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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君子理念对道德人格养成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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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经义是什么？从摆出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现在儒家思想经历了那些变化，当今的我们如何用儒家思想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
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经义是什么？从摆出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现在儒家思想经历了那些变化，当今的我们如何用儒家思想来修身养性，提高自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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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编辑本段]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主要派别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陆明鉴。 　　战国时期儒家内部分化而形成的八个学派。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会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限于历史文献资料，对战国儒家这八派简述如下：　　▲“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率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 （《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说：“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参见本书“子思”条）。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现在已难知其详。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颜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参见本书“颜回”条），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孟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参见本书“孟子”条）。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敦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传达有八派的批判》。　　▲“漆雕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　　▲“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是鲁人。据《礼记·檀弓上》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参见本书“荀子”条）。“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乐正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的一派和荀子的一派影响颇大。 [编辑本段]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编辑本段]★儒家地位形成的条件以及和各家的关系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她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各家评儒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 (莲池大师,未出家时被公认为 儒家泰斗)　　当代一些非儒学者根据民间口头评论将儒释道三家对中国发展贡献做出如下评论：“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入乱是儒家。”
对中国的影响
　　1.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1]。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编辑本段]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
当今社会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呢，取其精华，去其糟吧呢
学习德、仁、礼、信、义、智,但应该摒弃传统文化中一切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那本是封建时候的思想我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吧
儒家的核心是仁德思想，也就是人性。儒家的理想是圣，也就是对道（规律）的掌握和纯熟。儒家的原则是中庸，也就是恰到好处。儒家强调礼，认为这是合乎义（适宜）的途径。儒家要求忠，也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强烈发对虚伪。孔子
时代，儒家主要修养是贵族阶级必备的六艺和礼仪。孔子想通过对贵族身份的强调，恢复已经开始动摇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思想本质上是贵族的，理性主义的。孔子提出了仁，中道，忠恕、孝弟等观念。
孟子时代，贵族已经没落，诸侯之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孔子的道路已经没有了现实意义。要实现儒家社会理想，只能另辟蹊径。孟子于是提出了义的观念，提出了王道的社会理想，继承并发挥了西周初年周公等人的民本思想。
战国晚期，专制社会形成，荀子的礼制思想是适应专制国家的需要而提出的，后来被他的法家学生韩非和李斯发挥到极致，走到了荀子的反面。
西汉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形成。经过数百年百家争鸣之后，各派思想开始融合。董仲舒受法家影响，强调君主的绝对权力和地位，为专制皇权服务。但同时，他吸收阴阳家五行终始说和黄老学派的思想，在儒家传统中加入了天人感应的学说，作为对皇权的制约。
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受到国家权力的提倡，几乎成了宗教，同时也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失去了儒家真诚的特点，变成了官僚门阀互相标榜的虚伪的名教。特别是经过三国时期曹魏篡汉和司马氏篡魏之后，统治者不再标榜儒学了，于是只强调以孝治天下。而一些坚持儒家理想的士大夫则转而在庄子思想中寻求解放，形成了魏晋时代的一种特殊潮流。
经过南北朝的战乱和分裂之后，隋唐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这时王通对儒学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
到了北宋时期，一批思想家在佛教影响下，对儒家思想做了哲学的思考，形成了理学的不同派别。其中，程颐朱熹一派对后世影响最大。
明代理学几乎走进了死胡同，这时，王阳明受宋代陆象山启发，开辟了阳明心学。数十年后，心学末流出现了各种极端的做法，走上了歧途。这时，随着明王朝各种危机的全面爆发，明朝灭亡了。在社会极度动荡中，明末出现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把中国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清朝中期，由于理学的没落和清朝统治者的压迫，部分学者从理学转向汉学，开辟了清代考证学，为近代史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晚清，在国家危亡的背景下，儒家中一部分服膺汉学的学者依据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南海圣人康有为。
近代，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部分中国学者强调恢复中国文化传统，作为民族复兴的条件，提出了新儒学的主张，其中有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深受佛家唯识学说影响的新唯识论等。
儒家中没有现代科学的理性主义，没有民主思想，这是它的局限性。儒家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由于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歪曲和改造，其中积淀了大量服务于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加以鉴别和摒弃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儒家思想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追求完美和适度的境界，它的中庸思想，忠恕思想，民本思想，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它的对生命的真诚，仍然感动着我们。儒家文化作为我们文化的基因，作为民族心理的基础，已经深深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了。即使到了今天，即使一些反对儒家的人，他们的言行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越来越小罢了。我们应当摒弃传统文化中一切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而保留那些曾经使我们的民族辉煌的精华，将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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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领域专家《论语》中的治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中共筠连县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刘荣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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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一书中。本文试从治学目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三个向度将分散于《论语》各个章节之中的治学思想片段连缀起来，以期对其系统地把握和理解，并从中受到教益和启示。　　