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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新一轮正司级中央和地方官员交流任职已启动
日 01:25来源：
本报记者获悉，新一轮正司级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任职已于2011年3月份正式启动。这是2010年中组部实施干部人事制度&新政&的延续。
&按照去年名额分配的经验，我们部里今年的名额还是两个，但不一定全部用完。&一位国家部委人士透露。
但与去年相比，今年在干部任职制度方面有一些新的调整，其中包括明确了中央到地方任职的官员要担任地方&一把手&，以具备在基层的领导工作经验。实际上，这一新举措在前一年的实施当中已显现端倪。
年初，各地方两会尘埃落定以后，数位首批中央任职地方的官员在此过程中完成&转正&程序成为&一把手&。与此同时，多位地方交流到中央任职的官员也已悉数到岗。
&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任职，对强化干部的识别、提高干部水平都有益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一举措未来应该会成为常态化的制度。
新年&新政&
今年干部任职的地方是尚未完成换届的地方
据本报记者了解，今年对中央任职地方官员的基本要求是，53岁以下的正司局级干部。这种以培养中青年干部的思路与2010年实施的措施如出一辙，但更加明确。
2010年，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66名中青年干部赴地方交流任职，平均年龄是46.5岁。
今年官员交流任职去向方面的政策，则着重体现了承担地方领导工作和充分发挥干部才干的特点。其中明确规定，干部任职的地方是尚未完成换届的地方。
&从去年的情况中可以看到，不少地方的任职官员通过换届成为一把手。&汪玉凯说，&目前，仍有许多地方没有进行换届，而且这是交替循环进行的，可以充分保障中央地方官员交流任职的空间。&
另一点是，官员的任职交流仍将倾向于中西部地区。首批中央赴地方任职的66名官员当中，有超过六成的官员最终落脚中西部地区。而根据&进出平衡&的原则，各省区市也选派相应数量的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交流任职。
&部里近几年干部交流的去向，基本都是安徽、内蒙、青海等中西部地区，今年应该还是坚持这个政策。&前述国家部委人士表示。
西部大开发新十年的建设已经启动。汪玉凯认为，中央让这些干部到中西部地区去，是希望他们能为当地的发展带去新的思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则分析指出，中央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引导更多的人才流向西部。
多位中央任职地方官员&转正&
有相当比例的官员到地方担任了(代)市长、区长、县长
在今年中央和地方官员交流任职的政策当中，特别提到了基层的领导工作经验。这与以前对&基层工作经验&的突出相比又前进了一步，而反映到实际操作中则体现为中央任职地方的官员担当地方的&一把手&。
首批中央任职地方的官员尽管没有对此明确，但实际操作中，有相当比例的官员直接到地方担任了(代)市长、区长、县长等职务。
本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对此种情形进行了初步整理。(具体情况见表一)
在经历2011年初部分地区地方两会的换届选举之后，又有一批官员完成&转正&。据本报记者初步统计，有14位官员在选举中当选市长或开始兼任区长等职，包括安徽铜陵、贵州六盘水、四川巴中、广东韶关、江西景德镇、山东济宁等地。(具体情况见表二)
从各地方媒体报道当中反应的信息来看，这些身居要职的新任官员已经纷纷开展工作。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即将进入换届周期，这意味又将有一批官员&转正&。
各部委任职交流&冷热不均&
中央层面，各部门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此次中央官员交流任职地方，背景是新一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2009年12月份，中央正式向全国下发了《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在文件中提出了十一项举措。由此可以看出，此番干部交流关系到未来重要领导干部选拔的原则。就官员自身而言，则涉及未来的升迁大计。
事实上，中组部于2010年启动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交流任职最明显一个特征就是，把以往的&挂职交流&变为&任职&。
&此前的挂职对干部培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挂职的临时性还是存在一些弊端。&汪玉凯说，&任职则很不一样，官员真的需要负起责任、付出努力、取得成绩。&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和考虑，汪玉凯认为这项措施今后有可能被常态化。
而施雪华则指出，任职是实现了中央任职地方官员的&权职统一&。在进行了初期的尝试之后，中央很有可能会在以后的任职交流中逐渐扩大规模。
不过，从首批中央和地方官员交流的情况看，地方官员到中央任职热情比较高，但中央层面，各部门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官员身处的部门本身掌控的资源比较多，如果到地方要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就不会那么积极主动。&施雪华说。
施雪华所谓的&不确定性&，正是挂职到任职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另一层效果。官员到地方任职以后，面临留在地方和调回中央两种可能。任职地方的官员需要有真正的才干方能在地方上取得成绩，而这样也才有重新回到中央的可能。否则，在地方如无法胜任，更没有回来的可能。
&现在的官员任职交流主要还是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如果要充分调动起中央官员的积极性，可能还需要增加一些激励的手段。&施雪华说。
&这应该只是短期内的问题。&汪玉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略有不同，&等到实现常态化、制度都完善下来以后，保障也会相应地充分起来，有关部门的热情就会提升上来。&
[责任编辑：P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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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员随意无序的流动，不仅诱发了执政理念短期化、执政行为浮躁化、执政政绩泡沫化等问题，也助长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蔓延。
主要官员调动频繁助长了“跑官要官”等腐败现象的蔓延
在缺乏严密防腐体系的情况下，主要官员无序而频繁的调动，与清廉无关，却能为腐败助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趁现在年轻，应多换几个地方任职，使自己多些资历”，4月18日，一位在云南工作的朋友对本刊记者说，“压力很大，如果到45岁还不是县(处)级，就没多少晋升机会了。”
