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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快捷酒店(哈尔滨西站黑龙江大学店)(原哈尔滨学府服装城店)#屋子暖和吗？看有人评论说冷？谢谢
提问者采纳
挺好的，卫生间会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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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冷啊，我住的那一间热死了……楼上有那种酒店式公寓也不冷，而且便宜，但绝对不要去7天，冷且不说，矿泉水都没有，我觉得是可以倒闭了
确实有点冷，窗子有些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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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转载]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纪念册稿件汇集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
纪念册稿件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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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届大学同学，全班近70人。
最大1946年生人，上学时32岁，属狗。
最小1960年生人，应届毕业生，上学18岁，属鼠。
&& 最大最小相差14年。
班里估计一半以上同学已婚。
有些婚了，却保着密，不让说。不是为了再找一个，而是藏了心眼，为了毕业时能如愿分配个好地方，别生罗乱。
L君，杭州人，入学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学时，已经结婚好几年了，但在班里一直装作未婚。毕业后，回到了杭州。上学时已婚不让透漏这件事，还是不久前他的一个死党在我们同学聚会时告诉大家的。
结婚的这么多，孩子统共加在一起会有多少？没有统计。我估计，至少会二三十。其中最大的，可能已经小学毕业。
&&& W君，人称二哥。
二哥平头，圆脸，个子不高。脸上若干粒黑色雀斑，看上去酷似一只撒着芝麻的烧饼。
二哥来自农村。入学时，已经成家，并育有三个女儿，号称三千金。二哥承认，心里一直盼望一个小子。
因为家在农村，孩子又多，二哥生活十分艰苦。据说，二哥是背着咸菜，扛着大蒜入学的。不过，由于我到校比较晚，这样的情景没能看见。
二哥学习刻苦，生活也十分节俭。据说，为了少花些钱，曾手抄了整整一本新华字典。
毕业后某一年，我公出D市，特意去看望二哥。二哥在当地一家报纸当官，笑容依旧憨厚朴实。见面后，二哥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终于又生了一个小子。因为心里觉得可以刹车了，故取名王可。
T君，入学已近而立。
黑脸膛，头发自左至右梳成一圈，喜欢在白色的确良衬衣里穿一件印着红色号码的跨栏背心。
T君本质上是叛逆的。为人豪侠仗义，桀骜不驯。在我的印象中，T君在大学四年里没正经上过几堂课，经常猫在宿舍里，写一些发出去又总是被杂志退回来的小说。
记得现代汉语课，T君斥之为伪科学，从不光顾。按T君的理论：不上这个课，我照样会说中国话，可能还说得更好。这一理论曾把老师气得半死。
前面说了，T君喜欢写小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营生，就是在宿舍培养红茶菌。床头搭一块木板，别人放的是书，T君放的是十多个罐头瓶子。瓶子用塑料布蒙着，里面是泛着泡沫的红瞎瞎的液体。这些罐头瓶子按年代排列，属于不同时期。早些的，可以早享用。
&我和T君同一宿舍，所以对红茶菌印象极深。一个房间里八个男人，除了剩饭剩菜鞋垫臭袜子的味道外，还有这酸溜溜的红茶菌，气味实在浓厚。不过，当时也没觉得受不了，时间长了，味道就没有了。
我问过T君，培养这些玩意做啥子用？T君说，你还是孩子，以后会懂的。这东西强身健体，关键时刻，用处大着哩。
&&& L君，天津人。
长脸，大眼睛，挺好看。
说起L君，最大的话题是一个字：“宣”。这本来是鲜的意思，由于是天津人，便说成了“宣”。
学校当时的饭菜，每月四斤大米，六斤白面，其余都是粗粮。记得经常吃的是勺糕，就是长得跟冰球一样的玉米面饼子。此外还有小米粥、大馇子，炖萝卜、白菜土豆汤。L君每次喝白菜汤时，总是会深深吸上一口气，把这琼浆玉液喝进去，然后吧嗒吧嗒嘴，说一句：“宣!”日子久了，别人送给他一个外号，看见他就说：宣。
L君现在南方某电视台供职。一次我见到他，问：吃东西还说宣不？L君笑了：现在啥都不宣了，啥东西都不好吃。
&&T君，入学时已婚。
长期两地分居，估计心里想得慌。所以，家属便来探亲。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为此，班长请示了系办，在学校找了一间临时宿舍，权当汽车旅馆了。
&&T君沐浴，刮胡子，头发梳得比平时光滑许多。来不及等课时结束，便卷了铺盖，鸳鸯去了。
&&夜里，我听见宿舍里一些已经成家的同学睡不着，翻来覆去叹气。
第二天，我们去T君那里，发现一宿功夫，屋里的铁床已经开焊了。
&&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油条店。
&冬天，透过小小的气窗，油炸的味道钻进来，十分诱人。可是，解馋是要花钱的，花钱买油条，都有些舍不得。
&&于是，我们打赌。谁能两臂平伸，做一百个下蹲，然后光着身子下楼，到楼下窗子对面喊一声，全宿舍的人都给他买油条。
&&T君愿意打赌。他脱光了衣服，开始下蹲。年龄虽然不小了，但身体确实可以。不一会功夫就蹲了过半。到了八十，才有些气喘了。
&我们鼓励他。说油条怎么好吃，说豆腐脑的香味，也说勺糕有多难吃。T君分明受到了激励，一百个顺利完成了。
&&轮到下楼喊一声，他有些打赖了。我估计不是怕冷，而是有些难为情。虽然夜晚，毕竟赤条条出去，还是怕遇到人。我说：如果不出去，那一百个就白做了。T君一想，有道理。咬了咬牙就出去了。
我们趴在窗户上，听T君叫声。T君声音洪亮，听得很清楚。他说：我是老T，我要吃油条。
&我们都笑翻了。
第二天，我们集体为老哥买了油条。当然，我们一起吃的。
绝大多数老师，给77级上课都打怵。
年长些的老师，估计也从没给这些岁数相仿的学生上过课。上课小心翼翼，课里课外，全然朋友相称。年纪轻的，就有些遭罪了。上课战战兢兢，生怕漏了马脚。在我印象中，就有一位教古典文学作品的老师曾被我们轰下台去。
很多老师上课的第一句话是：给你们77级上课打怵。
记得大学四年，最时尚的一个词是“商榷”。不是老师跟学生商榷，而是学生同老师商榷，讨个说法。无论教授副教授，多么权威，都是可以商榷的。L君的一篇商榷文章，就登载在当年国内顶级的杂志《文学评论》上。
除了经常商榷，77级学生上课，也是一道风景。
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比老师还老。所以，老师很少拘束我们，从不提问，上课干啥都行。
印象中，老师在前面讲课，后面同学们烟瘾犯了，便会吸烟。一股一股烟雾沿着课桌升腾，像一棵棵大树。还有的同学拿着大茶缸子，吸溜吸溜喝水，一节课足足会造下去一茶缸子。
每逢这一情景，老师会说：你们77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X君，爱美。
&记得他经常穿一件天蓝色的竖暗条短袖衬衣。
&说X君爱美，不是说衬衣，而是他经常在宿舍对着镜子，手拿着火钳子，把头发烫成大波浪。由于总在旁边，我知道这一活计的工序：先擦上发蜡，让头发油亮顺贴，然后用木梳卷起头发，用火钳子自左至右依次烫下去。X君的手艺十分了得，一般情况下，侍弄完这个头大概需要四五十分钟。弄完了，人便换了个人一般。当时在我看来，比理发馆还地道。
&&烫好头，已经快到吃饭时间了。X君趿拉着拖鞋，一路哼着歌，到食堂去。哼的大多是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
X君现在写诗，古诗词已是信手拈来，写得很好。
&&L女士，上学时不知年龄。
&&我需要尊称她为老大姐。大姐很慈祥，细细的弯弯的眼睛经常露出笑意，让人感觉亲切。每次看到我，大姐总是感叹一下：我们已成老帮菜了。说完哈哈一笑，一幅倚老卖老的样子。
&&大姐有些胖，经常穿黄色军大衣，毛线围脖。有一年探亲回家，休完寒假后回校，说自己已经生完一个儿子。
&我们感到诧异，在校期间，大姐什么都没耽误。上课下课训练考试，外加上楼下楼，没有什么异常。谁都没有发现，黄色军大衣后面还有这么多大事。我的印象，大姐生完孩子和没生孩子前没什么两样，身材差不多。
&&一直不知道孩子叫什么名字。
&&大姐目前是国内有名的教育专家，经常在电视里露面。红衣绿袄，耍的很。细细的弯弯的眼睛依然露着笑意，让人感觉亲切。
W君，是个有些古怪的人。
黄色呢子帽，帽遮一半直一半弯，有点像赵本山那种。灰蓝色的衣服皱皱巴巴的，屁股上还有一到两块补丁。W君最突出的特征，是咯吱窝里永远夹着一卷清史。
在教室里，在床上，在食堂，在公共汽车站，或者在厕所，我都能看见这卷清史。清史有些泛黄，边角已经皱了。这不奇怪，什么书也扛不住这么折腾。
&W君的长相，外加这副装扮，让人想起清朝一些大院里的杂役。
&&W君的清史研究到什么地步，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他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很少引经据典，让人看不出深度。我估计，如此夹着这本书，估计从里到外已经完全吃透了吧？
&有同学传来消息，说W君在西部遇了车祸，已不幸仙逝。
&不知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如果真的，我希望这部清史还能像从前一样陪伴着他，给他快乐和寄托。
&&L君，个子矮矮，估计一米六十左右。
&虽然貌不惊人，L君却德高望重。首先，写的一首好字，行书楷书均好，偶尔也写写草书。最让L君服众的，是他的藏书。宿舍床前床后犄角旮旯，到处都是书，十分有学问。
&&L君有一副古典情怀。历代古典文学作品，都有研究。尤其先秦和唐宋，更是喜欢。我经常看见他捧一卷珍本，秉烛夜读。
看书之外，L君吹得一口好箫。每逢晚间下课回来，或者礼拜日，L君便在宿舍走廊里吹这个东西。箫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记得经常吹的是阳关三叠，还有满江红。
&&毕业后，L君留校历史系教课，后又回到中文系。教古典文学同时，也教教书法。几年前，L君仙逝，我参加了他的葬礼。留下媳妇没有正式工作，留下一儿子，又不太争气，后境有些凄凉。
&时间过去许久了，L君的箫声，仍然在耳边回绕，有如仙乐。
&黑大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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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个到黑大中文系报到的77级学生，故我的学号在中文系为1号。我是从包头来的，对离内地更加遥远的黑大充满神秘感，但很快被77级全体中文系同学们快乐热情的气氛消融了。
教室、食堂、宿舍，黑大几年三点一线，印象极深。78、79头两年吃的差不能怨学校，当时哈尔滨每月每人才供给很少的油和肉，所以我们只能吃学校的高粱米、玉米茬和切土豆块。大家都盼星期六学校蒸大包子改善伙食（当时有黑大的包子哈医大的庙之说）。届时人山人海在食堂门口挤，有时往人头上爬，从肩膀上爬进去，你都来不及骂。就这样我吃坏了肚子疼得被同学送到了哈医大治了一晚上。又由于误课没有听吕冀平教授所讲的语法要点，所以那年语文期中考试没考好。
&&&&我们宿舍8人全都搞煤气炉子做饭。到和兴路商店买煤油，到市里买东西。宿舍里经常散发着煤油和饭菜味。老大李福亮（老狗）、老小李立华（小狗）、凌家民、王树实、李宪、曹有勇、桑晋泉都一个个妙招不断，并传染开去一发而不可收。一块儿喝脾酒或聊大天。
