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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客服帮助二OO九年九月初九受聘南京大学国学社顾问教授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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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京大学国学社的大学生签名赠书并受聘顾问赠送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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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江苏教育电视台记者专访
寒窗苦读：从17岁小学毕业中考落榜到美国博士之路
1917年冬，我在县高级小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了。而这对于我而言，却是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我在高小（高等小学）毕业后，“怎么办”的问题就摆在我的面前来了。旧年正月十五后，各行各业都要各司其事，我高小同学班毕业的同学几乎全部出门去考中学去了。而我自己呢，则因无钱上中学，又找不到职业：五块银元的学费和三吊铜钱的书杂费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把我无情地挡在了校门之外。而我既不愿随父亲做小买卖，也不愿回到乡下种田，我实在舍不得心爱的书本。
一直到1918年旧历正月十五都过了，我还是没有找到“怎么办”问题的答案。父亲见我闲着在家也常有不悦之色。我们那个地方，有两句令人深省的俗话：“火烧门前纸，大的挑煤炭，小的捡狗屎，各司其事。”意义是说过了大年之后，各人应去做各人的事务。我面对大年之后，前无去路，后有家庭和社会压力，开始感到人生的彷徨！这是我第一次尝到彷徨的苦涩滋味！
虽然如此，但我前进的意志仍未稍退。我顶着大雪，来到学校，恳求学校能允许我当一名旁听生，但遭到了校方的拒绝，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我去找了我平时敬佩的高小史地老师万梓咸先生，请求指导。万先生听我说完我的难处，让我先读他墙上的对联：“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接着，他又让我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他感慨地告诉我，他小时候的境况比我还差多了，但看到这些文字，他就发奋努力，没有书就借书来抄，进不了私塾就自学，寒窗苦读十二载，终于自学成了县高级小学的历史地理老师。他鼓励我说，周文王，韩非子，孔子，屈原，左丘和孙子在那样的困境中都能成为圣贤，我们现在的境遇比他们好多了，只要肯发愤，还怕没有成就吗？窗外依然是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而万先生的教诲却给我心里燃起了一团火，他为我拨开了浓雾，指明了道路！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信念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一直伴随我到今天，一直在我生命中燃烧！
万老师帮我介绍到县里有名的王雨村老师的私塾去附读。万先生请王老师格外照顾，王老师只收我十五吊钱的学费（其他学生每人至少认交二十到三十吊钱）。但就是这十五吊钱，我也无力支付，还是由我一个高小同学谢象乾代我付的。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在王老师那里附读的一年中，我非常用功，对我国古典文学，经史和书法都下了一番功夫，奠定了我现在所有的一点点中文基础。
这一年的学习生活，我终身难忘。为时时提醒自己勤学不懈，我在纸上写下“苦读”二字，放在书桌上，用以自勉。在这一年里，我读的书，学的东西，比别人两年三年中读的，学的还多得多。我国的经典著作，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记左传，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元曲，我都有涉猎。此外，我还学习各种文体的写作:古文诗词，甚至赋和骈文。王老师的博学多才和循循善诱对我有兴趣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时的我，曾经一度想成为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却没有想到“命运之神”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学。
1919年春天，王老师受聘于县立高等小学，不再设馆。但他的道德人品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却让我一直铭记于心。他为人为文，质朴纯真，常常告诫学生，决不能沾染浮夸的歪风腐气，做人做学问，都要老老实实！务真务实务朴，这也成为我以后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信条。
