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制度特征，决定了其监督机制和过程的特殊性，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内外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机制和过程的基本特征。总的说来，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监督体系，然而，就政治监督的成效而言，该政治监督体系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从而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设计功能。要提升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效力，应当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夯实政治权力监督的基础；理顺监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政治监督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强化各监督主体间的协调互动，促进政治监督体系的整体优化。&&&&&&&关键词：中国；政治监督；基本特征；主要问题；路径选择&&&&&&&一、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的政治监督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监督过程则构成了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这样，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其政治监督的特征。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制度特征，直接地决定了其监督机制和过程的特殊性，在中国这块具有特殊国情的土壤上，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机制和过程的基本特征。&&&&&&&(一)政治监督的思想和制度基础：民主集中制&&&&&&&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监督的主要思想渊源和制度安排。第一个系统阐述分权学说的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认为政治权力可以区分为不同职能的具体权力，“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在洛克看来，要防止专制，保护个人自由，就要使政府权力分立设置。洛克将政治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这三种权力中立法权为至上的权力，然而三权之间不能互相替代，而应当互相制约、协同行动。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对三权分立学说进行了更有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基于这一理念，他将政治权力区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强调三权之间相互制衡的重要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西方政治监督理论的蓝本。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三权分立作为政权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将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作为一项核心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资本主义三权分立体制形成的政治监督，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协调关系、调解矛盾的手段，是防止资产阶级某个利益集团侵害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安排，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然而，实践也证明，三权分立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体的理论基础，为防止国家专制和权力滥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主导思想和制度设计不同，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主要思想来源是民主集中制思想，并且在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具体的制度安排。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列宁不仅把民主集中制载入了俄国的党章，而且还推广到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中去，他明确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系统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权理论。他强调指出，只有民主集中制，“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的活动。”作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监督机制和过程中去，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基本特征。&&&&&&&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家，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执政党来说，民主既反映在党员之间通过党员大会、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进行的监督，也反映在党员通过民主选举等形式进行的监督；集中则反映在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以及通过专门机构进行的监督。对于国家来说，民主突出反映在人民对人民代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集中则突出反映在人民代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上级国家机关对下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国家机关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二)政治监督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最高层次的政治监督机构，也是政治监督的领导机构。党对监督机制的领导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国家权力机关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及审议通过重大议案时，必须事先报请同级党委原则同意、批准。其次，国家权力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保证党的监督得以实现。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是党委设在人大机关的党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党委的决议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得以贯彻落实。在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范围内，党的组织可以向同级人大的党组织发号施令，指导和支持它的工作。人大党组必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而“人大常委会党组是人大常委会的政治核心”。另外，党通过对其他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领导而实现对其政治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并对其负责，这样，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足以保证党对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的间接政治监督。