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中国式财政货币协同。　　3月即将迎来全国两会，中国将迎来怎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对此颇为关注。　　展望2023年，相对确定的宏观趋势是外需收敛然而内需扩张。我们认为2023年内需扩张需要依赖两个部门扩表，一是居民部门，二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扩表涉及QE、财政货币化等概念探讨，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财政货币如何协同。　　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是，“财政货币化”过程中流动性将呈现怎样的格局？　　“财政货币化”存在两种范式，中国“财政货币化”本质上是财政货币协同。　　“财政货币化”虽然常被讨论，但学界与市场对其赋予的内涵并不相同。　　学界探讨的“财政货币化”，指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这种模式下央行被财政牵引，独立性缺失，且恶性通胀风险较高。这一财政货币化模式多数国家禁止，中国也不例外。　　市场探讨的“财政货币化”，更多指代央行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这种模式下一国货币政策更多起到财政扩张的配合角色，财政和货币高度协同。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之后，中国再未出现过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　　本文探讨中国“财政货币化”内涵有二，其一是央行在二级市场配合财政扩表，其二是政策行与商业银行配合财政扩表，均体现财政货币间的协同。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历史上有四个关键时点值得关注。　　第一个关键时点，1993年。　　在此之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可直接向央行借款。90年代初经历高通胀之后，1993年国务院发文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　　第二个关键时点，1995年。　　《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彻底切断财政和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联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　　第三个关键时点，2009年。　　为落实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融资，此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与商业银行、政策行联动扩表，开启了中国预算外财政货币化路径。　　第四个关键时点，2013年-2014年。　　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有三种模式，所致流动性效果不尽相同。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分为三种模式：　　模式一，直接买卖国债或接受政府相关负债为抵质押品。　　模式二，创设并投放新型流动性工具。　　模式三，敦促商业及政策性银行信用扩张。　　模式一和模式二中，财政扩张同时央行一般会配合流动性投放，所以财政货币化过程大概率伴随着流动性宽松。　　然而模式三大为不同，财政预算外扩表，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同步扩表，这一过程的直接效果是银行间资金面反而收紧。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对2023年资金面影响。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流程是财政发行国债，然后央行在二级市场上或直接购买，或接受政府债券作为抵质押品，因而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往往对应着银行间流动性宽松。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以有三种模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流动性宽松。回溯历史，某些特定年份，例如2016至2017年，财政货币化同时银行间资金面收紧。　　2023年，预算外财政扩张或仍将是财政主流选择。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及政策性扩表是2023年财政货币化的主要模式。　　这一模式下，流动性格局或将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财政货币化同时央行不必然配合流动性宽松。　　第二，全年维度，2023年流动性波动率或提高。　　　　一、财政货币协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　　“财政货币化”虽然常被讨论，但学界与市场对其赋予的内涵并不相同。　　学界常常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指央行直接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的行为。　　一国财政扩张时，若政府直接对话央行要求资金支持，央行随即在一级市场购入政府债券（例如国债），央行与财政直接同步扩表，即学界所称“财政货币化”，意在刻画一国央行为配合财政而缺失独立性现象。　　市场上讨论的“财政货币化”，更多指代央行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间接与财政联动的行为。　　如果政府先绕开央行，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后续金融机构再从央行获取流动性，央行间接与财政扩表，即市场所探讨的“财政货币化”，其更多反映一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　　1995年以后，由于受到法律的约束，学界讨论的“财政货币化”从未在中国发生，因此讨论中国式“财政货币化”，自然将央行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的行为排除在外。