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自我——库切小说《耻》中主人公卢里的解读--《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4年07期
异化的自我——库切小说《耻》中主人公卢里的解读
【摘要】：后殖民主义作品《耻》是南非作家J.M.库切的代表作。小说是以后殖民时代、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为背景,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南非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异化被认为是这样的状态。人性的异化是小说《耻》的重要主题。本文从性别、种族、身份的角度解读了作为男性、白人、教授的卢里这一丰满的人物形象。肉体与精神分离的卢里最终找到了自我救赎之道,这对于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仍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
【分类号】：I478.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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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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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文《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
作文一：《28，下列有关新文化运动说法有误的是（ ）》6200字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高二历史学业水平模拟考试
班级　　　　　　　　　　　姓名　　　　　　　　　　　　　　　成绩　　　　　　　　　　　　　　一、选择题（３０小题，每题２分，共６０分）
１、提出“仁”和“礼”的学说，主张调整人际关系、建立礼乐文明社会的学派是（　　　）
Ａ（儒家　　　　Ｂ（道家　　　　Ｃ（法家　　　　Ｄ（墨家
２、下列思想最具有墨家色彩的是（　　　）
Ａ　仁者爱人　　Ｂ　无为自然　　Ｃ　兼爱非攻　　Ｄ　法治权术
３、儒学思想在后世不断发展，下列主张哪个具有民主启蒙色彩
Ａ．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Ｂ．　制天命而用之
Ｃ．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Ｄ．　为天下之大灾者，君而已矣　４、下列不属于董仲舒向汉武帝倡导儒学建议的是（　　　）
Ａ、实践德政　　　Ｂ、推行教化　　Ｃ、养士求贤　　Ｄ、清静无为　　　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长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主要是由于（　　　）　Ａ、董仲舒对儒家学说作了发挥　　　　Ｂ、儒家思想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Ｃ、儒家思想适应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　　Ｄ、汉武帝使用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做大官　　　６，下列对宋明理学家说法不正确是（　　　）
Ａ　北宋二程主张世界的本源是理　　Ｂ　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
Ｃ　明代陆九渊主是心学的开创者　　Ｄ　明代的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７、下列属于明代理学家王守仁思想的是（　　　）
Ｂ　心即理也　　Ｃ　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Ｄ　理为世界本源　　Ａ　存天理、灭人欲
８、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相比，有哪些重大发展？
？完成了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　　？倡导“经世致用”学说
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　　　　　　？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　　　？
Ａ（？？　　　　　　　　　　　Ｂ（？？？？　　　　　　　　　Ｃ（？？　　　　　　　　　　Ｄ（？？？　　　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段话体现出黄宗羲的思想主张是（　　　　）
Ａ（工商皆本　　　　Ｂ（反对礼教　　Ｃ（反对君主专制　　Ｄ（注重实学　　　１０、“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天下奚变，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上述言论出自（　　　　）　　Ａ．黄宗羲　　　　　Ｂ．顾炎武　　　　　Ｃ．王夫之　　　　　Ｄ．唐甄
１１，下列对指南针的认识有误的是（　　　）
Ａ　指南针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　　Ｂ　两宋时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Ｃ　为郑和下西洋和西方新航路开辟提供必要条件Ｄ　指南针发明在四大发明时间最晚　１２，为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的是（　　　）　　　Ａ　火药　　　Ｂ　造纸术　　　Ｃ　印刷术　　Ｄ　指南针
１３，下列对各代著名的书法家评述有误的是（　　　）
Ａ　秦代李斯是著名的篆书家　　　Ｂ　东晋王羲之博采众长而成书圣成就　　　Ｃ　唐代著名楷书代表欧阳询、柳公权和远与颜真卿
Ｄ　号称北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以楷书而著名　１４，下列对中国汉字演变按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Ａ　甲骨文—行书—草书—篆书
Ｂ篆书—行书—草书—楷书
Ｃ篆书—隶书—楷书—行书
Ｄ　篆书—隶书—行书—楷书
１５，书法显现了东方审美情趣，图４是２００８年北京
奥运会场馆的部分标识，融入了中国书法艺术。其构
思取材于（　　　）
Ａ（草书　Ｂ（篆书　ｃ（楷书　Ｄ（行书
１６，体现文人画特色的是
Ａ　　　　　　　　　　　　　　　　　　　　Ｂ　　　　　　　　　　　　　　　　　　　Ｃ　　　　　　　　　　　　　　　　　　　Ｄ　１７，下列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它收录了炎黄帝到春秋中期的诗歌　　Ｂ　诗经中的《风》反映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　　Ａ　诗经分为风、雅、颂、骚四个部分　　Ｄ　诗经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　１８，说到人生追求，我们也许会吟诵，“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里依次引用的文学形式分别是：
Ａ．楚辞、汉赋、唐诗　　Ｂ．楚辞、唐诗、宋词　Ｃ．宋词、唐诗、楚辞　Ｄ．唐诗、宋词、元曲　　　１９，诗风表现强烈忧国忧民情怀而被后人称为“诗史”的诗人是（　　　　）　　Ａ　李白　　Ｂ　杜甫　　Ｃ　柳永　　　Ｄ　李清照
２０，苏轼和辛弃疾的词的相同风格是（　　　　）
Ａ（胸怀收复中原的豪情壮志　　　　　　　　　　　　　　Ｂ（流露出对祖国山河分裂的伤痛
Ｃ（表达豪迈奔放的思想感情　　　　　　　　　　　　Ｄ（表达坚持抗金斗争的决心　　２１，下列四部小说揭示专制帝国和封建社会由强大走向衰落的必然命运的是（　　　）
Ａ（　　　　　　　　　　　　　　　　　Ｂ（　　　　　　　　　　　　　　　　　　　　Ｃ（　　　　　　　　　　　　　　　　　　Ｄ（　　　２２，“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迈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第一步，此思想来自（　　　）　　Ａ　四洲志　　Ｂ　海国图志　　Ｃ　瀛环志略　　Ｄ　康车酋纪行
２３，号称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是（　　　）
Ａ　林则徐　　Ｂ　魏源　　Ｃ　康有为　　Ｄ　孙子
２４，下列有关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主张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康有为打孔子旗号宣传变法理论　　Ｂ　梁启超指出变法是历史发展必然　Ｃ　谭嗣同翻译《天演论》指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适用于人类。　　　Ｄ　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２５，戊戌变法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突出作用是（　　）
Ａ（变法思想的宣传　　　　Ｂ（思想解放　　　　Ｃ（师夷长技以制夷　　　　Ｄ（实行君主立宪、　　２６，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受到激烈反对和彻底否定的运动是（　　　）　　Ａ　辛亥革命　　Ｂ　戊戍变法　　Ｃ　新文化运动　　Ｄ　五四运动
２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下列人物对新文学发展有贡献的是（　　　）？鲁迅？陈独秀？胡适？孙中山
Ａ　？？？　　　Ｂ　？？？　　　Ｃ　？？？　　　　Ｄ　？？？
２８，下列有关新文化运动说法有误的是（　　　）
Ａ　兴起的标志是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Ｂ　前期的指导思想是民主与科学　　Ｃ　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Ｄ　新文化运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２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是在（　　　　）
Ａ　辛亥革命之后　　Ｂ　新文化运动之后　　Ｃ　五四运动之后　　Ｄ　中共诞生之后　　３０，在中国第一篇全面而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是（　　　）　　Ａ　《庶民的胜利》　　　　Ｂ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Ｄ　《再论问题与主义》
