篇博士论文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吗？这是不可能的。像国内写论文，就看题目新颖不新颖，选得好不好，而这个地方写论文更重要的是看这个题目你能不能写。如果说这个题目连资料都找不到，虽然很有意义，最好还是不要写，一定要量力而行。我就跟学生说，一个题目能不能写你先去看看，最近五年有没有一到两本书，然后三四十篇文章，如果有，你就可以写。然后给这三四十篇文章分分类，一定要有几篇文章给你提供理论工具，叫做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你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分析；有几篇文章给你足够的数据和信息让你去分析；然后还有几篇文章告诉你别人是如何分析的，别人文章的结构是怎样的。比如，你写中国的某个问题，你反而要去找写印度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去学习别人的逻辑和结构。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棒。
何进：我知道除了博士论文可以无限延期以外，其它论文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学生对时间的把握也非常重要，在写论文的时间和过程上，楼老师有哪些建议呢？
楼老师：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多和导师商量。我可以跟你讲一点，剑桥的老师是没有义务一定要管学生的，我们只要保证上好课，有些系有办公时间（Office Hour），那个时间我们要呆在办公室里面，一般找老师都要事先约，每个导师的时间也不一样。我自己要求学生，你告诉我要写什么题目之前，你先把参考书目（Bibliography）给我看，至少我能先帮你定下来能不能写。如果导师不是那么主动，你至少应该约他，和他商量商量，告诉他你想写的题目，你找到了哪些资料，问他这个题目能不能写。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你应该写一个概要（Abstract）和写作大纲，再跟导师商量一下。写的时候，有的老师会帮你看一下，有的老师不会看，你自己按时交就行了。
国内的学生来了，喜欢写完再说，我看到很多学生文章写完了还没有加注，一般写文章的时候，注就应该有。这边的习惯是，大纲一旦定好以后，就真是按照大纲来写，除非是不得不调整。咱们中国学生总是提纲列得很快，改得也很快，实际上不应该这样。
中英不同的教师文化
何进：多谢楼老师，我相信您这些话对于将来到剑桥学习的学生是非常有帮助的。接下来，我想问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楼老师，我知道您在北大教过书，教过几年？
楼老师：从1991年到1995年在北大教了五年，然后到伦敦大学读博士，2000年毕业以后来到剑桥法律系当讲师，2003年又开始在北大带学生，在剑桥和北大同时任教至今（2005年6月）。
何进：您在来剑桥之前就已经在北京大学教过五年书，现在又在剑桥大学教了五年书，我想知道，在做老师方面，西方教师的文化和中方教师的文化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区别？
楼老师：我感觉北大的老师要比剑桥的老师认真负责。另外，中国的师生关系也比较有人情味。我刚来的时候，也觉得应该对学生好，但后来发现，包括我碰到比较困难的学生，我告诉我们系的领导，问他该怎么办，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写信，给学位委员会写信，给学生的学院写信，给研究生院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学生可能会通不过。这边老师不是说赶紧想办法去帮助学生，他们有一种文化就是首先要把自己给摘清了。后来英国人自己也说，他们有一种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剑桥是根深蒂固的，可能剑桥牛津比英国其他大学更加根深蒂固一点。在国内，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别人就说这导师不行，在剑桥根本不是这样，学生学不好是学生自己的问题。很多东西在国内你可以跟老师说，但是在剑桥你就不能对老师说。在考试前，你跟老师说你一点底都没有，这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他看不上你的卷子，他就会想起那句话，就会认为这人就是答得不好。所以，一定要在老师面前哪怕是装也要装得特别有信心。就不像是国内的老师，会说这个小孩挺谦虚，不是很自信，我得帮帮他，在剑桥根本不会这样。所以你要给老师很自信很有把握的感觉，让他感觉你很棒，即使你答得不是特别好，他也不敢随便为难你。如果你跟五六个老师说过你不行，你就完蛋了。如果你表现得很自信，到最后评分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学生平时还是不错的嘛，那种边缘的东西就会对你有利；反过来，如果你表现得特别不自信，大家都说这个人平时就不行，都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这样就完蛋了。所以不能太把老师当老师。其实，他们也不把自己当老师，老师不就是领个工资，在剑桥教书改卷子，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帮你，他教一个学生拿那么多工资，教十个也是拿那么多工资，学生考一等拿那么多，全部不通过也是拿那么多。这和在中国大学里面太不一样了。