本文即将展开讨论的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不仅包括央行在二级市场配合财政扩表，还包括商业银行、政策行对财政的信用支持。　　　　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政策规范演绎　　（一）当前政策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主流国家（美日欧）都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不同国家均以相对严格的法律形式约束央行直接认购国债，譬如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美联储只能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日本财政法指出央行原则上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但英国、日本等主流经济体也在特定时期或特定情境下容忍央行直接认购国债）　　央行一级市场购债被禁止，因为这种方式会挤压央行必要独立性、同时带来道德风险，一旦财政“不负责任”扩表，将带来恶性通胀等不良后果。　　中国也从法律层面禁止央行一级市场购债。　　首先，1993年财政部被禁止直接向央行借款。1993年以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曾直接向央行借款行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布前，中央财政向人民银行借款1663.57亿元[1]）。　　在央行与财政协同且缺乏约束的背景下， 1993年中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胀，通胀率高达14.7％。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下发，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财政预算先支后收的头寸短缺靠短期国债解决，财政赤字通过发行国债弥补”。　　随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进一步切断财政和央行直接联系。《中国人民银行法》其中第二十八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1995年以后中国央行恪守《中国人民银行法》，至今未曾在一级市场对财政融资。　　　　　　（二）当前政策允许央行二级市场购债　　绝大多数主流国家均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观察不同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美国、日本、英国等主流国家均有对政府债权科目，一级市场购债被禁止前提下，说明各国央行允许在二级市场购债。原因之一是可以为低利率国家的货币政策找到出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2020年疫情冲击期间，日本、美国、欧洲开展的大规模量化宽松均在二级市场上开展。　　原因之二在于，二级市场购债能够反映政府信用的真实价值，一旦政府信用陷入危险，二级市场国债价格将迅速走低，从这一层面上，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货币超发风险。　　中国同样允许央行在二级市场上购入国债。　　中国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及外汇。”明确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进行现券买卖。　　2013年-2014年后，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　　　　（三）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历史上的四个关键时点　　上文仅讨论央行于财政的协同，如果将商业和政策行对财政协同的政策也纳入讨论，我们将得到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四个关键时点。　　第一个关键时点，1993年，财政部禁止向央行借款。　　在此之前中国财政资金紧张，政府可直接向央行借款。90年代初经历高通胀之后，1993年国务院发文要求“财政部停止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　　第二个关键时点，1995年，央行被禁止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被允许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开启预算内财政货币化。　　《中国人民银行法》出台，明确央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彻底切断财政和央行在一级市场上直接联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等优质债券。　　第三个关键时点，2009年，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城投获得商业银行、政策行信贷支持，开启预算外财政货币化。　　1996年《贷款通则》明确借款人并不包括政府，及政府无法直接从金融机构借款。而在2009年3月央行、银监会下发〔2009〕92号文，为落实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融资，至此以后，地方政府得以通过城投与商业银行、政策行联动扩表，开启了中国预算外的财政货币化。　　第四个关键时点，2013年-2014年，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支持财政预算内外货币化。　　央行创设多项货币工具（MLF、SLF等），允许金融机构将优质债券与信贷作为抵押品释放流动性，意味着央行与财政联动不只有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一种路径，也意味着央行不仅可以支持财政预算内扩表，也可以实现对财政预算外扩张的支持。　　