二，非选择题（三大题，共４０分）
１、阅读下列材料。（１０分）
材料一：漫画《思想家的话语》
材料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若必待取给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焚书》
“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藏书》　　材料四：“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后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权势者们的‘敲门砖’的差使的。”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１）据材料一中三位思想家的主张，人物Ａ和人物Ｂ分别是谁，（２分）
（２）据材料二，董仲舒提出了怎样的主张，（２分）这一主张对我国后世思想领域的影响是什么，（２分）
（３）据材料三，明朝的李贽对孔子的思想言论持什么看法，（２分）
（４）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以孔子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２分）
２、阅读下列材料：
图一　　　　　　　　　　　　　　　　图二　　　　　　　　　　　　　　　　图三
材料二：“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许多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向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请回答：（１）图一的作者是谁，它的思想核心是什么，（２分）
（２）图二所示的这本著作的作者是谁，属于哪个阶级，他们政治主张是什么，（４分）
（３）图三刊物反映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什么运动，它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有何影响，（４分）
（５）上述材料反映中国思想界学习西方是如何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２分）
３、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统计，现代世界
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如下表：
材料二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１）　根据材料一，说明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科技史上地位。（２分）
（２）　宋元时期我国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发明是什么，对世界文明与进步
产生什么影响，（５分）
４、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材料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材料三～？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
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　　回答下列问题：
（１）　三则材料显示的文学体载分别是什么，写出代表人物，（各举一例）（４分）
（２）　材料三显示的文学体载哪两种流派，（２分）
（３）　材料二、材料三文学体载显示的时代背景分别是什么，（４分）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学年高二历史学业水平模拟考试答题卷
班级　　　　　　　　　　　姓名　　　　　　　　　　　　　　　成绩　　　　　　　　　　　　　　　一、选择题（３０小题，每题２分，共６０分）
题号　　　１　　２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答案　　　　　　　　　　　　　　　　　　　　　　　　　题号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２０　　　　答案　　　　　　　　　　　　　　　　　　　　　题号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３０　　　　答案　　　　　　　　　　　　　　　　　　　　　　二，非选择题（三大题，共４０分）
１、阅读下列材料。（１０分）
（１）据材料一中三位思想家的主张，人物Ａ和人物Ｂ分别是谁，（２分）
（２）据材料二，董仲舒提出了怎样的主张，（２分）这一主张对我国后世思想领域的影响是什么，（２分）
（３）据材料三，明朝的李贽对孔子的思想言论持什么看法，（２分）
（４）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以孔子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２分）
２、阅读下列材料：
请回答：（１）图一的作者是谁，它的思想核心是什么，（２分）
（２）图二所示的这本著作的作者是谁，属于哪个阶级，他们政治主张是什么，（４分）
（３）图三刊物反映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什么运动，它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有何影响，（４分）
（５）上述材料反映中国思想界学习西方是如何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的，（２分）
３、阅读下列材料：
（１）根据材料一，说明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科技史上地位。（２分）
（２）宋元时期我国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发明是什么，对世界文明与进步产生什么影响，（５分）
４、阅读下列材料：
（１）三则材料显示的文学体载分别是什么，写出代表人物，（各举一例）（４分）
（２）材料三显示的文学体载哪两种流派，（２分）
（３）材料二、材料三文学体载显示的时代背景分别是什么，（４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二，非选择题
孟子和荀子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批判或反对以孔子言论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
取其精华，去其　　粕，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其思想。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前期：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影响：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张变法、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
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　　３，
明清，或１６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影响：印刷术成为传播新教的工具，印刷术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播，，火药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武器，指南针为开辟新航路创造了条件。总之～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
楚辞、唐诗、宋词
婉约派和豪放派，清新婉约，豪迈粗犷。
唐朝强盛统一繁荣的景象，宋时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和市民阶层壮大。
作文二：《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8500字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　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
论文摘要：?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论文?
新文化运动；胡适；新闻?伦理思想?　　胡适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政论家。他曾指导、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有近?
２０?种，长期的报刊实践及其社会活动?也使他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胡?适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例外。该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　　一　　?胡适晚年曾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教授乔治？林?肯？布尔的话?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布尔的?这句话视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并进行了阐发：“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需要容?忍，需要容忍异己，报?刊或报人也应如此??，对于报刊或报人来说，“容?忍”和“容忍异己”主要?是指容纳异议。实?际上，晚年胡适的?这一观?点早在他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报?刊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和表现出来。?　　?１９１７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ｗＷＷ．．ｃＯｍ?然而，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以对其主张进?行修正。如果说胡?适此言主要是?
