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会不会相互转化_百度知道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会不会相互转化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不会会相互转化。　　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体现斗争性.　　至于相互转化的有两个：　　1.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2.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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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事物的量变.全面把握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的重要意义　　斗争性和同一性都是矛盾所固有的基本属性。　　(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不能孤立地起作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各有作用　　(1)同一性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主要是。　　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实现事物的质变；矛盾双方相互包含，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所谓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可以，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最深刻体现了对立面之间的内在的统一性: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自觉地利用矛盾的这两种力量推动事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矛盾的斗争性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又同一。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可以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得到发展，它们对事物发展的作用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才能实现。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对于矛盾本身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1；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矛盾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是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这种包含着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相互贯通性。　　(2)斗争性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　　2:推动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即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矛盾双方可以利用对方的发展使自已获得发展。　　3。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分离，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双方彼此相通，即矛盾双方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转化的趋势、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促使矛盾双方地位或性质转化，由此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或者说矛盾的相对的同一性和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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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矛盾
矛盾即对立统一，是指事物内部两个方面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同一性和斗争性。
(2）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
矛盾的同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矛盾双方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它们彼此依赖，互为存在的前提。第二，矛盾的双方相互贯通。这是指矛盾的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与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性质，即矛盾双方相互反对、相互限制、相互否定的性质，它体现了矛盾双方的差别性和对立性。
（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矛盾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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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克服“本领恐慌”的根本之道
日 09:39:22
来源：前线网　　作者：叶再春
　　习近平同志指出：“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这种“不适应”，说到底，就是“本领恐慌”。它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做好工作的本领。出现“本领恐慌”的同志，虽然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和干劲，但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南辕北辙。　　本领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破解“本领恐慌”，根本是要扎实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贯穿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钥匙”。
　　学习矛盾分析方法，把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 从方法论上说，习近平同志于此所提出的是矛盾分析方法。　　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是“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对立面的统一就是矛盾。矛盾揭示了现实世界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后来，毛泽东同志说得更直接：“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由此可见，要做好工作，就必须处理好事物的矛盾。　　什么是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人类世界中基于实践生成发展的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斗争性和统一性是其两种基本属性，前者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相互限制、相互否定的性质、倾向和趋势；后者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体现着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相互结合、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性质、倾向和趋势。 不过，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相互关联、对立统一的。恩格斯说：“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由此，我们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既要看到矛盾的对立面，也要看到矛盾的统一面，从统一中把握对立、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政府与市场是一对矛盾，一方是“看得见的手”，另一方是“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时常与“看不见的手”发生冲突。如何看待并处理好这两只“手”的关系，不仅是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课题，更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实践难题。于此，习近平同志熟练地运用矛盾分析法予以分析、处理。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他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所以，我们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 显然，习近平同志既看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看到了它的不足；既看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区别，更看到两者的联系。