除此之外，党还通过在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中设立党组来实现对这些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总之，事实上，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有其他组织，包括民主党派、工青妇等非国家权力机关，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监督系统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党对政治监督的领导，对于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政治监督的体系：内外结合&&&&&&&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外结合的完整的政治监督体系，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重要特征之一。当前，我国的政治监督机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国家性质的体制内监督机制。体制内监督是在国家机关系统内部或者国家机关各系统之间进行的，包括人大监督、执政党监督、司法监督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等。体制内监督的共同特点在于政治监督的主体和客体都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力，监督是依法定的职权和法定的程序组织的，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另一类属于非国家性质的体制外监督机制，又称为社会监督机制。体制外监督来自个体公民或者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包括公民或者政协、新闻传媒等对政治权力主体的监督活动。体制外监督的主体是个体公民或者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监督的客体则是拥有法定政治权力的执政党或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当前而言，体制外监督一般不具有严格的法律形式，通常由公民个体或特定社会组织批评、建议、申诉、举报、控告等方式，然而这些监督方式通常是体制内监督重要的信息渠道和来源，往往引起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介入而产生法律效果。因此，当代中国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监督构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监督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我国的政治权力发挥着合力监督的作用。&&&&&&&二、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监督体系，然而，就政治监督的成效而言，该政治监督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从而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设计功能，致使我国政治生活中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一)民主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与政治监督功效的弱化&&&&&&&民主政治与政治监督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保障民主政治是政治监督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又是提高政治监督效力的重要条件。早在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当毛泽东问及他的感想时，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其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的历史性谈话，表明了执政党对民主监督功能的重要认识。邓小平也认为，监督问题实质上是个民主问题，“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这里揭示出了民主和监督的关系，只有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搞好监督。当代中国的政治权力包括两大块，即执政党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关的政治权力，而在两者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构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过程的四个主要环节，不仅民主监督的本身离不开民主作用的发挥，而且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对于民主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也是不可或缺的。&&&&&&&政治监督的有效性也建立在健全和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之上。严格说来，法律和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是由拥有立法权的国家专门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而制度则是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规范。制度通常包括非正式规范(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范(宪法、法令、产权)。这些规范对人具有约束力。这就说明，法律的外延比制度小。法律只是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制度还包括法律之外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通过法律来监督政治权力很早就得到人们的关注。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显然，柏拉图的思想中已经萌发了用法律来制约国家权力的主张。到了现代，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强调，“在人类努力建设有序与和平的‘国家组织’中，法律一直都起到了关键的和最主要的作用。法律是社会中合理分配权力、限制权力的一种工具。如果法律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那么它对社会团结与生活安全便作出了重大贡献。”健全的制度也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条件。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阐述了以制度制约权力的思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时强调，要防止过去的错误“重新出现”，防止权力腐败现象发生，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时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和制约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然而，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要求而言，民主法制建设仍然比较滞后，这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监督功效的弱化。首先，在民主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各个环节中均存在着一些不足，弱化了政治监督的效力；其次，在法律建设方面，尽管200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政治监督法律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法律建设方面还存在着各种监督法律的协调性差、可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阻碍了政治监督效能的发挥；在制度建设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日益受到关注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怎样处理执政党领导与权力机关监督的关系问题，“像立法过程一样，人大对‘一府两院’的视察和制度性的监督，都涉及一个党政体制的调整问题，它们中的一些机构通常都被认为比立法机构的人大更有实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经过20年来的改革虽有所改变，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使人大监督在实践中经常遭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即监督到头来都会“监督到党委头上”，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此外，不少具体的制度如人大的会期制度、代表选民联系制度、政府的决策制度、执政党内部的监督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使政治监督的设计功能未能充分地实现。