我们由用暖壶变成用大塑料桶，回宿舍总要捎一大桶热水捂着一点点用。尽管做法不妥，但那时为克服困难完成学业也是不得以而为。但我们精神上的收获、感情上的密切是后来一切所无法替代的。
2002年10月黑大为77级举办毕业20周年纪念我得以重返，面对老同学、旧貌换新颜气象一新的校园我百感交集。人变老了，校园却变得越发年轻而不可同日而语。黑龙江大学已成为国家一所极富重量级的大学，再想我们那时的窘境简直不可思议。最让我开心的是那次集会见到了20多位同学，他们毕业后都各自有成。或国家或省级当干部或各大学执教，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李立华主管着黑龙江省日报社的工作，而程颖刚是当地报界的大享……最远从云南电视台赶来的李宪是我的同桌。常少扬从北京赶来也是我的同桌，主管着中国法制报的工作。还有从北京赶来的尚刚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最令人感伤的是有些同学过世了。如李少鹏因病去逝，想当年在学校他经常向我传授学习语法的心得。还有秦东耕、王秀清夫妇俩的车祸不幸，他们的孩子是由同学们共同资助直到上大学。那次没见到的同学：曹有勇，我的上铺。桑晋泉，我们班长……直到这次日在北京纪念黑大同学入校30周年，那一次见到或没能见到的同学这回在北京相聚相见，真是万分庆幸。愿这样的相见今后还能重现。
大家称我“大史”，有时还戏称我“草原骏马”。大家对我有印象，很可能是因为上大一时的一次体育课，老师让做杠上旋转一圈运动，我却因用力过猛在杠上转几圈未停住，直到落地时还在翻滚不停。这个偶然不仅使同学们大乐连老师都乐了。还有大一大二我是系学生会的生活部长，经常检查卫生，而那时的卫生的确很差，特别是男生楼，到了夜间解手就站在厕所门外往里尿，把楼内搞得臭气熏天，成了卫生工作老大难。所以到了大三大四我再无法干下去而改选了别人。
最使我惊讶的是大一上作文课，一位女教授居然当着全班面说我作文字写得好，令我汗颜不止。因为字写得好就属我班王树实和凌家民了，老师不知。我不但欣赏王树实写的字，还请他给我写成字贴至今留着。而凌家民专刻石，令人羡慕。同样是上作文课，我却受到另一位李教授（其父李立三）批评，他说我文章盛气过头不算文章，当头一棒，以至后来写文章时时小心，夹着尾巴。
&情深谊长的211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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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四年，同学之间，除了教室，相处最多、最长的就是学生宿舍了，我的室友情谊在大学生活中是最难忘的。
这次北京聚会，我的211宿舍只有尚刚与我参加了。黄永正家有喜事，专门打电话“请假”，李庆西、韦健玮也有事没来赴会。而当会上，老刘提议为在天国的7位校友默哀时，我仿佛看到陈东刚、秦东耕、李少鹏正在赶来，但路太远了……
211宿舍有4张双层床，中间靠窗放着两张课桌，我们8位来自上海、北京、杭州、河南、哈尔滨、齐齐哈尔、望奎的学生成了亲密的室友，度过了四年的一千四百来天。
记得我最早认识的是庆西，他是杭州人，我是上海人，又都是下乡知青，一见如故。我们在班级见面会结束后，一起到道里的一家浴室痛快泡澡，随后在华美西餐厅吃大餐。庆西是211宿舍的“室长”，不过没有任命书。因为他不上课，留守时间最长。他自学能力超强，宿舍的门上全是他用粉笔写的英文单词，不过四年没换过。每逢考试，他的上铺小韦是他的突击辅导老师，还总是能及格过关。211宿舍成了庆西的小说创作工作室，每晚我们回来洗洗就睡了，他就开始工作，香烟一支接一支，老黄曾提出抗议！但谁都知道庆西创作不抽烟没灵感，他少抽一点，我们权当夏天点蚊香，冬天取暖，同学就是这样相互理解了。
东刚是大哥，家又在哈尔滨，他对大家总是体贴关心。学校伙食不咋底，他好几次请我们到家改善生活，大嫂安荣做一手好菜。东刚的爸爸是落势的军队将军，妈妈过去是军报记者，我们跟东刚去他父母桃花巷的住宅，名字挺美，里面却很简陋。东刚的爸爸对我们这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寄予厚望，总叮嘱要好好读书，特别是对庆西小说创作大加赞赏。以后，老人家调到上海出任市委宣传部长，他常邀我们去家中聊天。
对东刚的了解，是毕业前他申请入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在插队时忍辱负重，生活艰苦落下的肠道病，但他求知的渴望，最终圆了大学梦。毕业后，他来到八一电影厂勤奋工作。没想到患了肠癌，在上海手术后我们相见，他乐观地对我说，没事了，我挺好！但不久，他到马克思那里去了。东刚的追悼会我去了，那天他父母都没去，大嫂说没告诉二老，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大悲呀！我是代表同学，推着穿军服戴军帽，安祥长眠的东刚大哥，送到通往天国的路口。
东刚在天国不会寂寞，有东耕、少鹏老弟相伴。东耕是乐天派，他与东刚都是球迷。记得那年世界杯，学校宿舍没电视。我在校学生会当宣传部长，就问团委韩老师借台电视机，放在广播室。这样每晚，东刚、东耕，我们天天看世界杯！毕业后，东耕分到省文化厅编电影评论杂志，常来上海约稿，我们常见，我也写了点影评。没想到一次车祸，他与秀清走了。那晚，我接到立华的来电，我哭泣，我至今将东耕编的电影杂志珍藏在书房里，不仅仅是里面有他编辑的我的文稿……
少鹏是我们斑的才子，在我们宿舍是读书最刻苦的。他家在河南，有时暑假不回去，一是多读书，二是有我的同桌小吉的关爱。男才女貌，他俩喜结良缘。正当少鹏学业有成之时，肝癌缠身。小吉陪他来沪治病，经介入疗法，病情得到控制。一天，少鹏突然离院。我急得四处寻找，几天后在医院附近的满是蟑螂的小旅馆找到他。我第一次火了，他才告诉我，与病友一起去嘉兴练气功。我感到自己火发错了，少鹏求生心切，是在与病魔拼搏！当他离开上海回哈尔滨过年时，我开车送他到机场。我对他说：过了年早点回来治疗。挥手之间，竟是一去不复返！
&&&&宿舍小小的天地，却浸透了同学深深的情谊。我、尚刚、庆西、小韦还在忙，老黄退休了。要写我们之间的故事，我可写一本书。211宿舍，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常会与健在的室友通个电话、发条短讯。尚刚来上海讲学，时间短也打个电话问个好！庆西好久没见了，我会打个电话说：你不想吃我妈妈做的排骨面了！去哈尔滨，我总要见一下老蔫小韦。老黄来上海看望老姐，也一定会与我这老弟聚聚。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得开心！活着的，每一个都要记住珍爱生命，活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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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大学生活，首先想到的是宿舍。原因很简单：那四年里，宿舍、教室、图书馆、礼堂、食堂、操场等有限的几个地方，在哪儿呆的时间最长？对我来说，当然是宿舍。因为除了睡觉、上课之外，我的大部分自习时间也是在宿舍里度过的。在宿舍里呆得时间最长的是李庆西，几乎没日没夜地在那儿写小说，可说是“泡”在宿舍里了。
&我们住的男生宿舍楼是曲尺型，因此房间朝向东南西北都有。第一年进校报到时，谁住哪一间是学校事先安排好的。从第二年开始，每年调整房间，办法是抓阄。参加抓阄的，我们宿舍是我，顾龙他们宿舍是李少鹏，李福亮那个宿舍是王树实。其中王树实手气最差，尽管每次都是他最先出手，但一次朝南的房间也没抓到过。和他同住一间的桑晋泉曾经感叹过：“大学四年，一次朝阳面的房间也没住过！”原先我对这句话不怎么理解，来沪定居后才知道，在上海，房间朝南还是朝北，可谓“冰火两重天”。
记得好像是大二那年，在我们宿舍楼里发生过一场“风波”。当时我们与老桑他们住隔壁，对面就是厕所，房间里弥漫的气味可想而知。特别是冬天，有的人晚上起夜时怕冷，不肯往厕所里面走，就站在厕所门口朝小过道里乱尿一气。如此一来，那骚臭气味更加浓烈，大冷天又不敢开窗换气，真让我们这两个宿舍的人苦不堪言、义愤填膺。于是，大家商量说要抓住“随地小便者”。一天深夜，大家都已入睡，我隐隐约约听见厕所门口有稀里哗啦的声音，赶紧披衣下地。打开门一看，一个人影闪进了旁边七五级同学的宿舍，而厕所门口留下了一大滩尿液。我不由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运足丹田之气破口大骂，连对方十八代祖宗都骂进去了。此时正是夜深人静，我的嗓门又大，顿时惊醒了整个楼面的人，纷纷出来一探究竟。那个刚刚撒了一泡尿的主儿大概实在受不了如此“羞辱”，便冲出房间，挥舞拳头朝我直扑过来。在我的面门遭受猛烈撞击之前的一刹那，咱们班的同学一拥而上，好像是李明英和李福亮冲在最前面拦住了他，赵恒刚和常少扬趁势把我拉回了房间。我气哼哼坐在床上，只听得走廊上乱哄哄吵闹了好一阵子。后来是当时的校学生会主席、七五级的李千出来，把双方的同学都劝回了房间。第二天，李立华笑嘻嘻地对我说：“想不到你老兄平时文质彬彬，居然也会骂大街，而且骂得那么难听！”
刘允洲那时参与校学生会工作，与李千相熟。后来他从李千处得知，校方责令那位“随地小便者”书面检查，这场“风波”算是收了场，从此也就再没有人“随地小便”了。
说起老刘与宿舍，我也有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当时他住在我对面的下铺。我们入学不久，就赶上真理标准大讨论，当年底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同学们都很兴奋、激动，反思、讨论也很热烈。我其实政治上很幼稚，受大家感染也跟着瞎起劲儿。真正有思想的是老刘，说话慢斯条理，但两三句话就能切中要害。大约在1980
年初，有一次我回到宿舍，看见他眉头紧锁、面色凝重，就问怎么回事。他说，去年全国财政赤字200多个亿（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老邓第一年当家，怎么就弄出这么大一个“窟窿”。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令人十分感佩。
一晃儿30多年过去了，许多事记忆难免错讹，还请诸位同窗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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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长夜后的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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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验的蓝本可供临摹。是那一盏豆大的烛光，摇摇晃晃的决绝，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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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毛钱买一包蜡烛，一包蜡烛十根。糊涂的是这个价格，依稀记得是如此，毕竟30年过去，我记不得确切的物价数字了。而清晰的是当年蜡烛的包装，粗糙的马粪纸裹着，呈一个规则的六角形圆柱体。一个晚上用两根，五天买一回，一个月的蜡烛开销是6包，合计1元2角。这份支出，占到我这个国家一级农工一月收入32元的三十分之一强。到黑龙江下乡10年，一以贯之的月薪开销历来是这样“调控”的：12至15元吃饭，农忙多吃，农闲少吃。5元钱零用，平时买点肥皂什么的，还要买些深颜色的染料，北大荒的冬天例行拆洗冬装，棉袄棉裤拆得零件似的，一片一片地要重染重做。棉袄领子难上，棉裤裤腰难缝，而我都已经是老手了。剩下的10元钱里，除去交党费，全年剩下100来元钱，是准备交给铁道部的，那是来回探亲的路费，以及回到上海家中交给母亲的饭钱。
狠狠心掏出这份额外支出，是为了温课应考。1977年10月，农场场部十字路口高悬的大喇叭里，高亢地传达了来自北京的“号召”：当年12月恢复大学的入学考试。而黑龙江实行地方政策，要考两次。知青们传说着的理由很是充分，“这疙瘩来了这么几十万知识青年，就考一回，涮下谁谁不愿意，再说也涮不过来呀，考他娘的两回，轮着骨碌下油锅，谁‘抗造’(东北话，忍受煎熬的意思)谁笑到最后。”
