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论历史学家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
&&以研究&上海学&的史家论述为中心
　　作为中国近现代的一个重要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现代都市文学的蘖萌，它以描摹中国近现代初兴的市民社会为主要对象。上海是这一通俗文学流派的大本营，也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出版中心。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往往可以与中国近现代的上海史相互映照，因此，要较为深入地研究都市通俗文学，就要多读甚至熟读上海史。而研究上海发展史的史学家也必然要对这一具有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自己的评价。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上海的历史学家已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门&上海学&，从而也将反映上海都市建成沿革及其移民城市特色的市民文学作为自己的考察的对象，于是，对鸳鸯蝴蝶派在上海文化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在&上海学&中也必然会给予客观的定位。这些研究&上海学&的历史学家对鸳鸯蝴蝶派的定位与结论，与我们过去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对这一流派的评价有相当明显的差距，这正是本文试图要探讨的问题。
　　在&上海学&史家的笔下，清末民初的转型期中，鸳鸯蝴蝶派在文化领域中是与上海的经济繁荣和上海市民社会初兴同步发展的&正面形象&，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
　　如果我们不是以政治上的褒贬来评判鸳鸯蝴蝶派，不是先验地把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贬义词，那么，用鸳鸯蝴蝶派来概括民初上海文坛上出现的这种新的小说倾向，也未尝不可。作为民国以后上海最早出现的文学现象，应当说鸳鸯蝴蝶文学努力在建立一种适合现代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使得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写作者与一定的阅读者之间的良好的供求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晚清的传统文人在民初通过这一形式，完成了自己谋生方式的转变，都市生活也由此创立了新的文化形式。小说对于改造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绝不像关于&小说革命&言论中所说的那样骇人，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受到社会人士的广泛关注，却是由民初的鸳鸯蝴蝶派逐渐造就的形势。而且，由民初职业文人所建立的报刊、小说、戏剧、电影之间的共同关系，对于文学传播和扩大影响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实际上，阅读的趣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就这个意义而言，鸳鸯蝴蝶派小说是创造了上海城市的阅读趣味。作为现代都市文学的滥觞，我们应该看到鸳鸯蝴蝶派在民初上海文化上的广泛影响。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这种历史的影响无限推衍，毕竟小说和文学都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上海的文学成就和文化，是众多文化人共同的心血结晶。
　　华裔历史学家卢汉超在他的著名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也评价道：到了民国时代，&海派&这个词开始与文学联系起来，&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最早的&海派文学&。 他还指出，海派风格的小说讲求娱乐性，以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虽然头脑清醒一点的读者也能从中发现某种社会和道德价值。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民国早期的上海文学界处于主导地位。