何进：在中国文化里，可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楼老师：对，在中国，老师也确实是把学生当作下一代来培养。
在剑桥当老师的最大收获
何进：楼老师，您在剑桥大学教了五年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楼老师：收获很多，比如说眼界开阔了，对自己、对中国的东西比以前更自信了，看到谁也不会发怵了。到我自己身上，我觉得对很多东西的认识要比以前深刻了许多。刚出国当学生的时候觉得国外挺好的，国外比国内好，我相信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都会有这种感觉。工作以后，觉得英国的社会圈子其实也有很不好的地方，和国内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还有一点，因为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有段时间，我就在想，文化、社会制度是不是也像科学技术一样，有特别先进的，有特别落后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一次我们聊天，说到材料科学里有压力测试（Stress Test），如果拿人来搞压力测试的话，可能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好的。你像英国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Big Brother”，如果在中国也弄一个同样的节目，让几个人在一个房子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房子里面的人会团结互助，好得不得了，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七八个人住一个宿舍，大家都不会红脸。这些东西想通以后，学术上面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以前更多是想用国外的理论去看看中国的东西，现在我就想用中国的东西来看看西方的理论，看看这些理论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离开剑桥，回归北大
何进：我知道您从2003年起至今一直是在北大和剑桥之间飞来飞去两边任教，我也知道您今年年底将彻底离开剑桥回北大教书。为什么在北大和剑桥之间，您选择了回归北大呢？
楼老师：这个比较复杂。比如家庭的原因，家人都在北京……
何进：我插一句，除了家庭的原因，有没有学术或者文化上的原因呢？
楼老师：当然有。这样来说吧，今年我和我在伦敦大学的博导一起在上海开会，聊了很多东西。我们虽然一直关系不错，但是从来没有两三天整天在一起聊天。我导师原来跟我一样，既在美国当教授，又在伦敦当教授，还在香港当教授，领三份工资，而且都是全职。后来他把香港的工作辞掉了，原因是有人算计他，伦敦的工作因为身体不太好也辞掉了，就回美国去了。他跟我讲，他回美国这一年写的几篇文章比以前写的都要有深度。他说在香港为什么会被人算计呢，因为一年他只去两到三个月，他老不在，老不在总是会有问题的，别人想整他很好整。写东西呢，他老是跑来跑去，就像是赶场一样这里教几个小时，又赶到另一个地方再教几个小时，就不能很认真地思考，很认真地写东西。
我自己出国以后，写东西的时候，我也想过要写英国的东西，不要写中国的东西，但由于两个原因，后来我还是决定要写关于中国的东西。一个是我导师很著名的一句话本地化（Localisation）才是全球化（Globalisation）。对于学者来说，什么是全球化，为什么英国要请你，美国要请你，法国也要请你，是因为你是中国法律的专家，你最了解中国的法律，所以大家都要请你。对英国法律的了解你能超过英国人吗？根本不可能，那为什么别人要请你呢。理工科可能不太一样，搞文科在海外教书的真没几个人能说我就不做有关中国的东西。我们系的同事，张伟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就说他牛津毕业的很多朋友都不愿意说自己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但是你看他们写的文章全是写中国问题的，而张老师就公开宣称他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在剑桥研究中国问题当然有好处，但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你都是道听途说，你拿的都是二手资料，根本拿不到第一手资料，到最后你就会成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会很肤浅。比如说，最简单的，大家都说中国的国有银行效率不高，账面的利润低，老外就会这么问“中国政府为什么总要把国有银行从困境中救出来呢？”如果仔细想一想，我们银行原来交的税是百分之五十五，交完百分之五十五的税以后，百分之七十的利润都是由国家拿走，国有银行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国家应不应该救？当然应该救，哪有一家银行百分之七十的利润都让国家拿走的。我还记得那时候，一个美国的教授过来讲中国政府要破产，他就算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和每年的开支，他说不行了，中国政府肯定要破产。后来我问他难道不知道中国的土地出让制度吗？每个城市都可以卖土地使用权，我说即使税收收入不够一点，政府可以卖这个，还有国有企业的股份可以卖，怎么会破产呢？这个教授争不过我，就只好说“所以说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觉得在海外观察中国有很多局限。