学馆停办后，“怎么办”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我面前。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反封建，要民主的潮流席卷全国。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川南小县城，一本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也开始在一些青少年中传阅。我当时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这本小册子，我虽然偶尔也翻翻，但并没有太注意。五月下旬的一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了一个上海来的大学生的演讲，心里才怦然感到了触动。尤其是他说：“现在爱国的有识之士在报纸杂志上提出，中国之所以腐败落后，受人欺辱，关键在于我们国家政治不民主，科学不发达。所以，我们要请进外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就是外国的民主制度，“赛先生”就是外国的先进科学！只有把他们请进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强盛！”这些话像一阵号角，唤醒了我原本沉睡的信，让我朦朦胧胧地看到了外部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朴素的但却是异常强烈的爱国和救国的志愿。这个演讲像一团火把，为我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当天夜里，我为自己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马上开始加强英文选修课的学习。向外国学科学，民主和其他一切好东西，都离不开英语！而在前一天，我还简单地把英文当作国粹以外的“异端”。
此时县高小特为无力升学的该校毕业生开办一个补习班。我同一个叫陈辑光的同学进了这个补习班学习，在这个补习班中设有英语课，我在这一学期开始学习英语。在进补习班时，我改名郑集。
“兴义”这个名字寄托了我父亲希望我经商兴家，光宗耀祖的心愿，而经商却并非我的志向。我一直很喜欢小画眉鸟，在古籍中，“佳”是鸟的总称，于是我取了《诗经。周南》：“黄鸟于飞，集于灌木”之意，将“佳”和“木”合为“集”。同时《国语。晋语》中说：“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取名“集”，也是为了表达我出于清贫，安于清贫，甘于清贫。
在补习班读了一学期，我总想寻找一条出路。自从听了那个上海大学生的演讲后，他的那种爱国激情和他说的能救我们国家于危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听说成都有招考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机会，我同陈辑光约定暑期中一起去成都投考，我们相约去法国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最集中的地方学习更多的本事来报效国家，实现爱国救国的理想。
虽然我决心要去成都找出路，但不仅无处筹得学费，连去成都的路费也无着落。我想起古人成大事者都有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经历，于是决心步行走到成都去，我把我决心要上成都的打算告诉我当时的好朋友李代芬，他慨允助我二十块银元。我知道我家中经济困难，丝毫未向家中提出要钱的话。临动身赴成都的前夕，我母亲主动私自给了我两块银元。我四嫂更出我意料意外地送给了我一块银元，那是她好不容易积存起来的。就这样我就和陈辑光各背一个衣服包袱步行七天到了成都。
&&&&到成都后，我们住在君平街一家私人开设的寄宿宿舍内，四处打听各校招生情况。我们了解到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虽然确有其事，但被录取的人必须在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法文一年，才能去法国。在学习法文期间，不但要自管食宿，还需要交付约三十块银元的学费。这个消息对我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我在成都举目无亲，哪里去筹这些学费？又该到哪里住宿吃饭？这是我经济条件所不允许的，只能放弃。我好像从骄阳明艳的半空一下子掉到了一个漆黑的冰窖里，我都不记得是如何回到寄宿宿舍的。回去以后，我们都感到全身无力，蒙头睡了一觉。刚来成都的兴奋已经过去，七天的旅途劳顿一股脑地袭来，加上希望的落空，我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痛难忍。可是就这样放弃吗？我觉得如果就这样放弃了，那简直是一种怯懦和耻辱。于是，强忍身体的不适，我又出去到处寻找机会。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成都，难道就找不到一所可以让我容身的学校！