　　从中外历史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就会感到，其中含有若干可以深入探讨的评价性问题：例如，为什么能说鸳鸯蝴蝶派是当时上海出现的一种&新的小说倾向&，它为都市生活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为什么说这种新的文化形式是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机制&，从而创建和开拓了上海的文化市场？为什么说这种类型小说与报刊、戏剧和电影能共同协力繁荣的上海的文化市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在传播媒介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新的小说和新的文化形式既使晚清文人完成了自己的谋生方式的转变，又使他们找到了自己谋生所系的固定的读者，这些固定读者究竟是何种群体？总之在历史学者的笔下，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在上海出现的值得肯定的一种新的文化载体。当然他们在充分肯定下也不无保留，也即是不能将这种&历史的影响无限推衍&。以上历史学家的评价我们将在下文中一一加以阐释与论证。现在我们先要来关注卢汉超所说的：海派风格的小说虽然讲求娱乐性，以凄楚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是&头脑清醒一点的读者也能从中发现某种社会和道德价值&。那就是我们惯常所最关注的作品的内容问题了。
　　在《上海通史》中，历史学家所举的实例过去也许是很少被新文学界所注目的一个刊物&&1917年1月创刊的 《小说画报》。这个杂志连权威的工具书《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也没有它的刊名，那就当然更不会收录它的详目了。但是近年来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者却多次提到它：这本杂志是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同年同月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通体白话小说刊物。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了。
　　民初上海文坛向公众推出了通俗文学期刊《小说画报》（1917年1月&1919年8月，计出22期），&&他们选择以&闺秀学生&为主要对象，以小说形式输入新道德、新观念，&所撰小说均关于道德教育、政治科学等，最益身心、最有兴味之作&，（第1期《例言》），折射出有关上海女性观念更新的信息。
　　《小说画报》婚恋小说的基调，已不是《点石斋画报》欣赏的对婚姻敢怒敢弃的俗妇，而是&郎才郎貌，女才女貌&对等结交的良缘。青年男女对理想配偶的标准已逐渐接近。相貌、性情、才学，是青年学人选择配偶的要素。而理想姻缘的模式则是一对青年男女，双双出自洋学堂，中英文俱佳，不仅彼此一见钟情，连父母也深感合情合礼，美满无憾。作为佳人，她们的新道德观首先是婚恋自主。（《小说画报》第15期[1918，8]，第6期[1917，6]，第22期[1919，9]）这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女学生形象，对诱发读者的心灵震撼和示范效应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审美眼光的变化调整，由单一转向多元。&&这些小说的视角反映作者对民初都市女性命运的关注、思考，和对重塑女性形象的参与。&&作者将女学生作为表现新女性的代表，侧重展示她们的婚恋观、贞操观、职业观，实已触及到民初上海女性面临的挑战。《小说画报》通过小说中的新女性，向生活在上海的女学生提出如何选择人生的问题。其中传递了女性婚恋自主、男女择偶标准的趋同、小家庭的理想以及女子职业的发展等信息。到30年代，这些问题已成为上海女性面对的现实选择。
　　历史学家还指出，《小说画报》中的美女形象，已不是《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中的妓女的图像，&该刊的女性造型选择女学生为模特，着力展示她们活泼健美的魅力。& 其实《小说画报》并不完全如史学家所说的&闺秀学生&为主要对象。因为该杂志的《例言》开宗名义第一条即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它内定的读者面是非常宽泛的。但它的确如《上海通史》上所说的，非常关心女性面对的现实选择问题。主笔包天笑在杂志的第一年就分4期刊登了4篇同名为《友人之妻》（一）至（四）的系列小说。在这4篇小说中，3篇都是写留学生，回国后的择偶条件问题，另一篇的主人公虽然不是留学生，可是也是写一位维新教育家的婚姻问题。在《友人之妻（一）》中，男主人公回国后为他作媒的人很多，但他首先宣布了他的择偶三条件，不合此三条者&免谈&，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件要天然足，这天然足不是那种似放非放的假装大脚，鞋子里塞了许多棉花，是要一种从来不曾缠过的。因为那时候天足的风气，还没有大开，所以才有这一条。第二件要懂得些普通英文，这也有个意思，因为吾这位友人他学的是政治科，难保将来没有外交公使之望，到得交际场中，不至于做哑旅行了。第三件倒也好笑，说是身体要高高儿，要是种娇小玲珑的美人儿，他一概谢绝，至少只能比他自己短半个头。自从这三个条件披露出来了，他的定婚却便有个归纳法，倒省了许多烦杂。