1968年刚到农场，“旁边”60公里外的七台河是个人民公社，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了，七台河成为国家煤炭“特区”。据说这里的无烟煤是生产钢铁用的特等焦炭原料，抗战时候小鬼子都红了眼的。七台河的体制农转工，工人大哥比农民小二要狠，农场就吃了大亏。农场用的电，源头在吉林的小丰满电站，走的线路必经七台河，每逢煤矿生产急了，七台河就拉农场的闸，俺们已经无数次地“回到了一片黑暗的旧社会”。为争分夺秒地温课，一个拥有两万多人，知青占了一多半的农场，蜡烛就这么脱销了。
好在当时的我，在团部机关后勤处物资股“当干部”，团部物资大库对我来说，可以直进直出没门槛，整个农场的蜡烛就是缺到天上去，也不会缺我的那份。考语文，作文占分数大头，编点话写上够数就行，可考试里有高中立体几何题目，我这个初中生没学过。虽有蜡烛，还得找老师。团部服务连的指导员是一块下乡的上海松江的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不嫌弃我，肯教。经过数番指点，半明半白的我，晚上就到没有人的办公室去，点上蜡烛死记硬背、生嚼乱咽，每每熬到半夜。我告诉自己：为了永远不再碰到数学，现在就要撕碎它、啃下它，牢记，是为了彻底的忘却。
预考那天，我的数学卷还是有做错的。监考的都是没参加考试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平时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交情没得说。一个平时总以农场首席篮球裁判自居的哥们，在教室里兜了一圈，随后走到我身边，用手指敲敲我错了的那道题。我当然闻过则喜，立即改正。到正式考试那天，我就没那么幸运，临时抱佛脚的高中几何题做出来了，初中的平面几何题反倒做错了。辅助线划得不对，一错到底。出得考场，仰面长叹，天亡我也。
那天下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有无数考生压准了这个题目，因为考试这一天是12月26日。
高纬度的黑龙江严冬，深夜气温零下30余度。星空透彻，深邃无比。“一切都结束了”的晚上，我独自在场部走过了无数遍的唯一公路上“散步”。睫毛上慢慢地挂起了白霜，眼前一派迷惘。我再次开始了等待。等待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不知道。不知道的我，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明天早上乘农场的班车，上七台河，再乘火车到哈尔滨，然后转车回上海过年。这个年能过得好么？不知道。不知道也得过。
&积雪在我的脚下吱吱作响。我为什么参加这场考试？1966年初中毕业后，在我应该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年龄，考试取消了。1973年，国家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得到了农场机关同事们百分之一百的推荐率，这让我排在机关推荐上学名单上的第一位置。上海派到农场的招收老师见我，告诉我去报到的学校是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内燃机专业。只是，当农场某位副书记阴阳怪气教育了几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后，我知道一切已成泡影。原因是后来知道的，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文革”中受到审查，虽然当时已被解除隔离，但尚未作有政治结论。我无比愤怒，我已在1972年1月通过了入党政审，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年前的我能入党，一年后的我却不能入学。有温和的领导来谈话，我也温和地“理解”说：不是我的政审不清楚，而是我父亲不清楚；不是我在政治上不进步，而是我父亲不进步。
第二年，我再次要求上学，依旧得到推荐。结果与上年相同。我彻底失望。接下来的两年盛夏和初秋，在繁忙的季节，我请假回上海探亲。我的工作业务，是负责全农场几千台农业机械的油料供应，每年受到嘉奖，多次立功，现在我“撂挑子”了。地球离开谁都还是转的，而我要表达的，是我的消极。我不知道我的农场生涯究竟有多长，我这一生就不能消极一次么，我为什么不能消极一次？
回到上海，父母对我的沉默还以沉默。上海的马路上，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游行队伍。这是在不同年代中安排到不同地区的知识青年们。我站立街头，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命运的朋友们，离去已是现实，现在却在为能够回家而疾呼。
&春节后发榜，留守农场的哥们发来电报：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速归。返回黑龙江，场部商店仓库外的院墙上，贴着这次“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本农场考生录取情况，大学本科录取生约有30多个，我排在第七；在我前面的6名，都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讯息，在黑龙江农场系统迅速地传送着：这次高考，上海的上海中学、育才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都考出名了。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学的1966届初三毕业生。
现在称以老三届的学生，其实大多未必像以后的历史性述说那样，当年就具有超常的政治醒悟和明确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混沌的。一张大红纸写就的喜报，贴在弄堂的墙上，我就被送走了；在这张喜报的旁边，就是打倒我父亲的黑体大字标语。父亲和母亲同时被关押在互不知晓的地方。身陷红与黑同时翻滚的浪涛，我不可能有所反抗，我也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可能来挣扎。逃离恐怖的“风景”，成为我远行的心理安慰。而现在，面对病退、困退，我没有这样的途径，也懒于、更羞于这样的途径。我始终以那个年代最传统的方式幻想着，我要以国家发一张批准我离开农场(读书、当工人或者当兵)的“证明”，以证我离去的正当性质和光明正大。我是愚蒙的，别的方式，老师没教过的，我也就不会。
&我得到了国家的大学入学通知，然我依旧身在异乡读书。4年后，拿着国家批准我毕业回家就业的公文，回到上海，继而走访有关部门，祈求安排工作。一切再从头“赤脚”开始。
看着今天的报纸，有以“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为题的文字，黄钟大吕般地概括着：“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起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在第一次高考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无数大事，是当时的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验的蓝本可供临摹。是那一盏豆大的烛光，摇摇晃晃的决绝，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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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结束毕业实习，回校不久，毕业分配大幕就拉开了。一时波诡云谲，我却平静如常。
我在上海《文学报》实习，临走时，报社领导诚恳地希望我毕业后到《文学报》工作，至于“进沪指标”，由报社解决，不必我操心。当时报社编委有杜宣、峻青等著名作家，后来诗人黎焕颐也加入其中。能在这些心仪已久的文坛前辈手下工作，那可是梦寐以求；何况在外闯荡十多年，早已归心似箭。
可是到了毕业分配行将“收盘”之时，上海方面的消息却杳如黄鹤。分配名额中，唯一一个上海指标由一位非沪籍同学领去，北京天津、省城内外，一个坑下一个萝卜，一个萝卜占一个坑。不管满意也好、无奈也罢，同学们云流风散，各奔前程，只剩我等四个上海人形影相吊，心里都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文学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得知，他们不是不办，而是碰了“钉子”。报社领导对我透露，你的问题反映到了市委领导那里。他明确表示，报社不能进你这样的人。什么问题？这么邪乎！我突然醒悟，从上海返校后，同寝室一位同学问起我对这位副书记的印象，我说了诸如"人很好，可还是‘左’”一类的话。那个年代，“左”似乎比右更可恶。这番话不胫而走，捅到了这位领导那里。
《文学报》是这位市委副书记倡议并在他直接关心、支持下办起来的。每期主要版面清样，他甚至亲自审阅。有那么两次，是我把清样送到他的办公室。在采访中，我也几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接触他。但我从没同他套过近乎。
1981年下半年，清除“精神污染”风生水起。《文学报》刊短评，发文章，以勇猛的火力批判白桦的《太阳与人》，进而抨击文学、电影等领域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一时颇受关注、议论鹊起。
在外议论《文学报》的是与非，已属不妥；语涉高层领导的长与短，更是大错。我深深自责，十年上山下乡，加上四年大学修炼，还改不了那德行，动辄“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如果时光倒流，那就是“恶攻”啊！
正一筹莫展，“救命稻草”出现了：教育部发出大学毕业生分配规定，其中有一条：凡不服从分配的，一律退回原籍。“退回原籍”，这可是“正中下怀”，于是毅然决然踏上归途。母校不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空间，等待我们找到出路，再办分配手续。
回到上海，赶紧到市政府“上访”。无巧不成书，接待我的市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的同志竟是我十分熟悉的原建设兵团某团九连副指导员。我说得直率：1977年高校录取新生，对我等已婚知青，考分再高，也不得出省。政府想得长远，不让我们四年后成为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不料1979年国家又出台政策：双方都是上山下乡知青，已婚的，一方上学、参军，另一方可照顾回城。老婆得益于这项好政策，从黑龙江返回上海。孰料我们毕业了，政策却断裂了……她听得动了恻隐之心，表示要向部领导汇报。
我们终于被分配回了上海。不过，听说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那位市委副书记，他亲自向组织部领导打招呼，一言九鼎，一锤定音。
&&&&依稀记得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意思是，世界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我等凡人小事，自然挨不上“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边，但悲喜剧的色彩有时倒也有那么一点的。
永生难忘这终结大学生活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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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大早赶了个晚集