终于，两天后，我从报纸上看到四川陆军测量学校一条富有吸引力的招生广告，按广告上说的，只要能考入，再学习期间免收食宿费和学费，三年毕业。毕业后保证有工作，当测量员。我有个小学算学老师是测量学校毕业的，我决心去报考，交了一圆报名费。但考的成绩不好，发榜时名落孙山，使我大失所望。这个打击对我而言是非常沉重的，也让我感觉到自尊心和自信心严重受到挫伤。
虽然在考测量学校时，我失败了，但我并不灰心，仍积极另寻出路。正当此时，陈辑光看到在成都没有希望，就回家去考宜宾叙属联合中学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流落在成都。难道我真的无法留在成都？难道我真的也必须像他那样放弃？
我一个人孤身流落成都，爱国有心却报国无门，身边的钱也所剩无几，我感到艰难和困惑，但又不得不马上做出抉择。一直激励我走下去的，是万老师当初的那番鼓励，是啊，古人说：“大丈夫志当雄飞，不能雌伏。”我决不能稍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这时，我又从报上看到成都高等蚕业讲习所和四川茶务讲习所招生。这是两所省立公费的职业学校，不收学费和住宿费，每天还由学生原籍县公署贴食杂费二十元。我去两个学校都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由于这两所学校都是中等技校，一般有钱上正规中学的学生都不愿去报考，因此录取标准较宽，被录新生发榜时，两校我都榜上有名。由于我幼年常随母亲去采茶叶，所以对茶叶感到特别亲切，就选了茶务讲习所，去报了到，仍住在城内寄宿舍，每天来回跑十里去学校上课。由于无钱吃饭，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夏布大褂送到当铺去了。上课几天后，我实在无法维持生活，只能返回南溪领取津贴。在宜宾的陈辑光借给我的两元钱，我才搭船回到南溪家中。领到津贴后，我的欣喜之情难于言表，一股劲赶回了成都。回到学校后，我交了最低档的伙食费，终于可以安心念书了。
初进校的一个阶段，除了必要的伙食费，我不敢乱花一个铜板，我没有棉被，没有课本，和一个同学共用一床他的棉被，也共用他的课本。冬天夜里冻得实在难过，于是在寒假回家时，我买了点废丝头请匠人作了一床小被，才有了自己的铺盖。可是这个学校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名义上是茶务讲习所，但很少讲茶务，也没有什么物理，化学和数学之类属于“德先生”的课程。在上唯一的一堂“茶叶栽培”课时，老先生拿着一片女贞树的嫩叶，大谈其“茶叶之形状与色泽”。在茶务讲习所学习的第二学期中，我开始不满足于这个学校的一切，我渴望学习大量的科学知识，渴望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所以一心想另升其他学校，并从旧书店里买来了一套中学数学，物理，化学课本，开始自修中学的数理化科目，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充满了挑战，但又充满了乐趣。
在自学过程中，最让我感觉头疼的是英文，不精通英文就很难进入自然科学的领域，经过仔细寻觅，我终于找到了一所私立的英文补习学校。从此，我白天上课，课余自学数理化，每天下午还来回跑十三四里路到英文补习学校学英文。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看书到十一二点钟以后，才上床休息。没有老师教，自学过程中遇到难题，哪怕想得头疼欲裂，还是坚持思考钻研。
1921年春天，我肺病复发，只能停学休息。虽然停学了，但我对数理化的自学一天都没有停止，而且坚持每天去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暑期，我考入了公费的国立程度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我能考入成都高师，与我的茶所理化老师冯斯盛先生的多方帮助分不开的。进高师后，不久犯了严重的脚气病，只能请假，乘船回家调养。没想到我在南溪上岸时，我的脚气病基本上好了，肿也消了。回忆起来，这与我在船上吃了几天粗粮烧饼很有关系。这时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营养学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1922年回到成都高师复学后，我对该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其它许多方面都感到不满，同时由于生病缺课，在功课上，特别是大代数上，也感到困难，于是想出川另考公费学校。当时全国有北京，南京，武昌，广州和成都五所高等师范学校培养中学教师，而且不收学生的食宿费和学费。我希望转学到与成都高师相等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我的全部旅费只有三十块银元，都是同学资助的。
到了南京，我们找了半天，却没有找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只看到一所挂着“国立东南大学”的高大建筑，后来才知道“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经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这让我不禁心头一颤，因为这样一来，这里就不再是一所师范学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就是说，在这里读书，不能享受免收学费和食宿的待遇，还要缴纳学费，这让我如何能负担得起呢？