　　紧接着，作者在书中感慨道：&向来小说书中，总是说郎才女貌，其实郎才女貌在现今时代中，算什么奇。此刻委实是郎才郎貌，女才女貌，才算得是美满咧！&这些条件与感慨实际上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使留学生变得身价十倍，而在婚恋中他们理想的终身伴侣也只有在女学生中去物色了。而在系列小说《友人之妻（二）》中，这位虽然不是留学生的维新教育家在结婚时，&依着他的意思，竟要仿照欧美各国的办法，叫做文明结婚起来，也要请了有名的人来做证婚，也要请新娘子不遮方巾，披上白纱，不用跪拜等等。&因此，像《小说画报》这样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在清末民初，至少在&五四&之前，已在试图倡导新道德、新观念、新价值、新伦理、新知识和新的生活方式。历史学家选择像类似《小说画报》这样的刊物说明鸳鸯蝴蝶派小说为都市大众流行文化之一种新形式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这种大众流行文学已经走出了文人的圈子，而进入了上海市民的视线。历史学家还肯定了《玉梨魂》与《孽海花》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果说，《茶花女》在晚清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于知识分子和文人中间，那么，作为民国初年最流行的小说《玉梨魂》的读者，则更加广泛，这是因为时代发展的关系。&&而新学和新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实际是教育普及的过程，是为适应近代化城市经济文化而培养城市市民的过程。&&在如此氛围下，《玉梨魂》这类小说的影响也就走出文人圈，在一般社会中激起反响。曾朴的《孽海花》在晚清上海是一部很畅销的小说，&不到一二年间，竟再版15次，销行至5万部之多&。而《玉梨魂》，据研究者称&它的读者以百万计&。近代城市大众媒体的建立和完善，也是《玉梨魂》流行的重要原因。&&《玉梨魂》开创了民国上海都市文学史上流行小说的成功模式，同时也建立了一种流行小说的类型，即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这种类型几乎同时在上海其他文艺形式如新剧的家庭伦理戏、电影的悲情伦理片中也逐渐形成。& 《玉梨魂》所反映的是&寡妇再嫁&的问题，不仅小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进入了广大市民的视野，建构了流行小说的成功模式，而且启示了其他的文艺形式对家庭伦理剧等题材的连锁响应。仅就《玉梨魂》而言，就被郑正秋改编为同名电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如当时的一位评论者所说的：&此剧为一问题剧，问题即这&寡妇是否可以（可以二字，是一种可能性，阅者请不要误解）再嫁？&这个问题，非礼教的忠臣孝子，多承认有可能性了。此片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寡妇再嫁之可能&，但在寡妇不得再醮惨状的描写内及旧礼教的吃人力量的暗示内，已把&寡妇不得再醮&的恶制度攻击，间接的提倡与鼓吹&寡妇再嫁&的可能了。（可能二字，是指寡妇欲再嫁的，尽可再嫁，不愿再嫁，那末只得尊重她与死人的恋爱了）此种主义，合于新伦理，合于新潮流，合于人道的。有人说它&提倡节妇&，未免近视了吗！&&此剧为哀情，故多内心的动点。内心表现的感动力最大，感动力即为影片生命的生活素。& 由此看来，小说《玉梨魂》与电影《玉梨魂》对启发人们去探索新伦理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当时那些有影响的鸳鸯蝴蝶派畅销小说又往往为电影或其他地方剧种改编演出，广受市民观众的欢迎。在大众文化的&大家庭&中小说和其他文艺形式也是往往相互发挥着启迪作用。
　　历史学家曾为我们提出一个具有讽刺性意味的现象：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人士眼里，&鸳鸯蝴蝶派&主要是指民初的艳情小说（这里所说的艳情小说即指哀情小说&&引者注）。他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批判主要是基于道德上的，认为这类小说&贻误青年&、&陷害学子&。对于民初艳情小说，一些保守的人士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艳情小说是&青年之罪人&：&近来中国之文人，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一编脱稿，纸贵洛阳&，青年子弟&慕而购阅&，结果&毁心易性，不能自主&。艳情小说造成了&今之青年，诚笃者十居二三，轻薄者十居七八&。新旧人士一样反对艳情小说，只是新文化人士认为那是复古的祸害，旧派人士认为那是趋新的弊端。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和值得深思的悖向同归问题。这种新旧人士都&同声相应&的现象，对保守人士说来，他们对时代的新发展无法理解；而对革新人士而言，他们对在时代发展中的某些事物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定位。那么，怎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定位，那就是要研究鸳鸯蝴蝶派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在某种历史机遇中，上海近现代的社会怎么促成这种文化机制的转型，使它得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历史学家认为，&其实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意义的是通过对于鸳鸯蝴蝶派形成的历史原因的探究，真正认识近代上海的文化机制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并从中发现一些人所未见的东西。&