&&&&要说尊师重教，那还得说数我妈。许是因为自己一天学没捞着上，我刚八虚岁，就早早把我领到学校去报名——北大荒人，成熟晚，不比人家江南才子余秋雨，四岁就上学了。
就这，学校还嫌小。说是入学规定八周岁。
没办法。妈妈把我领回家。
没隔几天，一趟房住着的小军却美格滋儿地背上了书包——他和我同岁。我妈就又领我找上了学校。学校说：“噢，八周岁的没招满。差几个。就补了几个八虚岁的。”
“那我这孩子？”
“不行。满了。”
就这一步，造成了如下后果：十二年后（1966），我高三毕业，高考体检都完了，却要“停课闹革命”。下乡，回城……又是十一年（1977），我才重新走进高考考场。这时我已三十一岁，属狗，有犬子两个。
小军，“文革”那年读大一，闹了两年“革命”就分配了，叫“大学生”、“老五届”。
&&&&&先来的不如后到的
&&&&不知是不是因为童年的情结太牢固青年的创伤太深重，从此我不再着急。没用。
而且，我还养成了睡午觉的好习惯。我怀疑自己大脑的质量不如别人过硬——他们怎么能从早忙到晚一直精神抖擞目光如炬？而我午间要是不眯一觉就稀里糊涂恍若隔世什么也不能干了。还不如先痛痛快快睡一觉再做道理。
高考这三天我也照睡不误。
这是第几天呢，骑着自行车奔赴考场就觉着心里有点发毛气氛有点儿不对——每天这道上缕缕行行热热闹闹今天怎么就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呢？慌忙赶到考场大门口才发现一切都完了：大铁门铁链紧锁，几个红袖标站在门里一脸严肃。
“开门！快开门！”我大喊。
“怎么才来呢？迟到时间十八分钟——取消资格了！”红袖标深表遗憾。
“谁迟到了？还有十二分钟才到一点半……”
“一点半？一点考试，你一点半来干啥？”
“谁说的？”我一怔，递过去准考证：“这不明明印着呢嘛——”
“你再翻过来看看——改了！”
我的头嗡一下子胀得老大：可不是，改了！我怎么早没翻过来看看呢？我慌不择路垂死挣扎：“你们怎么能乱改呢，这么严肃的事情？……”
多亏那是打倒四人帮的第一次高考，人心顺，厚道，都连忙说：“快进去吧，别废话了，以后少迷糊一会儿吧！”
也多亏那天考的是语文，考别的我就不赶趟彻底报废了。
发榜后才知道，那些早早坐在考场上又早早交了卷闹得别人心里七上八下的熟面孔基本都没考上。
谁知哪片云彩有雨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下来，同事们的眼光就有些异样：仿佛我已然金榜题名梦想成真就要离他们而去了似的。他们高看了我。因为我挺闹。报纸上发文呀，课堂上讲课呀，好像都有一套。遇到个大事小情的——运动会解说呀，文娱汇演哪，诗赛会呀……也是阵阵落不下。
我虽说终于有了继续进学的机会，却还是心里没底犹犹豫豫。
一是家里拖累重，考上也不一定能去念。父母年高体弱，妻子带着两岁的老大而老二又要临盆。又是上班又是照顾老人又是哄俩孩子，能行么？
二是我能考上么？十一代同堂，570万考生，录取机率4%。
“录不录？就怕他不录。只要录——要一个就是你！”数学老师，我的好哥们儿——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老大学生魏守智忽悠我。
“不行。我一直教语文。在农场时也是。可是有一张数学卷！占100分！四分之一！十五年前——刚上高一时我就决定考文科而把数学彻底扔了。”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给你补。保证一个月让你考上大学！你脑子那么好使……”
我脑子好使？要好使当年我就学理科了。看魏大哥信誓旦旦的样子，我将信将疑。
一个月后，我走上了考场。
又过了三个月，我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报到。从中文系老师口中我与其他一些年龄相仿的同学知道了，是黑大收留了我们——北大等名校年龄限定在25岁。黑大拟办一个师资班——因而不嫌我们老。
&&&&我的四科总成绩是350分。北大平均分数是321分。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的分都扣在了自以为绝对优势的语文、政治两张卷上。而我的数学卷得了97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凭数学成绩考上了中文系。
身在曹营心在汉
&&&&大学是好。特别是老学生云集的大学里大家仿佛心有灵犀，一句话就能碰出个响来，特别过瘾。现在叫“有共同语言”。记得当时有篇小说引起了争论，叫《杜鹃啼归》。说的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知青回城了，上学了，眼界宽了，感情变了，发现原来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于是弃旧图新、离婚结婚……
&&&&我们班的老大学生还真没发现有这闲肠子的。我就更没这福份了。
&&&&心不静。老是放不下。老大发烧退了没？老娘的病也不能干挺着。这个月的口粮得抓紧买回来，自行车外带不行了得换了……妻子自行车前边带一个孩子要送托儿所，背上绑一个孩子要进哺乳室，车后座上还夹着淘好的包米馇子缸子要到单位蒸锅上做好了晚上一家吃……
于是，就想大学能不能转学呢？我转回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念不就不用遭那个心了么。到系办一问都说不可能，也没人再理我那茬儿。
于是，周末往家跑成了我的常态。那时没有大礼拜。就歇一天。这也阻挡不住我归心似箭。我还有优越条件。我是铁路世家，对铁路熟悉得很，还不时能开出一季公用免票。齐齐哈尔籍的其他四个考生也没少借我光——与我组成了“铁道游击队”，流窜于齐哈两地之间，以逃票乘车为己任。偶尔被捕斡旋失败惨遭罚款也在所难免。谁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有的还是博士导师教授大款之类，不提这“走麦城”也罢。
忽一日，系办秘书周老师把我找了去，问我还想不想转回去了，现在刚好有一个哈籍齐师院的学生想转回来，你们可以对换……
我对黑大对同学已然有了感情。一边说着“好啊”一边却又犹豫了起来。回到寝室和同学们一叨咕，没想到遭到一片迎头痛击。李明英骂道：“老狗你傻呀？黑大和齐师是一个层次的么？”我下铺兼同桌李立华也属狗，人家是小狗，与我差一轮;所以我这狗上须加一“老”字以示区分。小狗也开始汪汪帮腔：“真没出息……”
于是，我彻底打消了归思，破釜沉舟，就在黑大与老狗小狗们共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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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分手26年后的同学聚会，像是一场梦。大家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让人觉得亦真亦幻。几天来，一幕幕久别重逢的场景在眼前挥之不去，也勾起了许多平日里没时间想的往事……
生死肉骨& 受用一生
记得上第一节古代汉语课，是在主楼四层的阶梯教室。开讲之前，唐志凯老师在黑板上用漂亮的板书写下两句文言，最后五个字是“生死肉骨也”。当时揣摩半晌，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等到唐老师把古代汉语中的“使动”用法徐徐讲来，才明白原来古人是这样说话作文的。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到七八级刚刚用过的阶梯教室上自习，落座抬头，黑板上的几个大字跳入眼中：“生死肉骨也”。咦？古汉语！和我们学得一样……想到这里不由恍然大悟：这才叫真学问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都不会变。
的确，古代汉语是四年大学中最有用、可以受用一生的课程，它像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宝库，那里有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不知唐老师是否健在，他的板书、讲课时的样子和声音，想起来历历在目。
厕所保卫战
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我们的宿舍由13号楼的三层搬到二层的216房间，虽然窗户由阴面改成阳面，多了几许阳光，但走廊对面的寝室却变成了男厕所。
每当从教室回到宿舍，那种不雅的气味要过好半天才能适应，随手带门成了全屋人非常自觉的习惯。白天还好，晚上可就受罪了。那时的学生用功，熄灯后很多人还要借助床头灯埋头苦读，那时的学生很穷，于是厕所里的灯泡经常不翼而飞。你想，在漆黑的厕所里如何就位？于是有人迈过门槛就开始方便。这种人多了，厕所就成了一个小水库，我们躺在床上即可聆听叮叮咚咚“泉水之声”。一天、两天、三天……实在忍无可忍了，大家便商议联合几个寝室共同捉捕“肇事者”。时任生活委员的大史担当组织重任。
那晚洗漱过后，走廊里渐渐安静下来。全屋的人都没上床，竖起耳朵听着。没一会儿，脚步声由远而近，厕所里传来哗啦啦的水声……“有人随地撒尿！”不知谁一声大喊，左右房门同时打开，几十个同学冲将出来，围住了那个还没解完手的日语系男生，七嘴八舌，一顿奚落……别说，打那以后，厕所的卫生还真有改观。当然，学校及时换装灯泡也功不可没。
后来我们搬到12号楼，远离厕所，就再无战事了。
&&&&&为《追捕》而失足
大概是1979年初冬的一天，哈尔滨师范大学放映《追捕》，那时对日本电影翘首以待，便和班上的好多同学去看。
电影散场，已经九点多钟，公共汽车没了，只能步行回校。经和兴路走学府路，是一个直角，约需三四十分钟，如果走斜线从田地里穿插过去，想必会省些时间。不记得是自己还是别人出了这个主意，我和陆幸生、杨颖、少扬几个就踏上这条捷径。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雪，没风，朦胧的月光下，大地一片银白。哥几个陶醉在刚才的电影里，有人哼着“啦啦啦”的小曲儿，有人在学片中的道白：“跳啊，跳啊，昭昌跳下去了，唐卡也跳下去了……”
走了二十多分钟，看到了远处的楼影和灯光，脚下的土路又拐了个直角，通向右边。一向自以为方位感较强的我就提议：咱们从这块地里穿过去就到了。当别人还在犹豫之时，我已下了土路，走上那片白雪覆盖的“农田”，忽然觉得脚底下发软，只听“噗哧”“噗嗤”两声，双腿陷入雪中，急忙拔脚回身，已经晚了，脚上带出的竟是黑乎乎的泥状物，弯腰去看，一股大粪味直冲鼻孔……“坏了，我掉粪坑里啦！”喊声带来一片笑声，也阻止了别人重蹈覆辙。
雪夜失足，让我几十年后还能记起那场《追捕》。
错失比赛& 抱憾终生
听母亲说我生下来不久就赶上大跃进，家里不做饭，和大人一起去吃公社食堂，食堂米不够，就往锅里多加水，每天只能喝米汤，所以没发育好，体质瘦弱。或许真是这个原因，尽管本人酷爱运动，但自小学到中学从没参加过体育比赛。
冬天的哈尔滨滴水成冰，滑冰成为体育课的主要内容。大概是有了儿时支爬犁、滑滑板的基础，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我的速滑动作很快有了点模样。当然，和那些前俯后仰来自江南的哥哥姐姐相比，咱的优势是天然的。一天，体育部长在冰场上叫住我，让我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的比赛。这可让我受宠若惊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上赛场，焉能等闲视之。我决心好好练习，为系里增光。
白天没时间，就下了晚自习到冰场去练。冰冷刺骨的夜晚，竟练得浑身冒汗，扔掉了棉帽。回到寝室一摸耳朵，怎么比平时厚了许多？再照镜子，彤红彤红的……幸好这是早期冻伤，养两天就好了。冻伤也没让我停辍，只是加强了对耳朵的保护。
元旦快到了，一天上午系里组织同学去道里看话剧，可能剧场太小，所以各年级分拨去。下午在走廊里碰到体育部长，老远就冲我喊：“上午去哪了？找不到你。”我说：“看话剧去了，有事么？”他一脸遗憾：“嗨！比赛呀，都结束里啦！”
我至今也不知道既然要比赛他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让我错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赛场较量的机会。遗憾呐！
&&&&&荷尔蒙的故事
