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短文三篇--《红楼梦学刊》1991年02期
大学生短文三篇
【摘要】：正 林黛玉似乎有流不尽的泪。她用自己的泪为自己的青春、才思、灵性和痛苦的一生作了记录。面对黛玉之泪,人们作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最常见的如“以泪还债”,“还泪”说。我认为:黛玉流泪如果只是“还债”、“报恩”的话,则是降低了《红楼梦》的意义。黛玉之泪应有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和人生意义。她悲泣、忧愤,只为她是个先知先觉者。不幸的身世,过高的才华,高洁的品格和敏感的心灵,使她总是能敏锐地
【关键词】：
【正文快照】：
谈黛玉的眼泪 林黛玉似乎有流不尽的泪。她用自己的泪为自己的青春、才思、灵性和痛苦的一生作了记录。 面对黛玉之泪,人们作了各式各样伪解释,最常见的如“以泪还债”,“还泪”说。我认为:黛玉流泪如果只是“还债”、“报恩”的话,则是降低了《红楼梦》的意义。黛玉之泪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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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杂文的人文关注和道德价值审视――读《草野琐言》有感杨焕亭　　毛创作《草野琐言》这些作品的时候，正是当代中国经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阵痛和变革的岁月。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杂文作家，他以冷静的目光、理性的思维，回答着生活、历史和时代对艺术家灵魂的叩问。尤其是对国民性的人文关注和对于道德价值的审视，构成了作家独有的、个性的文本特征。 　　这种批判首先是从对道德的审视切入的。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事业，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变革。中国人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所经历的，不仅仅是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更经历着道德理念的重构。《笑不起来的笑话》，透过一个青年勇斗歹徒，旁观者却麻木不仁的情景，揭示出道德评判标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陷入模糊。作家不无忧虑地感慨：“这只能说明在一部分群众中，那种爱憎分明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感情之潮已逐渐变成一潭死水，矗立在他们心中的那道正义和公德的墙行将坍塌了。哀莫大于心死，痛苦莫大于灵魂的麻木。”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失去了道德支撑，与丧失主权和领土一样危险。公民道德失落的深层原因在于利益取向的迷茫，作者并不讳言人们对于正当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以为儒家的“不言利”是一种陈腐的观念，然而，这种追求不可以、也不应该成为行为的终极目的。“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而社会主义的“金钱观和幸福观是要受社会主义道德制约的”（《金钱散论》）。那些或“慷国家之慨，大肆挥霍”、或“借改革之名，肥一己私囊”、或“买空卖空，从中渔利”的行为方式，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由此而呼吁，“就是今天在全面推行富民富国政策的时候，我们仍然教育人民，要‘生财须走正道，致富莫念歪经’”（《不使人间遭孽钱》）。国民精神之墙的坍塌，源于某些人荣辱观的淡漠，从而在作家心中重新唤起对“行己有耻”这个古老话题的思索：“一些人一边走后门，一边还在侈谈党员思想准则”、“有的人一方面在营造子女和自己的安乐窝，一方面侈谈关心群众生活”，凡此种种，都是因为“耻感”的弱化。因此，唤醒人们心底久违的“耻感”，“借用‘行己有耻’这个尺子，既衡量一下别人，也检验一下自己”（《行己有耻》），不仅是一个生命个体立身正己的必然途径，而且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还原人的本体含义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这种批判是通过分析国民的心理生态而走向深入的。在毛看来，道德层面、精神层面、行为层面的问题，都与国民心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经济转型期某些国民心理的病态，不仅影响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也制约着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作家首先将批判的笔触伸向狭隘的“嫉妒心理”，认为“嫉妒是人类的一种痼疾”，“是纷扰的源泉”，“也是嫉妒者自己的敌人”（《嫉妒谈片》），它扭曲了人的本质属性，消耗了人的本质力量。使得某些人异化了人的“类”的特征，使得人的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处于逆向的对立，个体价值取向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处于一种割裂的病态，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成为人为的尔虞我诈，从而必然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作家引用邵康节《诫子吟》的箴言说：“妒贤嫉能，不如不生。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世上，不能谓之人。”