一种谦辞的话，那么随?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提出的期望?就并非如?此了，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设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看，胡?适把文学?革命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很多问题，需?要国?人提出各种观点来展开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倡导文?学革命者不能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在?《新青年》上不去?容纳异己的观?点和?意见。但是陈独秀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则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发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陈独秀看来，他和??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对此进行?讨论的必要，?因此他不会让反对者在?《新青年》上提出?不同意见去“匡正?”。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是旗帜?鲜明而又坚决的，?也不?给反对者发起?进攻的机会。他的这一态度和不容异?己的做法对于“白??话文学”势如破竹的推广自然有效，?这一点后来连胡适?也承认，但胡?适仍然认为它是“武断??”的。如果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报刊或报人的确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符合传播规律。?通常?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即便是很有?生命力，也需要深?入传播和被广为接??受，而让不同的意见、观点在报刊上?就此展开交流和碰?撞则不可或缺；?
有时硬性灌输也能够?把新事物或新思想?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其?真正的传播效果值得考察?。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心理来看，读?者通常?也希望看到不同意见就某个问??题的交锋，若报刊总是传播一种声音?，?时间久了，就可能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疲劳甚至不悦?。汪懋祖就曾经?
投书《新青年》，说?它在提倡文学革命?时，“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既然胡适远?在美?国时就主张《新青年》要容纳异?议，在他正式加盟?《新青年》之后更??是身体力行这种主张。在回应汪懋祖??对《新青年》的质疑时，他充分?地阐释了他的主张：“?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
‘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容?纳异议?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退?让，其前提是报刊?或报人本身要有坚?定?的信仰或追求，而且持异议者的“?反对”得是“有理?由的反对”，其?
目?的则是试图“同化”持异议者。?　　然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于?“反对”意见的“欢迎?”，却为钱玄同所?不理解，他埋怨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劝?告他“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他?还强烈反对胡适约??请张厚载为《新青年》撰稿，声称若?胡适这样做，他“?便要脱离《新育?
年》”?。张厚载是个戏剧评论者，他极?力维护旧戏，公开??反对胡适等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戏?剧改良，其人品行?也很差，在胡适约?他写稿?前后，他还在《神州日报》上?制造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的谣言?。?对于这一切胡适似乎并不太介意：?“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
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他不顾钱玄?同的反对，坚持己??见：“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虽?然?胡适倡导报刊或报人要容纳异议，?但是他不可能去强?迫别人这样做，?
他只能利用“本记者?”的编辑权自己去?实施这种主张。胡??适认为，钱玄同为了推行“白话文”?革命可以去树立一?个反对的“假想敌?”王?敬轩，却不容他找现实存在的论?敌张子写稿从而和?他展开争论，这是??很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虽然胡适这里?所抱怨的“不公”?仅是他和钱玄?同两个编辑人之间的问?题，但它已经触及?到了新闻伦理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命题——传播的“公正?”或“公平”问题?。若报刊或报人不?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仅凸显?一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表达而忽视??其他人的发言，只容许一种声音的传?播而遮蔽其他意见?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传播?，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正、公平的传?播。?　　二　　社会责任意识是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对?报刊或报人提出的?又一道德?要求。该时期胡适有四篇文?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即《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及《胡适?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报业?蓬勃发展，新增报?刊有?４００多种，这些?报刊背景复杂，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与此同时?，各种思潮、理论??学说也在中国大量涌现，而且每种思?潮、理论学说往往?又有多个流派，?
但它们都借助报刊来?传播，在报刊上占?了大量篇幅，于是?报刊界兴起?了一股传播思潮、输人学?理的热潮。这种状??况让胡适非常担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报界和报人倾向??注重空淡，提倡尊孔复古者和以“新?潮”面目呈现的军?国民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在纸上空谈各种?“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会“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明确指出?报人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调研：“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他认为?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像“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呼吁“新??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至于“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它们都应该得到?研究，但它们本身?不是教条和金科玉?律，而?是有着工具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在《欢迎??我们的兄弟——　?星期评论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在理论上分析报?刊或报人应该具?
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需?要研究社会问题外?，胡适还具体针对?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注重研究以及不?负责任办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也?对有志?于从事新闻业的北大学生发出?了诉求，希望他们?不要去抽象地空谈?，?替人“充篇幅”?，而是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研究“活?的问题”。对于?
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负责任的办报现象?，他说：“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写?
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作为??报人，若社会责任意识缺?失，其所作的评论不仅对社会?无价值，甚至还可?能会对读者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胡适推崇“西洋的舆?论界”每家报馆都??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推崇美国?《世界报》注重研?究，重视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而?“不做向壁虚构的舆论家?”。?　　１９２２年?２月，北京大学部分从事新闻?工作的师生在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胡适受?邀与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北大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但接着话锋一转：“北大同学?迩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老实说大半?替?人家作充篇幅的事情。在胡适看来?，“五四”以后报?人的普遍空谈现?
象在北大学生报人身?上也存在。胡适希?望北大同学利用报?刊来承担社?会责任?，研究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说：?“我以为北大同学?不作新?闻事业则已，否则不应当专做?充篇幅的事情，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最痛心的，就是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办的报，做?
充篇幅的事业，这也?是很可耻的事情。?”站在胡适的角度?，“作充篇?幅的事情”本身就没有尽?到报人应有的责任?，如果再替那些军?阀报纸?这样做，就更是可耻的。这里?他已把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胡适还认为讨论?现实的具体问题即?“活的问题”会?
面?临“封报馆”，“坐监禁”，“受枪?毙”等各种威胁和?危险，但他?强调：“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受枪毙，不可拿?马克斯?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这应该是胡适对?北大学生报人提出的最高要求，为?了利用报刊履行社?会职责，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即使报纸被封，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流血?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尽管在胡适眼里“五四”之?后的报刊一度普遍?崇尚抽象?的空谈，有不少报人不注重?研究和社会调查，?但是也有一些报刊?既传?播“新思潮”，也能够着眼于现?实，研究时局，批?评时事，讨论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胡适对于它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或?提出殷切希望。?　　他认为《星期评论》?的“研究的态度”?是让人“极?佩服的”，希望它能够坚?持这种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绝不能生?存，使那班终身不?读?