&&&&在学校时上晚自习老爱犯困，就和老王一起去操场。老王名树石，是老三届，因长年练哑铃，有一身特让人羡慕的腱子肉，数九寒天能脱得只剩件挎篮背心去悠双杠。老王不但富有能量，学识也渊博，平日在一起经常甩出些小问题考考我们这些的小兄弟。你若没答上来，少不了要受他夹带着嘲讽的“教诲”。
记不得那天说起什么话题，老王问：“小赵，知道荷尔蒙么？”荷尔蒙……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听到这个名字，那段时间正在上外国文学课，模糊记得哪本外国小说里有个叫什么蒙的人，我就顺口而出：“是不是个将军啊？”“哈哈……哈哈哈……”老王大笑不止：“荷尔蒙是个将军！”我追悔莫及，坏了，又给他落下话柄了。
果不其然，以后每每有话语“交锋”之时，他总爱亮出这个“杀手锏”。我暗自思忖，等哪天一定还击他一下。
那时正在上古汉语和古代文学课，每天耳朵里都是皇帝、王子什么的，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晚自习时，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大字“先帝墓前的碑——打一人名”。学习委员李福亮反应最快，别人犹疑之时，他已脱口而出：“这不是王树石么！”老王闻声抬头，盯着黑板看了片刻，“嘿嘿”笑了两声。
不知是否还击奏效，此后老王的“杀手锏”出手不那么频了。
这次聚会老王因病未来，挺遗憾的。26年没见了，如果有机会到大庆，一定去看看他，要是他心情还好，我会问：你现在得的帕金森与荷尔蒙分泌有没有关系？
1977，一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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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1977年参加高考，往事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1977年的高考，帮我圆了大学梦，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记得从上小学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就一直名列前茅。对知识的渴望，让我始终梦想着有一天能上大学。然而，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就赶上了“文革”，课堂上学到的文化知识十分有限，直到1970年升入中学，逐渐恢复了数理化的教学。这期间，曾经有过选拔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但是1972年的“白卷先生”，再一次打碎了我的大学梦。1974年中学毕业，我在插队到肇东县四方公社知识青年点，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多的知青生活，也同样给我的人生留下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现实似乎让我渐渐远离了我曾热切追求着的大学梦。
　　1977年9月，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看到实现多年梦想的希望。我们知青点的带队老师鼓励我们三十多名知青参加考试，并组织我们利用工余时间复习备考。由于文化课已经扔了几年，又没有专门的辅导老师，就选出几个在学校学习好点的知青当起了辅导老师，我有幸成为一名临时老师。于是，我们在食堂里支起一块小黑板，成了临时教室。每天吃过晚饭，大家便坐在课桌（餐桌）前，听我们这些临时老师的辅导课，知青点的一套自学丛书成了辅导教材。我承担的是化学课的辅导，凭着中学文化课的基础，突击翻了几天借来的中学化学课本和自学丛书，我就站在黑板前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为人师”。望着面前一双双渴望学习知识的眼睛，我深感责任重大，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心中也装着一个不向命运低头、努力追求着的大学梦，所以我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我认为考试用得上的知识讲给他们。遗憾的是，初试没有考化学，统考我报的是文科，没有参加化学科目考试，所以这一段复习的没用上。但是这段当临时辅导老师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学习知识的快乐。经过两个月的复习备考，11月19日，我们知青点的三十多名知青都走进了初试考场。
　　考场就设在四方公社的工农小学，早上监考老师点燃教室取暖的煤炉，满屋子的烟进不去人，数学考试时间只好顺延了半小时。数学题不难，我很快就答完了，监考老师时不时的看看我的卷子，然后到后面去指点一位他认识的考生，我心想这么简单的题还要人指点，也许他太需要帮助了吧。下午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当我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这个题目出得太好了，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万千感慨涌入笔端：“高考”曾远离我们这一代人，谁会预料到我们还会走进考场，来实现少年时的梦想，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审时度势，英明决策，使高考成为现实，给了我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本该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的我们，却来到农村广阔天地。现在国家要发展、要富强，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人，我们应该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争取考上大学，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我把当时的感受痛快淋漓地表达在作文中。
　　还记得报志愿之前，父亲单位的王叔问我：“报考大学，还是报考中专？”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报考大学，如果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为止。当时如果报考中专，只参加初考，按初考成绩录取，这样把握更大些。按照当时一些人的想法，赶快考走，离开农村就行了。王叔感叹我的勇气，后来他提起当年还说佩服我那股闯劲。
　　初试结果出来，我们知青点有七个人顺利进入复试。距离统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带队老师让我们脱产回哈市复习，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时间紧迫，我把能找到的数学习题都做了一遍，遇到解不开的题，就请父亲的老同志、一位文革前的大学生帮助解答，直到弄懂。政治复习，没有范围，我只是把想到的、自己认为可能出的题目，练习一下。历史和地理复习有不少难度，中学时，我们开历史课，学过一点儿，地理课没开，一点儿都没学，我从邻居家高年级同学那借来地理课本，从头到尾看了几遍，牢记其中的要点，如：东经、西经、南纬和北纬这些关键的概念，考试时还真的用上了。
　　统考在当时的肇东县第一中学，我们五个女生住县招待所一间简陋的房间，有四个人患了感冒，晚上咳嗽得都没睡好觉，脑子里像过电影似的一遍遍重复着复习题。招待所的饭菜也同样的简陋，白菜炖土豆和馒头，大家也吃得蛮香甜的。吃过早饭，我们迎着小雪、顶着西北风走上二十分钟，赶往设在县一中的考场。虽然天气很寒冷，但上大学的愿望却像一团火在我们每个考生心里燃烧。
　　统考时的数学题比初考增加了难度，我答上了所有的题目，这对于当时的文科考生来说是不多见的。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当我唱起东方红》。我喜欢这样的抒情散文题材，没用打草稿，一气呵成。走出考场，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考生对我说：“你的作文写得太好了。”他复述了我的作文内容，我当时只顾专心致志地答卷，没注意到旁边的人在干什么，我惊讶地问他：“你光看我写作文了，你自己没写呀？”他笑了笑，没说什么。1978年3月初，公社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交到我手里，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走进了黑龙江大学校园。
　　2001年7月，女儿参加高考。这期间，我和千千万万考生家长一样。考前，帮助女儿寻找参考资料，准备各种有营养的饭菜；考试的几天里，我请了假，在考场外特意陪着女儿参加考试。女儿不负众望，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学毕业时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北京大学读法律硕士，也圆了我当年上北大的梦想。
　　我拿出当年从报纸上剪下的已经泛黄是《招生简章》和《准考证》，把我参加高考的经历讲给女儿听，她非常地惊讶，似乎不相信那是真的。当我告诉她，我们那年的录取比例是29：1，她感慨当年竞争的激烈，和现在2：1的录取比例简直没法比。
已经过去30年的高考经历，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它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们一代人，乃至国家的命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国家开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才有了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赶上了高考，参加了高考，通过了高考，圆了我少年时的大学梦。当年高考的点点滴滴，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记忆。
大学生活二三事
&&&&&&&&&&&&&&&&&&&雒卓伟
“一班的男生太有才了，二班的女生太漂亮了。”同学们这样说，我恰好属于既没有才，也不漂亮的一族。然而大学四年却是我人生道路一段难忘的经历。
入学就开始的军训，练习投手榴弹，几天下来我就只投七、八米远，再怎么练也达不到十米及格的标准；练习射击，举着步枪瞄了半个多月，到靶场每人发五发子弹，没什么感觉就打完了，五发子弹打36环，戴着近视镜还及格了，比那些脱靶没及格的同学，我的成绩还算不错。
&&&&外国文学课老师开出的阅读书目在学校图书馆借不全，就利用星期天回家的机会，到离家不远的省图书馆去借，背着一兜书回学校，像《基督山恩仇记》、《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和同学传着看。记得一次班里联系到一些秦牧的散文集《艺海拾贝》，数量不够每人一本，只好两人分一本，尽管很喜欢这本散文集，我还是让给了同学。参加工作以后在书店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我就又买了一本回来。
学校放映的故事片，我每个周六回家先看过了。孙苏、乐悟、宇清每次看电影前都习惯问我电影好不好，我回答：“挺好，挺有意思的。”看完电影回来，几位在对影片评判的同时，基本上是一致“批判”我：“你的欣赏水平也太差了，就这电影还挺好的？”我总是忙不迭的解释：“我要是说不好，你们还有兴趣看吗？凑合着看呗。”我知道同学们的欣赏水平肯定比我高。在小学、中学《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英雄儿女》等影片我看了有十遍、八遍的，我也没觉得厌倦，不看这些又有什么可看的呢？更可笑的是，英语系、俄语系放映教学片，孙苏、登芳、许玲我们几个去凑热闹，我们几个人的英语水平也就能听懂几个单词和短语，俄语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坐在后排，跟随电影画面，猜测着人物的对话和情景，给人物配音、讲述故事情节，其中的乐趣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到。