从个人来讲也是这样，2003年开始我就两边跑，非常辛苦。在北大，我有一个很简单很坚实的基地，在那个基地我能经营得很好，我不用今天跑这里明天跑那里，这两年我每年来回都是七八趟，还不如安心回国，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中国问题。那天我跟你讲过一句话，应该争取成为这个行业里最好的，而不是成为一个最高权威机构里的一员，当然后者也重要，但与前者相比就差远了。
西方人际关系不简单
何进：楼老师说得非常有道理，让我受益匪浅。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没有出过国的人或者是对国外接触不深的人，总是觉得国内人际关系复杂，而国外简单。楼老师，您能不能针对国外人际关系这一块，说说您的看法。
楼老师：我们原来真是那么看，以为外国比较开放，人际关系会很简单。包括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八十年代上大学，当时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刚弄起来，大学毕业都愿意去那里。我们辅导员跟我们说“你们要和同学搞好关系，像你们这样，工作了怎么办呢？”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毕业了大不了去深圳，那边肯定没有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些同学说我出国，国外就不会这样了。好像觉得只有中国人才会大家不团结，你整我，我整你。后来，很多去深圳工作的人，他们一定会发现深圳跟北京是一样的。在国外，如果你读书，那肯定特别好，因为你只要把你的导师伺候好就行了，只要你导师不说你不行，你基本上是可以把书念下来的。做博士后，也很简单，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把和教授的关系搞好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工作了，不论在公司还是在学校，你就会发现，人都是会有朋友和敌人的，你在国内应该怎么样和人交往，在英国也应该怎么样和人交往。有时候还不像国内，在国内你跟人家说了什么东西，告诉别人不要跟其他人说，一般他们是不会说的，就算说也只会偷偷地说，在这个地方，你最好就不要跟他们说什么，不该说的就一定不要说。而且，在英国，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这不是你的错，你绝对不能说“这是我的错”，就算是你的错，也要说“这不是我的错”，千万不要以为英国社会是公正的，所有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只会在中国发生，其实在哪里都会发生。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英国是要吃亏的。在中国，比较习惯于分担责任。从领导到群众，如果出了什么事故，大家来分担责任。在英国不一样，这里一定要找人来负责。如果你开口就是“我的错”，那会很被动。
我觉得，中国人在国外有一个比较不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怎样和他们争论，不知道说到什么程度合适。还有一点，就是学术圈子内的资源比较贫乏。比如，我要找人看我学生的论文，我就不如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有大学的同学、博士的同学，也许还转过几个单位，这些同学和同事都可以用起来，帮他们的学生看论文。在我这个领域内，我就只认识那么几个人，我就只能用那么几个人。在某些比较关键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人帮你说话，比如学生说这个老师教得不好，或者系里面说这个人的研究能力根本不行，你就需要找很多人帮你写信证明。像这些时候，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很不利的。不是说我要讲英国不好，或者讲国外不好，而是大家都觉得外国太好了，不可否认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大家也应该认识到他们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好的地方。而且，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
楼老师支招――人际关系
何进：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如何面对西方，如何和西方的同学和老师打交道呢？楼老师，能不能给些建议？