所以，他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力求在对立统一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然，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这些矛盾各具特点，在人类世界的复杂发展过程中或复杂矛盾体系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就事物发展过程而言，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之分，根本矛盾贯穿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并规定事物及其发展过程本质；就事物发展不同阶段的诸多矛盾而言，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或次要矛盾）之分，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就每一矛盾内部对立的双方而言，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规定、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但非根本矛盾、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们对于事物的发展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有鉴于此，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时既要看主流、抓重点，又要搞清支流、注意枝节。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主题。如何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同志为我们展示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范例。众所周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但是，“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一言以蔽之，“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的改革，以解决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论，在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屡见不鲜。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他对党的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方法非常值得学习。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这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要不断巩固、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但是，说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工作都不重要了，可以一俊遮百丑了，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学习历史分析方法，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走向未来
　　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对于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因为“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 ；2013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史实，更要领悟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做好现实工作、走向未来。　　历史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这个辩证法的总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及万事万物，既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永恒发展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世界的历史演化过程。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联系地而非孤立地、发展地而非静止地看问题、想办法。　　1949年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于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大体有两种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之前的三十年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因而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矛盾，甚至认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因而用前三十年来否定后三十年。　　习近平同志科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牢牢树立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正确认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廓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2013年1月，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第一，如果没有1978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同时，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第二，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第三，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通过这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习近平同志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他说，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六个时间段。 这六个时间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500年的历史梳理中，习近平同志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有着深远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源头。只有明白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是怎样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我们才可能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有条件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所谓条件，就是同某一事物相关联、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所以，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立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而不能超时空或跨时空，否则必然犯时空错位的错误。　　同样是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引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他从当时的历史时空出发，认为如果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就站不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不住。站不住，天下就会大乱。所以评价毛泽东同志，要把他放在党、国家的整个历史全局之中，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看到他所犯的错误，更看到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学习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刚刚当选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公开表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秉持群众史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要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在方法论上就是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要义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就是一次运用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典型案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换言之，全面深化改革是党内的共识。