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报考东南大学了。缴费报名后，我买了基本供考生“临时抱佛脚”的各科表解的小册子，胡乱准备了一下，就胡乱去应了考。我考完后感觉并不好，没想到会考上，但揭晓的时候出乎意外，我居然榜上有名，而且是被取入一年级插班生。考取东大，我心里却是忧喜参半：一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能考上东大这个全国高等学府，这将成为自己实现科学救国抱负的基础，但没有经济来源的我，该如何支付以后上学需要的费用啊？
我虽然考上了东大，但行囊早空，不但学费无着，连眼前的食宿费也无法付出。不得已，我只能和两个南溪的同乡搬到北极阁破庙里（现在的南京气象台所在地）向道士廉价租用了一间破房居住。没有床，我们三人就共同睡在一块废匾上；没有书桌，我们就用一个破香案做桌子。没有板凳，我们就用几块旧城砖做凳子；没钱包饭，我就每天买几小片大饼充饥。生活上的困难算是暂时克服了，可我实在没钱交学费，实验费和讲义费了。我想尽了办法，却四处碰壁。眼看缴费截止期快到了，我仍束手无策，日夜忧愁。没想到我同住的一位叫李东来的小同乡出人意料地在截止收费的前两天主动把他身边的一小锭白银拿出来借给我换成银元交学费。对他雪中送炭和救人之急的情谊，我终生不忘。
我换得的银元除了交学杂费，买了一本英文化学教材和一点做笔记用的白报纸外也就所余无几了。我身居破庙，每天早晨饿着肚子下山到校上课，每到中午就买一小块粗面大饼（就是一般穷苦人吃的黑面烤饼），跑到校园内梅庵的“六朝松”下坐着，边吃边休息，等待午后上课。有时独自一人坐在树下，思前想后，亦不免有辛酸之感。这“六朝松”其实是一株老柏树，据说是六朝时代的遗物，现仍屹立于南京工学院的西北角园内。它虽然饱经风霜，但人坚毅顽强，苍劲不挠的姿态给了我不少启发和鼓励。至今，我每次有机会看到这株老柏树时，仍感到无限亲切和崇敬。　
虽然贫困和饥饿把我折磨得消瘦了很多，但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我对知识的渴求。每天早晨，我总是第一个来到教室开始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
在学习方面，初进大学的头一年，我也有困难，因为我的中学各科是在短期内自学的，比正规中学毕业的学生要差一些，一进大学就要读英文原文教科书和比较深的英文课，不免感到压力很大。我的英文基础不是很好，但这里各科使用的都是英文版的课本，要读懂这些专业知识，实在是不易的。但我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我很欣赏古人的一句话：“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越是困难的功课，越是深奥的知识，对我越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我不愿放弃，拼命地学，一年中，翻烂了一本英汉辞典。到了第二年，我读英文书的困难就基本克服了。虽然生活困难，常常被饥饿煎熬得眼冒金星，多次因贫困而遭人嘲弄鄙夷,但我每天都能汲取大量的知识营养，感觉非常充实。
我初进东大时，尚未选定主系，如何选课，对我成了难题。恰好经过生物系秉志教授的办公室，他是东大的名教授。我冒昧地闯入了他的办公室，请他帮我选课。原来我还担心他会不理睬我，出乎意外的是，他非常和善地接待了我，并代我选定了第一学期的功课：除了选中英文，无机化学外，还选了他本人教的普通动物学和另外一个教授的普通植物学。从此，我逐渐和秉教授有了接触，逐渐被他崇高的为人品质和治学精神，这对我毕生的治学和工作都有很大影响。
我在东南大学的头两年中，经济异常困难，每学期开学时，学费经常是请秉教授担保，缓期补交。按规定到时如学生不按期缴费，要在担保人工资中扣除。但秉先生并不考虑这个问题，总是慷慨地给我作保。我的生活费用靠南溪教育局的微少津贴和好友们的资助，他们为我起了一个“一得会”，即由若干个亲友每人出十元钱给我，以后按期由其余个人抽签分期还本。那时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冬天也只能穿很单薄的衣服，经常欠伙房的伙食费，欠房主人的房费。所幸，房东和伙房的人都很好，欠房租，他们也不逼我走；欠膳费，李老板仍然给我送饭吃。我也很自觉，每当我从南溪兑钱来或从朋友处借到钱来时，我总是尽先还他们的债。我的同学李秀峰也是四川人，他的经济情况也不好，在经济方面，我们互通有无。
最让我感觉难以忍受的，还是南京的冬天，尤其是三九严寒的漫漫长夜。南京的冬天非常冷，脸盆里的水如果不及时倒掉就会很快结成冰块。而我只有一床不到四斤重的小棉被，我蜷缩在里面，还是冷得发抖，有时实在冷得难受，只能起来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再躲到被窝里去。
1925年上学期，我结束了在东大第三年的学习。因费用无着，我决心自力更生，休学一年回四川找工作筹措学费。前茶务讲习所的老师，当时任省教育厅科长的冯际唐先生介绍我到四川省立第三中学当博物和化学教员。在这一年里，我积蓄了一些钱，和李砚蓉有较多交往。