　　在探究鸳鸯蝴蝶派形成的原因时，历史学家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与清末民初社会的转型、现代市民社会的初兴同步发展而生成的。
　　上海小说的繁荣始于晚清，这个过程实际上同近代上海城市市民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近代小说的读者就是那些近代城市中正在成长的新市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社会中人们文化趣味的变化。晚清上海小说的发达，正是新的文化趣味的表现之一。有人认为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小说的鼓吹，造成小说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实正相反，是小说在一般市民中日益蔓延的流行趋势，使得梁启超等人产生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愿望。&&20世纪初年的政治小说，只是满足了当时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对社会也没有对文化提供更多的新东西。世纪初的亢奋过去后，上海社会又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小说重新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项内容。不过，社会心态很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小说的欣赏也跟着起了很大的变化。从晚清到民初小说风格的变化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信息，民初上海的文化消费者比晚清要年轻得多。晚清上海流行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在民初已经渐失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哀情小说。这表明晚清的小说读者大多数还是旧文人，到民初，小说读者已经有了大量的学生（包括女学生）。
　　随着上海工商经济的大发展，各方的移民大量涌入都市，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新市民的文化生活中阅读小说成了他们休闲需求中最省俭和最有兴趣的内容。过去的狭邪小说较为符合文人雅士的情趣，而谴责小说又是老百姓对清廷腐败政府由愤慨转为极度蔑视嘲讽的发泄洪流，当清廷被推翻，市民又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时，他们的情趣是否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的回答是：&一般市民的文化兴趣也同晚清时有了明显不同，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哀情缠绵的东西比以前更受欢迎。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庭伦理新剧等在这个城市中有了更多的爱好者，当然这种情形和正在变化着的市民结构也有莫大的关系。& 在当时，虽然清廷被推翻，但社会的旧道德、旧观念并未有多大的触动。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更改婚制等切身的要求也并未得到满足，这种哀情小说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他们要求冲破千年铁律的愿望。另外，就市民们而言，对&一家一姓的福祉平安以及由商品社会、世俗功利所造就的个人利益及其保全意识，总是小民百姓最基本的诉求& 。 在市民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就急需新的家庭伦理观的指导，因此，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式的新家庭伦理剧也得到广大读者的拥戴。《玉梨魂》和《孽冤镜》等小说在民初能得到如此的流行与畅销，与市民的兴趣所向是极有关系的。不仅是小说，当电影市场的票房产生危机感时，郑正秋就祭起家庭伦理新剧《孤儿救祖记》为&法宝&，赚得盆满钵满。当年的&申曲&在革新时，创作了家庭伦理新剧《离婚怨》，屡演屡满，甚至影响了沪剧的发展史。