同时，由于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所以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希望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好这些问题。简单地说，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党内的意见，也是群众的呼声。中央政治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分散的意见，于是在2013年4月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意见集中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党内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散的意见得到了初步的集中。日，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对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发表看法。　　如此几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得以确定。议题确定后，中央政治局便成立文件起草组，习近平同志亲任组长。在近7个月的时间里，文件起草组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其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2次分别审议决定，相关文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在一定意义上，这又是一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此，党内外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最终成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决定》公布后，中央、地方媒体纷纷开设专栏或专题从各个方面进行宣传、阐释，广大人民群众藉此全面了解这个最新的中央重大决策。在准确把握了《决定》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开始见之于行动，中央及地方先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更被充分调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从分散的意见到集中的意见、从集中的意见到群众的行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谙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之要。对于这个方法，习近平同志甚至深入一步，要求做好调查研究。他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　　至于如何做好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指出，首先要找准问题、有的放矢。简要地说，就是紧紧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深入研究“五大问题”：一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三是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四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点问题，五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其次，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而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是调查研究的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再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调查了解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最后，要制度化经常化。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使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进而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此外，要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使领导干部不仅“身入”基层，而且“心到”基层，直接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　　方法是“桥或船”。没有“桥或船”，就不可能完成“过河”的任务。因此，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仅要学习其中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更要学习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并正确地运用，我们才能真正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最终克服“本领恐慌”，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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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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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法商研究》 2012年01期
注：由于篇幅关系，截取文章部分进行交流学习
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一）证人证言的印证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证言没有确立较为严格的证据能力规则。原则上，无论是证人庭前所 作的书面证言或者证言笔录，还是证人当庭所作的口头证言，都可以成为法院定案的证据。作为一种言词 证据，证人证言发生前后矛盾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证人当庭证言与证人庭前所作的证言笔录发生了矛 盾，二是未出庭作证的证人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书面证言。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官在采信证言方面都会面临 艰难的选择。因为在证言的证据能力无法受到严格审查的情况下，法官更为注重的是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与庭前书面证言，何者更为真实，以及证人庭前所提供的相互矛盾的两份书 面证言，何者更为可靠，假如没有其他证据的佐证，这都将成为难以作出判断的问题。⑤
按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证人当庭证言与庭前书面证言发生矛盾的，法庭应当优先采纳当庭证言。 表面看来，这似乎体现了直接和言词审理的原则，显示出对当庭证言之证据能力的重视。而实际上，这与 证据能力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司法解释为法庭作此选择设置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证人“当庭能够对其 翻证作出合理解释”，二是当庭证言要“有相关证据印证”。假如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法庭仍然可以 将当庭证言弃之不顾，而优先采信庭前书面证言。其中，司法解释要求证人“作出合理解释”的规定，使得 证人对其翻证的合理性承担了证明责任；而对当庭证言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定，则实属对当庭证言真 实性的验证要求。
对于证人庭前所作的相互矛盾的书面证言，司法解释并没有根据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标准来确立采 信规则。毕竟，根据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两份在证明同一问题上相互矛盾的书面证言，不可能都是真实 的，其中必有一份存在虚假的可能性。假如无法确证其中一份书面证言的虚假性，那么，两者就都存在不 真实的可能性。更何况，书面证言往往是由侦查人员以单方面调查的方式秘密获取的，不像当庭证言那样 在公开的法庭上提供，并使得控辩双方有机会进行当庭质证，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对这类自相 矛盾、真伪难辨的书面证言原则上应当否定其证明力。但是，作为一种例外，那些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所 作的两份书面证言出现矛盾的，法庭仍然可以将其中一份证言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前提条件有两个：一是 证言的矛盾得到了排除，二是该书面证言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换言之，两份自相矛盾的书面证言，假 如无法排除矛盾，并且也没有其他证据对其加以印证，法庭一律不得确认它们的证明力。
(二）被告人供述的印证
在审查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时，刑事法官经常面临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原来做出有罪供述的被告 人，一旦推翻了有罪供述，而改做无罪辩解，或者做出了与原来有罪供述明显不一致的供述，对此翻供或者 供述不一致的情形，究竟将何者采纳为定案的根据呢？与证人证言一样，假如被告人作出了前后矛盾或者 明显不一致的供述或辩解，那么，这些供述或辩解是不可能同时为真实的。而假如法官无法确认何者为 真、何者为假，那么，两者的证明力就都无法得到验证。