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对于?毛泽东主编的?
《湘江评论》，他也发?出了赞叹：“《湘?江评论》第?
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认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　　　?胡适对报刊或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又烙上了鲜明的实验主义色?彩。?强烈的“家国”意识、忧患意识?、“文人论证”是?中国传统土大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因此关注现实、拯??救现实也就成了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胡适是一个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他同样?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思想上仍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他呼吁研究和?调查现实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倡导者?，实验主义认?为“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问?题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因此，尽管??胡适对报刊或报人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实验??主义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　　?早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他??就宣称该报的办报宗旨之?
一是希望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报刊或报人?自然应首先具备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仍然坚持和主张?这?种精神。那么，什么是报刊或报人?的独立精神呢?？它对于报刊或报人?
的价值何在，报刊或?报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６月?４日《努力周报》第?５期上发表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该文中，他把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类型。?他?认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他们不可?
能脱离其所属政党，?完全缺乏独立性；?虽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政论家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总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党，从而为某个?政党服务。胡适认?为?
惟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才是“?‘超然的’、独立?的”，他具体地?
阐述了这种政论家“?独立”的表现：独?立的政论家在政治?身份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身在?政党之外”，“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独立是政论家?独?立的前提，也是独立的政论家的首?要标志。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为政?
党所羁绊，在表达意?见时才不会为一党?私利所障目，也才?有可能不会?被误认为某个政党的喉舌?。?　　在角色扮演上，独立的政论家?通常担当?的是民间性的“清流”、“?智库”和体制外的?“监察御史”兼备?的角?色，或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质询?监督。在胡适看来?，独立的政论家不??仅政治身份要独立，就连他们所办的?报刊也要独立，这?是政论家独立?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在一?个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这是因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
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其次，与“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仅??是一个政党的“观象台”、?“斥候队”不同，独立的政?论家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
论家通过两种“武器?”即“造舆论”和?“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进而影响各?政党的政策。这样?，虽然他们身处政?党之?外，但“影响自在政党之中”，?虽“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对于?独立的政论家来说?，无论是“造?舆论”还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都离?不开报刊，独立的??报刊是其角色扮演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这又进一步?说明，报刊的独立?与政?论家的独立是连成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曾直?接明确地界定过什?么是“独立精神”?，?他说：“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
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到《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他重提了这个界定，并?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独立精神”?的最好说法，他还?提出了?
“独立精神”的两个重要条件?即“成见不能束缚?”和“时髦不能引??诱”比较新文化运动时期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释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基本内涵上虽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不依附任?何党派）?，但是前者似乎?更具体，更完备，也更符合新闻传播?学上对?传媒独立内涵的界定，而后者?则显得比较笼统，?也不够完备。?　　四?　　胡适所倡导的容忍、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非相互孤立。容忍?不是?对“异己”放弃原则的坚守，一?味地迁就，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前提??。为此，胡适强调持异议者在立论时?要“有理由的反对?”，而不是不负?
责任的“乱骂”。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遭遇批驳，也成?为后来?“批胡”运动中批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证?据。如果说胡适当??时的真意正在于反对那些异己的“主?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报刊?
在传播这些“主义”?时倾向于泛滥和“?空谈”，“舆论家?”们因此忽?略了对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致他们最终可能丢?弃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担负。也就是说?，当各种“主义”?的传播破坏了胡适??容忍的前提——社会责任意识，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些?“主义”本身。?既然胡适说“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是独立精?神的表现，可见，在他眼里?，社会责任意识是?独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独立精神涵括了社会责任?意识。胡适提出“?成见不能束缚”?
是“独立”的重要条?件，这说明他把容?忍看作是独立精神?的前提。因?为报人或报刊一旦为“成?见”所羁绊就不大?可能去容纳异议，?也不会?保持“超然”，而是依附于“?成见”，这样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独立?精?神。胡适深受自由主义的熏染，容?忍和独立精神实际?上同源于自由主?
义，前者源自报刊是?“意见的自由市场?”，各种意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自我修正”等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后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比较起来，胡适?的前述新闻伦理思?想与另一位报人梁?启?超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受自?由主义影响较早?
的报人，他在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几乎一?直追求自由主义，?主张“言论?自由”，因此，胡适的“?容忍”在他身上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胡适的前辈，梁启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胡适更早，更深，?其?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鲜明。但梁启超?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具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因，含有更?多宏大而抽象的国?家及政治命题，不?像胡适那样?具有实验主义色彩。追求?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对独立精神也比较?向往，?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论述报刊?独立的重要性。但?若根据上述胡适的?定?义来评判，梁启超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政论?家”。他虽是文人、学?者，但他不仅没有?做到“身在政党之?外”及“不?依傍任何党派”，而且是?政党的首领。梁启?超一生创办和指导?的报刊?有近２０种，但多是机关报或?党报，而且一旦政?治上有需求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言论事业”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又与胡适??设定的“时髦不能引诱”这一“独立?”的条件相悖。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则更符合他?自己界定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政论家”的?要求。?