作者的目光超越了个体心理机制的解剖，而将之提升到了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的高度。其次，对虚荣心理的鞭挞。“虚荣”心是一种浮躁的国民心态。而其本质是对自身方位和价值缺乏应有的清醒和自知。“好为高论大言，欺世盗名蛊惑众人”、“故弄玄虚的谈禅说道，满嘴‘怪力乱神’起来”，这些招摇过市的文化现象，在作者的笔下，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的“大煞风景”（《大师?虚荣心和自知之明》）。在《人不知羞鬼知羞》中，作家深刻地指出：“人之异于动物者，恐怕知羞与不知羞是其中主要的一点吧。”再次，是对于“内耗”心理的批判，在《鸡k之类》这篇短文中，作家深刻地揭露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性心理的狭隘性和危害性。这种立足于“人学”立场的批判，对于我们构建良性的国民心理生态有着切疽除痈的意义。 　　这种批判是通过对文化误区的廓清而完成的。读毛的杂文，处处可以感到作者对传统优秀文化流失的忧患。《磨坊新生的联想》选择的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作者以美国人在工业化背景下恢复古老的“磨坊”作为参照系，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就该后继无人”的怪论。如果说《“秋水伊人”的漫想》《杀杀炒星风》《美人生意眼的困惑》等篇章，以辛辣的意味、幽默的笔调，抨击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文化领域的浮躁、骚动和堕落，那么，《文须有补于世》《文学美丑断想》《文忌浮伪》等则旨在从另外一个侧面呼唤文化“良知”的复归，“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良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道德大堤最后的一道防线。作为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应该固守住它”（《说良心》）。这一切，最终都在凝聚民族精神、构建民族品格和塑造民族灵魂、打造民族风骨的历史里程碑前聚成思想的光束。 　　人文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它不但是文明史上恒久的话题，也是自先秦以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情结。读毛的《望湖兴叹悯天鹅》等一组杂文，我想起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不能与自然共荣、共生、共赢，成为作者漫漫的忧思。《鸦殇篇》《拟人雀对话》《命途多舛话麻雀》所抨击的，恰恰是我们自以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核心仍然在于期待重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关系。 　　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特别是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杂文写作同样面临着如何创新的课题。虽然致力于人文关注和道德审视，然而《草野琐言》通过智性化语境的营构，不仅使得毛的杂文与20世纪以来的文本传统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尤其体现出杂文话语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一是哲思的智性。如果说，当年鲁迅的杂文以它尖锐的战斗性在旧世界的幕布上撕开一道裂口，那么，毛的作品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其哲学的语体倾注于对客观事物本质的透视，从而在文化批判的视野下，向读者提供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价值坐标。这丝毫不影响杂文的战斗性，却让我们透过作者尖锐的文字感受到作者立体的思维网络和人性的温润，诚如马克思所说：战斗唯物主义并不一定要“抑制自己的情欲”，坚信“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二是史思的智性。读毛的杂文，似乎是在倾听一个当代作家与历史的对话。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作家的思维却遨游于漫长的中国文化史长河，经典箴言、成语典故、历史人物，信手拈来，跃然纸上。有时候一篇千字短文，引用历史掌故四五处之多，而这种“史思”的厚重恰恰是今天不少杂文所缺失的。三是诗思的智性。诗人的创作经历赋予毛杂文语体以诗的激情、诗的灵动、诗的节奏、诗的活力，带给读者美的享受。
原载：《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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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人情——论潘琦的散文创作
仫佬族作家潘琦长期以来笔耕不辍，在散文创作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潘琦的散文充满着浓厚的人情味儿，不论是他的游记散文、怀人散文还是随感类的短文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流露着强烈深挚的情感。潘琦的散文对世事人情有着较好的体悟，这一方面是潘琦生活睿智和品格豁达的表现，同时也是其厚积薄发文学素养的展露。从这个意义上看，潘琦的散文富于知识性的特征。
作者单位：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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