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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拼音（Hànyǔ Pīnyīn），一般也简称拼音，是一种用罗马字母记写读音的方法系统。汉语拼音在作为基础教育内容全面使用。在海外教学，特别是地区如、和等，目前也在教育中进行汉语拼音教学。自2009年开始，中文译音也采用汉语拼音，但护照姓名和部分地名仍采旧式。
　　汉语拼音同时是将汉字转写为拉丁字母的规范方式。《》第十八条规定：“《》是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汉语拼音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汉语拉丁转写标准。国际标准ISO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正式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转写者按中文字的普通话读法记录其读音。”无论中国自己的规范还是国际标准，都明确指出了汉语拼音的性质和地位，即汉语普通话的拉丁拼写法或转写系统，而非汉语正字法或汉语的文字系统。汉语拼音字母只是对方案所用拉丁字母个体的称谓，并不意味着汉语拼音是一种拼音文字（全音素文字）。
　　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和一些附加符号表示汉语的发音。汉语拼音的形式构成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三部分。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的规定，汉语拼音使用26个现代基本，有大小写之分，字母顺序与字母表一致。其中字母V/v，在方案中规定为“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之用。由于汉语拼音的实际职能仅限于拼写汉语普通话，如今这条规定已然无人问津。不过，字母V/v目前又作为一个键位成为《汉语拼音方案的通用键盘表示规范》为不能省略两点附加符号的字母ü规定的通用键盘替代表示。
　　有时可能需要注意，汉语拼音方案发布时使用的字体，并不沿用任何一种通行的字体，而是以非衬线体为基础，几种字体的混合体，这与常见的拉丁字母略有不同。其中较为特殊的是用世纪哥特体写的，没有衬线的字母A的小写ɑ和字母G的小写ɡ，以及字母Y的两笔直画小写y。这种习惯一直沿用下来，但是《汉语拼音方案》本身并没有规定用哪种字体。这几个字形多用于中国大陆正规的语言学专著以及语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出版物，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材。做出如此设计，主要是担心初学拼音字母的学童在手写的时候也去机械模仿常见印刷体a和g的字形。但随着英语教育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如何印刷都变得无伤大雅。而且方案同时规定：“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可见，汉语拼音字母和其他常见的基本拉丁字母并不是两套字母表。
　　汉语拼音方案还使用了一些附加符号，主要是声调符号和字母ü上的两点符号。前者与字母的组合虽然数目有限，但具体和哪个字母形成组合其实都是临时的，因为一个声调符号就表示了整个音节的高低变化，或者说，表示了一种“超音段音位”；后者来源于德语的元音变音字母（Umlaut），与字母u的组合固定地表示一个元音（[y]）。还有一种极其少见的附加符号，用在e/z/c/s之上，形成ê/?/?/?，依次表示一个单元音韵母（[?]）和三个卷舌塞擦音声母zh/ch/sh。
　　1. 字母的读音与英语等使用的拉丁字母不同。
　　2. 字母V，只用来拼写外来语、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3. 字母的手写体依照拉丁字母的一般书写习惯。
　　4. 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第一个字母应大写。
　　中每个音节起始处的可以构成声母。汉语拼音方案《声母表》规定的声母符号一共有21个（不含）。
　　不过，汉语音节起始处绝非只有21种辅音。在实际语流中，、喉塞音和某些都可能成为一个汉语音节的。将这些辅音归纳为零声母，例如“安”（an）、“英”（ying）、“文”（wen）、“元”（yuan）等就是零声母音节。由于零声母辅音听感并不十分明显，加上汉语拼音属于拼音而非拼音，故汉语拼音方案不承认其声母地位，认为零声母音节是以开头、没有声母而只有韵母和声调的音节。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21个声母符号，按照《声母表》原顺序排列如下：
　　《汉语拼音方案》规定，在给汉字注音的时候，为了使拼式简短，zh、ch、sh可以省作?、?、?，ng可以省作?，然而这几个符号并不常用。ng在普通话中只作韵母，在某些方言中则可作声母。
iɑㄧㄚ 呀
uɑㄨㄚ 蛙
uɑiㄨㄞ 歪
ueiㄨㄟ 威
iɑoㄧㄠ 腰
iɑnㄧㄢ 烟
uɑnㄨㄢ 弯
üɑnㄩㄢ 冤
uenㄨㄣ 温
ünㄩㄣ 晕
ɑnɡㄤ 昂
iɑnɡㄧㄤ 央
uɑnɡㄨㄤ 汪
enɡㄥ 亨的韵母
inɡㄧㄥ 英
uenɡㄨㄥ 翁
onɡㄨㄙ轰的韵母
ionɡㄩㄥ 雍
　　(1)'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用i。
　　(2)韵母ㄦ写成er，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r。
　　(3)韵母ㄝ单用的时候写成ê。
　　(4)i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yi（衣）， yɑ（呀）， ye（耶）， yɑo（腰），you（忧），yɑn（烟），yin（因），yɑnɡ（央），yinɡ（英），yonɡ（雍）。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wu（乌）， wɑ（蛙）， wo（窝）， wɑi（歪），wei（威），wɑn（弯），wen（温），wɑnɡ（汪），wenɡ（翁）ü 行的韵母跟声母j,q,x拼的时候，写成ju（居），qu（区），xu（虚），ü上两点也省略；但是跟声母l,n拼的时候，仍然写成lü（吕），nü（女）。
　　(5)iou,uei,uen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iu,ui,un，例如niu（牛），ɡui（归），lun（论）。
　　按照韵母的结构和发音特点，普通话韵母可作不同的分类。
　　按韵母的结构分类：普通话韵母按结构可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三类。
　　按韵母的口形分类：韵母可根据韵头分为四类，称为四呼，即开口呼（a、o、e、ê）、齐齿呼（i）、合口呼（u）和撮口呼（ü）。汉语拼音的韵母表就是按此排列的。
　　复韵母由韵头、韵腹、韵尾组成：
　　韵母只有一个元音（如 a），或者一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如 an）的话，该元音称为韵腹，所带的鼻辅音称为韵尾。
　　韵母若由两个元音构成（如 ao、ie），开口度较大的元音为韵腹，余下的元音若在韵腹前则称为韵头（又称介音），若在韵腹后则称为韵尾。
　　韵母有三个元音（如 iou），或者两个元音带一个鼻辅音（如 ueng）的话，则中间的元音是韵腹，第一个元音是韵头，韵腹后的元音或鼻辅音为韵尾。
　　汉语普通话中有四个声调，四个声调符号分别是：
　　第一声，（阴平，或平调，?）；
　　第二声，（阳平，或升调，ˊ）；
　　第三声，（上声，或上音，ˇ）；
　　第四声，（去声，或去音，ˋ）；
　　阳平符号从左下写起（提），去声符号从左上写起。
　　每个由韵母和声母配合构成一个音节构成。在韵母上部应该标出声调，为了方便也可省略。
　　汉语拼音中标声调位置的规则如下：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轻声不标。
　　如果没有a，但有o或e，则标在这两个字母上。这两个字母不会同时出现。
　　如果也没有o和e，则一定有i、u或ü。如果i和u同时出现，则标在第二个韵母上。这是特别针对ui和iu而言的（这两个音的实际读音应该是uei和iou）。如果i和u不同时出现，则标在出现的那个韵母上。