因此，哀情小说与家庭伦理小说在市民社会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市民用自己口袋中的钱币去购买世情、舆情、价值共识和娱乐消遣所培育的一股&人气&，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必然反映。于是&上海学&史家们得出一个有悖文学史家们的大胆结论，他们认为：&由改良群治、教化社会为号召的小说革命，在民初的上海所体现的实际文化成果，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小说是民初的上海文人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一种尝试，也是小说这一文化形式在现代上海社会这样的都市里找到自己生存位置的努力。它所建立的文学类型化趋势以及所找到的同读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许多作为现代都市商业文化中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因此，对于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研究，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对民初上海通俗作家的文士们的结构，历史学家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上海就成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集结地。最早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主要从上海和江南一带的旧文人、士绅转化而来的，&&这些人进入上海后，谋食于城市新式的文化事业机构，以传播西学或者从事城市大众文化事业为主要职责。& 应该说，这些旧文人或士绅应该说是最早从旧卵中破壳而出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已具备较新的知识结构，也不再苟同于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不再把做官作为荣宗耀祖的途径。他们已经不是庙堂御用文人，而是属于民间社会的自由人。凭着自己的知识技能，或独立谋生，或服务于新式的文化教育机构，从事新闻、出版、教育、西书翻译、画师、作家、技师、医疗、律师等职业。像李伯元、徐枕亚和包天笑就属于这类自由知识分子。李伯元拒绝了清廷的经济特科的考试，他作为一位作家和报人已在上海的新闻、出版界找到了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包天笑、徐枕亚也像李伯元一样，作为报人和作家，不仅受许多&粉丝&&&忠实的读者的敬仰，而且有相当丰厚的收入。
　　有一批中国早期的自由职业者成为作家，有广大的新市民作为他们作品的主要读者，他们之间是以商业经营机制构成了供求关系。对这些新的作者与新的读者而言，&写作成为职业，阅读成为消费& 。 当然，写作者要向阅读者传导一定的新的信息，如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和新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对阅读者说来，也要对写作者所传导的新的信息感兴趣。商业经营机制的最初触媒就是建筑在这&兴趣&之上。阅读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而鸳鸯蝴蝶派与上海的新市民共同创造了清末民初上海的阅读趣味。《玉梨魂》与《孽冤镜》引起了以年轻化的读者群为主的广大市民的兴趣，而《歇浦潮》、《人海潮》和《上海春秋》却引起了广大新移民的兴趣，它们告诉新移民在上海要谨防各种魑魅魍魉的陷阱。在商业经营机制的激励下，对有兴趣的题材，其他作者也就闻风一拥而上，直到粗劣的作品叠出，让读者倒了胃口才罢休；于是再共同去创造新的热点。上海的现代化文化市场就是靠一个一个新热点构成而逐渐走向成熟的。
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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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者文章日期：背诵指定的课文。
二、教学目标：
1、学会9个生字，认读6个字，会读12个新词。会用&非常&写一句话。
2、会按原文给句子填空。
3、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3自然段。
4、知道祖国宝岛台湾的蝴蝶数量多、品种全、色彩艳，在世界上很有名。感受台湾蝴蝶谷美丽壮观的景象。