作文三：《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7700字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论文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新闻伦理思想
胡适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政论家。他曾指导、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有近２０种，长期的报刊实践及其社会活动也使他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胡适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例外。该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
胡适晚年曾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教授乔治？林肯？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布尔的这句话视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并进行了阐发：“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
的雅量。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需要容忍，需要容忍异己，报刊或报人也应如此，对于报刊或报人来说，“容忍”和“容忍异己”主要是指容纳异议。实际上，晚年胡适的这一观点早在他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报刊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和表现出来。
１９１７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ｗＷＷ．１１６６５．ｃＯｍ然而，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以对其主张进行修正。如果说胡适此言主要是一种谦辞的话，那么随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提出的期望就并非如此了，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设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看，胡适把文学革命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很多问题，需要国人提出各种观点来展开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倡导文学革命者不能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在《新青年》上不去容纳异己的观点和意见。但是陈独秀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则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发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陈独秀看来，他和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对此进行讨论的必要，因此他不会让反对者在《新青年》上提出不同意
见去“匡正”。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是旗帜鲜明而又坚决的，也不给反对者发起进攻的机会。他的这一态度和不容异己的做法对于“白话文学”势如破竹的推广自然有效，这一点后来连胡适也承认，但胡适仍然认为它是“武断”的。如果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报刊或报人的确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符合传播规律。通常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即便是很有生命力，也需要深入传播和被广为接受，而让不同的意见、观点在报刊上就此展开交流和碰撞则不可或缺；有时硬性灌输也能够把新事物或新思想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其真正的传播效果值得考察。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心理来看，读者通常也希望看到不同意见就某个问题的交锋，若报刊总是传播一种声音，时间久了，就可能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疲劳甚至不悦。汪懋祖就曾经投书《新青年》，说它在提倡文学革命时，“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既然胡适远在美国时就主张《新青年》要容纳异议，在他正式加盟《新青年》之后更是身体力行这种主张。在回应汪懋祖对《新青年》的质疑时，他充分地阐释了他的主张：“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据此，
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容纳异议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退让，其前提是报刊或报人本身要有坚定的信仰或追求，而且持异议者的“反对”得是“有理由的反对”，其目的则是试图“同化”持异议者。
然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于“反对”意见的“欢迎”，却为钱玄同所不理解，他埋怨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劝告他“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他还强烈反对胡适约请张厚载为《新青年》撰稿，声称若胡适这样做，他“便要脱离《新育年》”。张厚载是个戏剧评论者，他极力维护旧戏，公开反对胡适等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戏剧改良，其人品行也很差，在胡适约他写稿前后，他还在《神州日报》上制造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的谣言。对于这一切胡适似乎并不太介意：“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他不顾钱玄同的反对，坚持己见：“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虽然胡适倡导报刊或报人要容纳异议，但是他不可能去强迫别人这样做，他只能利用“本记者”的编辑权自己去实施这种主张。胡适认为，钱玄同为了推行“白话文”革命可以去树立一个反对的“假想敌”王敬轩，却不容他找现实存在的论敌张子写稿从而和他展开争论，这是很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虽然胡适这里所抱怨的“不公”仅是他和钱玄同两个编辑人之间的问题，但它已经
触及到了新闻伦理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命题——传播的“公正”或“公平”问题。若报刊或报人不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仅凸显一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表达而忽视其他人的发言，只容许一种声音的传播而遮蔽其他意见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传播，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正、公平的传播。
社会责任意识是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对报刊或报人提出的又一道德要求。该时期胡适有四篇文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即《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及《胡适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报业蓬勃发展，新增报刊有４００多种，这些报刊背景复杂，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与此同时，各种思潮、理论学说也在中国大量涌现，而且每种思潮、理论学说往往又有多个流派，但它们都借助报刊来传播，在报刊上占了大量篇幅，于是报刊界兴起了一股传播思潮、输人学理的热潮。这种状况让胡适非常担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报界和报人倾向注重空淡，提倡尊孔复古者和以“新潮”面目呈现的军国民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在纸上空谈各种“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会“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明确指出报人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调研：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他认为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像“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呼吁“新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至于“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它们都应该得到研究，但它们本身不是教条和金科玉律，而是有着工具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在《欢迎我们的兄弟——＆ｌｔ；星期评论＆ｇｔ；》、《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在理论上分析报刊或报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需要研究社会问题外，胡适还具体针对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注重研究以及不负责任办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也对有志于从事新闻业的北大学生发出了诉求，希望他们不要去抽象地空谈，替人“充篇幅”，而是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研究“活的问题”。对于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负责任的办报现象，他说：“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写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作为报人，若社会责任意识缺失，其所作的评论不仅
对社会无价值，甚至还可能会对读者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胡适推崇“西洋的舆论界”每家报馆都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推崇美国《世界报》注重研究，重视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而“不做向壁虚构的舆论家”。
１９２２年２月，北京大学部分从事新闻工作的师生在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胡适受邀与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北大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但接着话锋一转：“北大同学迩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老实说大半替人家作充篇幅的事情。在胡适看来，“五四”以后报人的普遍空谈现象在北大学生报人身上也存在。胡适希望北大同学利用报刊来承担社会责任，研究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说：“我以为北大同学不作新闻事业则已，否则不应当专做充篇幅的事情，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最痛心的，就是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办的报，做充篇幅的事业，这也是很可耻的事情。”站在胡适的角度，“作充篇幅的事情”本身就没有尽到报人应有的责任，如果再替那些军阀报纸这样做，就更是可耻的。这里他已把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胡适还认为讨论现实的具体问题即“活的问题”会面临“封报馆”，“坐监禁”，“受枪毙”等各种威胁和危险，但他强调：“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受枪毙，不可拿马克斯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这应该是胡适对北大学生报人提出的最高要求，为了利用报刊履行社会职责，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即使报纸
被封，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流血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尽管在胡适眼里“五四”之后的报刊一度普遍崇尚抽象的空谈，有不少报人不注重研究和社会调查，但是也有一些报刊既传播“新思潮”，也能够着眼于现实，研究时局，批评时事，讨论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胡适对于它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或提出殷切希望。