我在省三中的这一年教学工作是相当成功的。第一学期只教课，第二学期兼任一年级班主任。为了使学生取得感性知识，我教生物课时，经常在课前到野外采集标本，讲课时候拿给学生看；教化学课时，我常做课堂实验示教。我教课是认真负责的，备课认真，讲解也清楚，有时还给全校学生作卫生常识报告，学生和同事们都称赞我。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教书匠”的材料。所以，在第二学期结束后，我给南京朋友的信中，曾写有这样一句话：“此生粉笔生涯之胜利，可以于此卜之。”在我后来的教学生活实践中，也证实我的预言是基本正确的。
砚蓉原在泸州女师读书，1926年暑期转学到重庆省立二女师，于是和我一起去重庆，我经由重庆返回南京复学。春季开学时，北伐军攻克武汉，南京形势紧张，时任江苏督军的军阀孙传芳镇压进步学生，东大不能上课。我和几个四川籍的同学不得已转移到武汉。我考入武昌中山大学（即原武昌高等师范）化学系插班。三月底，重庆发生军阀枪杀爱国学生的“三三一”惨案，砚蓉几乎被害。七月，我从武昌中山大学毕业。八月，由于北伐军宁汉两派分裂，武汉情况混乱。此时，南京的东南大学又开始恢复上课了。回到东南大学后不久，我就收到重庆来电，说砚蓉因患伤寒病，在重庆宽仁医院去世了。这对我而言，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弥补的创伤。
为了重新振作起来，我把全部身心投入了学习当中。为了逃避思念的悲痛，我整天整天地泡在图书馆里。一天，我在一本外文的《化学教育》杂志里，读到一篇关于德国有机化学家费皙尔的传记，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已经有科学家在探索“生物化学”这一崭新的科学领域，这为我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指名了方向。本来，按我以前选的主修生物学，副修化学的安排，我在1927年底就可以毕业了，但我没有要求毕业，而是决定在化学系再多读半年书，把化学系主修的课程也全部读完。这个抉择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包括我最好的朋友也不能理解，他们不明白我为何要多读半年化学，早一天毕业，早一天工作赚钱不是很好吗？我不和他们争辩，只是坚持我的想法。我想起了砚蓉在信上对我说过的话：“一个人只要有芥菜籽那么大的信仰，他就能挪动群山！”我看准了自己的理想并锲而不舍地追求，这就是我的信仰！人生理想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一样，都是无穷的！我曾写下一联自勉句：“埋头书斋苦修炼，何愁十年不雄飞！”
1928年7月，我在中央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我接受了中大农学院农化系助教的职务。拿到第一笔薪水，我首先想到了这些年来为了支持我上大学，前后参加过“一得会”的十几位南溪乡亲，我把55元薪水如数汇寄给在南溪的李代芬，委托他帮我在县城办两桌酒席，宴请众乡亲，聊表我永世不忘的感激之心。
在这一年中除了日常工作，还进行了我一生中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即镇江醋母的分离和鉴定。历史悠久的镇江陈醋，靠的是“祖传秘方”和传统工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醋母菌的科学分离和研究。这是我第一个科研项目，是我自选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感到压力的同时也感到莫大的兴趣。在科研的两个多月里，我把实验室当成了家，此外，为了到现场实地观察，我多次往返南京和镇江之间。五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心血和汗水没有白费，我的论文《镇江醋母菌的分离和鉴定》获得了中大农学院几位教授的一致好评，不久就在中华自然科学第一届年会《会刊》上全文发表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大部分建议都被厂方采纳了，对于醋母菌发酵过程的改进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次科研中，我广泛阅读了图书馆里大量有关生物化学的外文资料，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那时，生化即使在科学发达的欧美，也还是十分年轻的，但已经初具雏形了。而在我国，我找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只找到一本有关生化的小册子《维他命化学》（郑贞文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于生化的浓厚兴趣和我国当时生化科学极其落后的情况，使我第一次萌动了想出国留学继续深造的想法。
与此同时，我每周还抽出一定时间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当时，日本政府提出要派一个科学调查团来我国“帮助”调查长江的鱼类资源，其实是想窃取我国长江鱼类资源的情报，日本生物学界一些人扬言：“中国独立调查，如果没有日本参加，非十年不可！”富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秉志教授得到这一消息，怒不可遏，带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一批爱国同仁，直奔教育部表示强烈反对，并立下“军令状”，承担起这个调查长江鱼类资源的工作。秉志教授大胆放手给了我两项繁重的科研课题：一项是关于“春冬季鲫鱼胃肠表皮细胞形态变化”的实验研究，由我单独进行。另一项是协助他进行“豚鼠大脑运动区功能的定位”的研究。为了兑现我对秉志教授的承诺，按时完成任务，我就吃睡在实验室，夜以继日地工作，实在困乏得睁不开眼了，才倒在铺上打一会儿盹。人虽然瘦了一大圈，心里却感到非常充实。“豚鼠大脑运动区功能的定位”的研究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普遍重视，在美国很有影响的《比较神经学杂志》全文发表。“春冬季鲫鱼胃肠表皮细胞形态变化”的实验研究论文在《生物研究所丛刊》发表后，也为全国生物学界所瞩目。