这位朋友在该地担任“一把手”还不到两年，就接到调令要到其他地方任职。按他的说法，“这几年已折腾好几个职位，有些连屁股都没坐热。”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推行干部任期制的要求，各地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事实上，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调动过于频繁、任职难以届满的现象比较普遍。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主要官员随意无序的流动，不仅诱发了执政理念短期化、执政行为浮躁化、执政政绩泡沫化等问题，也破坏了正常的职务晋升规则，助长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蔓延。
受访的有关专家认为，要解决主要官员调动频繁的问题，还须从严格落实任期制入手，进一步完善干部任免调配与依法任免相统一的机制、加强各级人大和主管部门对官员任期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这是我国废除了官员职务终身制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走马灯式”的超常规调动
近年来，不少地方主要官员换届后法定任期未满，就由上级主管部门宣布工作调动的情况较多，而且这种调动通常很突然，理由往往是简单的一句“根据工作需要”。
日，中央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这两个规定从制度上对官员任期和交流进行了细化和规范，强调要处理好官员任期与官员交流的关系。
实际上，与频繁调动相反，长期以来，主要官员在一个地方或一个职位上任职十几年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从而为一些官员编织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网，给小集团或个人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了便利。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被认为是相互联系的“组合拳”——前者规定官员在任期内保持稳定，不要频繁调动；后者则规定官员在任期结束后加快流动，防止产生利益结合。这表明我们党在干部管理制度上，有了清醒的自我约束和革新意识。
受访专家指出，如果这两个文件能得到真正落实，官员任期过短或过长的问题，也将会得到有效解决。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反而，之前一直存在的官员频繁调动问题，却越是变本加厉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可在很多地方，不仅县上“一把手”调动频繁，乡镇班子更显突出，几乎是一年一任，往往干不满一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曾经随机调查了我国150个城市。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城市在2002年到2006年的市长任期中，更换了一次市长的城市有92个，占61.3%；更换了两次的有38个城市，占25.3%；一直在做没有更换的占13.3%，只有20个城市。
一个典型案例是，自1993年至今，有9人先后担任河北省邯郸市长。日，54岁的郭大建被选举为邯郸市市长。在他之前的8位市长，任期平均不满两年。
制造权力寻租空间之嫌
多位受访者认为，对能干的官员应提拔重用，但频繁调动主要官员，容易制造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由于后任和前任官员发展思路不一致，政策朝令夕改，既不利于任期目标的实现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影响党和政府形象。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因为任期过短，有的官员对需要长期规划、长期投入的基础性工作不感兴趣，却热衷于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搞些短平快的“政绩工程”，结果给后任留下不少“大窟窿”、“烂摊子”。
每个地方要发展，需要领导干部在法定任期内摸索，对涉及的矛盾，也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解决。本刊记者在北京一些基层采访时，不少群众反映，现在有的官员到一个地方任职，基本“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甚至有的一上任就活动着如何离开，没把多少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关于官员任期、交流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主要目的就是不准官员搞裙带政治。“地方官员走马灯式的调整，虽然不能就断言存在用人上的腐败问题，但有些官员到岗不久，还没熟悉或刚熟悉，就被调到其他地方，使地方施政缺乏长期性与稳定性。”
“在原领导要走但没走、新领导要来但还没就位时，有的机关很多工作就停滞下来了”，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年轻公务员认为，“如果频繁调动领导，容易打乱机关的工作部署，特别是一些人，整天就把精力放在揣摩新领导意图上，很少踏实去干工作、办实事。”
官员调动过于频繁还直接助长了买官卖官风气的形成。比如，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上任后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敛财达500万元。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白山市委统战部原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平均每人动了两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
据报道，在安徽近年落马的18个腐败县委书记中，很多是刚上任就利用干部人事“洗牌”的机会卖官鬻爵、大肆敛财。
“对官员频繁调动，是对我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漠视”，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采访时表示，“地方党政官员，是通过《选举法》《党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定选举、选拔出来的，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委以重任。但是官员任期未满，就由上级频繁调动，这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多位受访者认为，主要官员在任期内频繁调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地方的选举制，实际上变成了变相的任命制。