一、治学目的　　《论语》中体现出来的治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正己化人、齐家治国的君子。　　从教学对象看，孔子所教的应当是大学生，是有一定文化基础和社会阅历的青年人。“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以上”就是十五岁以上，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即古之大学生，而不是小学生。《大戴礼?保傅篇》云：“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段话说明，古人八岁开始读小学，学习“六艺”“六仪”等小艺小仪；十五岁举行束发仪式后进入大学，学习“明德”、“亲民”等大艺大节。从《论语》中孔子与学生们的问答内容也可以看出，如果他所教的学生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人生历练，学生们是很难与老师对话，很难领会老师的学说思想，很难解读老师的言行示范的。　　从教学内容看，孔子开办的是综合性大学，实行通识通才教育，着力培养社会管理人才。孔子教学的总纲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志向于道，根据于德，依靠于仁，娴熟地掌握技艺。除了道、德、仁这些内容的学习践行外，还要熟练地掌握哪些技艺呢？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培养的人才不仅是品学兼优、德艺双馨、文理兼备、能文能武的复合型人才，而且是治国安邦的管理型人才。“君子不器”，君子不要像器皿那样，只有一种用途。&孔子要求，君子既要多才多艺，更要能立大志、当大任、做大事。才艺不仅要为人的生存而备，更要为修齐治平而用。孔子本身就是一位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但他为了不让学生满足于成“器”而放弃了对君子品学的高远追求，便对他的多才多艺自我曲解说，他之所以“多能鄙事”，是因为“吾少也贱”、“吾不试，故艺”。就是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很贫贱才“多能鄙事”，是因为他参加考试没有被国家任用才学了一些技艺谋生。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多才多艺轻描淡写甚至自我贬损呢？他的学生子夏从正面给我们做了明确的回答：小技艺虽有可取之处，但用到大事业上恐怕有妨碍，所以君子不为。因此，当樊迟请学稼学圃时，孔子先是批评他说：“小人哉，樊须也”，接着才教导他说：只要把礼、义、信搞好了，则“四方之民襁免其子而至矣”，哪里用得着种庄稼，哪里用得着去捣弄小技艺？孔子这句原本激励学生立大志、做大事的话，不幸在批孔的年代被人断章取义成了话柄，说孔老夫子鄙视农人农事，成了阶级感情问题，再联系到《论语》中记载的与孔子同时代的隐者“丈人”那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话，更使孔老夫子有口莫辩了。事实上，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仁德与才艺同等重要，但德胜于才；“君子”与“小人”没有褒贬之意，但有层级之分。孔子以“德”为标准，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几个层次。圣贤非常人所能达到，只有尧舜禹之辈敢当此殊荣；君子是可以通过加强修为达到的，一个人能够达到君子的级别，在道德修养上就算很成功了；小人就是小老百姓吧，他们或不重视自身修养，或迫于生计无条件来提高自身修养，因此在眼界、心胸、志向、气度等方面都与君子有很大的差距。《论语》里边惯于把君子与小人对比起来说事，以显示两种不同道德层级的人在思想品德、言谈举止、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特征。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易经》里就对道、器作了区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是灵与肉、神与形、道与器的统一体，不仅要成“器”，更重要的是成“道”。所以孔子在这里强调成道，并没有排斥或贬低成器的意思。不能设想一个不成器的人会成道。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在《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一书中，从精神层面把人生境界分为欲求的境界、求实的境界、道德的境界、审美的境界四个等级，与孔子关于小人、君子、贤人、圣人的分类标准是基本一致的。“小人”处于“欲求的境界”，只知道满足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欲望，如果不通过自身修养提升到“求实”、“道德”、“审美”的境界，那就成不了“君子”和贤圣。　　从选用教材看，孔子培养的学生应当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践行者。孔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后世尊他为大成至圣先师并不过分。孔子著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研易经，并以其道一以贯之，传授给他的弟子们，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得以阐发弘扬，成为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历史纵深、地域幅员、精神深层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　　二、治学态度　　治学态度关乎治学成败。《论语》从学习重要性、紧迫性、求实性、广泛性等方面对治学态度进行了阐发和强调。　　学习的重要性。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如果一生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与真理无缘，那就等于白活了；如果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一朝得道，死而无憾！“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语），一个人停止了学习思考，停止了对真理的叩问追求，便是行尸走肉，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生的价值在于闻道求真，学以致道胜于生命。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孔子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他在这里强调“知”，强调懂得，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仁人君子要学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要知安身立命，要知礼明法，要知人论世，要懂得天道、人道、世道，正确分析和把握自然规律、天下大势、世道人心，这样才能成为人格完美、胸有大志、知命乐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级人物。要能如此，必须重视学习。孔子谆谆教导我们：学习重要啊，你比人家差，不是你天生猪脑子，而是你后天所受教育和努力程度不如人家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你也许会反驳说：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脑是有差异的呀！孔子回答说：对呀，人的品性智慧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呀！生下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了以后才知道的次一等，遇到困难才去学的再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就是下等了。接着他又说：我不是生来就懂得知识的人，我是喜爱古代文化，努力探求得来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最后，孔子拿他自己的学习修为经历来开导我们：我十五岁下决心学习，三十岁建立起自我，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认同自己的命运，六十岁自然地容受各种批评，七十岁心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励志规矩（“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u矩”）。孔子是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都很低调，但他对自己好学乐知的精神和行为，却奖掖有加，充满自信。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当叶公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时，子路因为这个问题很有难度而没有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说，他这个人，用起功来便忘记吃饭，经常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自己快老了，如此等等。”　　学习的紧迫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水昼夜流逝着，生命昼夜流逝着，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概，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成为千古名言。正是这句充满强烈生命意识、包含人生哲理的名言，启发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珍惜时光、珍惜生命、奋发有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些警策的诗句，大概都源于孔子这句名言吧。生命有涯，学海无边，事业无限，仁人君子不可懈怠！孔子以身作则，惜时如金，求知若渴，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他说：“学习就像追不上别人一样着急，学了之后还唯恐忘掉了它”（“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他说：“假我时日，五年十年来沉潜于易经之中，方可没有大的失误吧”v“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还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老师言传身教，弟子切实遵循。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每天都能懂得以前不懂得的知识，每月都能不忘掉已经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雪窗萤火、悬梁刺股、发愤苦读的佳话，不管他们的学习目的如何，但其态度与精神诚可敬佩。&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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