与证人证言一样，被告人推翻有罪供述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但庭审中翻供 的；二是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的，也就是庭前出现翻供情况的。对于这两种翻供的情形，司法 解释确立了不同的印证规则。在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但庭审中翻供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确立了优先采信 庭前供述的规则。这与对证人证言的采信规则是有区别的。其原因主要是被告人在整个侦查和审查起诉 阶段都作出了一致的有罪供述，而没有出现翻供的情形，这显示出有罪供述是比较稳定的。而当庭翻供的 原因则很容易得到解释：在公开的法庭上，在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情况下，被告人更容易翻悔于当初的有 罪供述，利用最后的机会为自己作出辩解。而这种无罪辩解的真实性往往是无法得到保证的。当然，司法 解释对庭前供述的优先采纳也不是无条件的。要使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得到验证，就必须使其同时满足以 下两个条件：一是被告人不能合理地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存在矛盾；二是庭前供述与其 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在被告人庭前发生翻供的情况下，其有罪供述的证明力就受到严重的削弱。原 则上，被告人庭前供述与辩解出现反复的，或者被告人庭前就出现翻供情形的，其庭前供述一般不得被采 纳为定案的根据。从证据真实性的角度来看，司法解释作此规定，也是不难理解的：在侦查人员或公诉人 单方面举行的预审讯问中，被告人尚且都会发生翻供的情形，这显然说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不稳定和不 可靠的。当然，被告人庭前翻供又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被告人当庭作出有罪供述的，二是 被告人庭审中拒不供认的。对于前一种情形，考虑到被告人当庭认可了被告人庭前的有罪供述，因此，只 要该当庭供述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法庭就可以采信其当庭供述。而对于后一种情形，鉴于被告人当庭 拒不作出有罪供述，无法对庭前供述加以确认，那么，只要庭前供述得不到任何其他证据的印证，法庭就不 应采纳该庭前供述。可见，不论采纳被告人当庭供述还是庭前供述，司法解释都要求该供述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这足以说明，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是存在瑕疵的，其证明力需要通过其他证据的印证来加以验证。
(三）特殊言词证据的印证
所谓特殊言词证据，主要是那些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所提供的言词证据，以及那些与被告人存 在利害关系的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那些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的人，由于自身在感知、记忆、表达等方面 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因此，他们所提供的言词证据无论是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还是被告人供述，都有可 能是不真实和不可靠的。例如，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经常处于真伪难辨的状态。又如， 一个盲人或者聋哑人，尽管也感知到了一些案件事实，但由于受自身认识和表达能力的限制，往往难以提 供完整清晰的言词证据。对于这些人所提供的特殊言词证据，司法解释并没有采取一律摒弃的态度，仍然 有条件地承认它们的证据价值，但前提条件是这些特殊言词证据需要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另一类特殊 言词证据则是由那些与被告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所提供的。这些证人要么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系，要 么存在其他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要么与被告人存在着利害冲突。他们由于与被告人存在着这方面的关 系，因此很可能人为地作出偏袒被告人的证言，或者故意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为防止证人因为与被 告人存在利害关系而提供虚假的证言，司法解释强调他们所作的证言都要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使其证明 力得到其他证据的验证。否则，这类证人证言也不得被采纳为定案的根据。
三、作为证明标准的证据相互印证规则
本来意义上的“印证”，其实主要是指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来源的证据，对各自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 出的验证。与一般意义上的“证明”不同的是，“印证”通常发生在两个以上证据之间。由于在所包含的事 实信息方面出现了重合或者交叉，使得这些事实信息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但是，印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 单个证据之真实性的验证上面，还可以成为案件事实获得证明的前提条件。在印证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上， 我们需要分别就那些存在直接证据的案件与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加以分析。
假如得到印证的证据属于直接证据，那么，因该直接证据所包含的事实信息与案件主要事实发生了重 合，故对该证据真实性的验证其实也就等于对案件主要事实的验证。所谓的“证据相互印证”，也就意味着 直接证据所包含的案件主要事实得到了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的证明，那种对案件主要事实的 证明活动即告完成。在此情况下，所谓直接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也就等于案件主要事实得到了两个 以上证据的证实，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达到了法定的证明标准。例如，在一起受贿案件中，受贿人 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都属于直接证据，都包含着案件主要事实两方面的内容：受贿事实已经发生”和 “受贿人接受了贿赂”。作为两个具有独立信息源的直接证据，行贿人的证言对于受贿人的供述在受贿犯 罪主要事实方面形成了印证关系，使得受贿人所供述的受贿时间、地点、手段、方式、金额、钱款去向、利用 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等事实情节，都一一得到了行贿人证言的佐证。在此案件中，受贿人的供述 所包含的案件主要事实也就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
如果说对直接证据的印证本身就意味着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法定标准的话，那么，在那些只有间 接证据的案件中，证据相互印证与证明标准又具有怎样的关系呢？由于任何一项间接证据都无法单独包 含案件主要事实的信息，既无法证明犯罪是否发生，也难以证明犯罪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而最多证明犯 罪构成要件的某一环节或者片段，因此，对任何间接证据的“印证”最多只能说明该间接证据包含的事实信 息是真实的、可靠的，而无法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是成立的。至于案件主要事实能否得到证明，最终还要看 若干个间接证据在其真实性得到印证的前提下，是否环环相扣，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或者证明体系。 既然如此，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与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要研究间接证据的印证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对“孤证不能定案”的规律作出分析。所谓 “孤证不能定案”，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是案件只有一项有罪证据，由于该证据形成了“孤证”，得不 到任何其他证据的印证，处于真伪难辨、虚实不明的状态，裁判者当然无法仅凭各项孤证来认定案件事实；二是案件存在着若干项有罪证据，都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某一环节或者片段，但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 事实信息的重合和交叉，而只是孤立地存在着，彼此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印证或者佐证，对于这种案件，法 院也无法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得到了证明。