什么在催生“加速度”
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官员在任期内频繁调动，原因除制度存在漏洞外，主要是有的地方对选任制官员的理解存在偏差，习惯用对待委任制官员的办法，随意调整选任制官员的职务。
现行一些法规条文，不够严谨统一，给随意调动官员留下很多变通空间。比如，在任期制的规定中，是一个任期还是多个任期，是部分官员还是所有官员适用任期制，缺乏明确的规定。
另外，《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六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这条规定是为了防止职务终身制，但由于没有细化的任期规定，也就使干部经常调动或长期任职成为可能。
“我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习惯于集权于上。这是官员频繁调动的根源所在。”张鸣教授认为，“现在一些地方的主要官员，觉得自己的前途是把握在上级手里，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上级负责。所以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缺乏统一的制度设计，缺少权威有效的组织实施体系，是任期制执行难的一个原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任期制并没有被作为硬任务，缺乏一种自上而下的约束力。实施与否、如何实施，各地随意性很大，基本取决于各地领导层的意图。”
在受访专家看来，频繁调动官员还与很多地方对“干部年轻化”的片面理解有关。按规定，在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在市县乡换届中，干部年轻化力度也普遍加大，县党政正职主体为45岁左右。
本刊记者了解到，这些规定在客观上促使一些地方主管部门片面加快年轻干部的提拔速度。由于年龄的杠杆，特别是一些地方对任职年龄“一刀切”的做法，也加剧了年轻干部升职的焦虑感。
“在有些岗位出现空缺急需填补时，当然可对出类拔萃的官员及时调动、委以重任”，中国社科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于一个地方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完善严格的官员任免机制，使官员在良好的规则中，安心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任期制的“现实法则”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亟须解决干部任免调配与依法任免如何统一的问题，保持换届后干部法定任期的稳定性，并将其作为我国民主选举制度、人大监督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
在西方国家，主要官员调动一般受制于选票的游戏规则。但是，对于那些关键岗位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换岗，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主要是借助对公务员考核过程的完善和约束来完成。
“需要制订和修改党内规章，对各级官员的任期作出明确规定，尽快使各地摆脱目前各自探索、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的情况。”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对选举产生的官员，不应随意在任期内进行岗位调整。特殊情况下急需调动的，也应当向选举机关具体说明调动该官员的特殊原因和理由，并组织和接受选举机关对官员工作民主评价。”
值得欣慰的是，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草案。此次，修正案草案规定为：“任免案应当附有拟任免人选的基本情况和任免理由；必要的时候，有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询问。”
对这样的规定，齐善鸿教授评价道，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用“阳光任免”取代“密室行政”，可杜绝过去官员任免中“只有结果，未有原因”的现象。但是，关键是要得到真正落实。
“在官员考核与升迁中，应加入任期稳定性要求”，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认为，“对官员的考核选拔应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特别是对各级人代会选举出的官员。地方任期五年一届，除非特殊情况，不要过多地调动。”
“要完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完善的官员任期目标责任制度”，李成言教授认为，“人大选举的官员应在确定的任期内履行自己的职责。建立监督机制，重点对官员在任期内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确保官员在任期内有效地开展工作。”
“官员选拔不宜在年龄条件上搞‘一刀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毛寿龙教授认为，除了国家重要领导人要设置一个年龄下限外，其他官员则可通过任期制来进行规范。“无论年龄大小，如果有能力并被认可，就有资格担任某职，任期满后，无论年龄大小，都应按规定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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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
　　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左右，如果要想缩短时间，只能在适当的阶段实现“小步快跑”，
　　但要想“跑得起来”并非那么简单。
　　除了北京的公选，5月底结束的陕晋皖三省“一把手”调整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些官员异动背后，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
　　为此，我们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采访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试图通过勾勒出北京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他们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在她看来，官员的成长主要受制于组织因素（组织部的干部培养机制和干部政策）、社会环境（比如“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各异）和个人素质三方面的因素。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品德和能力的因素，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硬线。