三、教学重难点：理解文中词语的含义，体会作者是用怎样的词句写出蝴蝶的美的。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同学们你们看，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朋友：（手指黑板的蝴蝶）是什么啊？...在世界上很有名的相关内容日期：神秘的胎儿世界 宝宝哇哇落地，一个孩子和大人一起进行的探索和发展的旅程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胎儿从在子宫起，就已经在探索周围的世界了。科学研究表明，在子宫内的各种经历对胎儿的智力发展和情感发育都很重要。在降生前的最后3个月，胎儿甚至能够偷日期：宝宝眼睛里的世界 从躺到坐到走，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也在不断改变。了解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会让你更容易理解他那还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内心。 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到以后的几年，他对世界的感受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躺在床上，只能看到床周围的狭小空间日期：睁大眼睛看世界 0至2个月大的宝宝 新生宝宝都是近视的，他们刚刚开始学习调节物体的焦距。下面两个小游戏可以帮助宝宝学习调节物体的焦距。 （1）父母拿着色彩鲜明的玩具，站在婴儿面前约1-2米的距离，让婴儿望着这个玩具调节自己的视觉。当他长时间望着这个玩具之后，就会日期：愿世界不再孤独 解读宝宝心 每一份“孤独症”诊断书的背后，都有一个母亲破碎的梦。有人称孤独症患儿是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像天使般美丽，却无法融入我们的世界。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帮助他们摆脱孤独…… DD解读星星的孩子 一位读者给编辑部来电话：“我的孩子在幼儿园表日期：不让宝宝“斜眼”看世界(图) 许多孩子由于种种原因，眼睛无法相互配合成组运动。而两只眼睛无法同时注视同一物体，这种情况被称为“斜视”，属于小孩最常见的眼病之一。眼睛斜视，不仅影...日期：爬出精彩新世界 俗话说“七坐八爬周会走”，爬是婴儿身心发育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扭动着圆滚滚的身体，爬出了一番新天地！ 我家娃开始学“爬”了 那天早晨，我一觉...日期：育儿世界窗 之 法国感性教育造就未来的艺术家 法国人的热爱艺术与法国人的浪漫齐名。法国之所以培养出众多的艺术家，与他们的幼儿教育不无关系。法国人的幼儿教育主要围绕感性教育开展，教育的重点放在对宝贝进行音乐美术指导等方面。 法国所有的幼儿园都把美术教育看成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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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邂逅潘有声时，胡蝶23岁，正是一个女人最丰盈美好的年华，作为蜚声中外的电影演员，她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熠熠生辉。可是，那时也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耗时一年多的“雪蝶解约案”闹得沸沸扬扬，使她身心俱疲。　　在一次私人家庭舞会上，潘有声第一次见到银幕外的胡蝶。潘有声是上海德兴洋行茶叶部的一名普通职员，在他的心目中，胡蝶宛如潜于人间的仙女，高不可攀。他怎能想到，这只美丽的“蝴蝶”，她色彩斑斓的翅翼上，已是伤痕累累。那晚，潘有声和胡蝶共舞过一曲后，就端坐一旁，默默地用视线追随着她，看她舞步翩跹，看她落落寡欢，并在舞会结束前护送她回家。快到家门口时，胡蝶突然问了一句：潘先生，我不漂亮吗？潘有声怔住了。胡蝶咯咯笑道，你是唯一一位见了我后，没有夸我漂亮的男士。　　作为著名影星，她是社交场合的熟客，平日里，她看多了一张张垂涎美色的面孔，那些商界大亨、政界要人，不是贪恋她的美色，就是贪图她身上的明星效应。和潘有声接触几次后，她发现潘有声特别实在，和前男友林雪怀相比，她更觉得，潘有声是个可依靠的人，从他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份男人特有的安全感。　　潘有声虽没钱没权，却是位干事业的人，他做事踏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喜欢钻研，如他做茶叶生意，对茶叶就很有研究，他只要稍一品茗，就可说出茶叶的产地、品级。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也深得胡蝶父亲的欣赏。潘有声也发现胡蝶有着其他女影星所不具备的优点，她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当红明星，可在人前却从不摆架子。潘有声早在初见她时，就心动情牵，对胡蝶的性格为人了解越多，就爱得越深。但他觉得自己和胡蝶身份地位悬殊，迟迟不敢向她展开爱情攻势，只是默默地关心她，知冷知热地疼惜她。　　结束了与林雪怀的痛苦恋情后，胡蝶对感情慎之又慎，轻易不敢放弃来之不易的“自由身”。潘有声让她恢复了爱的能力，重坠情网，可对于前车之鉴，她仍心有余悸。相恋的前两年，他们只谈恋爱，不议婚嫁，甚至从不曾在公开场合双双露面，更没像当初她与林雪怀那样大肆张扬地缔结婚约。对此，潘有声从无半句怨言。他知道她的心伤。比起一个婚姻的约定，他更愿意怜惜她，给她轻松快乐的生活。　　