三、中国式“财政货币化”的三种模式　　根据实施财政货币化的主体以及使用货币工具的不同，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模式一、二是央行对财政的协同，模式三是商业银行、政策行对财政的协同。　　（一）模式一，央行直接买卖或接受抵质押品　　模式一是央行配合财政扩张的方式之一。央行可以基于自身意愿，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买断或接受政府债券抵质押，进而投放流动性实现财政与货币的协同。　　2013年以前，央行更多采用现券买断投放流动性。　　2000-2003年，当时央行为了调节市场流动性，多次在债券市场上进行现券买卖。2001年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明确提到，在当年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中，现券的交易量明显增加。　　2013年以后，央行更多使用逆回购、MLF、SLF工具，通过接受抵质押品投放流动性。　　2013年以后，在各类创新货币工具的加持下，央行不局限于外汇资产派生基础货币，而是接受政府债券、政府富有偿还义务的信贷、信用债等优质资产作为抵押投放流动性。这样一来，央行可以实现对财政预算内、外扩张的协同。　　当然，买卖、接受抵质押品的主动权掌握在央行手中，财政扩张时，央行没有义务100％进行配合。　　模式一中，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借助平台融资的加杠杆，必然伴随着宽信用。央行若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国债或者接受政府债券作为地址押品，投放MLF等结构性工具，那么这一过程伴随着流动性投放。　　　　（二）模式二，央行创设并投放流动性工具　　模式二是央行配合财政扩张的方式之二。　　在这一模式下，央行通过创设不同种类的结构性货币工具，金融机构先向政府提供贷款，随后央行向金融机构输送流动性（即先贷后借），最终实现财政货币协同闭环。　　针对政府扩表而开展的流动性工具包括PSL（2014年创设）、设备更新再贷款（2022年创设）。　　2014年开设的PSL（补充抵押贷款）实操模式中，政策性银行首先向地方政府提供棚改贷款，再将相关贷款或其他资产抵押给央行获得流动性支持（贷款本金的100％）。　　2022年创设的设备更新贷款， 实践流程中，先由21家金融机构向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提供用于专向用于设备更新贷款，随后再从央行获得资金支持（贷款本金的100％）。　　结构性货币工具秉持“先贷后借”原则，金融机构在“贷”后必然跟进“借”的操作。在这一模式中，政府扩表同时伴随着流动性同步宽松。　　　　（二）模式三，商业及政策性银行信用扩张　　和前两大模式不同，模式三中央行的直接参与度下降，而是由政策行与商业银行配合财政进行扩张。　　除了购买政府债券，商业银行和政策行还能向政府提供信贷类支持。　　2015年以前，政府扩表主要依赖商业银行扩表。法律约束下，商业银行不能直接给政府贷款，但在多年的实践中，出现了商业银行接受政府资产（譬如土地）抵押，向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商业银行接受实体企业或个人的政府购买承诺抵押，向企业提供贷款等方式，实现商业银行对政府扩表的协同。　　2015年后，隐债监管趋严（对融资平台监管力度加大），政府更依赖政策行扩表。对于政策行而言，一般通过政策行信贷或者设立专项建设基金（即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形式扩表。譬如2015-2017年设立2万亿专项建设基金、2022年设立0.7万亿建设基金，新增逾8000亿政策行信贷。　　现实中，中国财政扩张更多借助模式三。模式三也是预算外财政扩张的主要渠道。值得强调，模式三中的财政货币协同，财政和银行同步扩张，会消耗流动性。除非央行后续跟进流动性投放，否则模式三的直接效果是带来流动性收紧。　　　　四、中国式“财政货币化”之下的流动性启示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往往对应着银行间流动性宽松。　　海外主流财政货币化流程是财政发行国债，然后央行在二级市场上或直接购买，或接受国债作为抵质押品。　　这一传统财政货币化进程中，财政扩表需要央行在公开市场上投放流动性，最终实现央行和财政部同步扩表。央行终究需要投放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　　这一传统财政货币化模式中，财政扩张的同时央行维持流动性宽松。　　中国式“财政货币化”可以有三种模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流动性宽松。　　尤其模式三，财政通过预算外渠道扩表，普通商业银行或者政策性银行开展信用扩张，这一过程不仅没有对应央行流动性投放，相反会消耗银行间超额准备金，效果是银行间资金利率收紧。　　当然，央行可以在后续跟进降准，公开市场操作等流动性投放操作，最终可以缓解预算外扩表带来的流动性压力。但单纯从中国式财政货币化模式三而言，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扩表的直接效果，的确是造成流动性收紧。　　回溯历史，某些财政货币化年份反而伴随着银行间流动性收紧。　　一个典型的宽财政时期，2015-2017年，当时财政同步启用PPP、棚改贷款、政策性金融工具三项准财政工具。财政刺激下，这一时期基建和地产投资需求得到提振，社融增速高企，宽信用效果显著。　　反观资金面， 2016年末至2017年资金利率快速抬升，流动性趋紧。这一时期呈现出典型的财政扩张、信用扩张（社融增速抬高），然而银行资金利率收紧。　　原因比较容易理解，2016年至2017年，政府通过PPP、政策性银行扩表等形式进行财政扩张。与此同时，央行在银行间市场未投放足额流动性，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资金面结束了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的宽松，最终在2016年下半年迎来收紧。　　2023年，预算外财政扩张或仍将是财政主流选择。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及政策性扩表是2023年财政货币化的主要模式。　　我们曾在《年度财政基建展望》中提出，中性情形下，今年仍有0.7万亿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待发行使用。　　这一模式下，流动性格局或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财政货币化同时，央行不必然配合流动性宽松。第二，全年维度，流动性波动率或提高。　　　　经济修复节奏超预期，疫情发展超预期，海外地缘政治冲突超预期。本文源自：金券商研报精选作者： 周君芝、周恺悦}