根据“孤证不能定案”的原理，法院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不能仅仅凭借孤立存在的证据来作出判断，而 必须借助于两个以上具有“独立信息源”的证据，使得这些证据包含的事实信息环环相扣，共同指向同一犯 罪事实，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或者证据锁链。在那些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各项间接证据属于 具有证据价值的信息链条。假如这些信息链条是孤立存在而不是相互连接的，那么，这些证据仍然属于 “孤证”。而真正将这些证据信息链条连接起来的，恰恰在于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通过证据之间的 相互印证，那些本来孤立存在的间接证据就开始发生了逻辑上的联系，相互之间在事实信息方面发生了重 合或者交叉，使得本来具有独立信息来源的间接证据发生了有机的联系。
例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始终拒不供认犯罪事实。办案人员收集了以下间接证据：1)现 场勘查笔录，证明被害人尸体的方位，尸体上有血迹，现场有一把尖刀，尖刀上有血迹和指纹。（2)鉴定意 见，证明被害人死于锐器刺中动脉，最终流血过多而亡；皮害人死亡时间为报案当天凌晨4点；尸体上的血 迹与被告人血型一致，且DNA分子结构高度一致；尖刀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为同一血型，DNA分子结构相 同；尖刀上的指纹与被告人右手食指指纹高度吻合。（3)证人A的证言，证明从报案时间当天凌晨1点开 始，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同一房间同处10小时以上，期间没有第三人进入。（4)证人B的证言，证明被害人 与被告人有矛盾，被害人打算揭发被告人的贪污行为，且被告人表露过报复杀人的想法。（5)搜查扣押笔 录，证明在被告人住处和汽车里发现了被害人的物品，特别是被害人写的一份准备举报被告人贪污的书面 材料。（6)被告人的外衣以及上面残留的血迹，经鉴定证明该血迹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DNA分子结构高 度一致……上述各项间接证据假如孤立地存在，就难以发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效果。而从这些证据所记 载的信息来看，它们相互之间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例如，现场勘查笔录记载了大 量物证的来源，而这些物证经鉴定足以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正人证言证明被告人不仅到过现场，而且还 与被害人长时间地一起独处，在被害人死亡时两人在一起；证人证言证明在被害人死亡前后10个小时的 时间里，没有第三人到过现场；一些证言和书证证明被告人与被害人有矛盾，被告人具有作案的动机。很 显然，这些具有独立信息源的间接证据相互间存在着事实信息的交叉，对所有事实信息的证明都至少有两 个证据加以支持，它们相互之间环环相扣，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由上可见，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1)通过相互印证，各 项间接证据的真实性得到了验证；（2)通过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那些存在矛盾的间接证据最终被裁判者 所排除，其余得到采信的间接证据之间不再存在矛盾，各项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的 排除；（3)通过各项间接证据的相互印证，全案证据指向同一案件事实，裁判者得出的事实结论是唯一的， 排除了对证据是否真实和案件事实是否成立的合理怀疑；4)通过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避免了间接证据 孤立存在的状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或证据锁链，排除了犯罪事实没有发生或者被告人没有实施 犯罪事实的可能性。⑥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规则本来主要是一种验证单个证据真实 性的方式，但通过对直接证据的印证，其他证据足以与直接证据一起发挥着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作 用；而在那些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通过各项间接证据相互间的印证和佐证，全案间接证据摆脱了孤立 存在的状态，使得各项证据信息链条之间发生了相互验证的关系，从而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锁链， 使得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正因如此，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实为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犯罪事实得到证明的重 要标准。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可能有着较为丰富的含义和要求，但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确属于 其中最低限度的标准。
四、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
研究证据相互印证规则，无法绕开被告人供述的补强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一直有一项基本的证据原则：只有被告人供述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定罪判刑。而根据《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的规 定，根据被告人供述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 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按照较为权威的解释，这一规定标志着口供补强规则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的正式确立。
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口供补强规则所作的研究大多是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和理论直接得到一些结论，显得主观性太强，移植和引进的痕迹太重。其实，大陆法系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或者自白补强法 则有其产生的制度原因和文化背景，也只能在这些国家证据制度之中发生作用。而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中尽管有了 口供补强规则的表述，但对这类规则的功能和结构还需要重新加以解释。那种直接将大陆法系 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照搬过来的研究方式，是没有说服力的。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首先解释大陆法系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然后再来分析这一规则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所呈现出的特点。
在大陆法系国家，口供补强规则是作为自由心证的例外而发生作用的。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不作明确的限定，而由裁判者依据经验、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而与自由心证相伴而 生的则是直接和言词审理原则，即法庭对于任何证据的法庭调查都应接触那种距离案件事实最近的最原始的证据形式，对于证人证言则应传召其出庭作证，对其进行当庭询问，以便通过口头方式获悉证人所了 解的案件事实。这样，通过这种直接和言词的法庭审理，法庭根据从当庭审理中所形成的主观印象来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对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作出判断。在此制度下，所谓的“孤证不能定案”尽管作为一 种经验法则可以发挥作用，但却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所谓的“证据相互印证”，或许也可以成为一种经验法则，但一般不会成为法律所确立的证据规则。
但是，在自由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前提下，对口供证明力的评判却需要确立一种例外。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社会都经历过“口供为证据之王”的证据制度。这既容易造成一种非理性的证据制度，也 会使刑讯逼供变成合法的取证手段。而从现实的教训来看，口供通常包含着较为丰富的事实信息，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有时候仅凭口供就足以认定全部案件事实。因此，口供的作用一旦受到不切实际的夸大，就 会促使办案人员对获取口供趋之若鹜，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阴魂难散，那种建立在虚假口供基础上的刑事误判也就如家常便饭一般。有鉴于此，大陆法系国家通常确立了口供补强规则，强调当口供为证明被 告人有罪的唯一证据时，法院不得认定有罪；而要根据口供来作出有罪认定，就要运用其他证据对口供的真实性加以补强，也就是确保口供所包含的事实信息获得其他证据的佐证和印证，只有在口供符合法定的 补强要求时，法院才能依据口供所包含的信息作出有罪判决。
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并非所有被告人的供述都需要其他证据的补强。从补强的范围来看，只有那些单独可以定罪的口供才有补强的必要。换言之，只有在被告人的供述中包含着全部犯罪构 成要件事实的情况下，该供述的补强才是必需的。由于该项供述可以成为法庭作出有罪判决的唯一事实依据，因此就需要对该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加以补强。⑧有些学者将口供的补强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裁 判者只根据口供就形成了充分的自由心证的，该口供就必须进行强制性的补强，这属于“自由心证原则的例外”另一种是只根据口供还不能形成充分的自由心证的，该口供也需要补强，但这种补强属于裁判者 “自由心证范围内”的问题，对裁判者则不具有约束力。?