和同桌的李凌常常因为一点点小问题，意见相背，谁都不服谁，几个小时互相不答理是常有的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聊起来，忘了先前的小摩擦了。我随口说那天是我生日，李凌记着这一天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学校小餐厅聚了一餐算是为我过生日，那可是一次难得的生日聚会，因为其中的两位同学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距黑大主楼几百米远有一个小食杂店，柜台里的食品只有面包和红肠。我和北禾趁课间休息去买红肠，边走边吃，到教室就吃完了。周末从家返回学校时，带上一罐头瓶肉末炒咸菜或者鸡蛋酱什么的，放在寝室桌子上，周一上午没有课，到了晚上瓶子基本就空了，就着水把咸菜、酱吃了。每次开学，张正姑、吕青、许玲带来一些像烤肉干、肉松、罐头什么的，大家就你一口我一口吃上几天。
毕业离校前，大家终于不用每天早起背单词、背唐诗宋词了。每晚上玩扑克拱猪、打对家都到半夜，久违的开心的笑像要把屋顶冲开。大家轮流早上起去买油条、豆浆，其他人可以放心大胆的睡懒觉了。
这段大学生活过去已经近三十年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那种苦中有甜、乐在其中的的感觉
&&&&&&&感受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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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书店，仿佛走进了书的海洋，满眼的各类书籍，精装、平装的，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林林总总，应有尽有，书架旁还有不少学生在捧书阅读。此情此景不止一次使我联想起我们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那个特殊的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的中外名著都被视为“封资修”、“大毒草”而打入冷宫。谁家有这类书要自行烧毁，不然被发现要担保护“大毒草”的嫌疑，被扣上“思想反动”的帽子，而那些写书的作家也遭到无情地批判。起初学校停课，后来复课也是每天上两节课，念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
偶然发现同学家有一套连环画《水浒传》，全套是五十四本，家长不允许她往外借，我就趁她父母上班时去她家看。这是我第一次读古典名著《水浒传》，又是小人书，真是爱不释手。里面栩栩如生的一百零八将人物刻画、波澜曲折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俗话说：老不看《三国（演义）》，少不看《西游（记）》，我是两个都看，看完之后还要讲给院儿里看不懂或没有机会看的伙伴听，每天吃过晚饭，坐在没有灯的楼道里，孙悟空、猪八戒、关云长、诸葛亮一通讲，里面还掺进不少我的理解和发挥。
第一次读《红楼梦》，是从同学那借来的一本繁体字、竖版本小说，有些字得连蒙带猜，看的似懂非懂。一天正看得起劲，母亲下班发现了，她一看书名就说：“《红楼梦》是‘大毒草’，我们批判还来不及，你怎么还看呢？”抢过去就要往炉子里扔。我急得拽住母亲的胳膊，边抢边哭：“那是借同学的，可不能烧，烧了怎么还人家呀？”我苦苦哀求并保证再也不看了，母亲把书还给了我，叮嘱我马上还。打那以后，再看这类书，绝不敢让母亲看到了。
能借到一本喜欢的小说读，感觉比过节还高兴。有的书破旧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从书中间横着撕开，还得一页页对起来看，那叫饥不择食、爱不释手。奶奶有时让我去买酱油，我眼睛不离书说：“过一会儿的。”喊我吃饭，我还是：“一会儿的。”饭菜凉了没关系，一边吃一边看，一口气读完。奶奶气得说：“这孩子看书成瘾，啥都顾不上了。”坐着看累了就躺着看，直到把眼睛看得看不清楚黑板的字，管不住自己还是看，这“书瘾”还真的戒不了。有时同学偷摸带到学校的小说，要求我放学就还。课堂上老师讲的那点儿内容，我不用听也会，于是老师在前面讲课，我在下面溜号，课本放书桌上，下面放本小说，像《三家巷》、《青春之歌》、《苦菜花》、《林海雪源》、《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等，在当时都是“禁书”，我管不了那么多，照看不误。也就是那会儿养成了我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读书习惯。
刚上大学那会儿，学校图书馆刚刚开放，不少书还没有整理，外借的书十分有限。老师开出的阅读书目借不到，我就利用每个星期天回家的机会，到离家不远的省图书馆去借，每次回学校背着一兜书，像《牛虻》、《基督山恩仇记》、《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等大部头小说，和同学传着看。记得有一次班里联系到一些秦牧的散文集《艺海拾贝》，数量不够每人一本，只好两人分一本，尽管很喜欢这本散文集，我还是让给了同学。参加工作以后在书店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我就又买了一本回来。
那会儿看过的书，后来基本上没有机会再重读。特别是陪伴我度过寂寞无聊、无所事事年代的那些小说，让我领悟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生的丰富多彩、万千变化，品尝了无法亲身经历的时代及生活的是是非非，带给我无穷的乐趣和感受，至今还记忆犹存。
现在读书没有了限制，电视、网络，多种多样的阅读方式任你选择，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各类书店，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读个够儿，和我们那会儿比真是太幸福了。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如此宝贵、宽松的读书环境，使我们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民以食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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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在单位食堂就餐，荤素搭配的四菜一汤，米饭、馒头、花卷、烙饼，大家各取所需，边吃边聊。有的说当年下乡时一顿饭能吃10个馒头，有的说小时候过年也没有现在每天吃得好，对刚走进来的同事打趣道：“忙得连饭都忘记吃了”。香甜可口的饭菜，宽敞明亮的环境，其乐融融的场面，此情此景与三十年前“吃”的情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时候有关“吃”的件件往事浮现在眼前。
1978年3月，通过高考录取的首届大学生走进大学校园。同学中拖家带口的“老三届”大有人在，穿着带补丁衣服的也不乏其人，这届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同学们抓住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营养。在校园里每天是“三点一线”——教室、寝室、食堂。吃饭也是大学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午课超过了11时半，老师要是还没有下课的意思，教室里就发出扣动书桌盖的动静（书桌是掀盖的），同学们用无言的声音在提醒老师：“该下课了。”咣咣扣书桌盖的声音此起彼伏，老师心领神会，合上讲议笑着说道：“赶快去食堂排队吧。”同学们像听到了“集结号”，立即脚步匆匆奔向食堂。食堂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有的捧着本书在看，有的拿着英语单词卡叨咕着背单词，这一点点空隙时间也绝不放过。食堂门一打开，大家又赶紧往里涌，里面卖饭窗口还得排队。
&&&&没有这段经历的人不会理解，干吗那么着急像抢饭似的？晚吃一会儿饿不死。其实原因很简单：稍去晚点儿，“好菜”、“好饭”就没有了。“好菜”就是萝卜、土豆、白菜，偶尔里面有点儿粉条，去晚了就剩下汤和咸菜了。“好饭”就是馒头、米饭可以选择，晚了就剩高粱米饭、玉米饼子了。高粱米饭一粒是一粒的，得细细地嚼，吃得快了点儿就会胃痛；玉米饼子的制作工艺相当简单：玉米面用水搅和了，用模子扣成月饼大的圆饼上屉蒸熟，用手一掰直掉渣，吃到胃里直往上返酸水。我们一顿饭买半个（一两）玉米饼子勉强能吃完。同学开玩笑说：“拿着硬邦邦的玉米饼子当砖头，能把腿砸折，把头砸个窟窿，不信试试看。”每月32斤粮食的定量，其中细粮票是10斤（8斤白面票、2斤大米票），细粮粗粮得搭配着吃，不然前半个月把细粮吃没了，后半个月就只能吃粗粮了。
在校园里距教学楼几百米远有一个小食杂店，店里的食品却少得可怜，柜台里只有面包和红肠。有时我们趁课间休息去买一根红肠，边走边吃，到教室就吃完了，只能是偶而吃一次，那得花上一天的伙食费呢。我们用省下来的粮票换几个鸡蛋，在寝室里用酒精炉煎熟了吃，这成为补充营养的一种方式，同学笑我：“周末回家能吃点儿好的，怎么还这么馋呢？”我答道：“是呀，我也奇怪呢！”每周末从家返回学校时，我从家里带一罐头瓶肉末炒咸菜或者鸡蛋酱什么的，放在寝室桌子上，周一上午没有课，到了晚上瓶子基本就空了，就着水把咸菜或酱吃了。每次开学，同学们从家里带来像烤肉干、肉松、罐头什么的，大家就你一口我一口能吃上几天，好像过年一样。
那年的中秋节，同学们以寝室、班级为单位，自发地组织聚餐。中午，几百人挤在卖饭窗口，人声鼎沸，不知道是哪个系的一个男同学，为了聚餐能吃上带点儿肉的菜，真是豁出去了，居然从排队的同学头顶上爬过去，从窗口把菜盆再往外传递，接的同学没拿稳，菜盆竟扣在后面排队的同学头上，同学脸上、衣服上撒满了菜汤，成了“落汤鸡”，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这一幕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去年“五一”长假到学校看女儿，在校园里转了一上午，中午女儿问我去哪儿吃午饭，我提议在学校食堂吃，女儿挺高兴：“好，我正想着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学校食堂的伙食怎么样。你想吃中餐还是西餐？还是包子、饺子？”我说：“随便，哪儿人少点儿就去哪儿好了。”女儿说：“那好，就跟我走吧。”我们来到快餐食堂，女儿买了两份咖喱牛肉饭、炸鸡腿、水果沙拉，还有橙汁。旁边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家长也在这里就餐，我不由地又想起我们上大学时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情形，女儿说：“又忆苦思甜了，你们那会儿的情形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和你们那会儿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现在，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各类食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居民区院里的小卖店里，食品也不下上百种；各种档次的饭店遍布大街小巷，美味佳肴数不胜数。让人们觉得每天都像在过年，真的想不起来还想吃什么了。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今天，真可谓冰火两重天啊！