什么是货币化写作时间2022-7-28货币化是指某个事物经过货币交易，达到一定的交易次数、一定的交易量，朝着货币本身质变的一个过程。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某个事物变成货币的过程；当货币化完成时，那个事物也就变成了货币。货币化是社会发展规律，任何事物只要有机会就会朝着演变货币的方向发展。为了理解，大家可以自行引进“半货币”“准货币”的概念。货币有大家认可、度量事物、交易工具的属性；而“半货币”“准货币”也几乎有这些属性，只是程度不及货币。“半货币”“准货币”的出现，会挤压原本货币的生存空间。货币经济会在货币化的影响下，规模会萎缩；而在货币化影响下出现的“半货币”“准货币”会在经济领域扩展。“准货币”现实中都有哪些？凡不是法定货币，却在各种场合当成货币使用的，都是“准货币”，有银行卡里的数字，各种支付工具里的数字，银联卡里的数字，等等。与货币交易得越频繁，这些“准货币”的货币化程度越高。“半货币”现实中都有哪些？“半货币”使用的场合没有“准货币”那么覆盖面广。像比特币、区块链数字货币、游戏币等等，都是“半货币”。货币化为什么会出现？货币化是为了补充货币的不足。货币的不足有哪些？1、无法解释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如在美国和在中国做同样的面包付出劳动相同，获得报酬不同，需要不同货币来定价值。2、某个特定情况货币被抽走后，形成货币真空，货币真空就会诞生出货币化的事物。比如房地产的货币化现象。3、本是就没有货币的领域，会诞生出货币化的事物。比如游戏世界如果没有货币的话，玩家会把某个物品当成货币。由货币化出现的原因可知，去货币化无法实现，“去货币化”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有人试图用减少货币供给，实行打压货币化政策，妄图去货币化，结果就是社会发展陷入大萧条。货币是发展生产关系的重要工具。每个国家建国之初，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把某个物品货币化成货币。货币原本不是货币，货币化之后才变成货币的。有“货币化”的概念，也有“货币退化”的概念。金银退出货币，就是“货币退化”的一种现象。在现如今的经济领域，很多专家会把“货币化”误当成“价值化”，把对商品与劳务的价值化误当成“货币化”。价值化就是把有价值的事物用货币的度量衡清楚地标识出来。此时我们要的是利用工具（货币），而不是变成工具（货币）；货币化解释成变成工具，比货币化解释成利用工具更为稳妥，更容易理解，就好像大家的口头语“白化、黑化、”，要的是转变的意思。还有，某个货币的发展壮大，也不能称为经济货币化，只能称为货币扩大化。商品化也不能称为货币化。公共道路转变为私人收费公路，是私有化，是商品化，不能称为货币化。某些经济类书记会张冠李戴，把商品化的概念，戴在货币化头上。“商品化”和“货币化”有很大区别，一个物品要实现货币化，必须先实现商品化，且该物品作为商品，其属性比较稳定，要被大家认可，经常被用于交易。例如债务，债务商品化和债务货币化的区别，商品化债务只能在卖家和买家之间流动；货币化债务可以在卖家买家之外的其他人手里交易。商品化债务由于买家破产，如果不能变卖债务，将是极大的缺点，所以，尽管控制很严，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债务在卖家买家之外的其他人手里交易，债务变成了货币化债务。货币化电子债务只能算是“半货币”。那些不记名的纸制债券，则是“准货币”，这些“准货币”会被用来交易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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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首先得了解货币的功能啦，三大：1储值功能2计价功能3交易媒介功能。推动经济的货币化的作用有以下几点：1可以摆脱自从金本位时代以来以黄金做为交易媒介的弊病，就是携带不方便，交易不方便的问题。2货币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体现各个国家货币的贬损程度，可以反映汇率。因为固定汇率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只有少数几个金融行业超级发达的国家才能做到。3货币化对国家控制金融经济政策有帮助，可以不断发行新币销毁旧币，而且可以有效的发挥货币政策的功效，比如说增发新币，可以部分刺激国民经济。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在此就不赘述了，还有点事情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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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正在日益增加，也就是指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一、我国经济货币化的计算及其悖论　　根据我国目前的常用方法，即采用M2／GDP的方式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我们得出计算结果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标(96) 36．1 40．8 46．0 48．9 51．8 57．8 54．5 61．4 64．1 62．2　　经济货币增长率(%)