　　声调一律标原调，不标变调。但是在语音教学时可以根据需要按变调标写。
　　变调是指在读词语或朗读说话过程中，由于邻近音节声调的相互影响，有些音节的声调往往要发生变化的现象。
　　“一”的变调
　　“一”在去声音节前读阳平，调值35。
　　“一”在非去声音节前，即在阴平、阳平、上声前读去声，调值51。
　　“不”的变调
　　“不”在去声音节前读阳平，调值35。
　　“一”夹在重叠式动词中间，“不”夹在动词或形容词中间，或充当动词后面的不语时，都轻读，属于“次轻音”。
　　轻声在汉语拼音中不标调，如：你们（nǐ men）。而某些辞书上是通过在音节前加点的方式来表示轻声，如：你们（nǐ·men）。轻声是一种特殊的变调现象，也是普通话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在普通话中，有的轻声词有区别词义和词性的作用。如：外面wàimiàn（外表）与外面wàimian（外边）的词义不同；对头duìtóu（正确、合适，形容词）与对头duìtou（仇敌、对手，名词）的词性不同。
　　读作轻声的几种情况：
固定读轻声的：
名词、代词的后缀（子、头、们等）
语气词（啊、吗、呢、吧等）
助词（的、地、得、着、了、过等）
音节重叠的亲属称谓（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
名词、代词后面的方位词（上、下、里、面等）
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趋向的词（来、去、上等）
单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看看、试试等）
少部分用于分辨词义词性的
习惯上读轻声的词语
　　读处于词尾的“儿”字时，只保留卷舌的动作，与前一个音节融合成一个音节。
　　儿化音变规则
音节末尾是a、o、e、ê、u的音节，韵母直接卷舌。
韵尾是i、n（in、ün除外）的音节，丢掉韵尾，韵腹直接卷舌。
韵母是in、ün的音节，丢掉韵尾，加er。
韵母是i、ü的音节，直接加er。
韵母是舌尖元音-i（前）和-i（后）的音节，韵母变作er。
韵尾是ng的音节，丢掉韵尾，韵腹鼻化（发音时口腔鼻腔同时共鸣，称作鼻化音，用~表示）并卷舌。
　　普通话中有的词语末尾也是“儿”字，如婴儿、幼儿等，这些词语中的“儿”字是自成音节，不是儿化韵。在某些诗歌、散文中，为了节奏和韵律的和谐，词尾的“儿”也是自成音节，不需儿化，否则会打乱诗歌或文章句子的节奏。
　　“啊”的音变
“啊”在句首的音变
“啊”在句首的一般读阳平或上声。
“啊”在句末的音变
前一个音节结尾音素是a、o（ao、iao除外）、e、ê、i、ü时，“啊”读作ya，书面可写作“呀”。
前一个音节结尾音素是u（包括ao、iao）时，“啊”读作wa，书面可写作“哇”。
前一个音节结尾音素是-n时，“啊”读作na，书面可写作“哪”。
前一个音节结尾音素是ng时，“啊”读作nga，书面可写作“啊”。
前一个音节结尾音素是舌尖元音-i（前）时，“啊”可读作[zA疑是za，麻煩檢查]。
前一个音节结尾音素是舌尖元音-i（后）时，“啊”读作ra。
部分形容词的音变
形容词+重叠式后缀的词语，即ABB式，一般读阴平，也可以读原调。
　　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i'ɑo（皮袄）。
一、字母表     
二、声母表
三、韵母表
iɑㄧㄚ 呀
uɑㄨㄚ 蛙
uɑiㄨㄞ 歪
ueiㄨㄟ 威
iɑoㄧㄠ 腰
iɑnㄧㄢ 烟
uɑnㄨㄢ 弯
üɑnㄩㄢ 冤
uenㄨㄣ 温
ünㄩㄣ 晕
ɑnɡㄤ 昂
iɑnɡㄧㄤ 央
uɑnɡㄨㄤ 汪
enɡㄥ 亨的韵母
inɡㄧㄥ 英
uenɡㄨㄥ 翁
onɡㄨㄙ轰的韵母
ionɡㄩㄥ 雍
　　(1)'知、蚩、诗、日、资、雌、思”等字的韵母用i。
　　(2)韵母ㄦ写成er，用做韵尾的时候写成r。
　　(3)韵母ㄝ单用的时候写成ê。
　　(4)i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yi（衣）， yɑ（呀）， ye（耶）， yɑo（腰），you（忧），yɑn（烟），yin（因），yɑnɡ（央），yinɡ（英），yonɡ（雍）。u 行的韵母，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写成wu（乌）， wɑ（蛙）， wo（窝）， wɑi（歪），wei（威），wɑn（弯），wen（温），wɑnɡ（汪），wenɡ（翁）ü 行的韵母跟声母j,q,x拼的时候，写成ju（居），qu（区），xu（虚），ü上两点也省略；但是跟声母l,n拼的时候，仍然写成lü（吕），nü（女）。
　　(5)iou,uei,uen前面加声母的时候，写成iu,ui,un，例如niu（牛），ɡui（归），lun（论）。
　　四、声调符号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轻声不标。
　　例如：
五、隔音符号
　　ɑ，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它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i'ɑo（皮袄）。
汉语拼音的历史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古代，中国的回族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吧。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清末明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的。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泽东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汉字笔画式、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形式。而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
　　汉语拼音的古代史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汉语拼音的近代史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
　　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新文化运动中的汉语拼音发展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稍后，我国还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做“北拉派”，后者叫做“国罗派”。后来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
　　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在抗日战争的最紧急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效果很好。据吴玉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斯拉夫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政府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转引自郑林曦《论语说文》）。
　　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造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共有31个字母，其中有5个新字母（无点的i；长脚的n；带尾的z,c,s），以便实现“一字一音”，不用变读和双字母。草案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汉语拼音方案》有如下特点：
　　①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
　　③尽量不用变读；
　　④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