在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参加公费留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到外国留学。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对生物化学和营养学发生了兴趣，我决定去美国专攻生物化学。1930年春天，我进入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研究院（Graduate
School），在该校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系学习生物化学，食品分析，血液化学，生化制备和生理学等课程。暑期到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Chicago）选读了M.Hanke所教的生理化学，在生理学选读了人体生理学。秋季仍回俄亥俄大学生化药理系在J.B.Brown教授指导下，从事“骨髓的脂质化学”的研究，作为我理学硕士学位(M.Sc.)论文。这篇研究论文后来送到德国《生理化学杂志》(Hoppe
Syler’s Zeit. Physiol. Chem. Band 201,209,1931)发表了。
J.B.Brown是脂质化学专家，学识渊博，循循善诱，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他常常告诫我说：“科学家是一块冰，他应该永远是冷静的！”他的指导极其严格，在他指导下的研究进行得很艰苦，但也受益无穷。
1931年同年春天，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得硕士学位后，出去参观了好几个美国的著名大学，最后我留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研究院生理化学系学习了一年。在这一年中，我获得了营养学研究技术，生物化学制备，有机合成和研究植物蛋白质的训练，并有机会同当代的著名生物化学家，如植物蛋白质化学和营养学权威孟德尔（L.B.Mendel）教授，维生素B营养专家考格尔（G.R.Cowgill），矿质营养学专家史密斯(A.H.Smith)，脂质化学专家韩德生（Henderson）和植物蛋白质化学专家费克锐(H.B.Vickery)等人接触，也见到了美国生物化学的开路人之一戚腾登(R.H.Chittenden)教授，营养学家薛尔曼（H.C.Sherman），氨基酸营养学家苏氨酸发现着罗斯（W.C.Rose）教授等。
1932年暑假后，我重新回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选读了化学系开的立体化学（Stereochemistry），有机合成，有机定量分析和物理化学等课，做了点廿碳四烯酸制备工作。由于我对蛋白质化学及蛋白质营养有了浓厚兴趣，我决定继续从事植物蛋白质的研究，我选择了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在哈德曼（R.J.Hartman）教授实验室从事大豆球蛋白的提取和理化性质的研究。中国盛产大豆，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植物蛋白质资源，但对于大豆这个植物蛋白质含量最丰富的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水平却很低，对于植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也没有足够重视。
1933年春天，我被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学会“西各玛赛”（Sigma Xi
Society）的会员，完成了博士（Ph.D.）学位论文，并通过考试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生物胶体—大豆蛋白质》中的一部分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上刊出。我的学生生活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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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颖博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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