也许爱情真的是最好的养分、最丰沃的滋润。与潘有声恋爱期间，胡蝶在事业上迎来一个又一个鼎盛时期。从荣膺“中国影后”到在左翼电影潮中大显身手，从主演《姊妹花》轰动全国到周游欧洲列国，潘有声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关注她，陪伴她，等待她，鼓励她。他的事业成就虽无法与胡蝶相提并论，但他却并不像林雪怀那样，因胡蝶的成功而失落恐慌、猜忌嫉恨，甚至自暴自弃。从茶叶部的普通雇员，到理财有方的洋行总经理，他只用了一年时间。更可贵的是，他身上那种温文尔雅，朴实中带有几分羞涩的气质，并不因职位的改变而消失，正如明星公司的经理郑正秋所说：“潘有声虽会做生意，但神气完全是个大学生。”　　相识的第五个年头，他们的爱情像金黄的果实，散发出宁静温暖的馨香，他是她的精神支柱，她有高兴的事与他分享，受到委屈则向他倾诉。这年秋天，胡蝶的父亲突然被查出患有肺癌晚期，为了却父亲的心愿，胡蝶决定和潘有声结婚。这年，胡蝶已27岁，虽风采依旧，人却明显发胖，再扮演纯情少女难免矫情做作。当初，她选定了胡蝶这个艺名，就是渴望能像蝴蝶一样美丽、自由，有朝一日飞累了，可以在花香满径中悠然栖息。如今，多年的演艺生涯，让她起了深深的倦意，潘有声的怀抱无疑就是她所盼望的温暖的栖息地。　　吉日定于日，婚礼采取中西合璧的方式，中午在教堂由牧师证婚，晚上到酒楼举办喜宴。胡蝶穿起了纯白色结婚礼服，“婚纱长三丈，上缀大小蝴蝶甚多”，明星公司的同仁们齐声唱响了专为胡蝶所作的《胡蝶新婚歌》：胡蝶，你可实现了你全部的希望，胡蝶，幸福紧跟着你咧。假使你遭遇到不赏心的事，不必皱眉啊也不必忧愁……　　婚后，胡蝶渐渐淡出影坛，每年只接拍一两部影片。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陪伴家人身上，常为自己的厨艺得到丈夫的夸奖而“沾沾自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明星公司的拍摄场地被日军占领，无奈之下胡蝶举家迁往香港躲避战乱。但不久，香港也沦陷了，日本人“邀请”她赴东京拍摄一部名为《胡蝶游东京》的纪录片，宣扬所谓的“中日友善”。她不愿意趟这浑水，只好设法应付，她说：“我怀孕三个月了，现在去不了，等我分娩以后再说吧。”虽暂时把日本人敷衍过去，但她深知，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继续留在香港，早晚要出事，于是她又拖家带口偷偷迁回内地。　　几经辗转，一家人终于抵达重庆，借住在朋友家，生活重得暂时安稳。潘有声同朋友合办了一家公司，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胡蝶参加抗日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谁也没想到，一只可怕的魔掌正悄悄伸向他们平静美好的小天地。1944年春，胡蝶到电影外景地工作多日，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还没放下行李，朋友心急如焚地跑来告诉她，几天前，潘有声无缘无故被警察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丈夫突然被捕，胡蝶心急如焚。冷静下来后，她隐隐猜测到了祸从何起。权倾朝野的戴笠，对她垂涎已久，几次企图靠近都被她婉言拒绝。　　为营救心爱的丈夫，胡蝶决定深入虎穴。这天深夜，面容憔悴的胡蝶走进重庆曾家岩戴笠的寓所，恳求他放了自己的丈夫。潘有声很快被释放了，胡蝶却没能走出来。“软禁”的日子里，胡蝶想过一死了之，但她深知，如果以死抗争，心狠手辣的戴笠岂能放过她的家人。她流着泪对丈夫说：“姓戴的只能霸占我的身体，却霸占不了我的心……我的心永远属于你。”万般无奈的潘有声，只得孤身回到上海，开始了隐居生活。　　抗战胜利第二年，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胡蝶终于结束了两年的幽禁生活，回到了潘有声的身边。曾经给胡蝶带来无数光环荣耀的上海，再不能承载他们的悲欢，他们立刻前往香港定居。在香港，胡蝶又拍起电影，她还帮助丈夫开了一家暖瓶厂，生产蝴蝶牌暖水瓶，过起了夫唱妇随、同甘共苦、怡然自得的日子。胡蝶越来越离不开潘有声了，她说：过去的奋斗、光荣和屈辱均已过去，今后的日子要守着潘有声来好好“消磨”。　　可天不遂人愿，历尽劫难的他们，却仍躲不开尘世后那只翻云覆雨的手，潘有声被查出患了肝癌晚期。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她倾尽所有的爱来与病魔争夺丈夫，可是终究没能阻挡死神无情的魔掌。弥留之际，潘有声气若游丝地对她说：“我今生今世能够与你相亲相伴这些年，已经非常满足了。唯一遗憾的是，这一切来得早了一些，我这辈子是一个没有太大出息的男人，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幸福。”电影里，她演绎过无数悲情时刻，却没想到，现实中，当这一刻真正来临时，她已哭不出声来，只感到自己的心已成一地碎屑，每一片，都是悲伤，都是无奈，都是绵绵不绝的疼痛。　　潘有声去世后，胡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的深深怀念和坚贞。就这般，她守着他与她历经风霜、心花无涯的挚爱，来耐住漫长岁月，寂寞终老。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