　　“此前北京历次公选，副局级官员的年龄界限为45岁，但今年放宽至48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从事官员培训30余年，与北京各级官员长期接触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勤说。“从官员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左右。”
　　事实上，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
　　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其实，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基本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
　　在我们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很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就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
　　“车道”。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
　　一个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其实此后的关键则是基层经验。
　　尤其是担任正职的官员，基层经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而组织部门对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亦越来越重视。
　　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加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
　　基层锻炼还排在加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而基层主要指的是位居区县有机会负责“全面工作”的官员。在北京的代表是乡镇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很多都有过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
　　但是，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6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另外“一把手”的判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张勤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鄯爱红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起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另外，官员的成长，除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
　　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1个月也不要。张勤说，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操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
　　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但是，处理得好则能充分培养一批官员。
　　北京奥运会之后，一批经过奥组委锻炼，有了相应成长的官员等待安排—很多人得到了适合的职位，但职位总是稀缺，未安排下的优秀官员则让北京市颇为踌躇。最后北京找了一个好办法。“干脆免职学习，做一个干部蓄水池。所以去年北京办了第一期一年制领导干部研修班，21位副局级以上的官员在党校免职学习一年，结业之后，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任命。”
　　值得一提的是，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地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张勤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然而,即便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那么厅局之后，这些官员仕途如何？
　　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例如，在此次大规模的北京官员人事调整中，曾经担任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和新闻发言人的王伟，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副省部级)的位置上任职未满一年，便被调至中国红十字会任党组书记，并当选常务副会长。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我们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我们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张勤说。
　　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些民望较高的个性官员，二是少数官员根据对自己性格、兴趣的再认知，离开官场，重新选择职业”。
　　另外，这些年来自高校的官员日益增多，比如，在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学者型官员显然受到了青睐，仅市内某区新上任的3名副区长中，就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长学历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因‘博士’的实战经验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质量，甚至导致基层失控；如果‘草根’占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响北京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和‘品位升级’，而且时间特别持久的话，会严重影响北京现代化的速度。”张勤说，当下北京的干部调整，似乎是在尝试着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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