与高考有关或无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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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高考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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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末、可能还是1978年年初吧，两份入学通知书一前一后到了我家。
&几天前，妹妹以超高的分数被国内一所著名工科院校录取，正在准备行装；我则按时上下班，在厂里安心做我的小工。
&后一份录取通知书是我的,录取院校是我自选的第二志愿，校址在遥远的东北——黑龙江大学。
这件在今天看来无可争议的好事却在我家引起了动乱，威力不啻一颗炸弹。
那时妈妈刚从严重煤气中毒的后遗症中恢复神志，身体虚弱、精神脆弱，她首先哭起来，继而全家布满愁云惨雾，几个晚上几乎无眠，处于举棋不定的两难之中。
&&因为这意味着好不容易的团聚又一次面临别离。&&&&&&&&&&&&&&&&&
那时我从外地的工厂调回呼市不满一年，支离破碎的家刚刚围拢在一起。与政治形势一样，国与家——一切均显示出此微的暖色。当时，没有比骨肉团圆更让我们感到幸福。哥哥刚大学毕业，我们都已有了工作，睁眼能看到母亲与亲人的笑脸，周末能在自己长大的城市逛逛，拥有此，何所求。
前景虽朦胧但充满玫瑰色的光晕，我带着一张娃娃脸和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之心开始构划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能做什么，但一定要要远离知识分子的噩运与苦难，这是生活给我的创伤式教育。也不能说不向往大学，但至少在那时，我很满意自己的工人身份，至于工厂是不是终老之地，则不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所能意料的。
&&&&1977年末，备战高考之风席卷中国城市之时，我是完全被动卷入的。班每天仍然上着，只在业余时间与好友P一同去听过几堂辅导课。回到离别多年的母校——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校园，自然感慨不止。物是人非，满目苍凉。台上的先生晃着斑白的头在黑板上写满数学公式，我却在教室里大大走思。听不懂深奥的数学公式只是一方面，脑海深处闪过的却是他被高年极同学狠狠掮耳光、踩下地上百般凌辱的重重迭影。窗外是北方冬日的黄昏，淡澹的夕阳将白杨的树影摇来摇去幻化着。在稀薄的希冀之光下，我呼吸着久违的校园空气，却感到非常窒息。
命运，在这里面临拐点——我却浑然不知，记忆中只有那轮惨淡如血的冬日与黑板上奥秘的数学字符。
&那时全国的有志青年无不被这首次真正体现平等意义的高考激动着。
我的工厂里，曾设有多种形式的培训班，蛰伏在民间的各路高手义务承担了讲课的重任。那时的工厂、知青点里隐藏着太多高手。你如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青年大谈相对论与深奥的专业天文知识，大可不必惊异，这是那时特殊的知识生态与文化景观。我曾去听过一次数学课，老师是毕业于杭州某名校的老高三毕业生M。那天讲数列组合，在我听来犹如天书。台下黑压压，人人在认真记笔记，我感觉只有自己因完全听不懂而置身事外。后来，当我在体检时与老师M遇然相遇时，讶然至无话。后来才知，那时师生同校甚至同班的现象屡见不鲜。
满腹学问的M老师终因年龄原因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省内院校，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了。
不记得如何苦读，夜战的经历肯定没有，这与我没有誓在必得的心态有关。但考试前后发生的几件小事却记忆深刻，乃至今日，恍若昨天。
&意外首先来自妹妹。就在临考的那天下午，当我与朋友回家之时，却发现我家的门被数个小孩围观着。凡是经历过“文革”的孩子，对被人围观有着深入骨髓的恐惧与敏感，只觉血往头上涌，一时不辩东西。分开众人，才发现是妹妹堵在门口嚎啕大哭，妈妈则站在一旁束手无策慌成一团。原因非常简单，原来就在那天中午，妹妹发现她花尽心血从小养大的五只鸡不见了踪影，她没吃午饭从院内找到邻院，终不见踪影，于是便坐在地下哭得天昏地暗。妈妈说明天要考试了你这样怎么考？她说我的鸡丢了还考什么考！妈妈说过后我们再去买，妹妹摇着头不答应只是痛哭。我理解这不是单纯鸡的问题，而是映衬了一个女孩寂寞而无望的童年。爸爸受迫害惨死于“文革”时她尚未及弟，小鸡带给她了太多的慰藉与温暖。从此我特别理解那些在动物身上用情太专的人们，那种郑重与深厚绝对不亚于爱情。
我发誓此生再不养宠物。
&用力将她从地上拉起来，自己也不禁泪流满面。
后来院里流传着多个版本，说如果不丢鸡，妹妹可能就是清华的学生，因为她做高等数学如玩游戏。
如果说高考给我留下了印象，那首先便是妹妹惨痛的号哭声。多少年，仍随时在记忆的心湖上回荡，犹如雷雨天那一道撕天裂地的闪电。
考试进行的十分顺利。
文、史、地、政、数——作为文科生，既便是最不擅长的数学，也凭好友P的姐姐给我们的速成式教育拿到了四十多的”高分”。历史科目里一道“18XX年阿拉伯国家某一次起义首领名字”的怪题引起了众考生的不满，据说出题者是本省历史课权威、某位老先生。而他的一双子女平时也全然没理会他的暗示，与大多数考生一样交了白卷。
高考结束的当晚，几乎所有与高考有关的大院里均是一片沸腾，到处是与考试相关的话题，因姐妹兄弟一起参考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人们聚成团、扎起堆，热议考试。P因住在有卫兵把守的省委深宅大院，实在耐不住寂寞，终在晚九点多钟跑到我家参加热议。
分数线公布后接着体检。当我得知全厂参考的两百多人中仅有我等三人幸运闯关成功时才暗暗觉得侥辛，这场改变命运的考试在此时才越来越显出其郑重了。但报志愿等事做来仍像儿戏。与密友P在偌大的中国地图上划来划去——说来我们的择校标准非常简单：必须要同时设有我所喜欢的中文系与她所喜欢的政治或经济系，我们不能分开。缩小范围之后，两人几乎同时将手指定格在北方城市哈尔滨——因为我们见过一件来自那里极其洋派的大衣，有那个年代少见的华贵毛皮领子，修长的流畅造型。
够了，就这样。这件美丽大衣——或对它美好的向住就决定了我的命运。
妈妈反复迟缓地向所有人唠叨：我的两个女儿都要走了这可怎么办！别人迷惑地回望她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呵有什么问题。
&&怎么能向天下人述说我的为难与我家的问题呢？
最好能不离开H市兼之不放弃上大学，这是解决入学问题的最佳方案。理论上讲，外地院校肯定比本地院校录取分数线高，我可以要求下调而达到目的。但在全国首次招生那混乱的背景下，谈来容易实施起来却近乎不可能。
知道我要下调本地院校，小道消息便从四方八面如风般涌来，有出主意的，有提出与我对换的，根本无法分辨真伪。不知从何处听说只有省教育厅厅长本人才能决定这件对我家来讲十分重要的事，妈妈开始背着我活动。某一天，我下班回家，当听妹妹说妈妈已与同事、省报分管教育口的阿姨一起去党委大院等教育厅长时（因为那位阿姨与厅长认识），马上赶了过去。我又急又气，眼前的情景马上让这件难为全家几天的大问题有了结果。
远远望去，大病初愈的妈妈在初春的寒风中哆嗦，黄昏中，如此弱小、衰老，而她曾经是一个那样漂亮典雅的江南知识妇女。心如刀绞，既便看着她与死神搏斗也没有那个场景令我揪心。她不知己站了多久，更不知还要站多久，无望等待着根本不知何时回家的厅长大人。
&我拉着她说，妈我们回家你不要再为我的事求人了我求求你。我决定了不再改变了我走我就去去哈尔滨。
&我说妈妈你胡涂了我是去上大学，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事，而不是去受罪。我们家的一切都在变好，毕业后我一定会回来陪你-----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从我的人生经历里抽去大学生活，删掉亲爱的大学同学们，那一定是抹掉了最绚丽的一笔。在那个充满异国风情，住家均挂着美丽蕾丝窗纱的地方，我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期。
&四五月，是丁香花怒放的时节，深深浅浅的紫色如云似雾，校园里弥漫着醉人的香气。傍晚，有人在花丛中用提琴拉着舒曼的小夜曲，舒缓忧郁。这样听着走着，还会有低徊百种的惆怅，但那已是另一个开始了。
我与我的同学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七七级。
说来,七七七八级的男男女女们，哪一个不是背负着创痛的经历上路呢？
&只有，回家的念头始终蛰伏在心灵深处，不时大声呼号。在当年文科生奇缺，拥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家。
这是命运，不可抗拒。
“睡在上铺”的兄弟姐妹们，与我共同经历过中国最奇特高考的朋友们，现在许多已不在人世了。
J，我的大学同学、省报优秀记者，死于车祸；我的大学同学，扮演过《柳堡的故事》中弟弟的C大哥，会拉一手美妙无比的手风琴，90年代死于肠癌；X与Q，我系仅有的一对夫妇，同时死于车祸；大学同学L，我们班的小弟，从美国进修归来后不久便染肝癌，年仅三十三岁……最后，竟连我的密友P，也于五年前在《草原恋》深情的歌声中因肺癌辞世。
我走进大学时就是身穿她亲身缝制的蓝色列宁装，有腰有款，据说十分美丽。
我开始不畏惧那个世界，就因为已有许多亲爱的在那里……
大散文家木心说，“经历即命运。”我十分赞同。
我成为我，七七级之所以成为“七七”这个特殊的群体，可能便缘于我们的特殊的经历。后来又面对人生大大小小的坎儿，我们或流泪或咬牙能抗过去，也可能缘于最初的抉择。那一次高考，无不在每个人的命运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英，我的老同学，我的好兄弟
　　　　　　　　　　　　　　　　&曹长青
5月18号晚上，我坐在美国的家中，像往常一样，在一天写作之后，最后一次检查一下电子邮件，就准备关机。可是在打开电子邮件时，突然看到国内同学辛国胜托裴毅然传来的一个消息，简直像是晴天霹，让我惊呆了。邮件说，你的老同学李明英去世了。这怎么可能，明英才刚刚60岁出头啊！
赶快托朋友找明英太太赵大姐的电话，可打过去的时候，赵大姐正在北京向遗体做最后的告别。电话里，明英太太一听到是我，就哭着一遍遍地说，长青，明英走了！明英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听到她的哭声，我的心在绞痛、在流泪。心里在呼喊：明英，我的老同学，我的好兄弟，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
美国发生911事件的时候，我正住在纽约，目睹了两座世贸大厦倒塌，三千个生命瞬间消失的悲剧。最近，又从电视上看到四川大地震、五万多人遇难的惨剧。再加上前年父亲去世，都使我对生命的丧失、人生的短暂、亲情的珍贵等等，有了更多一层的伤感和体会。听到明英走了的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怎么也睡不着。当年和明英在一起的日子，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明英是个有才华的人。他是在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在学校里，我们都很尊敬明英，不仅因为他比一般同学的年纪大一些，是老大哥，更因为他很有才华，写一手好文章，字也写得漂亮。他也不是什么高官子弟，完全是靠自己的个人拼搏和努力，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芸芸众生中，靠写稿子，成为总部的通讯干事，然后又凭本事，以高分考上了黑龙江大学。