他认为《星期评论》的“研究的态度”是让人“极佩服的”，希望它能够坚持这种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绝不能生存，使那班终身不读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对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也发出了赞叹：“《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认为“《建设》的前途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
胡适对报刊或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又烙上了鲜明的实验主义色彩。强烈的“家国”意识、忧患意识、“文人论证”是中国传统土大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因此关注现实、拯救现实也就成了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胡适是一个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他同样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思想上仍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他呼
吁研究和调查现实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倡导者，实验主义认为“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问题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因此，尽管胡适对报刊或报人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实验主义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他就宣称该报的办报宗旨之一是希望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报刊或报人自然应首先具备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仍然坚持和主张这种精神。那么，什么是报刊或报人的独立精神呢？它对于报刊或报人的价值何在，报刊或报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６月４日《努力周报》第５期上发表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该文中，他把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类型。他认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他们不可能脱离其所属政党，完全缺乏独立性；虽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政论家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总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党，从而为某个政党服务。胡适认为惟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才是“‘超然的’、独立的”，他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政论家“独立”的表现：独立的政论家在政治身份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身在政党之外”，“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
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独立是政论家独立的前提，也是独立的政论家的首要标志。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为政党所羁绊，在表达意见时才不会为一党私利所障目，也才有可能不会被误认为某个政党的喉舌。
在角色扮演上，独立的政论家通常担当的是民间性的“清流”、“智库”和体制外的“监察御史”兼备的角色，或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质询监督。在胡适看来，独立的政论家不仅政治身份要独立，就连他们所办的报刊也要独立，这是政论家独立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在一个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这是因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其次，与“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仅是一个政党的“观象台”、“斥候队”不同，独立的政论家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通过两种“武器”即“造舆论”和“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进而影响各政党的政策。这样，虽然他们身处政党之外，但“影响自在政党之中”，虽“不倚靠
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对于独立的政论家来说，无论是“造舆论”还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都离不开报刊，独立的报刊是其角色扮演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这又进一步说明，报刊的独立与政论家的独立是连成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曾直接明确地界定过什么是“独立精神”，他说：“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到《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他重提了这个界定，并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独立精神”的最好说法，他还提出了“独立精神”的两个重要条件即“成见不能束缚”和“时髦不能引诱”比较新文化运动时期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释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基本内涵上虽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不依附任何党派），但是前者似乎更具体，更完备，也更符合新闻传播学上对传媒独立内涵的界定，而后者则显得比较笼统，也不够完备。
胡适所倡导的容忍、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非相互孤立。容忍不是对“异己”放弃原则的坚守，一味地迁就，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前提。为此，胡适强调持异议者在立论时要“有理由的反对”，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乱骂”。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遭遇批驳，也成为后来“批胡”运动中批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证据。如果说
胡适当时的真意正在于反对那些异己的“主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报刊在传播这些“主义”时倾向于泛滥和“空谈”，“舆论家”们因此忽略了对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致他们最终可能丢弃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担负。也就是说，当各种“主义”的传播破坏了胡适容忍的前提——社会责任意识，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些“主义”本身。既然胡适说“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是独立精神的表现，可见，在他眼里，社会责任意识是独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独立精神涵括了社会责任意识。胡适提出“成见不能束缚”是“独立”的重要条件，这说明他把容忍看作是独立精神的前提。因为报人或报刊一旦为“成见”所羁绊就不大可能去容纳异议，也不会保持“超然”，而是依附于“成见”，这样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独立精神。胡适深受自由主义的熏染，容忍和独立精神实际上同源于自由主义，前者源自报刊是“意见的自由市场”，各种意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自我修正”等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后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比较起来，胡适的前述新闻伦理思想与另一位报人梁启超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受自由主义影响较早的报人，他在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几乎一直追求自由主义，主张“言论自由”，因此，胡适的“容忍”在他身上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胡适的前辈，梁启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胡适更早，更深，其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鲜明。但梁启超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含有更多宏大而抽象的国家及政治命题，不像胡适那样具有实验主义色彩。追求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对独立精神也比
较向往，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论述报刊独立的重要性。但若根据上述胡适的定义来评判，梁启超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政论家”。他虽是文人、学者，但他不仅没有做到“身在政党之外”及“不依傍任何党派”，而且是政党的首领。梁启超一生创办和指导的报刊有近２０种，但多是机关报或党报，而且一旦政治上有需求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言论事业”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又与胡适设定的“时髦不能引诱”这一“独立”的条件相悖。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则更符合他自己界定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政论家”的要求。
作文四：《&#46;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论文》7900字绿色软件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ｘｚ．ｃｏｍ／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论文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新闻伦理思想
胡适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政论家。他曾指导、创办、编辑或担任过撰稿人的报刊有近２０种，长期的报刊实践及其社会活动也使他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胡适新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时期也不例外。该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
胡适晚年曾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引用了美国历史学教授乔治？林肯？布尔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布尔的这句话视为“不可磨灭的格言”，并进行了阐发：“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需要容忍，需要容忍异己，报刊或报人也应如此，对于报刊或报人来说，“容忍”和“容忍异己”主要是指容纳异议。实际上，晚年胡适的这一观点早在他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报刊实践中就已经形成和表现出来。