大陆法系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还包含着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原则上，被告人在法庭之外和当庭所作的供述都需要补强，但当庭供述由于自愿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加上有辩护律师的帮助，因此，对该类 供述的补强一般不是强制性的，而真正需要强制补强的是被告人的庭前供述。又如，作为补强证据的其他证据，必须是被告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而不能是被告人供述的传来形式。再如，补强证据对被告人供 述的补强，只要达到令人信服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就足够了，而不需要达到对每一事实信息都加以补强的程度。不过，作为一种公认的观点，被告人供述的犯罪行为及其主体要素一般需要补强，而被告人的主观 罪过则不一定需要补强。
那么，上述有关大陆法系国家口供补强规则的分析，对于我国刑事证据法中的口供补强规则究竟是否适用呢？口供补强规则与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既然对于任何直接证据，都要贯彻证 据相互印证规则，那么，对于被告人供述这一直接证据，确立专门的口供补强规则，究竟有什么样的理由呢？与此同时，对被告人供述的补强与对其他直接证据的印证，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
在笔者看来，强调证据相互印证、排除合理的矛盾，这是我国刑事证据法的一项传统；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对于验证所有证据的真实性都是适用的，当然也适用于被告人供述。至于司法解释就被告人供述的补 强所作的一些特殊规定，也应当属于一种特殊的证据印证问题。换言之，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属于一项较为宽泛的证据规则，口供补强规则属于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口供补强规则与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相同之处。所谓被告人供述的“补强”，其实是指对供述真实性的“补充”和“强化”的意思。要做到对口供的补强，无非也是运用口供之外的其他证 据，使得口供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得到其他证据的验证和佐证。因此，所谓的“补强”其实就是一种印证。如果作较为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补强”是以被补强的证据为中心而进行的一种证据验证活动，而“印 证”则侧重强调证据相互之间的佐证和验证。而假如将口供作为验证的对象，那么，无论是“补强”还是“印证”，其实所说的大体都是同一个意思。
与证据相互印证一样，口供补强也包含着对口供证明力的验证和运用口供所包含的案件事实信息完成司法证明这两个过程。首先，对口供真实性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口供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得到了验证，这 与口供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是一回事。其次，由于口供包含着案件主要事实，特别是足以证明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事实，因此，对口供真实性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佐证和验证，使得被告人构 成犯罪这一命题得到了完整的证明。可以说，口供补强与其他直接证据的印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既然如此，口供补强规则是不是就完全等同于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只有在被告人供述包含着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有口供补强的必要。在口供补强的范围 上，笔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被告人一旦供述了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就等于提供了可据以定罪的全部事实信息。裁判者只要采纳此类供述，也就完成了对被告人构成犯罪的 主观判断过程。对此类供述，刑事证据法必须给予慎重对待，确立强制性的口供补强规则，使得它能够得到其他证据的充分印证和佐证。对此类包含着全部犯罪事实信息的口供，假如不确立严格的补强规则，就 特别容易纵容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无法保证口供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甚至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至于那些没有包含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被告人供述，刑事证据法则没有必要确立强制性的补强规则，而只需要适用普通的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就足够了。这主要是考虑到，这类口供只包含着部分犯罪事 实，裁判者即便对该口供作出了错误的采信，也不足以造成全案的误判。对于这类不足以使法官作出有罪认定的被告人供述，法官可以依据经验法则，通过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来作出是否采纳的决定。
在缩小口供补强规则适用范围的前提下，为防止对口补强规则的任意适用，有必要对补强证据的资格提出严格的要求。具体要求如下：（1)原则上，被告人供述的传来形式是不能充当补强证据的，否则，就会 出现以被告人供述来进行自我补强的局面。因此，补强证据只能是被告人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2)根据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2条、第34条的要求，被用来作为补强证据的其他证据应是办案人员独立收 集的其他证据。假如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或者指认，办案人员发现了具有补强价值的物证、书证或者其他证据的，那么，这些物证、书证必须是“隐蔽性很强的证据”，并且在对此类补强证据的获取过程中排除了逼 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可能性。这是从取证手段的合法性上对补强证据提出的法律要求。当然，在证明力问题上，补强证据也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其真实性应获得了令人信服的验证。（3)补强证据原则上 不能是同案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对于同案共同被告人能否互相充当证人的问题，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在笔者看来，同案共同被告人存在着利害冲突，它们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人”。更何况，按 照我国的侦查惯例，对于同案共同被告人通常采取同案侦查的做法，侦查人员采取诱供、逼供、指名问供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因此，以某一共同被告人的供述来对另一被告人的供述加以补强，既无法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也难以避免侦查人员通过一份口供逼取其他口供以致“锻炼成狱”的情况。由此可见，对同案共同被告人的供述，只能依赖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建立补强关系。
五、对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反思
作为一项证据规则，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使得每一项证据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得到其他证据的验证，这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尤其是在言词证据存在前后矛盾或高度不一致时，该规则要 求依据证据是否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来确定其证明力；对于证人因为认知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与当事人存在特定的利害关系而提供的证言，要求获得其他证据的印证，这可以有效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证据 相互印证规则强调对犯罪事实的证明需要达到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程度，这对于减少冤假错案，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据相互印证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 的司法传统。这有助于避免法官仅凭“孤证”定案，防止在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形成“一对一”的情况下遽然做出有罪认定。在一定意义上，所谓“证据相互印证”也就等于排除了对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合理怀疑。