事实上，民主法制建设的滞后通常纠结在一起，提高政治监督的效力需要民主法制建设的整体推进。&&&&&&&(二)监督主体的非独立化与政治监督功能的虚化&&&&&&&前面已经谈到，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包括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就监督的属性而言，体制内监督是不同政治权力主体或者同一政治权力主体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监督，该监督属于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其最为明显的特征则在于监督的强制性；而体制外监督是公民个体或社会组织对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权力主体的监督，该监督属于公民的权利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其显著的特征在于监督的非强制性。由于体制外的监督具有非强制性，往往需要引起体制内监督的注意并通过体制内监督主体的介入才能将体制外监督落到实处。例如，公民有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有权利进行检举，然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滥权行为能否得到制止并受到惩处却不是公民的检举本身所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体制内监督部门的介入。再如，新闻传媒监督是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对于监督政治权力主体的违法乱纪、滥用权力与贪污腐败现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新闻媒体作用的发挥，也只不过是通过“曝光”将监督的信息传递给体制内的监督部门，通过后者的介入达到监督的目的。这就说明，体制内和体制外监督功能的发挥最终都是通过人大、执政党、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来实现的。&&&&&&&政治监督既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权力对权力的监督，那么要使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要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政治监督的主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政治监督主体因为在制度安排上受制于监督的客体而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然而，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监督主体和监督客体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从而导致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影响了监督效能。&&&&&&&另外，解决当代中国政治监督虚化问题需要妥善处理执政党与人大两大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的体制内监督就主体而言主要分为两大块，即执政党的监督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际政治监督过程中处于最高层次的地位，而人大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有最高的监督权。全国人大对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进行监督，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一切组织都需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然而，执政党又通过设在全国人大的党组对全国人大进行领导和监督。它们之间的监督关系如何处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一些问题需要突破。执政党作为实际政治生活中最高层次的监督主体，全国人大作为拥有最高监督权的监督主体，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监督关系，关系到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系的理顺和监督效能的切实提升。&&&&&&&(三)现行政治监督体系的协同性问题与整合优势的缺失&&&&&&&我国政治监督体系是由人大、执政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个体公民与新闻传媒等不同监督主体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多元复杂系统，政治权力主体作为政治监督的对象受到多重监督。然而，现行政治监督体系功效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原因是不同监督主体的协同性问题。由于政治监督体系可以划分为体制内的权力监督和体制外的权利监督，而体制外的权利监督最终需要通过体制内的权力监督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政治监督体系的协同性归根到底就在于体制内权力监督主体间的协同性。首先，体制内不同政治监督机构的职责分工不明。由于不同政治监督机构拥有的监督权限不同，其职责必然有所区别，工作内容应该有所偏重。但是，我国政治监督体系对每一政治监督主体的职责范围缺乏系统的界定，彼此之间的分工不明确。职责分工不明，不仅使政治监督的整体功能得不到发挥，并且使责任得不到落实。政治监督机构应当保障政治权力的依法与规范运行，然而，事实上，尽管我国政治权力运行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某些时候权力滥用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但是没有一个政治监督机构真正对此负责。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就是专门负责监督的机构，也罕见由于监督不力而导致对监督机构及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其次，体制内不同政治监督机构间的配合性不够。当代中国体制内政治监督体系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各种监督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当前，我国体制内政治监督职能分属于不同的政治系统，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职能，法院和检察院掌握司法监督职能，政府掌握行政层级监督和审计监督职能，执政党的纪委掌握着纪律监督职能。这些监督职能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理应发挥出整体的监督效能。然而，由于我国的政治监督体系在制度上缺乏有效的纽带将不同的政治监督机构结合在一起，各个监督机构的分工协调与整体配合就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我国政治监督的现实状况是各个监督机构各自为政，对本系统的上级机构负责，而对充分发挥政治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却重视不够。”政治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协调各政治监督机构的工作，无疑大大影响了政治监督体系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另外，体制内不同政治监督机构间的系统性不强，监督缺位现象严重。由于体制内监督机构各自为政，缺乏有机的联系和有效的配合，往往造成监督的职能重叠，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留下监督的空档，造成监督缺位现象。