楼老师：在英国，你不要含糊。我也当过学生，如果说有人问你“我今天晚上或者下周要办个聚会（Party）行不行？”那你就直截了当说不行，你不能跟他说“再说吧”或者“你要办就办吧，几点之前结束就行”。有些英国人是非常赖皮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住在学生宿舍，他们搞聚会，到12点钟，我说很晚了你们不能再折腾了，他们说“你应该11点的时候告诉我们，你现在12点钟才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走啊。你看，现在都喝醉了，都不听安排了。”中国人总觉得应该对别人客气一点，但问题是，你对他们好，他们并不觉得。比如东西放在冰箱里被别人吃了，如果知道是谁，你就应该敲他的门，让他还给你，或者告诉他多少钱买的。你一次不说，他就会吃第二次。我们犯不着作亲善大使，不用自己委屈自己。而且不像在国内，你一直对一个人好，他会记住你的好，有机会他也会帮你，但在英国是不会的。说得直白一点，宿舍里没人倒垃圾，你老倒，有一天你实在受不了了，你说我们应该轮着倒，他们不会说“哎呀，真是对不起”，他们会说“你应该早点跟我说，我还以为你喜欢倒垃圾呢”。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这么无赖，你根本就无法想象他能想到那里去。
何进：英国人确实讲究绅士风度，但为什么总有些人缺少绅士风度呢？
楼老师：英国的绅士风度，我觉得是跟他们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物质基础相关联的。生活过得很优裕，事业非常成功，无所求的那些人，他们讲得起绅士风度。其实在国内，那些很成功的人士也很讲绅士风度，他们讲得起，不用跟你争。但在同样讲不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比中国人更不讲风度。就像我刚刚讲的压力测试，如果拿英国人和中国人做比较，英国人肯定比中国人差得远。
剑桥成功的奥秘
何进：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为剑桥大学做做广告，您认为剑桥最好最棒的是什么？
楼老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时间的积累，剑桥最好最棒的就是这将近八百年的学术和文化的积累。很多英国同事和我聊天的时候，谈到剑桥的人文科学和牛津的人文科学，剑桥人从来不觉得我们的人文科学能超过牛津，因为他们觉得，牛津比剑桥早100年。多100年是什么概念？就算30年一代学者，就是多了三代学者的积累，这三代学者的积累是很难赶上的。要知道，2009年剑桥建校就要80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环境、资料积累等方面来讲剑桥大学比国内的大多数大学都要强，有很多优势，像自然环境可以模仿改造，但时间的积累是不能一蹴而就的。知识都是积累下来的，你可以把别人发表的文章拿来看，但是他发表文章的过程你是模仿不来的，所以那篇文章只有他能做出来。别人的实验结果你可以用，但是他们设计实验和做实验的那个过程也不是你的。一个国家，总是拿世界上最顶尖的杂志看，然后去做那些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这样能赶上别人吗？不可能，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怎么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文科和理科都是这样。现在国内老是说几年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我倒是希望大家能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比如说我们几十年做成一件事情，不要急功近利，踏踏实实地把事情做好。
在中国，对于剑桥赞美的文章已经太多太多，在这本书中也不乏这样的文字。对于任何一个事物的深刻认识都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就像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并不是没有瑕疵，而是人们全部的注意力被珠宝的光彩所吸引。剑桥大学就是世界科教领域的这样一颗明珠，她光芒四射，但她不是没有瑕疵，她的瑕疵只有真正深入其中的人才能够看得到。我们希望展示给世人的剑桥，不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神坛，而是一个活生生真实的剑桥。
采访时间：日
采访地点：剑桥楼老师家中
被采访人：楼建波老师
临时记者：何进
采访方式：录音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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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在剑桥》之剑桥专题篇
在剑桥学习生活的经历是每一个剑桥学子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大家把这些有意思东西写下来，一方面为21世纪初的这一代剑桥学子保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另一方面能够与所有热爱剑桥文化的国人共同分享我们感受与经历，最终让我们这一批剑桥学子的精神财富成为千万读者乃至整个民族精神的财富。我相信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分享，希望所有读者在这里能够有所得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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