１９１７年《新青年》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他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ｗＷＷ．１１６６５．ｃＯｍ然而，在文章的末尾他说：“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希望有人能提出不同意见以对其主张进行修正。如果说胡适此言主要是一种谦辞的话，那么随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所提出的期望就并非如此了，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设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弘从这封信的上下文看，胡适把文学革命看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很多问题，需要国人提出各种观点来展开广泛而充分的讨论，倡导文学革命者不能认为自己的主张就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在《新青年》上不去容纳异己的观点和意见。但是陈独秀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则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发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陈独秀看来，他和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对此进行讨论的必要，因此他不会让反对者在《新青年》上提出不同意见去“匡正”。由此可以看出，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是旗帜鲜明而又坚决的，也不给反对者发起进攻的机会。他的这一态度和不容异
绿色软件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ｘｚ．ｃｏｍ／　己的做法对于“白话文学”势如破竹的推广自然有效，这一点后来连胡适也承认，但胡适仍然认为它是“武断”的。如果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报刊或报人的确需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这符合传播规律。通常一种新事物或新思想即便是很有生命力，也需要深入传播和被广为接受，而让不同的意见、观点在报刊上就此展开交流和碰撞则不可或缺；有时硬性灌输也能够把新事物或新思想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其真正的传播效果值得考察。从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心理来看，读者通常也希望看到不同意见就某个问题的交锋，若报刊总是传播一种声音，时间久了，就可能会让人产生阅读上的疲劳甚至不悦。汪懋祖就曾经投书《新青年》，说它在提倡文学革命时，“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既然胡适远在美国时就主张《新青年》要容纳异议，在他正式加盟《新青年》之后更是身体力行这种主张。在回应汪懋祖对《新青年》的质疑时，他充分地阐释了他的主张：“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但“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提倡容纳异议并非是无原则的迁就和妥协退让，其前提是报刊或报人本身要有坚定的信仰或追求，而且持异议者的“反对”得是“有理由的反对”，其目的则是试图“同化”持异议者。
然而，胡适在《新青年》上对于“反对”意见的“欢迎”，却为钱玄同所不理解，他埋怨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劝告他“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他还强烈反对胡适约请张厚载为《新青年》撰稿，声称若胡适这样做，他“便要脱离《新育年》”。张厚载是个戏剧评论者，他极力维护旧戏，公开反对胡适等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戏剧改良，其人品行也很差，在胡适约他写稿前后，他还在《神州日报》上制造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的谣言。对于这一切胡适似乎并不太介意：“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他不顾钱玄同的反对，坚持己见：“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虽然胡适倡导报刊或报人要容纳异议，但是他不可能去强迫别人这样做，他只能利用“本记者”的编辑权自己去实施这种主张。胡适认为，钱玄同为了推行“白话文”革命可以去树立一个反对的“假想敌”王敬轩，却不容他找现实存在的论敌张子写稿从而和他展开争论，这是很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虽然胡适这里所抱怨的“不公”仅是他和钱玄同两个编辑人之间的问题，但它已经触及到了新闻伦理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命题——传播的“公正”或“公平”问题。若报刊或报人不能够容纳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仅凸显一部分人在某个问题上的表达而忽视其他人的发言，只容许一种声音的传播而遮蔽其他意见的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传播，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正、公平的传播。
社会责任意识是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对报刊或报人提出的又一道德要求。该时期胡适有四篇文献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即《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及《胡适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演说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报业蓬勃发展，新增报刊有４００多种，这些报刊背景复杂，分属不同的团体和派别。与此同时，各种思潮、理论学说也在中国大量涌现，而且每种思潮、理论学说往往又有多个流派，但它们都借助报刊来传播，在报刊上占了大量篇幅，于是报刊界兴起了一股传播思潮、输人学理的热潮。这种状况让胡适非常担心：“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报界和报人倾向注重空淡，提倡尊孔复古者和以“新潮”面目呈现
绿色软件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ｘｚ．ｃｏｍ／　的军国民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在纸上空谈各种“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也会“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明确指出报人的首要职责是对社会现实进行调研：“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他认为当时中国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像“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因此，他呼吁“新舆论界的同志”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至于“纸上的主义”，胡适认为它们都应该得到研究，但它们本身不是教条和金科玉律，而是有着工具意义，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和启发，研究的终极目标是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他在《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中都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除了在理论上分析报刊或报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需要研究社会问题外，胡适还具体针对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注重研究以及不负责任办报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也对有志于从事新闻业的北大学生发出了诉求，希望他们不要去抽象地空谈，替人“充篇幅”，而是能够肩负社会责任，研究“活的问题”。对于上海报界一些报人不负责任的办报现象，他说：“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写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作为报人，若社会责任意识缺失，其所作的评论不仅对社会无价值，甚至还可能会对读者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胡适推崇“西洋的舆论界”每家报馆都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推崇美国《世界报》注重研究，重视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而“不做向壁虚构的舆论家”。
１９２２年２月，北京大学部分从事新闻工作的师生在北大成立了“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胡适受邀与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肯定了北大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但接着话锋一转：“北大同学迩来从事于新闻事业的，老实说大半替人家作充篇幅的事情。在胡适看来，“五四”以后报人的普遍空谈现象在北大学生报人身上也存在。胡适希望北大同学利用报刊来承担社会责任，研究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他说：“我以为北大同学不作新闻事业则已，否则不应当专做充篇幅的事情，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最痛心的，就是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办的报，做充篇幅的事业，这也是很可耻的事情。”站在胡适的角度，“作充篇幅的事情”本身就没有尽到报人应有的责任，如果再替那些军阀报纸这样做，就更是可耻的。这里他已把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胡适还认为讨论现实的具体问题即“活的问题”会面临“封报馆”，“坐监禁”，“受枪毙”等各种威胁和危险，但他强调：“宁可为讨论活的问题被封，坐监禁，受枪毙，不可拿马克斯来替曹锟、张作霖、叶恭绰、薛大可的报纸充篇幅！这应该是胡适对北大学生报人提出的最高要求，为了利用报刊履行社会职责，考察和反映社会现实，即使报纸被封，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流血牺牲，也要在所不惜。
尽管在胡适眼里“五四”之后的报刊一度普遍崇尚抽象的空谈，有不少报人不注重研究和社会调查，但是也有一些报刊既传播“新思潮”，也能够着眼于现实，研究时局，批评时事，讨论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责任意识，《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建设》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胡适对于它们给予了充分肯定或提出殷切希望。
他认为《星期评论》的“研究的态度”是让人“极佩服的”，希望它能够坚持这种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绝不能生存，使那班终身不读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对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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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报刊或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强调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责任感的体现，又烙上了鲜明的实验主义色彩。强烈的“家国”意识、忧患意识、“文人论证”是中国传统土大夫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因此关注现实、拯救现实也就成了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虽然胡适是一个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学者，但他同样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思想上仍然承继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点和传统，因此他呼吁研究和调查现实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倡导者，实验主义认为“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问题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因此，尽管胡适对报刊或报人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实验主义色彩也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他就宣称该报的办报宗旨之一是希望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报刊或报人自然应首先具备独立的精神。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仍然坚持和主张这种精神。那么，什么是报刊或报人的独立精神呢？它对于报刊或报人的价值何在，报刊或报人怎样做才能实现自身的独立？胡适在１９２２年６月４日《努力周报》第５期上发表的《政论家与政党》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回答。在该文中，他把政论家分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三种类型。他认为“服从政党的政论家”，“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他们不可能脱离其所属政党，完全缺乏独立性；虽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和“服从政党的政论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政论家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总隶属于这个或那个政党，从而为某个政党服务。胡适认为惟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才是“‘超然的’、独立的”，他具体地阐述了这种政论家“独立”的表现：独立的政论家在政治身份上不属于任何政党，他们“身在政党之外”，“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也就是说，政治身份的独立是政论家独立的前提，也是独立的政论家的首要标志。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为政党所羁绊，在表达意见时才不会为一党私利所障目，也才有可能不会被误认为某个政党的喉舌。