　　⑤采用四个双字母zh, ch, sh, ng；
　　⑥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
　　⑦采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顺序，并确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用于给汉字注音：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接着，中学教科书、字典、词典以及通俗读物、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人民日报》等用汉语拼音字母给难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种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汉语拼音字母。邮电局名、铁路站名、气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汉语拼音标注。日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国家标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写法》，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首页、或封底、或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
　　②用于教学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陆续出版了利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普通话教材、读物、字表、字典、词典，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行全面训练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汉语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个条目都注上了汉语拼音。
　　④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已经有壮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黎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为盲文的点字和聋哑人的手语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手旗通讯、灯光通信中，用同汉语拼音字母对应的手旗讯号或灯光符号来传递信息。在电子计算机输入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法。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文字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平起平坐，或者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取代汉字，或者将来汉语拼音能否被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取代，这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看出其端倪，不是目前能够仓促决定的。正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汉字的前途究竟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现代汉语拼音的规则和正词法的建立
　　为了适应社会各个领域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际需要，我国从70年代开始，就着手研究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
　　早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就已经开始考虑到拼音正词法问题。卢戆章在他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已经用短横连接音节的方法实行了初步的分词连写。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书中，提出了“连书”的概念。沈学的《盛世元音》一书中，还把“连书”与词类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主张按词类“缮写连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等书中，都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以词为单位的书写方法。但是，学者们对于以词为书写单位，还停留在初步的感性认识阶段，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分词连写规则，更谈不上建立正词法的理论。
　　在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中，由于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只是仅仅用注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因而对于分词连写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注音字母运动对于拼音正词法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促进了人们对拼音化问题关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特刊《汉字改革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等论文，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日，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方案，作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这个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用字母来表示声调，考虑的比较周密，已经接近拼音文字。但是，没有很好地得到推广。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黎锦熙明确地提出了“词类连书”的问题，并且拟订了“复音词类构成表”，提出了正词法的初步规则。1928年黎锦熙的《国语模范课本》和1929年赵元任的《最后五分钟》，通过拼音读物，对国语罗马字作了较为系统的试验。肖迪忱于1934年，孙先六于1936年曾经拟订了国语罗马字的分词连写条例，但都不够完整，不够系统，不够成熟。
　　30年代初期兴起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以集体名义制定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于1931年9月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通过。1934年到1937年间，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成立了新文字研究团体，出版了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和杂志。1938年10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1941年，吴玉章发表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规则》一文，对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作了系统的总结。