我国体制内政治监督机构往往将注意力投向已经发生了的危害比较严重的滥权和腐败现象，而对于严重腐败行为出现前的防微杜渐则做的不够，这种习惯对当前政治监督主体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大多数政治监督主体往往关注一般追惩性的事后监督，而轻预防性的事前监督；重视对违法乱纪的监督，而轻视对失策的监督。从监督的方式和过程来看，完整的政治监督应当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拥有监督权力的主体一般应在全过程上介入政治监督客体，否则就会产生监督环节上的疏漏。而我国的政治监督往往只将注意力放在追惩上，等到有了失误再去抓人。而且在事后的追惩上，又只注意违法犯罪的案件，对于那些重大的决策失误，往往无人负责。体制内政治监督机构间的上述倾向，导致了政治监督过程中严重的缺位现象。&&&&&&&三、提升当代中国政治监督效力的路径选择&&&&&&&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系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对政治权力进行有力的监督，要提升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效力，应当采取一系列具有互动关系的综合性措施。&&&&&&&(一)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夯实政治权力监督的基础&&&&&&&政治监督的有效性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现代西方国家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民主的本质，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民主政治中两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代议制和选举制，代议制是政治民主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代议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公民的利益要求通过代议制政府得到实现，选举制与代议制是相辅相成的，代议制必然要求选举制作为其制度基础，而选举制的普及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当代中国建立并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中国特色代议民主制，除此之外，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相互衔接的环节中得以充分的反映出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建立健全当代中国的政治监督机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当前民主政治的机制和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影响了监督效力的提升，因此，应当通过科学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克服代议制和选举制中的障碍，提升民主权利的可操作性，使民主政治成为加强政治监督建设的强大动力。&&&&&&&在加强对政治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方面，民主与法治又是不可分割的。在加强民主的同时，必须强化法制，实行依法治国。现代社会法治的价值与基本功能，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以法律制约权力，即将权力的行使规定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之内，通过宪法和法律约束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这也是现代国家法治的基本要求。英国的宪法学家戴雪指出：法治首先意味着法律的绝对的至高无上和优势地位，它排斥政府的专断、特权和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首先，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使政治权力的运行都有法可依；其次，要维护法律的权威，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存在法律以外的特权；最后，必须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进行严格的监督，对于违&&&&&&&法滥权的政治权力主体，依法追究其应承担的责任。&&&&&&&另外，还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监督机制本身是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十分强调从制度的角度考虑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早在党的八大上，他就提出了执政党监督中的制度安排问题，“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只有从制度上着手，健全各项制度，才能建立根本性的政治权力监督机制。例如，在解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邓小平认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当前，要克服加强政治监督建设中的制度障碍，除了要继续改革和完善执政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监督制度外，还应当加强国家的各项制度改革和建设，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和政府的各项制度，为提升政治监督效能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事实上，民主、法律和制度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通常会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此得到保障，而法律和制度的科学制定也离不开民主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要提升政治监督的效能，必须推进民主、法律和制度的整体建设。&&&&&&&(二)理顺监督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保障政治监督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政治监督的实质就是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之间的一种督促、监控和制约的关系。上面已经谈到，我国的政治监督体系根据监督主体的性质和特征可以区分为体制内的权力监督和体制外的权利监督，而体制外的权利监督需要通过体制内监督主体的介入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监督的独立性是保障监督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要提升当代中国政治监督的效能，必须理顺体制内权力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能权限，保障监督工作的相对独立性。&&&&&&&首先，理顺监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的是处理好执政党与全国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做到：在理论上，全国人大要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政治监督，拥护执政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而执政党则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接受全国人大的宪法和法律监督。在实践中，一方面，要处理好执政党对国家重大事务的“提出决策权或建议权”与法律上的“提案权”和“提议权”的关系。执政党只能通过有法律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定程序，向拥有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并获立法机关的通过。执政党拥有修改宪法的建议权，但这种建议权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拥有宪法修改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执政党对国家政权机关重要职务的“推荐权”与法律上的“提名权”的关系。