13．1 12．7 6．3 5．9 11．6 -5．7 12．7 4．4 —3．0　　同上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64．6 82．5 89．5 95．4 100．7 100．4 103．9 112．1 122．2 132．1 146．1　　3．9 27．7 8．5 6．6 5．6 -0．3 3．5 7．9 9．0 8．1 10．6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及《1999年中国统计公报》编制。　　从该计算结果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增长态势十分显著，换句话说，货币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存在形式在我国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与泛化，但当我们对比亚洲其它国家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的中国在经济货币化指标上竟然丝毫不逊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是相当高的，以1998年为例，美国仅为0．67，而我国已经是1．32。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事实：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发展呈现非常不正常的态势。　　二、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如前所述，一般来讲，经济货币化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比，因此我们还可以从计量经济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因果关系‘由于我们用M／GDP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我们必须采用与M、GDP无关的指标，笔者在此采用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具体的想法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实际体现即为居民消费水平。我国的相关结果数据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13 1．20 1．00 1．06 1．12 0．94 1．13 1．04 0．97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7 1．14 1．11 1．10 1．11 1．17 1．23 1．33 1．14 1．26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04 1．28 1．08 1．07 1．06 1．00 1．03 1．08 1．09 1．08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3 1．08 1．16 1．21 1．27 1．33 1．26 1．19 1．09 1．0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整理而成，其指数采用的是环比数据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是识别一组变量(x，y)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基本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那么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就认为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具体表述为：“对于服从平稳随机过程的两个变量x和y，如果用x、y各自的过去值和现在值预测y，比不用x的现在及过去值预测y所得的预测值较为优良，那么就存在x到y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方法如下：对于两个平稳时间序列{xt}和{yt}，其中t＝1，2……T。要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构造以下两个模型：　　无限制条件回归： (1)　　有限制条件回归： (2)　　其中，εt是白噪声，n是滞后阶数(可以任意选择)。　　设假设H0：β1＝β2＝……＝βn＝0，分别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得到各自的残差平方和SSRu与SSRr后构造F统计量。　　F(n，T-2n)＝[(SSRr-SSRu)／n]／[SSRu／(T-2n)]　　如果F(n，T-2n)＞Fα(α为显著性水平)，那么我们就拒绝：“x不是引起y的变化的原因”的假设。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要交换x与y，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0。要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单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必须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令原假设H10：经济货币化水平不是引起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的原因；原假设H20：居民消费水平不是引起经济货币化水平变化的原因。利用上文所述的有关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下：　　原假设 n＝1 n＝2 n＝3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H10 1．34339 0．26456 1．05617 0．37800 1．39280 0．30696　　H20 1．96959 0．18917 2．79044 0．10112 1．81143 0．19833　　在上式中，从检验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竟然与居民消费水平不呈显著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很令人费解，毕竟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货币化指标从国外经验与常识来看，都应该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因果关系来看，我国表面上很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实际上并不代表同样水平的居民消费水平，这种指标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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