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还是受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这一规则的适用无论是在单个证据的审查判断还是在全案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有罪方面，都存在着 不容忽视的法律风险。在笔者看来，抽象地谈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优劣得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一规则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在我国基本实行笔录中心 主义的审理方式、无法保障取证合法性、对无罪证据大量进行排斥的情况下，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势必带来消极的后果。此外，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讲求形式化的证明要求、追求近乎完美的证明标准，也会造 成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出现负面的作用。具而言之有四：
(一）司法证明的形式化
在我国的法庭审判中，无论是举证、质证还是对案件事实的辩论，基本上是以公诉方的案卷笔录为中心来展开的。⑩正因如此，所谓言词证据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无非是说侦查人员制作的笔录类证据与 案卷所记载的其他证据材料发生了相互验证而已；所谓的证据相互之间得到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说的也就是公诉方案卷所记载的证据材料提供了相互重合或者交叉的事实信息，使得公诉方指控的各 项“犯罪事实”得到了多项证据的交互验证。
既然所谓的“印证”不过是指案卷笔录之间的相互验证，那么，案卷笔录的真实性就成为证据审查的关键。假如案卷笔录所记载的所有证据材料都是可靠的，而不存在被伪造、变造或者失真的可能性，那么，这 种注重证据相互印证的规则确实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这些案卷笔录大都是侦查人员单方面制作完成的，所记载的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传闻证据。这些笔录类证据不仅不能完整反映案件事实的全貌，而且还存 在证明虚假事实信息的可能性。在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下，所谓的举证、质证和辩论都是流于形式的，法庭最多只是对案件事实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审查，而无法对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展开实质上 的审理。而在证人基本不出庭作证、被告人当庭辩解基本不被采纳的情况下，这些笔录类证据经常得不到证据提供者的确认，甚至直接受到证据提供者的“翻供”或者“翻证”。结果，所谓的“证据相互印证”，其实 主要是指公诉方证据笔录的相互印证，而且只是证据笔录形式上的相互验证而已。而这种形式上的相互印证，由于口供印证的证据笔录本身并没有受到实质上的审查过程，经常处于真伪难辨、虚实不清的状态， 因此，也就无法完成对证据证明力的实质验证，更容易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出现错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 “冤假错案”足以表明，这些在形式上达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案件，其实所证明的却是 一个错误的事实结论。
(二）证据准入资格证明的缺乏
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属于典型的证明力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孤立存在的证据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相互印证是确认其真实性的重要标准；正据只有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并排除合理怀疑的， 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相反，在证据无法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无论是该证据的证明力还是认定被告人有罪的问题，都是无法得到认定的。
然而，这种带有“新法定证据主义”色彩的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却是在一种很少限制证据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这势必造成那些被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由于本身不具备法定的证据资格，甚至 违背法定的取证程序，因此难以保障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可以说，一种不注重证据法律资格而片面强调证明力的证据规则，最终所损害的仍然是证据的证明力。不仅如此，在证据能力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 下，法律对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强调，注定会造就一种“重结果、轻过程”的氛围，使得侦查人员取证手段的合法性受到忽略，也使得法庭难以通过证据审查过程来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其实，证明力不过是证据 法中的“实体问题”，而证据能力则属于“程序问题”。假如法庭为公诉方的证据确立适当的证据能力规则，严格限制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那么，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在法庭几乎不 能遵守任何证据能力规则的情况下，证据相互印证规则的适用势必会破坏程序的合法性和过程的公正性。
(三）证据范围的局限性
在案件的全部证据都被穷尽的情况下，强调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甚至强调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明体系，这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部分证据受到排斥特别是无罪证据不被纳入裁判视野的情况下， 法官片面地重视所谓的“证据相互印证”，就容易忽略证据之间的相互矛盾，断章取义地选取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信息，以至于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换言之，在证据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法官只是重视有罪证据 之间的“相互印证”，而对无罪证据与有罪证据之间的矛盾，或者无罪证据与有罪证据不相印证的问题，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这些矛盾和不一致则恰恰显示出案件只是出现了“部分证据的相互印证”，而没 有形成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的状态。结果，证据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案件事实认定上的其他可能性也无法得到排除。