在角色扮演上，独立的政论家通常担当的是民间性的“清流”、“智库”和体制外的“监察御史”兼备的角色，或提出意见建议或进行质询监督。在胡适看来，独立的政论家不仅政治身份要独立，就连他们所办的报刊也要独立，这是政论家独立的又一个重要前提和标志。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在一个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这是因为“政党的政论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其次，与“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仅是一个政党的“观象台”、“斥候队”不同，独立的政论家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
胡适认为独立的政论家通过两种“武器”即“造舆论”和“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来表达他们的主张进而影响各政党的政策。这样，虽然他们身处政党之外，但“影响自在政党之中”，虽“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对于独立的政论家来说，无论是“造舆论”还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都离不开报刊，独立的报刊是其角色
绿色软件下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ｐｘｚ．ｃｏｍ／　扮演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这又进一步说明，报刊的独立与政论家的独立是连成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创刊号上曾直接明确地界定过什么是“独立精神”，他说：“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到《独立评论》创刊一周年时，他重提了这个界定，并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独立精神”的最好说法，他还提出了“独立精神”的两个重要条件即“成见不能束缚”和“时髦不能引诱”比较新文化运动时期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对“独立精神”的阐释可以发现，这两者在基本内涵上虽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不依附任何党派），但是前者似乎更具体，更完备，也更符合新闻传播学上对传媒独立内涵的界定，而后者则显得比较笼统，也不够完备。
胡适所倡导的容忍、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非相互孤立。容忍不是对“异己”放弃原则的坚守，一味地迁就，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前提。为此，胡适强调持异议者在立论时要“有理由的反对”，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乱骂”。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不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即遭遇批驳，也成为后来“批胡”运动中批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证据。如果说胡适当时的真意正在于反对那些异己的“主义”的话，那是因为在他看来报刊在传播这些“主义”时倾向于泛滥和“空谈”，“舆论家”们因此忽略了对各种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以致他们最终可能丢弃对社会责任的真正担负。也就是说，当各种“主义”的传播破坏了胡适容忍的前提——社会责任意识，他也会站出来反对这些“主义”本身。既然胡适说“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是独立精神的表现，可见，在他眼里，社会责任意识是独立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独立精神涵括了社会责任意识。胡适提出“成见不能束缚”是“独立”的重要条件，这说明他把容忍看作是独立精神的前提。因为报人或报刊一旦为“成见”所羁绊就不大可能去容纳异议，也不会保持“超然”，而是依附于“成见”，这样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独立精神。胡适深受自由主义的熏染，容忍和独立精神实际上同源于自由主义，前者源自报刊是“意见的自由市场”，各种意见可以在“自由市场”上“自我修正”等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后者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比较起来，胡适的前述新闻伦理思想与另一位报人梁启超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受自由主义影响较早的报人，他在一生的报刊活动中几乎一直追求自由主义，主张“言论自由”，因此，胡适的“容忍”在他身上也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作为胡适的前辈，梁启超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胡适更早，更深，其社会责任意识更为鲜明。但梁启超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含有更多宏大而抽象的国家及政治命题，不像胡适那样具有实验主义色彩。追求自由主义的梁启超对独立精神也比较向往，他曾多次直接或间接论述报刊独立的重要性。但若根据上述胡适的定义来评判，梁启超并不具备真正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独立的政论家”。他虽是文人、学者，但他不仅没有做到“身在政党之外”及“不依傍任何党派”，而且是政党的首领。梁启超一生创办和指导的报刊有近２０种，但多是机关报或党报，而且一旦政治上有需求他就会放弃自己的“言论事业”投身于政治活动，这又与胡适设定的“时髦不能引诱”这一“独立”的条件相悖。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则更符合他自己界定的独立精神和“独立的政论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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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论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思考》》2000字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思考
内容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普遍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和理性的复归。但是同时很多人认为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这种“二元论”观点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历史观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未完成的启蒙运动。它试图用一种自由、理性以及用科学的方法看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来推动中国的复兴。虽然，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决不能忽视文化所带来的力量，更不能把本民族的文化弃之不理。
关键词：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传统文化
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被普遍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和理性的复归。但是同时很多人认为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这种“二元论”观点越来越渗透到我们的历史观之中。如何理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就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鲁迅、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钱玄同等等来看，他们本身就有很好的旧学功底，也是长期被中国文化所化之人。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回过头来批判传统文化呢？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中国暮气沉沉，只有靠振兴才能拯救中国，而振兴的前提当然就是改革。在改革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阻力非常之大，这个阻力就是来自各种各样的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文化。因此，他们才会回过头来，看这个传统文化里头到底有哪些东西是阻碍革新的，把它提出来，要批判这些旧的糟粕，而不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否认。
所以我觉得，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所在。在“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断层多年后的今天，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方向上的取向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有过激之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由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追求现代化处于一种“狂热”的心理状态，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加以鄙弃，就像西方谚语所言“把小孩子和澡盆里的脏水一起倒掉”，结果反而造成欲速则不达。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他们把民主与科学放在和中国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地位。而这种观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精神世界的茫然、在道德体系上的不完整，学中文的没有看过传统蒙学经典的比比皆是，语文教师读不懂文言文、甚至对现代白话文都不能娴熟的运用，与那时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不无关系。
第三，“整理国故运动”可借鉴之处颇多。“整理国故”是１９１９年五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经胡适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整理国故运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迅即从正面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从而在社会政治的“主义”层面上，使新文化运动达成了救亡与启蒙的有机结合。至于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诚然一时缓不济急，却也及时把握了历史契机，积极地回答了新文化运运何去何从的文化问题，从一个侧翼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事业，并使之逐渐趋于成熟、深化。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就在学术文化的“问题”层面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由此可见，这两种路向固然分工不同，但亦可谓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值得让我们思考的是，“国故”代表人物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