执政党拥有的对国家重要职务人选的“推荐权”必须通过国家形式提出，亦即转化为“提名权”，同时还要经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选举和任命，而不能由执政党直接任命上述国家机关重要职务的人员，更不能在政治实践中把执政党拥有的对国家政权重要职务的推荐权当成对国家重要干部的决定权来行使。&&&&&&&其次，应当提高执政党专门监督机构即纪委的独立地位。上面已经阐述了执政党监督在当代中国政治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执政党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各级纪委的纪律监督来实施的。邓小平强调，“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因此，要提升执政党监督的效力，就需要提高执政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强化监督权威。要强化纪委的监督职能，最好能够实行纪委的垂直领导，在条件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规定以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同时扩大纪委独立办案的权力。同时，各级纪检委员应列席同级党委全会，并有发言权。这些措施能够提高各级纪委的相对独立性，增强纪委监督的权力和权威，从而提升执政党监督的效能。&&&&&&&另外，也需要加强行政系统内设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体制内政治监督主要分为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出于管理现代社会日益扩张的公共事务的需要，在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机关体系中，行政机关是最为庞大的机关，其行使的权力也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最为相关。在政治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机关所掌握的广泛权力既容易被滥用，而滥用权力的危害又极大，这就决定了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重要性。而要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加强行政系统内设监督机构即监察部门的独立地位。由于当前行政监察部门既要受上级监察机构的领导，而作为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又要受到同级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的实际运作结果往往是同级政府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业务上的垂直领导作用得不到保障。为了维护政治监督内在的统一性与独立性，应当改革行政监察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建立垂直领导体制，增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的相对独立性，防止行政监督主体受制于行政监督客体而弱化监督效能。&&&&&&&(三)强化各监督主体间的协调互动，促进政治监督体系的整体优化&&&&&&&当代中国政治监督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人大监督、执政党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组成的内外结合的完整的监督体系。这些监督主体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例如，体制外的社会监督应当与体制内的权力监督相互配合才能切实发挥作用；执政党与人大在政治监督中应当经常相互联系，协调行动；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司法监督中也应当是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的。然而，当前我国政治监督体系内的协同性还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各政治监督主体的相互协调与配合，阻碍了政治监督体系的整体优化与监督合力的形成。因此，要加强我国的政治监督体系的功能，应该通过政治监督主体的协调互动，寻求政治监督系统的整合与整体功能的扩大。而政治监督主体的协调互动，关键在于体制内监督主体的协调互动和整合优化。&&&&&&&首先，明确各政治监督主体的职责分工。当前，影响政治监督体系整合优化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于各监督主体的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对于相当严重的政治权力失范现象找不到相应的责任主体。如果说政府部门应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情况负责，治安部门应对社会治安情况负责，教育部门应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负责的话，那么监督部门也应当对严重的政治权力失范现象负一定责任。在政治监督体系内建立严明的责任制度，是提高政治监督功能的重要措施。而责任的具体规定，则对政治监督主体的行为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只有担负一定的责任，施加一定的压力，才能真正激发各个政治监督主体的动力，发挥其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要求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职责分工，根据各监督主体的性质和特点赋予相应的职责权限。&&&&&&&其次，发挥执政党和人大的综合协调作用。在政治监督体系的整合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监督主体职能与权限配置的分割化现象。由于体制内政治监督分为执政党和国家机关两大块，国家机关又包括了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督领域的分殊化导致各监督主体分属于不同的政治系统，主体的职责权限也由这些系统内部自身确定。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政治监督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求各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系统地合理配置，而实际监督过程中各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配置却是各自为政的，从而造成了监督体系整体优化的主观需要与监督过程分割化的客观现实，影响了政治监督效能的提升。因此，要实现政治监督体系的整合优化，就需要有一条纽带逾越不同政治系统的壁垒，系统地配置各政治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由于执政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在政治监督中处于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而执政党和权力机关两者又可以将执政党、国家机关和社会三大领域衔接起来，执政党和权力机关应该担负起这一职责，党的纪委和人大应当加强沟通并在政治监督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为了达到该目标，应当赋予各级纪委和人大综合协调职能，组织协调各政治监督主体开展政治监督。&&&&&&&另外，加强全过程政治监督，防止监督缺位和空档。当前，在传统习惯思维的影响下，政治监督机构大多重惩处性的事后监督而轻预防性的事前和事中监督，重查处案件而轻预防案件。这不仅导致政治监督过程中的职能重叠和监督过密，而且造成了政治监督中的职能空档和监督缺位。当然，政治监督机关要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并把查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的能力作为衡量政治监督机关政绩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查处案件并不是政治监督机关的根本目标，政治廉明以至于无案可办才是政治监督机关的最终目标。因此，应当改变传统监督的习惯思维，将有选择的环节监督转变为全过程监督，并且更加关注事前和事中的防范性监督，从而提升政治监督的自身效率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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