现行司法解释对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印证规则的确立，就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在同一证人就同一案件事实提供了不一致证言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强调那些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证言具有证明力，而那些 无法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证言则不具有证明力。但是，部分证言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全部证言都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这里所说的“其他证据”是否涵盖了证言之外的全部“其他证据”，法 官有没有断章取义地选取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情况，司法解释对此都没有提出明确的限制性要求。同样，在被告人前后自相矛盾的供述和辩解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存在着明显的“重供述、轻辩解”的倾向。 假如公诉方所提交的“其他证据”只是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而对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则故意视而不见，又假如这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与被告人的辩解可能形成了“相互印证”，那么，法院遽然采信被 告人的有罪供述，这岂不会造成认定事实的错误吗？
这种针对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印证规则的确立，显示出司法解释对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对有罪证据则明显夸大了印证规则的作用。其实，证据范围的限制还不仅仅体现在上 述方面。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那些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有时无法进入法庭并为法官所接触，也使得法官所了解的案件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这是因为，侦查人员在全面收集案件证据材料之后，可能会将那 些无罪证据予以隐瞒，不载入案卷之中，公诉人也没有足够的动力督促侦查人员将这些无罪证据补充进案卷之中。最常见的现象是，侦查人员在侦查初期，明明是先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然后才得到了有 罪供述，却将无罪辩解部分予以省略，而仅仅载明若干份有罪供述的笔录。对犯罪嫌疑人所作的此类无罪辩解部分，假如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不主动申请调取，公诉人一般不会责令侦查人员予以补充，侦查 人员更不会主动加以补充，法庭所能看到的也就只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供述笔录了。即便在辩护方当庭提出无罪证据的情况下，法庭也往往对无罪证据不予重视，难以将其直接转化为定案的根据。在我国刑事司 法实践中，刑事法官普遍存在着“重公诉方案卷笔录，轻辩护方无罪证据”的倾向。辩护律师要成功地说服法官接受己方的某一新证据，通常需要在公诉方案卷笔录中寻找此类证据的线索。而对于辩护方自行调 查得来的新证据，法官往往难以接受，更难以将其采纳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裁判倾向造成公诉方的案卷笔录成为案件证据的主要来源，无论是有罪证据还是无罪证据，只要是在案卷中有所记载的，就容易为法官所接纳。而对于案卷笔录之外的其他证据，特别是辩护方自行调查得来的无罪证据，法官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
既然法官所接触的主要是公诉方提交的有罪证据，而对于辩护方提交的无罪证据持排斥的态度，那么，所谓的“证据相互印证”也就具有了极大的局限性。在无罪证据没有被穷尽、无法完整进入裁判者视野 的情况下，法官所强调的“证据印证”主要是一种案卷笔录材料的相互验证，也就是在公诉方案卷笔录范围内的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之间的相互佐证。结果，在证据信息不完整、无罪证据受到过滤的情况 下，这种有罪证据相互间的印证以及对所谓“合理矛盾”的排除，有可能掩盖“合理的怀疑”更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排他性”——法官既难以排除犯罪行为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更难以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四）司法证明的机械化
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沿袭了一条“重证明力、轻证据能力”的道路。应当说，这种偏重证明力的证据立法思路，对于适度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法官任意取舍证据、避免法官恣意擅断，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 的。然而，这种对证据证明力大小强弱作出明确限定的立法方式，将很多经验法则、逻辑法则都进行了法定化处理，将个别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法律规范，使得法官在评判证据、认定事实的过程中成为适用规则的 机器和奴隶，丧失了自由评判的能力。这曾经是法定证据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也是这一证据制度后来被自由心证制度所取代的重要原因。如今，我国立法者基于法庭审判流于形式、法官容易滥用自由裁量权的 现实，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新法定证据主义”的证据立法道路，几乎又在重复着欧洲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裁判逻辑。瑡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其实就是一种对证明力作出严格限制的证据规则。退一万步讲，即便前面所说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也就是案卷笔录不再具有预定的效力，证据能力规则得到建立，案件证据都能完整地 呈现在法庭上，这种将“证据相互印证”纳入证据规则的立法努力，也还是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证明力评判环节，对证据信息相互验证的重视，往往意味着对证据所记载的 每个事实信息都要求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而对那些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证据信息则不敢作出确定的判断；（2)在证明标准的判断环节，对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重视，则往往造成法官追求 证据信息的完整印证，而对于那些证据锁链不完整、无法“闭合”的案件，则动辄作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的判定；3)对口供补强规则的强调，则促使法官要求对被告人供述的每个事实信息都要得到“其他证据” 的验证，而对于那些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供述内容，则动辄采取存疑不决的态度。
很显然，对“证据相互印证”的过分强调，容易带来司法证明的机械化，使得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流 于形式化和表面化。在这种证明力规则的影响下，法官往往过分重视证据相互之间形式上的印证或佐证，过分注重消灭证据之间形式上的矛盾、不一致或者合理怀疑，而对于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之间的矛盾、案 件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等深层次的问题，则往往予以忽略。正因如此，诸如“杜培武案件”、瑏“佘祥林案件”、瑣“赵作海案件”0之类的刑事误判案件，原审法院在当初审判过程中几乎都做到了 “证据相互印证”， 也都声称“排除了合理的矛盾和怀疑”但由于无罪证据没有受到重视，案件的其他可能性也没有得到强调，因此，法院最终以“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作出了判决。瑏虽然从形式上看，证据相互印证规则要求法官 达到几乎客观真实的最高证明标准，但实际上，这种形式上近乎完美的证明要求，却掩盖了证据之间的实质性矛盾，忽略了案件存在其他结局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冤假错案”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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