在七七级的黑大中文系同学中，明英很快就表现出他思想解放、勇于探索的独立精神，所以在黑龙江省第一个自发学生社团"大路社"成立时，就被推选为"干事长"。由于当时我也承蒙同学们的信任，做了大路社的社长。我们一起张罗着贴墙报，出专刊，召集同学开会，探讨国事，交流写作，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夜晚。那个时候，学生社团开会，哪有什么会议室啊，很多时候都是在学生宿舍打水洗脸的水房子里进行的。我还记得明英讲话时，总是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一副老大哥和权威者的样子。
明英是个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从不争权，也不要利。为人忠厚，老实，又充满理想精神。我们的青春时代，那些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是在黑大度过的。今天的追悼会上，有很多黑大的同学，也许大家都还能记得我们那个燃烧着理想、对未来充满幻想的黑大时代。虽然叫做"黑大"，但那却是我们人生中最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一段青春时光。而明英，就和那个黑大时代一样定格在我的脑中。我不会忘记，相信今天到场的老同学们也不会忘记。
后来明英离开黑大了，因为他又考取了《人民日报》新闻所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新闻专业之后，人民日报首批招收的研究生。明英，还有和明英一起从同一个农场考到黑大中文系的刘允洲，都一起被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录取，成为我们全中文系的骄傲。后来在明英、允洲的带动和帮助下，我们中文系陆续有好几个同学，也考上了这家新闻研究所。
&明英从新闻所毕业后，放弃了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的工作，调到了深圳。因为他的性格，他的理想，都更喜欢创新，创业，创造。八十年代初期的深圳，还是一个到处是烂泥塘的渔村，明英成为这个年轻城市的首批创业者之一。八十年代中期，我也在明英的鼓励和帮助下，从哈尔滨调到了《深圳青年报》工作。同是黑大同学，又同做新闻记者工作，再加上有原来大路社的背景，而且我家和明英家同住在圆岭住宅楼，相距不到五十米，交往和交流的机会就更多了。我更是亲眼目睹到明英的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也是最体现东北人特点的部分：那就是有豪爽之气、看重义气、乐于帮助别人。当时因为深圳刚刚开发，又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很多黑大的同学，黑龙江的老乡、朋友等等，都来深圳出差，更有很多人想调到深圳工作。明英总是不厌其烦地接待，请他们吃饭，安排住宿，甚至帮忙调动。有时我碰上这么多的来访者，都感到力不从心，但明英总是乐呵呵的，尽量帮助同学朋友和老乡们。有一次，一个黑大七五级的同学，因为在学校时关心政治而被四人帮迫害过，下放到牡丹江乡下，后来经过中文系主任的介绍，来到深圳找明英，也是明英帮助找的房子等，帮助他们一家安顿。每当有东北的朋友或同学来了，明英总是告诉我说，长青，咱们一起去吃饭，很多时候，他都是抢着先付钱。后来黑大中文系同学在北京的首次大聚会，据说也是明英出钱张罗办的。
听到明英走了的消息后，我给现住在北京的原黑大中文系主任、我们大家都很敬重的周艾若老师打了电话，已经81岁高龄的周老师说，听到明英走了的消息，他非常、非常地悲痛。他在电话中一个劲地对我说，明英是个"性情中人，很重情意，利他。"他怕我听不懂什么是"利他"，解释说，就是"自强利他"，自己努力，乐于帮助别人。手里有一个馒头，但看到有人挨饿，就把馒头分给那个人一半，这就是李明英！他总是有福同享。而有难、有苦呢，他却总是悄悄地一个人承担。在这方面，他这个人不那么善于表达，他不是有苦说不出，而是有苦也不说，一个人担着。
今天在这里，有明英的妹妹、妹夫，还有明英太太的亲属等，他们都是在明英的帮助下，从寒冷的黑龙江，调到了温暖而更有经济前景的深圳，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企业和事业。我想他们更能感受到，明英作为兄长，那种承担责任，那种任劳任怨的精神。今天这里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像我一样，都曾经得到过明英的帮助和关照，都曾感受过明英这个朋友的豪爽、热情和义气。当年我在深圳的时候，知道明英喜欢看武侠小说，也许是受小说中英雄的影响，在他身上，总让人感受到一种舍己救人、慷慨助人的侠客精神。
&&&&&今天到场的各位也都知道，即使对没有见过面的人，如需要帮助，哪怕有政治风险，明英也会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虽然因此他在个人事业上受到损害，但他不抱怨，也不后悔。明英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心里有光明的人！
1988年夏天，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前，我在离开深圳前往美国的时候，跨过罗湖桥海关之后，在香港呆了几天，恰好明英那个时候也在香港。我们一起和当地的朋友们吃饭，聊天，喝酒，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这些场面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至今还都历历在目，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最后见到明英的画面，这几天一直在我头脑的屏幕中闪过，它是黑大同学之情的象征，是美好，是豪爽，是情意，是青春时代的记忆。而明英是我离开深圳之后，在香港、甚至在海外这二十年来见到的唯一一个黑大中文系的同学，想来真是不胜感叹。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和老同学、老朋友们重逢，把酒忆当年。明英的英年早逝，更提醒我们珍惜生命，珍惜友情、珍惜每一个和亲人、朋友在一起相聚的日子。
明英走好，你的老同学、老朋友长青在遥远的美国送你最后一程，用深深的思念向你做最后的道别。你会活在我的记忆中，活在你的亲朋好友的记忆中。明英，安息吧，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平静、快乐、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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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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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曾是我青少年时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个梦做得又长又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揣着这份对美丽的憧憬，却是那么小心翼翼，羞羞怯怯的。如今已说不清楚我的大学梦起始于何年何月了。说来可怜，我长大成人的那条老街，没有一个大学生，最高学历是我家对门的那个初中生，他也是我们老街惟一的干部，给郊区的一个公社书记当秘书。而我就在这个没有文化氛围和读书风气的穷街陋巷里，居然土生土长萌发了上大学的心思。在那些苦闷而沉重的日子里，这个梦是我心灵的慰籍。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大人门去街上乘凉，屋子里黑洞洞的，我一个人躺在炕上，沉浸在夜的静谧中畅想着有关大学的事，心里暖融融，美滋滋的，这种遐想简直就是一种精神享受。
我的梦想和现实是那么不和谐，甚至发生冲突。我初中毕业报考志愿时，麻烦就来了。我的父母不赞同我读高中，爸爸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妈妈长年生病卧床，每年都要住院治疗，家里生活不宽裕。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高中毕业正在报考大学，爸爸一人供养两个大学生负担太重。所以父母希望我考中专，早些参加工作，养活自己，还能帮助家里。另一个原因是爸爸有历史问题，我们子女考大学很难录取，即便录取也是末流学校。犹豫再三，经过痛苦的抉择，我忍痛割爱，第一志愿报考了齐齐哈尔医士学校，这是一所高分才能录取的中专。也许是心有不甘，潜意识里仍没放弃大学梦。所以，当副班任高扬着我的志愿表，对同学们说我报的志愿多有水平，第一志愿稳拿时，我非但不高兴，反而心有不悦。
接着发生的事几乎是激怒了我。我的班主任老师是女共产党员，学年组长，以严厉闻名全校。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有那么深的成见。我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能忍能受，从不冒犯任何人，被冒犯时也不会反抗，实在找不到她讨厌我的理由。在报考志愿时，她专门在全班大会上动员同学报考高中，理由是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多学知识，多长本领，多为社会做贡献，当社会主义的合格接班人。私下里她又找了很多人个别谈话，逐一说服同学们考高中。尤其是对我们的团支书更是宠爱有加，多次亲自上门家访，要求她的家长支持她上高中。理由无非是她多么优秀，多么有培养前途，不上大学对党和人民是重大损失云云。老师对我则不闻不问，置之不理，这种歧视沉重地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和上进心。难道我就不该多学知识多做贡献？难道我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我是班里连续三年考第一的学生，在鼓励全班考高中时，却如此冷落我排斥我。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呢？这其中有个插曲。毕业前夕的那个三八节，我们的女校长请了师范学院的一位女生给我们全体毕业班女生做报告。讲述她高中毕业后辍学参加工作，当了一名邮递员。后来又辞去工作立志高考，考入大学发奋读书的事迹。她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因为那时的我正徘徊在报高中，还是报中专的两种选择之间。她给了我鼓舞和激励，帮助我澄清了犹豫不决的思虑。会后我奋笔疾书在日记中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愿望。不料，我放在课桌里的日记本被同学偷看并汇报给了老师。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时代背景下，我的一种准备被视为没有红心，不响应党的号召。我的毕业鉴定被定论为政治上不开展，学习目的不纯。于是，老师把我当作个人奋斗的典型，不赞成我考高中上大学。我骨子里的叛逆精神爆发了，不顾父母的期待，我也要上高中，一怒之下我改了志愿。老师对我的行为没做任何表示，只是冷冷地看着我折腾。
&&&&我如愿以偿考入本校的高中。接到通知书我就后悔了。因为哥哥这年高考，以外语满分的成绩录入黑大的俄语系，后因政审不合格档案被甩出来。而这时多数学校已经录满，连分数很低的师范学院也已录完，只剩下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还可以投档，他才被录取。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月，目睹这种情景，我真后悔了，我没有哥哥聪明，他是我的前车之鉴，我考大学有什么希望？考不上大学，又读什么高中呀！拿着通知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