　　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正词法问题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林汉达发表过不少关于分词连写的文章，出版过第一本拼音文字的词表《国语拼音词汇》，倪海曙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一文，提出了词的拼写法规则 68 条，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正词法作了详尽而系统的总结。
　　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后，学者们对于汉语拼音正词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彭楚南提出应该区分“理论词”和“形式词”。所谓“理论词”，就是在语法学上定义的词；所谓“形式词”，就是拼音文字连写在一起的单位。在汉语拼音正词法中，拼写的对象应该是“形式词”，而不应该是“理论词”。 陆志韦出版了《汉语的构词法》一书，为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提供了相当详尽的资料。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书，对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汉语拼音词汇》以及大量的拼音读物，也都采用了分词连写的办法，这些都为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制定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1982年正式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汉语拼音正词法应该以现代汉语语法中定义的词作为正词法的拼写单位，同时也要照顾到阅读和理解的方便，并且要照顾到某些国际上拼写的习惯。该委员会同时也开始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参考过去个人研制的和集体草拟的正词法规则，《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出版的各种拼音读物，各种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并以词为拼写单位的词书，各种信息处理用的汉语拼音分词连写的实践经验，广泛听取了个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请教育界、出版界、信息处理界和语文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又与有关单位协作，进行了 10万多词的拼写试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规定了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的规则。内容包括分词连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标调法、移行规则等。
　　为了适应特殊需要，同时提出一些可供技术处理的变通方式。
　　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原则是：
　　①以词为拼写单位，并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因素，同时考虑词形长短适度。
　　②基本采取按语法词类分节叙述。
　　③规则条目尽可能详简适中，便于掌握应用。
　　词是语言中具有意义的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汉语拼音正词法确定以词为拼写单位，这对于汉语拼音的应用，特别是在语言信息处理中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汉语拼音正词法成为了后来语言信息处理中制定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重要依据。
　　汉语拼音的政策调整
　　8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势，我国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调整。
　　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指出：“关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应该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标准。它的制定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公布之后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科学实用的方案，我们应当努力推行，而不应当另起炉灶；要想用其它方案来取代，事实上难于办到。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后要继续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
　　刘导生的这段报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拼音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一直保持到现在，没有改变。十分明显，这个政策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政府对于拼音的政策。
　　1951年，毛泽东曾经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直到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国务院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里还说：“会议认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汉字的继续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一个内容。
　　刘导生的报告完全没有提毛泽东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汉语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汉字是正宗的、法定的文字，而拼音不是法定的文字。因此，自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拼音与汉字就不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的地位是从属于汉字的，它不再是准备将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个调子明显地比毛泽东的调子低了许多。
　　在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作出结论。”这个纪要明确地说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用不用拼音完全取决具体情况的需要，绝对不是强制的，而汉字是法定文字，汉字的使用才是强制的。
　　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拼音化方向”在政策上的变化，代表们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特别对于“拼音化方向”作了如下的说明：“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代表们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也反映了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比较多的同志赞成工作报告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符合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注重务实的精神，容易收到实效，有利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报告中的有关表述，虽然是现实的，可行的，但总觉得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我们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考虑、研究，仍然认为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实际上我们在会前关于这个问题倾听过社会上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也倾听过许多负责同志的意见。我们相信现在这样的表述，将会得到国内外更加广泛的赞同和支持，将能团结更多的人来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并且更好地完成过去还没有完成的文字改革任务，从而更有效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里我们向同志们作个说明，刘导生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国家语委是事先请示过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的。大会期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昨天下午，国家语委接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同意刘导生同志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希望同志们能很好理解。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希望这种讨论不要影响集中力量做好我们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这样，就把当时我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的背景说得更清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这样，就从法律上确定了汉语拼音的地位和作用。汉语拼音在汉字教学中起了很好的作用。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项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简称“注提”。儿童首先用一个月左右学好汉语拼音，然后充分利用汉语拼音来帮助识字，从一年级开始就进行听说读写的全面训练，寓识字于读写之中，用汉语拼音阅读和作文，在阅读和作文中逐步增加汉字，最后达到全部用汉字阅读和写作。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语言、思维、智力各个方面都得到和谐的发展。这项实验在全国进行，并编写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材。
　　政府对拼音化的现行政策如上所述，但政府表示还可以讨论，所以，在我国的学者中，还有一些公开主张“双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张实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双轨制），冯志伟提出首先在计算机通信中实行“文字双轨制”，认为文字书写方式的改革应该先从信息科学做起来。 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干涉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受到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该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导和研究“拼音化”问题。我国政府这样宽松的政策，为“双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双文制的想法，早在清朝末年的汉语拼音运动中就产生了，后来有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关心这个问题。郭沫若曾经说过：“我们可以预想到必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让汉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渐推广中而让汉字在大多数人民的日用中逐渐归于隐退，汉字的归于隐退，是不是就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学者来认真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
　　茅盾说得更明白，他说：“我希望，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既能用汉字写，也能用拼音字母写，听报告作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我并不幻想，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废除汉字（方块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内或在百年之后还要用汉字，让我们的子孙的一代能用‘两条腿走路’又有什么不好呢？”
　　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个时代，计算机还没有普及，他们大约也没有使用过微型计算机，更没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去访问互联网的网络、在网络上自由地漫游，但是，他们当时就已经慧眼独具地看到了双文制的好处，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一定会举双手赞成在计算机通信中首先实行双文制的建议。
　　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5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条规定，学好汉语拼音，用好汉语拼音，让汉语拼音在信息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汉语拼音的作用
　　汉语拼音对普及识字以及初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语源学汉语与其它语言的比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同过去其它的汉语拉丁化的规则相比，它的规律比较简单，发音更规范于普通话的发音。它系统地体现了普通话发音的规则。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汉语拼音也是一种非常常用的中文输入法。
　　由于汉语拼音是一种只书写读音的体系，无法取代汉字。完全用汉语拼音写出来的文章很难懂，因此，它不是一种正式的书写方式，而只是一种阅读的帮助。
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
　　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的论述也由此入手。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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